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章节试读

《什么是科学》的笔记-第152页

对于希腊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仰望星空；对于中世纪的修道士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低头沉思、忏悔；对于现代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恐怕是做一个弄潮儿：他要去做事情，要有所作为。

《什么是科学》的笔记-3. 现代科学溯源之一：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 3. 现代科学溯源之一：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如果说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的精神，使中国人错失了希腊理性科学的话，那么，对基督教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无知和误解，使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
现在我们要进入现代科学。现代科学虽然是西方科学的小传统，但却是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更加容易接受的传统。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由于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遭遇，中国人眼中的“科学”首先是“现代科学”，我们今天学习和使用的也主要是现代科学。在许多人心目中，所谓“科学”就是指“现代科学”。
理解科学至少包括历史和哲学两个层面。在历史的层面，我们对现代科学的历史由来一直缺乏研究。中国科技史界的主要力量向来集中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很少有人研究西方，少数研究西方的也主要集中在20世纪，基本上不涉及19世纪之前的西方科学史。有些老一代的科学史家甚至认为现代科学的诞生与古代希腊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把现代科学搞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事实上，在现代科学的历史由来问题上，我们除了对其希腊来源十分缺乏了解，对其基督教来源更是无知，而且充满偏见。
在哲学层面上，长期受庸俗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把科学看成是一切民族在一切时代都具有的物质生存之道，是单纯的生产力，忽视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作为世界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件，携带了一整套意识形态。
我们对现代科学的哲学层面理解肤浅，结果是，政府制定的科技管理政策不是激发而是妨碍了科学家的原创性研究，学界在“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在中国”这种伪问题的各种解答中晕头转向。中国进入现代以来全盘接受以现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深陷现代性之中，全社会对此完全丧失反思能力，甚至浑然不觉。
通过简短地回顾希腊科学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历史命运，可以发现它经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在拜占庭帝国，它被抑制、冷藏；在阿拉伯世界，它一度被发扬光大，但好景不长；它最晚来到由天主教统治的欧洲，通过大规模的翻译被引进，并促成了欧洲中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学术复兴。
成功地实现了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融合，为三百年后的下一次文艺复兴以及现代科学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和观念基础。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大学，观念基础就是经院哲学。
中国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或多或少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思路，而大学的制度构架却完全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在西方国家，中学与大学之间就没有这样的跳跃感。
缺了基督教这个背景，要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是不可能的，正如离开儒家思想，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一样。
与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传教缓慢。数百年的时间里，它积累了与异教文化、世俗文化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一方面，它适应异教学术并做出自己的调整；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世俗学术的内容和发展方向。由于传教缓慢，基督教有时间吸收异教学术为我所用，结果是，异教学术成为基督教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予以彻底消除。异教学术与基督教形成了共存的局面。
经院哲学出现的背景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全面复兴。随着大翻译运动的蓬勃开展，希腊科学和哲学经典以及阿拉伯学者的注释被译成拉丁文，使欧洲人大开眼界。面对博大精深的异教学术，基督教思想家感受到了压力，重新结合理性与信仰、协调希腊学术与基督教教义的任务摆在他们面前。

