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1919-1952》书评

燕京大学

大学的历史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燕大是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它从建立到消逝，存在不过四十年，却曾到达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而讲燕大的校史，离不开司徒雷登。作为教育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对燕大，对中国教育的意义甚大。从燕大建立之初的矛盾调解，到确立办学宗旨，选址募款，发扬学术。司徒雷登的一生贯彻着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的信条。燕大经历了抗战，内战，即使颠簸流离，却一直薪火传承。最后，燕大消逝于院系大调整，分崩离析，让人扼腕。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燕大的精英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大师，那是燕大历史甚至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群星闪耀时刻。在这些大师背后，是博雅塔，未名湖，穆楼，临湖轩。正是燕大的精神滋养了这些大师。在司徒雷登穷极一生建设的燕大，有着自由和独立，严谨和友爱。在燕园，读书和知识分子良知是最重要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看到老校长司徒雷登不能长眠于燕园，看到那些有气节的老教授和燕大人被批斗被改造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扼腕。一个拥有自由平等的学术环境的地方，怎么会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变成1984。回忆那些逝去的大学，也是在反思我们的大学，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要记得，在1919-1952年，中国有一所杰出的大学，叫做燕京大学，它有一位杰出的校长，叫做司徒雷登。我们还要记得那些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正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一些燕大人的精神才能传承。

足够燕大，不够P大

我并不熟悉燕京大学。但是燕园是我一生中最无忧的角落。曾经满腹深情地称P大为疯子收容所。最后的疯子，从S城回来的疯子。什么都不剩下，只剩下什么时候都不忘记仰头大笑的没心没肺。它收容了我，又一次。某一年，在红楼电影院附近过夜。P大收容了我。然后是2010年，逸夫二楼五层，一堆化石里的沙发上，得以睡了一夜。无论何时，它都没有抛弃我。再一次地可以进入P大图书馆。是二货纳去了湖人的夏天。我坐在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里，一点也没想起在S城的是是非非。然后是在P大的半年时间。然后是放手。和昨天道别。再见，曾经爱的人。曾经而已，我们还是大笑大跳，跑到二号位，轻快地甩臂。然后搬走，去了南城。再接着，去南洋。在乌节路上走着，看到周边写着英文字的路牌，眼睛里突然热出了汗。搬家之后，每天都要坐四十分钟公交车回家。明明还有疯子收容所的身份，已经自暴自弃地扮演起正常人。心里想着，燕园的草木深深已经深入骨髓，未必需要那么注重形式。直到翻了这本燕京大学，我才发现自己错了。P大和燕大，完全是不同的魂灵，不过恰巧先后占据那个园子。我所有的自由散漫不求上进，疯子收容所里展现出的快乐与才华，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燕大。所以当06年毕业时，我不舍的是校园，有些人不舍的则是同学——P大在近些年来展现出的矛盾两面，也是因为两个魂灵寄居一个身体所致。P大是常为新的，积极向上的，团委的，振臂一呼的，GPA的，司法考试的，公务员培训的，国家民族复兴的。而燕大，是燕园的。燕南园的猫。湖上永远的笛声。无用的花神庙。那些飞起的檐角。塔尖滴下的露珠，图书馆屋梁上沉默蹲踞的兽。这才是燕大。这是个体与这个园子的交往。和周围奔跑着去革命，奔跑着去考研，奔跑着去救国，奔跑着去跪求offer的，全然不同。读到关于共同过圣诞的故事。读到校长给附近社区的孩子写信，请他们来过圣诞。读到校园里的亲情和友谊。书中还有一句，不似P大，学生不住在一起，彼此互不认识。即使两人共住一屋，还往往悬起帘子互不说话。我突然发现，这就P大和燕大，在我身上留下的两重回忆。温情的、软弱的、无用的、散漫的，和强悍精明、寸土必争的。我想起同班女生们彼此憎恨而虚假的笑脸，也想起毕业后处处可见的强蛮无理的世道。我发现我在燕园受教的，两者都有。只是被我授予疯子收容所的，其实应是燕大。不可思议。果然有无数的地缚灵，活在燕园草木深深，传递燕大的“负能量”。足够燕大，而不够P大。拜你们所赐，我非常骄傲。

燕大—不应被遗忘教育明珠

" 燕京大学，从成立至其消亡，虽然不过短短三十三载，然而它却走过了国、共两个时代，见证过中国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即使常年深处水深火热之中，也无法阻碍其迅速成为最为出类拔萃的大学，名气之大，迄今亦无人能出其左右。作者在书中说到，关于燕大的历史档案，今天也依然未能揭去“保密”的烙印，一般人是无法从正式的文书档案中了解到它的全部的。对于它的记忆，已经随着作古的老人们一起被渐渐遗忘。作为曾经为中国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的燕大，不应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能够重新检视燕大从艰难诞生到蜚声海外再到嘎然而止的全历程，对于中国教育能否再续“一流”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之所以说是“再续”，那是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燕大就已达到了当时一流的标准。即使是带有教会大学的名号，但也完全不妨碍燕大的全面发展，从大学的管理体制上，到学术研究成果，再到实践领域，燕大都独领一时风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浸染于燕大厚重的人文与学术氛围的学者和仁人志士的良心、决心和铮铮铁骨的。尤其是在那个国将不国的乱世，他们依然践行着自己对民族、国家甚至对世界大同的责任。能有如此气节，不得不让人佩服——当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至今却盛行着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孰优孰劣，不言而喻。时至今日，燕大的威望与成就，仍让后世大学难以企及。然而象牙塔内的学术自由与思想开明，却拗不过领袖铁一般的意志。原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圣地，霎时间沦为政治运动惨烈的第一线。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伴随着中国千年的教育传统被全盘否定，由洋人创办的燕大，即使拥有过无限的风光，即使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亦难逃被推翻、肢解的厄运。所幸的是，燕大之精气神虽亡，但其形骸残在，被并入其他大学后还能延续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作为曾经的最高学府，燕大的消亡无疑是文明衰退的一种表现。过去的不安与动荡，早已尘埃落定，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已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说到成绩，人们总是会沾沾自喜，信心满满。但对于发展路上的那些曾经的不尽人意，却不是谁都愿意提及的。燕大的历史，被人铭记住的多是它光辉的那一页，而那段包含了无奈与嗟叹的岁月，却被刻意地封存、遗忘。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对燕京大学和其他教会大学的认知，唯有通过百度获得，必然只停留在那光辉的部分随波逐流地跟着沾沾自喜、信心满满起来，绝非此刻的沉重与感伤。之所以感到沉重与感伤，是因为国内高等教育发展至今，的的确确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又多少丧失了其“为学”的精神内涵，变得如工厂一般量化产出一批批合格工具的场所。这还不算，各种曾经备受尊敬的称呼也能明码标价叫卖起来，专家成了“砖家”，教授变为“教兽”。用博大精深的汉字去戏谑，还不能说明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乱象、怪象嘛？感谢作者陈远的这本书，让我能伴随着他的文字，重回燕大那段峥嵘的岁月，再次领略和燕大一起逝去已久的 “大学”精神！"

