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 天知否》书评

一点杂感

今天开始阅读陈徒手先生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看了前两章，分别记叙的是红学研究学者俞平伯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手笔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生存状态。其中第二章午门城楼上的沈从文给我的震动很大。其实很久以来都感慨，虽然不得不承认沈从文先生在文物史研究和服饰整理方面的巨大贡献。但是对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坛，沈从文的离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于沈从文的选择，我觉得应该归于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沈从文先生对于新社会新到来的世界无疑是不相融合的，其实从他老是挂在嘴边的“我是乡下人”便可以看出他对于新生活到来时，内心的惶恐与挣扎。从他的内心我们可以看到与生俱来的敏感、内向与怯懦，他在新社会开始之际就感受到危机四伏，所以他做不到去追求“进步”，因为他害怕一步的错误就使他跌落进一步的深渊。其次，作为一个文人，作为一个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文学沁润，以及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他始终坚守着自己内心所要坚持的那份原则，这原则关乎作家文学的生命价值，关乎其艺术审美的独特追求，而坚守这份内心的原则，既出自于一个好作家内心的自觉，也出自于一种本能。写作从来都是人内心最真实的表达，当写作做不到这点时，作品也就不再纯粹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以后，国家对于沈从文的创作还是有过重视的，甚至一段时间里还给他写作假让其潜心写作，但即使这样，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写出过一个作品，他不是没有尝试过，本来他也想尝试着写一部关于抗日英雄的长篇小说，为此他还做了十几万字的素材整理，但是他仍然没能完成这样一部作品，因为不论从题材还是写作手法上，都跟沈从文很不对路，或者说这样的文字沈从文根本就写不来，所以他选择长期地投身于历史文物的研究和整理之中，因为至少那是他喜欢做的，也是他愿意为之付出的。不论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作为一个人，沈从文在我看来都是值得敬佩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虽然他在1949年后就停止了写作，虽然他对于党创造的新社会有很多疑惑和顾虑，但是他始终都是一个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有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同时也肩负起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担负的责任，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回收了大量珍贵的古文物，为此他甚至自己贴上了很多钱，也从不计较。他在从事历史文物研究中的尽心尽力与严谨态度，为我们国家在文物史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直强调着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文物研究工作的发展。作为一个人，他是自我的，这种自我是一种对于自己原则的坚守，对于自己所重视之物的不放弃，而他对于自我的实现是通过对全世界的放弃而实现的，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沈从文虽然有性格上的怯懦之处，但他却在对自我精神信念的实现上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在沈从文的一封家书里，这样写道，那时我的作家朋友们正在世界各国飞来飞去，参加会议接见外宾。而我清早即起床，吃一个馒头，步行至天安门，开始一天登记文物的工作，到了6点钟，从午门城楼上看黄昏日落，即步行回家。有时天雨，即披一个麻袋。这些文字里没有抱怨，有的只是一种平静和生活的诗意，我想这就是他追求的生活，这就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本分。最后，我还想说，对于沈从文晚年的生存状态，我真的觉得新中国在建设初期真的亏待了太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沈从文晚年是孤独、寂寞、抑郁的，由于他自身的“不进步”，使得他的亲人纷纷与之划清界限，投入新社会的建设之中了，他的老朋友们，很多都已身处新中国文坛的显赫之位，而与之断了来往，连他晚年生活的3间房屋也被当地的工人强行占去2间，所以晚年的沈从文就在一间小房子里生活并完成自己的服饰研究。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应该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受到的待遇，所以在晚年时候，沈从文写下的家书，流的泪，伤的心都让人无比心痛，心痛一个不懂得尊重知识分子的国家。