《什么是科学》的笔记-2. 西方科学溯源：希腊理性科学 - 2. 西方科学溯源：希腊理性科学

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所谓“仁”之爱，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差等之爱，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之爱，因为所谓血缘秩序本就是亲疏有别的等级秩序。
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按照血缘文化准则对一切非血缘的社会关系进行血缘化处理。
大量非血缘关系在被比拟成血缘关系的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当不同的准血缘关系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如何不偏不倚、准确恰当地实现差等之爱，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来组织。相反，血缘纽带必然被淡化、边缘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
契约文化要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要求每个人都能负起责任来，从而能够制定有效的契约并严格遵守。能够制定并遵守契约的人，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
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自由”有三种义项：第一，是指法律范围内的一种权利；第二，是指哲学意义上通过认识事物而获得的一种自觉；第三，是指不受约束。第二种义项比较高深，通常人想不到这一层。
实际上，不理解自由的真谛，就不理解西方文化。
斯宾诺莎曾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说的基本上是希腊人的意思，即把“自由”落实到“知识”上。
这个理解并不是希腊人的，而是现代人的。现代人信奉“知识就是力量”，或者“知识服务于力量”，因此并不把“知识”本身看成是最高的目标，而只是达成“力量”“解放”的手段。希腊人不一样。希腊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最高的目标，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自由。
总的来讲，希腊人所谓知识，是确定性知识、内在性知识，不是一般的经验知识。
苏格拉底反复使用为他所特有的那些方法——辩证法、助产术、下定义等，只为了表明一件事情：知识并不只是接近“事实”，而是接近事实之中含有“永恒”要素的东西。这些要素即使在事实消失之后仍然存在，比事实更坚硬。这才是知识之所以成为最高追求的根本原因。
“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
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几本教化方式。
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纯粹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而不是其他任何目的而存在，这种指向“自己”的“知”才是纯粹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自由”的科学。
唯有希腊人一枝独秀，提出知识的本质是非经验的，从而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演绎科学。
有些推理不是必然正确，有些推理必然正确。希腊人看重的推理是内在推理、演绎推理，必然正确的推理。
对预设的追究，是演绎科学之所以能够提供“新知”的关键。
希腊思想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秘密，那就是，我们生活在遗忘和遮蔽之中，遗忘和遮蔽是我们生活的本质。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深奥。通俗地说就是，我们的存在是一种条件性存在，这些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存在状态，决定了我们之所是，但通常我们对这些条件并无意识。然而，只有通过追溯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世界是怎么回事，因为世界的存在也
是条件性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当人们意识到现代科学出现在现代西方是因为它们继承了希腊演绎科学的基因之后，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创造了演绎科学？我想，没有把“自由”作为理想人性进行不懈追求的民族，很难对演绎科学情有独钟、孜孜以求。我们的祖先没有充分重视演绎科学，不关乎智力水平，不关乎文字形态，不关乎统治者的好恶，而关乎人性理想的设置。我们的“仁爱”精神，使我们走上了与西方不同的人文发展道路。
自19世纪后期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断裂，其中最大的断裂是语言的断裂。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正式的学术语言，以致多数中国学人不再有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第二是大量日译西学词汇进入现代汉语学术界，彻底刷新了学术术语词库。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那些日译词汇成了今天高频的学术术语甚至日常用语，以致人们误以为它们都是中国自古皆有的词汇。科学、技术、哲学、自然，都属于这样的词汇。

《什么是科学》的笔记-5. 传统中国的科学 - 5. 传统中国的科学

“科学驱动社会发展”只是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现象，不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科学产生于古代希腊，经过基督教的洗礼之后成为现代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并不是各民族、各文明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以博物学的眼光来检视以天、地、农、医为主干的中国传统自然知识，不会打捞出一堆历史的碎片。天、地、农、医仍然可以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毋庸置疑，中国科技史界公认的明末四大科技名著《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全都是地道的博物学著作。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而言，一种博物学的编史纲领是大有前途的。

