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九十年》书评

涟漪里的波澜

任均，何许人也，前所未闻。任芝铭、孙炳文、冯友兰、孙维世，你定有所闻。任芝铭，老同盟会员，清末举人，一直支持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培育的女儿均投身革命。孙炳文，周恩来在欧洲介绍入共产党，曾随朱德从军，并义结金兰。国共合作时期，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与周恩来同袍。后在蒋介石“清党”时腰斩于上海龙华。冯友兰，一代哲学大师，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以英文写就《中国哲学简史》，方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后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孙维世，孙炳文的贵孤，周恩来、邓颖超在孙炳文遇难之后，对其视同已出，更有“红色公主”之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演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建树颇多。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年仅47岁，实在令人惋惜。孙与林彪间的感情，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众多野史的题材。他们分别是任均的父亲、二姐夫、三姐夫、姨甥女。以任均本人的经历，从文艺青年，投身延安。由在延安的鲁艺学生、戏剧演员，到49年后随夫出使欧洲的外交人员，也值得我们支了解。全书以人物、特别的事件为章节，逐一回顾作者的人生经历。这些章节不单记录着名人逸事，还专门为作者出使保加利亚时期，为作者带小孩的保姆玛丽娅，在国内相处廿年的保姆黄瑞萱，各起一个章节，以平淡中包含感恩之情，忆述着生活的点滴。在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中，经历了苦乐掺杂的生活。政治运动，人异事迁。这一切，都不能抹去作者乐观而又淡泊的心。书中第278页记道：两学生把他押上台后，主持人喊：”XXX！你老实交待你的历史问题！“那老艺人弯着腰低着头，诚恳地说：”是。是。“停了停，见他没下文儿，主持人又冲他喊：”说呀！“他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问：”是，是……您听哪段儿呀？“大家听见这说相声的词儿，都忍不住想笑。我看见主持会的扭过脸去，也一阵子没说话，估计也是在使劲儿忍住笑。过了会儿才回过头来，但厉害不起来了：”什么哪段儿？让你交待历史问题。“只有如作者般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才会在那地狱似的十年里，记住这令人发笑的一场小景。看着书中淡淡的文字，似在宁静的湖面泛起一点点的涟漪。但作为读者的我，内心却翻着波澜……

原来历史的面孔可以如此亲和

▓禾刀《我这九十年》，实际上并不是任均一个人的亲历史，而是一部容纳名人世家的回忆录。原本是教书匠的父亲任芝铭，先是加入了同盟会，后来随着对社会发展的认知，思想经历多次转折，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在世事易变、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边努力寻找施展抱负的夹缝，一边倚助各种力量，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力量，甚至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先后送往革命圣地延安。有必要指出的是，任均并没有讳言父母的局限性。为了生儿传宗接代，父亲数次纳妾，母亲也竭力相帮。文中涉及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比如因不太懂“决窍”，延安窑洞并没有老百姓的好，所以大雨夜里窑洞塌了后，将自己一家三口埋在里面；延安整风运动中，大家都担心哪天被点到名；延安的生产条件差得无法想象，缺衣少药生存困难，许多人把小孩送给了当地老乡；当胡宗南大兵压境，转移部队路过黄河边时，亲眼看到马背筐子里的婴儿，沿着陡坡一路滚到滔滔江水之中；文革期间，大家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特别担心被江青“惦记”……除了父亲任芝铭，周恩来的干女儿、二姐的女儿、自己好的朋友孙维世是任均所用篇幅最多的一个人。虽然生得如花似玉，颇有才气，但一生命运多舛。到了苏联后，却遭到有妇之夫的林彪的猛烈爱情攻势，这也为后来的悲惨人生埋下了隐患。著名导演、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在访朝慰问志愿军期间，居然同金正日的秘书有染，为使丈夫免遭严厉的处罚，在那个政治和道德风气极为严肃的时代，孙维世顶着强大压力和难以想象的灼热目光，最终选择不离婚。文革是孙维世人生命运的滑铁卢。不知是因为找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想过要找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仅仅因为曾给孙立三的夫人送过戏票的荒诞名义，孙维世便被抓了起来，最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此段悲情令人愤怒，但岁月早就冲淡了任老的仇恨，她只是表达出痛楚的追问，“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作为宏大历史的有益补充，也或得益于时代的开放与包容，在谈到上海初学文艺，直至后来在延安，虽然江青至少表面上一直对她很好，但她丝毫没有掩饰对江青的“成见”。就是对毛主席，她也一分为二地看待，认为其在艺术发展方面的某些讲话，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趣的是，已九十高龄的老人，任均回溯历史时不是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说教，而是在平静中娓娓道来。即便谈到人生的曲折与不平，岁月也早已冲淡了那些艰辛还有深仇大恨。如同摆上几道清香扑鼻的浓茶，促膝唠磕。正因如此，任均在谈到无“齿”之徒这则幽默的回忆时，居然咯咯大笑，丝毫不觉那段岁月沉重得让人无法挺起胸膛。在众多民间“史实”作品之中，任均的回忆看上去有些零碎，但历史又何不是无数个体零碎经历的集体拼图？其语言也十分随意，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未被雕琢的原生态——原来历史的在孔可以如此亲和。叙言中，任均姨侄女、著名作家宗璞写道，“这几年，我常常感到常识的重要。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常识的难能可贵不仅仅在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认知，对潮流的顺应与信守，更在于人生态度的坦然，始终明辨是非，这或是年届九十高龄的任老，透过此书最想呈现给读者的重要内涵之一。