感觉老舍也是1949年以后中国文坛的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的悲剧性在于当他已全部的热情去拥抱新社会，当他开足马力努力跟上新社会的前进方向时，却发现新社会是那样“千变万化”，自己是那样难以跟上它的脚步，最后发现自己变得不再是自己，同时新社会也根本不想用同样的热情拥抱他。老舍在1949年之后表现出的戏剧创作激情可以说是巨大而真诚的，中国社会产生的新天新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使他真心实意地想要为新社会贡献力量。但是从30年代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到建国之后，似乎还没有从抗战紧张的环境下抽离出来，产生某种程度上的转向和改变，却向着极左的方向越走越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艺评判标准也左右着建国后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的审美倾向，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建国后的17年，政治操控文学的局面，而这样的局面所带来的是作家创作上的畏手畏脚和言不由衷，所以创作出来的东西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当文学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成为图解政治意图和政党政策的手段时，文学的艺术性就会大打折扣。其实一直都很反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审美评判标准，但这样一套评判标准和话语体系似乎深深地影响了好几代人，直至今日，在我所接受的教育中也不乏这样子的价值观输出，我们在学习语文课时，评价一篇课文是好文章，其原因往往是是他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它体现了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勤劳勇敢blabla之类的种种。至少在我的语文老师中很少有跳出这个框架直接给我说这篇课文反映了人、人性怎样怎样的。在我看来，我一直持有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学审美观念，我认为“文学即人学”，文学就是表现人的，表达写作者的内心体悟与感受，表现社会以及社会中人性的方方面面，这样子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老舍先生前期表现北京市井风光，表现旧派、新派的北京市井生活的小说真的堪称经典。他的小说有一种接地气的踏实感，其小说用语也是很稀松平常、生活气息浓厚的语言，可以说他是一个语言运用的大师。我认为他在1949年后所表现出的接近政治的热情有真诚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又会显得过于没有原则，有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他将自己的姿态放得过低，却没有洞悉新环境中潜藏的危机与阴谋，所以当他被有计划地批斗、打倒，那种巨大的失落与虚无感使他不得不选择沉湖自杀，把思想疙瘩不情愿地留给了后世，那双充满热情、不听歌颂政治的手，最终也被无情的政治戛然毁掉，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zt陈徒手：《读书》给了我一生的写作方向

　　十年前，我有幸开始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刊发记录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史料文章，第一次在正式人文杂志上见到了自己文字落在纸面上的模样，并大胆地使用了“陈徒手”这么一个怪异的笔名。那一年我37岁，正处于徘徊摇摆之际，拙作能被锋头很盛的《读书》使用，一下子改变了我焦虑、观望的状态，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方向。 　　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一直是《读书》忠实可靠的读者，从中滋补了很多的知识营养。对《读书》崇拜的起因之一就是与冯亦代老先生相邻相熟，他住在西城区三不老胡同一号院一单元的二楼，而我就住在一单元对过的平房里。那几年与冯老做邻居的日子，是我这一生最值得记忆的美好段落。他有事找我，就在厨房的窗户大喊我的名字，我就应声而上。一周习惯性到老人的家坐二三次，有时也帮忙做一点力气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老与老伴安娜阿姨始终那么安静地工作，冯老埋头写字，安娜阿姨在旁边帮他找资料，休息时就喝咖啡聊天。我常常觉得，这不就是夫妇之间最惬意不过的、令人羡慕的场景吗？我时常发现，作为副主编，冯老一个月之中要看不少《读书》稿件，他看得格外投入，有时遇到开心处还忍不住地指给我看。而他自己把“海外拾锦”栏目坚持了好多年，他几次说过，写这个栏目要看很多新近的、及时的美国报刊资料，操作辛苦然而确是十分值得。 　　由人及屋，我对《读书》的喜爱与日俱增。