《什么是科学》的笔记-4. 西方另类科学传统： 博物学 - 4. 西方另类科学传统： 博物学

通过博物学，我们可以扩展科学的含义，打造广义的“科学”指称，重建科学谱系。
严格说来，“博物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词汇。
如何处理自然哲学与自然志的关系，西方哲学史上有不同的观点。背后牵涉的是如何看待理性与经验在科学知识中的地位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把自然哲学置于自然志之上，但又承认自然志的知识地位和意义，这与他关于理性与经验的特有立场有关。
在经验主义哲学的支持下，自然志研究获得了至少与自然哲学平等的独立地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强调直接的感觉证据胜过任何其他形式的知识，这为自然志研究作为合法知识的地位奠定了哲学基础。弗朗西斯·培根把归纳法确立为“新工具”，而归纳法作为知识生产的新工具把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和基础，以及知识生产的起点。
文艺复兴以来，有三个因素决定了博物学（自然志）的大繁荣。一是大翻译运动及印刷术的发明，使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志类著作大规模流布，带着复兴古典的热情的人文主义者们有可能校勘古典文本，光大古典志类研究。二是地理大发现及商业的繁荣，不计其数的新鲜事物从四面八方向欧洲汇聚，使志类研究由单纯的书本研究转向书本研究与实地观察相结合。三是医学教育开始重视药用植物志，并且越来越把植物志作为医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而在大学体制里为药用植物博物学找到了位置，推动了植物博物学家的职业化。
化石问题将变化的概念和时间维度引入了自然界，“自然志”开始走向“自然史”。
那些与欧洲文化传统相关联的自然物种的道德形象和道德教化功能逐渐丧失其意义，以文学和道德联想为基础的博物学研究导向，开始向详尽而精确地“描述”“事物本身”的博物学新范式转变。
在数理实验科学的历史上，18世纪是一个相对平庸的世纪。牛顿伟大的革命与综合刚刚过去，19世纪物理学新的综合尚未到来。但在博物学的历史上，18世纪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世纪。按照福柯关于近代博物学史的三分法，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是破解“相似性”（resemblance or similitude），17、18世纪是所谓古典时期，其主题是追求“自然秩序”，关注“同一”和“差异”，19世纪是所谓现代时期，其主题是引入“历史性”。
牛顿说过：‘博物学或许确实能为自然哲学提供材料；但是，博物学并不是自然哲学。’……他并不轻视博物学这样一种有用的学科分支……只不过他认为，这位哲学的卑贱婢女，虽然可以用来收集工具和材料以服务于她的王后，但如若她胆敢僭夺王位，自封为科学之王后，那她就是自忘身份了。”笛卡尔认为“博物学家对物质世界的迷恋是如此的错乱“”。
19世纪细胞学说的建立为统一的生命科学奠定了基础，也使实验生理学传统渐成生命科学主流。19世纪巴斯德、科赫的微生物学，马让迪、贝纳尔的生理学，使实验生理学传统大放异彩。生命科学的这些新发展为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也使博物学传统相形见绌。
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论点：第一，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的起源；第二，现存生物的多样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两个论点揭示了生物界的统一性，是生命科学继续发展的基础和平台。然而，达尔文是一个传统的博物学家。他赖以取得这个伟大成就的，不是实验生理学的方法，而是传统博物学的方法。进化论是西方博物学传统孕育出来的最伟大的科学理论。
回归博物学精神有三个要义。第一个要义是一反近代求力意志主导下的数理实验科学主流传统，树立博物学固有的敬畏自然态度。数理实验科学把自然看成无生命的客观对象，是人类予取予夺的资源库，并且鼓励人类以一种挑衅的方式介入自然过程，从中谋取额外的利益。这种自然观导致了人对于自然的“傲慢感”，对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培养了一种对于自然万物的“无情之心”。第二个要义是沟通科学与人文。随着近代科学的学科分化，职业分工越来越细，科学与人文之间渐行渐远，需要一个新的契机来弥补它们之间的裂痕。而博物学从其根源上讲，就是将科学和人文融为一体的。博物学从来都是事实与价值合一、科学与人文合一的。今天的主流数理实验科学已经导致人与自然的严重分裂、事实与价值的严重分裂，回归博物学可以纠偏。第三个要义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话语框架。以西方土生土长的理性科学、数理实验科学为主线写作的科学史必定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非西方文化只是可有可无的补充。如果我们坚定地相信，唯有科学才是标定人类文明的尺度，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广义地理解科学，否则非西方文明永远争取不到一个平等的位置。如果我们坚定地相信，唯有通过科学才能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就必须广义地理解科学，否则我们只是加入了西方科学的发展进程。

《什么是科学》的笔记-1. 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 - 1. 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

1861， 清政府的开明势力在全国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科学”之一说法来源于日本。
科学脱离了具体的研究事业，上升为一种信仰。
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起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特点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倾向于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这既与中国现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遭遇有关，也与中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关。
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需要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