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精装插图典藏版)》书评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1-1
ISBN:9787540233358
作者:扎米亚金
页数:243页

精神分析、性与敌托邦

刚花了三个小时读完了新买的《我们》,插图不错,纸张质量也很好,这几年书贵了,质量也在向商品靠拢。好奇于为何大家对《1984》如此恋恋不舍,就我而言,《我们》作为一部小说,文学成就是高于《1984》的,昆德拉认为后者只是政治寓言,因为它只考虑政治,而《我们》则考虑的是政治化了的生活。《我们》中频繁使用梦和其他精神分析的意象去描绘主人公每一次的本能爆发,其数量之多,一如主角越来越无法控制的本能洪流。主人公是一体国的一位数学家,就像他为之自豪的,他只是“百万个单细胞构成的有机体”中的一份子,有时还是个“病菌”。他自豪于一体国的种种制度与理念,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对于秩序和理性计算的结果有着宗教一般的狂热,深信“快乐与自由不可兼得”,集体的幸福战胜个人的自由。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理想城邦与之不无类似之处,都有“金银铜铁”的国家共同体神话来为国民建立坚定不移的对国家的信仰,对于理性的完全推崇和强调。不同的是,柏拉图的目的是“善”,一体国虽然关注总体的“善”,却不认为对此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是必要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注的对“美”“善”的讨论都被认为是无用的,一体国中,真正的美被认为是“有用的”,对于道德的讨论是古人无聊的怀疑。而关于理性,“可以计算的幸福”,“宇宙的公式”,恐怕来自十九世纪那种托马斯·曼口中的“一元论的妄议”或者尼采的“最后的人”的体现,即试图使用一个“公式”来描写人类社会,并试图以此规定人类社会(这也是乌托邦的内容)。《我们》把理想国和理性主义奇异地融合并推向了极端。还有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于情爱/性爱是避而不谈的,他的《论美》倒是对于性和艺术做了分析,不过也不了了之。《1984》里,性被禁止,因为性代表了本能,代表了人自由的本能。《美丽新世界》里,性是娱乐的一种,人们可以随便用和消费。《我们》里,性不被禁止,但也受到国家的管理和控制。所以我们需要问一问,人的本质是“自由”吗?《1984》里预设了人的自由本性和自由意志的先验性,而美丽新世界直接以娱乐抹杀了自由,《我们》中,人类是可以被引导向对自由的嫌恶的。性始终是乌托邦最大的问题,因为任何的平均分配都对性无能为力,唯有《我们》实现了——建构了一个巧妙的对立关系,文明-野蛮等价于秩序-自由,人类对于文明的过度执着最终走向了文明的极端——控制。那么幸福呢?这么一个实质上与动物本能无异,又可被统治者随意控制拿捏的东西成为一切的遮羞布。瓦茨拉夫·哈维尔在给捷克总统的信中说,后极权社会——并非仅仅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指一切走向后现代与消费社会的国家——用国家暴力产生恐惧,因为恐惧而有了公民对于他人和公共事务的冷漠,而国家以“幸福”为理由,发展经济,着力培养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幸福”——一种转向自我的消费主义,人们执着于消费,对于他人毫无兴趣——恐惧-冷漠-消费主义的三位一体散发出人类文明的绝望。哈维尔没有明说西方社会,因为西方社会的国家暴力没有如此强烈,但“政治正确”的舆论暴力依然存在。现代文明之子最终可能毁灭现代文明,想来,现代文明的”异质性”也在慢慢展露吧······

应该给与《我们》及其作者公允的评价

看评论,很多读者觉得《我们》读不下去,水平逊色于《一九八四》。和我的读后感迥异,很欣赏止庵老师对这本书和作者扎米亚金的评价:扎米亚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对此他自己也明白——一九三一年去国前,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就说:“我知道,我有一个使人感到非常不愉快的习惯,我不会在特定的场合说似乎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话。但是,我相信我说的的确是实话。”他的《我们》完成于一九二一年,同为“反乌托邦三部曲”,比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大约早十一年,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早二十七年。不合时宜不一定是先知先觉,然而先知先觉往往不合时宜,至少扎米亚金是如此。不过现在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一旦时过境迁,不合时宜是否仍算回事;所见习以为常,先知先觉还有没有意义?扎米亚金这类作家有可能落入自己预先设下的陷阱,从而隐退于文学史乃至一般政治史或社会史之中。使昨天的读者骇怪不已的东西,今天也许无人再感兴趣。当然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置疑,而这地位多少是由其所发挥的特殊影响奠定的:在西方,如前所述,扎米亚金启发了一些与他同样具有时代敏感性的作家,他们写下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之书”;在前苏联,扎米亚金与高尔基同为二十年代的文学导师,其门徒包括著名的“谢拉皮翁兄弟”作家群,就中左琴科、卡维林、费定等人的作品为我们素所熟悉。然而写《我们》的扎米亚金今天可能面临的处境,也许比他的学生困难得多:他们从他那儿学到的是写作技巧,而很少像他笔下那样关乎政治。把《我们》单单看作一部政治小说,没准儿就此把它匆匆打发了事。

