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传

后记

与并称为“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相比，王士珍的名头似乎小得多。个中原因，是与进人民国后王士珍低调行事的风格有关。段祺瑞、冯国璋纵横于军政两界，一时叱咤风云，而王士珍只勉强署理了三个月的国务总理，又经常居住在老家正定，远离政治中心，怎么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呢？    根据王士珍的个人性格，他不事张扬，故而留下的文字资料也很稀少。尚秉和说：“公耻于表曝生平，行事绝口不言，人问及，则日：‘此皆镜花水月，过去即空，述之何益？’以故，宏猷硕画、功在国家者，大半遗失。”①贾恩绂也持同样的说法：“平生所历繁变，不以语人，或以询，则日：‘世态尽过眼云烟耳，殆忘之矣。’不事学养，不假强制，燕处超然，类近道者。”②文献资料的稀少，给王士珍做传自然难度就很大，或许这也是迄今为止尚无一本像样的王士珍传记问世的原因吧。    研究王士珍的人少，不代表这方面的工作毫无进展。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政治环境变得宽松起来，对北洋军阀的研究也活跃起来，王士珍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早解读王士珍人生历程的是朱辉和张华国，他们合作写了一篇题为《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的论文，发表在《河北地方志》1987年第3期上。这篇文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王士珍生平事略的全面介绍，尽管没有完全还原王士珍的历史原貌，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了。接着，杨晓梅又发表了《简评王士珍》一文①，通过回顾王士珍一生的行为，得出了“无论是在哪一历史阶段，王士珍都坚持一个原则一即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结论，评价的客观性有所增强。再后来，正定县政协开始组织对王士珍的系统研究，先后有马利、王发敬等人写成叙述王士珍生平的文章，并刊登在《正定文史资料》上。马利和王发敬的文章在内容上差异不大，都是对王士珍一生事迹的简要回顾，从文字上判断，可能资料来源也差不多。    在最初的热度沉寂下来以后，王发敬选择了继续坚持对王士珍的研究。作为王氏家族后人，他的坚持自有个人情感在内。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发敬有一种执着探索的精神，正是他发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从而为王士珍研究拓展了视野。2012年，王发敬与杨爱国、韩义广合作，推出了一本较为翔实的传记文本——《王士珍》，为著者的写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著者写作这本《王士珍传》，除去对民国史的钟情以外，就是好友王瑞利的真挚邀请和大力支持。王瑞利也是正定县牛家庄村人，也是王氏家族的后人。虽然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可是很喜爱阅读历史书籍，更希望能够将乡土历史人物的事迹彰显，于是他对著者多次提起写作王土珍传记的愿望。在抛却了手头的繁忙事务之后，我便允其所请，着手收集资料，访问相关人士，勾画出大体写作框架，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最终写出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些文字。虽然著者付出了不小的努力，但仍然有许多文献资料没有查找出来，留下了诸多遗憾，期待有识者教我，以为王士珍研究和民国史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在写作过程中，著者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年逾九旬的来新夏先生审读了部分书稿，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并为本书题签。对于这位北洋军阀史研究奠基人的厚爱，著者感激不尽。王发敬先生不仅允许著者使用他所搜集的宝贵资料，而且多次引导和陪同著者去访问知情人，也对他的热心支持表示感谢。张华国先生在惠予研究资料的同时，慨然允诺将他编制的《王士珍生平年表》列为附录使用，深情美意令著者感动。以收集稀见地方史料见长的张双龙先生细心地帮助著者校阅《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纠正了其中的错讹之处，对他的付出深致谢忱。好友周保刚曾供职于正定县政法系统，办公地点就在王士珍旧居，他不但积极鼓励著者写作本书，而且提供了不少帮助，也对他说声“谢谢”。小友李岩、爱子彭蕴初为王士珍传记资料的复制、打印出力颇多，也在此记上一笔。    中华书局近现代史编辑室欧阳红女士为本书的选题申报和编辑加工费力多多，著者除了感激之外，更多的是敬佩。她对出版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值得我们学习和钦敬。    最后，特别感谢张玉武先生，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拍摄了不少有关王士珍旧居和王氏双节祠及其他资料的照片，大为本书增色。    虽说这本书稿写完了，但是关于王士珍的研究远未完结。盼望同好诸君继续努力，除对本书做出严肃的批评以外，更为王士珍研究和民国史研究添砖加瓦，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王士珍（186l—1930），字聘卿，号冠儒，河北正定人。行伍出身，凭借过人才智和卓越政绩，受到袁世凯的青睐，成为北洋军阀骨干，与冯国璋、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宣布退位，陆军总长王士珍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前往，亲历了中国君主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1918年，身居高位后，王士珍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急流勇退，隐居江湖。《王士珍传》真实地反映了王士珍丰富多彩的一生，读来有新意，饶有趣味。

