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世界.时代-值得我们关注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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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日本•世界•时代•值得我们关注的若干问题》是作者精心选编的论文集选，主要从中日关系尤其是经济和环境社会等角度加以讨论，对于当时、现在以及今后中日经贸的发展以及中国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独到的论述，很有启迪借鉴意义。

书籍目录

序（1）第一篇环境、人口、移民问题气候问题的辩证法（）从日本看世界——日本的人口问题：老龄化与少子化（）从日本看世界——日本的移民问题（）第二篇科技革命 日本技术进步的辩证法（）科学技术发展与中日经济关系（）有日本特色的“世界工厂”（）“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赴日考察观感（）日本新技术革命考察报告（）第三篇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 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前因后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因素（）日本：战略的贫困（）第四篇中美关系 中美博弈的辩证解析（）坚持和平发展，顺应世界潮流——冷静观察和沉着应对美国战略东移（）第五篇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建立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与中日关系的现实（）回顾中日经济关系历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从古代到现代：日本人的历史观与亚洲观（）第六篇日本经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日本的土地问题（）日本的粮食问题（）

编辑推荐

《日本•世界•时代•值得我们关注的若干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

前言

我这本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金色九月，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然而，本应庆贺“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的政治气氛却与自然的景色极不协调，由石原慎太郎发起、被野田内阁巧妙地加以利用的所谓“购买”钓鱼岛的闹剧，使中日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呈现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景象。不久前，韩国总统李明博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面时表示，日本正在走向极右主义。这话看来是有根据的。比如，鼓吹“日本应拥有核武器”的极右分子、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居然能在日本赢得广泛的支持和喝彩；日本政府在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问题上坚持错误立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提出挑战；石原慎太郎近日狂妄地声称中国海监船有部分“入侵日本领海”，日本不妨对中方说：  “敢来就砍”；此外，右翼政客在竞选纲领中争先恐后地提出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改编成“国防军”等右翼主张。从2010年4月以来，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就利用钓鱼岛问题兴风作浪，先是在2009年“全国知事会议”上痛骂主张“尖阁诸岛归属(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还要同中国商量”的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是“混蛋总理”，打出了推倒鸠山政权的第一拳，在接替鸠山上台的菅直人内阁时期，于2010年9月发生所谓“撞船事件”后，石原在2011年3月声称：“如果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不敢侵犯尖阁群岛。”2012年4月，石原在美国华盛顿凭着“在日美军事同盟的刺刀下叫板”的醉人幻觉，悍然宣称要“‘购买’钓鱼岛”，并狂言“如果中国反对(购岛)，无异于宣战”，明确地显示出石原慎太郎就是要把中日关系推向战争状态。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通过在钓鱼岛问题上兴风作浪，在日本国内煽起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煽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极度不满，令人想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前，欧洲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头目正是利用民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极度不满，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登上政治舞台，进而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将世界推入空前的灾难深渊。李明博警告说“日本正在走向极右主义”，他用了“走向”两个字，可以理解为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在周边岛屿问题上向中国、韩国、俄罗斯发难，正是日本走向极右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石原慎太郎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是为他自己或某些具有“一呼百应”的政治强势的极右分子夺取政权进行铺垫，填好土壤，而一旦强势的极右分子登上政治前台，什么修改和平宪法，什么组建“国防军”，什么拥有核武器等极右主张将可能一一兑现，在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中也必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从而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造成严重的威胁，也必将使我们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斗争更加复杂、更加艰巨。坚决阻止日本走向好战的极右主义导致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定遭到破坏，这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共同责任。美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需要，竟采取纵容日本极右主义发展的谋略，淡化了美日军事同盟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瓶塞”作用，还在华盛顿为主张拥有核武器的石原慎太郎提供宣称“买岛”、向中国“宣战”的舞台，其一系列行为有悖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立场，有悖于全世界人民保护自身的生存发展环境的殷切期望，是到了应该刹车的时候了!作为日本问题研究者，面对中日关系的新形势、新问题，更加感到肩上责任之重大，可以说，日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了。这本《文集》收入了我自1983年改行搞日本问题研究以来的部分成果，既有关于日本问题、中日关系的文章，也有关于环境问题、科技革命乃至中美关系的文章，似乎是超越了日本问题研究的领域，然而，这恰恰说明所谓“日本问题”不是孤立的，研究日本问题必然促使我们去关注世界，关注时代，日本是“世界中的日本”，也是“时代中的日本”，因此我们不能不把日本放在世界之中、放在时代之中来进行研究。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文集》出版所给予的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王茵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叶琳同志对《文集》的精心编辑、整理和指正。作者谨识2012年9月25日

