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重构》书评

作者后记

后记我在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关注唐代藩镇问题。毕业时期，我完成了第一篇与唐代藩镇有关的论文——《德宗政府与韩滉所领浙西东道》。尽管现在看来，这篇毕业论文写得相当幼稚，但它确实激发了我对藩镇研究的兴趣。因此直到如今，我都一直感念将我吸引进入藩镇研究的这两位古人——德宗与韩滉。所以倘若我在行文中忍不住流露出对此二人的偏爱，那恐怕也是感情使然。以对韩滉的研究为契机，我的硕士论文继续着对浙西这一藩镇的考察。2008年完成的《唐镇海军研究》一文是我对浙西一镇在中晚唐一百五十年中政治变迁所进行的一项藩镇个案研究。而目前完成的这篇博士论文《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则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扩展研究对象，试图以更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唐代藩镇，并为藩镇与藩镇时代确立意义的一项工作。对于这篇博士论文的完成，我首先要向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振鹤先生表达最诚挚的谢意。虽然周先生并不专治唐史，但他的宽容和支持，是我在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之后得以继续从事一直喜欢的唐史研究的动力。同时我也要感谢我在上海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生导师李福长先生，他同样给予了我相当宽容的研究空间，并且正是在他的鼓励与推荐下，我得以进入复旦史地所学习，并成为周先生的学生。这篇论文在预答辩过程中，承蒙本所姚大力、李晓杰、张晓虹三位老师的认真评议。在送审过程中，则有幸得到复旦大学陈尚君、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北京大学荣新江三位先生，以及两位盲审专家的细心评阅。上海大学谢维扬、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以及陈尚君、牟发松、李晓杰诸位先生参与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并且在答辩过程中，对本论文提出了不少切中肯綮的建议。我在此均要向他们一一道谢。同时，我要感谢北京大学陆扬先生、复旦大学仇鹿鸣学长、中山大学谢湜学长曾经对论文相关章节所提出的细致意见，以及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论文的全部地图由张鑫敏同学帮助绘制，在此，我要向鑫敏同学的无私帮助表达诚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两位好友在我三年博士生涯中在学习以及生活中给予我的真诚关心和帮助，她们是我的博士同窗好友单丽，以及我认识十年的好友周鸣之。所有曾经给过我以各种帮助以及令我获得教益的师友，我都必须感谢。最后，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二十多年来不计回报的付出和牺牲，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取得的哪怕一点点成绩的源泉。笔者2011年6月5日于上海芳沁苑这本小书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论文于2011年4月写定，此次出版，除了略微增订个别史料及论述外，并无太多的修改。我于2011年夏天毕业后，进入上海中西书局工作，原本并没想到论文能那么快就得到出版。非常感谢仇鹿鸣学长的多方联系，帮助我得到了这一与北师大出版社合作的宝贵机会。北师大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是本书的责编，对本书的编校颇费心力。同时，也是他将本书纳入“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之中，提供了资助出版的机会。对于他的信任与辛劳，我深表感谢。为了达到出版的要求，原文的地图重新进行了绘制。改绘地图的工作再次得到了张鑫敏师弟的帮助。他在临近博士毕业的紧张时刻，抽出宝贵的时间一次次地帮助我重绘地图。其间制定绘图策略，选择、修改底图，考证地点、区域、河流、路线等工作颇耗精力与折磨耐心。但鑫敏同学的严谨态度和幽默性格，使得这一枯燥而繁琐的工作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了完满的解决。论文的出版，同时得到了同窗好友单丽、刘炳涛贤伉俪的帮助，以及书局各位同仁的支持。最后，再次感谢业师周振鹤、李福长两位先生对我学业的指导，他们为我的学术成长付出的心血，我将永远铭记于心。同样铭记于心的是我的父母十多年来对我学业的支持与鼓励，以及对我生活各方面无微不至的照顾。博士论文的出版无疑是我十年大学生涯的一份重要收获与肯定；但是，在学习与研究过程中认识的增长，即从一个为应付课程论文而只会随意在图书馆书架或期刊网中寻找相关文献的大学生，成长为一个当读到一篇精彩文章会为之鼓掌、激动，甚至产生“我也要做这样的学问”的憧憬与自信的学人的经历，也许更让我欣慰与动容；不过我想，比起以上这些，最让我珍惜与感动的，还是十年里和我一起度过大学生活的朋友们的情谊，因为你们的陪伴，让我的十年大学生涯真正充满了精彩、幸福与成功。非常感谢你们！笔者2014年6月3日于上海中西书局