口述历史需要真实

作者口口声声说真实的历史，从尊卑有别，内外有别的传统家长3,4可以看出前后矛盾，其中对黄氏的描述牵强附会，既然黄氏不是你父亲的妾，反而你父亲三番五次的去黄出，并且还三番五次的同你母亲捉迷藏式的照顾黄，这是为什么？一，你父亲同黄氏有深厚的情感。二，黄氏为你父亲留下了根。只是你们不愿意承认而已。新蔡老家仍然知道此段往事。

《我这九十年》：因为真诚，所以幼稚

《我这九十年》：因为真诚，所以幼稚说实话，任均的这本回忆录，在分析与反思上，并无特别出彩和沉重的地方。在家族的传奇色彩下，对家庭成员的记忆阐述，压倒性覆盖了她个人的往日活动。任均是谁？她的父亲是闻达于家乡河南的老同盟会会员任芝铭。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要称呼她为六姨，因为任均的三姐任载坤嫁与冯友兰。红色公主孙维世尽管与她年龄相差无几，但孙维世在辈分上是任均的外甥女，因为任均的大姐任锐是孙炳文之妻。任家六姐妹的姻缘故事，不逊色于合肥张家四姐妹。只是前者自愿拥抱革命，在政治冲浪中剧烈沉浮，后者在文化贵族的氤氲中守着一方灵魂之地。父亲任芝铭是前清举人，恪守中国的一切传统，包括在纳妾上，他纳妾多次，但在行事和称呼上一直内外有别。作为同盟会会员的父亲，因为劫持革命党人而亡命天涯，辛亥之后，父亲继续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救亡图存的行动。他反清之后是反袁世凯，之后响应北伐，在清党事件后又反对蒋介石，转向中共的阵营。四九年之后，父亲进入政协、人大、民革的行列。据任均的回忆，父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在九十岁以前，老人常去外地视察调研。这是一个旧时代的老人，一生都寄托给了革命，但在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温情良善地对代地主；镇反时刻，他从不主动去检举任何“敌人”。在日后漫长、反复的改造思想工程中，他为此不得不做自我检讨。在三年饥饿时期，他以九十高龄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如是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景，他在北京颤颤巍巍地对女儿任均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宗璞也清楚记得，外祖父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一家人要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家新蔡县就饿死了约十万人。时代背景，吴芝圃当政下的河南，不仅是重灾之地，也是祸起之源，新蔡县隶属于重灾之省的重灾区域信阳，故惨烈度可见一斑。即便老人自知身份优势能说出普通人不敢言之词，但如此逆鳞直言上中央，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在任均对父亲生涯的描述中，风云变幻中似乎生死危在旦夕，然在一个乡土社会里，人情网络对事情的进展经常起到决定性作用。任老在刀口浪尖能够幸免于难，甚至获得敌对方故作客气的放人道歉，都是靠他在不同的阵营中有知交在。以任芝铭这般四通八达的大人物，在任何一方对权力逐鹿获胜后，都可以得到体面的一席之地。这是一个时代的幸福之处，但是当社会被国家绑架、被高度政治化之后，再也没有一方宁静的天地可以抵御外面的狼奔豕突。当他遭遇了文革的开端时，历经沧桑、饱经世故的人却看不懂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上门批斗他的红卫兵一走，他便向周围的人吐出疑惑：“是不是政变？”幸而此时的任芝铭，已经德高望重，而且时日不多。1969年1月1日，一百岁的他在郑州去世，生于乱世，死于乱世。任均对自己生平的回忆，则要云淡风轻多了，基本上是靠着主流历史观和官方给出的既成结论。延安时期成为剧院明星，新时间开始后成外交官夫人驻扎保加利亚，这是她人生中大放光彩的两段时光。整本书几乎没有任何思想论述的文字，全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和人际往来。所以，任均老人是幼稚、浅显的，但换个角度可以说成是天真无邪，与世无争，九十高龄的回忆文字里透露出一阵轻快之意，背后是乐观的心态。可谓人老心不老。这注定任均无法成为“两头真”的一批老人，她与韦君宜有同样的延安经历，但她的回忆不是“思痛录”，而是“欢乐颂”。整风运动带来的痛苦，只是轻描淡写而过，就像毛泽东对此做出的脱帽道歉一样。只有延安平剧院的同事石畅的自杀，给往事滴入了淡淡的血丝。任均回忆，当时她正在分娩，故躲过一劫，但那个使得人人自危的政治高压环境，能放过任何人吗？任均印象里的康生，是他们剧院的院长，人很友善，这跟多人回忆中的一副苏联契卡做派的情报头子不一样，那是满脸的肃杀气。任均对江青的描述，则有些无厘头，她在见到江青之前就对其不满，是因为将她在上海从艺时的感情生活上纲上线到生活作风问题。但任均也承认，江青一直对她比较客气，而她对江青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江青参加了任均的婚礼，还送给孩子奶粉。这些众生相，给历史的血管注入了新的血液。孙维世是任均的外甥女，与坊间传闻绝然相反，任均作为一个有足够话语权的当事人，她对孙维世的叙述却显得极为简单明了，善恶分明。网络上对此书提出的争议，几乎集中在此处上。辈分犹在，年龄相近，任均和孙维世形同姐妹，一起逃学，一起跪着受训，一起化名成姐妹去上海学表演，感情深厚。孙维世之死，她并没有提供出新的细节，让人遗憾。她是一二·九一代人，但算不上知识分子。对于任均老人而言，虽然她抱守着青年时期接受到的宣传教育一成不变，但她的人生乐趣，并不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以革命奋斗为人生至高目标的人。也就是说，她不是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因为她并不懂得多少政治，最多是夹在浩荡队伍里喊口号、跳秧歌，狂热一时后归于沉寂，复位于家庭生活。丈夫、孩子、姐妹、父亲……身边的人，在感情上占据了比远比意识形态重要的地位，她在生活上是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在事业上是一个演员，只是身为家庭主妇的她不免卷入政治激情的狂飙。许多人都是伤之越深，痛之越深，而在政治外围的她，既没有在民国时期受过大学教育而拥有完整的思想资源，又非底层易受欺凌者，所以她没有强烈的痛感，也就缺乏反思。比如李普的夫人沈容，知识分子投身政治后身处高位，其回忆就有力多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有理由解释她对历史的一脸天真，她是真挚的人。成稿于10-11-04《我这九十年》任均 口述王克明 撰写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38.00元

