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书评

作为一种解释的历史决定论

拙见，本书的核心观点应该在最后一部分所阐述的：历史决定论错误地混淆了解释与预测，因为解释的好坏在不同维度上可以有不同标准，而预测的好坏只应该从精确性上来判定它的好坏而非其他。可惜的是，作为一种解释的历史决定论认为自己是社会的真实预测并排斥了其他解释，而作为预测的历史决定论显然从历史看没有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精确。因此，这就是一种自大的解释，而非科学的预测。这种对“理性的自负”的批判同哈耶克的书如出一辙。我一直认为对于非哲学系的芸芸众生来说，此类书中的技术性阐述与观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从中领会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是现代自由社会的支柱：包容，开放，自由，冷静，谦虚。如爱因斯坦所说：“一本书的精华是当你忘记书里全部内容后在你脑子中所剩下的东西。”这类书做到的，就是能在任何受过教育人群脑子中留下一些印记，让我们成为有修养有自知的，可以自由思考的公民。完。

知识的作用

以“知识”为核心，或可建立起一个自足的阐述体系。从认识论的角度说，知识的增长标志着人类或个人对世界和个人理解的增加，不断地累积就会产生理论，而理论又在实践中不断纠错和演变。现在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增长是以知识的演变为中心的。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代表作《学术的进展》、《新工具》都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更多是从反对神学的角度来提出重视感性经验的。我更感兴趣的是：我们周围的许多人为什么缺乏认识的能力？先看看别人的观点。罗吉尔认为认识的“障碍”有四种：1、没有力量和长处的权威；2、继承性和习惯势力；3、不学无术者的偏见；4、在聪明的假面具下掩盖的无知。这个分类比较杂乱，看不出逻辑，但是却指向个人的气魄和“前理解”。我们对知识的看法，可能，或者说肯定决定了我们对知识的看法。如果承认上述论述，就会对波普尔的工作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否则，可能只是接受了“知识”，但是却对知识的产生不甚了了。波普尔是位科学家，他对知识的认识的角度和展开方法也异于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家，因此，他的反驳和推理都是科学程序一般无懈可击。他很自信：“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波普尔也知道，他的结论不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会对整个世界思想的格局产生影响——尤其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颠覆。我没有读过波普尔的传记，不知道他对他的发现有什么看法，但是从以后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写作在后，出版却早）可以知道，波普尔成功转型为一个瓦解流行理论的哲学家。他用一贯牛气的语调说：“一些最有眼光的本书评论家对它的标题表示困惑，这个标题（指《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意在暗示马克思的一本书的标题《哲学的贫困》。”当然，马克思针对的是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波普尔为蒲鲁东报了一箭之仇。波普尔的推论来自“知识”。他以科学家的严谨和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肃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分了五步来证实自己：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的增长的影响。2、我们不可能预测出知识的增长。3、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进程。4、理论历史学是错误的。5、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我长久地考虑，试图发现其中的破绽，但是并没有成功。但是我想，他自己的逻辑的结果也许有问题，因为他的理论必然导致不可知论——我们追求知识，本身是为了更好了解历史。跳出波普尔的推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知识的发展不可预测，也就不可预测我们不能了解历史。这本书的“译者的话”称“《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其中也许既有对的，也有错的。”然后草草结束了。这话说了等于没说。我看这只能表现出作者有点含糊，因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说明呢，甚至暗示也可以啊。

马克思是不是对的？

读完这本动摇价值观的书，刚好递交了入党的转正申请，感觉自己不是一般的精神分裂。之前一直在是否皈依马克思主义犹豫不决，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告诉我们，要听党的话，我们顺顺从从背着马列教条，不敢丝毫大意；长大了一点，有了逆反心理，读了一点“反动”的书，知道了长期所学乃是“秽史”，遂全部抛弃，投奔自由主义，向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过了段时间，初步接触了真正的马列学说，重新燃起了理想主义的情怀，那种乌托邦的愿景，真的值得全人类为之奋斗；又过了段时间，卡尔波普尔告诉我们，一切对社会趋势做出所谓科学判断的规律都是条件不充分的假说。马克思到底是不是对的？郎咸平《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解释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着眼于青年马克思“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去年看了本《史学概论》，里面则专门介绍了卡尔波普尔的对历史决定论的评论，做出的解释是：一，波普尔没有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真正意义；二，历史决定论不是宿命论，而是对历史趋势的科学预测，同时需要历史主体充分的“能动”作用；三，历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对其学说解读的分歧造成了西方学者的误解···简而言之，马克思总是对的，是你们听错了或者是一小撮极左或者托派或者修正主义者解释错了···真的是这样吗？似乎波普尔已经解释了很充分，从客观环境，历史条件作了很深入的剖析，马克思很聪明的为自己规划的蓝图留了后手——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波普尔没有回避，他认为在无法预测的多元环境影响下，这些能动作用只能起毁灭作用，衍生成另一个极端，这是无法长久的，历史趋势预测的条件分析需要考虑大量的元素，而极有可能发生的技术的革命性变革造成社会思维的根本性改变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无法顾及到的——互联网就是非常生动的一例。波普尔认为一切对未来的预测分析都是不靠谱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似乎有悲观主义甚至历史虚无主义的意味，但波普尔同样批评了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维持现状顺其自然同样是不可取的，看来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学硕还需要大量的研究，但马克思可以靠边站了，他指导的革命只是历史本身的自我调适，而非决定历史发展道路的能动机制，显然这种调试的生命已经到头了，当然，不排除未来还会发生类似的社会变动，但在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意识下，那种“革命”必然不在马克思学说的范畴内。顾准说过：“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一度是权威性学说，令人庆幸的是对“违反和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科学绝不能自称已达到真理，或者像概率一样的真理的替代物。