永恒的警钟

这三本书都不厚,却传达了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的沉重思考。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思·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扎米亚金的《我们》,被并称为二十世纪反乌托邦三部曲。2014年,正是奥威尔诞辰111周年、赫胥黎诞辰120周年以及扎米亚金诞辰130周年的日子,所以如今回过来再好好读一读这三部著作,似乎也有着巨大的纪念意义。反乌托邦小说旨在构想集权世界的形式,想象一个极端专制的政府到底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控制和奴役自己的人民的。对于这一点,三部小说给出三种不尽相同的“方法”。《1984》历来最富盛名,而在奥威尔的笔下,大洋国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世界,国家的一切,从战争到经济,个人的一切,从工作到思想,都被专制政府所牢牢掌控。“老大哥”在看着你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严密监视,一个人哪怕最细微的想法都难逃监控——温斯顿为了防止日记被偷看,特意在日记上面摆放了米粒,但实际上,即便是米粒也被小心地计算了位置,每次都可以恢复原样。于是在大洋国里,没有秘密。同样的,大洋国的国家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也并非空谈,这个专制政府几乎是为统治而统治,有一种施虐狂一般的掌控欲,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规划好了统治的方法,而所有的行为也都不会是无意义的。如何创造民族情绪国家仇恨,如何控制经济,如何制造恐惧……这一切的统治手腕,被研究得细致入微,没有任何疏漏。更可怕的是,除了物质和环境的控制,大洋国也通过“憎恨日”“新语”等等手段对国民进行思想上的洗脑,逐步排除了大家反对与革命的可能性。对于政治,奥威尔洞若观火,从人类历史之中归纳出了从经济到文化的方方面面的规则,几乎书就了一部独裁统治的“教科书”。也无怪有评论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证”,《1984》对于自由的启示意义,绝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个时代。《美丽新世界》描绘的则是一个技术至上的时代。通过生物学、化学、心理学的进步,未来世界的人们通过试管来“种植”新一代,毁灭了生命数亿年的繁衍形式,同时也人为通过技术创造了α、β、γ、δ、ε五个阶级,在社会地位、职责和待遇上都有巨大的差别。五个阶级让人想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但美丽新世界中的阶级是一个人在被“种植”伊始就预先设定好的,利用不同的技术,不同阶级的人在生长发育时就被改变了,α阶级具有高度的智慧,会是将来的统治者,而ε则天生愚痴,只能在工厂里当工人完成日复一日的重复作业。与种姓制度不同,由于从小的“制约”和潜移默化,每个阶级的人都极其安于现状,为自己生为这个阶级而骄傲,这更像是蚂蚁或者蜜蜂的生存状态,美丽新世界居然通过技术把人类强制变成了一窝蚂蚁。除了天生的阶级,美丽新世界还通过娱乐、药物(没有副作用的致幻剂“索麻”)来进行精神的控制。习惯了美丽新世界的生活的国民在来到了原始人生活的保留地之后,就感觉一分钟也难以生存下去了。A.赫胥黎的祖父就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斗犬”、《天演论》的作者托马斯·赫胥黎,不难想见为什么A.