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与宝石
出版日期:2015-11-1
ISBN:9787540238569
作者:[尼日利亚] 沃莱·索因卡
页数:502页
作者简介
在索因卡的创作中，戏剧作品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奠定他文学地位的主要基础：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有喜剧、笑剧、悲剧，还有荒诞派戏剧。本书精选索因卡较有代表性的八篇戏剧作品。
《狮子和宝石》以非洲农村里年轻姑娘希迪要么嫁给年迈的部落首领或者当地不肯付财礼的年轻教师之间的的选择来影射当时非洲农村的矛盾冲突。为尼日利亚独立而演出的《森林之舞》，场景设在非洲丛林里，那里活跃着树精、鬼魂以及各式各样的神或半人半神，其情节是非现实的。这部戏剧被“称为非洲的《仲夏夜之梦》”，同时也是索因卡戏剧作品中上座率非常高的一部。
《路》与《疯子和专家》是索因卡成熟期的代表作。前者是一个诡秘称奇的作品，探讨似乎无意、昙花一现的存在中的意义。两部作品虽然剧情荒诞，但都曲折反映了尼日利亚的社会现实。
《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是索因卡后期戏剧代表作。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它“极其深刻地探讨了人的状况和神的状况”，“它涉及了人的自我状况和自我现实，生与死的神话式契约以及未来的前景”。
书籍目录
目录
沼泽地居民
狮子与宝石
裘罗教士的磨难
森林之舞
强种
路
疯子和专家
死亡与国王的侍从
内容概要
沃莱·索因卡（1934— ）
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
索因卡生于尼日利亚西部阿贝奥库塔约鲁巴族一个学校督学家庭。18岁时考入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求学期间就有诗歌作品发表。1954年获奖学金赴英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1960年回到尼日利亚，从事教学、戏剧创作和演出。他的剧作融合了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和戏剧元素，被誉为“英语剧作家中最富有诗意的剧作家之一”。
1986年，索因卡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的戏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
译者简介
邵殿生
资深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1950年代《文艺报》最早的俄语编辑，后在《世界文学》任英语文学编辑，改革开放后专事非洲文学的研究和译介。
周永启（1925—2008）
1955年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任教。译著有哥尔斯密和索因卡的剧本、斯蒂文森和高尔斯华绥的小说、雪莱和济慈的抒情诗、萨克雷的散文集等。
蔡宜刚（1967— ）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毕业。译有《行动者的归来》(合译)、《非凡小人物》、《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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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是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翻译家。他用英语创作，在尼日利亚被誉为“英语非洲现代剧之父”，他也是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非洲剧作家。一九八六年，因为“他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关于人生的戏剧”，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非洲黑人作家。一沃莱·索因卡一九三四年出生在尼日利亚西部阿贝奥库塔的一个约鲁巴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圣公会教徒，父亲是教会小学督学，母亲既是商贩又是妇女运动活跃分子；周围邻居沉浸于浓郁的约鲁巴传统宗教信仰之中；而索因卡却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九五○年，索因卡进入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希腊语和西方历史，两年后，进入英国的利兹大学继续学习英国文学。利兹大学毕业后，索因卡活跃于伦敦戏剧界，从事教学和剧本创作，担任过演员和导演。