内容概要

冯昭奎，男，1940年8月出生于浙江慈溪，是冯宾符之子。1965年毕业干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5—1983年从事有关电子技术的研究工作及下放劳动锻炼。1983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章节摘录

中美博弈的辩证解析中美两国既相互需要，又相互防范；两国关系既有合作共赢一面，也有竞争博弈一面。这两面仿佛“跷跷板”，有时合作共赢一面凸显出来，有时竞争博弈一面翘得很高。2011年下半年以来，奥巴马总统高调宣布将战略重点移向亚太地区，表明亚太地区对美战略重要性超过了中东和欧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国则成为亚太的重中之重；当然，美国“重返亚太”，并非意味着在战略上不再重视一些关键地区，例如美国会继续重视中东地区，因为这里是中国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尽管随着北美洲国家非传统石油（油砂、页岩）开采能力的增强，使得中东地区不再是美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地，但控制中东依然能够掌控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能源供应，进而控制其经济命脉，换句话说，重视中东也是“重返亚太”的战略需要。 2012年3月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方正寻求在亚洲及中东建立与欧洲类似的导弹防御系统”；同年4月首批约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在中国“战略后院”增强美军存在。这一系列事实再加上“大选之年”，美国政治家拿中国说事的嗜好相比四年前又达到了新的高度，令人感到中美间的竞争博弈一面翘得有些高，美国的外交攻势有些猛，甚至引起了有些人认为中美关系将成为对抗性关系甚至发生军事冲突的过度悲观的解读。例如，李侃如认为“15年后中美关系将是对抗性的，这将导致军费开支大幅增加，乃至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参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0330chinalieberthalchinesepdf。然而，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在访美期间同奥巴马总统就共同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成功访美，进一步落实了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上述共识，加上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势头十分强劲（2011年两国贸易额突破4400亿美元），这些事实又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两国合作共赢的一面。其实，中美博弈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矛盾的过程。一中美博弈多维展开从世界、亚太到科技、经济、文化、网络……中美博弈正在多维度的棋盘上展开。（一）中美在世界大棋盘上博弈，因此不能不关注整个世界格局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首先是中国等金砖国家正在相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GDP已于2010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其制造业产值、出口、固定投资等多项经济指标已赶上美国，其军费开支已居世界前列。如果设定中国GDP增速的年率为775%，美国为25%，在2018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如果中国的实际GDP增速降至5%，那么直至2021年中国也不可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中国的军费开支如保持现有增长水平，在2025年将赶上美国（以上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预测）。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228/5354751html美国作为一个霸气十足的国家，显然不能容忍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超越美国，更不能容忍中国大力提升海空作战能力，进而获得阻止美国军事力量接近西太平洋沿岸的“反介入能力”。再看看美国的实力。从纵向变化看，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使美国得以解除了最大军事威胁，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状态，又使美国在经济上的挑战者也趋于消失，通过坐收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在1990年、1991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8年美国国防开支均为负增长，国防开支从占GDP的52%降到了3%以下。参见《1940—2014年美国国防支出(军费)总额及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例一览》， wwwbook118com/junshi/sort0634/136221html。 和引领信息技术革命大潮，美国实现了私营部门的兴盛和经济持续的繁荣，走过了一段国运国力的上升期。然而，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和平红利时代结束了，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了两场战争，连年实施穷兵黩武政策，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在2002年、2003年、2004年、2009年美国国防开支增长均达两位数，国防开支从占GDP的30%升到了48%。参见《1940—2014年美国国防支出(军费)总额及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例一览》， wwwbook118com/junshi/sort0634/136221html。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很不景气，贫富差距畸形扩大的根本制度也受到全世界的质疑，从而使美国作为世界事务的“领导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受到削弱，美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国运国力的衰落期（但是否将一直衰落下去尚难预测）。随着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兴起，今后一二十年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左右世界大势，在更长的时期世界多极化前景亦将日趋明朗。