赫胥黎会创造一个生物学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相比起《1984》的政治反乌托邦,《美丽新世界》更有对技术滥用的深刻忧虑,让《美丽新世界》看起来更像是阿西莫夫式的科幻小说。赫胥黎大胆的幻想,在今天部分地变成了现实:试管婴儿、基因技术……美丽新世界人为改造的幻想似乎随时都可能成为现实。于是科学和技术作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依旧高悬在我们头顶。相比起来,启发了前面两部著作的《我们》则混合了《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一些特质,或者毋宁说,《1984》和《美丽新世界》是将《我们》中一些没有详述和深化的内容极端化了。《我们》中的一体国利用严苛的作息时间表来控制人们的生活,又通过科技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其中的人还多少有一些思考的自由、甚至还能组织起一定规模的“革命”。然而一体国已经通过统一的代号、统一的服装、统一的发型(光头)泯灭了人的个性差别,这里只有“我们”而没有“我”,小我已经死亡,大我将成为每个人的追求。而正如D-503所说,生活的一切都想代数一样精准,任何不和谐的行为都将成为犯罪,犯人都将公开处决。而无处不在的“关护人”则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找出可能的不和谐。扎米亚金目睹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我们》虽然是幻想,但处处都有当时苏联的影子,可以说是将苏联极端化和普遍化了。我们启发了包括《1984》和《美丽新世界》在内的无数优秀反乌托邦作品,这就是一个先知者的魅力。通观三部作品,可以发现它们无一例外都提到了“性”。《1984》的大洋国是极端禁欲的,除了繁衍后代,一切其他目的的性行为都是可耻的犯罪;《美丽新世界》的性行为则成了和看电影一样普遍的娱乐行为,每个人属于每一个人,只要双方愿意,性行为就好像饮食一样不需要遮掩;而《我们》中的性行为则通过登记、“凭票进行”,受到国家的管理和掌控。正如孔夫子的一语中的,“食色性也”,性行为是人类的基本诉求,控制了这样的最近本诉求,就从最根本上控制了一个人。对性的控制是集权的缩影,因为历来性都牵涉到复杂的生理、心理乃至伦理的问题,如果性被控制了,那么生理、心理和伦理就被统治者重建了并牢牢掌握在了手里。另一个同样的情节,就是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想到了反抗,但毫无例外最终都失败了。温斯顿的失败最为彻底,因为实际上他的图谋从一开始就被监控着,到最后被成功洗脑,看起来更像是统治者为了杀鸡儆猴制造的反例。“野人”约翰通过消极的自杀来反抗,是悲剧式的英雄主义。而D-503的反抗多少有些摇摆犹豫的成分,到了最后也被彻底洗脑。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悲剧式结尾是它们让人不寒而栗的重要原因,似乎面对集权,反抗起不了任何作用,统治者既然最为堤防的就是“革命”,那么革命怎样才能成功呢?需要说的是,三位作者虽然各差了10岁,但他们显然生活在相同的时代。二战的余烬还未熄灭,冷战的阴影笼罩全球,苏联降下铁幕,美国则筑起经济壁垒。一个全人类都有些疯狂的时代,诞生了如此伟大的三部作品,正如同黑暗的中世纪和可怖的黑死病孕育了文艺复兴一样。人类似乎非常喜爱自我毁灭,而这样的自我毁灭居然能带来创造,也真的匪夷所思。大概,古代传说的不死鸟就是人类命运的写照,如果人类能够一次次灰烬重生,那我们到底能够从这些轮回当中学到什么呢?

