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通史
出版日期:2016-5
ISBN:9787550274282
作者:全汉昇
页数:188页
作者简介
中国经济史权威全汉昇先生讲授
纵论古代经济发展大势与近代工业化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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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中国经济史权威全汉昇先生讲授，一部系统、深入而简明的经济通史
☆ 在会通古今、中西比较的宏大视野下，运用丰富的史料、数据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展开分析
☆ 一代学术名家深入浅出、生动易读的讲解，了解和 概观中国经济社会古今演变的首选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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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全汉昇先生曾于1967年至1968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先后开设“中国社会经济史”与“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名家，全先生在对中国自远古直至近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中，以宏大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征引了丰富的史料和详尽的数据，并引入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社会及其经济状况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对历代人口变化、农业生产、财政税制、工商贸易、货币金融、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情形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勾勒出数千年间经济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大势，而且对明清直至近代的重大历史转型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剖析。本书由新亚书院毕业生叶龙先生据课程笔记整理而成，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解释与补充。
书籍目录
序
导论 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方法
第一章 古代社会经济概况
第二章 秦汉社会经济概况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转变
第四章 隋唐宋社会经济概况
第五章 元代社会经济概况
第六章 明代社会经济概况
第七章 清鸦片战争前的经济概况（1644—1840年）
第八章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历史
出版后记
内容概要
口述者简介
全汉昇(1912—2001)，广东顺德人，历史学家、教育家、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潜心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及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书院院长、新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主要著作有《唐宋帝国与运河》《中国行会制度史》《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经济史研究》《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等。
整理者简介
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
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著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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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昇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一位贡献卓著、广受赞誉的史学名家。全先生早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师从陶希圣、傅斯年等著名学者，并将中国经济史研究确立为自己的终生志业。1935年毕业之后，全先生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又赴美深造，在唐宋经济史、中国物价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此后，全先生又涉足明清经济史及近代工业化等研究领域，贡献了大量深为学界所推重的学术力作。 全先生在其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涉足广泛，著述弘富，在中国经济史研究这一领域可谓有拓荒发轫之功。全先生治史兼有广博与专深之长，一方面十分强调史学的实证性，务实求真，将研究建立在丰赡而全面的史料基础之上，同时注重吸收西方经济史学界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不断发掘新问题，开拓新视野，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与进步。对于全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先生曾题诗云：“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可谓至言。 