对于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整个80年代，虽然有汹涌的潮流，但环境略嫌单一、呆板，《读书》的滋养不可或缺，暗地里成为锻造人的学识、品质的基本培训之一。 　　对于我个人而言，《读书》是一座高不可攀的险峰，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在上面发稿。当1997年底、1998年初接到《读书》的正式邀稿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喜悦是不真实的。 　　我是1993年春离开中国作家协会机关而到《北京青年报》谋职的，由于报纸工作的忙碌，几乎完全脱离相伴多年的文学圈，但内心无法忘怀一个深藏许久的念头，就是想完成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的写作。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转接之中，我一边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一边总想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在二三年间，我有机会看了不少涉及文学界学术界的资料，并走访了几十位年老体弱的当事人，获得大量第一手史料。 　　到报社后，由于同文学圈脱节，写作经验的缺乏，学识底子弱，再加上自信心严重不足，我慢慢地丢失《中国文坛运动史》写作的梦想。这成了我一个心结，在岁月流逝中找不到一条适合自己有效发挥的途径。 　　1997年秋天，出现了我需要永远感谢的三个人：报社同事尚晓岚、《读书》的汪晖和叶彤。当时晓岚正跑图书学术口，与《读书》诸位相熟。她把我的情况向汪晖介绍，汪晖表示对选题感兴趣，愿意谈一谈。记得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东侧的一家清真饭馆，面对在座的三位好心人，我有点受宠若惊，说话大概是语无伦次。 　　现在已想不起来汪晖和叶彤的具体意见是如何，但他们的每一次指点都使我在写作方法上、史料取材上有所明白，有所改正。在大的写作选题上，他们是放手的，到了细节部分他们又是非常讲究。正是因为他们的认真和期待，我每写一篇，都有一种身负重托般的责任和谨慎，有一种少见的写作愉悦和细心。 　　第一篇《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发稿了，过了二三个月后，有一天三联书店编辑部的曾蔷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在新的一期《读书》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她知道我多年写文章不顺手的事，因而读了后特地表扬了几句。我马上赶到了三联书店门市部，拿起《读书》一口气连读三遍后才确定是自己的文章，那种奇怪的不确定感令我一时迷惑一时惊喜。 　　说来奇怪，自己作为一位记者，已在报纸上刊发了几十万的文字，但是在写《读书》用的文章时，我却有重新码字重新学习的感觉。报社的职业训练使我掌握一种切入的写作方式和内在的节奏，知道了文字的凝练度和准确性，知道怎么写才能去吸引读者的关注，知道文章开头的重要性。这是报纸工作给我带来的优势，也解决了在机关思维封闭、文字单调的局限问题。 　　我所写的文章体例在《读书》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我只是觉得写得顺手，有真实感，容易使故事展开或推进，时空转换方便。叶彤认可这种体例，提出了不少注意事项，让我在写作时有所戒备。 　　每次确定下一个选题时，叶彤他们都会耐心听取意见，给出具体建议。《读书》诸位编辑老师学识渊博，一方面跟他们学习写文章受益无穷，另一方面他们对选题的判断也让我得益不小。比如叶彤建议我有机会接触一下“文革”中的代表人物，看看有没有采访的可能性。我有意识地开始寻找合适人物。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怀柔约稿会上，见到《艳阳天》、《金光大道》作者浩然先生，我立即趋前表明采访意图，想不到浩然欣然同意。后来我曾三次驱车到河北三河采访，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口述材料。 　　《读书》不定期的发稿安排，也让我有了从容的采访时间。做老舍选题时，和叶彤商量再三，觉得还是要避开人们熟知的角度。于是我们拟定从北京人艺入手，展示老舍话剧创作中的悲剧内涵。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查阅人艺艺术档案，走访了三十多位《茶馆》剧组的老艺术家们，写完后刚好到了发稿时间。这样写作的安排，无疑是一种技术含金量大的生活过程。 　　正是《读书》的厚爱，使我在1998、1999年连续在《读书》刊发七篇左右的文章。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使我更确定了从事史料收集的一生志向。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需要有人去梳理，不能再留下空白的遗憾。 　　陈徒手，1961年生，福建福州人。现供职《北京青年报》副刊部。《读书》作者转自http://www.gmw.cn/01ds/2008-12/10/content_867884.htm

堆积的尝试

简单的说，若说此书有魅力，那是史料本身的魅力，若说它深它痛，那些转引的部分本身就有那么深那么痛。当然堆积也是一种巨大的学问，这一次，虽不能满意，但也算有可观之处，毕竟，他是一次次落幕的现场见证者。书的题目，极成功。病人们可以选择不听、不看、不说，最终，也可以选择不想。

