痒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4
ISBN:9787807658023
作者:郑小驴
页数: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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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小驴的近期创作刘丽朵（北大博士）2007年发表处女作的郑小驴其时只有二十一岁，即使在我们这个有着“少年天才”文学传统的国度，二十一岁也显得太年轻了。那篇小说是《1966年的一盏马灯》，仅从标题，就能看出他在试图书写他并未经历过的一切。也许是阅读和想象力的双重成全，小说写得不坏，很可以看得下去，失散多年的亲属、刑事案件、警与匪的血缘关系、政治风波……由诸多悬念模式构建起来的情节板块的确引人入胜，有效地掩盖了作者年龄和阅历的不足。其后几年，在语言和题材上他常令人想起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先锋派作家，后来被收入中短篇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中的大部分小说，都像是余华或者苏童在他们极盛的时代写下而不小心失落的轶稿。有人称他写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这些早期习作并未像多数人的习作一样被压诸箱底，得益于眼下良好的出版形势和出版界对于80后作家的热心，它们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名和拥趸的粉丝。然而一个有着强大的写作势能的年轻作家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这两年他不过二十五六岁，经由一系列作品完成了风格的转变，他成长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左派作家。众所周知，在中国，“左派”从来是个敏感词，在今日，它的敏感程度超过了“右派”。面孔各异、观点相左的微博公知们增加了公众辨认出真正“左派”的难度，去清晰地定义它甚至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何谓“左派”？齐泽克笔下“标准的后现代的左派叙事”已放弃了早年激进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放弃了推翻既存的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任何真实的企图”，转而在资本主义这个全球维度下关注起一系列特殊的政治斗争（性别，人权，种族，生态，宗教……）。这项转变令许多与激进的社会生活渐行渐远的人被插上了左派的标签。对此，伊格尔顿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当初能把他们的信仰坚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有幸见证那个在他们眼中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二OO八年陷入全面危机”。现实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场所，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现实容不得后现代主义者们过分的乐观。《飞利浦牌剃须刀》（《作品》2012年第4期）讨论的正是如今城市里最具普遍性的一系列问题——大学生就业困难，被迫干着在收入和尊严方面和他们所受教育不匹配的工作，对虚高的房价无能为力，从而将购房压力转嫁给了业已退休的父母；妙龄女郎从乡村来到城市，或向城市奉献出她们的青春和身体，成就资本主义畸形的消费快感，或野心勃勃，幻想通过在这个城市中拥有婚姻和房产而成为城市一员；老人恐惧因病致贫而放弃治疗在绝症中走向死亡，干了一生收入有限拿不出一张像样的存折的老人在老伴离世后倍感孤独，由于无法给儿子提供一套婚房，两代人之间亦产生了隔膜……有趣的是，与这些日常生活中一地鸡毛始终伴随着的，是主人公小加——正在读高中的少年——对伊拉克战争的持续关注和对萨达姆的个人崇拜。这场持续了七年之久的侵略战争实际上是美国与这个世界上所剩不多的全球资本主义异己势力之间的对抗，即右派与左派间的战争。这让我们想起在描述左派时，伊格尔顿使用的感性语言，“那些从前的政治激进分子……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剪掉了连鬓胡子，摘掉了头巾”，是的，随着市场社会主义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雷锋帽和人民装的左派已经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如今只有“恐怖武装”还在恐怖和威胁着“城里惟一的游戏”（齐泽克语），以民族解放、文化斗争的形式实践以“权力-抵抗”模式为中心的霸权斗争。