GDP规模不完全等于国家实力，不管中国GDP是否将达到“世界第一”，从横向比较看，今后几十年美国仍将是唯一超级大国，仍将是占据全球权力巅峰的“领导者”，其主要原因有：（1）以人均GDP等指标体现的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将长期大大领先于中国；（2）今后十年美国的人口结构将比中国和欧元区都更年轻；（3）美国凭借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教育、美元霸权及“美债安全”神话，不断从全球招揽人才，吸引财富，接纳富有移民，借以继续加大其在人才资源和实际财富等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差距；（4）美国的铁杆盟友、军事基地、企业和资本遍及全球；（5）通过开发页岩气、节能环保等能源技术革新，2011年美国62年来首次成为石油净出口国，预计在2016年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二）中美在亚太地区博弈惯于斗志高昂地不断制造对手和敌人的美国，通过巧妙利用我国与某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和海洋划界分歧等矛盾，加强加深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的军事同盟国的合作，与菲律宾和新加坡强化军事联系，并极力拉拢越南、印度等所谓“友好国家”，通过“拉帮结派”增大其总体军事战略力量，还在经济方面推进被认为有意“遏制、孤立中国”的所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美国很清楚，对于中国来说，周边弄好了可成为我们“一心一意奔小康”的友好“护栏”，弄不好也可能成为牵制我国发展的“围慑圈”。然而，美国越是期待中国“四面树敌”，我们越是要反其道行之，不把某些周边小国仅仅看做是美国博弈中国的“棋子”，不上某些南海声索国及日本频频施展的“激将法”、“激怒法”的圈套，而应努力“四面保友争友”，不让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施展的离间计得逞，避免将周边国家推向美国全球战略的怀抱。 我们应该关注到正是日本、韩国、印度等周边国家在不同时期相继崛起，并与中国崛起一道正在开创比15世纪欧洲复兴更加广泛而深刻的亚洲复兴新时代。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存在着与外来者无关的“我们之间的问题”，“我们”在维护周边环境稳定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我们”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深化，这既包括东盟加中日韩、中国加东盟的以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合作正在不断发展和深化；也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与亚洲以外的两个新兴国家（巴西、南非）正在积极推动“金砖国家致力于全球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伙伴关系”，并成为推动世界发展合作变革的重要力量。当然，也需看到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在发展上存在着相互竞争和嫉妒的心理，在安全上存在着相互防范和牵制的意图，中国与某些邻近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岛屿主权与海域划界的争端。为此，我们应在不同维度的周边外交棋盘上扎扎实实做好做足“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功课，在有效抵制和排除外来势力插手的同时，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好领土和海域的争端。中国台湾地区是中美博弈的一个重要棋子。长期以来，美国处心积虑地利用这个棋子来遏制中国崛起，它当然不会主动放弃台湾地区，而最终迫使美国放弃这个棋子，只能靠我们自己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巧妙结合。台湾问题虽然不是外交，却是近十年来我国在处理周边地区事务中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亮点（当然要实现统一大业依然任重道远），其中一些做法，如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重视运用软实力引导整个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在解决问题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采取稳中求进的策略等，对处理周边外交问题也会有所启示。俄罗斯是我国在北方的巨大邻国，中俄之间在能源供应、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和广阔的合作空间，作为“金砖国家”的两个主要成员，中俄已经在很多国际事务中发出了共同的声音和主张，今后也将会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乃至安全领域进行联手。但是，我国不宜改变一贯坚持的不结盟政策，期待重建与北方强国的军事结盟以对抗美国，或甚至想象“回归”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与美日同盟对峙的局面。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当今中俄之间显然缺乏持久的共同的安全利益、相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深厚的战略互信等军事结盟所必需的政治基础，尤其是中、俄两国不存在“共同对抗”美国的愿景，而美国将战略重心从曾经是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的欧洲转移到了亚洲，就是将所要针对的目标从“苏联”转移到中国，这意味着美国不会提供给中、俄以军事结盟的依据（即美国成为中俄的“共同威胁”），显然，只有对付“共同威胁”的需要，才是军事结盟的生命力之所在。（三）中美在日益勃兴的新科技革命中博弈科技力量越来越成为一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乃至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我们必须改变仅仅以GDP和军费多少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浅薄认识，基于对现代科技发展前沿的精准把握来判断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几代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把国家安全“建立在先进科技的基础上”，在他们的“保险柜里要有比对手先进几十年的武器蓝图”，苏恩泽：《综合：军事学的传统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7日。同时美国的武器装备中使用着大量的日本的“军民两用技术”。换句话说，我国在科技上面对的是分别拥有世界顶尖军事技术和顶尖民用技术的美日之间的“技术联盟”，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日本《呼声》2012年5月号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说，“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日本主要原因为两点：一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中国产业不可缺少的高质量的产品；二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如今在中国空前的建筑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年均使用时间高达3000小时，只有日本造的机械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均工作时间也高达3500小时，只有日本生产的机床能保证连续五年性能不变。”“日本生产的汽车用钢板质量世界第一，不用这种钢板的汽车就根本没有销路；没有日本钢铁的支持，中国的汽车厂家就没法生存；建筑用H钢的对华出口价比日本国内高20%，但中方却不得不买，因为没有这种钢，中国的建筑公司就无法保障高层建筑骨架的安全。”“占中国对美国出口80%的商品，都是打入中国的美国企业制造的；只要美国切断中国对美国消费品出口渠道，那么中国就难以维持其经济增长。”