1965年，全先生获聘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历史系教授。1967年至1968年间，全先生曾先后开设“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分别对上古至元代与明清及近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概述与剖析。本书将两门课程的讲稿合而为一，以完整地呈现全先生贯通古今的宏大视野及对数千年间历史大势的精彩把握。 本书由新亚书院毕业生叶龙先生据当时的课程笔记整理而成，我们在此要感谢叶龙先生的付出，他不仅以详尽的记录保存了这部讲稿，而且加以精心的审订与补充。此前，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两部作品同样由叶龙先生记录整理而成，两书均已顺利出版。钱穆先生与全汉昇先生同为一代名家，在学术上既一脉相承，又各有所长，相信广大读者在领略其学术风采的同时也能够有更多的收获。 -
近日追随老师研读中国经济史，渐渐熟悉了一个少有人提到的名字———全汉昇。 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北平史学界有好几个极为活跃的圈子。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授课，办了份《禹贡》杂志，研讨历史地理；北大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专研经济史和社会史。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说，这两份杂志对学生影响极大。他当时多讲制度史，于是也有学生撺掇他办份《通典》杂志与前两者抗衡，后来终于没有办起来。抗战爆发，那两本刊物也不得不停顿下来。 《食货》杂志后来出过影印本，三年功夫即有厚厚几册。翻阅过程中，时不时会看到周一良、杨联升、何兹全等日后极有成就的史学大师的名字，但全汉昇出现的频率更高，而且讨论的“寺院制度”、“行会制度”显然都是主编陶希圣竭力倡导的研究题目。 当时我对全汉昇还一无所知，后来在图书馆里读到他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才知道实在他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里最最重要的人物。哈佛大学的杨联升曾赠他一首诗，概括他一生成就颇为精准：“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 先说“妙年唐宋追中古”。我查阅全汉昇晚年的论文集，发现他一辈子都没怎么谈论过先秦两汉经济史，只是写过一篇《中古自然经济》长文评述，表明他放弃这个时段的原因。马克思《资本论》在30年代开始全面翻译，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随之达到高潮。很多学者都热衷于讨论诸如“上古井田制是否存在”、“中国有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可是全汉昇的史观不尽相同。他赞同日本学者的研判，即唐宋以前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完全是“自然经济”，几乎没有自由流动和贸易的市场。 而且上古资料多不齐备，到唐宋时期，经济史料才略略翔实可靠。陶希圣在《食货》中多次发出倡议，鼓励年轻人多做一些经济制度的资料搜集和考证工作，免得流于空发议论。全汉昇另一位恩师，史语所的傅斯年亦倡导“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两位恩师的教导基本奠定全汉昇一生的治学进路。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关于经济、社会的史料散布各处，耙梳整理的工作不仅需要史学和理论素养，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全汉昇做了一辈子，又把这种学风传给学生王业键。王业键这些年来精心建设“清代粮价数据库”，未来“计量史学”籍此必有大的发展。 后来我才知道，全汉昇家境不好，在北大求学期间时时有辍学之虞。陶希圣爱才心切，鼓励他多为《食货》写稿，然后为他开支稿费。1934年，22岁的全汉昇完成习作《中国行会制度史》，陶希圣立即推荐新生命书局出版，这才保证他在北大本科后两年的学费。全汉昇很快成为陶希圣的得力助手，我们从陶希圣那个时期的《唐代经济史》等著作中不难看出全汉昇的贡献。 北大毕业以后，全汉昇进了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任助理员。不久抗战爆发，全汉昇随史语所辗转长沙、昆明和四川李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深化原来的唐宋史研究，著成《唐宋帝国与运河》等书，一边把研究重点从制度转向物价和货币。唐宋以后，商品市场逐渐形成，货币作用也日趋显著。全汉昇观察到宋代物价有几次大波动，从而影响到政治局势的变化。或许加上抗战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切身体验，使得全汉昇决意从价格史入手，对中国经济史做一全面梳理。这样，他慢慢进入了明清史的领域，而且“壮岁明清迈等伦”，很快做出一番成就。 上世纪40年代，全汉昇获得机会赴美访学。他在哈佛、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各待了一段时间，从游于厄什（Usher）、纳夫（Nef）等大师，又读到55巨册的《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一书，眼界顿时开阔。 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哈密尔顿（Earl J.Hamilton）1934年出版论著《1501-1650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让全汉昇深受启发，他由此也提出一项观察，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后，在秘鲁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可秘鲁产出的白银绝大多数运到菲律宾，并且通过贸易输入了中国，使得中国银价大跌，粮价及其他物价大涨，改变了中国经济格局。