通过主人公小加对“连鬓胡子”式的左派的崇拜，郑小驴暴露了他的左派立场，一些热血沸腾的伊拉克青年开始走向街头，抗议美国政府干涉伊拉克的主权。更多的伊拉克人则持观望或中立的态度。萨达姆身着戎装，腰间悬挂着长剑，正给官兵鼓气。他的胡子浓密无比，透出偶像的威严。啊！萨达姆！这个浑身焕发着无限光辉的中东男人！对萨达姆，小加“不知道为什么要支持他”，在小说中，郑小驴提出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在牛高马大的刘大胖子面前，他和瘦小的小土豆一样处在被欺凌的地位。与小土豆直接遭受肉体欺凌不同，小加所遭遇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侮辱，在观看二者贴身肉搏的过程中，他一直渴望小土豆的觉醒，代替他自己给予刘大胖子狠狠的打击，然而却没有。萨达姆并未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对郑小驴来说，对全球化的对抗是以萨达姆为标志的，落实到自身，更方便的姿态则有“非暴力不合作”，同资本主义大潮保持一定的距离，类似于五十年代的垮掉派（Beat Generation）。既然“广东和上海的经济特区总让人不免想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伊格尔顿引特里斯特拉姆•亨特），在行为举止上实现这样的时空穿越也只是现实的荒诞主义之一种。《柏拉图的洞穴》（《山东文学》2012年第6期）中串了鼻环和各种环状物、不上班、抽大麻、喜欢MJ和二手玫瑰的非主流青年遭遇车祸，临死之前所说“别这么耗着，失去志气，找点事做”，有似于那句著名的“杰克，结婚吧，钥匙在窗台的阳光中”。然而当青年想要回归社会时，他看到了原先在一起的女孩本就属于别人，而“别人”，那正常秩序下的“普通青年”，代表被他冒犯了的社会秩序给予他狠狠的痛殴。《飞利浦牌剃须刀》《柏拉图的洞穴》中所表露的左派立场仅是隐喻层面上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将发现，郑小驴的一系列小说供述了作为一个左派，在这个热切的躁动的国土上能发现什么样的现实。全球化进程中，一部分具有强大实力的跨国企业为了追求利益在全世界进行生产和投资，大量加工业被外包给“欠发达国家”劳动力低廉的地区，“边缘”国家不得不接受血汗工厂、公共资产私有化、社会福利锐减和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在残酷的环境中为生存苦苦挣扎。为了生存，他们甚至要改变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的观念，远赴各地，牺牲对子女的关怀和照顾，使得“乡村留守儿童”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郑小驴小说如《少儿不宜》等均有留守少年儿童形象，《我略知她一二》则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我爸叫李庆元，我妈叫田艾梅。他俩都不在石门，早就出去打工了，具体在哪我也说不准，他们一年到头我都难得一见。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说是春运车票不好买。他们在佛山、厦门、广州、福州、东莞、长安、深圳都待过。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换厂子。有时是在台湾人开的电子厂，有时在皮革厂，有时在服装厂。没有了父母的照顾，青梨同年老且耳聋的奶奶一起生活，逐渐进入到危险的青春期，独自面对一系列问题——成长，发育，早恋，失恋。没有任何人同她分担她的焦虑、痛苦，缓解她的孤独。爱情曾经令她萌生希望，感受到甜蜜，然而青春期的爱情根本就靠不住。这样一颗敏感细腻患得患失的少女之心承受不了爱情的反复无常，“每天上课我都在胡思乱想”，“我的世界没有任何光亮和温暖了”，当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对这样柔肠百结的情愫算不得陌生吧！她只有一个人，面前却是一整个复杂、粗俗、多变，令她无法理解的世界。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并不比她更不幸，青梨便是这样一个杜拉式的人物。因为知道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夭亡的哥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姑娘在彷徨无依、思虑百端时，必定是这样反复对自己说的，“假如哥哥在这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的政策令她和哥哥的存在似乎是不相容的，父母为了生下她外出躲避计划生育从而疏于对哥哥的照顾，导致了哥哥溺亡的事实，令她在潜意识中怀着对哥哥的内疚。爱和内疚最终冲毁了她，令她产生“杀兄”幻觉，沦为精神病人。计划生育的时代背景发生在80后成长的过程中，尤其对于乡村少年来说，成为几乎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过的最切近的公共事件。