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文存》书评

（转载）透过“文存”镜照中国现代出版文化

文/散木作者的文章，尤其是学者的文章，往往会在某一时段汇编成册，以此作为其一个创作或思想阶段的总结和积累，至于名目，则常取为“文集”、“文辑”、“文丛”、“文选”、“文录”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一种特别的是叫“文存”。“文存”这个名称曾经十分火爆，那是中国现代出版史堪称丰收的时节，这种名目的出版不妨视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晶，其时最为称著的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位旗手的“文存”，即《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此后的“文存”出版，亦可谓随之大兴，即使是到了后“五四”时代亦时有新品问世。至于目下，随着“思想家淡出”和“学问家凸显”时代的到来，其遂渐成绝响。《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硕果，也是彼时中国思想界的标杆性存在。《独秀文存》最早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自出版始至10年之后已达10版，即从1922年初版至1934年出至第10版，是书收入陈独秀从1915年至1921年所写的文章273篇，全书分为“论文”（其中著名的有《文学革命论》、《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等）、“随感录”（较为著名的如《林纾的留声机器》、《太监与缠足》、《男女同校与议员》、《民主党与共产党》等），此外是“通信”。陈独秀曾在《自序》中称：“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于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这一番表白也是此后“文存”大量出现和存在的“充足理由”。《独秀文存》的序言是蔡元培撰写的，后来蔡回忆说：“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至于当年出版《独秀文存》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现在的读者很可能会误会它是一座图书馆，其实它是一个书局而已，老板汪孟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同乡，“亚东”也是汪听从了陈的建议而创办的。它最初因经销“五四”新文化运动营垒北大的书籍而立足于上海滩，陈独秀由蔡元培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更委托“亚东”为北大出版物在上海的总经销，而当时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如钱玄同、程演生、杨昌济、梁漱溟等的著作，也都交由“亚东”经销，甚至《新青年》也一直由其销售。后来陈独秀索性把《每周评论》、《新潮》这些北大的刊物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俨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此后，汪孟邹的“亚东”还与发轫之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联系（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后来还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1922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就是陈独秀让汪孟邹筹措纸张印刷并发行的，也是在那时，“亚东”出版了《独秀文存》（平装4册，精装2册）。彼时陈独秀是名噪一时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因此受到北洋政府的监视和忌恨，出版他的书显然是需要有一定胆量的。当然，当时也只能是在上海这种五光十色的半殖民地大城市才有这种可能。其时上海已然是中国出版业的中心，租界当局标榜“出版自由”，出版商也要追随时代潮流，虽说如此，就在编订了这部书的目录和陈独秀写毕《自序》时，陈独秀就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后经蔡元培、胡适、李石曾、李大钊等的援救，陈才被释放。不久《独秀文存》出版，汪原放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还是心有余悸，他说：“出《独秀文存》时，真是颤颤惊惊！他8月被捕，我们9月发排，11月出书，这是与政府顶风而上的，‘亚东’怎能不担心！”《独秀文存》第一次印了3000部，这在当时已经是惊人的数字，不及一月即销售一空，同年又加印3000部，此后随着作者的命运，这部《文存》跌宕起伏，也不知印了多少册。却说《独秀文存》的第一集所谈多涉及“五四”话语的民主与科学，其为时代潮流，而潮流所及庶几成为了“普适”的常识，也就但说无妨，但《独秀文存》拟印的第二集却是陈独秀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倾向之后的文章汇集，这就让“亚东”也为之束手了。于是《独秀文存》尽管是“畅销书”，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陈独秀却时常困于经济拮据，他是以稿费补贴一家的生活的，而稿费往往又是预支的，陈独秀就这样欠了“亚东”许多债。陈独秀落魄之后，特别是他被国民党关押之后，思及这笔欠债，狱中的陈独秀茶饭不香，于是他嘱咐探监的汪原放重印《独秀文存》以结账，汪原放遵其嘱，又重印了《独秀文存》，当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读者们阅读此时的这部《独秀文存》，已是别有风味了，不过，重印的《独秀文存》却因有了蔡元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序言而平添了凝重的色泽。当时蔡元培参与营救陈独秀，因此与杨杏佛共同受到国民党南京党部的严重警告（谓其“循于私情，曲加辩护，为反动张目”等等），但蔡仍然为《独秀文存》写序，还特地嘱咐“亚东”将其手迹以铜版影印，且加盖“孑民”的印章，以示郑重。