一九五八年，他的第一个剧本《沼泽地居民》被搬上伦敦舞台，他在剧中扮演伊格韦祖一角。一九六○年回国后，索因卡在各地旅行，研究尼日利亚的民间文学艺术。与此同时，他担任伊巴丹大学、拉各斯大学和伊费大学的学术职务，还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组建业余演出的“一九六○假面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一九六一年他帮助创建尼日利亚作家和艺术家团体——姆巴里俱乐部，为尼日利亚的文艺事业，特别是戏剧的发展做了杰出的贡献。有评论家说，就凭这一点，即使他不是剧作家，尼日利亚戏剧史上也该有他的名字。索因卡历来关注社会、关心政治。早在伊巴丹大学读书期间（1952—1954），他与另外六个学生组建了尼日利亚第一个“反腐败求正义学生组织”。一九六七年，尼日利亚内战爆发，索因卡因反对暴力和内战遭到政府逮捕，被关押近两年。狱中的经历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他将在狱中创作的诗歌收录在了《狱中诗抄》，并将这段经历写进了《此人已死：狱中笔记》。牢狱的经历加深了索因卡对暴力的痛恨，他的许多作品有反对独裁、反对专政的思想。出狱后，他为军政府所不容，被迫流亡国外，直到一九七五年军政府倒台。一九九五年，阿巴查的独裁政府把尼日利亚推到崩溃的边缘，索因卡的激进言论得罪了独裁政府，面临险境，只好借道贝宁共和国逃亡美国，之后他被缺席审判判处死刑。直到一九九八年阿巴查猝死、政权更迭，他才得以重返祖国。近年，索因卡关注政治的热情依然不减，他毫不客气地批判世界范围内的暴政，也经常批评尼日利亚的行政部门。二○一○年九月，索因卡参加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的“人民联盟民主前线”正式成立活动，并宣布成立新政党“人民联盟民主前线”。这个政党号称“零资产”，以此来讽刺政府的腐败。二○一二年十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共同邀请，索因卡来华访问。访问期间，索因卡与中国作家、学者座谈交流，再次展现了一个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作家的情怀。二○一四年，在国际人道和伦理联盟与英国人文主义协会主办的“世界人文主义大会”上，索因卡被授予“国际人道奖”。目前，已逾八十的索因卡，依然为改善尼日利亚国内政治、文化、教育环境不遗余力，也为国际事务奔走呼吁不息。二沃莱·索因卡是一位多才多艺而又高产的作家。自一九五四年发表第一个剧本以来，先后发表了近三十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五部回忆录、七本诗集、十二本论文集、两部翻译小说及大量散文作品，还有三部电影作品。在索因卡的创作中，戏剧作品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奠定他文学地位的主要基础：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有喜剧、笑剧、悲剧，还有荒诞派戏剧。从题材上讲，大多取材于非洲历史和现实生活，也有根据欧洲剧本改编但也赋予了非洲意义的作品。在主题上，既有对社会关系及家庭婚姻生活、种族偏见、沙文主义和社会责任的关注，又有对包括统治阶级的腐败在内的政治问题关注。而且这些关注从早期起一直贯穿在索因卡的戏剧作品中。他的社会主题的剧本有：《沼泽地居民》《裘罗教士的磨难》《枝叶繁茂的紫木》《强种》《孔其的收获》《疯子和专家》《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等，政治主题的剧本有《旺尧西歌剧》《巨头们》等。索因卡的早期剧本如《沼泽地居民》（1958）、《狮子与宝石》（1959）、《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等，都带有明显的写实特征。《沼泽地居民》反映了殖民主义入侵后尼日利亚农村的凋敝和城市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及金钱统治一切、骨肉相残的社会现实。《狮子与宝石》是一个轻松喜剧，以幽默的方式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非洲农村面临的主要冲突，即非洲传统同来自欧洲的“新文明”的冲突。在剧中，传统战胜了现代新风：代表着传统势力的老酋长巧施手腕击败了代表“新文明”的浮华而幼稚的青年教师，最终把宝石一般的姑娘希迪弄到了手。《裘罗教士的磨难》是索因卡剧本中上演率最高的讽刺喜剧。它及其续篇《裘罗的变形》（1973），都围绕一个巧舌如簧、老于世故、善于逢迎的江湖传教士的一系列行为展开，描绘了一幅妙趣横生的世相图景。一九六○年之后，在欧美现代剧的影响下，索因卡的戏剧风格有了较大变化。他放弃了原来的写实手法，而采取象征寓意的方法来表现种种抽象的哲理，同时也注意吸收非洲传统文化的精华，创作出一批既有现代色彩又富于非洲本土气息的新颖戏剧。为尼日利亚独立而创作、演出的《森林之舞》（1960），被称为“非洲的《仲夏夜之梦》”。戏剧场景设在非洲丛林里，那里活跃着树精、鬼魂以及各式各样的神或半人半神，其情节是非现实的。