郑小驴不少小说与此有关，除《不存在的婴儿》以此为主题外，在他的长篇《西洲曲》中，“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之类生猛强烈的标语，提示了当年的一幕在少年心中造成过多么强烈的刺激。这一政策跟全球化是不相容的，这是中国自愿牺牲人口红利而获得资源配置的无奈之举，在普通民众那里造成了伤痛，以莫言的小说《蛙》为代表，知识分子对此有所反思。这提示我们：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大多数罪恶肇源于资本主义逻辑（按照伊格尔顿的描述，是这样一种逻辑：“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但往往还不止于此。在我们曾经一度熟悉的社会主义十七年文学中，爱情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叙事和抒情想象占据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悲伤地发现所有的文学作品发生的场景几乎都在消费领域，即使是《痒》（《作品》，2011年）这样一篇疑似暗讽富士康的小说中，轰轰烈烈的机器大生产场景也没有出现。被十万人大工厂和大城市拿走青春和理想的“小骚”只剩下头脑里一台高速旋转的机器，她对“做梦都在贴商标”的描述即尚未远离的“摩登时代”——几乎被发达国家衣冠楚楚的经理们忘记了的“制造业”。这是毫无激情的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尽快将产品投入消费领域，以便令女工在内的广大“消费者”获得有限的、稍纵即逝却无处不在的快感。“快感”是时代主题，因此，即使是这样一名被剥夺了一切的可怜的女工，在暂时属于她一人居住的集体宿舍中，也在追求着有限的肉体欢娱。一度的物质匮乏令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人失去了自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从匮乏进入丰裕状态，资本主义逻辑带来的无限丰富的商品和以消费为主题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和“先进”的象征物，成为他们渴望拥有的。《香格里拉》（《长城》，2011年第3期）中，中国青年小弥征尔对日本青年井太郎说，他最想去的是纽约和东京，还有北海道。而井太郎对他说，“这些地方虽然繁华和现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和吸引力了。东京压力太大了，我在那儿曾上过一阵子班……我倒是觉得你们中国好，对外国人那么友好真让人感动，而且有些地方还很质朴，比如这儿……我喜欢这种感觉。”井太郎想去乌兰巴托和平壤。毫无疑问，井太郎是一位西方世界中的左派。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不乏反思和批判，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他们当中有人成为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位西方世界的左派在他理想之寄托的中国，在香格里拉，却被当作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形象代表，“你知道井太郎的家族是做什么的吗？人家老爸是东芝的股东！”于是，他挨了一顿揍，因为他抢走了中国人的姑娘。闪闪发光的资本主义从中国夺走了他们最宝贵的一切：资源，信仰，民俗，社会关系，他们的爱情、孩子和健康，所以我们要揍井太郎，从他身上出出气。《少儿不宜》（《芙蓉》，2011年第4期）主人公是一名乡村寄宿学校的高中生，他从中接受教育的学校毗邻新开发的温泉度假村，尽管处于应试教育和高考的压力之下，这名远离父母、无人管束的少年实际上过着“零余者”般无所事事的生活（他的名字“游离”挑明了这点），抽烟、闲逛，散发着浓烈物欲气息的“温泉度假村”成为他胡思乱想的主题之一。“本地管前来泡温泉的，都叫来打炮的”，这些当代文明形态中最常见的消费者并未察觉到正在被近处的一双眼睛凝视，在这双眼睛中，他们扮演了道德败坏的乡村入侵者的形象。同是外来者，度假村中的一群外地女郎却并非被少年和其他村镇人所排斥的“他者”，服装店老板娘对其点头哈腰，游离和同学尾随着她们，她们在村里人开的集市网吧上网，甚至在小镇超市剪彩活动中演出歌舞。在游离眼中，她们“散发着陌生人高贵的气质”，令他感动，他幻想着她们被人胁迫，沦入风尘，却很快醒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现实。而一位气质清纯的哑巴姑娘落实了他的想象。他放弃了高考报名，揣着高考的报名费进入度假村，“我能吻吻你吗？”他颤抖着问。他被拒绝了。他的爱情、他的稚嫩和天真并不符合度假村的消费逻辑。在个人幸福被消费大潮裹挟、少数富人阶层侵占绝大多数财富的，真正“少儿不宜”的资本主义时代，他和她都是自己命运的旁观者，从现在开始，作为绝缘于一切社会优势资源的乡村青年，从面前几条狭窄的路出发而渐行渐远，行至某个人生的时刻，他和她都可能无路可走。躺在南岳庙中遇害的度假村小姐可能成为她未来命运的恐怖写照，而因在城市中的相对贫困和人格伤害跳楼不死半身不遂的堂兄，则是他触手可及的噩梦。