危机与重构 绪论

危机与重构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唐王朝以其辉煌的景象与气度一直以来备受世人的瞩目和推崇。“盛唐”是人们形容唐王朝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无论这一概念融入了多少后世想象或建构的成分，但作为这一概念依凭底子的“唐”，终究具有一种其他王朝所不具备的欣欣向荣的气质。然而，作为形容王朝性格的一个概念，“盛唐”也常常是与这样一个以它名字命名的时代挂钩的，这个时代就是“盛唐时代”。也就是说，“盛唐”概念的出世，常常只是人们截取了这个王朝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盛唐时代”，或者宽泛地讲，经常还包括了走向盛唐时代的“初唐时代”来进行概括的结果。换言之，当人们在使用“盛唐”二字形容唐王朝的性格时，他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王朝生命历程的后一个阶段——中晚唐时代。安史之乱一直被认为是由“初盛唐”向“中晚唐”转换的交结点，同时也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帝国开始步入江河日下岁月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后，地方诸侯林立的藩镇局面俨然形成，后者常被认为是将唐王朝拖向滑坡道路的祸首，也正是世人在对“盛唐”的礼赞中，有意遗忘中晚唐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颇为矛盾的问题就在于，作为对帝国未来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一起事件，安史之乱并没有真正将帝国击垮。事实上，帝国不仅在乱后重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这样一个藩镇时代长存了约一百五十年，而这个时间，比一向被认为代表“盛唐”气质的帝国前期还要长。如此看来，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起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另一方面，我也并不认为藩镇的存在就是必然会削弱帝国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力、并将其逐渐推向灭亡深渊的根源。因为在与藩镇的博弈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是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与调整，重新树立起它对藩镇的权威与控制力的。并且，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利用藩镇体制来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的。我想，也许这才是帝国在经历了安史之乱这波冲击后，得以幸存并又长存了一个半世纪的内在原因吧。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对“藩镇体制”的优劣重作判断，而是希望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尝试着去理解帝国在安史之乱这场危机爆发后，于内地普设藩镇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也尝试着去揭示处在一个藩镇时代的唐帝国，是如何通过重构藩镇的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来应对由藩镇所带来的紧张危机并重新树立其统治力的。而对于那些安史之乱爆发地的藩镇而言，这种危机与重构的运动也同样将在它们身上发生。于是，就在这场帝国与它的地方诸侯为应对各自危机所进行的重构运动中，新的政治对抗，新的地缘结构，新的社会关系也将因此产生，并将对中国历史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本书是一部以唐代后半期的藩镇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不过，它并非一部与藩镇有关的专题史或断代史。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唐代后半期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政治群体的实证性考察，来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波危机，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成功建立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予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在这一目标下，我将对以下五个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将对安史之乱这场改变帝国政治走势的重大事件进行一次较为细致的梳理。与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安史之乱的背景，亦即仍旧立足于唐代前期的考察不同，我希望能在实际的叛乱过程中，去整理叛军内部、以及与叛乱相关的各种矛盾的发展趋势。 同时，对安史之乱的考察也不仅只限于叛乱本身，它同样涵盖了其他一些不与其直接相关，但依旧是由其诱发的事件，其中既有西部异族的动向，也有南部的中枢斗争。在我看来，这同样是考验帝国应对能力、以及为藩镇初步发展提供契机的试金石与舞台。其次，我将对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与帝国的新政治对抗，以及帝国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成功的政治努力进行一番探究。由于此一时期藩镇体制业已确立，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整部书稿论述的重心。我们的研究将看到，安史之乱对帝国的影响，或者说，由这场叛乱衍生出来的藩镇危机，基本上到唐宪宗元和末年已经化解了。化解的标志是藩镇空间版图与政治版图重构的完成。有趣的是，帝国重构藩镇版图的方式及目标在不同的地区是完全不同的。但这种不同又是在重构过程中才变得逐渐清晰和明确的。因此它提醒我们，定义帝国与藩镇间权力与权益的地域性差异现在已经出现了。第三，尽管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我仍旧希望对帝国在成功化解了朝藩矛盾后的控制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我的研究将指出，一种藩镇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如何渐渐侵蚀了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帝国不仅解除了藩镇的威胁，而且重塑了自己的权威，但是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其实却弱化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将对唐帝国地缘结构与社会结构发展的总体趋势提供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同样是对藩镇时代意义的一种确定。最后，借助对过去一百年来藩镇研究成果的整理，我将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其研究思路进行一些总结与反省。在研究资料的利用方面，除了传世文献外，我也会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新旧出土的唐代碑志资料，并努力将对碑志资料的解读，运用并融入到整体研究的肌理脉络中。此外，除了以历史学知识为本书研究的基础外，地理学也将是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一个知识领域。地理学的研究不仅要求我们时刻注意将历史过程与它所在的地理环境进行联系；也不仅意味着把事物放在地图上；实际上，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在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且在对其中任何一个事物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它与其余的关系。 显然，藩镇研究是利用并展现这种地理学研究取径的极佳载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也可以视为一部有关唐代政治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总之，我们力图在特定的时空界限内，通过围绕着藩镇而产生的一连串重要政治事件的细致解读，来对这些事件所依存并发生的那个时代的整体结构与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意见。本书的正文将由四章组成，每一章即是对帝国一个区域的讨论。我们会选择这些区域中的一些、甚至全部的藩镇进行考察，选择的依据完全基于论述主题，亦即它们在“危机与重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此外，对于四个区域的选择同样是我们依据主题而定的结果，关于这一选择的具体原因，我将在代结语中给予陈述。另一方面，选择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区域为我们讨论的对象，也是基于在“危机与重构”这一大主题下，上述四个地区演绎各自重构路径的具体主题互有差异但又特色鲜明。总之，本书并不旨在对帝国的每个区域、甚至每个藩镇的性格特征与发展面貌，进行逐一罗列与面面俱到的阐述，对象的选择与结构的安排完全是我们有意为之的结果。在有关河南的第一章中，我首先以安禄山叛乱期间河南节度使人选的变更为线索，考察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矛盾，并提出这种矛盾对于张巡的抗贼，以及他的这种抗贼英雄形象的塑造可能起到的作用。第二节则以元帅的设置为线索，考察安史之乱后半期河南政治地理的变化情况。我们将看到，经由安史之乱，河南的政治主导权如何由河南当地军将势力逐渐让位于北来平卢军的。第三、四节则是对平卢军势力崛起与湮灭过程所作的梳理，并引申出对此后河南地方军人集团诞生问题的探讨。第二章论述的区域是关中。在第一节中，我复原了唐后期京西北八镇建立的过程及其与西部异族威胁的历史性联系。第二节则由外部的考察转向内部，我将对帝国打压京西北诸军团的过程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对“奉天之难”这一政治事件的再探讨。第三节与附录组成了对京东地带的一个讨论。第四节则通过展现神策军镇在关中空间中的演变情形，对帝国经营及失去关中的原因进行一番可能的解答。对河北的第三章论述将是基于河北本身政治问题的一项研究。在第一、二节中，我结合安史叛乱期间河北政治走向的变化，对叛军集团的内部矛盾及内部结构进行了一次考察，这同时也可视为一项有关河朔藩镇形成史的研究。而紧接着的第三节，则是我对河朔三镇内部权力构造所作的一项带有比较性质的研究。相较于围绕朝藩矛盾展开论述的河南与关中，我们对相对独立的河北诸侯的考察则更多地集中在它的内部。不过在第四节，我仍将对河北与帝国的关系进行一些简单的勾勒。在第四章江淮部分的第一节中，我将对安史之乱期间发生在南方的一起重要事件“永王之乱”的整个过程进行细致的剖析。第二节讨论的“刘展叛乱”则预示着江淮矛盾已由中枢斗争转向中原将领对帝国的威胁。第三、四节是围绕着一个新兴藩镇镇海军的崛起与陨落所作的论述，这一论述同样将帮助我们审视江淮藩镇与唐廷的关系、以及它们内部权力结构的一个变化。至此，我已对本书的研究动机、取径、手段、步骤等作了交代。既然我们的研究以藩镇为对象，因此在绪论的后半部分，我将对迄今有关唐五代藩镇的研究再进行一些简单的回顾。二、研究现状与思路的反省有关藩镇的研究，最早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如孙诒让《唐静海军考》（《国粹学报》5：9，1909）、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连载于1930—1931年的《东北丛镌》）等。不过最初仍是以考证以及史料编纂的性质出现。兼有少数点评式的论文，如马其昶《唐代藩镇论》（《民彝》1：4，1927）、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二十五期，1935年3月8日）。除此之外，罗香林、贺次君等学者也有一些有关唐代藩镇的文章发表。虽然当时的藩镇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仍反映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但这些开创性的成果无疑为后代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史料与理论方面的基础。 解放后国内学者对藩镇的研究相对进入一个低潮期，而全面系统地展开对藩镇的探讨，主要是从80年代初才开始的。而在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却对藩镇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尤其是5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优秀论述大量涌现。不过在最近三十多年里，国内学者对藩镇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尤其是除了传世文献外，还积极利用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石刻史料等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问题，这些都必将把唐五代藩镇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基于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有关藩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使得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一番梳理成为可能。我们在下文的梳理就将以“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为核心展开。“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一语，出于日本学者的论述。日本学者将藩镇研究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有关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另一块是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 相较于现今国内学者对藩镇研究的概述，日本学者的这一划分方法更清晰，对藩镇问题的本质把握也更明确。 在这两块研究中，前者无疑是更为本质的研究对象，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揭示了藩镇问题的核心。其实，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同样可以被纳入“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之中。关于藩镇问题的核心，即究竟什么是“藩镇问题”，国内学者对此也有过讨论。孟彦弘先生在《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一文中指出：“所谓‘藩镇问题’，是指藩镇的跋扈乃至反叛以及士兵的哗变，前者主要是藩镇针对中央的行为，后者是军人针对藩镇节度使的行为。‘中央—节度使—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成为我们理解藩镇问题的关键。” 这一认识视角与日本学者对藩镇研究的划分有暗合之处，因为后者关于“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具体就是从“唐朝与藩镇的关系”以及“藩镇的军事构造”两方面来着手的。如果以上理解正确的话，那么用孟氏的“‘中央—节度使—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来概括藩镇的权力结构就应大致无误，而探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以及藩镇的军事构造，就成为了藩镇权力构造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不过，地方军人集团虽然是藩镇权力结构中相当重要的一支力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支力量，甚至在很长时期、很多藩镇中，它都不是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不妨可以对与孟氏视角相合的日本学者的定义范畴拉得更宽泛一些。即，从“唐朝与藩镇的关系”以及“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两个视角来审视“藩镇的权力构造”。而以“地方军人集团”为表征的“藩镇的军事构造”其实只是“藩镇内部权力构造”中的一个层面而已。换言之，如果站在藩镇的立场来审视藩镇问题，我们既应该考察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即所谓的“朝藩关系”， 也应该考察它本身内部世界的关系。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对于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进行。或者说，现今纷繁复杂的各种有关藩镇权力构造研究的表面论题，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思路：一、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研究这一领域的通观性研究首推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一书，其书内容全面、统计精细，目前无出其右。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研究中，中央的削藩措施是众多学者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有着眼于整个唐后期的， 也有针对特定君主在位时期的， 还有针对五代宋初的。 但总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旧停留在作过多的表层论述而缺乏深入的挖掘，而且重复的研究过多，这极大地浪费了学者的精力和智慧。至于如何突破朝藩对峙这一认识范式，并将朝藩关系置于特定时空界限内加以理解的细致研究，目前看来也仍是值得期待的。由于藩镇这一级的存在，中央与地方州县之间的关系在中唐以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藩镇时代中央与州县的关系、以及藩镇与州县的关系也成为近来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二、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研究（一）藩镇的军事构造研究在藩镇的内部权力构造中，军事构造无疑仍是最为重要也是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的。具体研究表现在由军队征集制度改变而引起的军士身份变化、 因与节度使亲疏关系差异而引起的藩镇内部军队性质与地位的不同、 藩镇军队的兵变、 藩镇的武职军将等研究上。 自从20世纪40年代日野开三郎教授的《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三省堂，1942年） 问世以来，对藩镇的军事结构研究是目前唐代军制以及藩镇研究中最深刻、成果最显著的领域之一。（二）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除了军事构造外，文职僚佐的辟召等问题也是藩镇内部权力构造的一个重要层面。其所涉及的相关专题也与前者有相似之处。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藩镇与中央的关系、藩镇的军事构造，以及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占据了藩镇研究的大半江山。（三）藩镇与地方势力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藩镇与地方势力关系的认识，有不少是在研究藩镇的阶级基础时涉及的。其中除了藩镇与职业雇佣兵的关系外，还包括藩镇与大土地所有者、破产农民、流氓无产者、商人、少数族裔的关系，等等。 但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是在讨论藩镇的阶级基础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考察的结果不仅不够全面，而且有些有失偏颇。相较于国内的状况，日本学界对藩镇与地方势力关系的关注则由来已久，尤其是对藩镇与“土豪层”关系的研究，很早便已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不过，无论国内还是日本，近年来利用碑志资料对藩镇与少数族裔关系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则都是颇为显著的。当然，上述几个领域的研究并非完全孤立，其间也有明显的交叉性。但总体而言，就藩镇与中央关系立论仍是最为主要的视角，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学者对唐代藩镇类型划分的研究中。 相比较唐代的情况，五代的藩镇研究虽然整体数量偏少，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在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领域，出现了一部条理清晰且论述细腻的通贯性著作，即华人学者王赓武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从藩镇研究的现状来看，除了专题性的研究仍旧占藩镇研究的绝大多数外，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 等都可以说是综合性研究的重要代表。至于区域与个案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则更为丰富，这方面尤以海峡两岸近年所出产的硕博论文最为突出。 但个案研究的质量，除了利用敦煌文书所进行的有关归义军的研究已取得突出成绩并影响较大外， 其余研究似仍有整体提升的空间。研究藩镇问题，对于如何把握和认识藩镇存在的这一时期，即中唐至宋初这一历史阶段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是极有帮助的。20世纪初，内藤湖南先生首次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初步提出了“唐宋变革”的观点。此后中外学者对此问题都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尤其是近年来，“唐宋变革”更已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外史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唐代或者说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重要变革。大多数意见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 。因此，把唐代后期的变化看成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打通唐、五代、宋史研究的断代界限，从而实现对唐宋变革之际的整体把握，几乎成为论唐史者的共识。正因为“自中唐以至宋初，从政治上看，实在是一整个连贯的时期”，而且“此时期的特点就是藩镇”。 因此研究藩镇问题无疑是认识这一变革过程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与切入点。此外，由于唐宋变革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而且由于这些发生在不同接口上的变革相互之间息息相关，因此，藩镇问题固然主要是指藩镇的军政问题，但我们在对藩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应该有意识地将社会、经济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并解构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历史现象，这样才能避免研究的浮于表层，也才能达到对唐宋变革更为客观及实质的把握。所以，对于唐五代藩镇的研究，必须“同时兼有纵向的宏观性及横向的多面性” ，这样才能使研究更为全面与准确。有关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研究是E. G. Pulleyblank（蒲立本）半个多世纪前的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中译本即将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不过正如仇鹿鸣曾向笔者指出的，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唐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令人疑惑的是，除了蒲立本早期开拓性的研究外，中文世界中很少有专门著作对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加以详细地考订。因此时至今日，对于这一改变整个唐史走向的关键性事件的实证研究，看来依旧显得有所不足。〔美〕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参见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49页。此划分方法见〔日〕高濑奈津子《第二次大战后的唐代藩镇研究》，收入堀敏一著《唐末五代变革期的政治与经济》，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225—253页。宋强刚《唐代藩镇研究述略》一文将唐代藩镇研究分为“关于藩镇割据出现的原因”、“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藩镇类型及内部组织结构的分析”、“唐中央和藩镇的斗争”、“对藩镇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新评价”五个部分。（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第16—20页）《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关于藩镇问题的评述则更是细分成了“藩镇割据的社会经济背景”、“藩镇的政治体制”、“河北藩镇”、“藩镇与藩帅”、“使府用人制度”、“幕府和军将”、“藩镇的分类”、“藩镇动乱”、“藩镇割据与反割据”、“平藩和销兵”、“藩镇习俗”、“牙军与牙将”、“归义军的研究”十三个部分。（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8页）就分类本身而言，日本学者的分类法无疑更具有逻辑性，作为专题名，“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以及“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既可以针对整体，也可以针对个案。这相较国内学者将专题条目（如藩镇割据的社会经济背景）与个案条目（如河北藩镇）放在一起讨论要清晰得多。另一方面，分类的不同也体现了两国学者在分析框架上存在的差异。日本学者的分类虽然简练，但分析框架相对明确，这也说明他们对藩镇问题的认识相对更为成熟。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事实上还应该包括藩镇与藩镇间的关系，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常常内化在朝藩关系研究之中。如：齐勇锋《唐中叶的削藩措置及其作用》，《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陈文和、林立平《试论唐后期南方相对稳定的原因》，《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如：黄新亚《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刘太祥《试论唐德宗施政方略》，《南都学坛》1991年第3期；李怀生《唐德宗削藩战争的策略浅析》，收入《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中国古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东吴历史学报》第六期，2000年；Charles Peterson（彼得森），“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ed. Arthur F. Wright（芮沃寿）and Denis Twitchett（杜希德）（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方积六《略论唐宪宗平定藩镇割据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三辑；李焕青《唐宪宗朝藩镇政策初探》，《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朝中《李绛藩镇对策》，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郑学檬《“元和中兴”之后的思考》，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杨西云《唐中后期中央对藩镇的斗争政策——从元和用兵到长庆销兵》，《历史教学》1996年第7期等。如：樊文礼《从宋初的改革措施看唐末五代藩镇的割据统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李昌宪《五代销藩制置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齐勇锋《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河北学刊》1993年第4期；易图强《五代朝廷军事上削藩制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同氏《五代朝廷行政上削藩制置》，《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等。这一领域早期的重要研究有〔日〕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与直属州》，《东洋学报》43：4，1961。目今这方面的研究有：〔日〕郑炳俊《唐后半期的地方行政体系》，《东洋史研究》51：3，1992；〔韩〕金宗燮《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政策研究——以对州县政策为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易图强《唐代道、藩镇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收入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已于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如：〔日〕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史学杂志》41：11、12，1932；日野开三郎《唐府兵时代团结兵的称呼及其普及地域》，《史渊》61，1954；同氏《唐府兵制时代的团结兵》，《法制史研究》5，1954，两文后均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东京，三一书房，1980年；〔日〕菊池英夫《唐代募兵的性质和名称》，《史渊》67、68，1956；石垒《论五代变乱的直接因素及其与兵制的关系》，《民主评论》11：21，1960；同氏《五代的兵制》（一）、（二），《幼狮学志》1：2、1：3，1962；胡如雷《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原载《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史学版，后收入氏著《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日〕栗原益男《府兵制的崩坏与新兵种》，《史学杂志》73：2、3，1964；〔日〕大泽正昭《关于唐末藩镇军构成的一个考察》，《史林》58：6，1975；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杨鸿年《唐募兵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文史》1985年25期；同氏《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齐勇锋《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文献》1988年第3辑；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88年第1期；同氏《唐代的健儿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同氏《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同氏《关于唐代团结兵史料的辨析》，收入《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赛时《唐朝军队结构的变化与骄兵悍将的形成》，《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同氏《唐代职业军人的谋生途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章《军事制度的变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孙继民《唐宋兵制变化与唐宋社会变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第4期；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如：日野开三郎《五代镇将考》，原载《东洋学报》25：2，1938，中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同氏《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东洋学报》26：4，27：1—3，1939—1940，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日〕周藤吉之《关于五代节度使牙军的一个考察——和部曲的关系》，《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日〕矢野主税《藩镇亲卫军的组织与性质》，《长崎大学学艺学部人文社会学研究报告》1，1951；同氏《牙中军统制的问题》，《长崎大学学艺学部人文社会学研究报告》2，1952；〔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959，中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傅衣凌《晚唐五代义儿考——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试论之一》，《厦门大学学报》（史学专号）1981年增刊；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王育民《论唐末五代的牙军》，《北京师院学报》1987第2期；来可泓《五代十国牙兵制度初探》，《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张国刚《唐代藩镇军队的统兵体制》，原载《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同氏《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收入段文杰、茂木雅博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如：王寿南《唐末变乱之分析》，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下册）]，台北，1989年；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中国史研究》1989第3期；何灿浩《唐末地方动乱的新特点》，收入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易图强《五代藩镇动乱特征分析》，《历史教学》1994年第2期等。如：〔日〕曾我部静雄《关于中国军队的编制名称——都与指挥》，收入《福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集》，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69年；〔日〕渡边孝《关于唐•五代的衙前称谓》，《东洋史论》6，1988；同氏《关于唐•五代藩镇的押衙》（上）（下），《社会文化史学》28、30，1991、1993；同氏《唐藩镇十将考》，《东方学》87，1994；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原载《学术月刊》1989年第9期，后收入氏著《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永兴《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杜文玉《晚唐五代都指挥使考》，《学术界》1995年第1期；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收入《’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黄寿成《唐代的突将》，《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冯金忠《唐代地方武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已于2012年由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等。此文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相关研究情况可参见高濑奈津子《第二次大战后的唐代藩镇研究》中的相关介绍，第235—238页。国内方面有关藩镇幕职官的系统研究目前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具有史料编纂性质的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后出修订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一部则是基于制度层面进行综合论述的石云涛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如：韩国磐《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原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8期，后收入氏著《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原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同氏《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原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两文后均收入氏著《陋室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黄新亚《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青海师院学报》1983第2期；刘运承、周殿杰《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魏承思《略论唐五代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张剑光《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文史哲》1997年第4期等。如：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为中心》，《史学杂志》66：2，1957；同氏《唐代后半期的四川——以官僚统治与土豪的出现为中心》，《史学杂志》73：10，1964；栗原益男《关于唐末的土豪地方势力——四川韦君靖的事例》，《历史学研究》243，1960；菊池英夫《节度使权力与所谓土豪层》，《历史教育》14：5，1966；伊藤正彦《唐代后半期的土豪》，《史潮》97，1966；清木场东《唐末•五代土豪集团的解体——吴政权土豪集团的事例》，《鹿大史学》28，1980；伊藤宏明《关于唐末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大泽正昭《唐末•五代“土豪”论》，《上智史学》37，1992；同氏《关于唐末•五代的地方权势者》，收入《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等。如：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日〕森部丰《ソグド人の东方活动と东ユーラシア世界の历史的展开》，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等。比如大泽正昭从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着手，将唐代的藩镇分为分立志向型、权力志向型、统一权力支持型三种。（见《唐末的藩镇与中央权力——以德宗•宪宗朝为中心》，《东洋史研究》32：2，1973，第146—147页）王寿南的分类法与此相似，他将藩镇对中央的态度分为跋扈、叛逆、恭顺三种。张国刚则从藩镇的地理位置与作用出发，将唐代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四种，其实这仍是基于朝藩关系视角的一种论述。（见《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第四章《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此外论述藩镇类型问题的文章如〔英〕杜希德著，张荣芳译《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大陆杂志》第66卷第1期，1983年），王援朝《唐代藩镇分类刍议》，（《唐史论丛》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等多是秉持这一视角。Wang Gungwu，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the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3；其书中译本已由上海中西书局于2014年4月出版。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后出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有关藩镇个案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较为详赅的介绍可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4页。归义军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一个专门领域，本文对此不再展开评述。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50页。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二十五期，1935年3月8日。曾瑞龙、赵雨乐：《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收入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5页。