人有病，天知否？

看完了之后，多少有点失望，没达到我所希望的。1923年，毛奉中共中央命，前往上海转广州，此次远行，杨开慧也未去送行。毛写下这首柔情缱绻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很少写这种“婉约”风格的文字，在以后的战争生涯中，更是远离了缠绵悱恻。这还不算，到了解放之后，为了政治（谁的政治？）的需要，他必须将自我个体泛化成几个亿，而当那几个亿又反过来和他融为一体时，他显然被压迫了。1973年冬，他将那首《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定。毛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高华教授称其“更精彩，一下跃升到‘形而上’的层次。”境界无疑打开了，但是，又失去了什么呢？对于“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再三玩味，不可置否，那么老毛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人性

一个受害者，往往是另一个故事里的帮凶。有视政治为生命的，有视艺术为生命的，求生则是本能。由这一本能所使的趋利避害的种种手段，可以归结为时代造成的人性扭曲，然而，很难说这就不是人性的本来面貌。当所有约束都消失的时候，许多人心底的私欲都在蠢蠢欲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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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为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多的同好能了解这一部书史料的魅力 □陈骏涛　　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以下简称《纪实》）日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据说，在不久前闭幕的南京全国书市上，此书颇受青睐，创下了同类书销售的较高记录。　　《纪实》收录了作者近年所写的十篇文章，凡33万余字，所写都是我们熟悉的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陈徒手给它们起了一些颇能引发读者阅读兴味的题目，比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丁玲的北大荒日子》、《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等等。不过，陈徒手却不用花哨的语言去演绎这些故事，却用异常平实、素朴（有时甚至显得过于平直）的文字来记录这些过程，读者将从这位忠实的“书记官“的笔下，分明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这里所写，都是这些文坛名角所亲历的事件和当时及事后的心绪，所依据的材料，或是名角们的自白，或是从故纸堆里发掘出的档案资料，或是名角们的亲属、朋友、同事、学生的口述实录……。比如：俞平伯之于《〈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前前后后，直至“文革”后他的心态；沈从文于1949年从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的前因后果，以及80年代他应邀访美时，对这段经历的诚恳、机智而又令人玩味的回答；老舍1949年12月回国后所经历的升沉起落，以及他在“文革”前后的心态和遭际；丁玲在划为“右派”后被流放到北大荒的那些日子，以及她在北大荒前后性格上的变化；赵树理因“上书”而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作为批判对象，以及他临死前的感悟；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及由此引发的一连串风波，还有他在团泊洼五七干校的经历和思索，由此而演绎出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的风云际会；汪曾祺在“文革”中因被江青起用而有过的一段微妙而特殊的经历，“文革”后他对这段经历的表白和反思；浩然面对着对他“文革”时期的表现的激烈批评，他的混乱矛盾又讳莫如深的心态；还有卞之琳、茅盾、张天翼、沙汀、周立波等等，他们在1949后对于创作问题所感受到的苦闷、迷惘和无奈，因而有陈白尘的“果戈里到中国也要有苦闷”之一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坛的见证人，这些文坛名角经历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文艺界的风风雨雨，《纪实》所披露的这些“史证”和“人证”，无疑都镌刻着那个时代的特有的印记，读者也由此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雷闪电。　　《纪实》的主要特点是完全凭史料说话，叙述者（作者）只充当“书记官”的角色，用的是“客观记叙”的方法。叙述者从不轻易地站出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有时候也免不了有几句看似无意的点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尽管是“客观记叙”，但从字里行间，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叙述者的倾向——他的是非和爱憎。