消失了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1919-1952》

消失了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1919-1952》 提到燕京大学我们都知道，也知道现在的北大占的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园，可是却很少有再深入了解燕京大学的机会。毕竟燕京大学已经消失了六十多年，毕竟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所以被遗忘也是很正常的。前几天刚看过一本书《北大向左清华向右》，里面详细地介绍了清华和北大两所学校，看介绍清华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可是看到介绍北大就感觉有点不到位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我们在北大校园中，看到的都是燕大的影子，未名湖、博雅塔、贝公斋、临湖轩、图书馆、男生女生两座体育馆，这些都是燕大留下来的啊，所以写北大的历史就和这里的建筑联系不上，北大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城里沙滩的红楼和京师大学堂啊！看了这本书，以前了解到的很多关于燕京大学的碎片就都一点一点拼接上了，一点一点在我的眼前出现了燕大完整的形象。燕大是由汇文学校和华北协和加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的，当年的教学学校都是由各个教派出资兴建的，从小学一点一点发展成中学，然后又一点一点发展成大学，不过规模都非常小，条件也很简陋，一般只有几个教师，几十个学生。所以合并起来才能够形成有规模的真正的大学。当年北京的三所学校就这样走向了合并，这个过程也充满了曲折，好在目标是一致的，最后定名为燕京大学，校长为司徒雷登。当年的校舍并不在海淀，二十年代学校成立以后才开始买地建设海淀校园，1929年才搬家，不过这里是中国最美丽的校园，过去是，如今依然。当年中国一共建成十七所大学，燕大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所，燕大培养出来的人才有冰心、费孝通、周汝昌、王世襄、谭其骧、孙道临等等，教授的整容更加宏大：埃德加·斯诺、雷洁琼、吴文藻、江平、冯友兰、张东荪、钱穆、顾颉刚、邓之诚、萧公权、周作人、郑振铎、冰心、冯沅君、陆侃如等等。解放后燕大有50多人成为两院院士，虽然总数不是最多，但是如果按照毕业生人数的比例看就超过了清华和北大。燕京大学的成功和司徒雷登分不开的，燕大是司徒雷登一手打造出来的，司徒雷登对燕大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蔡元培对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司徒雷登为燕大几乎每年都要去美国，去募捐找来了雄厚的经济支持。并且和哈佛大学取得联系，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是燕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燕大的历史也许我们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从合并到海淀，从海淀到日占时期，然后是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直到抗美援朝，在院系调整中燕大就此不复存在。不过历史的精彩都在细节当中，想要了解燕大，还是好好读读这本书。

无声的断言

1. 写史的最高状态就是微言大义。最可喜的是作者没有以受害者的姿态或者宗教主义者的态度来写这段历史。 无谓的拔高， 最后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对立， 留下的思考的余地相对会少。反而是平淡的讲述， 会成就一段悲壮背后的微言大义。2. 转折点终究是存在的。 无数人的会说， 转折点上面，政治运动是最大的推手。 陆志韦先生身上的故事或许可以找到运动之外的原因。 陆先生很大程度上要的是独立性， 要的是中美在办校政策上合作并且对立关系中的权威性和话语权，“而不是纽约托事部的幌子” （p205)。 恰恰新政权可以给予他这一切，双方一拍即合。独立性， 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 一方面是更大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意味着自身权威的产生。 而获得独立性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3. 在人类进步的空间里， 是不是都是断层状态的， 是不是每一次跨步都要和过去彻底的割裂和清算。我们如何在独立的过程中， 完成对历史的反省，而不是决裂式样的“背叛”。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 持续性的保持对自己和对历史的忠诚。鉴于中国的历史趋势都是回旋式， 也许问题的意义就在于此。

燕京大学的“中国梦”

原谅我的孤陋寡闻，在看这本《燕京大学》之前，我一直把燕京大学当成了北京大学的前身，只是后来改了名字而已。但无论是燕京大学还是北京大学，在我心目中都是国内的一流大学（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已），去年因为错失去北京大学培训的机会而耿耿于怀，今年有可能去另外一所国内高校培训，也在真心期待。大学，不仅仅是高中毕业生再去深造的地方，更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一个梦”，这个梦想甚至可能承载着几代人的期盼和希望。我读的大学没有名气，很一般，有个讲外国文学的老师每次上课都鼓动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大城市的有名的学校深造，当时我不以为然，还觉得偏安一隅过着平淡的生活更好，工作这么多年也有了新的想法，虽然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不一样，但是“大学梦”每个人都有，有的是实现了高兴之，而如我这样的是因为自己无法进入而阿Q而已。翻看这本密密麻麻记录燕京大学点滴的《燕京大学》，为作者严谨的写作太多所折服，作者花费大量精力，搜集整理了有关燕京大学的各类史料，从燕京大学的成立到司徒雷登校长如何网络人才，一步步让燕京大学发展成为闻名国内外的搞笑，再到燕京大学历史上有名的教授、人物的相关介绍，无一不客观、真实、详尽，读着读着真有种置身当时历史情境的错觉。司徒雷登，在我的脑海里只有伟人写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斑驳印象，而作者陈远将这位在燕京大学的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介绍，从燕大的大家长，到北洋时期政坛上的活跃，再到他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各种历史事件，直到他出任大使永远离开燕园，勾画了这位重要人物与燕大的那些事儿，从一个教育家到政客的轨迹。一个知名的大学，不仅仅是学生学习、学术的地方，更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社会甚至是政治背景，特别如燕京大学这样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更是与政治、与历史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燕京大学作为西方文明介入我国文明的象征，期间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冲撞，所呈现的发展形态，更是折射了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燕大，仍未超越的高度