@北师大社学术与大众分社谭徐锋主编

@北师大社学术与大众分社谭徐锋主编，快要过年了，如果你的书还没卖完，年终奖发不出来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写书评，无条件五星，这样你看如何。谭主编！你这么骚扰我下去也不是办法啊！注册马甲来骂人不说，你还把你自己的不当发言删除了，你简直太没种。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我现在给你说，编辑不能因为书做不好，就怪读者打低分，要怪就怪自己没能力！你如果再骚扰我，我就要把你这种无礼行为公布到出版协会啦！

仇鹿鸣、李碧妍：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7122仇鹿鸣：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所谓封建社会前期向封建社会后期转变的一个关节点。而在最近几年对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研究中，安史之乱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或许有人已经留意到，广西师大翻译出版的日本讲谈社中国通史《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这卷中，杉山正明就把这一系列历史变化追溯到安史之乱，把它和辽金等从中国东北发源的政权对传统中原王朝模式的挑战放在同一个脉络之下。去年在复旦的会上邓小南老师也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说最近美国汉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从安禄山到朱元璋（姓名开头的字母正好是A和Z）构成一个历史的循环。这些观点都很有意思，它们都认为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无疑在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都发生了改变，从“唐宋变革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唐朝从前期的开放包容，慢慢到后来强调夷夏之辨，慢慢趋向于保守，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一个走向。所以无论在哪一个研究的脉络中，都会把安史之乱看作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安史之乱这个事件本身没有足够好的研究。李碧妍在《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中有一处引述了我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看法，就是在目前的学术脉络中，关于安史之乱本身的过程缺少充分的研究。当然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记得在近十年前，陈尚君老师就在一次闲聊中问过我，说唐代历史在很多方面已研究得非常细致了，在安史之乱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比较好的博士论文把这个事件讲清楚？当时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回应，只能举出了1955年蒲立本(E.G.Pulleyblank)的《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当然我清楚这本书虽然经典，但限于篇幅和议题并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但似乎都不涉及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主干。在这样的研究脉络之下，可能出现一种遮蔽：我们都认为这个事件很重要，对这个事件的性质有各种各样的判断，但都没有详细探讨过这一事件的经过是怎样的？到底为什么重要？缺少细节的论述。当然这也可能是受到早期历史研究中“以论带史”倾向的影响，我们更重视回答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要对它的性质做一个判断。但坦率地说，我们对一些历史事件性质的判断，往往是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因为我们已经知晓了这个事情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它改变了历史走向。但是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呢？比如我们一般认为，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受到黄巢起义的冲击，但是黄巢起义在开始的时候规模并不大，在此之前唐王朝内部也没有风雨飘摇的感觉，所以我们对历史性质的判断，往往是带有主观立场的“后见之明”。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历史学需要揭示丰富的细节，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可能，以此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而不是先下一个定义，然后再去研究它。李碧妍的著作就充分展现了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中，唐王朝面对安史叛乱危机及其衍生出来藩镇问题时的应战。一个王朝是不是强大，不能只看它强盛的时候，还应该看它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时能不能很好地应对。在这个意义上，唐王朝是非常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之后，又重新恢复生机的王朝。唐朝建立于公元618年，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今年正好是安史之乱爆发1260年整），唐朝灭亡直至公元907年，实际上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历史还要更长一些。这样来看安史之乱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事件。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作者。李碧妍：谢谢仇老师的介绍,我来谈谈这本书的大致内容。这本书集中讨论了8世纪至9世纪初唐代的地方政治问题，四个章节分别论述四个区域：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平定河南藩镇的策略第一章是“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其中有些藩镇，比如宣武镇在中晚唐就很有名，五代的朱温最终也是凭借宣武统一北方大部的。但它们其实都是很晚才成立的藩镇，比著名的河朔三镇都晚，更不用说和安史时期的幽州等开天十节度相比了。这就迫使我在研究初始必须找出这些河南藩镇的源头，而一追溯就追溯到安史之乱时期的河南节度使了。然后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事实上研读史料我发现河南节度使是安史之乱后设置的第一个节度使，时间是公元756年，因为面对安史之乱河南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地方，但史料中对于河南节度使的信息却很模糊，而且很快它就没有了。这就又使我思考一些和常识不一样的问题，为什么史书或史论中会花很多笔墨写张巡等人在河南抵抗安史军队的事迹，但反而对真正应当肩负起抗贼大任、地位远非前者可比的河南节度使却没有什么记载？张巡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官，而且是出于一种爱国或忠义的热情来抗贼的，但这实际上却并不是需要由他来担当的一份责任。按理说安史之乱期间双方统军的将领不应该轻易更换，但是唐朝方面的河南节度使却是不断在变化，背后肯定有原因。我意识到唐玄宗的统治策略在不断发生变化。一开始他的人选是张介然，他原来是西部军团中负责后勤保障的一个人物，在节度使军队中后勤保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和好几任西部军团的首领关系都很密切——因此玄宗的这个举措目的就很清楚，他想借用西部军团中的重要人物来抵抗安禄山叛军，但他没有想到失败得这么快。后来玄宗又想把宗室的一些人扶上去，这也是可以想到的策略，但这个人选牵涉出了玄宗和肃宗父子的矛盾，结果出现玄宗立了一个、肃宗立了一个，两个节度使并存的局面。而这场宗室斗争直接影响到了张巡抗贼的效果，回过头来看确实造成了一个悲哀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人会议论张巡守城时发生了吃人的事情，我认为这不需要多谈是对还是错，而是应该考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发生。这样，河南节度使的变更就和安史之乱联系起来了。虽然张巡战死、河南节度使瓦解，但安庆绪也退回了河北，双方都回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而在战时体制下，继河南节度使后设立元帅、以河南为基地对抗叛军也是必需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实权的元帅人选也在不断变更，但万变不离其宗，唐朝还是要选择西部出身的人物作为主导，只不过这个西部军团已经不是河西、陇右的军队，而是朔方军的统帅了，但它也不是朔方军核心的军队，虽然派出了李光弼这样厉害的朔方军前任领导，但他手下的军队并不是最主力的朔方军，这牵涉朝廷对朔方军的压制问题，以及河南毕竟不是平叛的主战场，这就自然地和黄永年先生以前的研究联系上了。而在河南，如果元帅手下的军队是类似于张巡这样涌现出来的地方义军，那他们的实力毕竟是有限的，要和安史叛军这样强大的正规军对抗还需要其他力量的介入。而正在这个时候，安禄山的根据地出现了异动，北边的平卢军被史思明打败，只能渡海逃到地缘接近的河南地区。而对唐廷来说，当然也希望借用这一支同样出自东北地区的劲旅。但既然要借用就必须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而正在这个时候，元帅手下的那些原来的实权势力，虽然在战时成为对抗史思明、安庆绪军队的重要力量，但等李光弼这位战时最后一任河南元帅死后，这些实权人物的力量变得分散了，他们中的有些人被唐朝政府打压了，比如地方将领的实力没有了，而原李光弼手下的嫡系军队也被唐廷调离河南了，那么北方来的这些平卢将领和军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继续安置在河南地区，填补河南的政治真空。于是安史之乱后河南地区的藩镇基本上就是这样由北来的平卢军建立起来了。但等到平卢军势力站稳脚跟后，在平卢系藩镇和朝廷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彼此为争夺话语权、继位权的挑战，一直到德宗时期发生的著名的“四镇之乱”，我们可以看到唐朝非常希望借助藩镇内部的变动，把一些亲近王朝的人派到河南去，把以前那些不服从的力量磨灭掉。当然在这个磨灭的过程中，唐朝不断寻找策略。因为它不能将所有藩镇一视同仁，而应该有先后缓急的顺序，比如淮西镇特殊的地理位置，以至于它对帝国的生命线——几条主要运路都有极大威胁，所以这种对国家造成威胁比较大的藩镇就必须铲除，但是有的藩镇就可以缓一缓，先不处理。大家都知道，很多王朝的执政理念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慢慢摸索的，德宗皇帝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意气风发，觉得两河的藩镇都要收拾，手下的大臣也没有反对的。我很喜欢讨论这样一个君主，他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唐帝国的繁华，到他差不多成年的时候就遭遇了安史之乱。我为什么说这个皇帝我比较喜欢？在唐代后期，德宗对他的父亲、妻子、小孩都比较好。他在奉天兴元之难的逃难途中为爱女唐安公主的去世造砖塔，当时的谋士陆贽等都劝谏说不要在这种军费尚且不够的情形下花钱兴土木，但是德宗坚持要造，而且唐安公主也一直被认为是非常孝顺的。另外他对自己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都非常疼爱。其中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在读《太平广记》时看到的，有一次德宗把孙子宪宗抱在怀里问他：“汝谁子，坐吾怀？”宪宗说：“吾，第三天子。”这个故事就和我们现在平常人家爷爷逗孙子一样，但在唐朝这样一个前前后后帝位继承总伴随着血腥政变、家庭悲剧的时代，你会觉得真是少有的有人情味啊。因此我想说的是德宗30岁左右顺利即位，是一个心智比较成熟、健康的人，他看问题并不是很极端，也不会一意孤行，但是他毕竟经历过安史之乱，亲眼见证了唐王朝的盛衰，而他的祖父、父亲帮他平定了很多事情。德宗有这样一个愿望，也觉得看到了恢复江山的可能，事实上他和杨炎最初在对付吐蕃与处理京西北、京西南藩镇问题时是很成功的，在进行讨伐两河藩镇的过程中，他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投入战争，甚至把宫殿的禁卫军都派出去作战，这是需要有很大的魄力的。当然在德宗遭到一连串打击之后，他的想法就变得逐渐现实，包括他晚年猜忌心加重，把权力抓得很紧，又喜欢敛财。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他敛了这些财，为宪宗后来的平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样我们看到，唐廷对藩镇的策略是在不断改变的，同样藩镇对朝廷的策略也会因此变化，双方都是一种不断博弈的心理。但是无论如何，对之后的宪宗来说，河南的问题已经基本可以解决了，而且策略、步骤都是很完善的。至此，这条脉络基本理清楚了。不过呢，河南的问题写至此，并没有把我所有的困惑解决。平卢军的势力被打击肢解了，河南的危机好像结束了，那么后来呢？河南藩镇看似此后总体比较顺服，但它内部不稳定的情况还是有的，有时还很明显，而在黄巢起义后，河南各诸侯是整体游离于中央控制之外了，这又说明了什么？于是我就要研究在平卢系之后的河南藩镇变化出现在哪些地方。有些学者认为宪宗朝平定了河南藩镇，好像它的“中兴”就完成了，但我发现唐朝平定各个藩镇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宪宗的时代，宣武就已经呈现出地方军人非常跋扈、不断干预节度使人选的情况了，但这在早期的平卢系藩镇中是没有的，在早于安史之乱的藩镇中更不可能有。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个转变可能是因为藩镇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地方军人已然崛起了。关中藩镇的布局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按照前面说的思路，我同样首先需要搞清楚藩镇格局的变化。说到关中的藩镇我们首先都会想到朔方军，至少我写关中之前对其他藩镇也不太熟悉，比如凤翔、邠宁、鄜坊、泾原等，它们的名气也不大，在唐后期的表现似乎也不那么活跃。后来我看到有些学者指出，关中八镇的布局是为了对付关中附近的异族，比如吐蕃。这些研究对各个藩镇的目的、作用、职责解释得非常清楚，但他们的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唐后期的关中八镇看作一个整体，把唐廷对八镇的设立看作是一个精心规划后的产物。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唐朝统治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是他想要怎么设计就可以怎么样。在唐和党项、吐蕃等的交锋中，有时候是“被布局”的情况，“被布局”就是说唐朝只能应战，因此关中八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哪儿有异族威胁就在哪里设藩镇，敌人打到哪藩镇就设到哪。另外呢，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中的藩镇都是沿着几条河谷设置的，因为这几条河谷就是关中通向渭河平原的交通线，同样也是异族进攻长安的方向。当然，上述这些问题只是把最基本的框架理清楚了，我们对关中的分析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主导这些藩镇的力量上去。中晚唐时期关中的藩镇力量是很弱的，但我们知道以前它不但不弱，而且很强，因为它是抵抗安史之乱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其核心就是朔方军。于是我们就自然要关注中晚唐朔方军的力量有怎样的变化。我把朔方军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以此来呈现唐廷是如何把它的股肱之臣的势力一步步压缩，比如通过撤换官员、分割权力等。但我们知道，要更换一个军事集团的领导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德宗和他的宰相杨炎是精心计划好的，有自己的计划和步骤。在这个布局中，唐朝还要考虑吐蕃的问题，不是把军事首脑都撤掉就解决了，还要考虑和吐蕃应战的情况。在中晚唐历史上，朔方军的统帅郭子仪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他不断地被起用，又不断地被打压，但是朝廷遇到棘手的问题还是要找他，郭子仪在这方面也还是很有话语权的。另外，在关中由朔方军主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还有其他的藩镇，比如原西部军团的主要力量——河西、陇右的军队怎么办等问题，也要为这股军事势力安置出路。在研究中我发现，除了以上这两股势力主导关中外，其实还有第三股势力介入了关中，那就是幽州军。