中篇小说《青灯行》在郑小驴的全部写作中意味着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篇杰作，在深入探讨青少年问题的现实意义上堪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于21世纪初期这个特别的时代应当产生的作品，我们应当庆幸它终于产生于年轻的作家之手。这篇小说的成功使得郑小驴之前的一些有关青少年问题的作品——尽管他擅长并且重复书写此类题材——如《少年与蛇》《让所有的猪都活着》等，都像是为了完成这篇杰作而做出的必要的准备。《青灯行》的主人公是一群全封闭职业学校的高中生，这个时代的少年们构成了他们自己的小社会，场所是教室、宿舍、网吧、家庭，人物关系有友谊、爱情，也有相互仇视的小团体，也有介于友谊和同性之爱之间的暧昧感情。对于后者学校要负起主要的责任，由于物质条件匮缺，竟然形成了两个男生睡一张床位的“制度”，毫不重视个人隐私——尤其是少年儿童的个人隐私，也不考虑他们的舒适，在我们国度经常上演类似的离奇的现实。每周只有半日休息，禁止学生穿大红色喇叭裤，强制学生早操，尽管不像被媒体多次曝光的男老师性侵女学生案件那样在社会上广为人知，却在中小城市寄宿学校普遍存在。“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然而很奇怪，对少年的普遍压制和严厉监管却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下产生的，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推向对社会的仇视，或者至少，对他人的暴力和敌意，把在成年人世界遭遇的冷漠和伤害返还给这个社会。小说中多次出现少年们彼此恶语相加、大打出手的场景，然而作为他们的监管者，班主任罗老师的形象未见得更加懂事，他殴打了李方平，并且扬言“今后谁再拖沓，做操吊儿郎当的，我就给他好颜色看”，为了不引起严重后果，他只能打不太强壮并且缺乏反抗精神的人，这点大家都看了出来，因此他被看做“欺软怕硬的伪君子”。他与妻子感情失和，竟然走向了与未成年少女小樱的爱情，他心智不成熟、缺乏责任感，这样的成年人是教育和环境的双重悲剧，由不称职的人扮演教育者角色则是在不良教育制度基础上的恶性循环。“少年强则国强”应当从反方向来考虑，假如无法为国家缔造心智健康、勇于任事、充满正能量的青年，国家的希望何在？另一位成年人——主人公鲁登的父亲——并非通常意义上养家糊口、受人尊敬的“父亲”形象，他是现实世界中的另一位卢瑟（loser），被时代抛弃的人。他在替建筑商清理钉子户时打坏了人，逃亡前夕，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房价那么贵，社会还这么黑，竞争又激烈，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商人只知道四处搞地皮，大肆地积累原始资本，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连小城房价都那么高了，逼得人没法活，哎！不过你们也会风光一段时光的！然后和我们一样玩完了！年轻人总是好办的，至少他们有理想，在某个阶段，如鲁登的此时此刻，他们只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未一脚踏入随之深深陷入这个以一己之力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之对抗的社会。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渐入老境的中年人却完蛋了，一切美好的已经烟消云散，“我老了。”父亲说。“……”少年沉默地站在沙发旁，他的头皮有些发麻。“我今天被人打了……”父亲又说。他看了少年一眼，“世道变了，这狗日的资本主义！”正如《少儿不宜》用堂兄和遇害小姐的结局暗示和预告着他们的未来一样，父亲的命运给《青灯行》中呼啸来去的少年添加了悲怆的底色。卢晓辉死于车祸，黎根参军，李玄为了对他的爱捅了欺负他的卷毛被派出所抓走了，而他，绑起了参与群殴他的小孩，随即走出了房间。他站在江边，看着江面上的渔火。“此刻，是我们正在消失的青春。”青春过去，我们将一无所有。青春还未过去，我们可能已丧失一切。此刻他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而无论到哪里，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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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稿中短篇小说集《痒》的审读意见河南文艺出版社送审的书稿中短篇小说集《痒》，作者郑小驴，1986年生，湖南籍人。现为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文学界》期刊编辑。在《十月》《山花》《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近百万字。作品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等奖项。