美好的东西毁掉，总是令人无尽的惋惜；辉煌的经历过后，总是让人长久的怀念——比如燕京大学，一所曾经存在，又永久消逝的，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声名显赫的大学。燕京大学，这样一个极具中国意味的名字，却是一所由西方人兴办的教会学校——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与北京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而来。而它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则是另外一个更具知名度的名字——司徒雷登，因为在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被辛辣讽刺而家喻户晓。从1919到1952，燕京大学只存在了短短的33年时间，但这却是多灾多难，跌宕起伏、始终在生死存亡关口挣扎的33年。从宗教冲突、学生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最终在院系调整中被一分为八的肢解……它经历了五四运动以来所有的苦难，见证了每一步的足迹，是如此之深的介入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各个角落，它的历史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陈远方才选取了燕京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他说，他并不是要写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校史，而是试图通过叙述燕京大学在这33年历史中所遭遇的困境，所进行的调适，所尝试的突围，以及被撤销的过程，来反映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问题与困境，以展示中国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下的紧张与挣扎，进而折射出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但是，我不是学界中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并没能够很好的领会陈远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书意图，而是从他对燕京大学历史的叙述中，深刻的理解了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学校，是如何在从1919到1928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战胜种种困难，突破重重困境，迅速从名不经传强势崛起，一跃成为一方学术重镇，进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的。燕大是如何成功的呢？这可能有多种因素，但最首要的一点，是与司徒雷登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二为一的。作为首任校长和长期以来的实际掌控者，他一手塑造了燕大。他负责与美国托事部沟通，争取更多的办校自主权；他负责到处筹款，与中国、乃至世界名流交往，为学校发展争取资金；他在燕大内部营造了一种“燕大一家”的宽松的学术氛围，甚至亲自邀请教职员工的子女开展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主导确定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真正成为燕大人的精神信仰；同时，他对燕大的发展有着清晰的定位，始终不遗余力的淡化燕大教会大学的背景，推动燕大中国化、世俗化，使燕大从为上帝服务变成为中国服务，深深融入了现代中国。燕京大学又到底有多成功呢？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燕大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则是至今仍在运行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它使得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可以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这意味着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哈佛深造。它还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合作办起了中国的第一个新闻学院，密苏里——燕大新闻学院；它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家的摇篮，它培养了一大批在现代中国响当当的人才……不管是以当时的标准判断，还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而2013年，在英国《泰晤士报》所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排名最好的是香港大学，位居35名，北大46名，清华52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实力远胜往昔的近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1931年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讲中的话至今振聋发聩，让现今的那些热衷于建高楼、建校区的大学校长们、政府官员们汗颜！燕京大学在其33年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也创造了诸多的辉煌，达到了中国大学前所未有、后仍未及的高度。它在1952年被拆分是一个令人非常惋惜的事件，但相对于此，我们可能更应该从燕大的历史中找到兴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这才是对当下最具启示意义的事情。

永不消失的《燕京大学》（韩浩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址，燕大被分拆，自此创办于1919年拥有33年校史的燕京大学成为历史名词，后来有关燕大的回忆文章，许多都使用了“消失的燕京大学”的说法，燕京大学真的消失了吗？在读完陈远著《燕京大学1919—1952》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燕京大学仍然存在，并且永远不会消失。　　这么说不仅是因为接纳了分拆后学系的北大、清华、民族大学、政法大学等，不同程度地传承了燕大的精神与文化，更是因为作为中国大学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存在，燕大的名字并没有因为时间的磨损而黯然，反而在大学精神逐渐沦丧、许多大学生看不起母校的今天，有着熠熠闪光的示范效应。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萦绕，“他们为什么如此热爱燕京大学？”整个阅读过程也成了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从最狭义的角度理解，美国教会当时在中国创办多所教会学校，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让基督教在中国落地生根，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也可以偏激地理解为“信仰侵略”，在整个燕大从筹建到壮大再到被分解的过程中，“信仰侵略”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谁出钱办学”成了大学的原罪。然而，用今天开放的眼光看，“谁出钱办学”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要办一所怎么样的学校。　　校园与学子之间，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热爱母校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信仰。《燕京大学1919—1952》描述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这三所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的艰难，大家都希望新学校名字能有原校名出现，甚至为此不惜“大吵三天三夜”，有学生要以焚烧毕业证书来进行抗议，他们如此热爱母校，是因为那时的大学之于年轻学子而言，融合了学习知识、寄予理想、提升精神、刷新生命等诸多功能。创办者的辛劳自不必说，但只有被学子用赤诚之心来守护的大学，才是一所优秀大学的根本。　　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也是最重要一位校长的司徒雷登，在创办、发展和保护燕京大学方面，付出了呕心沥血般的努力。他的最可敬之处，不在于向美国老太太（教会资金主要捐赠者）伸手要办学经费，也不是巧妙周旋于政坛人士、社会名流中间为燕大保驾护航，而是利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策略，更改了教会办学的主旨，把燕大带向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的现代大学之路，这句校训每个字都能在教会那里找到渊源，但在今天看来，却是世界主流价值观的体现，是每个公民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　　司徒雷登热爱燕京大学，一方面是出于情感投入良多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他对大学有着超越国别、政治、文化的认知，他办学的动力也许用四个最简单的字就能形容，这四个字即“教书育人”。花高薪请名教授，以中国古建筑风格建设教室、宿舍，如鸟筑巢般地让燕大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成为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若非有涓涓不断的热爱来支撑，会无力完成。当时落后的中国，对于学生教育举国上下都有强烈热情，军阀陈树藩把北京居所勺园送予（一说低价卖出）给燕京大学当校址，也是看中了燕大的“品牌号召力”，弱国更要重教育，连军阀都有此觉悟，可见当时办学承载了多大的民族复兴愿望。　　司徒雷登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想办一所中国大学，至于燕大的西方渊源，他觉得只有谈到历史时才有必要提到。燕大之所以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两次冲击下仍能安然无恙，和司徒雷登对待燕大的诚实态度有很大关系，当燕大壮大时，已不是他一个人、一个教会的燕大，而是中国人的燕大。最后燕大还是因为另一性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而被分拆，这是拘于当时历史局限的无奈结果，后来有声音呼唤“恢复燕大”，也只能当作对燕大的一种怀念来看待了。　　《燕京大学1919—1952》是一本通过采访燕大校友以及研究史实资料而写出的读物，文字客观冷静，但读时仍偶有激动之感，这激动有些来自本书始终如一的历史观：摒弃各种外在杂音，坚持对大学精神进行纯粹的还原。有些则来自对照现实后产生的失落情绪，为什么现在的校长、教授和学生，对大学的看法变得如此功利？他们对大学的热爱为何不再那么纯粹，大学为何又沦落成了求职跳板甚至复杂社会的浓缩地？对旧日大学的怀念潮，这些年集结出许多让人感慨的著作，阅读它们，方能真正了解大学的含义。（刊于8月9日《北京青年报》 ）