老人的一生

《我这九十年》，封面上写着“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封底上的文字中有：“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我的第一标准、第一要求，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即，说我所知，写我所知，有一说一，真实诚实。” 她是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她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她是，任均！ 那些如雷贯耳的人物不再是历史书上简单的人名，而是活生生的身边人。 她是清末举人任芝铭最小的女儿，1938年她的父亲以著名民主人士身份亲自送她去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毛泽东主席设宴款待欢迎，此行决定了她一生作为革命者的命运；她的大姐嫁给了中国最早期的华人矿长黄志烜；她的二姐夫孙炳文是朱德好友，是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的革命家，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被蒋介石腰斩于上海龙华的革命烈士；她的外甥女孙维世是二姐任锐的女儿，她虽是维世的六姨，因年龄相当，从小一起长大，其实是闺中密友，延安著名美女孙维世的故事，从她的口里说出来，才是家里人身边人的亲切与自然；冯友兰是她的三姐夫，学者宗璞是年龄比她小得不多的另一个外甥生，数十载北京生活中，他们是最亲的亲人…… 她在延安是“鲁艺平剧团”的京剧演员，有“延安梅兰芳”之称，江青曾给她的演出提过意见，她客观地说：她的意见是对的，我当时年青，只顾自己好看，没考虑剧情需要了。她在延安生了孩子，孩子营养缺乏，江青还给她的孩子送过奶粉，虽然她与江青并不投缘，与之交往也不密切，但这点滴好处，她还是如实陈述。 她从延安到北京，从“延安梅兰芳”到外交官夫人，也历经几十年运动风雨。她曾经随便会在路上遇到毛泽东、朱德这些革命领袖；也会与江青擦肩而过，彼此问候；还会和孙维世同居一室，闺密私语；会和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三度相遇，互道问候……，可她笔下记载的，多是点滴小事，大人物的小事，小人物的小事。她不分贵贱，一概用温情的笔墨，细细盘算着九十年的人间温情，人家对她的好，人家的一包糖果、一袋奶粉、一声问候、一段相随，她全记住并且满怀感激。她是不论历史书怎么评价，也不论世人怎么评价，她只说自己知道的、看到的、感受到的。 认真拜读完这本近三十万字的回忆录，发现这位革命家庭的革命老人，其实是一个性格温和、心地善良、心胸宽广、宁静淡泊的人，她从来不曾为了任何不理解的潮流而偏执迷失，从不曾在任何压力下迷失本性与常识，正如她的外甥女宗璞在序言中写道的：“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她还说：“在革命之外，六姨在家庭方面很成功。六姨父曾说，他们这一家全靠六姨支撑，他的感愧之情，难用言语表达。他们的儿女都很孝顺，最难得的是儿女的配偶也都孝顺，不能不让人称羡。” 我在字里行间读出她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智慧的人，我在生活中认识的好女人共有的特点是：她们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她们一定是好妻子、好母亲，她们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和该做什么，明事理，识大体；她们永远有一颗温润的心，怀着不变的善意对待这世界，又有坚定的立场，不被潮流左右，也不被贪妄左右。