长谷川庆太郎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有中国学者评论说，这篇文章充满了日本人的傲气，但他所说的基本上却是事实，这些话听来刺耳，但值得我们警觉、深思和反省：为什么我们能生产2亿多吨粗钢，却要长期大量进口各种特种钢材？为什么人家几十年前就造出而我们至今还造不出大型客机？为什么那么多的建筑自己拿不出像样的设计而要请外国人来？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物质、技术和财力基础，只要再有自力自强的精神，拿出当年研制“两弹一星”和前不久“神舟飞船”上天的劲头，相信很多难题都可以攻克。人们希望今后不要老听到诸如“人家只愿意卖给我们设备，不愿意提供技术”、“某某国家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某某组织没有批准对华技术转让条款”、“某某国家在技术上对我们留一手”等怨天尤人的话。人家有，你没有，人家当然要拿你一把，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再说，抱怨又有什么用呢？国人在技术上应少抱怨多自立才对。blogautoifengcom/article/1106413html。这个美日乃至欧日“技术联盟”将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有30多个国家加入的《瓦森纳协定》的军事技术封锁。《瓦森纳协定》又称“瓦森纳安排机制”，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 (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s and Technologies)。尽管“瓦森纳安排”规定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发放敏感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并在自愿基础上向“安排”其他成员国通报有关信息，但“安排”实际上完全受美国控制。当“瓦森纳安排” 某一国家拟向中国出口某项高技术时，美国甚至直接出面干涉，如捷克拟向中国出口“无源雷达设备”时，美便向捷克施加压力，迫使捷克停止这项交易。“瓦森纳安排”现有33个成员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英国、美国(以上17国为原“巴统”成员国)、阿根廷、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芬兰、匈牙利、爱尔兰、新西兰、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韩国、瑞典、瑞士、乌克兰。 这意味着：第一，当今处于科技革命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页。因此我们必须把宝贵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最先进高精尖武器的核心技术，加强武器技术乃至武器概念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说：“武器研发将基于新的物理原理，包括定向能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波能武器、基因武器、心理武器等， 是2011年至2020年度国家武器采购计划的一部分。”“Russia targets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expanded weapons plan”，http://jdwjanescom/public/jdw/europehtml，3-Apr-2012。 的创新，努力打破“瓦森纳国家群”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同时减少资源被消耗在购置大量“几年不用就变成难以处理的垃圾”的二三流武器上；当今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很快，比如一架价值高达几千万美元的最先进的战斗机，其技术寿命也只有5—8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几千架一次也未参战过的旧式战斗机被抛弃在美国的亚利桑那沙漠中的巨大空军基地里，全成了难以处置的废物（日本科学者会议编《SDI》，大月书店1987年版，第185页），如今，如何处理废旧核武器成为在冷战时期大搞军备竞赛的美国、俄罗斯的沉重负担（目前大约有30艘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退役的潜艇仍然停泊在远东的一些港口。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方面就有两种担心，一是这些废旧潜艇会污染海洋，二是艇上的核材料将被偷盗）。也不宜与美国“在西太平洋‘比军舰’”Robert E Kelly，“How China could counter Obamas Asia ‘pivot’”，globalpublicsquareblogs cnn com/2012/04/05。第二，清醒地认识彼我力量对比，在我们的尖端武器技术还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欧盟估计我们落后起码20年）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宜慎之又慎，以免陷入被动境地。第三，要拼命发展最先进的国防科技，避免在不同层次上与能够获取更先进武器技术的国家开展消耗型的军备竞赛（过于注重军备的数量，引进或制造二三流的武器装备），因为这样的“竞赛”只会刺激周边国家，可能造成我国被拥有更先进武器技术的国家群“包围”的不利局面。总之，要使“不懂科技，就不懂战争”等观念深入人心。简而言之，战略就是“实力与意图的对话”。战略制定者必须对现代科技具有深刻理解，才能对彼我总体实力对比做出准确判断，使战略成为“己学”和“彼学”、“力量”与“意图”的高度融合。（四）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博弈201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韩FTA批准后曾说：“经济就是战争”，“为了对抗中国，不能只靠军事力量，必须靠经济进行战斗，经济也是战争的一个手段！”转引自菅沼光弘この国の不都合な真実—日本はなぜここまで劣化したのか？徳間書店2012年版。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本身的‘本源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211页。历史证明，经济活动是战争产生的最终根源；经济利益是战争追求的最终目的；经济力量是战争行动的物质基础。我们绝不能低估希拉里所说的“经济就是战争”这句话的分量，其中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经济摩擦之激烈，完全可以将之形容为“战争”（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贸易摩擦经常被称为“战争”）；其二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其终极原因仍在于“经济”。现在美国为了维持“世界领导国”的地位，正在像20世纪80年代遏制和打压日本经济那样来遏制和打压中国经济，也不能排除美国为了经济利益而采取“曲线暴力”（即挑动其他国家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手段在中国的周边引爆战争。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也会兼顾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中美经济的密切联系（中国既为美国提供廉价商品，也为美国提供债务以便消费这些商品，不过中国提供给美国的商品大部分是由进入中国的美国独资或中美合资企业制造的），既注意避免打压中国经济伤及自身，又企图减少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削弱中国对美国“打经济牌”的分量和增强美国对中国“打经济牌”的分量）。实际上，中美在人民币汇率、商品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经济领域的“战争”正在成为中美博弈的“平时主战场”。