一部《独秀文存》，由是可谓风雨如晦，从其1922年出版之后，印刷凡10次，发行则长达30年有余，期间作者本人则多次锒铛入狱，最后又在抗战时因贫病去世，但人虽然去了，书却长存，且一直属于“畅销书”，有人估计累计先后印至3万余部，直到1952年因全国搜查“托派”进而肃清“托派思想”而被查禁，又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终获解禁。如今，重印的《独秀文存》（由陈独秀家乡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外，更有了方便读者的《〈独秀文存〉选》（一为王观泉导读，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丛书之一，陈平原主编，第9种）等。同由“亚东”出版的，则是《胡适文存》。《胡适文存》第1集先由北大出版部于1921年出版，第2集则由亚东图书馆于1924年出版，第3集由亚东图书馆于1930年出版，此后有一《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是书后删省为《胡适文存》第4集，那是1953年由台北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了。这就是《胡适文存》的出版经过。其中，“亚东”也曾出版过《胡适文存》的初集（1921年12月，4卷4册），此后陆续出版了第2集（4卷）、第3集（9卷），至于何以取名为“文存”，胡适在《自序》中解释说：这“是我这十年来的文章，因为有好几篇不曾收入，故名为《文存》”，其中，可分为“论文学的文”、“带点讲学性质的文章”以及“杂文”，大多数都是已经发表过的。胡适编这部书比较省心，因为文章是由“亚东”的伙计们在平时收集起来的，最后交由胡适审阅，然后编好目录就印行了。《胡适论学近著》的出版，据胡适解释，是“因为有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在这个时候不便收集印行”，所以抽取出学术性质的部分，后来才重新归入《胡适文存》。4集《胡适文存》收入了胡适在1949年以前的诸多重要论著，它也是胡适学术研究中的精华篇章，从出版到再版，不知凡几，其影响也就不可小视。陈西滢（陈源）在1927年撰文推选“新文学”的十部杰作，列于首位的就是《胡适文存》，此后一直到沧桑鼎革，胡适仓皇离去，随即“清算”胡适思想，这部《文存》也就无处可觅了。一晃，应了毛泽东的话，对胡适的批判，是“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然而不及21世纪，就在胡适批判运动的25年之后，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1979年开始，时值“五四运动”60周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口号的呼唤下，当年那个胡适也被重新提了出来。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率先在内部印行了《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这两册“内部发行”的胡适文选（下册即是胡适英文口述、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的自传》）随即成为人们久违的“畅销书”，而在此之前，商务印书馆亦开始酝酿《胡适文存》的重新出版，但这一出版计划却遭到了当时主管者的反对，以致《胡适文存》几度已经排好版和出了校样，最后仍然被叫停。时间到了1986年，重新提出开启“现代化”建设，学界也是风生水起，不过，学界却不能方便地读到当年胡适的文字，如当时陈平原在北大读博士，导师是王瑶先生，他们共同研究和撰写《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陈平原不得不四处搜集胡适的著作，好在“得来全不费工夫”，至今让他仍然感到得意的，是他在中国书店花300元买到了当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胡适文存》3集12册，再后来，胡适家乡的安徽黄山书社，用简体横批重新出版了《胡适文存》。如今，阅读胡适的文字已不再是难事了，现在岂止《文存》，是《全集》也已有了。却说胡适著作的各种版本之中，有一《胡适早年文存》，由周质平编选，台湾远流出版社1995年出版，其中收录了胡适1906年到1909年在《竞业旬报》发表的文字和他1910 年到1915年在《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的文章，这是研究胡适早期思想的重要材料了。《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这一对姊妹出版物，透过它们的命运，可以展示中国现代出版史和思想史的丰富画面。其它民国时期“文存”在民国“文存”大兴之时，所谓林林总总，其俨然是检阅民国思想和学术的一队排兵。“文存”首推思想家，如《师复文存》，是中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刘）师复的作品。其时思想家和学者相合，可谓大气淋漓，一身集思想家、学者、教育家乃至文人者，不可胜数，因此，其“文存”遂呈繁盛之状，如《孟邻文存》（蒋梦麟）、《杨杏佛文存》、《谦之文存》（朱谦之）、《楚伧文存》（叶楚伧）、《孟和文存》（陶孟和）等，所谓不绝如缕。上述“文存”各有其学术背景，如陶孟和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和北平社会调查所，曾主持多项社会调查，因此他的《文存》中的文章多为讨论中国社会问题并体现出“通过调查改革社会”的主张，也较集中地突显了其关注社会底层问题的一贯主张。再如《唐钺文存》，唐钺是中国心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文存》的主旨是“潜心于科学分析之术，以探讨事实为的”，关于取名为“文存”，其云：“‘文存’的名称并不是20世纪的中国才有的，所以并不新鲜，虽则有些人认为新鲜，这两个字到了此时已经沾上了好些不相干的联想。”这或许是说当时的“文存”，已经让人有很多“联想”了。这所谓“联想”，可能就不是作“高头讲章”或取“正襟危坐”姿态来看视之了。换言之，“文存”也是百花齐放、千姿百态了。其时的“文存”，未必皆有思想或学术的“沉重”，它可能是“养心”或“养眼”的轻松读物，这如章衣萍的《衣萍文存》（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出版初集，天下书店1947年出版二集），如其所自言（《自序》），所以名为“文存”，“这并没有冒牌《胡适文存》的意思，他老人家的文章，大都是说理的文字居多，而我的文章乃大半是抒情的，就是说理的文字也带些抒情的影子。这册小书，是为青年而选的。我希望这小书可作为学校国文补充读本，不，就是自修也可以的，我的文字似乎觉得还有一点迷力，不至于使读的人讨厌。