剧中主要人物都意味深长地担负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色，作者通过他们让历史的罪恶和不幸以惊人的相似在现实中重演。例如：作为宫廷史学家的阿德奈比曾收受贿赂，致使六十名奴隶被装在“指头大的船”中运走；而作为议员演说家的阿德奈比又接受贿赂，批准只能乘坐四十人的汽车坐七十人，以致造成惨重的车祸。这部作品文笔犀利，既有对历史弊病的批判，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虽然索因卡因这个倾向受到激进派的批评，但他在自己的忧伤中确立了两个方向：常常用神话作为间接批评当代尼日利亚政治的手段；也以此作为教学工具，教育外国读者让他们了解约鲁巴世界，从而为非洲作家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让他们意识到丰富的非洲传统和对世界的现代贡献。《强种》（1964）是索因卡唯一一部严肃的悲剧，取材于约鲁巴人除夕时的一个风俗——在除夕举行的送旧迎新的宗教仪式上，要找一个外地人作为牺牲品或替罪羊：秘密地抓到外地人，给他灌上麻醉药，在他身上涂上色粉，在半夜之前拖着他走过全村，让全村人在他身上倒垃圾、扔脏物，肆意凌辱和咒骂，最后把他驱逐出城，永远不准他再回来，间或虐待至死。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在除夕把全城一年的罪恶、污行都“栽”到他身上让他带走。《强种》所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新年前夕的故事：青年教师埃芒和一个白痴孩子是这个村里仅有的外乡人。除夕之夜，为了保护那个白痴孩子，埃芒最终成了牺牲品。在埃芒自己的家乡每年也有送旧迎新的风俗，他父亲就是一个年年除夕在头上顶着象征性的装着垃圾的小船，为村里人把全村的“污秽”送往河里让它流走，最后劳累至死的人；但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为大众做出牺牲、受人尊敬的英雄人物。埃芒的父亲曾经骄傲地对他说，他们的家族是“强种”。这部剧作中，索因卡持对原有的文化有赞许也有贬斥的态度，并不像其他黑人流派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美化过去。埃芒的死，是奥罗治、贾古那等人的阴谋陷害造成的，他们满以为自己是“英雄”，“为民做善举”，会让村民“皆大欢喜”“欢呼雀跃”，万万没有料到村民们“个个都抬头望着那个人，哑口无言”。显然，村民们很无奈，有一种愧疚感。最后，贾古那的女儿桑玛也同他彻底决裂。也有批评家把埃芒看成耶稣，承受磨难、承受牺牲，是一个救世主。整个剧本简短紧凑，富有象征意义。《路》（1965）与《疯子和专家》（1970）是索因卡成熟期的代表作。前者是一个诡秘荒诞的作品，探讨似乎无意、昙花一现的存在中的意义。剧中主人公是个教授，一个怪诞的人物，想要了解人生的真谛。他生活在一群堕落分子和司机当中。他们整天在路上冒险，随时有死的可能，因此成为教授观察的对象。全剧气氛低沉，人物生死无常，在劫难逃。教授千方百计想要窥伺死亡的秘密，结果，对生命意义的探讨为主要人物对死亡的病态兴趣所取代。该剧显然打上了西方存在主义的印记，然而该剧也是对尼日利亚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思考。《疯子和专家》写于尼日利亚内战之后。索因卡曾说，他写此剧是为了“祛魔”，即回击那些囚禁他的人。这个剧本和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失序的季节》（1973）与狱中纪实《此人已死：狱中笔记》（1971）一样，表现了他对尼日利亚内战的义愤。那次内战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致残者无数。《疯子和专家》以贝罗医生和他父亲的矛盾冲突为中心情节：战前儿子是医生，战争把他变成情报官员，他派出四个乞丐监督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在宣扬各种怪诞荒唐的主张，被当作了疯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四个乞丐的行为，他们在剧中拙劣模仿贝罗的一系列行为，其实是对贝罗所效忠政权的罪恶的揭露和讽刺。只有贝罗的妹妹和两位老妇人竭力保护传统药物，显现出旧的价值可以幸存的某种希望。总之，《路》《疯子和专家》虽然剧情荒诞，但都曲折反映了尼日利亚的社会现实。《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是一部引人注目的悲剧。尼日利亚古城奥约的国王死了，根据旧习俗或不成文法，他的侍从艾里森必须殉葬。区长官阻止艾里森这么做；艾里森的儿子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代父自杀；艾里森因拖延祭礼遭到逮捕。有人简单地把这部作品看作非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冲突，其实它有更丰富的内涵，有诗意、讽刺、惊奇、残酷、贪欲，等等。