《与全世界做生意II》章节试读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9
ISBN:9787111439196
作者:(爱)柯纳•伍德曼
页数:212页

《与全世界做生意II》的笔记-第20页 - 第一章

这本书还有个小标题“一个经济学家的环球冒险,带你探寻商品背后的故事。”
第一章讲的是尼加拉瓜国的米斯基托海岸居民,冒着生命危险捕捞自己都消费不起的龙虾(Lobster)。
为什么说冒着生命危险?因为这里的捕虾者没有起码的科学常识,或者即使知道常识,也迫于无奈,不会遵循。导致工作10年(看工作强度了,有的可能时间更短)之后的捕虾者变成畸形人,只能坐在轮椅上以行乞为生。这还算好的,很严重的,会死亡。
在发达国家,潜水员有个不可或缺的安全环节“减压停留”。如果人需要潜到水面100英尺=30.48米以下,那么,从气罐里呼入的空气就包含了氮气和氧气,两者都通过肺部进入血液。人游动过程中消耗氧气,而氮气,则在身体里周游一圈后回到肺部,这时候,人把氮气和二氧化碳一起排出去。因为人在水面100英尺以下,吞吐这些气体时承受着极大压力。问题在于,氮需要一两分钟才能周游全身,回到肺部。
而尼加拉瓜这里的捕虾者从水下上到水面,不会做这短短的几分钟停留,他们换了氧气罐,会立马下去,继续捕捞。
这里的人,还靠捡漏飞机上为躲避海防和巡逻舰的检查而扔掉的毒品防水包为生。
第二章,讲到了麦当劳等国际大企业为提升道德形象,与“雨林联盟”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它重点关注的是热带雨林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标志如下图:雨林联盟标志第三章,提到的是“加州设计,中国组装”的苹果公司产品。关于富士康的事情,各位也都耳濡目染了,就不啰嗦了。由于富士康是国内第一大电子产品出口商,所以得到了很大扶持。还提到了中国人做事靠“关系”。
第四章,讲的是中国人在越南老挝种植橡胶树。老挝的一个小镇“磨丁”,几乎成了中国镇,因为企业给这里村民每人800美金,叫他们离开。
中国政府给在越南种植橡胶树的企业很大扶持力度,也赠送了很多项目给越南,如体育馆等。同时帮助加勒比地区兴建板球馆,拉丁美洲兴建足球场。
我国云南虽然是世界橡胶加工业中心,但仍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要往越南另辟蹊径。20世纪90年代,老挝是全球主要的鸦片供应国和出口国。而现在基本都不在种鸦片,改为橡胶树了。
这里提到了一个15岁孩子的一天:
凌晨3点起床。3点半下地干活。
割橡胶树四五个小时。
中午1点左右回家,
下稻田帮家里人的忙或者到新树林里割杂草,一直干到下午4点。
下午4点半到7点半,回学校学英语,
晚上8~10点学计算机。
之后回家给自己热一顿饭吃,知道11点上床睡觉。
~~

《与全世界做生意II》的笔记-全文 - 全文

发展与战争是不兼容模式。

《与全世界做生意II》的笔记-咱们的购物篮 - 咱们的购物篮

这是一本关于穷人的书,具体来说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苦大众的书。这些人干着你多半不乐意做的工作,拿着你恐怕无法赖以维生的工资。这些农民、矿工、渔民和工厂工人生产出的产品,最终说不定正好落入了你的购物篮。这些产品能进入你的购物篮,多亏了那些大企业:大型连锁餐厅、大型电子公司、大型制药厂、大型汽车企业……凡此种种,数之不尽。这本书写的是穷苦人家如何受到大公司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受到你和我的影响——毕竟,我们要谈的,是咱们的购物篮嘛。

像我一样,你大概琢磨过,为什么我们最钟爱的品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可生产这些商品的人却依然过得那么艰辛。为什么大企业——我们从它们那里购买食物、小家电、衣服和所有其他东西——不能多做些贡献,好让那些为自己耕作、捕鱼、组装或开采的人能在安全的条件下劳动,赚取足够的工资,无须在生存的边缘上挣扎呢?