波普尔的著作以逻辑严密闻名，本书的内容结构也不虚此名。作者在序中，即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本书的观点：“我试图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序言p.1）并简明扼要地将其论证概括为五个论题。在导论中，波普尔则直接给出了“历史决定论”定义：“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并通过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提出了“泛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划分，并以此为依据，将全书分为“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以及“对泛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四章。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认为社会科学不存在普适性规律，不具备自然科学那样的可重复性的实验，因此社会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政治。同时由于社会不具备齐一性，不可能进行精确的社会预测。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主义的有机体，可以划分为各个不同的时期，研究者通过直觉悟性的方法，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这其中的因果律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批评如下：历史决定论与乌托邦主义紧密联系，两者都笃信整体主义。但“整体”是不能被科学研究，更毋论控制和改造了。整体主义的实验是不可能的，无法进行试错和证伪。波普尔主张一种“社会工程”的渐进研究，尽管实验条件具有可变性，但仍可进行社会试验，并获得普适性的概括。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则认为，唯一的规律是将前后相继的时期连接起来的历史发展规律。尽管无法进行精确预报，但根据事件编年史的材料，可以做长期的“大规模预报”。赞成不可阻挡的历史预言，认为研究的目的是解释社会规律并促其实现，反对忽略历史规律的技术社会。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的批评包括：社会科学中不存在进化规律，尽管存在趋势但那不是规律。而趋势要依赖原始条件因此不是绝对的。历史是由独一无二的事件组成的，无需关注规律或概括。历史解释虽然可以有很多种观点，但不存在一种绝对的理论。而社会进步不可回归到人性规律，而是依赖于制度条件和政治因素，也就是需要自由主义民主。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与其好友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有一点相似之处：即先在学理和逻辑上进行批判，再从思想史中举出论敌进行打击。只不过哈耶克将这两部分内容合在《科学的反革命》一本书中，而波普尔则分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本著作。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序言中就提到：“在后一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我已从历史决定论思想史中选取若干事件，以证明这个问题对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持续而有害的影响。”（序言p.2）因此这里有必要将两本书联系起来分析，将获得对波普尔历史决定论批判思想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主要批判了历史上3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该书的第一卷即名为“柏拉图的符咒”。波普尔的强烈批判了柏拉图描绘的不变的理想国信念。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完备历史主义理论的哲学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斥着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 之后波普尔抨击黑格尔，他借用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的哲学是“疯言疯语，没头没脑的东西”。黑格尔的哲学之所以能显赫一时，那是因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需求。 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有着巨大影响。波普尔重点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他甚至承认其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研究，就打上了受马克思影响的印记。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影响最广泛，也是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马克思理论宣称物质生产规律决定历史进程，分别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蕴涵着毁灭其自身的因素，因为它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这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它是一种彻底的历史决定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必然失败，原因在于历史决定论所固有的局限性所致，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不能改革，只能被摧毁，预言工人阶级的处境将越来越糟糕因此革命不可避免。事实证明这些预言都是错误的。评论一本著作的便捷路径，即是试图从原作者的角度把握本书，寻求其思想来源，包括人生经历，来寻找可以评论的地方。特别对于如波普尔、哈耶克这样著作等身，经历传奇的作者，这一方法尤为恰当。从学理上说，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其“可错论”——这也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基点。波普尔对历史的看法就是以可错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波普尔认为，科学史和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但科学却是一种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人类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系统地加以批判，并且往往可以及时改正”。 此外，以证伪主义方法论为依据，波普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系问题上采取一元论立场：“在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上费力劳神，长期以来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麻烦。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猜想与反驳的方法，是这两种科学都采用的。”