它也反映了约鲁巴人的宇宙观，认为死者的世界和生者的世界是一样的，侍从有义务陪伴国王。侍从这样做，既是担当，又是荣耀。诺贝尔授奖辞称这部戏剧“极其深刻地探讨了人的状况和神的状况”，“它涉及了人的自我状况和自我现实，生与死的神话式契约以及未来的前景”。索因卡本人宁愿把它看成一部描写命运的神秘剧与宗教剧。索因卡是拿来主义者。一九七○年代，他把几个欧洲剧本改编，使之适用于非洲舞台，既保留原有的基本结构，突出道德伦理，又把它们同当地现实结合起来。《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情侣》（1973）则包含以当代尼日利亚事件为模式的场面。《旺尧西歌剧》是在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和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的基础上创作的，其背景就是阿明和博卡萨等专制者统治的世界，但作者巧妙地动用外国媒介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后来，尼日利亚社会和政治问题变得严峻，非洲又接连出现不断的政变和一些国家的独裁统治。于是，索因卡开始转向时事讽刺剧的创作。他写了讽刺政治投机家的《回家做窝》（1978）、反映经济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失去控制的大米》（1981）和《重点工程》（1983）、讽刺非洲独裁统治者的《巨头们》（1984）以及讽刺星占术的《未来学家的安魂曲》（1983）等，它们充分地体现了索因卡的讽刺才华。索因卡被瑞典文学院称赞为“最富有诗意的英语剧作家之一”，他的戏剧深深地植根于非洲的土地和非洲的文化，善于取其菁华、弃其糟粕；他谙熟欧洲文学，从不生搬硬套，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索因卡既是现代非洲文学的重要作家，又是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展现了现代非洲人生活变化万千的场景，从始至终贯穿着他坚守的信念：非洲艺术家的作用应当是“记录他所在社会的经验与道德风尚，充当他所在时代的先见的代言人”。李永彩李永彩，中国矿业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为国际非洲学会会员，曾经在美国、尼日利亚和英国研究非洲文学和文化，在国内外发表40多篇论文，出版译著多部。 -
索因卡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他的得奖因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不少人觉得长期以来非洲文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而索因卡获奖显然代表了世界文学界对非洲文学的承认，正因为这样，索因卡获奖被看作整个非洲的荣誉。英国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凯森在1986年时还是加纳的一名年轻大学生。他清楚地记得索因卡得奖的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消息宣布时整个大学都沸腾起来。我们走到街上欢呼雀跃，闹了一个半小时。那以后几天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即使那些根本不知道索因卡是谁的人也是一样。全非洲的荣誉因为他是尼日利亚人，是非洲作家而且得到了诺贝尔奖。所以人们才会如此激动。事实上非洲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激动和欢庆场面。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都会看到人们庆祝索因卡得奖。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洲人认为这是整个非洲的胜利，这也让其他的非洲作家感到非洲能够对世界文学做出贡献。因此所有与跟文化沾一点边的非洲人都感到欢欣鼓舞。几个星期之后索因卡在瑞典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说：北欧和非洲，特别是西非尼日尔河下游的约鲁巴人在瑞典这个十字路上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我之所以能够对这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相遇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的创作灵感来自奥贡。奥贡是创造之神、破坏之神、诗歌之神。奥贡是生活在尼日利亚西南部地区的约鲁巴人所信奉的一个神灵。1934年，索因卡就出生在那一地区。但索因卡家庭背景其实还更复杂。尽管他有不少亲属都信奉约鲁巴人的宗教，但他的父母却都是基督徒，他的母亲尤其虔诚。因此索因卡从小就接触到两种文化，一个是非洲当地的部落文化，一个则是西方文化。他创作的剧本中就反应出这两种文化的交汇。