别了，大学

『小语的碎碎念丨我大概是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书评人。凡是触及与己相关，所写评论便会显得太过主观，十分感情用事。然而私下里却也觉得，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能遇上一本书，让你产生这样多的思考，已是件十分幸运的事情吧。』道不清缘由，这段历史总是让人心潮澎湃。而此间的文化、大学，更是让人魂牵梦萦。在大学精神逐渐沦丧的今天，这样一本材料丰富、视角客观的燕京大学校史，无疑在让人更加清楚的认识和了解燕大的同时，加深着内心的怀旧情怀，以及对时下大学教育的反思。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如此刻薄的去评说当下的大学教育，我似乎是没有什么资本的，毕竟我正接受着这样的教育，也从中有所收获；然而也恰恰是作为一名当下的大学生，对大学才有着更深的情怀和更高的期待；也真真切切目睹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耽于享乐，那些耳语相传的“叫兽”事迹或亲身体会，学术造假和腐败，“唯利是图”的所谓“社会精英式”教育……太多太多，让大学生开始“看不起”大学，让儿时心中的圣地撕破梦想。提到这些，这样的新闻我们几乎随处可见：面对内地优秀学生纷纷舍北大清华转投香港高校的情况，人们发出了“北大清华沦为二流”的惊叹。而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对中国高校“唯利是图”的“炮轰”更令众多内地高校颜面扫地……很多人说，如今大学的畸形是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环境，对大学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我十分赞同，毕竟大学无法脱离于社会而存在；然而，大学教育不同时也应该是为了更好的独立的个人、更好的社会吗？“社会坏掉了，所以大学教育不得不坏啊”这样的说辞，不过是悲观主义者的借口。无论社会环境如何糟糕，我们的大学，都是可以很好的。而燕京大学的校史，便是对此最有力的回击。从一九一九年正式建校，到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的消亡，这短短的三十三年间，它经历了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国共内战……燕大一隅，真真折射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燕大崛起的学术造诣、燕大的精神，依然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真正体现了大学之大，也造就了无数大师。和平环境里，大学的处境，难道会比战争年代更糟糕吗？知识产权法的老师曾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大抵是在说：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你们在经历了炼狱般的高三之后来到大学，大一在突然轻松下来的环境中懵懵懂懂一年，几乎难有所获；大二在慢慢进入大学状态的同时，也在宽松的环境中慢慢丧失着自制力与求知的渴望，等到大三逐渐成熟之时，发现似乎该考虑求职或考研事宜了；然后你们的大四，要么挑灯苦读备战考研，要么奔波于人才市场寻觅饭碗——可能最后找到的工作还与你的专业完全无关，你突然回头，看到一群毕业于技术学校的年青人，掌握着比你更加娴熟的工作技能，而自己几乎是废物一只。最后老师问，我一直在想，难道大学的四年，不该是广泛学习知识、享受爱情、收获友谊的四年吗？可你们的大学如今只有三年，而且大多是迷茫空虚的三年；在第四年，你们感受到的是生活的残酷，而此前你们也不曾享有大学的美好。只是简单的陈述罢了，却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学，在予以人生存技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一个精神品格的塑造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然，仅为生存的话，认真去学习一门实用的技术，岂不是更可靠吗。我并不否认物质的重要性，反而觉得不管对任何人来说，能够得以生存的衣食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对大学，我有着更高的期待。只是，在谈及此期待时，我也常常沦为同学朋友或是亲朋之间的笑话。于此也只能回之以无奈的苦笑。我们的物质生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着；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匮乏，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自媒体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有了更多发言机会的同时，也暴露了这个社会有相当一部人的三观几乎都还停留在在封建社会——这并不夸张，而更可悲的是，能够熟练运用自媒体谈吐江山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恰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诚然，社会环境会影响教育，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则是改善社会环境的希望。若放弃之、任之由之——及此不知该如何继续行文，如今即将毕业，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苦涩地道一句，别了，大学。

一段尘封的故事

对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我还是有印象的，书下的注释只是提到了他当时是美国大使，而对于他在教育上的贡献，则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而这本《燕京大学1919-1952》无疑使他在历史册页中的影像更加丰满了。作为一所基督教会出资兴办的大学，燕京大学并没有成为基督教的传播站，反而造就一大批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杰出人才。这和司徒雷登开放的办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教运动的一部分。”因为他热爱中国，熟悉中国的文化氛围，他知晓唯一能够改变中国人对文化的态度的方式不是强迫而是通过渐染而达到认同。他一方面从基督教会争取资金，一方面以开放的姿态去办一所具有世界思想的大学。如何办好一所大学？这个问题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个很难以遽然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燕京大学严格的学分制度上获得一些启示。在燕京大学，“每门课程的评分标准为六个等级：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可参见补考的不及格和不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之后不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这一等级被删除……但其严格标准并未下降”正是这种宁缺毋滥的严格标准，使得燕大拒绝了很多裙带子弟，也使得燕大的学生质量得以显著提升，从而使燕大的毕业生大多在日后成为了响当当的人物。此外，为了保持学校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司徒雷登一直注意保持比较低的师生比例。这种做法无疑是把现代的班级授课的教育形式与传统的学徒制的教育形式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让学生明确自己的治学方向，而通过与教师的和谐相处让学生学习教师身上的人格魅力和治学态度。反观现在的授课制度，无论从小学到中学再大学，教师的疲于讲授与学生的苦于记诵的状态，与当年的燕大相比，所能创造的价值真是不可以道理计的！1919-1952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相继在这段时间内出现。可以说，燕京大学经历了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然而，燕京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并不是关门读书的书呆子，而是积极参与救国救亡活动的爱国青年。1934年司徒雷登重返燕大，在面对刚刚为反抗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而南下请愿归来的学生，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新！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后来他又以美国的历史，像燕大学子说到“苟令今日之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中而不谋救国之道者，则国家也至无希望也。”在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以其美国的背景，独立于日本占领军的管辖范围之外，成为了一片保护中国学子的一片净土，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很多爱国学生的保护伞。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燕大的师生也为和平解放辛勤奔走。……然而这个曾经以其特殊背景而维持独立并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大学，最终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化而消亡，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更值得叹惋的是这段历史随着岁月的流逝，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幸亏有陈远先生和他的这本著作，我们才得以看到了许许多多发生在燕京大学中的鲜活的影像。

教育的情怀

第一次读一个学校的校史，收获颇丰，正如作者所言，他写的并不是一部严格的校史，而是要关注它的独特之处。尽管作者说他放弃了“燕京大学自身演变的轨迹，以及它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政治史乃至社会史中发挥的作用和位置”这个宏大的目标，但事实上，这本书仍然可以看作是以燕京大学校史为主线，教育史、学术史、政治史为支线的文章。书中有许多书摘、史料、当事人回忆等内容的引用，用以佐证或是叙述当时发生的事，其中不乏一些逸闻趣事。燕大新址的选定和购买过程就很耐人寻味，陈督军将给父亲购置的晚年用来养老的勺园让与司徒雷登，作燕大的新址，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燕园，这一来历背景使得燕园的故事更是别有一种情怀，本是尽孝心，现在让予了教育事业（尽管在当时还谈不上），无论如何都是一段佳话。燕园的美不仅在于它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更在设计时的别具匠心，建筑不是随意点播平地而起，而是精心设计了轴线与分布。更雅的是，每一座建筑都有它的名字，由此成就了现在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其实最耐人寻味的，便是在燕京大学消失后的那么多年中，它却仿佛从未消失过。读到学术上的崛起一章，看到当时燕大历史系教师阵容不禁咂舌。几乎每个人在现在的人眼中，都可以称得上学术界的大牛，其中有好几位都是燕大历史系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值得思考的就是，为何燕大可以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学生，又为何许多燕大的学生至今难忘那段历史，难忘对母校的一份情深？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学校的好坏优劣似乎是被框死的，好的学校几乎是样样好，而不好的学校似乎也甘于沉寂，一无所成便一无所成，学生也很少会以母校为荣。燕大在它还是以为基督教服务的时期的教育排名并不靠前，但它靠着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和教员的严谨，也慢慢打开了新的教育领地，培养出优秀的学员。教育工作者必须有一种有别其他行业的情怀，如同企业文化，独特的校园文化是成就一个学校的关键，我始终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即使是默默无闻的三流学校，若是真心想要办好学，在众平庸大学里杀出一条血路，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