另一场更加深刻的“中美战争”正在文化领域展开，诚如丁刚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美国人看什么电影我们就跟着看，美国人读什么书我们就跟着读，美国人吃什么保健品我们就跟着吃，美国流行什么服装我们就跟着穿……乔丹、麦当娜、惠特尼成了新一代的偶像。当伴随着可口可乐、肯德基和麦当劳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开始成为这个社会最活跃的力量的时候，像美国人一样开大吉普、住大房子、崇尚名牌也就成了一种时髦。美国的今天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就是我们的明天。”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也绝不可能是美国化”，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将“脱美国化”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而“提出‘脱美国化’并不是要提倡一种反美的理念。实际上，在某些领域，中国越是美国化，就越是会更多地与美国出现矛盾和冲突，因为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势必会在许多方面成为美国的对手”。丁刚：《脱美国化，中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环球时报》2005年11月11日。中国要“脱美国化”，在很多方面仍然要重视战后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五）中美在信息网络化空间博弈美国把运用信息技术服务于美国外交，在全球范围推广互联网自由作为“21世纪的治国方略”，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56619html并已于2011年发布首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还要组建网络作战部队，这不能不引起有关国家的高度关注，特别是网络安全问题正在中美关系当中日益凸显，并严重影响着双方对威胁的理解。彼得·W辛格：《中美应避免网络领域新冷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2012年2月26日。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微博等的日益普及，老百姓对外交的关注日益增强，但老百姓对外交战略性和技术性问题可能不完全了解，因而容易出现情绪化、非理性化倾向。而决策者不仅不应该为一般民众、媒体乃至学者的情绪化、非理性化所左右，而且应该对之加以积极引导，以便不受或少受这“两化”压力，理性沉着冷静地应对棋局。总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经历“战争多元化” 时代，需要充分发掘国家的软实力资源，使之形成为现实软实力，以对付“多元化战争”。而所谓软实力就是能够做到“不战而胜”的国家力量，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博弈的对手学习，比如约瑟夫·奈就认识到：“美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是21世纪拥有最充分资源供应的超级大国，而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政治经济环境，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Joseph S Nye,Jr, “Soft Power”,Foreign Policy, No80, Twentieth Anniversary (Autumn, 1990), p155。从美国的外交实践看，比如它在使日本“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方面就做得很成功。二中美博弈内外相连中美在各自特殊时期博弈。处在改革攻坚期的中国和处在大选之年又遭遇长期经济困难的美国，都对外部环境变化十分敏感，都缺乏自信，更不信任对方，从而造成两国战略互信的巨大“赤字”。两国国内影响外交的因素也日趋多元、复杂。这意味着中美矛盾是与两国各自的国内矛盾（内因）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围绕如何对待对方国家、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各自国内都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与矛盾，换句话说，就中美矛盾而言，两国自身也是形成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比如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是“各种参与者讨价还价和妥协的过程”，“最后的决定很可能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最佳的”。“总统权力不仅受行政部门内各机构的制约，还受国会、政党、利益集团、公众舆论等多种强大因素的制约。有时候总统不得不妥协；有时候总统说了也不算。”“这种情况导致本应立足于整个国家利益的美国对华政策，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却受到代表局部利益的集团和有权势人物的影响和制约。”参见周琪《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同样，在中国，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的国内因素也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随着中国政治走向成熟，“领导人在全国范围内已无法再依靠超长期掌权甚或个人崇拜获得绝对权威”。 “自胡锦涛以下，政治局常委当中没有具体分管外交的专门领导人……这意味着当政治局九人会议讨论国家大政时，没有一个真正专业的外交工作者在场。” 外交部、中联部、国家安全部“这些专业外交政策集团的地位呈现出集体下降趋势”，随着众多社会政治力量可以在中国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发挥影响，“要从高层精英到底层民众中塑造出对某一国际事务的国内共识已经变得十分艰难了”。金灿荣：《在中国，谁管外交》，《世界知识》2012年第4期。至于民间在外交问题上经常表现出的愤懑情绪，往往不仅指向外国，也指向本国的外交政策。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保持对外交的高度重视和高度集中，更加注重“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在涉外事务上国内各部门要整合协调，防止政出多门，国家的所有重大涉外行动都应该服从于超越具体部门利益的，立足于整体、根本、长远的国家利益的外交总战略总方针。代表国家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负责人应具有高度的专业水平、足够的权威和相应的地位。其中，“发展军事力量是重要一环，是对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撑。但是目前的国际环境决定了，最终解决问题主要还是要靠外交战略。而军事的发展也只有与外交的战略进取相呼应，才能显示出力量”。丁刚：《中国外交要多提“路线图”》，《环球时报》2012年2月7日。还有学者认为：“对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洲际大国来说，崛起的过程中来自于外部的影响和制约总体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其本身的市场规模就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并反过来能够成为影响他国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如何保持国内的团结一致却至关重要，这需要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保持平衡。”总之，“首先，处理好自身内部事务最为重要”，张爽：《中国可参照美国的和平崛起》，《环球时报》2012年3月22日。中国应“不断努力取得民主、法制、市场经济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建立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新型信仰和价值体系。