几十年后，德国学者弗兰克以全汉昇的这个观点推至极致，写成《白银资本》一书，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的核心，这一“后殖民主义”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在明清史领域，全汉昇另一项开创性工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全汉昇一直关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是其中的关键。1908年，盛宣怀将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这是中国工业史上里程碑。大陆的盛宣怀档案迟迟不能解封，全氏颇不甘心，苦心搜集资料三十余年，1972年出版专著《汉冶萍公司史略》。近日，“能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的盛档虽已解封，但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 最后需得提一下全汉昇的事功，即杨联升所谓“雄才硕学两超群”中的“雄才”。全汉昇于上世纪60年代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开始像陶、傅两位师长一样致力中国经济史的基础研究。1975年担任新亚书院院长，1983年又担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凡11年。这些年来，港台地区既有国学基础，又有实证方法，更有全球视野的经济史研究人才辈出，其中不能不说大有全汉昇的功劳。文 / 梁捷，本文首发于《上海证券报》。 -
以前读《史记》读到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战吴国，料事如神。后来发现勾践这小子气量不高，又无远见，可患难不可共享福。就果断拒绝赏赐，远遁他乡，做起农民和小商小贩来。范蠡的本意是低调的过好余生，谁料没过多久就发家。没办法只好散家财，又跑去别处重起炉灶，没多久又成巨富。连续三次，最后在“陶”终老，人称陶朱公。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穷人跟富人。然而一次发家，可能是偶然。但连续三次，就几乎能断定，一些“聪明人”是可以通过了解经济的内在规律，来获得财富的。可这所谓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人动不动就会提创业。但创业成少败多。很多人最后失败了，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只有知道错在哪儿，改掉毛病有机会才能东山再起。这些问题是你读多少巨富的发家史也用，没有普遍意义。《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就是一本能帮你理清从古至今经济发展清晰脉络的书。不少问题都能在其中得到解答。比如《史记》中记载范蠡的三次发家语焉不详，很难从中判断出具体原因。而这本《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则按照时间的脉络把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资源，地理，生产状况，货币，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呈现在观者眼前。给你的问题一个更详实的解答。本书作者全汉昇教授是中国经济史开拓者之一，也是广受赞誉的文学家，涉猎广泛。尤其是书中的关于经济史资料的收集，简直是要横扫中国所有历史典籍，从中分析整理出最靠谱详实的内容。像拼拼图一样，一点一点拼贴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完整图景。本书其实是全汉昇教授的讲课笔记，由叶龙先生整理而成。读全书时，深感敬意。全书按照历朝历代，逐一阐述其经济发展。所谓古代其实指的是殷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以渔猎为主。中国的东部地势较低，多沼泽，蚊虫也较多，容易生疟疾，人不易大量繁殖。因而不能大规模组织人力。只能过渔猎生活，而不易于成为农业社会。其中有一点要特别值得注意。我们通常会认为从伏羲发明打猎的器具开始，确定人们进入了渔猎的社会。然后我们会想当然的觉得打不到猎就会挨饿，必定会饲养家畜，进入畜牧时期。之后才是农业生产时期。全汉昇教授的意见则不同，他提出当时的历史神话中并未提到有畜牧的阶段。所以很可能根本没有畜牧这一个过渡性阶段。畜牧是农业时期之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回忆一下，看的《史记》和《资治通鉴》等似乎确是没有提及。从这一点看，凡事还是不能想当然的去下判断，还是要有点理科生思考，专门用数据说话的精神。经济的发展，包括人的生存状态跟发明也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发明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改变，这一点跟现代社会一般无二。比如之前无法保存水，人只能尽量临水而居。瓷器的发明彻底的打破了这个僵局。人的居所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给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据多方史料分析，殷商是以农业为主。当时的农业非常发达。多，才会考虑除了吃之外加工成其他的产品。比如，酿酒。商代最后的纣王，有名的酒池肉林荒淫无度，正是很好的印证。《说文》里还出现了“田猎”的说法。当时我也误会成种田和打猎。但其实不然，田猎其实是把草烧干净，野兽无处可躲，更方便于打猎的意思。商代最大的发展就是用石器时代发展到铜器时代。有个铜器，无论是农耕还是打仗制造兵器都会体现出很大的优势。当时民族很多，没有统一。一个名族有铜器，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得到绝对优势。最开始周民族的分工是男人出去田猎，女人负责找野果子。后来女人发现果子掉落的地方，转些年头还能长出新的。女人们就开始用小棍儿把掉落的果子埋了等新果。这就是最初的耕种。女人聪明，男人也不傻。男人出去打猎，有时能打到有时打不到。一想不如抓活的回去养养看，发现可以养，小的能养大。就出现了最早的畜牧业。当时女人还在种地，看男人养的牛闲着，就把工具绑在牛身上，用牛与工具结合耕田。