不能忘却的大学

雨天，收到陈远的《燕京大学》有些惊喜，竟然是本毛边书。可惜的是，没有折进去的勒口，在没有衬托的情况下一路颠簸到厦，弄皱了，心疼得我要死。即刻用岳南的《南渡北归》大部头压勒口，希望有所缓解。当晚，在手边没有割纸刀的情况下，大阔步地翻阅《燕京大学》，倍感此书的珍贵。找寻失去的大学，重建教育的道德底线。早在2005年5月出版的，由陈远编著的《逝去的大学》中，首篇陈远就谈到燕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司徒雷登，称他为燕京大学的灵魂。这位出生于杭州的美国人，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位传教者，更是一位教育家。而他的晚年，却承担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爱过的土地，在1949年8月也对他发出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现在的大学教育，与以往大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教会大学的消失，二是私人书院的消失。教会大学的消失，《燕京大学》是一例。过去，我们单纯地把教会大学当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因为它是为基督和教会服务的。读陈远的《燕京大学》，我们能够很好地明白，教会大学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能忘却的一部分。更何况，正是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教会大学，把现代教育模式和女子教育带入了中国，对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陈远的《燕京大学》第一章即交代了燕京大学的诞生，是由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建的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919－1920年合并而成的。1926年迁往海淀燕园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新校舍，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所在地。也就是说，现在的北京大学所在地，就是曾经的燕京大学。难怪2005年连战访问燕园，演说中深情款款地谈到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系的母亲，20世纪30年代在那儿接受教育，进修成长，度过年轻的岁月。光读联合前的三所大学的诞生，就让我心生感慨。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前身是贝满女校，1864年的首批学生，是由在北京街头乞讨，被苏格兰独立传教士威廉·彭斯救来的三名小女孩，和另外两个女孩组成。所以叫贝满女校，是因为学校由贝满夫人赞助。贝满夫人的丈夫是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1861年去世。华北协和大学的前身是潞河书院，是一所寄宿学校，主要接受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男生，由美国公理会的另外一名牧师江戴德组建。而汇文大学的前身则是美以美会于1870年在北京开办的一所小日校，当时只有一间小教室，仅有的三名男生还是靠每天提供一餐膳食吸引来的。然后发展成一所寄宿学校，又升级为中学，1988年阜查理会督访问学校时，决定将其建成一所大学。在并入燕京大学之前，汇文大学已经设立了以下院校：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医学院、预科、工艺学校等，是联合之后的燕京大学的主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贝满夫人、江戴德和美以美会开办的三所学校，就是燕京大学的起源，这样的组合也是不容易的，有着这样那样的历史原因和契机，也凝结着许许多多人的心血。陈远的《燕京大学》，从燕京大学的初建，讲到1952年的高等院系的调整，燕京大学的退出，33年的历史，那么年轻，却在翻天覆地中消亡。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留下遗言，希望他的骨灰由一直陪伴他的秘书傅泾波带回中国，安葬在他撒过汗水的燕园。这个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历史的原因一个又一个。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才入土杭州，入土他出生的地方。

遗憾一所消失的世界名校

中国目前最为著名的学府应属清华、北大，但他们在英国《泰晤士报》2012—2013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北大（46名），清华（52名）。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五百强排名中，北大、清华同列在第151—200名的区间内。2013年，香港大学从北大、清华手中抢到16名省市状元。香港大学世界排名以第35名超过清华、北大。中国要想创办一所世界级别的一流高等学府，目前为止比较难。但61年前，我国就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存在过，那就是燕京大学。但遗憾的是，它已经消失了61年。燕京大学，在短短32年的时间就在首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下，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却消失了呢？读完《燕京大学》让我对这所大学的创办、发展、成熟、消失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真要感谢作者陈远，他为了完成这部著作，十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采访了二三十位燕大的老师和毕业的学生，他们都已经成为耄耋老人了，直到这本书出版，又有很多人离世。一个著名的高端文化的记者、编辑，能把目光锁定在燕大，能让我们了解燕大的历史，不能不感谢他。北大的校址原来就是燕大的校址啊！我是那么喜欢北大。试想如果燕大发展到今天，那该是一番怎样的辉煌。燕大的发展离不开司徒雷登的倾心付出。原本是教会学校的燕大，在校长司徒雷登的主抓下，既得到与美国教会的支持，同时适应了中国国情。他有长远目光，召集一些有学识水平的中外名家指教，洪业、斯诺、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许地山、熊佛西、陆志韦、郑振铎、周作人、朱自清、金岳霖等。他能够接触各级各类人物，包括蒋介石，包括一些商人，包括政界一些要人，在反教会热潮中，燕大能够摆脱其它教会学校的命运，就是因为它的与时俱进。他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中西教授同堂讲授，来自各国的学生同堂受业，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司徒雷登还取得美国霍尔基金会资助，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所有这一切让燕大迅速成长。遗憾的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一切成为我们的模板高等教育领域也按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各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财经学院、音乐学院和中央劳动干校，校园则被北京大学接管。从此，燕京大学在中国消逝。遗憾一直萦绕着我，为什么这样一所好的学府，就容不下它的存在？难道仅仅因为与美国的关系紧张？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的校长，他最后的遗愿都不能如愿，连埋葬在燕大校园里的愿望都无法满足？这些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好在有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知道了中国曾经有这样一所学校——燕京大学。

生于启蒙 死于野蛮——一座纸上的燕大博物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虽然中国有古老的书院传统，但现代大学却是典型西方文明，准确的说，大学本是中世纪欧洲教会进行学术和思想研究的机构。燕京大学——一座由美国传教士创立的大学，诞生于五四启蒙运动中，在战火中成长，最后被枪杆子的新政权肢解消灭。燕京大学和无数“燕大人”的坎坷命运何尝不是一个文明中国的不幸遭遇，这就是历史的细节。