一个缺乏信仰、价值的民族在国内难以凝聚本国人民，规范本国人民的行为，在境外国外也难以吸引人心和认可”。楚树龙、董建森：《中美建新型关系，障碍在美国》，《环球时报》2012年3月14日。显然，要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分析中美矛盾与三国各自的国内矛盾之间的关系，中美外交都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在一定意义上，做到“知己”、包括实事求是地估价自身实力和弱项的难度往往甚于“知彼”）。与此同时，为了在中美博弈中更多地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要十分重视外交与“搞好自己的事情”的关系，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挨家挨户鸡犬之声相闻”的“狭小的地球村”交往。人员的流动、媒体的传播、网络的互联，使得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各国人民相互观察对方就如同在浴池里看别人的身体，尤其是中国的巨大发展日益吸引全球的目光。在这种背景下，首先搞好自己的事情，认真抓好反腐倡廉，改善民生和生态环境，狠抓教育和公民素质提高，缩小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解决好伴随经济迅速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已经不仅是内政问题，而且是对我国国际形象和地位、周边外交和两岸关系、进而对中美博弈会产生深刻影响的问题。显然，我们需要十分关注外交与内政的辩证法：外交搞好了，有助于获得稳定的周边环境；内政搞好了，有助于增强外交软实力。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信用的提高越来越依赖我们如何“搞好自己的事情”，中国与世界相处，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不能只凭我们的GDP，更要凭我们的全面的现代化发展，对外部世界来说，我们的发展不是用来吓人的，而是用来服人的，以自身的发展“服人”并为世界作贡献，正是我们最大软实力之所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个与我国国家安全不无关系的事实：在21世纪，战争发动者会更加注意利用其欲打击的国家的内部分裂和矛盾，而当今恰恰是某些发展中国家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诸如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腐败问题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于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而导致的战略失误等，都可能成为霸权国求之不得的“师出有名”（最常用的就是所谓“人道主义危机”）的题材：（1）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危机日趋严重，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陷入贫穷、缺粮、缺水等困难的可能性会日益增大；拥有跨国境河流的一些国家之间围绕水资源问题的矛盾可能趋于尖锐化；围绕日趋融化的北冰洋的国际水域资源和海上通道的国际摩擦将可能日益凸显；世界各国围绕资源的争夺战也将可能日趋激烈。总之，霸权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可资利用或挑起“不听话国家”的内外矛盾以图实施打击的契机和间隙会不断增多。（2）21世纪战争风险的新特点还在于霸权国更加注重考虑战争的“效益成本比”，利用无人机等军事技术革新，最大限度降低战争冒险的人员伤亡成本，借以设定进入战争的门槛，精明地决定自己是否“赤膊上阵”，抑或站在背后充当战争实际的主导者。尤其是当霸权国由于自身问题缠身，在需要动用战争手段威胁他国但又力不从心时，会更多地拉拢和求助于同盟国的力量；或者极力挑拨其欲打击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力图孤立之；或者故意通过精心设计的军事行为诱导其欲打击的国家犯错误；或者紧紧抓住对方国家经济的软肋，打一场“经济战争”。（3）在环境问题和能源等资源问题上，霸权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是积极地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的节能和新能源技术，并改变自己的浪费型过度消费方式，以便缓和在环境、能源方面的国际矛盾和竞争，反而极力散布“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过上和我们一样富裕的生活，世界的环境将无法承受，资源将消耗殆尽，再有两三个地球也不够”之类的歧视性言论，以此作为牵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理由。一些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西方种族优越主义者组织甚至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一场以“消灭世界过剩人口、垃圾人口”为目的的核战争或生物战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发展中国家为了防止战争风险，除去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注重维护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以及日本“3·11”大地震后凸显的防灾安全问题关于日本政府在这次核事故中的应对之拙劣，凌星光写道：“发生地震后，日本气象台立即预告将很快袭来6—10米海啸。其间有20分钟时间。如果航空自卫队能像遇到外国飞机‘侵犯领空’就紧急起飞那样当即起飞观察海啸并向对策本部提供信息，就可能减轻人员牺牲。”（凌星光：《日本政府和国民应对国难与中日合作》，《中日关系史研究》2011年第1期）。此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政府应对地震灾难的救援措施不力的症结所在：没有将防灾看成与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大事。众所周知，在这次大地震发生之前，日本的领导人只顾应对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而忙于调兵遣将，却对福岛核电站因为地震发生事故、隐瞒事故的重大问题置若罔闻，地震发生后也未能及时启用航空自卫队针对海啸的预警能力，这反映了日本政府的安全观出了问题，没有形成能够真正从广大国民的利益出发的完整的安全观。这个教训值得人们深思：“堡垒往往是首先从内部攻破的。”、核电站安全问题核电站安全虽然是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却不是“次级国家安全”问题，而是“顶级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核电站安全问题，既包括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核电站安全问题，也包括人为过失（从设计、建造到运行、后处理的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为过失）导致的核电站安全问题乃至外来攻击导致的核电站安全问题（包括恐怖分子窃取放射性物质或使用常规武器攻击核电站）等。，等等，处理好追求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从源头上防止各种国内矛盾及与相邻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避免自身的战略误判和内部矛盾为霸权国所利用。只有树立一种综合的安全观，正视多元、多重的国家安全问题，既重视传统安全问题又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既重视对外安全问题又重视对内安全问题，全面地应对来自包括经济问题、环境问题、民生问题、社会矛盾、腐败问题等的“多元风险”，防止“非战争风险”与“战争风险”之间形成“互动关系”，才能有效地应对21世纪的新战争风险。