    《王士珍传》由彭秀良编著。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乡土与身世  第一节  古城正定  第二节  书香门第  第三节  过继长房第三章  读书与从军  第一节  入塾读书  第二节  投笔从戎第四章  崛起军界  第一节  北洋武备学堂  第二节  赴朝作战  第三节  小站练兵第五章  跟随袁世凯  第一节  剿抚义和团  第二节  北洋常备军  第三节  辛亥风云  第四节  袁氏当国第六章  政坛生涯  第一节  江北提督  第二节  三度人阁  第三节  国务总理  第四节  从政余韵第七章  调停政争  第一节  府院冲突  第二节  张勋复辟  第三节  冯段矛盾  第四节  直皖战争  第五节  直奉战争第八章  维持京城治安  第一节  京师临时治安会  第二节  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  第三节  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第九章  性格与交往  第一节  乡村老学究  第二节  结交文友  第三节  “北洋三杰”第十章  实业与资产  第一节  个人财产  第二节  实业投资第十一章  身后荣辱  第一节  入土为安  第二节  妻妾儿女  第三节  墓庐兴废附录一  王士珍生平年表附录二  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附录三  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墓志铭附录四  王士珍研究著作篇目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后记

编辑推荐

彭秀良编著的《王士珍传》是第一本关于王士珍系统的学术传记。    王士珍（1861—1930），字聘卿，号冠儒，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他凭借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政绩，得到以袁世凯的青睐，先后担任军政要职，直至陆军部长、总参谋长和北洋总理，但由于他和清王朝的关系很深，在张勋复辟之后就退出政坛。    王氏一生沉浮宦海，不置田产，身后清贫；王氏妻妾众多，却无留后；他妻妾成群，却落得了一个不好色的名声。    本书钩稽史料，利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史，真实反映了王士珍充满传奇的一生。

前言

历史犹如一条长河，虽时有弯转跌宕但终向前行。回馈历史，还原史实，借以经验，鉴以教训，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不懈动力。以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为切入点研究历史，历来是史学研究之基本方法，因为二者的点线交汇，编织出的就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史，是对一个时代的诠释。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事件乃人之所为，结果成败兼有，因而人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面前，不乏三种作用，一则助推，二则羁绊，三则兼有。故剖析历史人物对深刻揭示历史之本源更为重要。历史永远是客观的，但离不开后人的公正评判。历史终归要成为过去，但后人则永远需要以史为镜、与时俱进，这就是社会发展之规律。    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国近代历史是一段极具特殊意义、让国人刻骨铭心又值得反思回味的历史过程，外敌联袭、清廷丧国、军阀混战、维新变革，几经磨难，走向共和，王士珍就是从清朝走向民国这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对王士珍的为官为人、品德操守及在中国近代史上作用几何、功过是非究竟如何评说？久欲探究，终未如行如果。今拿到《王士珍传》手稿阅之，感慨万千、思绪良多。恰是此作，广集史料，考比印证，厘清原委，究以公允。虽无深观，但多有同知同感。    按先祖士珍亲续之家谱，“珍”辈之后，即为肇发恒阳、敬尊家教、世泽绵延、永维善道，吾乃“恒”字之辈。记忆之中，孩童年代，时常结伴到先祖墓前嬉耍。那时已没有坟冢，只有墓碑尚存。为躲蔽太阳，上午在石碑的西侧，下午则在石碑的东侧。用力拍打石碑，会发出金属般且清亮悠长的声响。抚摸已经倒在地下的碑首，两条神龙顿跃眼前。记得从军之前，宗亲中尚有多位“珍”辈之尊，闲暇之余、街头巷尾、田间小憩，他们时常叙起士珍先祖很多很多所见所闻、亲历感受，烙印至深。村中读书七载，所用课桌，即如本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用先祖之棺木拆制而成，且不时散发着浓重的楠木醇香。    在吾辈今日看来，如果说先祖之坟墓在“文革”期间被挖可以用“无奈”来解释，新中国成立后县委机关、公检法机关进驻王士珍旧居可以用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来解释，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时今国家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之路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步伐；这其中，正定县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亦取得很大成绩，进入全国百强县、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在这种背景下，仍把王士珍旧居用于商业行为、双节祠堂濒临坍塌，与“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誉显得不尽相称。正定需要发展，正定需要建设得更美丽，正定需要重整丰富的旅游资源，努力打造富有正定特色的旅游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高高树起“历史文化名城”这面大旗，此乃正定人民之期待，也为吾王氏家族之渴望。    对于先祖的功过是非，作为同族同脉之血亲，不宜作定性定论之评价，即便作之也恐让世人难信，只有留待史学者去研究，让历史做出客观评判。但是，多少年来，我王氏之家族始终把士珍先祖的做人“忠贤”、做官“无争”、做事“求和”作为众晚辈后生之遵循，始终秉承士珍先祖之遗训：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内不愧心；困中求志，富中求德，禅中求己。这已经成为吾王氏家族的自觉行为和无定之风。