如果你想了解这些事情,那么你说不定属于那些开始对所购商品更加挑剔的百万消费者之一。过去10年,商业大街上的“道德意识”突飞猛进。道德意识和环保产品的销量年复一年地成倍增长,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自己购买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是从什么人的手里采购的?或者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我们现在置身这样的地位:能够通过自己选购的咖啡、巧克力、香蕉、电话以及其他许多商品品牌,来表达我们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可以靠着包装上标志或信息的有效提示,做出正当的选择。如今,越来越多的商品贴上了道德认证组织的标签,如公平贸易基金会(Fairtrade Foundation)、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和UTZ认证(UTZ CERTIFIED)。故此,这种标志和信息,就成了非常强大的营销工具。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笔大买卖。按消费合作社(Co-op)公布的《道德消费者》(Co-op抯 Ethical Consumer)报告所称,2009年,我们的购物篮总计放进了价值360亿英镑的道德意识产品,2011年,英国带有“公平贸易”标志的产品,总价值将高达10亿英镑。尽管近年来出现经济衰退,道德意识产品在英国的销量过去两年里却不降反升,增加了20%。不过,会有这样的风险吗——道德意识企业标签蕴涵的营销优势成了驱使企业这么做的动力,但它们其实并不想做出积极的改变?

几年前,我坐在火车上,喝着咖啡,望着周遭村落飞逝退去。偶然间,我瞟到咖啡杯上印着一幅非洲农夫的照片,还附有一段文字:“喝了这杯咖啡,你便帮助改善了乌干达布萨曼加村民的生活。”紧接着这条信息的是道德认证组织“公平贸易基金会”的标志,还有它们的口号:“保证让第三世界生产者获得更公平的交易。”

想要帮助非洲农村贫苦农民的好心消费者,寻找的大概就是我说的这种标签吧。我应该为它感到宽慰,觉得自己做了符合道德良知的购物选择。但我慢慢地生出一缕疑惑,挥之不去。它让我坐立不安,备觉尴尬。我真的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吗?他们真的得到了更公平的交易吗?靠购买特定类型的咖啡,真的有可能让人生活得更好吗?我又想了想那标志,觉得改成“努力让第三世界生产者获得更公平的交易”,恐怕会更准确。它还提醒我,若是你觉得自己做了点什么贡献,自我感觉会更加良好。但下一秒,我又扪心自问:让人自我感觉良好,会不会正是这套营销计划的原本目的呢?

打开电视机,浏览互联网,你很难不直接接触到世界各地贫困国家穷苦民众惨淡的生活现实。媒体在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之间建立起了有力的联系。但不管媒体怎样铺天盖地地报道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我们却极少听说普通人在农田、矿场或渔船上劳作的日常故事。除了实地考察,我们该怎样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那些在非洲为我们耕种的农夫的生活呢?

这趟火车之行的6个月之后,我来到喀麦隆,为一本畅销旅游杂志写文章。一连好几天,我都缩在林贝镇附近海滩边上一家舒适的旅店里。午餐时间,酒店餐厅一般会为客人提供面饼,你可以选择鸡肉馅儿或鱼肉馅儿。由于靠近海边,我大多选择鱼肉,因为我觉得至少盘子里的食物足够新鲜。

每天早晨,我都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一个名叫帕特里斯的本地人撑着独木舟在岸边捕鱼。帕特里斯大多是在离黑沙滩一两英里的浅水水域作业。清晨的天光切割出他黑色的剪影,我满心指望他能捕到一两条美味的鲔鱼或鲷鱼,好让厨师做成午餐。有时候,在更远的深水水域,地平线上会现出一艘大型拖网渔船的身影,把帕特里斯的小船映衬得微不足道。

当林贝城里夜幕降临,镇中心的市场是个坐下来享受啤酒和美食的好地方。一天晚上,我出门散步,正好碰到了帕特里斯跟家人吃饭。他一看到我,就坚持要我过去跟他们一起用餐;我立刻注意到,尽管他们吃的也是鱼肉和米饭,但盘子里的鱼骨头却跟我几个小时前吃的大鲷鱼截然不同。

帕特里斯解释说,我在岸边看见的拖网渔船是外国老板的。为换回外国在喀麦隆开展的各种基础项目投资,政府把深水水域的大宗捕捞作业权统统让给了外国渔业公司。如此一来,当地渔民现在就只能在靠近岸边的浅水捕鱼,所得几乎不足家人糊口,附近的居民就更别想吃上本地的鱼了。所以,帕特里斯要是能捕到少有的昂贵鲷鱼,便把它们卖给像我这样出得起价钱的外国游客,而本地人只好吃从沙漠对面摩洛哥进口的鱼干。

这情形当然让人震惊不已。稍有公平和理智感的人都会说这是错的。然而,全球贸易到处存在这种怪异现象。在西方商业街上购买一杯经过道德认证的品牌咖啡,价格和置身喀麦隆的游客吃一顿海鲜晚餐差不多,但两者都远远超过了出产地生产者的负担能力——我们怎么才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保持心平气和呢?