该小说集收入了郑小驴已发表的14部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和主要情节，大都是在描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少年的成长故事。篇中的主人公，对待诸多社。会问题的态度，大都表现得特立独行，不囿于成见，不蹈故袭常，不与时弊同伍，敢向权。势叫板，直击现实，直抒胸臆，一吐块垒，一针见血，对拷问和针砭某些社。会问题达到了一定深度和强度。同时，作品中对男性青少年性。生理的描述也别具一格，从性朦胧到性成熟，亲历着朦胧、好奇、羞涩、梦遗、相思，直至随心所欲，写得很直白，很自然，很真实，不卑不亢，疏密适当。还须指出，在激扬文字、放言无忌的氛围中，作品中也不时显出某些缺憾，即极端化的褊狭和情绪化的浮躁，对社会对人生对命运的解读和诘问似含有某些误读误诘的因子，这或许正是与成长的过程相伴而行的，是道德素养和智力素养未臻成熟的某种征候。再是，作品的人物形象鲜活，情节生动，笔锋犀利，表明作者有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和创作潜质。该作品集，包括所描述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对于了解和关注广大农村青少年成长的生态环境，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焦虑和困惑，他们的期望和追求，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价值、反思警诫价值和社会研究价值。书稿中存在的某些不妥之处须作适当修改：（1）“我们深夜摸黑去爬岳麓山……偌大的东·方红广场，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座巨大的雕像伫立在那儿……像在向我们招手……我们一齐坐在雕塑下抽烟。李察站起来开始撒尿，然后都站了起来，齐刷刷地掏出了家伙。我看到李察颤抖了几下，然后伸出右手，高高地朝雕像竖起了中·指。”然后，“李察开始给我们讲故事（用竖中指恶意仇视蔑视人的故事）”（第4页）。手段卑劣，恶意羞辱，虽未点名，但昭然若揭，公然触摸高压线，此篇《柏拉图的洞穴》须全篇删除。（2）脏话粗话（第16页、21页、22页、36页、76页，共8处）。删除。（3）“雷村长喜欢将毛·主·席的话挂在嘴边当座右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第20页）删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当时中·央·领·导人谭某提出来的，受到毛·主·席的批评。（4）用亲身经历证明鬼魂“灵验”的叙说（第28页、33页、34页，共4处）。删改。（5）年轻人聚会中，群情激奋，说什么“这鸡·巴世界有什么活法” “我们80后没法活了” “谁不晓得现在警察就一拿执照的流氓”（第42页）。删改。（6）侦破无头案的警方负责人说一嫌犯，“狗改不了吃屎，这世界上，好人就是好人，这坏人呐，你甭想指望他会有回头是岸的那天”（第46页）。此种僵化的静止的观点，为执法人员之大忌，须删改。（7）在描述在押嫌犯时写道，“李疤在里面杀猪般嚎叫着，任凭怎样拷问，就是不承认人是他杀的”（第47页）。违规违法的刑讯逼供，删改。（8）李疤在逼供下编造假口供，警方开始一连串的诱供（第47页、48页）。违规违法的诱供，删改。（9）描述一个乡村少年因不满城里的官场商场来本地搞腐败，在对某一桥屡屡发生车祸而幸灾乐祸，甚至想把幸免于难的人推下桥去，还将百十来斤的石头横在桥中央，欲制造死伤事故（第49页、51页、53页）。仇视腐败有理，但以制造伤亡的事故来泄愤，则易触犯·刑律，须删改。（10）说某胖镇长总结发言时，“以冗长而乏味的社·会·主·义特色发言作为开头，以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结尾，中间串联三个代表”（第53页）。抨击空话连篇、冗长乏味的讲话完全正确，但不应以上述的三个重要关键词为靶子，应适当修改。（11）说公安命案的侦破情况，“对外公布的那些统计数据，就像这些年统·计·局那些家伙做出的数据一样，水分多得很”（第63页）。删除。（12）说“新闻啊开会啊口号啊，都可能是假的，是做给人看的，就像A片”（第73页）。偏颇，删除。（13）说“所有的人都是伪君子。老师么，不就是拿着资格证的流氓么?”（第90页）偏颇，删除。（14）说“我们这一代该要玩完了……你们这一代……社会这么黑……穷人越穷，富人越富……逼得人没法活……你们也会……和我们一样玩完了”（第92页）。偏颇，删除。（15）因不满受一个比他小的孩子欺负就说，“就像美·国给中国来一导弹还好说，但是老挝如果也过来搞一下子，这就叫欺人太甚！”（第96页）比喻不妥，删除。（16）一个好尿床的孩子说，“我总是在夜里尿床，如果某天早上我迟迟不肯起床，那一定是我躺在温暖的床上又画了一幅台湾海峡”（第101页）。把尿床出现的尿印比作台·湾，不雅·，删除。（17）一个尿床的孩子受到乡亲戏谑，自感尴尬时说，“就像队里晚上开会大伙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般响亮”（第103页）。比喻不妥，删除。审读员2012年12月3日 -