同时（这是最主要的），读者能从中分明地品味到笼罩于全书的一种无奈、苦涩的复杂矛盾的心态，这心态，与其说是叙述者所有，还不如说是本书的主人公们所有，或者干脆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心态的一种折射。一般读者读此书读出的是一段段感性的历史，而研究家将可能从中演绎出一部部理性的历史来。史料本身所拥有的价值和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尽管我们对《纪实》还可能感到有种种的不足，对它所记述的某些史料，当事者及后人也还会提出诸种异议，这是正常的，因为一名“书记官”的工作决不可能穷尽历史事件和人物心态的细微末节，“书记官”只是给后来者提供一份尽可能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至于后人对这些史料如何分析和评断，已然超越了“书记官”的职责权限。　　陈徒手写这本书的愿望，可以追溯到十多年以前。那时，他还是一名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在有幸接触到许多文坛珍贵的资料后，他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想写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之类的书。后来大约是由于工作变动等诸种原因，他自知力量有所不逮，遂决定化整为零，把他所收集到的资料，以人物为中心，写成一篇篇文章。当然，这中间还免不了再继续查档案、找材料、访人物，通常一篇文章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是常有的事。我曾经为陈徒手引荐过几位访问对象，深知其中的甘苦，有时候半天的访问，所得可能就只有几行文字。比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这篇不过万余字的文章，访问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十三四位，还不算查阅的那些档案资料，由此可见花费工夫之大。这是求省力的“聪明人”决不为的工作，但陈徒手却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做了，而且坚持达数年之久，可见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如今，我们从书中仍然可以隐约地读出一个谦诚、认真、严谨、求实的作者的身影！　　作者谦称自己为“徒手”，十年来，他就凭着这双“徒手”（学徒的手？白手起家者的手？），写就了这本厚实的、有价值的书，这使我们体味到一个创造者的艰辛，也分享到一位收获者的喜悦！但愿陈徒手能继续扩大成果，以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这一书名更加贴合！

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至少，威权加官僚主义加干群/群群矛盾是文革发生的必然，应反思。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至少，威权加官僚主义加干群/群群矛盾是文革发生的必然，应反思。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至少，威权加官僚主义加干群/群群矛盾是文革发生的必然，应反思。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朱健国在某文章骂了巴金和《收获》，巴金何许人？文学界的庞然大物啊，《收获》何种刊物？纯文学刊物中的代表刊物呵！朱健国胆子好大，脾气好大！ 在此我先揭露一下朱的老底，俺从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发现此名字，书中介绍他生于伯牙子期相会的汉阳琴台之郊，他的《不与水合作》书中访谈深圳经济学者何清涟，揭露张志新冤案内幕；质疑余秋雨；在此书中就已经向巴金进言了，他建议巴老退出文坛，理由为：巴老的思想已不在今日文化界最先进之立场，身体已无法领导中国文坛，您应当主动坚辞“作协主席”一职，让贤与实际办事者，将精力用在检讨文章及呼吁建文革纪念馆。 巴老是真老了，比不了欢蹦乱跳的王朔，王能浑不吝地四处出击，巴老只能是生闷气了。在我眼里朱先生成为一个趁火打劫者，思想者的思想很不健康。在他眼里仿佛只有一条思想者主线：李贽、鲁迅、顾准、王元化、遇罗克、张志新估计还有李锐。.他批驳总扯入的话题是文革。腐败，下岗。知识分子自由等，这不能说不对，诚然他是个知识丰富的杂文家，可他有个缺点就是把真把自己当成思想家，他不知道肯定否定什么，利用了许多知识资料来钻牛角尖，最后也没阐述出什么。他在反击巴老的文章中提出：为什么‘真诚的’郭老（沫若）在文革中不向巴老做一些提醒暗示？简直太滑稽了！那个时代谁说的清，谁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其实文革在1942延安整风就开始了，悲剧的理论家王实味在《谷雨》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他的文章叙述了当时歌舞升平“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真实现象，他还主张艺术家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这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发生强烈冲突。