这样女人就把自己从农耕中解放出来。最早的周人的领袖是女人，农耕始终都是命脉。当女人不肩负这个重要的责任时，父系社会就逐渐开启了。看来自古以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得到尊重跟权威，必定要付出同等的努力，否则只能仰他人之人鼻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牵至洛邑，开始东周时代。公元前770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745年起到公元前221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战国时代。春秋时，除了几个贤人，例如管仲扶持齐国，经济非常发达。盐是每个人的必需品，而齐国临海，别的国家离得远，不方便用海水制盐，就只好跟齐国买。由于临海，航海业发展的比较早，所以齐国成了当时商业的枢纽。齐国有两个大商业都市。一个是“陶”。一个是“临淄”。读《史记》时范蠡三次散财而三次有发迹，是历史上一段传奇。三次散财，都换了不同城市，最终却选择终老于“陶”，就可见“陶”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了。临淄以工商业为主，赚了钱买其他城市的粮食。淄博人很重视娱乐，生活富庶。幸福感特别高。淄博我待过两年，至今仍民风淳朴，生活安逸，注重生活品质。当时的经济变化，古人已经观察其周期。范蠡归纳历年的周期为，每隔六年有大旱，隔十二年有大饥荒。至少可见当时社会经济有天时循环的周期变化。农人收成好，自然有多余的粮换成钱来消费，收成不好，肚子都填不满自然没钱做别的。秦始皇最伟大之处就是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道路等。可惜他的专政集权，出现了土地分配不均，税负过重，徭役无度等问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故而来不及发展经济，就被打倒了。秦灭了是汉。汉朝出了个宰相曹岑，这个人在历史上很有名。他的理念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无为而治。让老百姓自己去发展。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政府不去干预，让市场自由运行。也没那么多横征暴敛，老百姓生活安定了，自然安心从事生产。汉取得政权70年后，百姓有钱了。国库也就充盈起来。但很快问题也暴露出来。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土地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均匀。于是到了汉武帝接任，开始了“限田”政策。武帝下诏规定“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倾。”政府开始干预市场，商人也就没有那么自由了。自古以来，减少贫富差距都是个难题。汉朝人口非常多，农业发达。农民都是老实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种地。商人则精明的多，货多就压低半价收，货少就抬高价格卖。无论价格高低，农民都占不到半分便宜。汉朝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手段，比如减少土地税负。但越是穷人地越少，能享受到的优惠也少，地主才是减税的最终获利者。还有一些其他方法，似乎都没啥效果。工业方面，汉朝以盐铁为主，兼有纺织，漆器等。最杰出的当属造纸业的进步，蔡伦发明造纸术，结束了笨重的竹简时代。同时代的欧洲还不知道有纸一说，用羊皮记录。《中国社会经济通史》中还详细记录了汉朝货币的发展，财政，赋税，社会阶级等。对此有兴趣的可详细去看。西汉末年，有个叫王莽的夺得政权。这时国家经济本身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具体就表现在国库没钱了。王莽想出个办法，没钱我发行点不就行了？于是他大量的发行各种货币。他不知道货币发行多了会导致通货膨胀。社会变得越发不稳定，最终导致败亡。魏晋南北朝算是一个过度的朝代，大部分的状态都是四分五裂。不是内战就是外患。由于政府无法保护自己，老百姓便以家族的形式保护自己。于是政权多被氏族垄断。另外，当时佛教十分发达。民不聊生，老百姓需要精神寄托。当时的政策书和尚不用服役也不用纳税，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和尚们占用大量耕田，人数又多，不受政府管。所以非常有钱。越是这样，越多人想出家，政府收税更少，曾一度强迫僧人还俗。由于时常发生战争，人民受战祸而死亡，人口大减，田地无人耕种。政府强迫农民种田，成果跟政府平分，农民基本没有人权，沦为政府的半个奴隶。隋代起，战事减少，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人口则进一步增加。而且人口的发展有北方减少，南方增多的趋势，原因宋黄河流域仍战争频发，死人也会比较多。而南方则因天然资源的开发，农产品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都非常旺盛。但隋代的政权也很短，原因是隋炀帝发动大规模劳力建造运河，人民徭役赋税的增加，终于发生暴动，隋炀帝在扬州被杀。果真是老百姓是最不能得罪的，哪里又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唐宋真的是中国空前发展的一段世间。国家统一，少战争，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工业品的需求也就增加。当时的发明创造这块远远超越别的国家。比如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冶铁工业，炼焦煤等技术。单单是炼焦煤的技术，中国就比西方早了数百年。与之匹配的货币方面也有了长足发展。有了“纸质”的货币，类似汇票，支票。中国到隋宋唐时代，位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时代。生产增加，在12世纪时，中国有找过2000万户。人口增加的原因，在于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增加。增加的人口不少在大城市之中，而大城市田地少，粮食不够，需要外地运入，水运则十分发达。运河能将长江南方于黄河北相连，对南北物产的交流和国内商业的发展又很大贡献。可见隋炀帝修运河这件事虽然葬送了性命，但本身对于经济发展还是有远见卓识的。