谈起80后作家，我们会不由自主的想到因为新概念作文而名声大噪的郭敬明、韩寒这些明星作家，这些明星作家的作品都围绕这青春成长过程中的忧伤与彷徨、青涩的初恋、校园情事、小资生活、颓废等这些主题为体裁，青春的成长过程中的忧伤与痛，成了大部分80后小说家写作的主题。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新媒体的崛起，80后作家与他们的前辈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再向传统作家那样通过期刊、评论家、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与文学地位，而是通过现在媒体的宣传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所以有人就发出了“80后，垮掉的一代，80后，文学丧失的年代”这样的呼喊。就当我们快要丧失希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还是有一支走走着传统路线的队伍正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前进着。郑小驴就是一位走“纯文学”道路的８０后作家。 郑小驴在“８０后”作家群里面是一个另类，他并没有走大多８０后作家所走的路，自己的写作风格独具一格，不随大流，不仅有良好的文字功力还不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用评论家孟繁华来说“他的文字功力和叙述才能让我难以忘记。他改变了我对８０后这代人不应该有的判断。” 他的小说集《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集，就像小说集的名字一样，阅读后有一种让人挣扎的痒的感觉，揭露了赤裸裸的现实，让人有一种撕扯般的痛。《飞利浦牌剃须刀》将一个个社会现实问题串联起来，揭露生活在城市下的青年人的状态，反映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大学的扩招让大学生的含金量大大降低，投入大量的钱去读大学并不一定能有一个好的工作，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走向城市，拼搏奋斗渴望成为城市的一员，奋斗了一生的父亲还要为儿子的婚房而操心劳累，作者将这些生活中的所能面临到的问题通过一个正在读高中的主人公周围的生活将它们串联起来呈现给了读者。文章中主人公对萨达姆这种反抗与叛逆意识的代表崇拜，在现实中只能在不断的成长中面对现实背后的阴暗。小说为我们带来的是作者心理的痛苦、无奈、声嘶力竭的挣扎。在《痒》中讲述农村少女进城打工渴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到头来希望破灭的故事。这是一篇隐讽“富士康”的小说，作者在对城市化和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的观察发现了发展所带来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们都渴望这城市的生活，大批的农村青年带着梦想来到城市，来到资本家开始工厂里工作，在工厂的工作剥离了农村青年人的梦想，留下的只是一个为别人创造财富的高速运转的机器。 小驴有着自己的自己的特定的艺术准则和方法，不去迎合市场，他的成长小说向剃须刀般清除浓密的胡子，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批判。
精彩短评 (总计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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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如此年轻的一位作家居然可以写的如此老道，同时也为其收获的些微关注感到可悲，这样的事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小说集中所塑造的那个世界的映射。 -
很少读书，读了两篇感觉还不错 -
去年拿到其中一些小说原稿的时候，就吸引住了，可惜的是这个被删减不少，小驴说我们是刁民，所以，，，走在社会主义大道的边缘上。 -
难道就没有喜欢这本书的朋友吗？ -
支持驴哥！名字起的太骚了！ -
读完后，世界都是灰暗的，希望光明。很有冲击力啊！！ -
文笔老辣，思想睿智。更难得的是，我看到风格的变换，让人耳目一新！ -
这些小说中，我特别喜欢的是《八月三日》，纯粹，或者小说并不需要承载很多的东西，能让人一起疼痛就是好小说。 -
喜欢少儿不宜 -
很不错的一本书，推荐大家去看哟 -
如果我是郑小驴，看到残雪这么夸我，一定大耳刮子抽上去了。残雪的评论暴露她的文化素养，怪不得小说写得那么烂。 -
里面小说大多数我都很喜欢 但是为什么偏偏要选 痒 作为书名呢？我不觉得那篇能代表这本书的水准。 -
小驴越写越好！ -
有些炫技 -
刘丽朵试图从左派风格来分析郑小驴的一些作品，这个切入点是很好的。然而他的作品并非是想呈现自己的立场，而是一种悲悯的情怀。作为一个80后作家，他已经足够成熟，绝非一般同龄人的写作调子。 -
嘻嘻喜欢~小驴加油！ -
看好小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