他们为什么热爱燕京大学？

韩浩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址，燕大被分拆，自此创办于1919年拥有33年校史的燕京大学成为历史名词，后来有关燕大的回忆文章，许多都使用了“消失的燕京大学”的说法，燕京大学真的消失了吗？在读完陈远著《燕京大学1919—1952》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燕京大学仍然存在，并且永远不会消失。　　这么说不仅是因为接纳了分拆后学系的北大、清华、民族大学、政法大学等，不同程度地传承了燕大的精神与文化，更是因为作为中国大学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存在，燕大的名字并没有因为时间的磨损而黯然，反而在大学精神逐渐沦丧、许多大学生看不起母校的今天，有着熠熠闪光的示范效应。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萦绕，“他们为什么如此热爱燕京大学？”整个阅读过程也成了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从最狭义的角度理解，美国教会当时在中国创办多所教会学校，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让基督教在中国落地生根，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也可以偏激地理解为“信仰侵略”，在整个燕大从筹建到壮大再到被分解的过程中，“信仰侵略”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谁出钱办学”成了大学的原罪。然而，用今天开放的眼光看，“谁出钱办学”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要办一所怎么样的学校。　　校园与学子之间，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热爱母校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信仰。《燕京大学1919—1952》描述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这三所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的艰难，大家都希望新学校名字能有原校名出现，甚至为此不惜“大吵三天三夜”，有学生要以焚烧毕业证书来进行抗议，他们如此热爱母校，是因为那时的大学之于年轻学子而言，融合了学习知识、寄予理想、提升精神、刷新生命等诸多功能。创办者的辛劳自不必说，但只有被学子用赤诚之心来守护的大学，才是一所优秀大学的根本。　　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也是最重要一位校长的司徒雷登，在创办、发展和保护燕京大学方面，付出了呕心沥血般的努力。他的最可敬之处，不在于向美国老太太（教会资金主要捐赠者）伸手要办学经费，也不是巧妙周旋于政坛人士、社会名流中间为燕大保驾护航，而是利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策略，更改了教会办学的主旨，把燕大带向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的现代大学之路，这句校训每个字都能在教会那里找到渊源，但在今天看来，却是世界主流价值观的体现，是每个公民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　　司徒雷登热爱燕京大学，一方面是出于情感投入良多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他对大学有着超越国别、政治、文化的认知，他办学的动力也许用四个最简单的字就能形容，这四个字即“教书育人”。花高薪请名教授，以中国古建筑风格建设教室、宿舍，如鸟筑巢般地让燕大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成为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若非有涓涓不断的热爱来支撑，会无力完成。当时落后的中国，对于学生教育举国上下都有强烈热情，军阀陈树藩把北京居所勺园送予（一说低价卖出）给燕京大学当校址，也是看中了燕大的“品牌号召力”，弱国更要重教育，连军阀都有此觉悟，可见当时办学承载了多大的民族复兴愿望。　　司徒雷登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想办一所中国大学，至于燕大的西方渊源，他觉得只有谈到历史时才有必要提到。燕大之所以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两次冲击下仍能安然无恙，和司徒雷登对待燕大的诚实态度有很大关系，当燕大壮大时，已不是他一个人、一个教会的燕大，而是中国人的燕大。最后燕大还是因为另一性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而被分拆，这是拘于当时历史局限的无奈结果，后来有声音呼唤“恢复燕大”，也只能当作对燕大的一种怀念来看待了。　　《燕京大学1919—1952》是一本通过采访燕大校友以及研究史实资料而写出的读物，文字客观冷静，但读时仍偶有激动之感，这激动有些来自本书始终如一的历史观：摒弃各种外在杂音，坚持对大学精神进行纯粹的还原。有些则来自对照现实后产生的失落情绪，为什么现在的校长、教授和学生，对大学的看法变得如此功利？他们对大学的热爱为何不再那么纯粹，大学为何又沦落成了求职跳板甚至复杂社会的浓缩地？对旧日大学的怀念潮，这些年集结出许多让人感慨的著作，阅读它们，方能真正了解大学的含义。（刊于8月9日《北京青年报》）

一声长叹

“大学的历史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对待大学的态度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对于中国来讲，大学是一个舶来品。虽然可追溯到晚清，毕竟是个洋玩意，自始自终也是在用祖宗留下来的那一套东西来对待它。作者在扉页上写着大学“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其实更确切的说是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态度。《燕京大学1919-1952》看后让人感觉到沉重……国人自古好置地，至今尤甚。在书中也可以读到司徒雷登的褒扬，在建校初期穷的叮当响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在忙于用他们的资金去购置地皮，并根据自己的意图在修缮那块地皮上的房舍”。虽然工于营建，可是燕京的中国式布局也非出自国人手笔。一批基督教徒，因着信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怀揣着“为基督教服务”的目标，他们创办了各类的学校。在这块有着“武训兴学”等传说的土地上，他们做着与传说相媲美的事情。“我每次看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换句话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鲁斯是摇着风琴，等着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然而兴学的筚路蓝缕并没有让先驱们将学堂变为一己之私，而是本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宗旨办学。“学生毕业时能成为教徒固然好，即使没有接受洗礼，也能对教会有好评，对母校有感情”。教会大学的最终目标是“中国化的基督教大学”。 按照文中司徒校长的表述，也可以理解成这样，教会大学要达到的目标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大学，一个被社会公众所承认的大学，这所大学的存在不依赖于西方的条约，也不需要美国的保护。可是，就像一部电影中说的那样，司徒校长显然“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这结尾”。尽管司徒校长是一个出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传教士；没有哪个传教士能像司徒这样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是中国人的某些司徒了解毕竟还是不多，或者说司徒毕竟还是个外国人。按照书中的描写，司徒真的是一位好校长，他亲近学生，主持婚礼，给许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主持三校合并，可谓有勇有谋。他也像中国人一样，看重人情世故。“让燕京在中国站住脚，最牢靠的办法是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事情往往都是成也萧何败萧何。个人间的关系往往很难维持，尤其是中国人。最终这也毁了燕京。“在过去任职于教会大学的中国校长中，大多数人都有把教会大学变成中国人自己学校的梦想，吴雷川如是，陆志韦亦如是。”其实相对于扉页的那句话来讲，这句才是书中最有含金量的一句。在燕京大学的人，很难统计有多少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也很难知晓有多少人在“根据自己的意图在修缮那块地皮上的房舍”。没有一颗创办学校的胆，却有一颗将学校据为己有的心。而理由却很是堂皇。“在中国政府注册之后的燕大，不再完全是外国式的、根在外国的西方教会的一部分，而是开始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此时的燕大，从差会暂时的使命，变为中国本土上永久的事业。”即便燕大如此，却也难以让这些心满足。春秋之后，罢黜百家，学出一孔。陆志韦的梦想也只是看起来在实现罢了。傅泾波万分感慨：“如果当日老人家（司徒雷登）去了北平，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我感觉书中最呼应他这句话的是“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张东荪却带着失望从西柏坡回到了北平。”