我以为写文章同抽香烟一样，是一种嗜好。能够写文章写成瘾，文章也就可以写好了。许多人不明白这种道理，以为写文章同吃药一样，应该耐得苦。本来吃药也不是坏事，但是耐苦究竟拂人之性，我们要文章写得好，应该是有一点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沉醉的精神。许多学校的作文所以教不好，就是因为他们那些教员不知道教学生乐于作文，而是教学生苦于作文。试想，教师出一些干燥的题目，例如我们徽州至今还有荒谬的校长出‘学而时习之’等的题目，学生怎样能欢迎呢?出题目作文，不是好法子，在讲堂上作文，也不是好法子。是我们要学生喜欢作文，要学生把文章做的好，应该养成学生一些文学趣味。自由读书、自由作文，不，也要有一点限制，就是注意学生的思想不致腐败，堕废，而且有毒。我是绩溪人，我的家乡多山，正如铁民所说，‘家家都能开门见山，——山是秀丽的山，几乎每座山上都有花，有树，有泉，有石，有岩，有谷，有岗，有壑，有种种清脆的鸟声，不平庸，也不怪癖。’他又说，‘绩溪的水，更可爱了。那样的明净，那样的灵动，那涟漪，那涓涓的微波，任谁见了都会陶醉的吧。’是的，我的文章，如果有一点好处，那是我们美丽的山川给我的，虽然我已经十四年不回家了。”以《桃色的衣裳》和《情书一束》大名爆起的章衣萍，他的“文存”就不是“说理”似的沉重和吃紧，而是率真大胆、自然有趣，也就是说是讲性情的，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存”，也就当然归于“畅销书”了。民国时期出版的“文存”，比较特殊的是报人的“文存”。一般地说，报人的文章，是“断烂报章”，是只有时效性而无学术性的，其实这是不对的。报人的文字，虽然没有思想家和学者那样严谨和缜密，也没有文人那样富于情趣和可读性，却是时代的呼声和呐喊，以及社会的彰显。民国大报，首推《大公报》，则《大公报》有两部《文存》，一为《季鸾文存》，一为《芸生文存》。张季鸾、王芸生，是《大公报》的两枝大笔，也是这张报纸的灵魂，以及民国新闻界的代表。1944年11月，张季鸾逝世3年之后，《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存世的惟一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于当时是抗战比较艰难的时期，书是由土纸印刷的，字体也很小，难以辨认，但是其价值却不菲，因是此书在初版之后，又多次被重印和再版，最近的是1989年上海书店的影印版。《芸生文存》后来又有第2集的《由统一到抗战》，可惜至今尚未见有再版。民国的“文存”属于女子的并不多见，有之则当属《没累文存》，其为杨没累女士的遗著，由其恋人朱谦之编选，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出版。提起杨没累，可能许多人惘然不识了，不过，说起丁玲笔下描绘的若干女子形象（如“莎菲”的女伴“毓芳”的原型，就是其人了）。也是在“五四”那个时节，有多少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在憧憬着未来，渴望“新生活”和“新世界”，他们开始试验、探险，“新村”、“少年中国”、“工读互助团”等等，其中很多人检视和反省人类的枷锁，视国家、家庭、婚姻等为渊薮，于是竞相宣誓不结婚等，朱、杨两位，就过起了柏拉图式的同居生活，这个所谓“同居”，是非婚方式的，两人谈论理想和事业，却没有凡人的一面。杨女士曾是学者郑天挺先生的高足，对乐律很有研究，可惜因为肺病31岁就去世了，此前丁玲曾亲见了这两位在西湖葛岭山下实践“吟风弄月，傍花随柳，一方面和社会政治隔绝，一方面与爱人默默俱化”的人间仙境的生活经过，而一部《没累文存》，正是其写照。欲识“五四”青年，最好将《谦之文存》与《没累文存》并读，彼时北大的朱谦之一如众多青年才俊，在思想上取无政府主义，他和黄凌霜、巴金等皆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朱谦之是其密友，然而两人的思想，后来却大相径庭，由是也见出其《文存》的思想史价值了。晚近出版的“文存”晚近出版的“文存”，时过境迁，已大多成为文集之属。这其中，有中共历史人物《萧楚女文存》以及烈士和作家的《邱东平文存》等，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如《王实味文存》。此外，则多属作家、学者的“文存”—— 李敖、王蒙、王小波、杨义、龚育之……不胜枚举。有以室名命名的，如《铢庵文存》（瞿兑之）、《来燕榭文存》（黄裳）、《清园文存》（王元化）、《冬青书屋文存》（卞孝萱）等等。

荣辱沉浮九十年

荣辱沉浮九十年——评外文出版社影印版《独秀文存》常楠1922年11月，一部名叫《独秀文存》的著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首印三千部在不到一月内即销售一空。在之后的三十年里，《独秀文存》累计印刷十次，共计印行三万两千册，这在当时的读书人甚少的中国来说，已经算是难能可贵的畅销书了。到了1952年的12月，上海突然查封了出版《独秀文存》的亚东图书馆，而《独秀文存》也随之被禁。直到又一个三十年后的的八十年代初，《独秀文存》才得以解禁面世。在解禁之后的再一个三十年里，《独秀文存》却不复往日的辉煌，仅在1987年、1990年和1999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延边人民出版社重印过三次，由民国时期的畅销书变为了共和国时期的参考资料。2013年7月，在经历了九十年来的大起大落之后，《独秀文存》终于由外文出版社影印出版，重新复原了它在民国时期的风采和精神面貌。那么，这是怎样的一部著作，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提到《独秀文存》，就不能不说到它的作者——陈独秀，一个中国文化史和中共党史都无法漠视回避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诸子之中：思想最深邃、创作最出色的当属鲁迅，态度最平和、持论最公允的要算胡适，但经历最传奇、最富于人格魅力的，却非陈独秀莫属。在六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中，陈独秀起起伏伏，既有着亲身参与了辛亥革命、反袁斗争，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还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荣耀，又有着五次被捕、坐牢五年、被看作右倾机会主义主义者撤职和被当作托派开除出党的黯然。无论是在陈独秀生前还是在他1942年因贫病客死在四川江津之后，有关他的评价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作为陈独秀生前唯一结集出版的文集《独秀文存》，也随着陈独秀身份地位的变化，在初版后的九十年里历经浮沉荣辱，至今让人感叹不已。