三中美博弈和则两利中美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和”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应该是“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矛盾”，由于非对抗性矛盾不必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因此两国关系即便有矛盾也能够摒弃“零和”的冷战思维，保持“和”的状态，这种“和的状态”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言，就是“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是理性地看待对方的发展，扩大两国利益交汇点，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双赢。然而，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赤字”日趋严重，美日怀疑中国，中国怀疑美日，“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有三个主要来源：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0330chinalieberthalchinesepdf。。随着双方越来越陷入“不信刺激不信”、“猜疑加剧猜疑”的恶性循环，中美矛盾就有可能发展成对抗性矛盾。这就如同一个人总认为对方是敌人，就可能不断积累处处与对方为敌的举动，结果就可能真的把对方“逼”成敌人，使对抗与冲突真的发生。美日对中国的怀疑，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中国崛起的“零容忍”态度，即不能容忍在军事实力上最接近美国，又有着不同政治制度的竞争对手——中国运用其经济实力建立起强大军事机器并“寻求地区霸权”，借以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而美国高调地将战略重点移师亚太，又引起中国方面对其具体的战略意图的种种猜测。有的认为应防止美国可能采取掐断中国通往中东、非洲等地的石油运输线，以牵制中国进一步走向强大；有的认为应防止美国可能挑起中国与存在领土争端的周边邻国间的冲突，企图“引出”中国海军力量以便对之下狠手施以致命打击；也有学者指出应该警惕“对菲动武将使中国落入美国的圈套”；王传军：《对菲律宾可打“菲佣牌”》，《环球时报》2012年3月28日。有的则认为应防止美国刺激中国大搞军备竞赛，为了与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纠纷而投入和消耗过多资源，拖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重蹈苏联因为军备竞赛而拖垮经济、激化内部矛盾的覆辙，等等。上述不同分析有着一个共同的合理解释，这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不必把美国想得太坏”，将美国视为“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的“良性霸权”，“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外交政策》2012年1/2月刊撰文认为，美国的衰落将给世界带来巨大风险，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美国在世纪之交的强大，使混乱的世界有了最初级的‘帝国化’，美国对世界事务有了一些强制力，深刻影响了很多地区国家关系的结构甚至细节。美国权力的突然撤出，会导致新的混乱。就像很多大帝国崩溃后，权力的重新洗牌无所不在，而且经常是痛苦、血腥的。”引自胡锡进《美国即使衰落也将是缓慢的》，《环球时报》2012年2月29日。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围堵中国，而是为了不错过亚洲发展的机遇，因为这一地区正在成为拉动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总之，无论如何，我们的战略对策必须建立在对美国真实战略意图的准确把握之上，我们必须科学评估军事博弈中可能遇到的风险，绝不打无把握之仗，我们的“军事战略家”绝不应信口开河地把“下一张牌”直白地进行“宣告”，国际形势复杂诡谲，打错了牌或让对方摸清我们的“下一张牌”，就可能上大当，吃大亏，走弯路。中美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博弈。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八年前，美国五角大楼预计，随着全球人口在2050年向100亿大关逼近，战争将在2020年定义人类生活。这是“所有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源”。“到2020年，毫无疑问将会有大事发生。随着地球的负载能力减弱，一种古老的模式将重新出现：世界将爆发对食品、水与能源进行争夺的全面战争，战争将定义人类的生活。”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战争是否是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好手段，以及美国和北约对动用战争手段的轻率态度（例如对伊拉克、对阿富汗、对科索沃、对利比亚），因为战争将加速消耗资源并破坏已经脆弱不堪的自然环境，“中国有关专家指出，‘战争碳排放’是人类活动中强度最大、最为集中的碳排放”，“‘战争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远比工业排放大得多”，“一辆美国M1主战坦克的碳排放量相当于十辆普通的奔驰轿车！”刘江永：《“战争碳排放”：全球变暖的真正祸首》，《世界知识》2012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美国学者认为2012—2022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将是“中美创新之战”，因为理智最终总是会占上风，认识到应推动创新与技术的转变，促使创新与技术的着眼点放在解决人类面临的真正重大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生存而非杀戮。”Paul B Farrell ：《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美创新之战》，http://cnwsjcom/gb/20120113/bch　072759asp。这意味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美博弈的必然趋势将是越来越围绕科技创新和教育这个中心来展开，这是一场事关全人类生存的战斗。四中美博弈理念创新 外交博弈是斗争与妥协、原则与变通相结合的艺术，我们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立场坚定不移，同时也要对国家“核心利益”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界定，避免笼统化和扩大化，以免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中国威胁论”的借口。今年2月29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海争议的核心是部分南沙岛礁领土主权争议和南海部分海域的划界争议，中国没有对整个南海提出主权声索，有力地驳斥了美国某些人所指“中国是唯一一个对几乎整个南海提出主权声索的国家”的谎言。还须指出，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不等于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扩大化”。如果世界各国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扩大化”，世界将承受不了、容纳不下；如果双方都要争取利益最大化和扩大化，都要争取“己方百分之百地赢”、“对方百分之百地输”，各不相让，毫不妥协，那就只有走向对抗和冲突。不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扩大化”也意味着我们在谋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时候要有两个“顾及”，一是顾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二是也要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外国百姓的心理感受。