索因卡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年轻的索因卡从英国里兹大学毕业后，发表了剧本《雄师与宝石》，描写了把现代生活方式引入传统乡村的努力。这出剧的焦点是村里一个年轻姑娘所处的困境。她必须在两个男人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嫁给当地学校的校长，要么嫁给村里年迈的头人巴洛卡，作他的小老婆。这出剧生动、深刻而且幽默。这从索因卡为演员们写的舞台指示中就看得出来：巴洛卡躺在床上，全身只穿着一条长及腿肚的宽松裤子。房间装饰华丽，到处铺满了兽皮和毯子，墙上挂着武器。还有一台很奇怪的机器。机器上有一根很长的杠杆伸出来。巴洛卡目前最受宠的小老婆正跪在床边，给丈夫拔腋窝里的毛。她先用食指在要拔掉的那根毛周围轻轻地按摩，然后用食指和拇指夹住它往后猛地一扯，把它拔出来。每拔一根，巴洛卡都会轻轻地抽搐一下，"啊"地叫一声，脸上浮现出极度享受的表情。不过，索因卡并非喜剧作家。他的作品具有严肃的道德目的，以及强烈的政治性。他公开批评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专制政权。伦敦亚非学院的非洲文学讲师威尔森-塔戈说：对索因卡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非政治的。他刚刚开始写作时，可以选择与权利阶层统一立场，但他却决定与他们保持距离。比如他的剧本《森林的舞蹈》本来是受委托为庆祝尼日利亚独立而写的，但事实上他却通过这出剧提醒人们在庆祝时也不应该忘记批评。1965年，索因卡甚至采取了直接行动。他手持玩具枪，闯入一个广播电台，把一个颂扬政府的录音带换成了他自己的批评政府的录音带。索因卡在60年代写的好几个剧本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1967年，他由于反政府活动而被监禁一年多，出狱后流亡加纳和英国。他对自己在狱中承受的生理以及心理折磨有以下的描写：在监狱里我可以使用以下设备：室外有淋浴，（但从不管用）；厕所，只是混凝土板上的一个洞。室内有我睡觉的牢房；一个带盖子的水桶；一个铝杯子，同时也是饭碗；一张铁床；一张毫无弹性的床垫；一条毯子；一张染成了棕色但洗得很干净的床单现在只有天是开放的，虽然在墙头的长尖钉和碎玻璃瓶之间，我只能看到餐巾那么大的一块天，但那的确是天。我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院子，那边屋顶上栖息着一些兀鹫。还有乌鸦。白蝙蝠是一幅病态的苍白颜色，唧唧叫着飞来飞去，捕猎食物。但世界已经死了，突然死了。甚至天空也缩了回去，死了。被活埋吗？不，那不过是人们会在书上读到的情节而已。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航标和地标统统消失。现实缓慢而无情地消散。自信心荡然无存。只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我做伴。在有如地下墓穴的监狱里，这些声音成为我生存空间的第四维。那些声音无比清晰，有如响亮的雷声，令人无法承受。傍晚时分，白蝙蝠的唧唧声与四面八方的歌声混合在了一起，唱歌的有基督教徒，有穆斯林，有异教徒以及其他无法分类的人。这些歌声把我的墓穴变成了一口大锅，所有的信仰都混杂在了一起，在墙上黑色霉菌的沉淀中和雨水用灵巧的手指编织出的有如绿色天鹅绒般的真菌中，所有响亮声音被搅拌、被提炼。被活埋吗？我必须挣扎冲破我心灵的禁锢。我必须呼吸，深呼吸。国际人物1974年，索因卡发表了他最著名、同时也是演出最多的剧本《死亡与国王的侍从》。这出话剧是在约鲁巴文化的基础上创作的。威尔逊*塔戈解释说：约鲁巴文化的世界观和大多数其他非洲社会区别并不大。这种世界观对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看法。在这些文化中，活着的人在一切日常活动中都和死去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这种世界观，索因卡提出，活着的人由于和灵魂世界保持关系而不断地得到补充和更新，两个世界之间时时都有某种活动发生。话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尼日利亚尚未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时代。在剧中，非洲本地文化和英国殖民文化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地一个部落的国王死了，遵照当地的约鲁巴习俗，负责管理国王马匹的侍从埃勒辛准备自杀殉葬。英国官员惊讶之余，想尽一切办法试图阻止他。这出话剧在音效和语言上都极为丰富。即使你不是看到话剧，而只是看到剧本，你也会感受到一种连贯的宗教仪式，这是这出话剧的一个重要特征。索因卡自己指示话剧导演们说，在这出席中一定要保证观众感受到一种宗教仪式正在进行之中，这正是《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的独到之处。这出话剧代表了索因卡所谓的“挽歌经验”，它就是为社会的过渡而唱的一首哀歌。勇士死在战场上，游泳者死在水中。