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书评

在“威权”与“善治”之间 ——国家-社会二元视角下的中国民主化可能

“威权主义”被看作对中国、新加坡等新兴国家政治特色的描述，这样的政治体制也被看作中国取得现代化进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上巨大成果的制度基础之一。但是，即便不从价值取向上来评判，从对中国持续经济增长所需条件的预期来看，尤其是从不断积累并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的社会危机来看，这样的“威权”还远没有成为一种“善治”的模式 ，“民主化”是被广泛承认的政治体制目标，但其实现路径则存在争论。一、中国民主化的“阶段论”唐亮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提到，“现有的政治体制转型理论中，民主化过程被区分为转型期和民主政治的巩固期两个阶段。” 他批评“两阶段”的理论忽视了民主化转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有着“软着陆”与“硬着陆”的成本差别，并进而提出了“三阶段”论，新增了为民主转型进行准备的“民主化基本建设期”，列出了进行民主化“软着陆”的应有条件。与“增量式民主”的民主化路径理论相比，唐亮的阶段论在民主化的路径与目标取向上更加明确。二者也都建立在一个更大范围的“阶段论”基础之上：即中国已经经历了集中发展经济的阶段，现在进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政治权利的“现代化第二阶段” 。二、“优先”问题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中国民主化“阶段论”的逻辑是，“民主”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与经济发达的经济现代化都是国家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的现代化目标，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现代化自然是更为优先的目标，随着现代化进程进入“转型”阶段，政治现代化等其他方面现代化目标的优先性则更为突出。也是基于对“优先”问题的认识，许多人批评了苏联等国家政治改革先行的国家转型路径。但其实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将现代化目标分割，究竟据何来认定不同的现代化目标之间的相对优先位置？如果将社会经济水平与社会危机程度作为这种“优先”判断的根据，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中的社会危机程度比现在轻？而且如此看来，政治危机尖锐（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停滞但比中国好得多）的苏东国家将政治改革列为优先问题，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悖论不过，唐亮在书中也写明，许多国家是将“民主化”看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契机，意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活力，并促进社会矛盾冲突等问题的解决。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不是中国的集权，而是旧体制改革过程中分权所释放的活力，比如中国普遍的经济地方主义 ，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邓小平表示政治体制改革要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面临经济发展的转型，总理李克强则提出了“改革红利”。由此看来，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做“民主化”的前提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即经济社会发展也同样将政治体制改革看做发展“前提”，二者的“先行”问题是一些争论的焦点。四、“进退”与“共赢”：并非“零和”的公共治理如果放手让“政治改革”先行，有可能会丧失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导权” ，进而有可能造成未成熟的民主政治失序，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常见的关于政治改革的保守观点。类似的，如果政治改革裹足不前，威权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活力的压制，会制约整个社会的发展，反过来还会进一步打击政治合法性造成失序，这是常见的关于政治改革的较为激进的观点。在过去几年的国家治理中，一些举措被称为“国进民退”，上述两种观点围绕着这些问题有着各自具有合理性的评述。但是，也许“威权”的转型并不必然导致“一进一退”的后果。威权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并非是由于集权本身，而是威权政府所具有的较高的国家政治效能。所以，在全能国家向威权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并非大规模“分权”的过程，而是通过国家治理方式转变，为社会效能的成长提供巨大空间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所谓的“增量改革”。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并不应当被看作“零和博弈”，民主化也许并不意味着国家效能的丧失，而是更多的意味着社会效能的成长，以及社会效能与国家效能的有效对接。这也对政治改革为什么是“渐进式”做了更加合理的说明。五、结论：社会效能的培育要实现国家政治效能之外也存在着有效的公共治理，需要考虑的也许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效能实现的制度基础，包括更加完善的法治秩序和市场机制；其次，实现高社会效能的重要载体也许是更为多样化、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够发挥功能的社会组织团体；另外，高社会效能的价值观念基础，也许应当是存在基本价值观共识的基础上，对于多元价值观体系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