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的知识也都是通过不断地尝试和不断地纠正错误来实现的，它同科学知识一样，都只是猜测的产物，人们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对历史做出各种不同的假定和解释。而历史决定论“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p.121）除此之外，在实践中历史决定论所要求的整体主义社会实验，“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其中的原因有二；它们既是技术上的，又是道德上的。”（p.70）基于以上认识，波普尔得出了反对“历史决定论”的立场。而在个人经历上，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是能找到一些起源的。出人意料的是，波普尔早年也曾是同情甚至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那是他在维也纳大学旁听期间。但不久波普尔便成为以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引起这一立场上根本变化的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1919年某天，在波普尔17岁生日前不久，维也纳一群赤手空拳的社会主义者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了枪击，他们本想帮助被拘禁在维也纳警察局的共产党人越狱。国内有学者认为，波普尔因为这一事件就得出了否定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结论，并从此决定了他终身的思想倾向，奠定了他一生两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基础——撰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系统的分析批判。 毫无疑问，波普尔一定会反驳这一指责，尽管他曾经也此地无银三百俩地表示“希望避免说我在批判‘历史主义’的幌子下偷偷摸摸地攻击了马克思主义”。 而且波普尔的攻击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这不免让人怀疑，波普尔似乎也没有摆脱他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者的论断：“社会科学家也许正在努力发现真理；但同时他也必定总在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他的意见确实起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就破坏了意见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者对波普尔的批判，大都是认为波普尔片面和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围绕马克思主义本身来作文章。在这里对我们探讨国际研究方法没有明显参考价值，因为在此不表。就我个人对《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的阅读，存有疑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面对的封闭自然系统，与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面对的开放并不断变化的社会系统，经验与方法的实用性如何能证明一致或类似？实际上这个问题在这里抛给波普尔正合适。波普认为，实验条件的可变性不是问题。他假设，假如我们突然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历史时期中去，我们可能发现实验导致预想不到的结果。然而正是实验使我们发现社会条件的变化。（p.76）波普尔承认“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无疑是有些不同的”（p.74）,不过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物理实验方法也存在着条件可变化的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心理学和教育学是最容易进行实验研究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学科中实验对象的小规模和可控性。社会学也相对操作性比较强。而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能进行实验的研究对象实在是可遇不可求，因为所研究的对象是更加复杂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理论或概括的有效性或普适性。波普认为，历史决定论者显然过高估计不同社会时期之间多少引人注意的区别的意义。（p.79）。我们好奇，希腊时代的城邦国家体系，中世纪晚期到近代封建王国体系，和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之间，是否存在比2000年前的欧洲，1000年前的欧洲和现代欧洲之间的自然环境更大的区别？我认为，这个区别是要远远大于波普尔所谓的自然科学也存在的特定时期问题。主权原则区别了欧洲中世纪体系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指出两个体系之间存在着“制度性转换”。 在东亚，朝贡体系显然也不同于现代体系，中国和日本直到近代才分别从中央王朝和幕藩体制中转换为主权民族国家。我认为用同一个模式去解释明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是很难成立的。总的来说，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作为一家之言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他本人也承认，他所说的科学是有限的：“科学不是一个确定的或即成的陈述的系统；它也不是一个朝着一个终极状态稳定前进的系统。我们的科学不是绝对的知识：它绝不能自称已达到真理，或者像概率一样的真理的替代物。” 但是在一些社会研究中，某些波普的追随者似乎矫枉过正走上了滥用科学的道路。

1688年后的历史为什么如此不同

读《1688年的全球史》时突然想起这本老书。　　　　1688可以说是东西真正开始对话的时刻，据保尔•贝罗克 (Paul Bairoch) 的研究，用1960年的美元市价计算，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地区 ( 欧洲、中国和印度) 的人均国民产值相差不大，英国（1700年）为$150-190，美国 (1710年)为$250-290； 日本 (1750年)为$160; 印度 (1800年)为$160-210; 而“乾隆盛世”的中国 (1800年)高达$228。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13372/　　　　《1688年的全球史》描写了产业革命前各国的状况，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英国议会制如何制约皇权。而中国，正是康熙中央集权的时刻。所以，“轻”的笔调后面是深刻而沉重的比较。中国历史学家需要看《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才能理解1688后的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同。http://www.douban.com/review/1044315/　　　　　　与彼得开始向西方亲近不同，中国失去了经济进取、制度创新的机会。仅仅过了150年，产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就凭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无法决定历史，但至少可以影响2006以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