商人死在市场里，闲散的人则死在犹豫不决之际。被出售的刀剑并不锋利，漂亮的人才死得漂亮。只有艾勒辛才能死得最出色只有艾勒辛，才能做到凡人不可的最出色的死亡骑师最后风度十足地收回他的马厩索因卡掌握多种语言。如果你读《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的剧本，就会感受到除了比喻和词语具有强大的力量外，那哀歌的音乐也具有同样的力量。这个剧本虽然是用英文写的，但读者有时会觉得它是用约鲁巴文写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等剧作都反映出索因卡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可以通过行动改造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改变社会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凯森认为，这给索因卡招来不少批评。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索因卡受到左派的很多批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个人承担重要社会责任是过份的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看法。不过很明显的一点是，即使如此解释索因卡的作品，仍然没有人能够否认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从不畏惧为了信念而冒险。总的说来，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索因卡不只是一位剧作家。他的三卷本自传《在阿凯的童年时光》被公认为是经典著作。他同时还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的政治信念和活动导致他长期流亡国外。他多年旅居英国和美国，在美国大学担任过教授。他的意见不但在非洲，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受到尊重。凯森说：索因卡绝不止是一个尼日利亚人或是非洲人，他是一个国际人物。他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有着惊人的充沛精力。他仍然关注尼日利亚，关注尼日利亚政治，但他更是一位国际人物。比如他也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过文章。不管他在那里发现不公正，都要发表意见。（参考网址：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wZiJqIVYslicnpZKPV7nV0SvF8-Gu-R51uF59Q08BfKSitepPIrsh3QpZr9xzEreMq0t9QfxJu9jSI-8u-PbyhpRZwn0FO6Euy9eqdKcg3 ） -
我不需要世人的同情，但我需要被了解，身为一位国王的侍从，根据本地的律法和习俗，在众人将我们最伟大的国王埋葬之前──也就是在今天，在鼓声奏鸣时刻──我必须死，以便伴随国王升天。众人们无不畏惧的象征死亡的“非我鸟”今晚就会来敲响我的门，但我却丝毫不能表现出害怕、退却，因为“此去是要和我的朋友，我的主人相伴”，我必然要显得热切而义无反顾，尽管眼中可能不经意残留了什么欲望，世界也绝对不允许任何偏斜──所以我现在向你们保证，保证绝不延误！当吉时良辰到来，我将以庄严而翩然的舞姿走入那一条通道，从此岸去到彼岸，去到我们伟大的祖先跟前，“我的名声、我的信誉是我留给世人的遗产；我将这些东西留下，让世人啜饮它的甜蜜”，对我（和所有约鲁巴族人）来说，生命就是荣誉。“我们晓得你会让它如此，艾雷辛我们晓得，你是一个重视荣誉的人这世界在你的掌握之中。“灵魂在此时已然升华，展开飞往彼岸的航翔，但你们怎么能一面歌颂我，一面却不感愧疚地见着我仍在人间的躯体彷佛臭皮囊似地，把它当作一个即将作废的空壳对待？你们不也知道，我非常重视荣誉，那么，现在我提出要一套称头的华服盖身，也该没有人会认为这小小的要求是过分或者虚荣了，比起今天我所身负的重任──实是在维系我们全族人的荣誉啊。这个时候，市场前方走来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曲线婀娜，教人充满无限美丽的遐想。她全身上下所散发出来的青春热力，霎时激起了我对肉体的渴望，一想起自己今晚即将死去，迷恋的念头就愈发强烈，一想到我的躯干快要枯萎，似乎就想见了嫩芽必将开始滋长。既然一直以来，“作为国王的侍从，我睁眼所见，我伸手所及，我心所欲，几乎未曾得到‘不’的答案”，更何况，一个一脚已经踏入坟墓的人，他所祈求的无论什么都不该受到阻挠，甚至需要祝福。于是我说：我要我的种子留下来，让它得以在此地继续生根，让“维系我生命的涌流，最后一次从这具肉体奔泻而出”以求最终极的欢愉享受，──唯有如此，我才能够轻装启程。“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害怕，我们的双手扭曲了世界往虚空之境漂流。