这是我在写这一章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是在研究奉天之难时发现，除了泾原兵变、李怀光叛乱等我们已经熟知的事件外，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弄清楚，那段时间我花了很大精力来写这部分，我不断在《奉天录》、《资治通鉴》中找这些细节来研究幽州军怎么会从东北跑到关中，在变乱中它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当我弄清楚这些事情后，我进一步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发现唐朝对关中的这些藩镇都是很打压的，这就和河南的线索一样了，在河南是打压平卢系藩镇，在关中就是打压这些军团，虽然他们曾经是功臣，但是他们力量太大，对统治造成威胁，所以该打压的时候还是得打压。唐朝在打压关中藩镇的同时，也需要培养一支可以信赖的嫡系力量，神策军就是这样出来的。我写神策军的时候，一开始有点难受写不出，一方面它当然是关中相当重要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势力，写关中藩镇的问题绕不开神策军。但一开始我觉得作为禁军的神策军，它的空间结构怎么体现出来呢？空间结构的变化毕竟是我这本书的明线啊。而且神策军的资料，至少传世资料，已经由日野开三郎和张国刚两位先生搜集得差不多了，新出墓志当然还能补一些，但毕竟有限，我还能有多少写作的空间呢？所以我刚开始构思神策军这一节的时候感觉有点苦恼，于是有一次，我实在没办法，百无聊赖地在地图上拿《通鉴》里的那条元载和鱼朝恩争夺神策军镇的史料来标记，这是有关中晚唐神策军镇的一条重要资料，之前的学者都用过，这条史料里出现了将近10个神策军镇的名字。真是不画不知道，一画突然问题就出来了，我突然发现神策军的几个据点都集中在西面的凤翔一镇里，而且分成三排排列，我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了。其实也很明显，这三条平行线就是三条交通路线，这些神策军镇的分布全部在交通枢纽上。明了这一点还不是最令人惊喜的，更重要的是，前辈学者虽然搜集整理了传世文献中不少神策军镇据点的资料，但他们没意识到，这些资料的绝大多数来源于三条主要史料中，一条就是刚才讲的《通鉴》有关代宗朝元、鱼争夺神策军镇的资料；一条则是《通鉴》宪宗初年胡三省注中的一条资料；还有一条也是《通鉴》胡注的资料，但是正文是穆宗初年的。尤其是后两条资料，都是较为系统的神策军镇资料，且军镇名称不同，一旦把据点标示在地图上，反映的形势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真是相当激动啊，我当时就已经隐约感到了，这三条资料的时间并不一样，应该是反映神策军镇三个不同时期的，又因为它们是系统的，所以完全能反映空间变化的问题，而这个空间变化是能反映唐朝关中军事格局和军事措施变化的。神策军从最初为了对付吐蕃而集中在凤翔，到后来逐渐遍布关中地区，晚唐时期又收缩到近畿地区，这就说明异族威胁和唐廷应对变化的一个情况。当然在文章中我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做考证和搜集出土碑志的工作，但是这节的写作更告诉我，同样的一批材料，而且是这类看似只能做定点考证、且已经被前人反复研究过的琐碎材料，换个视角，能看出另一个更立体的面向。从这点上来说，有分歧的史料并不是可怕的，事实上，它常常是上天赐给你最佳的进行分析的宝贝，一定要好好利用。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这章中的“京东”部分，你为什么写不出这种比较立体的变化呢，事实上这部分确实是整本书中写得最一般的。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如果任何地区、任何问题历史都能够留给我们这么丰富、有趣的材料，那简直就是奇迹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也要允许论著的写作是有高潮有低谷，有可以写得更精彩一点的部分，也要允许有写得相对平庸一点的部分，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另外退一步找个安慰自己的借口，从写作的技巧上来说，在保证篇章结构大体均衡的前提下，有详有略，论述风格稍许有些差异也未尝不是锻炼自己或吸引读者的一个手段，所以“京东”部分和“附录”中的墓志伪作事件风格稍微不同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河北：安禄山的老巢接下来就是第三章“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这部分了。我在写作河北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前大家一直认为河北作为安史叛乱的爆发地，它肯定是很牢固地掌握在叛军手中的，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一旦你真的一步步地去分析安史叛乱的整个过程，你突然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它不仅没有完全控制在安禄山的手中，而且在河北，不同地区对安禄山叛乱的反应也完全不同，这导致了河北地区始终呈现出一个不断反覆于支持叛军还是反对叛军的过程中，而且区域变化非常清晰。比如南部的滨海七郡始终不太支持安禄山，不断地给它制造麻烦，但安禄山对幽州一带的控制就一直比较牢固，那一块地方就不反覆。另外，中部的常山郡是一个很重要的郡，它治下的井陉关是山西进入河北的太行山中的孔道，常山的得失与否经常是河北反覆的锁钥。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同样是安禄山的辖区，为什么南部会时不时地反抗安禄山，但北部就不会？而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到唐前期的历史中去寻找。我发现，在安禄山叛乱之前，河北的军镇结构就已经有了变化了，管理异族的羁縻府州基本上都集中在幽州一带，培养骑兵部队的军镇也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北京以北地区，但南部平原地带的军队则主要以团结兵为主力，尽管这些团结兵的战斗力也很强，但毕竟是一种类似民兵的组织，和正规军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面对北方强大的铁骑时，南部的团结兵很难抵挡。这样河北军团的情况就清晰了。而且河北军团的情况并不全是安禄山一手制造的，在唐前期就已经存在这样的情形了，因为河北北部必须要对付北边的契丹、奚等，而安禄山只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了这种既定的军事格局，并将之充分施展运用到他的叛乱军队中。即他带领北方的铁骑扫荡了帝国的河南、渭河平原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将领、军队都是安禄山手下战斗力最强的，而团结兵则被留在了河北的地方上。但安禄山没想到，在他的大军走后，类似于团结兵的河北地方民兵就会不断地反水，所以安禄山才要不断派史思明这样的人和军队去稳定河北这一后方。有人认为安禄山研究清楚了，就能把安史之乱搞清楚了，但不是这样的，安禄山死了还有他的儿子，之后还有史思明及其子嗣。我在写作的开始阶段觉得安禄山死后的政治问题是不是可以简单一点一起写掉算了，但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安禄山死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而且这些问题非常有趣又很重要。比如安禄山死后，他的儿子安庆绪的号召力变得不太一样，手下的大将逐渐离心离德，这对自立的安禄山集团来说是出现了一个危机。取而代之的史思明以及那些和他平起平坐的、称王的高级将领都不傻，那么史思明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一些安禄山的亲信必须除掉，但是有些人却不能动，比如安禄山手下的那些高级将领。史思明也有手腕，用高官和虚位解除安禄山时代一些异族高级将领的军权，并且开始培植自己的牙将亲信，换一批可靠的自己人。比如现在我们从成德的《李宝臣纪功碑》中已经明显可以看到一些不是安禄山时期的将领，可能是史思明时期涌现出来的。另外，蓟门内乱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件，不光是我们印象中的很多河北胡人在此次事件中被杀掉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未来河朔三镇的走向。写完河北的安史之乱，当然接下去就要面对著名的“河朔三镇”了。于是又要对学界的常识性认识产生质疑了，既然河北在安史之乱前后就已经有差异了，那么其后身河朔三镇难道就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就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可以对他们一视同仁了吗？如果有差异，那么这种差异体现在什么地方，仅仅是叛与不叛、跋扈与不跋扈的问题吗？我发现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在于三镇的内部结构。譬如成德镇，因为幽州军乱，史思明时期的将领都把人马带到了李宝臣的成德镇，使之成为一个继承了安史旧部最好的衣钵、拥有大批精兵强将的藩镇。李宝臣就是利用了这个过去的权力结构，依靠这些骑兵力量把初期的成德打造成河朔三镇中实力最强的。自然，他也没有必要再去招募地方军队，因为手下已经有了这么强劲的正规军了。但田承嗣就不一样，他的魏博在河北南部，尽管他也有野心，但是实力不足，他的身份也吸引不了更多的安史高级将领，那就只好白手起家，把地方上的军人收编到自己麾下，魏博的地方势力就是这样抬头的，著名的魏博牙军也就是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但一开始，他手下也有一些将领，也吸收了一些粟特将领，但随着地方势力逐渐崛起，这些原有的将校势力衰弱了，牙兵崛起的后果可能是最初建立他们的田承嗣完全没有料到的，魏博的权力结构也就这样逐渐被地方低级军校、军人把持了。幽州可能走得又是另外一条路，它的主要将领不是牙将，因为幽州有一条很长的北部边境线，所以需要把最优秀的将领配置在边境，它的经济特点也与南方的两镇不太一样，所以幽州最强的势力是北部的军镇。这就是河朔三镇最重要的区别，而这种差别也会影响到它们和朝廷之间的关系。前面我们一直在谈河北内部的问题，当然，河朔三镇和朝廷的关系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发现，唐朝对河北的态度与它对河南等地的态度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只是与朝廷日益重视河南等地不同，它对收复河北却越来越不上心了，只要河北三镇不与中央作对就行，也没有把河北地区重新纳入掌控的要求。有些政治家比如李德裕，话就讲得非常清楚，只要河朔藩镇还承认中央政府，朝廷也不会干预藩镇的地方事务，这就是在现实政治环境下表现出来的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其实李德裕主政时还对河北周围河东藩镇的人选作了很好的安排，我在书的注释中也提到过。他辅佐几任并不杰出的皇帝，但本人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以至于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在河北与朝廷关系这个问题上花了比较长的时间，那时候觉得自己真是渺小，因为我一个每天宅在书房挤论文、尚未踏足社会的小姑娘，却要洞悉一个唐朝最一流政治家的想法，常常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这部分写作有时候我会停顿个半天、一天，因为觉得李德裕太了不起，面对他我有时真不知道还能讲些什么，但他的最后命运却是可悲的。我们做政治史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面对的都是古代的那些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考虑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他们早已考虑到了，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政治智慧，更不要随意褒贬，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尽自己的努力站在他们的立场，试图了解他们的所行所为，仅此而已。永王之乱和军将最后一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部分“永王之乱”，因为第四章其他部分在硕士论文时基本都写好了。我原先只是想把永王之乱稍微理一下，没想到结果写成了整本书里最长的一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用了十个小标题来规划这一节。写完之后突然觉得，希望有哪个编剧，最好是戏曲的编剧，能看到我这个东西写个剧本吧，就写永王之乱，你可以从中读出很多内容和情感。这个事件就像十幕剧一样，我最后一个小标题就叫“谢幕”，写完的时候我确实是很感慨，觉得满眼悲凉，那时还是春节前后。你可以看到安史之乱时期的中枢斗争是如何影响了很多士人、军人，甚至普通人的人生轨迹，个人的命运在政治风暴的裹挟下是如何微不足道与不堪一击的。写作过程当然也不轻松，因为永王之乱的史料不断被篡改，面对被篡改的史料，你如何把史料中被篡改的部分和真实的部分、对研究有用的部分和后人想象建构的部分区分清楚，尤其是还要面对之前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学者，你还要把他们理解的对的或错的部分吸收消化，头绪确实比较烦杂。而且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心理史，永王之乱中有些诏书可能是伪造的，但这个伪造出于什么动机现在还只能推论，我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确定某些推论是正确的，只能说按照逻辑推理思考它可能是伪造的。不过这一节的写作也是很过瘾的，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原因外，新出土文献、笔记小说、诗文的资料你都可以运用，都可以想办法把它们串在一起。另外我想说的是，我对江南地区的关注从一开始就被一些北来将领所吸引。当我在读本科写韩滉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柏良器之类的军人。但他们不是那种蠢猛的武夫，你看李翱撰写的《柏良器神道碑》和其子柏元封的墓志，说柏良器出身儒学世家，父亲曾是射策甲科的获嘉县令，在安禄山攻陷东都时，持印不去因而被害。于是柏良器遂学剑从戎，将复仇以快冤叫。后来他年纪轻轻就被府主李光弼派往江东平定地方动乱。安史之乱结束不久朝廷派了李栖筠，也就是李吉甫的父亲、李德裕的祖父来担任浙西观察使经营乱后的江南。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两《唐书》也不知道碑志里有一处记载说，李栖筠看到柏良器后问他的生平事迹，后者回答说身经大小几十仗，然后李栖筠立即很郑重地向他致敬，说了句好像是“有公如此，得公甚深”之类的话。我当时读到这句话非常感动的，因为我推算了一下，柏良器当时的年纪在二十四五岁左右，比当时写论文的我也就大一两岁吧，而李栖筠的年纪推断下来估计和我父亲差不多大。一个相当于父辈的人在初次见面时能够对一个手下的年轻人说这样的话，放在今天也不多见吧，但安史之乱的时代却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看李栖筠和柏良器的作为，怎么能叫人不感慨与动容中唐人的精神，而有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一批人，唐帝国又怎么可能在安史之乱后就灭亡呢？你当然也可以说这些文本的写作可能有溢美之词，当然会有的，但这种遣词造句被用于形容当时很多的将领，比如永王之乱时的季广琛、刘展之乱时的李藏用、韩滉时代的王栖曜、李锜叛乱时期的张子良，无不如此，那就是一个时代风尚的问题了。而且这些将领和当时知名的文人关系极好，比如韩愈、李观辈都曾游于后来成为神策军统帅的柏良器幕下。我想很多人都会喜欢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里的梅长苏，我也很喜欢，那是一个虚构的由武转文、亦文亦武的人物。但你看看中唐的季广琛、柏良器这些到江南来的将领，他们可是活生生地由文转武、或者说文武兼备的人。而且真实地生活在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动乱年代是很能见一个人真正的风骨的。这也正是我非常喜欢中唐这个时代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宪宗朝之后，这些将领的身影就逐渐不见了，随着宪宗平定李锜之乱，江南的藩镇面貌也发生变化了。文士取代了韩滉这样的贵族节帅、“土豪”取代了曾经的这些北来将领出现在未来的江东舞台上了。重构了什么？到这里，我用四章内容把各个地区的“危机与重构”问题都作了梳理，但对一篇博士论文来说，还必须对主题做个明确的交代，于是我就在代结语中把“危机与重构”作了总结——安史之乱究竟带来了哪些危机？重构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展开的？最大的危机当然是安禄山叛乱本身。它反映的问题就是杜佑所说的，在唐代边境线上有两个大的军团存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晚唐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没有成就，它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它借助安史之乱这个契机，包括之后一连串的战争和政治策略，把两个大军团的力量不断打散，到了唐宪宗《元和郡县图》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藩镇能有力量与朝廷叫板了，这样一个帝国在我看来当然是成功的。面对这样巨大的挑战，在化解的时候如此成功。