1947年2月陕西兴县，王被削掉头颅，鲜血迸溅。解放后胡风等写了一批鲁迅式杂文，被钦定为反党集团。。。新的时期需要新的御用工具，哪里容你半点真言？老舍先生写的《茶馆》、《春华秋实》、《龙须沟》等作品被一次次删改，一次次被停演，需要路线原则啊，有些人认为《茶馆》中流露了“今不如昔”、“怀旧”、“影射公私合营”、“反社会主义”后来在剧本中加了大量口号，招牌，就是为了突出什么。1966年夏，那些红卫兵用皮带、皮靴、唾沫、木刀来残害一位有人情味的老人，他的头被打破，眼镜被打飞。后来在派出所又将人民的艺术家轮番毒打。8月24日晨，老人和自己的孙女告别后，绝望地投入太平湖。 我曾看过一本书《人有病，天知否》内文的事件令我糊涂，书里全是整人的篇什，尤其文人整文人，里面充斥着这些名字：周扬、冯雪峰、刘白羽、秦兆阳、浩然、艾青、胡乔木、郭小川、邵荃麟。没有深处那个时代甚至是亲历者是不会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说不清谁整谁？ 其中印象很深的有一段：“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纲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我跟他们有一些恩怨，跟草明原来关系不错，但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浩然语）。” 在那个时代果戈理到中国也会苦闷，在我记忆里显现了这些作家，在解放后除了老舍、郭小川等这些作家创作外，还有那些地下文学------“红色纵队”、“食指”、“白洋淀诗派”、“知青地下文学”，其中有被斥为黄书的《曼娜回忆录》、传奇《梅花党》、毕汝协的《九级浪》、北岛的《波动》，其他的那些作家呢？50年初卞之琳烧掉自己长篇手稿，以后很少拿起笔；由于郭沫若在香港发了《斥反动文艺》批了沈从文，使沈压力很大，1949年沈从文学创作转向了文物研究；钱钟书解放后仿佛变了，不说话，不写小说，不见客人，就是调去翻译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也听之任之，无一丝怨言。30年代被鲁迅讽刺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1956年发杂文《德与才》讽刺了上海文艺领导大都是不识字的人。于是被发配劳改，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成为牛鬼蛇神的活标本，但他还是翻译一些不能署名的书，如《蓬皮杜传》《尼日利亚史》等。前一段在报纸上看到施先生的文章，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在20、30年代，他看到目前语文水平忧心忡忡，汉语被糟蹋如此地步，有个安徽教授为了职称抄袭施老的《唐诗白话》。看起来施老才是活到老，批到老啊！而茅盾先生却是个聪明识时务的人，解放后不写小说，也不写鲁迅式杂文，写的《夜读偶记》与时政远远的，一系列运动中他没受大苦难，落个平安。可1980年他却在庆羊城晚报副刊题词竟写下：双百方针须贯彻，未来鲁迅属何人？回到本文中巴金在文革也同样受到冲击，他的杂文《随想录》写的不乏深刻，却有点像牢骚，《家》、《春》、《秋》成就了他，散文《阿尔克的灯光》发人深省。解放后他在文学成就不大（巨型随笔《随想录》），只剩下一个令人激动的倡议了（建立文革纪念馆）。可他的这个想法太幼稚，他是个经过多少风雨的老人，（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郭老的暗示啊），一个连《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里来的年轻人》、高尔泰肤浅美学都封杀的国家还指望揭自己伤疤吗？再就是朱健国，他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妄想自己能改变什么？他指出众多问题，引用了大量材料，到底说出了什么，找到灵魂的出口吗？中国历史上是个“人治”社会，朱健国把《收获》斥为封建体制，巴金是主编，李小林为副主编。这的确有问题。昨晚我翻旧报纸看到朝鲜领袖金正日现在就开始培养自己的28岁儿子金正男接班，这怎么解释，你反复考虑问题在哪？诚实地说《收获》发过好的作品（余华、苏童等人的小说），但作为国刊传统的弊病是“人际关系”，诸多刊物选本充满了人际关系，天津《小说月报》是张自忠路出版大楼那几位先生订的；《中篇小说选刊》是福州东水路76号那几个人订的；中国诗歌最高标准以及被承认标志就是《诗刊》所在地展览馆文联那些老头他们订的。你对国家刊物还期望什么呢？目前掌握权势话语的作家们互相吹捧，访谈搞行为艺术，真是喧哗与躁动啊！中国最紧要的不是没有好作家，只是这个时代太缺少有眼力深刻的批评家啊！那些权威、名家、他们被政治、文化、经济变着花样的利用，被侮辱、被损害。（如鲁迅，海子，食指，王小波等）。 作为本文另一主人公朱健国，他是有一定思想的，行文有一定见解，可你面对的是一位行将就暮的耄耋老人，你如此率性而为似乎太不公道了。我再重复一句中国太需要深刻有远见的批评家了，需要真知灼见呀，那些虚伪做作的麻木的腐朽的功利的拥有大量知识而不会合理运用的批评家们，你们存在是文化的悲剧，你们所做的一切都等于没做，你们的一生就等于堆砌大量没有意义的文字而已。2001年6月3日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一千年，在茫茫宇宙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人而言，“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多少次改朝换代、隆盛衰亡，都在其中。