归兮，司徒雷登

1949年，领袖之雄文《别了，司徒雷登》让这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家喻户晓。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应该都还认得这个名字，并且仍然将其当作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可笑象征。这位创办了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出生、在华活动了长达50年的美国人，临终时希望能安葬于北京燕园。然而，燕大早在1952年已被撤销，原校址归北大所有，因为被“毛主席批评过”，此事也迟迟得不到北大批准，最终只好入土杭州。一位为中国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异邦人，竟连埋葬到他曾奋斗过的地方的权利都没有，为何会遭如此对待？同时，其创办的燕京大学，作为一座在近代中国地位显赫的教会大学为何在几十年里近乎湮没无闻？恐怕归咎于他们不幸地趟进了那滩政治的浑水。不过，尽管历史有其模糊、吊诡之处，但总归会在时间的淘洗中褪得清清楚楚。近代史学者陈远在其新著《燕京大学1919—1952》中，通过现有的文献及其长年走访的资料，较为完整地还原了燕京大学从1919年建立到1952年撤销的历史。陈远并非燕大人，但他多年对该题材的关注足以使他称得上“名誉”的燕大人，燕大有其传继薪火，亦是幸事。尽管书中文字偶尔带有作者先入为主的情绪判断，但基本上保持了对历史回溯的克制。该书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校史，作者尤为注重刻画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燕大人，他们的作为、风采和精神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司徒雷登当然是全书的核心人物，作者在前言中直言“前人对于司徒雷登的研究对这本小书的写作惠泽良多”。这位曾经在领袖笔下坐收渔利而落寞归国的政客，在陈远的笔下则是一位坚持先进教育理念的成功校长。首先，他力主融合中西，并认为要将燕大建设为一所长期存在的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跳出教会大学的局限进行“中国化”。为此，他大量聘用中国教职员，延揽名师，向中国政府登记备案，向中国社会各阶层筹集校款，并且同情、包容和支持中国的民族运动。因此，当教会大学中曾经的翘楚、“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日渐衰落之时，燕京大学却如日中天，短短时间内即与清华、北大齐名。其次，司徒雷登将燕大作为一个大家庭来营造。开学时，他要与每位新生握手，还会在举行茶话会；学校职员的婚藏，圣诞节宴会，学生毕业告别，无不是由他主持。因为他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燕大，对全校师生如大家长般的关怀友爱，使得司徒雷登深受校友爱戴，正如陶覆中所说：“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和燕京大学可以说二而一、一而二，分不开的。”最后，尽管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来华传教士，但他并不坚持向个体人传教布道的旧式套路，而是试图让基督的精神力量去充实整个社会。因此，尽管燕大实行宗教与教学相分离，将神学被改为选修课，但根源于《圣经》的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深深地影响了所有燕大学子。不过，这种基督精神下积极入世的情怀并非总是带来好事。当司徒雷登授命积极调停国共之争和改善中美关系之时，绝未想到他会成为领袖挖苦讽刺的对象；他担任大使很重要的原因是出于谋求燕大的继续存在，但没想到这次政治使命不仅导致他永别中国，而且促使燕大历史迅速沉沦。将中国近代史的一切简单地解释为反帝反封建两条路线下中国人民的斗争史是中共史论的基本逻辑，教会大学的全盘覆灭可视为反帝逻辑的必然。1952年，全国的院系调整，这座曾经以新闻系、社会学系和历史系等专业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永远地消失了。“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顶尖的大学”，这是当代中国的症结。而燕大的历史则不仅仅是学术自由的问题，而涉及到整个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问题，一如作者在扉页所写：“大学的历史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对待大学的态度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1949年与司徒雷登一起道别的固然有美帝，但更有这个民族对待生命、知识和真理的人文精神。数十年后，在理想时时崩塌的今天，归兮，司徒雷登！

一个人的大学

史上已无燕京大学。燕大诞生于伟大的五四时代，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消，退出了历史舞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所曾经相当辉煌的大学已经整整消逝了六十多年了。但燕大的精神尚在，由她的昔日的学子传承，她的美丽的校舍现在仍然是北大校园的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她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 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这几所教会大学是由不同的教会合办的，因此开始时的管理非常混乱，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校长，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学校的发展才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发展。可以这么说，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手中诞生，在司徒雷登手中成熟！司徒雷登何许人也？很多人可能都是从毛泽东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中首先知道这个名字的，当时他是美国驻华大使。正因为这篇文章，“司徒雷登”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历史上的真实的司徒雷登其实对中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参与创立的燕京大学就曾经在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今天的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能说一口杭州话。后去美国上学，1904年结婚后回杭州后开始传教，并开始研究汉语。1919年司徒雷登刚接手的燕京大学，规模很小的，学生也只有九十多人，师资力量也是相当薄弱，经费也是少的可怜。司徒雷登没有气馁，而是迎难而上。从1922年起，十多年间十次往返美国积极进行募捐筹款，其中一次竟然募得150万美元。经费有了保障后，他决定为燕京大学另选新址。通过种种努力，最终在清华园西边找到了一个适合的新地址，面积到40公顷，后又陆续购置附近的园地，使得燕大的面积达到原来的很多倍。这为美丽的燕大校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耗费了司徒雷登的大量心力，这个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当时世界上美丽的校园是他的得意之作，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晚年在美国，他一直惦念燕园，临终前立下遗嘱，希望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地旁。可惜2008年的时候，司徒雷登骨灰葬于美丽的西湖旁，没有和他的爱妻合葬在美丽的燕园，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燕京大学初创之际，司徒雷登就非常注意聘请名师。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里就云集了一大批的名师，诸如容庚、郭绍虞、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顾颉刚等学界名流都在燕园任教，燕园里可谓一时风云际会，风光无限。名师出高徒，燕大的学子孜孜以求，为后来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雷洁琼、费孝通、侯仁之、王钟翰等人，后来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更是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1926年他的爱妻死后，他更是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全部扑在燕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上。他把燕园当作大家园，把学生当作家人，他能够准备地说出很多学生的名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都会来到他居住的临湖轩为他祝贺生日。届时，临湖轩里暖意融融，充满了快乐的笑声，师生情谊莫过于此。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让人羡慕！斯人已逝，遗物遗迹尚存。他和燕大的故事在不断地流传。漫步美丽的燕园，睹物思人，让人追怀。追怀那个人，那个大学，那个时代。