当然除了空间结构的重构外，唐帝国化解危机时的“洗牌”做得也非常干净，那些实力强大、骄横跋扈的旧藩镇势力最后都被除掉了。不过政治史研究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政治权力是不会出现真空的，当这些老牌的势力退出的时候，必然会有新的力量来填充它。河南有非常强势的地方军人，包括后来五代的那些创业者基本都是地方军人出身。关中虽然资料有限，但隐约可以看到京师神策军的身份主要变成了长安的富家子弟。河北藩镇因为情况各不一样不太明显，但魏博很显然也是地方军人非常强大。另外就是我很喜欢讲的江南，因为这里代表了未来宋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土豪”，他们往往是一些大土地所有者或商人，但也有一定的武力基础，比单纯的职业军人对未来发展的走向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个群体也登场了。这些就导致了除藩镇空间以外的另一种“重构”，也就是社会阶层的重构。而在我看来，社会阶层的重构应该是唐宋转型中最至关重要的一点。唐宋转型是从2005、2006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比较热的话题，我很庆幸自己是在这股热潮掀起之前开始读日本学者关于唐宋转型的书籍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日本学者会在战后把他们的关注点都放在这个大问题上呢？你去看日本学者不管从哪个层面谈唐宋转型，都会谈到身份的问题，而涉及身份最重要的法制、经济研究又一直是日本学者的强项，包括和我的研究最相关的军制研究也是如此，都集中于一个问题，就是身份变化，他们不断讨论国家的人身控制等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在战后面临着自己身份的一个认同、落差、重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后来我在和一个老师聊天时谈到，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时代变了、转型了？你可能会觉得工资、收入、生活水平变了，这当然是有变化了，但可能我觉得比如对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曾经大学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群体，走在路上是可以抬头挺胸、80年代或90年代初哪家出了一个大学生是很光荣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很多时候会感到迷茫，感到大学生满街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之类更是不好找。而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转型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你身份变化产生了落差。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社会重构的问题，你会感慨时代变了。当然我在文章里面还谈到另外一个重构，也就是我发现唐帝国在对各个区域的认识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它现在会把河北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把重心放在江淮，第二个放在关中或者河南，它对每一个区域会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出现。唐朝关心江淮是因为江淮成为经济命脉，关心关中是因为首都在这里，是文化中心，关心河南是因为关系运路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河北对它来说就意义不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唐代人对于它的地区重要性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排序了，而这又可以和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对上话了。仇老师以前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讲唐代的关中与山东关系的。为什么前期可以这样写？包括汉代你也可以写关中和关东，这个情况是因为前期这两个地区都比较独立，唐代通过关中一地可以满足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对外部的控制相对来说就弱，关东也很独立，两者就会出现对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在逐渐变得会以明确的地区分工的形式，各个地区扮演不同角色的面貌出现了，这时唐帝国就不能只靠关中一个区域来维持了。如果它能维持的话，为什么武则天要不断到洛阳去就食呢？因为经济方面关中已经维持不了了。再回过来看安禄山，他当然会坐大，因为军事压力在北边，当然要发展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不是一定要给安禄山多大的权力，而是不给这些权力就不能让他们有效抵抗异族的入侵，而且必须实行权力集中，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大问题。再往大的层面说，这意味着中国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了，中央不能仅仅是依靠一个本位的地方来维持了，必须要不同区域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彼此密切配合才能维持了，其实我们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是这个趋势的产物。但是这个转型确实就是发生在藩镇时代的，虽然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在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实际上地域之间的融合却越来越紧密了。而到了宋代，宋人比唐人更觉得边地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那时人的想法都已经很现实了，所以会有太祖玉斧划界一说，而且是美谈。这就是另外一个重构的过程。过去我们对盛唐谈的太多，一提到唐朝那就是盛唐，总让人想到繁荣昌盛的景象，现在很多宣传中国文化的文艺演出也总有大唐盛世的篇章。所以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中晚唐的政治魅力，避免产生那种忽视中晚唐的心态，其实一个看似藩镇割据的中晚唐给后世提供的借鉴意义是很大的，表面的分裂遮掩不了它的政治光芒和时代价值。中唐在危机下的一个转变，其实是更考验政治家的智慧的，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考验着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所以我能够碰到这样一个题目，确实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谢谢大家。仇鹿鸣：似乎学者都希望自己好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我印象中上一个在讲座中提到类似话题的是黄一农。（众笑）回到正题上，其实藩镇是一个非常旧的题目，或者对于一个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来说，难免要面对的挑战是，由于中古史领域中相对材料少而研究者众多，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会遇到找题目的问题。比如藩镇，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晚唐研究的热点，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藩镇有大量个案研究，几乎每个藩镇都已经有相关的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这在短期内缓解了对题目的焦虑。但是在个案研究的浪潮下，很多问题都被遮蔽了，就像李碧妍刚刚讲的，每个个案都是差不多的面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想法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强的预设，觉得中央权力衰弱的时代是一个糟糕的时代，所以在任何一个对地方的研究过程中，往往不是关心这个地方本身，而是关心它和唐王朝的关系。于是任何一个藩镇都会有恭顺期、跋扈期、叛乱期，这些对应的研究对象就是藩镇节帅，或者其一些手下的骄兵悍将。在这样的研究下你会觉得每个藩镇的脸都长得差不多，似乎每一个藩镇都有从恭顺变得跋扈，然后被唐廷镇压或进一步自立等等类似的戏码，尽管每个个案都不一样，但事实上观察问题背后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这是我们研究时需要反省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本书很不容易的一点，就是完整处理了一个时代的断面。对于一个研究的初学者来说，相对容易入手的是个案研究，因为个案容易把握，材料也比较集中，比较难处理的就是所谓“截断众流”，在一个横剖面对一个时代进行观察，但这就要面对非常庞大的先行研究，还有对于如何来理解这一时代及其意义这样大的设问。个案当然可以做出很精致、精彩的研究，但是真正重要甚至了不起的研究恐怕还是需要有一个“截断众流”的取向，回应一些重大的问题。而且在一个横向的剖面上，它可以展示出在历史转折的时代，面对这个危机，整个藩镇的体系是如何建立、分合和调整，这样你就能感受到在历史剧烈变动时，所缠绕着复杂政治和人事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纠葛，把握时代的脉搏。当然这从研究过程本身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也可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和最具有魅力的题目。就中古史的研究来说，既有容易的方面也有不容易的方面。不容易就是既往的研究积累非常丰厚，现代学者往往面临着似乎没有题目做的困境，但是反过来我们的前辈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刚刚说藩镇是一个旧题目，包括李碧妍提到的日野开三郎等日本学者及大陆、台湾很多学者都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在过去的学术脉络下，对藩镇的制度和构造作了非常精细的研究。我个人感觉过去对藩镇的研究主要是政治及制度面向的，对于藩镇的政治体制、军事体系、财政结构等方面研究得相当透彻，但相对来说对于藩镇动态变化的过程把握相对欠缺。但中古史研究的好处就是，由于之前很多优秀的学者做了很多基础性及相关性的研究，一旦你寻找到新思路，能够打开新的方向时，你觉得过去很难跨越的前辈学者的高峰，现在反而变成了你研究的重要支撑，你能很快找到各种各样的基础性、考证性的研究，为你的研究工作提供大量的方便，真正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使得之前讲的“截断众流”成为可能。第三点我想说，对于一般历史学出身的同学可能注意不够，是李碧妍对空间这一分析工具的利用。其实历史学两个最主要对话的对象，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李碧妍读的是历史地理学，对于空间具有敏感度，某种意义上这本书能被归入周振鹤老师提倡的政治地理研究的脉络中。周老师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的行政区划是按照两个基准来设计的，一是山川形便，就是按照山和水这些天然的界限来设立行政区划，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犬牙交错，故意把天然的界限打破，形成互相制衡的局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从汉代到现在中国县一级的规模基本上是不变的，数量也较为稳定，但越是高层的政区变化越大，因为高层政区的设置更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藩镇恰恰是在应对国家的危机时设立的一种准高层政区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藩镇的兴废、分合、调整、合并背后都有或隐或显政治原因的推动，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和空间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另外，尽管我们一直都把安史之乱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讨论，但是我们对这个事件过程的理解往往是单线式的，把安禄山等人和唐王朝作为对立的双方，把战争看作双方围绕长安、洛阳地区的拉锯，我们基于这些“典型”或者“重要”事件（比如之前碧妍提到过的张巡）所构造出看上去清晰而明确的历史画面，但实际上这个画面应该是复杂的。我们过去习惯于把古人想得比较简单，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喜欢给政治人物贴上标签，并把这个标签就作为贯穿这个人物一生的主要线索，比如某党、某派。但事实上，人物应该也是复杂的，你不能把一个人视作标签式的人物，他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在政治立场背后他会有实际的政治利益与交换，这些会影响或决定他政治立场和态度。就像我开始时候说的，历史需要被充分的展开，从这个程度上说，历史的魅力就在于细节的呈现。如果你要做解释的话，某种意义上而言社会科学在解释能力方面要远远超过历史学，这时我觉得呈现出复杂性某种意义上是史学家的责任。第四点可以讲一讲对于中晚唐的观察。我感觉唐代的前期和后期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变化，唐代前期是一个比较均质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中央对每个地方的控制力是均等的。所以对唐前期的观察，我们依据《唐六典》、《通典》等对相关制度的记载，容易得出唐代前期是整齐有序的印象。但是唐代后期，其实并非没有材料，而是材料零碎和散乱的，从我最近几年的工作来说，认为唐代前期和后期政治的区别在于，唐代前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制度性的规约来展开运作，但唐代中后期更多是依赖于政治的惯例或政治的默契，这些并不行诸文字，这时需要研究者通过对于政治行为的分析来勾勒出线索，发现这些默契与惯例是如何起作用的，难度当然更大一些。比如书里相当篇幅讲到唐德宗，如果我们不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从生活在历史情境中的人物来说，德宗安史乱后首选自然是要努力恢复盛唐的格局，再造盛世，所以在代宗、德宗、宪宗时期中央和藩镇会有这样激烈的冲突，而冲突的结果是对峙的双方都认识到了，互相力量的边界所在，所有的政治惯例、政治默契都是在不断的博弈中形成的，最后这就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运作。而这种默契和以前那种载于史册的制度来比较的话，它有非常复杂而微妙的面向，只有在政治的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的所在。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最后我想从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我们应该去试着回应一些重大的问题。在最近二十年，不仅是中古史，整个中国史都迎来新史学的兴起、传统史学的研究衰落，当然这也受到西方包括港台一些研究风气的影响。确实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一般人的历史，按照年鉴学派的说法，一般人的历史是沉默而恒定的海洋，而政治事件只是海面上的几朵浪花而已。这话当然很有道理，而且我对于新史学也非常有兴趣，但是回到中古史的立场上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那些重大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在过去的研究中，那些重大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但是正如我一开始所讲，这些结论更多只是一个性质的判断，但对于结论背后的支撑它的史实，包括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其实是缺乏研究的。而且我们现在提供的结论往往带有不小假说的性质，但现代有些研究干脆是站在这些结论上展开的，但对于这些假说本身是不是足够可靠，在我看来都是需要加以反思和回应的。在我的观念中，学问没有新旧的，只有好坏，套用胡适的话，我是一个“好研究主义者”。只要在研究的过程中，在充分地掌握史料和前人对话的基础上，揭示出不同的历史层面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从目前而言，我觉得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应该到了需要重新加以检讨，至少对于重要的假说都需要有所反省。所以我觉得李碧妍这本书填补了一些空白，对于安史之乱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到底能不能提供一本比较好的专著，构成将来进一步讨论难以绕过的基石，我觉得她比较好地完成了这样一份答卷。