所以，她们都会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有孝顺的儿女，她们是家庭的灵魂，宽厚是她们的本质，不卑不亢是她们的尊严，宠辱不惊是她们的姿态。 她是真的没有事业的虚荣，虽然她的工作非常出色；她也没有一般女子要证明魅力的虚荣，虽然她与夫君相伴六十载，相爱一生。她没有一个字夸过自己的身世、容貌、才干、能力，没有半点对自己特殊经历的眩耀，可是，读者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她不同凡响的人生阅历，看出她在九十年的跌宕起伏中展示出来的外在光彩和内在力量，她完全不需要外在的东西来证明什么，反而魅力无穷。 这样可爱可敬的一个人，我读的时候，特别会发出对人生的感慨来：这个浮躁的时代多么需要这样的声音啊，真实而厚道的、朴实而自然的。我们会从中认识到生活的真谛：任何时代，无论外面的风雨如何狂暴，坚持人性的本真与醇厚，一定会收获圆满。从此，那一段历史在我的心里变得亲切，书本上走下来的名字，全是鲜活的人了。 在众多的革命老人回忆录里，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她谈的不是革命，不是斗争，是生活，是人生。谈的不是历史事件，是生活点滴。而真实的生活，鲜活的人，全在她的叙述里变得生动和亲切。 ----转

她的九十年，在很多人眼里从刚开头就错了

其实这书应该属于“还行”，但是我这是选择“推荐”，虽然文笔一般，但是经历却实属难得。作者是孙维世的姨妈，却相差一岁，实际上是闺蜜一般长大。这一条写在腰封上就让很多人忍不住想要翻阅，窥探下当年的桃色事件。姨妈兼闺蜜的作者当然否认了。不过作者的其他身份也不容小觑：冯友兰的小姨子，宗璞的姨妈，张蓉芳的表姨妈……作者活了90多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他们的离去背负太多国仇家恨。冯友兰的妻子离世时对作者说：三妹，就剩下你一个了。任家，从作者父亲开始不断革命，对抗清廷、开始北伐、投身共党，可是最后作者在问：“杀害维世的凶人，我很想原谅你，可是你到底是谁？”其实，又只是孙维世一个，只不过这比较有名罢了。其实不仅仅是作者一家，书里面提到的太多人枉死，更多的不知道姓名。并不是每一户人家有作者这般特殊身份的存在，并有作者这般长寿能记录这一切。撰写者是作者的儿子，文笔不好也在情理中，该学习的时候遇到了特殊的年代，自己的父母都无暇顾及他们，况且他们的父母在最该学习的年代跑到了红色根据地。所有的恩怨、孽缘从那里不断展开……10多岁就被70多岁老父亲送到延安，和孙等人学习戏曲，她见过毛如何喜欢老文艺，又见识了他要求打倒戏文里面王侯将相。作者没有一句点评，但是不卑不亢地记录了其中的变化，这位“延安梅兰芳”离开延安之后就选择离开舞台恐怕也不仅仅是她自己诉说的不合适那么简单。作者的老父亲，河南最后的举人之一。用自己的名望保护了很多当年的革命者以及他们的孩子，而他们中很多活过了抗战活过了围剿却没有活过50年代那几场运动。老父亲自己活到了1966这个特殊年份，刚过百岁，郁郁而终，亲身女儿想去送终都不行。这是不幸，也是幸运。因为年岁过高，没有人对一个老头怎么样，至少走得还算体面。不知道老人走的时候有没有后悔将孩子送到延安。前段时间看了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蒋竹君写的《我的一个世纪》，于是作者的书名在这书面前显得有些气场不足了（题外话），其实两个人写的历史背景差不多，只不过那个成长的年纪前者被夫君带到了日本学习，后者被老爹送到了延安学习，但到最后，其实也是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场运动……最近看多了这些，三观受影响的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