高明的棋手必然拥有坚定的博弈理念。当前美国对华强硬派的博弈理念是现实主义或“进攻性的现实主义”，是被称为“一门美国式的社会科学”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作为一个高明的棋手，中国人不应跟着别人跑，不宜看见对方采取什么样的博弈理念，自己也跟着采取同样的博弈理念。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在谈中国海权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用马汉的‘海权论’，但实际上马汉的‘海权论’是适应作为当时（一个世纪以前）新兴力量的美国的扩张野心而提出的理论”。尹卓：《“和平海洋”并非空洞口号》，《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3月2日。需要注意的是，迄今很多中国学者正是运用适应美国战略需要的“新现实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一些满脑子被灌输了西方强权政治理论的学者站在西方学术立场上对自己国家的事务指手画脚，这很可能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起到严重的误导作用，为此亟须正本清源，确立我们自己分析中美矛盾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科学方法论，特别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我们的博弈理念和外交创新的哲理源泉。我们既需要外交创新和转型，同时也要重温我国已经提出的“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外交创新理念，早在1997年3月，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新安全观所针对的威胁包括传统的威胁，也包括非传统的威胁；包括军事安全问题，也包括非军事安全问题。这种对安全的新关注，实际上把中国面对的威胁与人类面临的全球共同威胁联系在了一起，强调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实力对抗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并且从过去几十年中国外交实践中提取成功的案例以吸取丰富的营养，使外交创新成为一个连贯积累的过程。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清醒地正视多元、多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及其相互联系，深刻地认识到军事安全问题和非军事安全问题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依据我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安全观”，科学地构建国家安全系统工程及其各个子系统，构建军事安全与非军事安全相互联系、协调的国家综合安全战略，其所应对的安全问题既包括军事安全（传统安全）问题又包括非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既包括对外安全问题又包括对内安全问题，对外安全问题与对内安全问题的关系常常被精练地表述为“外患”与“内忧”。郑永年认为：“‘内忧外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历史经验的总结，‘内忧’先于‘外患’，就是说，经常的情况是‘内忧’导致‘外患’，而不是相反。只有当内部出现了问题，外部力量才会发生作用。”引自郑永年《中国紧抓“战略机遇期” “内忧”先于“外患”》，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3月8日。既包括天灾引起的安全问题又包括人祸或天灾人祸引起的安全问题。基于综合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战略观点，我们需要依据各种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合理地安排和分配用于应对各种安全问题的资金、物力和人才资源。201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说，虽然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被13亿人口一平均就是100位之后了，“中国搞经济建设是为了解决好13亿人民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而不是拿这个钱去搞武器装备，去挑战美国。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12倍，如果我们拿这个钱去搞武器装备挑战美国，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环球时报》2011年5月20日。显然，为了解决好13亿人民的生活，我们需要全面地、综合地兼顾各方面的安全问题，我们的军事安全不是为了“去挑战美国”，而是为了保卫祖国，保护好13亿人民的生活，并且为子孙后代着想，在地球环境已经不堪忍受人类活动所造成的重担的情况下，不要再雪上加霜，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地球留给后代。我们应该认真地重温周恩来忠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外交立场和艺术，认真复习我们有过的成功外交战略案例。当年周恩来的对美、对日外交做得很漂亮，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使中国得到了战略利益，阻止了中国被当时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日所包围的局面的形成，为其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准备了国际条件，这应该说是成功的外交战略的范例。周恩来外交实践启示我们，在原则性与灵活性这两者的关系中，前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比较容易做到并能得到普遍认同与支持的。比如在外交场合针对日方某些人的错误言论进行严肃批评和说理斗争，就是坚持原则性的集中表现。而相比之下，后一个方面（灵活性）无论是获取己方认同的难度，还是具体执行中的复杂度和艰难性，都远远超过了前者，因为所谓“策略的灵活性”，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采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的一些做法，包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原则性不够鲜明、是非色彩不够强烈，甚至暂时得不到一般人理解的态度与做法。比如为了两国关系的大局而在谈判中做出必要的妥协，等等。这样做的难度在于，它需要一种更长远的战略眼光、战略勇气并面对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参见武寅《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日本学刊》1998年第5期。周总理之所以能够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他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利益”这个最高原则的表现，也是他作为革命家、政治家所具有的远大目光和坦荡胸怀的表现。总之，历史经验表明，在外交博弈中很少有可能做到让己方“百分之百地赢”和让对方“百分之百地输”，有的时候做出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妥协比坚持原则要难得多。在外交上我们既要增强硬实力，也要增强软实力。我们的外交创新和转型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世界各国相信：未来只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原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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