旧瓶新酒透深意

近百年来，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影响深远，内藤湖南认为唐宋之间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古”与“近世”的分界线。支撑内藤湖南观点最成熟的莫过于“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宋代经济的巨大发展。而这一切作用于行政制度上的变化莫过于政区沿革。唐代的政区划分基本沿用了州县制，而宋代虽然沿用州县制，但是形成以安抚司管军权、转运使管财权的兵、财与行政分治的复合型行政规划。之所以让兵权、财政与行政权分离，其主要诱因来自于唐代中后期一百多年藩镇割据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最终的结果，也导致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局面。探讨藩镇割据的研究是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之前成果繁多，如何能在老树上发新芽，李碧妍博士的这本《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让人眼前一亮。本书选取了河南、关中、河北和江淮四个地域来研究藩镇之间的动态关系。这四个地区正巧反应了唐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唐代后期经济重心已经从关中转移到了江淮，但是关中实力尚存，江淮更为富庶，河北毗邻北部边陲，旧有“安史之乱”之余部，后有契丹沙陀，此处已形成“魏博”等长期藩镇格局。只有河南早已凋敝，于是这里成为了多股势力角逐之地。同时，藩镇割据又是地方性武装夺权的政治产物，藩镇在下属将官的选择中，又颇为器重本地人。故而藩镇割据时期，无论藩镇还是直接服务于朝廷的各派势力其地方色彩皆甚是浓厚。作者通过分析安史之乱后，朝廷派遣担任河南巡抚中历任巡抚的祖籍，挖掘出河南地区微妙的势力纠葛，从而通过这种对史料极其敏锐细致的考察，分析出背后唐王朝对河南地区行政规划布局的重视程度，此种活用研究方法的技能值得称道。近年来，周振鹤先生及其弟子在上古、中古时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有着卓越性的突破，本书的意义在于动态的看待山川地理与政局沿革之间的互动。周先生曾经在《体国经野之道》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政区规划的两大原则分别是“山川形便”与“犬牙相人”，在轮廓上“山川形便”是方便管理，在细节上“犬牙相人”是为了方便相互制衡。作者通过分析四大地区藩镇割据的动态行政区域变化来彰显“犬牙相人”的锐度，这一点深刻的影响到了后世行政规划制度的改革。使得全书名义上是通过分析藩镇割据来探讨唐代灭亡的旧题新议，实乃是分析唐代中后期行政制度的动态发展，探究宋代行政制度的变化内核。这是之前纯粹的政治史研究中常被忽视的璞玉。（本文荣获首届“芬芳四季 阅读中国”微书评大赛大学组一等奖，该赛事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举办）

“东巡”非“东封”，有关《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的一点意见

近来有幸得以拜读大作《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深感李女史学术之精深，佩服至极！因我对宋史稍有涉猎，故就大作第一章第一节所引《新唐书•忠义传》”赞“中有关”章圣皇帝东巡“一事，稍作异说。大作中将此事定为”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东封泰山“（第33页），由此导出，宋真宗”其实根本没有经过（实际上也不可能经过）当时的应天府“（依据是大作第34页，注释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所记为天禧元年之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一月之事应记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第1567-1579页），就此推论出此“话题的记载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只是欧阳修的“道听途说”（第34页）。如按作者的理解逻辑，得此结论完全没有问题。可遗憾的是作者可能存在将”东巡“误判为”东封“，换言之，就是将宋真宗东巡亳州祭拜老子与宋真宗东封泰山二事混淆为一事，将二者张冠李戴了。宋真宗东巡亳州，亲到应天府一行记载，见于《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丁未、壬子、乙卯条，原文在此不再赘引。其实宋代应天府确实存在祭祀张巡和许远的庙宇，在北宋时，当地称之为”双庙“，有关记载见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祠庙事奏》“又有双庙，乃是唐张巡、许远以孤城死贼，所谓能捍大患者”。此奏为张方平在判应天府时所上呈给皇帝之疏。故此可知，真宗东巡亳州时，亲到张巡、许远的双庙。欧阳修在《新唐书•忠义传》“赞”所说“章圣皇帝东巡”一事，应是在此时确曾发生无疑。故李女史在大作中第33-34页所说宋真宗“其实根本没有经过（实际上也不可能经过）当时的应天府”，此话题的记载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只是欧阳修的”道听途说“的观点不成立，由此结论所绘出的真宗皇帝东巡地图也是错误。最后申明一点，发此评论，并无他意，只是出于对李女史学术的敬佩，像《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如此上乘之作，如能避免这样的小小瑕疵，将会更加完美。

全面书评之不可能

此书花了4天时间精读完成，大呼过瘾、几乎涉及到了藩镇问题的方方面面，分析无比详细。个人认为写书评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读者的评论本身（准确说收获本身）就是书中异常详细的分析与结论。当然我也希望学者、爱好者们能在此书基础上继续推进。所以对于必成经典的此书，唯一的建议就是买来认真读，大家快去抢吧，短期内断货几乎是肯定的（是的，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多屯几本）全面书评之不可能，部分亮点与意犹未尽之处，我还是想表达下。江淮部分相对偏弱些（但其中韩滉的部分感觉还又恰到好处），但结论中对于唐到宋（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从东汉到魏晋）演变的地缘政治视角实在是太强悍了（但我认为李在强调这个演变的时候没有突出边缘少数民族的强大压力这一关键，因为没有这个因素，关中自立并且相较于关东拥有的地缘优势就缺乏基础，关中本位也就没有可能，结构的变化也就成为必然），对关中本位和非关中本位的理解很新颖本书最后对李怀光墓志也是典范，真是太有趣了。还有几个比较感兴趣的地方1.就是本书提到的河东和宣武在唐末做大的问题（这其中河东做大又来自代北地区的蕃族加入），对于李克用为代表的河东以及以朱温为代表的宣武，有什么好的研究没有。我对宣武做大更感兴趣。太史和陆凯的推荐，在此致谢李克用的话 樊文礼老师创建性的提出了一个“代北集团”的概念（出自樊文礼 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 2000）引申的内容相关可以参看孙瑜 唐代代北军人群体研究（导师：王永平） 首师大2011至于沙陀民族源流可看：刘芸 沙陀史研究（导师：徐黎丽） 兰大2006※黃英士 沙陀与晚唐政局（导师：王吉林） 中国文化大学2011【博士】袁本海 沙陀的形成及其与北方民族关系研究（导师：李鸿宾） 中央民大2010河东问题延伸：李崇新 唐末五代的晋梁之争研究（导师：魏良弢） 南京大学2000※陈玫旭 五代北宋时期河东地区研究——以军政为考察中心（导师：廖隆盛）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5杨春雷 唐末五代宋初的“河东现象”（导师：戴显群） 福建师大2012徐双 河东集团建国道路的探讨（导师：杨西云） 天津师大2013朱一帆 唐末五代河东地区军事地理研究（导师：陈庆江） 云大2015朱德軍師兄的中原藩鎮研究博士論文张现国 唐代宣武军研究（导师：李福长） 上海大学王真真 唐代汴州军事地位研究（导师：刘玉峰） 山东大学2014陳忱：《論唐末朱全忠勢力的興起》，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曹兴华 唐末五代沙陀骑兵述论 （导师：黄修明 ）四川师大2015房忠伟;沙陀突厥对唐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与影响[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年朱德军;唐代中原藩镇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王效锋;唐代中期战争问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王庆昱;梁晋争衡下的河北藩镇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2.唐代财经技术官僚工作方式与作用，从此书看来也越发重要，但是财政经理的实际情况以及在政治中的作用、影响力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需要专门研究，希望能看到这方面的专著此书中中唐时期两位重要宰相李绛、李吉甫两位的奏疏、谏言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堪称洞悉事理，务求实际的卓见3.看了此书立马买了汉唐漕运与军事一书，想了解从江淮到关中物资输送4.此书看完一半的时候，对唐代前期的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结构也产生了兴趣，太史和陆凯推荐了以下著作，台湾《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四卷第二期刊载孙英刚副研究员论文《唐前期王府僚佐与地方府州关系考》 ，唐前期军政关系着重府兵、行军、都督府等，可参考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夏炎《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熊伟《府兵制与北朝隋唐国家政治生态研究》。在此一并致谢。5.安史之乱中江淮基层视角的嘎然而止本书提到江淮藩镇的政治结构向着以土豪为核心的势力全面崛起进行转变，同时也提到安史之乱时农民起义以土豪领导为代表，以及安史之乱后德宗宪宗对江淮土豪的压制。既然是土豪领导的农民起义，这种农民起义因何而起，是因为外部军镇势力的进入与当地土豪发生利益冲突，还是中央政府，地方军政对战争财物的需索无度，还是当地民间的自发进行的自卫行为，这里欠缺相应的分析6.自己的思考：中国历史变迁的地缘政治视角关中，河北，河南，江淮分立的地缘格局大致写到这里

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推荐语

藩镇研究是唐史学界关注的重点，观点和成果都非常之多，几无剩义。作者从整个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的重构来看藩镇问题，认为唐朝是通过重构藩镇的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来应对并化解由藩镇所带来的紧张危机，重新树立帝国统治秩序，使唐朝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这本论著消化了有关藩镇的传统史料，镶入近年新刊或新出的墓志材料，也充分吸收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大区域的藩镇都做了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在脚注中对史料多有辨析，对前人观点多有增补和驳正。这些都让这部论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另一种“唐宋变革说”