内容概要

彭秀良，1968年出生，河北省高碑店市人，现居石家庄。以文字为生，自诩独立学者、学术个体户。从事民国史与社会工作研究，著有《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

章节摘录

第一章绪论    在开始叙述王士珍的生平事迹之前，我们首先来解决几个基础性的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关系到对王士珍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几个问题分别是北洋派的含义、军阀的来历与本义、北洋军阀的确切定义。我们只有将北洋军阀的所指厘清，才会对王士珍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也才能从单一性的历史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    北洋和北洋派    北洋最初只是一个与南洋相对的地理概念。鸦片战争前，学者包世臣在一篇文章中说：“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①吴淞口在上海，是黄浦江与长江的汇流处。也就是说，长江人海口以北的海域称为北洋，以南则称南洋。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及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对外通商（包括外交）事务。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开始是专职，首任大臣是崇厚①。同治九年（1870年）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李鸿章是第一任北洋大臣，他在此任上干了二十八年，后由王文韶②、荣禄③、袁世凯相继接任，“北洋”一词逐渐带上了政治色彩。    北洋派是1912年民国建立后形成的政治名词。张一磨概括其源流说：“北洋派之结合，始于李鸿章，而成于袁世凯。鸿章督直二十余年，当时虽无派系之名，实已蓄成北洋派之势力，即为北洋派之胚胎。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督，于小站练兵时，多以北洋武备学生为军官，段祺瑞为皖派领袖，王士珍、冯国璋为直派领袖。惟籍贯虽殊，初无门户之见，同属袁氏部下，统称北洋派。”④北洋派在袁世凯时代本来是一个团体，后来才分化出直皖两派，至于将王士珍也归为直派领袖，并不妥当。王士珍与直系的冯国璋⑤、李纯①、陈光远②等人关系比较密切，但他自己从没有要当直系领袖的念头。    北洋派中人后来也自己称自己为北洋派，吴虬曾记述说：“自北洋派三字为世人习见，于是乎北洋大学、北洋医院、北洋商店先后出现。最可笑者，北洋武人，类多出自舆台，故伧俗鄙野之笑史，层出不穷。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公庭广众中，自称‘我们北洋派’，并不知此系私人党援之名，决不宜自承，更不应见诸正式文牍也。”③虽说自己称自己为北洋派不太恰当，但是出于圈子认同的考虑，倒也不无道理。王士珍给别人写信有“我北洋团体”的用语，可惜著者没有找到相关的信件，所以无法做出确证，就算他真的用过此类话语吧。而从王士珍的资历和地位来看，袁世凯死后，他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北洋派元老，这一点毋庸置疑。需要说明的是，王士珍自始至终都没有要当北洋派首领的想法，这一判断可从后面的章节中看出来。    军阀的由来与本义    关于“军阀”一词的由来，目前考证得还不是很清楚。根据徐勇的说法，“可以确认‘军阀’是来源于日本，而且可以确认它出现在大正初年（1912年），其后于1917年前后在中国得到传播运用”④。我们姑且认定徐勇的说法是可靠的，并以他的论述为基点，进而考察“军阀”一词的演变过程与社会运用，或许会对民国前期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来新夏先生指出：“‘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做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①在我们平常人（即非学术研究者）看来，“军阀”一词确实是贬义的，一旦沾染上就不免有被歧视的意味在内。从目前国内大众传播媒体对“军阀”一词的使用上来看，实实在在也是贬义的成分居多。那么，“军阀”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徐勇的文献调查结果，李大钊是最早将“军阀”概念移植到中国来的人。李大钊于1917年8月15日发表的《辟伪调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军阀”概念：“东邻有政友会者，常与军阀相结以当局者，舆论多鄙薄之。”李大钊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失败不久，段祺瑞④重新掌握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偏袒热衷于武力统一中国的段祺瑞，“伪调和”是李大钊批判梁启超等人的用语。李大钊所说的“东邻”系指日本，“政友会”是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的代表日本地主和财阀利益的政党，1940年解散。“政友会”与军阀相勾结，故而很受日本舆论的轻视，李大钊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军阀”不是一个好东西。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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