历史的烛照

　　最近有两则关于大学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则说，2013年全国高考录取结束，香港大学从北大、清华手中抢到16名省市状元。另一则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卸任，研究院的国际评审、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过去几年中国高校中兴起的各种研究院、研究中心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这里面的确是名列前茅，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两则新闻里的两个关键词——“抢”和“特别”有点意思。　　自从2003年教育部开放港澳高校自主招生，最为各大高校看好的高考状元们开始大幅“外流”，其中主要流向香港大学。这样的流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英国《泰晤士报》2012—2013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以第35名超过北大（46名）和清华（52名）。而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五百强排名中，北大、清华和港大同列在第151—200名的区间内，低于名列101—150名的台湾大学。两份榜单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仍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在和港台地区的比较中都落了下风。　　王德威教授说复旦文史研究院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应该是说它难得地在国内大学形形色色的研究中心里做出了一点特别的成绩——主要是《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整理出版。而意味深长的是，葛兆光将能取得这点成绩归功于复旦大学：“（学校）不管事非常重要，因为不限制你做任何事情。”　　由这两则新闻，我联想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所1919年建校、1952年消亡的大学，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燕大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这是今天连北大、清华毕业生也享受不到的优遇。也正是在1928年，后来鼎鼎大名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在物资和人手奇缺、战火不断的年代里，先后完成出版64种、81本中国古籍“引得”，至今还是世界汉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书。　　历史的对比让人唏嘘。今天教育界苦苦追求而不得的“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先进科研成果”，我们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实现。专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谢泳认为：“中国在20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和学术成就，正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建立在领导人（以校长司徒雷登为首）的先进治校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上。这些理念包括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也正是从13世纪初的巴黎大学肇始以来，西方大学赖以发展的一贯的精神内核。当时，燕京大学虽是一所教会大学，但“燕大的基督化氛围更多靠的是司徒雷登和教师们与学生之间的个人交往和人际关系，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环境熏染和精神影响”。正是独立于教会和政府（国家）的自由，使燕大的学术花粉如沐春风，在抗日战争前的短暂安定中迅速繁荣，蔚为大观。　　当年燕大的学术氛围，当然还离不开校长（后改任校务长）司徒雷登的苦心经营与一批名师的合力鼓呼。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周作人、钱穆、冯友兰、郑振铎、朱自清、洪业、赵紫宸、吴文藻、冰心，等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学者、作家，都曾在燕大授课，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培养了一批传承学术火种的人才。他们的成就，仍然让后辈学人高山仰止。　　读《燕京大学1919—1952》，印象最深的是司徒雷登在1939年圣诞节前写给燕大教职员的孩子们的一封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年的耶稣圣诞节眼看就快要到了，我为了要欢迎你们在圣诞节那天到我家来聚会，特意托我的几位朋友来帮助我筹备这个盛会。希望你们和爸爸妈妈商量，请他们准许你们那天能够到会参加。你们如果决定前来，请把你们的名字填在下面所附的回条上，于12月10日前送交校长办公室处转给我。以后我要根据你们的回条预备茶点，发请帖正式来请你们，并告诉你们开会的时间。敬祝你们活泼快乐。——你们的朋友司徒雷登”难怪冰心在《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一文中亲昵地称呼他为“我们的司徒校务长”。今天连毕业典礼致辞都要秘书代劳的大学校长们，大概是不屑给小朋友们写这样一封邀请函的。这正是行政化了的高校校长们的权力傲慢，因这样的傲慢，他们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的爱与同情。　　1952年，在对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权力傲慢中，燕京大学消亡在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在这场以调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加速专业人才培养为表面理由的运动中，燕京大学被瓦解，各部分相继并入北大、清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大学从历史中消逝了。而作为“消亡”一幕的缩影，中国社会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遭致了分崩离析的命运。中国大学的社会学和法学此后一度被取消，直至1978年才恢复。布尔迪厄对此有一针见血的评论：“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节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转引自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司徒雷登，这位将自己的一生与燕京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校长1962年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他在遗嘱里希望将自己的骨灰安葬于燕京大学。但直到2008年，他的骨灰才在多方努力下，从美国运回，安葬于中国杭州。这让我想起了野夫在《尘世·挽歌》中讲的一段故事：他在武汉大学作家班的一帮旧友发起，想为武大老校长刘道玉塑一尊铜像，立在珞珈山下，竟被武大校方拒绝。野夫感叹道：“相信先生之伟岸，早已塑像于万千学子之心，而后世之武大，终将被先生之光芒所烛照也。”　　如今，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内，司徒雷登简朴的墓碑上仅仅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简单的几个字。虽未如愿安息于燕京大学故地——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内，但相信天道人心，自有公论。陈远的这本燕京大学校史，也可拂去历史的尘埃，烛照后来人。

燕京消逝六十年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博雅塔、未名湖原本不是北大的标志，而是燕京大学的遗产。燕大的弦歌雅诵、风流际遇慢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大概得归功于钱穆、洪业、顾颉刚、周一良、侯仁之等先生的回忆。顾颉刚曾充满感情地说，在燕京大学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充实的段落。洪业的终身成就跟燕大密不可分，除了史学研究上的贡献，其荦荦大者，就是执掌燕大历史系，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创立引得编纂处，作育英才，桃李满天下。周一良、侯仁之都是洪业的得意门生，晚年缅想燕大岁月，情深意浓。钱穆在燕大任教时间虽不长，但那是他首次在高校执教，与以往在小学、中学的经验相比，“感觉迥异”。未曾受过大学教育的洗礼，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钱穆的这种感受，跟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颇有关系。这座华北知名学府，由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神学院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初期校址在北京东城盔甲厂，1926年迁至海淀，东为成府村，西为挂甲屯，也就是现今北大的所在地。燕京大学存世仅三十八年，却在“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大精神的熏陶和磨砺下，英才辈出，硕果累累，成为“教会大学之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可是，这样一所高校，终究没能逃脱名为院系调整、实则肢解沦灭的命运。更可叹的是，学界对燕大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与她曾经的光辉与荣耀不相匹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近出版的《燕京大学：1919—1952》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定位陈远兄的《燕京大学：1919—1952》，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一本“严格的校史”。而这个定位，对本书的写作至为关键。读者品评该书，也应予以充分的注意。这书从燕京大学的诞生写到她的消亡，但并不面面俱到，相反重点突出，主要是从“中西方文明冲突的角度入手”，讲述燕大在一系列紧张冲突中不断调试，成为一流学府继而又被撤销的历程。因此，本书重“变”不重“静”，重“冲突”不重“平和”，也就缺乏一般校史所津津乐道的趣闻轶事，也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校园生活的描摹。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缺点，但联系本书的定位，也完全可以说是它的特色。或许可以这样打比方：砍掉了双臂，维纳斯才显得更加迷人。除了第五、六章“学术上的崛起”稍微介绍燕大的院系之外，全书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个“问题”展开的。即使上述两章，也不是静态的铺陈成绩，论功摆谱，仍然是围绕中西文明冲突来讲述的。作者明确表示，“本章之所以选择国文系、历史系和社会学系等详加叙述，是因为国文系的开设改变了过去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以西语教授的状况，而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的开设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领一时之先。”值得指出的是，本书的这个定位和选择，是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的。作者在“自序”中交代，尽管燕大以档案保存完备而著称，但要查看这些档案却是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放弃了主要依靠档案的想法，转而采用以当事人口述为主、档案为辅的方式。缺憾 一方面，以中西冲突来梳理燕大的历史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燕京大学：1919—1952”这个标题对于这样的梳理和研究，无疑是一顶过于硕大的帽子。所以，本书材料相当丰富，行文也很流畅，读来却不甚过瘾，时常有刚刚入题而又匆匆煞尾的感觉。比如说，成都燕大历时四年，在燕大校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本书只用极短的篇幅就打发了，远不如岱峻先生《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来得饱满丰富。还有，余英时先生说：“曲终奏雅，作者写全书最后（同时也是最长）的一章，笔下充满着感情，对于这一中西文化结晶的逝去，不胜其惋惜和伤悼。我读这一章也感动最深，因为我恰好短暂地参与了‘燕京消亡’的一幕！”然而，因为本书采取的角度以及档案材料上的缺陷，对燕京人物、校园氛围及相关议题未能充分铺展渲染，到了最后一章，纯粹就阅读感受而言，读者对燕京的消亡恐怕不会像余先生这个当事人那样“不胜其惋惜和伤悼”。当然，这可以说是苛求了。但这并非作者不能为，而实在是囿于客观环境。从这个层面来说，该书无疑完成了它的使命，从燕大一隅折射出现代中国的坎坷命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