平日惯用的朝代划分时常会误导人。尽管世人印象中的唐朝多是“盛唐气象”所留下的，但自安史之乱后唐代还有长达150年的后半期，而中晚唐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化还是社会结构上来说，可以说都是“宋型文化”的一部分，与初唐、盛唐相比已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这一点来看，中晚唐时代是宋朝的“前传”，宋代文明正是从这一躯壳中孕育出来的，不回到中晚唐是无法理解宋代的，而要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藩镇割据。危机对唐帝国而言，安史之乱是一次整体危机的爆发。就像后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一样，它虽然没有摧毁帝国，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原有的运作方式，人们被迫认识到：原有的老法子是不行了，必须找出新的应对策略。然而由于危机如此重大、所能采取的手段可能又有限，混乱、错误都在所难免，有时解决问题的努力却又引发了更麻烦的新问题，而原本只打算临时应对的举措或许就变成了长期政策，甚至为了避免局势更坏，也只能默认一些不那么坏的现状一直维持下去；与此同时则要竭尽全力挖掘新的机会与可能，调整权力结构以适应这一变化。李碧妍博士在书中清晰地梳理了唐帝国这一危机下，中枢权力与不同地方诸侯之间的博弈。在全书一开始她便已开宗明义地指出：“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这在史观上已破除了传统上那种将中晚唐视为衰世、乱世，而藩镇割据是分裂混乱体现的正统观。确实，只有充分理解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才能解释宋代的种种特质与重现辉煌，也才能明了其中所体现的中国文明所蕴藏的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虽然各藩镇都想要控制所属州县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都寻求某种自治和自主（突出特点是将帅、官吏自行决定，即《资治通鉴》所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但各地做法不同，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因之各别。在这里，她并不是采取正统观下那样“中央=合法正统”、“藩镇=非法分裂者”的二分法，倒不如说是将他们视为平等的两个博弈主体和行动者（agents），双方在互相试探中不断寻求机会点，各自都想要实现自己权力目标的最大化，但同时又要将损失最小化，由此不断学习与调整，趋于一种“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谨慎小心地不断进行理性计算，尽管它们各自采取的言辞可能仍是高度程式化的王朝话语。由于这种多重行动者存在，权力在很大程度是被分散化了，地方权力上升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和晚清时一样，对中央权力的攘夺不仅来自叛乱一方，还来自号称是忠于王朝的一方，因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乱局面中，中央不得不放权给地方，由他们见机行事，因而安史之乱期间玄宗便已批准了节度使对地方官的任命权，“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这样，一如韩昇在《盛唐的背影》中所说的，“从此以后，唐朝必须学习如何同地方协调并理顺关系，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转变，为后代积累了中央处理同地方关系的经验。”毫无疑问，支撑这种分权局面最根本的是独立行动的军队。中晚唐时期屡屡造成危机的正是种种不服中央控制的军事力量，那也是藩镇割据能得以维持的根本——正由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因而最终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上也是依靠军事征服、或至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收服。宋代“强干弱枝”、将力量集中于中枢禁军、两宋之际对岳飞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将领特别提防的原因，恐怕都可追溯到这里。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因而在这种军事割据局面背后的则是财政危机和税收体系的重组。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李碧妍并未展开讨论。概括地说，政治和军事形势上的危机造成了国家财政结构崩溃，由于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原有的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再起作用，因此，对割据局面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亟须改组地方行政结构、加强对财税的挖掘和汲取能力，以强化自己的军事机器。在急需军费的惶急中，各地军政长官以任意名目摊派，造成极为紊乱的赋税制度。正因此，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认为中晚唐“财经制度亦有很大的变革，其变革幅度之大，次数之多，前所未有。在基本上，这些变革，都是对当时问题或挑战的响应，譬如面临安史之乱，庞大军费无着，不得不整顿盐政——后来，宋代亦利用盐政，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代宗因奔陕州，陆运所费不赀，不得不改革漕运；由于支出浩大，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从而演变为两税制；中唐以后，商业发达，对钱币需求增加，因币材供给有限，以致出现飞钱；北宋平蜀后，蜀人因铁钱不利于流通，乃创出交子。”众所周知，南方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国家财税中心南移，而为了强化这种财税输送并保护、扩大税源地，朝廷才不断加大了对南方的投入。此外，朝廷为筹措军费还加大对富商索取的力度，征收商税，德宗建中二年（781）便“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甚至连僧侣也不能免于榨取，“安史之乱中，朝廷以出售度牒来筹军费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见《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凡此等等，皆可见帝国为了应对危机，是如何想尽办法地开源节流。而这些做法，与近代西欧各国几乎如出一辙。变革，往往都是这样被危机逼出来的。无论过往“唐宋变革说”的立论点如何，那说到底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为了应对一场全面危机带来的挑战，中国不得不对在社会、财政、军事组织、行政等各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结构对不同藩镇案例的分析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李碧妍在仔细深入讨论之后令人信服地证明：朝廷与藩镇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当地的具体状况和权力结构。在河南藩镇，是通过分割原先平卢系军阀的政治版图并瓦解其军事支柱，使之重新接受唐廷控制；在关中和朔方，逐渐在禁军的控制下实现军权的集中化。最复杂的则是河北藩镇：安史旧将控制的成德镇在确保其世袭特权的情况下，与唐中央反而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关系；以难以控制的地方职业兵（牙军）主导的魏博镇，则屡屡发生权力更迭；辖境最稳定的幽州镇，则内部变乱频繁。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河朔三镇当时其实经历了一个可称为“再封建化”的过程：藩镇统治者视唐廷为宗主，而其内部将士、人民则又视他们为宗主，但在这一封建分权体系下，“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如果比较早期近代欧洲各国的路径，或许可以说，在经历中晚唐的危机之后，重新统一的宋帝国已蜕变转型为一个新型的、早熟的“绝对主义国家”。佛教寺院、地方藩镇均遭到沉重打击，979年北汉的垮台意味着中原再无封建力量能对宋朝中央构成挑战，正如勃艮第家族的败亡表明再无封臣有能力挑战法国国王。这也解释了为何宋代之后再无藩镇出现，因为一个重组后的中央权力已不再与地方精英分享军事权力——晚清民国的军阀局面与帝国中央权威崩溃的进程同步，这大概并非偶然吧。当然，历史发展的结果，并未像西欧和日本那样将这种分权自治的权力结构合法化和固化，而是激发了中国社会内部寻求重新整合的力量——这一过程，李碧妍称之为“重构”。这种“重构”，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权力结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和社会构造上，虽然她也注意到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阶层的流动性都改变了，不过正如她在分别剖析藩镇案例时按地理版图的划分一样，她在理解这一重构进程时侧重的还是某种空间的视角，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唐朝从前期的“关中本位政策”转向了“中央本位政策”。具体地说是“一个国家从各个地域相对独立，唯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为突出的地缘结构形态，向各个地域相互依赖，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功能差异的地缘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至于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这也开启了宋代那种基于理性计算的实用主义策略：以“强本弱枝”为主导思想，宁可放弃边地来巩固中央权力。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她作为周振鹤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历史地理学取向，而非采取历史社会学的进路来讨论这一问题。她也并未使用社会学那种建立模型的方法，但较之原先的历史地理学则丰富多了，尤其是特别强调“结构”，从而突破了原先那种认为唐廷与藩镇仅仅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传统视角。斗争如果转换成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在我看来，那这段历史差不多是Richard Lachmann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的典型案例，其历史走向取决于不同精英群体（代表唐廷中央的皇帝、宦官、贵族、官员等，与代表藩镇的节帅、骄兵悍将）之间斗争的结果，最终产生的新局面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到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博弈并不只在中央与藩镇之间展开，中央内部的皇帝与宦官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将领与将领之间、乃至将领与牙军之间，都存在复杂的斗争，有时又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可以暂时结盟——例如藩镇之间虽然也争夺领地，但在面临中央讨伐时，则互相依托纠结，共同抵抗。值得注意的是，唐帝国当时存在着某种双重的权力关系：对郡县制下的官员和人民来说，虽然他们也效忠于皇帝，但更多总是一种“国家-地方”关系；但在安禄山、史思明乃至藩镇节帅的心目中，权力关系或许更多带有某种人身依附性质的“庇护-追随者”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就像早先边地各族所用的“天可汗”一词所标明的那样，他们对中央的顺从，本质上是对皇帝个人的追随，他们设想的是一个层层的政治权力庇护关系，而非去个人化的抽象国家权力。李碧妍的分析中，着重的是各藩镇的行动，但这局面中最大的主角还是唐廷，因为它与所有藩镇都进行博弈。复杂的是，唐廷自身内部的权力也并不集中，唐帝与宦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皇室得靠军队支持，但禁军兵权却掌握在宦官手中，而宦官又是以皇权的名义掌握兵权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借助方镇兵铲除宦官，与罗绍威借朱温军铲除魏博牙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借助外力解除了内部威胁，但自己也由此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从这一点上说，唐帝与藩镇的权力构造是同构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代的很多应对措施也正是“总结经验”的结果。宋代甚至解决了唐皇室与宦官之间的棘手关系，禁军自此不再掌握在宦官手里；通过“杯酒释兵权”，不动声色地而又温和地收回了军事指挥权。但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可能是科举制度，它不仅使得官员权力去军事化，而且从社会普遍选拔的科举人才远比独立性较强的贵族及藩镇听话——虽然士人会向皇帝进谏，但他们不构成一支独立行动、并能威胁皇权的封建力量。对朝廷来说，手里还掌握着几种特殊的武器，尤其是作为合法性的源泉。宦官虽然能任意废立皇帝，但仍须借助皇权的名义；藩镇虽然抗拒王命，但其权力却不能仅靠武力。《新唐书》卷一四八记载，史孝章流泪进谏其父史宪诚说：“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史宪诚父子本身就是奚族，是“夷狄”，史孝章却显然认为河北藩镇被天下视为胡化的化外之地是可耻之事、藩镇“挺乱取地”本身不合法。仇鹿鸣在《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中晚唐的中央与地方》一文中已论证：藩镇实际上仍不时需要借助唐廷来赋予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借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从“强国家”（strong state）转向“弱国家”（weak state），中心被动乏力，而地方和边缘却积极活跃，这样，国家安全和稳定的目标被迫转而由一个网状、多权力中心的社会来实现，但矛盾的是，这一社会结构又为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带来极大限制，而为了实现稳定，这种动员却是必不可少的；最终的结果往往便是李碧妍所分析的，在理性算计之后达到一个低成本的社会稳定。可以说，在与藩镇的斗争过程中，帝国中枢权力追求的是在这种“横向权力结构”（表面上藩镇臣服，但拥兵自立而为相对独立的行动者）上，试图终结藩镇在地方上的霸权，从而走向“纵向权力结构”而造成一个绝对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唐帝国中枢权力所能采取的策略手段可以灵活多样：在藩镇薄弱的地方使用武力（浙西镇）、对安稳的地方予以收买（成德镇），对叛服无常的魏博等藩镇则恩威并用。由于国家的策略重心是打击妨害自己权力向下贯彻的封建巨头，因而更注重拉拢更下层的精英，他们往往更乐于效忠于中央，这既使国家权力向下渗透，但又要防止这些人被挡在朝廷的机会之外而产生怨恨，主要从下层精英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在中晚唐、尤其是宋代之后得到大力推行，大概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也解释了本书末尾所说的，唐代后期打压地方豪强效果不明显，政府对是否打压也顾虑重重，这的确是因为“唐代后半期国家的正常运作已越来越要依靠土豪层的支持”，但值得补充的是，这本身也是中央拉拢地方豪强来打击藩镇这类封建巨头的结果，麻烦的是，这些土豪的数量又太大而无法完全收买。这些底层精英正是宋代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特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开创了宋朝。原载2015-10-27《经济观察报》，现有增补----------------------------------------------------------------------------勘误：p.233：贞元时代出现的以神策军为主导，并逐渐临驾边军：凌驾p.287：如果说，安禄山的价值观还是侵润着东北边境独有的种族文化特质的话：浸润

藩镇研究日文研究论文列表

01 新見 まどか 唐武宗期における劉稹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変容 史学雑誌 124(6), 1077-1113, 2015-0602 山根 直生 藩鎮再考 七隈史学 (16), 228-210, 2014-0303 新見 まどか 書評 馮金忠著『唐代河北藩鎮研究』史泉 = Shisen : historical & geographical studies in Kansai University (119), 17-23, 2014-0104 新見 まどか 唐代河北藩鎮に対する公主降嫁とウイグル 待兼山論叢 (47), 25-51, 201305 新見 まどか 唐代後半期における「華北東部藩鎭連合體」東方学 123(-), 20-35, 2012-0106 松浦 典弘 唐代河北地域の藩鎮と仏教 : -幽州(盧龍軍)節度使の事例から-… 唐代後半期の河北地域は反側藩鎮の支配下にあり、朝廷に対して半独立的姿勢を取っていた。 … 仏教に関しても中央と異なる独自の傾向が見られるが、それに対して藩鎮が果たした役割は大きなもの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 …大手前大学論集 10, (57)-(76), 200907 市川 清史 中唐の藩鎭政策と李益 学苑 (785), 100-107, 2006-0308 伊藤 宏明 岡崎文夫の藩鎮論 鹿大史学 (50), 31-42, 200309 高井 康典行 オルド(斡魯朶)と藩鎭東洋史研究 61(2), 230-256, 2002-0920 愛宕 元 唐代反側藩鎮の節度使徳政碑と墓誌銘--李宝臣徳政碑と何弘敬墓誌銘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文化環境論講座紀要 (4), 9-16, 2002-0321 高瀬 奈津子 安史の乱後の財政体制と中央集権について : 建中元年の財政使職廃止をめぐって…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motion of centralization was the exten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local military commander 藩鎮, reducing the ruling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fter An Lu-shan's rebellion. …史學雜誌 110(11), 1909-1940, 2001-11-2022 渡邊 孝 唐代藩鎭における下級幕職官について 中国史学 11, 83-107, 2001-1023 渡邊 孝 唐後半期の藩鎮辟召制についての再検討 : 淮南・浙西藩鎮における幕職官の人的構成などをてがかりに 東洋史研究 60(1), 30-68, 200124 山根 直生 唐末における藩鎮体制の変容--准南節度使を事例として (シンポジウム 社会構造の変容と傭兵) 史学研究 (228), 26-49, 2000-0625 渡邊 孝 <大會抄録>唐代淮南・浙西藩鎭における幕職官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58(3), 612-612, 1999-12-3126 鄭 炳俊 唐代の観察処置使について--藩鎮体制の一考察 史林 77(5), p706-736, 1994-0927 CHEONG Byungjun Civil Governors 観察使 of the Tang Dynasty--A Study on the Provincial Command 藩鎮 System史林 77(5), 40-70,808-807, 199428 畑 純生 唐五代の藩鎮とその国家体制への展開 龍谷大学大学院研究紀要. 人文科学 14, 210-211, 1993-03-1829 渡辺 孝 唐・五代の藩鎮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 社会文化史学 (28), p33-55, 1991-0830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楚州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33), p161-165, 1988-1131 辻 正博 唐朝の対藩鎮政策について--河南「順地」化のプロセス 東洋史研究 46(2), p326-355, 1987-0932 周藤 吉之 唐末淮南高駢の藩鎮体制と黄巣徒党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新羅末の崔致遠の著「桂苑筆耕集」を中心として 東洋学報 68(3・4), p183-218, 1987-0333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相州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30), p108-120, 1985-1134 池田 温 日野開三郎著, 『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 : 東洋史学論集第一巻, 三一書房、一九八〇年九月、五三七頁、一二〇〇〇円 社會經濟史學 49(4), 428-431, 1983-12-2535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鳳州藩鎮の場合 (上智大学史学科創設40周年記念号) 上智史学 (28), p119-127, 1983-1136 伊藤 宏明 唐末五代政治史に関する諸問題--とくに藩鎮研究をめぐって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 (86), p121-139, 198337 清水 和恵 藩鎮の研究史 竜谷史壇 (80), p53-62, 1982-0338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耀州(崇州)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26), p87-97, 1981-1139 清水 和恵 唐代の軍閥 : 唐宋変革期における藩鎮体制とその意義 龍谷大学大学院紀要 2, 97-98, 1981-03-3140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ケイ〕州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24), p55-66, 1979-1141 寺地 遵建炎・紹興年間の政治過程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呂頤浩政治の特質と范宗尹の藩鎮構想の政治的背景 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 38(2), p52-74, 1978-1242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青州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23), p48-59, 1978-1143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ケイ〕州藩鎮の場合 (佐藤直助・江上波夫両教授古稀記念号) 上智史学 (22), p81-92, 1977-1144 栗原 益男五代宋初藩鎮年表--〔トウ〕州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21), p59-69, 1976-1145 大沢 正昭 唐末藩鎮の軍構成に関する一考察--地域差を手がかりとして(ノ-ト) 史林 58(6), p928-944, 1975-1146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晋州・金州・宿州三藩鎮の場合(研究ノ-ト) 上智史学 (20), p83-96, 1975-1147 畑地 正憲 <大會抄録>唐代河北藩鎭における交易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33(3), 521-521, 1974-12-3148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安州・随州二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18), 73-82, 1973-1049 大沢 正昭 唐末の藩鎮と中央権力--徳宗,憲宗朝を中心として 東洋史研究 32(2), 1-22, 1973-0950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貝州・陳州二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13), 167-176, 1968-1051 渡辺 道夫 江南の藩鎮--淅江西道節度使考 軍事史学 (11), 40-58, 1967-1152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セン〕州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12), 171-177, 1967-1053 日野 開三郎 唐代商税考…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when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had broken down, 藩鎮 levied a tax on trade in the domain for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military power. …社會經濟史學 30(6), 489-516, 571, 1965-12-2054 栗原 益男 五代宋初藩鎮年表--曹州藩鎮の場合 上智史学 (10), 67-80, 1965-1055 トヰチェット D. 唐末の藩鎮と中央財政 史学雑誌 74(8), 1171-1193, 1965-0856 日野 開三郎 藩鎮体制と直属州 東洋学報 43(4), 485-520, 1961-0357 堀 敏一 藩鎮親衛軍の権力構造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20), 75-147, 1960-0358 松井 秀一 盧竜藩鎮攷 史学雑誌 68(12), ????, 1959-1059 日野 開三郎 藩鎮体制下に於ける唐朝の振興と両税上供 東洋学報 40(3), 223-261, 1957-1260 日野 開三郎 藩鎮時代の州税三分制に就いて 史学雑誌 65(7), 646-666, 1956-0761 矢野 主税 藩鎮親衛軍の組織と性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報告 (1), 1-16, 1951-03这是小生统计的一部分日本研究者的藩镇先行研究，大家可以对照作者的参考文献。