元代，又是及其短暂的存在。元太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不过百年。唐初之所以能打败突厥，可能由于北方天气极寒，马被冻死。蒙古军打到中国时见跟草原情况太不相同。就想毁了农业一走了之，纯纯的是想搞破坏，被耶律楚材（大概是秘书的角色）劝阻，才幸免于难。元朝之所以王国业也有意思。蒙古人毕竟身体彪悍，但头脑却未必灵光，加之对中国不太了解。当时运送粮食都走水路，张士诚占据江南，就不让你运粮。长此以往，元政府没有饭吃，没坚持多久，就才困人亡了。这也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案例。除海运外，元代在经济上尚有一特点，既货币流通。元代乃以纸币位唯一流通货币的朝代。明代仍为农业社会，工业也渐发达。很多人民得到了工业方面就业的机会，工业产品如丝织品等已有被运至美洲。比如丝，棉，瓷器都是抢手货。当时日本位中国工业品良好的推销市场。中国人出洋经商丝因为航海技术。明成祖时，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当时的太监郑和率62条大船，2.7万余人到各个国家访问。如今，这个数字也会让人惊叹的倒吸一口凉气。郑和的多次航海，也提高了中国的航海技能。中国自清代起，经济开始落后。在16，17世纪时，明代的丝织品在欧洲市场上仍能打倒西班牙的丝织品。清代经济的落后主要是没有发生像欧洲那样的“工业革命”那样的变化。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人口率同时期的世界之冠。欧洲工业革命的特点在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及其的发明，能够节省劳力。而节省劳力这一点并不适合中国。中国人多，人工成本便宜，没有必要去改革降低成本。一直以来，更需要的率农耕，人口多对于农耕社会是一个优势，但发展到工业社会，人口过剩反而成为工业进步的阻力。到了近代。一个国家如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生产力就会提高。国民所得也提高，国家就富裕。反之，国家就贫穷。工业化的最主要的特点位机器的生产和使用。至于中国在18世纪之前，工业并不比欧美差。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唐代才传入欧洲。中国明明不比别人差，最终却怎么就落后了呢？其实就是因为太富饶而不思进取。中国以往都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完全不知道西方已经发展成工业社会。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军队跟英国军队打了一仗。才知道自己还用大刀比划吓唬人呢，人家老远一个子弹就结果了你的性命。一时也吓傻了眼。尽管如此，当时大多数人还是不明白，也不承认自己不如人家，缺乏反思。中国仍然没有要工业化的觉醒。《马关条约》后，中国才开始意识到工业化的必要。但枪炮没法做了，于是采用别的政策，除军事工业外，对民用工业开始特别重视。也由国营向民营转变。在近代中国采用机械化生产的新兴工业中，以棉纺织业最为重要。虽然中国工业化的成绩远远不如其他国家，但鸦片战争后打开的五口之一上海，却机缘巧合的成为全国工业化最好的城市。直到今日，也是如此。《中国社会经济通史》绝对是一本值得仔细的阅读的好书。它与其他书不同。是全汉昇教授的讲义的内容。本身就是摘取历史的精华部分，字字珠玑，都是干货。内容初看比较枯燥，但请你忍耐。若有些历史基础，一旦看进去，会发现更多不同的视角，让人眼前一亮。以前困惑许久的问题，都些许的得到解答。对经济和历史有兴趣的小伙伴，绝对不要错过了解中国经济史的一次难得机会。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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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西方经济发展史的宏观比较，深刻反映出我国经济社会古今演变。该书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理论，从人口、产业发展、贸易发展、金融发展、城市发展等多个维度的大量史料和数据，系统地分析近千年的社会经济史。 -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由中国经济史权威全汉昇先生讲授，叶龙整理，纵论古代经济发展大势与近代工业化社会转型，是一部系统、深入而简明的经济通史。 -
50年前的讲义，简明扼要，脉络清晰，放在今日来看大多已成常识。儒家富贵观等几处史料解读都可商榷，有些用语过于绝对。 -
与钱穆《中国经济史》比较，要专业许多，不无洞见，硬伤很少（钱著硬伤真是太多了），但失之简略。近现代部分很棒。 -
作为讲义而言，撮其大要，缕清脉络，就已经很好了。倭寇那段似可商榷。 -
适合入门。 -
感谢后浪的赠书，到手后断断续续如今才读完。这本书将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为不同的时代，按照时间顺序一一道来。因为是讲义整理成稿的缘故，全书行文口语化程度颇高。这本书介绍中国社会经济的情况，系统性很强，从书中许多数据、案例的引用来看，考证是详实的，下了很大的功夫。总之，这本书是想了解中国近代以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朋友可以选择的一本很不错的普及性读物。 -
真是通。史。怎一个简字了得。可以说基本没什么内容，制度细节的讨论和说明不如同样短小的钱穆《历代政治得失》……一个早春慵懒的午后。
2017.25 -
有点简略了，只是一个经济史的大纲，重要问题都没有展开，而且这个大纲看不出结构来。有点不值 -
短小的讲义，蛮好读。
为了备考中国通史看的书目。
难得崔老师每天会稍微讲解几个知识点………… -
全先生1967-1968年在新亚书院的课程的笔记，由叶龙先生记录。毕竟是五十年前的东西了。作为一个大纲，去把握经济史研究的诸要素，有其价值。侧重货币、物价、国内外贸易等内容。此前全先生用力最深的中古，以及当日正在进行中的明代等章节较详，而清代、近代部分稍略。 -
利用周末的晚上读过全汉昇的《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这是他在前新亚书院的讲稿，娓娓道说了「资源－技术－制度」的组合在经济演变的作用，对于梳理经济史大纲很有帮助。许多观点也很有启发，比如运河在唐宋甚至元明朝代兴衰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