我写这本书,部分原因就在于喀麦隆之行带给我的震撼。我意识到,站在远处,找个道德立足点太简单了,所以我决定亲自去现场考察事实真相——为达成这个目的,我要展开一连串的旅行。我想看看,亲眼见识了某些国家时有肮脏、经常残酷、偶尔短缺的现实生活之后,我最初的观点是否还站得住脚。

结果,我用一年时间,到了许多令人不舒服甚至很危险的地方。我的足迹从拉丁美洲铺到远东地区,想看看那些把食物放进你盘子、把电子小设备放进你口袋的企业到底有多讲究商业道德。我还从中亚到中非,思考我们的部分消费选择给置身最绝望环境下工作的贫苦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最后,我又回到非洲,观察企业怎样采用新观念,以更负社会责任的态度管理供应链。

我首先想知道的是,大企业对自己喊得震天响的道德宣言到底实践到何种程度。如果一家公司说自己做了这样那样的好事,我们该相信吗?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我选择考察一条跨国食物链,顺着龙虾的供应链,一路回到捕捞龙虾的水域去。有几家世界最大的连锁餐厅从拉丁美洲的供应商处批量购买龙虾。许多餐厅拍着胸脯担保说,自己的道德纪录无可挑剔,给环保项目提供了大笔资金云云。不过,一如我所探知,有时候现实情况并不像它们吹嘘的那么漂亮。

显然,一旦你对自己听说的事情开始失去信心,每件事都显得可疑起来。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到了“好人”身上,也就是各类道德认证机构,如雨林联盟、公平贸易基金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机构,我们才意识到国际贸易存在的许多问题。它们诚然用心良苦,但真的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吗?要是它们宣扬的信息成了大企业做生意的一个环节,情况会是怎样呢?麦当劳说,“我们支持雨林联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而吉百利食品公司(Cadbury)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它们要“迈向公平贸易”,我们能满心欢喜地相信这完全是个好消息吗?

大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如果它真心想拯救世界上的穷苦人,需要付出的努力将远远超过雨林联盟、公平贸易基金会等组织秉持的宗旨。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每一笔交易都摆脱不了大企业的触角。所以,看过了一两条相对简单的供应链,我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寻找一些非常复杂的供应链,就是那种工业制成品,表面上由有着良好道德记录的知名品牌承销,实际上却是来自复杂的贸易关系网,中间的经手企业和国家远离西方消费者的视线,比如新款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以及其他数千种诱人产品。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现代制造体系有可能把整条供应链都外包到西方消费者完全看不到的各个角落。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只跟心爱的品牌存在商业关系,但当这些我们心爱的品牌跟第三世界国家一些无名工厂构成另一段商业关系时,它们会活生生地把我们扯进不愉快的“三角恋”里。

这些日子,要思考这类商业关系,不可能不想到中国这座世界经济发电厂。所以,我决心到那儿待上一段时间,看看我们对消费品的无尽需求,对生产这些消费品的无名中国工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又上溯到了生产过程的另一个阶段,拜访了老挝北部的丛林,该地区为中国提供生产原材料。现在,西方消费者高度依赖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各种交易。这些交易的条件如何?对生产国的民众意味着什么?

在最后的探险中,我决定进一步揭开事情的内幕。谈及跟尼加拉瓜、老挝等国的贸易,双重标准和道德妥协一类的事情已经够糟糕了;可不管这些国家有千般的不足,至少它们内部相对稳定。另有一些国家,侵犯人权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等。探讨跟后一类国家的贸易情况,道德和公平问题就更加尖锐了。

在真正去刚果之前,我以为,所有正派的国家都响应联合国的呼吁,暂停了与该国的贸易。我不太清楚这对刚果的国民有些什么好处,但考虑到当地的冲突在过去10年已经直接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我能明白国际社会秉持立场的逻辑所在。但到刚果的锡矿一看,你就明白联合国的一纸谴责声明是多么空洞无力。“锡石”(Cassiterite)不是个寻常可见的浅显字眼,但从锡矿石里提取的锡,几乎所有你想得到的家庭和办公电子产品都会用到。如果我们并没跟刚果做过生意,锡又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上文描述的种种情况,我的这趟旅程似乎把我变成了一个更睿智,也更愤世嫉俗的人了:我信奉商业道德,可面对现实之后得出了尴尬的结论,义正词严的道德宣言很难站得住脚——道德和激烈的企业竞争之间只可能有一个赢家,而那显然不会是道德。但说来很是奇怪,我的阿富汗之行反倒让我这一路上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亲身参与国际贸易、从中赚钱,同时在道德上昂首挺胸——这是完全做得到的。事实上,在我到访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我都碰到过了不起的人对我讲述了不起的成功故事。只不过,他们的故事,跟你经常听到的那种不太一样。

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读者重新找回平衡。我无意透彻地考察大企业的运作情况,而是想尽量收集案例,让人们了解世界上最穷苦工人的生活情况。它有可能颠覆了你眼下的认知,但也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只不过,这条路,不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声称要投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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