李碧妍前辈学者做过的选题，年轻人还敢选作博士论文吗？

来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7852 觉得对研究生的选题有些启发，帖在这里。我从大三开始做唐代藩镇的研究，当时对藩镇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后来的研究中我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启发，累积起来才呈现出这本书现在的样子。这本书最早完成的部分是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中的《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那一节。那时候我正在读大三，当时有个契机，是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有一幅很有名的作品就是韩滉的《五牛图》。后来在完成“隋唐历史与文化”专业课的作业时，我打算写唐代中晚期南方社会经济的问题，看史料的过程中发现韩滉这个名字很熟悉，回想起来他是一个画家，才知道他其实是唐代历史上很有名的节度使。这就和我们常识性的观点有差异：谈到藩镇时我们往往先想到河朔地区桀骜的北方藩镇，不会想到南方其实也会出现强藩，南方藩镇的节度使也会对政局产生大的影响，这就促使我继续研究这些问题。非常幸运的是，在研究韩滉这个人物时，你会发现史料中关于这个人物的记载很微妙，但这种微妙又不像两《唐书》记载的张巡那样有显著的差别，而且不同史论对韩滉的评价也判若两人。这些问题对于大三时刚开始学习论文写作的我来说是很困扰的，再加上当时的历史基础也薄弱，不过我很感谢我能遇到这样一个研究对象，一则他还没有被别人系统研究过，不管我研究得如何，我都可以尽自己所能去感觉和发现一些问题，没有什么已有的研究思路会框缚我（当然，也因为如此，一开始的研究是会走一些弯路的）。另一方面，也正是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物，在我刚开始研究生涯的时候，我对文献就产生了一种敏感，非常注意文献彼此间叙述语句细微的差别，而唐史的研究是有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包括《文苑英华》、《全唐文》或各类碑志、笔记小说中的资料可作比较的，这是研究唐史的一个先天的优势，也影响了我个人写作的一种写作方式，就是我基本不用孤证，所以如果我发现史料之间有些有叙述上的出入，包括叙述语气的不同，我就会特别留意，而且在研究中基本我都会追溯史源。这种写作方式当然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关，但确实从一开始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所以一个研究者倘若能遇到一个好的研究对象或课题，其实是很幸运的，作为研究者，并不总是我们在操作或成就研究对象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韩滉这个人物，因为他成就了我未来的研究方向、思考问题的一些方式。在写完有关韩滉这个人物的本科毕业论文后，我的硕士论文很自然就想写韩滉所在的江淮地区的镇海军这个藩镇。于是我开始关注韩滉的后任、另一位重要的浙西节度使李锜叛乱的问题。当时有一个插曲，我在暑假写完初稿，放了两个月，又花了两三个月陆陆续续改了五稿，基本利用了所有现存有关李锜一事的史料。后来有次想查《唐研究》某一期中关于浙东节度使薛兼训的残志，突然发现陆扬先生几年前就已经发表了一篇有关李锜叛乱的研究论文。这一惊不小，因为我原以为像韩滉一样，没有什么人会研究李锜这个南方藩帅的。读完全文我当时是更加绝望了，我觉得李锜事件被陆扬先生写到这个份上，我这篇文章还有什么写作的必要呢。当然痛苦归痛苦，毕竟已经定好了硕士论文的方向，不能不写啊。于是我就分析陆扬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感到在李锜和中央的关系这方面，我能想到的陆文都想到了，我没想到的他也想到了，还有些地方是读了陆文后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写作空间了。但是我的文章着力关注的李锜手下的军团构成问题，却是陆扬先生那篇文章不需要关注的一个层面。于是妥协的结果就是，我得再充实后者，而前者当然不能不碰，因为这个事件所反映的李锜和中央的关系必须作为背景有个交代，那我就主要引用陆扬先生那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吧。后来回过头来看，这真的是继韩滉一文后又一段很宝贵的写作经历。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大家的研究各自的点都很小，彼此对话的机会其实是很小，有些甚至是很有限的，因此当你遇到这样的机会其实是鼓励你学习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大约四五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导师周振鹤先生在出差日本的时候遇到了陆扬先生，就把我的文章请他评阅，那时我已经读博士了。陆扬先生当时又指出了几个我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这之后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又进行过几次交流。你会发现，两个人用同一批材料研究同一个问题，但切入的视角不同，看到的面向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对方疏忽的一些盲点，而经过这样的写作，李锜事件本身的面貌却因此越来越清晰和全面了，对研究本身而言，这必然是一个进步啊。事实上在我此后的研究过程中，比如奉天之难、神策军、河朔藩镇、永王之乱等，你会不断遇到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你会越来越发现这真的不是一件可怨的事情，恰恰相反，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这些先行研究不是你研究中的路障或跨不过的里程碑，它们是一个平台，帮助你得以站在他们的肩上看到一些更远的风景。而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说，我是比较喜欢有前辈学者带一程的研究方式的，就好比你小时候去的那些公园，我的研究风格是我不会选择大家都会走的那些公园主干道，虽然那里有公园最显豁亮丽的风景，但人很多比较闹，我会选一些小路去开辟或领略其他游人不太关注的别致小景。但是，这不是说主干道是无用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你才不至于迷路或走歪路，而且当你领略完曲径通幽处的风景再回到主道上时，整个公园的丘壑走势、景致安排就能了然于胸了，那个时候的你心胸一下子就变得开阔了。因此你说你能不感谢这些前辈学者的优秀研究吗？回到写作的过程上来，我觉得做研究要做有延展性的课题比较好，比如本科写一个人物或一起事件，硕士写一个藩镇，博士写一群藩镇和一个时代，这样一点点学习，从小到大地驾驭，知识基础、史料文献也会打得更扎实一点。这中间，我很感谢荣新江老师的《归义军研究》这本书，我觉得研究者如果要想写好一个课题，不妨在刚开始时选一个和自己的研究理路、对象比较相近的一本优秀作品作为范本来学习。我写镇海军的硕士论文时，在规划布局论文结构的时候就是学荣老师这本著作的。虽然很多人会把这本书当作敦煌学研究的典范，但在藩镇领域，这绝对是我迄今读过的最优秀的藩镇个案研究了，主体结构和细节考证都很精彩。当然，通过之前这些学习研究的经历，我个人也逐渐发现自己的研究特长在政治史领域，逻辑推理和对细节的敏感是我的长处。我觉得做研究一定要找到和自己性格特质契合的研究路数，比如有些研究别人做得是很好，但这种路数或这个领域不适合你，你学不来的，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个研究者若能发现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研究，有时候比你研究做的究竟是什么更重要，因为只有扬长避短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就好比后来我进了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读博，起初我是不准备再做藩镇研究的，因为之前我所做的藩镇研究是以时间为线索，是纯政治史的研究。当时为了使自己今后的博士论文更像一篇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专业论文，我最初选择的博论方向是唐宋时期的镇戍研究，准备做唐宋时期基层军事、行政区划，这也是历史地理学比较传统的关注对象。其实当时也已经搜集了不少资料，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也都通过了。但坦率说，制度史和宋史的研究并不是我的强项，心里更想做的还是唐代政治史研究，但又担心这和历史地理方向有出入。其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老师把我之前写的藩镇的文章推荐给了陆扬先生，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但陆扬先生读过我的文章后却是建议我一定要继续走藩镇研究这条路。这当然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但那个时候我还是很犹豫的，毕竟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了。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在最恰当的时间遇到最恰当的人，如果改换一下套用在我的博论写作过程中，那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候遇到了最需要的书。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让我彻底下定决心依旧走藩镇研究之路的一本书——李峰先生的《西周的灭亡》。我当时一开始读这本书就被它吸引了，不仅是它的内容非常完整生动，展现给了我一副相当精彩的西周政治生活面向，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关键是整部书对各种类型材料的结合运用，尤其是结构逻辑、写作方法、问题意识都非常契合我的研究理路。其实在刚读完李峰先生的序之后我就被感动并有点开窍了。继续往下读的过程，感情是很纠葛的，一方面你觉得它写得很好，你很想学，而且你已经感到藩镇研究似乎也能写出这个味道，并且就像这本书一样，能将政治问题和历史地理结合得很好。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你已经定了博论题目，已无改换选题的可能，很难过。于是就这样纠结了一阵子，终于有一天我对自己说，与其这样纠结，留有遗憾，那还不如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写呢。于是我花了两三周的时间读史料，准备先从安史之乱开始时的河南写起，于是就写了张巡的那篇文章。其实写完后，包括对河南史料的爬模，我基本上已经有信心把河南的问题梳理清楚了。再加上之前已有江淮的研究，虽然当时关中、河北的情况还不清楚，但至少我心里已经不怵了。于是那天我拿着张巡的文章去见周老师讨论换题的事情，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告诉周老师我想换题以及换题的原因，其实只讲了半小时不到，但周老师听完后是非常支持的，并且告诉我，对一个博士生来说，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研究问题，就要努力把这个问题做到最好，假如你都没有做好的信心，那为什么还要让自己来研究这个问题呢。那次谈话结束后我的心情真是一下子豁然开朗，相当开心，以至于我坐电梯到光华楼一楼，走出去看到外面下着大雨才想起把雨伞落在周老师办公室门口就这么出来了。后来我就花了一年时间把四章正文、一篇附录、一篇代结语写完了，绪论部分中的综述在硕士论文时就差不多写好了，增改的地方不多。所以说，做研究的过程有时真不仅仅是写一个题目、作一篇论文的问题，它是一个在你与史料、研究、周遭学人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甚至塑造与提升自己性格，当然也是各种因缘际会与体会人生美好风景的过程。其中的开心与难受，与写作时的兴奋或压抑一并构成了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和回忆。这些都是值得珍视和感谢的，而这些都是多年来一直进行藩镇研究所回馈给你的，因此能找到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其实现在可以跟仇鹿鸣老师说一件事，就是他在刚开始介绍时说我的书中有一处引述了他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看法，那次闲谈实际上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读到我硕士论文中写的“刘展之乱”那篇文章时给我提出的评阅意见中写的话。这篇文章后来就是参考了仇老师的意见，经过大的改动发表并成为博论和本书中现在的样子的，而这个事情同样是发生在我准备更换选题的那段时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仇老师也是促成我最终能写出《危机与重构》这本书的鼓励者之一。所以在这里也要谢谢他。我的这本书有一个主标题和一个副标题，副标题叫“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顾名思义说明我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藩镇。而从主标题“危机与重构”来看，这本书是有比较强的问题导向的，正因为我刚才说的，我在之前的研究中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些与常识性认识不一样的现象，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很多定式化的理论都是需要重新反思的。比如安史之乱，你可能也要对它的一些固有观点进行思考，我们长期接受的诸如反叛、异族和汉族的对立等范式都要不断反思。比如，藩镇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骄横跋扈呢？我在研究藩镇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就是仇老师说的，如果安禄山叛乱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藩镇是把唐帝国带向没落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还能有这么长时间的生存？另外唐朝灭亡也不是亡于藩镇，而是亡于黄巢起义。所以我就开始思考安史之乱究竟给唐帝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这个主标题也是可以适用于很多时代、很多情况下的，宋代、明代也可以用。所以在这本书中你就要写出，从藩镇的角度看，唐代的危机是什么？怎样重构？它的危机与重构的特色表现在哪里，或者说区别于其他时代的藩镇时代的特色表现在什么方面。至于研究的角度，由于我博士读的是历史地理学专业，所以第一反应想到的首先是要把藩镇的空间结构体现出来，这也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层面。而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本科、硕士做的都是唐代政治社会史的研究，所以除了空间结构外，我还想展现出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