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家昇論著輯粹》书评

徐文堪谈冯家昇

按：下面的文字是徐文堪先生2012年9月发表在《上海书评》的文章《阿尔泰学人物杂谈》中有关冯家昇先生之部分。全文见：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9/9/858517.shtml冯家昇和魏特夫、德范克、门格斯　　冯家昇（1904-1970）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民族学和语文学家。他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4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讲师，并协同顾颉刚编辑《禹贡》半月刊。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了辽金史的研究。1937年应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之邀，赴美工作。两年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研究，然后又回图书馆工作。1947年离美返国，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先后任中科院考古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科院民族所研究员。1959年曾去前苏联考察。1970年“文革”期间在民族所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边疆和民族的考订工作，同年因病逝世。　　冯先生在美国十年，主要从事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继续研究辽史。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协助任教于该校的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教授编写《辽代社会史》。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由魏氏执笔；第二部分为资料汇编，主要由冯氏搜集甄选，并加注释。最后书以二人合写名义，于1949年用英文在费城出版（K.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Transactions.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 New York, 1949）。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著”（十六开本，752页，附书目和索引），对辽史研究而言，也是重要的参考书，至今还经常被人征引。魏氏对中国史的见解，基于风行一时的所谓“征服王朝论”。该学说从历史上把中国社会分为典型的中国社会和征服王朝的社会两大类，运用美国人类学家提倡的涵化论（theory of acculturation）分析征服王朝的社会文化关系，然后又拿辽作为征服王朝的典型，并且以此为基准，对其后的金、元、清诸朝进行考察。冯氏在解放后几乎没有提到过这部“巨著”以及相关的工作，很明显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书的“总论”部分已译成中文，收入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魏特夫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原是德国人，从1921年起，在莱比锡大学学汉学，1928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还写过戏剧作品。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和第三国际工作人员，自称精通马克思主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从事反对纳粹的活动，于1934年逃到英国，其后去了美国。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附秘密协议，划分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魏特夫极其反感和愤怒，从此走上反共反苏的道路。据传，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他与非美活动委员会有瓜葛，并参与诬陷著名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1957年，魏氏出版了一部专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他认为：东西方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关）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由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遍及全国的组织形式，形成最高的统治权力，君主专制由此而生，而中国就是这一形式的集中体现。这本书引起巨大争议，有人认为此书应被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严肃学者研读，甚至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称赞魏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另一方则认为书中内容失实，充满偏见，根本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只是标准的冷战产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同样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1990年和1994年还举行了两次专题讨论会，1997年出版了李祖德等主编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集了相关论文。　　魏特夫在写《辽代社会史》时还有一位重要助手，是美国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1911-2009）。他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中文原文核对译文，并对原文、附录和文献目录等进行统一处理。德氏出身贫寒，年轻时是激进的左派。他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位（中、日文），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来远东留学和从事研究，著有《沿着成吉思汗的足迹》等书。后来成为汉语教学和中文教材编写的专家，任夏威夷大学教授和美国中国语言教师协会会长。他很崇拜鲁迅，对中国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极为赞赏，与周有光（1905- 拼音方案主要起草者）先生是好朋友。德氏退休后全力从事汉英、英汉词典的编写，直至去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曾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引进过他主编的《ABC汉英词典》、《ABC汉英大词典》，在国内也有一些影响。　　冯氏在美国的第二项工作是研习古代维吾尔语文，为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创造条件。研究辽史需要有阿尔泰语和中亚语言的知识，这方面魏特夫主要向门格斯（K. H. Menges，1908-1999）博士请教。门氏原籍德国，这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是卓越的突厥学家，还是语言天才，据说熟悉三十种突厥语族语言、五种蒙古语族语言和六种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还能说、读和写大约二十四种语言，尤其精于俄语等斯拉夫语文。有关突厥学的研究文献，在当时英文的很少，大多是俄文、德文和匈牙利文的。冯先生就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向门氏学习了古突厥文和回鹘文。　　第三项工作，是大量阅读和摘抄有关火药的中外史料，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写出论文，确证火药是中国发明，然后向国外传播的。这是中国科技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详情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讲了。　　冯氏回国后，在1951年1月开始整理北京图书馆所藏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这部书是根据汉文本《玄奘传》翻译的，译者为回鹘僧人僧古萨里。写本原埋地下，约1930年前后出土，出土地点不明，出售写本的商人只说是南疆。其中一部分由地质学家袁复礼（1893-1987）教授在新疆考察时购得，携回北京，入藏北京图书馆，共242页；一部分由法国学者哈金（Joseph Hackin）在自叙利亚至北京途中购得，共8页，后交德国著名突厥学家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1901-1993）女士，今亦归北图收藏；还有一部分经伯希和介绍，由巴黎基美博物馆从商人处购得，共123页。整理这些残页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连一本较完备的回鹘文词典也没有，几乎无从着手，但冯氏尽了最大努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初步整理出头绪，写成长文《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中科院考古所在1953年作为《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一号印行，同时又把北图藏残页影印出版，大大便利了全世界的回鹘文研究者。以后冯氏又写了七篇考释回鹘文和古突厥文的文章。　　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 W. Radloff, 1837-1919）等关于古突厥碑铭的研究和考察成果公之于世后，在二十世纪早期引起我国学者的注意，如沈曾植（1850-1922）、王国维（1877-1927）等。王氏撰有《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载于《观堂集林》卷二十。对碑铭的突厥文部分进行翻译（通过英文、德文）则始于三十年代，先后有韩儒林、岑仲勉、王静如、朱延丰诸先生致力于此。陈寅恪先生是最早注意由俄国学者刊布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Yaruk）的中国学者（见《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6-257页）。冯家昇先生则是我国系统、深入研究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献的第一人。　　冯先生主攻历史学，语言学原来不是他的本行，也没有学过现代突厥语。关于冯氏在突厥学方面的成就，他的好友夏鼐先生作过中肯评价：“他由美归国后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便是考释古维文（回鹘文）的写本、刻本和文书……家昇同志是中年以后才搞古维文的。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寥寥几位学者攻古维文，在我国，当时还是一个缺门。家昇很用功，可惜他缺乏普通语言学的基础，未能掌握语言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他也不谙现代维语，不能利用现代维语以阐明古维文的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研究古维文的开创人，我们是不能过于求全责备的。”（《〈冯家昇论著辑粹〉跋》，见《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4页）。《维基百科》关于突厥学的条目，开列世界各国突厥学家名单，计一百数十人，中国学者有三人，即王国维、冯家昇、耿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