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害怕，我们的双手扭曲了世界……”满足了活在世间的欲望，此时的我终能无牵无挂地撒手离去。鼓声已然奏鸣，吉时良辰已到，让我再最后望一眼我的市场、我的新娘吧。风儿已在后头缓缓吹送，风筝却能够不说──“麻烦你，越快越好”吗？风筝忽地感觉自己有些迫于无奈，只能随风飞起，舞起了一段庄严而慎重的舞蹈，但尽管天上的月光热熠，却怎么“找不到何处是我必须通过的天门”，我的步伐因为彷徨而异常地越来越沉重，“欲望的重量（对尘世的百般眷恋）落在我附着于大地的四肢之上”，双足深陷入新娘体内的生命之泉里难以自拔。不绝于耳的鼓声如雷声轰鸣，使意识陷入一阵恍惚，隐隐约约彷佛听见了“他们透过神圣的鼓声传话给我，要我准备妥当”。好啊，灵魂已经准备好了，可我尚滞留在人间的视线，却为何一再流连──瞧见了自己忧郁的新郎躯体，与生命被主宰之不可逆转？“他必须，必须向前航行这世界不会向后转动就是他，必须以睥睨之姿超越这个世界。”突然，“异邦人的阴影遮蔽了通往天门的路径”，一挥手抽走我犹豫不决的神经，他们的强行闯入正好顺利地阻止了这一切──鼓声、挽歌，和内心不可告人的贪生挣扎。我处境尴尬。我虽曾极力恢复赴死的意志，却及时被冰冷的手铐给压制住，──使我不禁尴尬而亵渎地妄想，难道，会是诸神的旨意吗？──“我必须吃世人的残羹剩饭……我是猎人的犬……我的双脚将踏进猫的呕吐物和老鼠的粪便”，却得以允许重拾我的肉身。可是，当又念及“我们死去的父亲（国王）在中途不断等待，却发现自己被背叛”，我蹲缩在异邦人的牢房里不时感到无尽愤恨，凭什么他们要来破坏我们约鲁巴人与祖灵的誓约，也羞耻于为何让他们野蛮地夺走了我的荣誉，更懊悔于当初一时逗留迷乱，使得原本连系着全族人的挤带竟被我一个人彻底切断？辜负了众人的期望，世界因此歪斜，“世界颠倒了它的自身”，我也因此丧失了作为一个父亲的荣誉。全身散发出一股懦弱、罪孽的恶臭，污秽不堪。儿子一夕之间变成了父亲，不甘受辱于是决定代替我履行职责──不！“诸神所要求的仅仅是枯死的大焦树”，何以祸害新枝？当年轻的躯体毅然决然地于众人面前倒下，而我──早已枯老腐败的树干！──怎还能苟且偷生留在这个世上，作一个专吃残羹剩饭的人？──“荣誉结束之际，也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刻来临”，我猛然抓起手上的铁链绞住自己，以最后的一丝气力仰天呼喊：“阿拉棻（我的国王），我的双足已寻觅到该走的道路。”一匹纯种马，于此跃然飞起。今年台北国际书展另一个焦点人物是，一九八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渥雷·索因卡（Akin-wandeOluwoleSoyinka）。六十九岁的索因卡首次到台北，他身着非洲图腾服饰，坦言赴台之前，下了工夫关注台湾政权交替和两岸关系。他说，让他惊讶的是，没有想象中的紧张气氛。索因卡在书展中发表的剧本《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狱中诗抄》中文版，引起台湾文化界关注。他的诗展现反独裁的人权主张，其中一句：在暴政面前保持缄默的人就死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索因卡的文学创作受到他的出生地约鲁巴（Yoruba）神话仪式和生活文化影响，也和他曾经是新闻记者、建筑工人、小店雇员、酒吧间打手、广播员的生活经验有关，他的一生除了文学创作，更以反独裁闻名，他曾说：“能动摇的唯一宗教，是人权。”索因卡持枪逼出真相索因卡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北非尼日利亚西部，一九五零年赴英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一九五七年毕业，任职伦敦皇家宫廷剧院，担任剧本编审。一九六零年返回尼日利亚，组织剧团，创建国家剧院﹔六五年，尼日利亚执政者败选，却利用电台广播谎称胜利。当时三十一岁的索因卡混进电台，持枪逼广播员说出实情，宣布真相，因而被捕入狱。索因卡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被囚禁期间，几乎完全被隔离监禁，没有纸笔，可是，他依然将心中所思所想，写在卫生纸、纸烟盒上。一九七二年汇集成册，发表《狱中诗抄》。这本诗集成为索因卡日后荣获一九八六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著作。索因卡目前在美国大西洋城爱莫瑞大学执教，仍常返回非洲，评论时事，但坚拒从政。他曾在课堂里介绍中国古典诗和小说，他认为，中国诗常在小地方见大意境，在潺潺小河里见大江的澎湃。索因卡与刚卸任的捷克文人总统哈维尔相熟，索因卡说：“一个作家要在文学创作与政治工作上选择是相当困难的，以往哈维尔从政，象征着所有从事文学的人这一族，不得不跳进狮子笼的这一族。”转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wZiJqIVYslicnpZKPV7nV0SvF8-Gu-R51uF59Q08BfKSitepPIrsh3QpZr9xzEreMq0t9QfxJu9jSI-8u-PbyhpRZwn0FO6Euy9eqdKc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