胡洪侠推荐语

@胡洪侠 一九八四(精装插图纪念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很好的一个版本。虽然是引进的台北远流新译本,但因为有插图,有资料图片,有几位名家的解读文章,内容就比远流版丰富多了。向不断推出《一九八四》新版本的出版人致敬。

插图挺好

这个译本出自台湾最勤奋、最畅销书译者赵丕慧之手,她翻译过张爱玲《易经》《雷峰塔》,插图在这里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120008583/?qq-pf-to=pcqq.c2c

清醒者必读

张鸣说,反乌托邦三部曲,不得不读的书。还有人更推崇,说反乌托邦三部曲是死前比读书。个人认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我们》是文学性最强的一本。http://t.qq.com/zhangming

人需要高尚价值的想象

人需要高尚价值的想象徐贲我在教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时,总是发现学生们对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诗论很感兴趣,但是,一问到这两位诗人对“想象”的不同理解,学生们往往只是从“作诗”来谈想象的作用,很少能有谈到想象的社会功能的。在我教的“反乌托邦文学”的课上,学生们则会因为课本内容的缘故,对想象的社会功能有所理解。我后来发现,就是一些思想比较成熟的人,要不是因为对“乌托邦”想象有些了解,也未必真正思考过想象的社会功能问题。有一次和几个学界朋友谈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提议想象一下这个社会主义的生活图景。一位朋友说,到那时候,人人都能享受吃饭、穿衣的权利,有住房、汽车、稳定的工作、充分的退休和医疗保障。另一位朋友说,这种对未来的想象根本没有意义,一来是人类不能预知未来;二来是迄今为止,那些以未来想象为蓝图的社会,非但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还把人类带到各种各样的宰制和苦难之中。这令我想起了美国历史学家雅各比(Russell Jacoby)的《不完美的图像》一书,书中引述德国思想家兰道尔(Gustav Landauer)在《保卫社会主义》中说过的话:只有物质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生长在资本主义脖子上的“巨型甲状腺肿瘤”,人不能只是“对物质与技术顶礼膜拜”,人“需要从心灵进行创造”,而想象正是人类心灵创造的天生要求和天赋能力。公共生活想象枯竭,害怕想象美好的未来,不再相信人有这种想象能力,甚至否认人有这种想象的需要,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和价值虚无主义之病。其实,想象力滋养了政治和社会的道德价值理想,想象力本身并不会导致宰制型社会制度。相反,想象力是一种对宰制型社会制度的批判和抵御力量。著名的作家扎米亚金(Yevgeny Zamyatin)在小说《我们》中让我们看到,一体国的当权者发明了一种外科医疗手术,用来切除具有破坏性的想象力。“欢呼吧!”《一体国报》宣布,科学如今能够制服想象力了,这是“我们通往幸福的最后一道障碍”。想象力曾经是一条“虫子”,它啃噬人们,造成广泛的不幸。“国家科学最近发现了这个想象力中枢的位置——脑桥部位一个小小的瘤。三道X光就可以切除掉这颗瘤,而你就能治好你的想象力——永不复发。”你们将变得完美无缺,无忧无虑。“还不赶快!”统治者命令道,排队接受“伟大的手术”吧。扎米亚金的“一体国”是一个文学的想象,文学想象是通过说故事来表达的。那些看上去与“现实”有距离的故事(如《皇帝的新衣》),其实灌注了对现实的理解和批评。当理解和批评只能通过暗示或寓言来予以表达的时候,想象变得尤为重要。在文学故事里,想象的作用不只是再现经验景象,而且更是构建人的价值观意义。说故事的想象展示的是人的意志力量,一种要想挣脱现实束缚的自由意识。想象因此成为一种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能够在实际并不自由、不平等、缺乏尊严的生活状态下,想象一种他从来没有经验体会过的自由、平等、尊严。人一旦失去了这种想象能力,就会变得与动物难以区分。人类天生就具有想象的能力,就像人生来就有学习语言、运用逻辑的能力。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中,这些能力受到重视和得到发展的机会却是很不相同的。在不同的社会中,文学的和政治的想象会被灌注进完全不同的价值意图。因此,在不同的社会中,作为科学知识的想象也许差不多,但认同高尚价值的想象却相差很多,对自由、民主、尊严的想象就是一个例子。人们对二十世纪种种“大一统”社会想象的灾难后果心有余悸,因而对展望和想象本身充满了怀疑。但是,如果无法作政治社会想象,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呢?雅各比就此写道:“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早已销声匿迹。……我们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专注于对此时此地的调整,而不是去重新创造”。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真的生活在价值想象的绝对虚无之中。如果没有勇敢、高尚、前瞻的价值想象,社会和个人就会把胆怯的目光投向昏暗的过去,变得无力抵御蛊惑者虚伪的价值诱骗和迷惑,成为主体想象力实际被脑切除的愚民。例如,不能对自由、民主、尊严的未来有所想象,就很容易用唱红歌、学样板戏、走回头路的“新文化”,甚至杜撰和怀念“阳光灿烂”的“文革”日子来寻求失落的“道德黄金时代”。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把早已倒塌的偶像重新树立起来,盲目崇拜。高尚价值想象的衰退会使个人和社会陷于精神成长的停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活人拜的只能是死偶像。高尚价值想象力衰退,这是人的自由意识麻痹和心灵创造力丧失的一个征兆,在司空见惯之事面前,人们宁愿默默忍受,也不再有逃离的愿望;对未来可能是什么,人们宁愿随波逐流,也不再有兴趣去想象一种别的活法。由于没有可以集体想象的高尚前景,社会中的人丧失了构建和改变历史的意志,也丧失了理解和评价历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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