《独秀文存》收录了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一年间所写的论文、随感、通信共计六十万言，而这，只是陈独秀漫长写作生涯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却在陈独秀的思想演变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见证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前后的心路历程。是时，陈独秀正处于人生的鼎盛时期，充满了作为学者的虔诚和作为革命者的豪情：“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种殉道者般的热情，在当时影响了无数的青年学子与革命志士，却无法改变陈独秀被排斥、被驱逐、被边缘化的命运。书如其人，作为陈独秀早年思想遗存的《独秀文存》，也因作者身份的不断变化，经历了畅销、被禁、被冷落和被重新发现的不同阶段，因而沾染上了一抹难以言尽的悲剧色彩。在皇皇六十万言的《独秀文存》中，陈独秀充分展示了他作为学者博学多思的一面：他的视角，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到社会革命、一次大战、朝鲜独立和马列主义，小到文学革命、文字改革、平民教育和世界语，无不在陈独秀所关注的范围之内。但陈独秀又远非游离于社会之外、端坐于书斋之中的一般学者所能比拟，他的政论、文论、随感乃至信札，饱含着剑一般的锐利和火一般的激情，其慷慨雄辩之风，当世并无二者：“政府对于山东问题，是何等软弱退让！对于南方的八条要求，是何等强硬拒绝！难道国家的利权，尽可以让给外国，却断断不可让给自家吗？请问政府当局是什么肺肝？”其爱国之心和用世之意，由此卓然可见。也正是在强烈的爱国之心和用世之意的驱动下，陈独秀放弃了北大教授的优越地位，走向了前途未卜的职业革命家之旅。这其间的功过是非，自留待后人评说，然而陈独秀由此展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和魄力，仍然令人钦佩敬仰。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们历史观念的演进，笼罩在陈独秀身上的政治迷雾被一层层地剥开，一个真实而鲜活的陈独秀逐渐向人们走来，他不再是被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再是被驱逐流放的托洛斯基分子，甚至也不再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只是一个学者型的革命者。学问和革命，是贯穿他人生的两大主题。陈独秀生前和身后的遭遇坎坷，只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和中共党史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进行的苦苦挣扎和上下求索。而作为陈独秀著作的《独秀文存》，也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几度风云变幻，最终得以回归本来面目与读者见面。这九十年来的斗转星移，又岂是“沧桑”二字所能话尽！悲哉，陈独秀！伟哉，《独秀文存》！

（转载）龙性岂能驯

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 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 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 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 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 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 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 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 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 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 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 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 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 《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 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 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 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8年之后，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 理解并操作的。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 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 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 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 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 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 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 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 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文/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