人寿数短暂，却最喜回望前尘往事，借以为鉴，免得重入先人曾做客的瓮中。种如是因，收如是果——公元两千年千禧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的书店中，悄然出现一本并不起眼的书，细看书名却颇有意味：人有病，天知否？此名并非作者一时草创，却是一句成诗，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领导者，亦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绝对的精神领袖——毛泽东的手笔。欲知出处，须追溯到1923年毛泽东赠与爱妻杨开慧的一首《贺新郎》，虽原词中并无此句，二者却有渊源。再看这书副标题：“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事”。一九四九，正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待毛泽东登高一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爱好诗词，人所共知，除去残缺亡佚之句，存世尚有近七十首诗词。1973年，时隔《贺新郎》初成五十年、爱妻开慧离世四十三年，毛重新修定《贺新郎》，将曾蕴藏无限心底波澜的“重感慨，泪如雨”删去，替上一句“人有病，天知否”。此时毛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一生如怒江汹涌，叱咤风云，这一句“人有病，天知否”若单解为儿女情长，或缅怀亡妻，未免牵强。老骥纵然志在千里，已入暮年。这一句病从何来，天又何指，今人已无法揣测，唯知其中杂陈五味，并举百态，蕴藉深远，意味难具言以述之。数十年后，陈君重拾此句为题，意味深长，发人深思。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在同名文章《人有病，天知否？》中试解题，“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对焉？错焉？主席原句之深意今已难考。然而陈君所指所感，犹有其书可以参照探讨。法无定法，历史之对错亦难为我辈一时可参透，然而，此书中所记种种遭际，暗合枯荣之常，正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陈君文字简洁朴素，多史料而少议论，然而“秉直笔”故力透纸背。既解后来学者寻觅史料无门之苦，又足作文坛中烈火烹油、风光无限者之戒。作者自己已有言在先，本书所记是“文坛纪事”，是“记录中国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何谓“知识分子”？《现代汉语词典》中定义“知识分子”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而在本书中的“知识分子”概念应该缩小，因特指文坛中人，与一般知识分子还有不同，他们是“写文章的人”、“做学问的人”，是传统观念中的“书生”。倘谈至“书生”，则不得不提“孔颜人格”。无需讳言，儒家于中国之影响深远，“孔颜”上自汉，下至“五四”前，始终为中国“书生”之楷模，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出自《论语•述而篇》）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出自《论语•雍也篇》）也就无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安贫乐道。其间不乏难耐凄凉、阳奉阴违、沽名钓誉之辈，然而即便力所难及，却仍要以此为遮羞布，甚至不遗余力鼓吹，可见“孔颜”入人心之深。腹中承载着这般文化底蕴的人们，必有一股“高士气”，这与爱国、组织、各色主义并无直接关系，不过因腹内那“累赘”的一点底蕴，本能地恪守自家操守，严谨地钻研自家学问，对政与权敬而远之。然而，在求同伐异的时代，恪守原则、拒绝盲目的代价是高昂的。正是“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于是，俞平伯留下铮铮风骨，被抄去了家、抄去了宝贵光阴。于是，沈从文失去灵秀笔墨，捧起了冷板凳，捧起了烤白薯。耿直者贫而存风骨，质朴者屈而全人格。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在天地换了面目之际，凭了诗人的热情，文人的单纯，愿与天地同沐浴，洗涤蜕变。开始时畅快淋漓，豪气干云，欢快得蒙蔽了眼睛，却不见黑云压城，暴雨渐骤，交织成一片巨大的阴谋，待得惊醒，已经深陷其中不得自拔，不知路在何方，只得东跑西撞求一片晴朗。从“纤笔一支谁与似”到“毒草肥料”的丁玲，可怜风烛之年还须如履薄冰，言不由衷。郭小川诗冠国中，到头来苍茫大地中沉浮哪得自主，离世时一片愁云惨雾。老舍先生风光无限好，却敌不过一时间翻云覆雨之手，“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文以载道”，终被“道”毁，不知此“道”非彼“道”，寻一生“道”，最终竟无道可走。今人唯有祷祝人有病，天莫患疾。学者以治学为要，引钱先生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莫要手捧古卷，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再借长吉一句诗：“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