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总编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ISBN:9787508606545
作者:本·布莱德利
页数:356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报人本·布莱德利的自传，从独特、大胆而又让人兴奋不已的视角，向读者呈现了他70余年的传奇人生——从哈佛大学求学到奔赴太平洋战场，直到在《华盛顿邮报》步入事业巅峰。自从1965年布莱德利担任总编辑以来，他和记者们并肩奋战，将《华盛顿邮报》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受关注的媒体之一，提供了当代新闻调查的新思路，并且创立了新闻报道的新模式。他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时，极富领导力和开拓精神，最终通过“水门事件”报道将美国总统尼克松拉下马，创造了新闻媒体的“神话”；在关于五角大楼文件报道的事件上，面对政府的高压，他不卑不亢地还以颜色，最终改写了美国的历史。
本书通过作者的经历，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的美国社会和美国新闻业激动人心的发展历程，并披露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鲜为人知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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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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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身居《华盛顿邮报》的高位，亲身经历并领导了现代美国二场最著名的宪法危机 ------ 五角大楼泄密案和水门事件 ------ 的报导，大力伸张了第一修正案之宪法权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尼克松的倒台（福特总统说“是《华盛顿邮报》帮我得到这份工作的）；加之肯尼迪总统之新闻界密友的身份；这三者，足以构成一本精彩绝伦的回忆录的素材。但是，令人颇为失望，作者对五角大楼泄密案和水门事件的新闻背景叙述与分析，均未达到期望中的生动性与深刻性，甚至不如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看来作者的文字功底确有欠缺，书中前半部分多次引用自己的新闻报道，读来总觉得拗口，并非全部是译者的中文表达能力问题了。另外，译文中有几处明显的错误：1. 将军舰的作战指挥中心译成“总部”；将Division“师”错译为“分队”；2. 把日本爱知公司的99式D3A“Val”俯冲轰炸机，误译为“瓦尔-99式”；3. 把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中的“量子”错译为“次原子”，把量子的“状态”译成了“次原子结构”。责任编辑也有问题，作者文中第一次提到自己的妻子，居然是“他”而不是“她”。 -
如果作者本人缺乏人格魅力，恐怕他的自传也不会好看。还好《华盛顿邮报》的前任总编辑本•布莱德利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他的传奇经历加上生花妙笔，成就了这本引人入胜的自传：他在哈佛因为参加了太多的课外活动和考试舞弊而被迫两次复读，坦言自己“玩起来比学起来要卖力得多”；他在二战中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几次面临生死考验，也铸就了坚忍不拔、讲求实干的性格；在担任《新闻周刊》驻巴黎记者期间，他先后深入战地出生入死抢得第一手资料，所写稿件生动反映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平民的生存惨状，开始在新闻界声名鹊起；在担任肯尼迪专属记者期间，他成功平衡了总统挚友和新闻记者的角色，为政界和媒体之间的关系留下了一段佳话；在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为《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后，他雄心满怀地要使《邮报》跻身一流报纸之列，即使承受着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也要不顾一切地刊登五角大楼文件；他在尼克松已经连任的情况下依然锲而不舍地组织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险境中也不为所动，直至撒谎者黯然退场或锒铛入狱；当珍妮特•库克编造的假新闻使《邮报》蒙受奇耻大辱，他勇敢承担责任并带领编辑们总结教训、走出阴霾；他始终激情四溢地拥抱生活，在57岁的高龄还能“梅开三度”，迎娶比他年轻20岁的美丽记者……他自嘲内心的沃尔特•米蒂情节总是隐隐作怪，实际上他并不像这位幽默小说主人公一般整天耽溺于英雄主义的幻想，没有什么能束缚住他的手脚，他总要风风火火地迎接挑战，享受生命中一场场激动人心的辉煌和甜蜜。也许引进后改名为《最“危险”的总编辑》不过是为了突出人物生平的传奇色彩，但实际上该书的英文原名更能体现作者的本意：“A good life: 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布莱德利用很大篇幅叙述自己的家庭、爱情、婚姻生活，与J•F•肯尼迪非同寻常的友情，与在《邮报》共同奋斗的同仁们的惺惺相惜之情等等。他一生中经历的那些美国与世界其他大国风云际会的年代，只是作为生活和工作的背景穿插其间，使得个人与社会、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得以更为丰满地呈现，与其说这部自传浓缩了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和美国社会史，不如说它出色地书写了一位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传奇报人的个人历史。布莱德利自称命不错，常常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战胜了小儿麻痹，活着从三年的太平洋海战中归来，阴差阳错耽误了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面试转而在《华盛顿邮报》找到了工作，在乔治城买了房子结果成了肯尼迪夫妇的邻居，说服菲尔•格雷厄姆在恰当的时机收购了《新闻周刊》，在《邮报》发展得蒸蒸日上之际被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任命为总编辑，为《邮报》事业的腾飞网罗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又因为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奠定了《邮报》在新闻史上的地位……但是，好运未必会降临在那些对它毫无准备的人身上，仅从对布莱德利事业推动最大的“水门事件”报道来看，偶然中的灵光一现可能会成就巅峰，也可能转瞬即逝，如果没有敏感的新闻嗅觉和过人的魄力，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气候下抓住一根纤弱的新闻稻草，并在看不到结果的情况下通过一点一点线索的积累顺藤摸瓜、穷追不舍、最终揭露真相是很难想象的。尽管此书对“生活”着墨颇浓，我们还是不能跳过布莱德利职业生涯中的辉煌：在1968至1991年担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期间，他组织和筹划的报道获得了18次普利策奖，凭借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他开创了调查性报道的新思路并成为新闻界的典范，为《邮报》赢得了与《纽约时报》比肩的声誉……在他退休的时候，老板唐•格雷厄姆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这家报社属于布莱德利，这是今天每个人见到我们时会说的话，也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会对别人说的一句话。”恐怕没有什么能比听到自己老板的这般盛赞更让一个总编感到欣慰了。就连《华盛顿邮报》的老对头——《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戴维•哈勃斯塔姆也这样评价道：“由本•布莱德利担任主编的这张报纸，非常鲜明地反映着布莱德利本人。它生机勃勃、热情洋溢，时而也一本正经。……”毋庸置疑，不管后人如何评价布莱德利的生平，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水门事件”都是无法跳过的重要一页。在这本自传中对工作涉及最多的，也正是这起发生在1972年夏天的著名事件。对于这个新闻史上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公开挑战政府权威的经典案例，布莱德利并没有赋予太多事件之外的政治意义，从总编视角叙述的历时三年的调查经过，似乎更适合让后人借鉴其作为调查性报道的典范意义。也许在调查水落石出后众多荣耀纷至沓来之时，布莱德利才有如梦方醒的抽离感——“我已走到了职业的顶峰，不会再有一则报道比水门事件更有影响力了”；在20多年后重新回顾当时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因为太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详细记录已经浮出水面，所以轻松释然了许多。然而在运筹报道的日日夜夜，他都全身心地被揭露真相、戳穿谎言的使命感所笼罩、指引，每一点微小的线索都能让他热血澎湃，每一个新名字的出现都在对他预示着更大的真相，不是出于怀疑，也不是出于好奇，只是被手里掌握的事实牵引，执着于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却不知道他们在同白宫一手导演的全面信息封锁作斗争！在终于确认了水门闯入事件实质上是旨在维护尼克松总统连任的大规模政治间谍与颠覆活动之后，布莱德利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发生与《华盛顿邮报》毫无关系，并不是《华盛顿邮报》抓住了尼克松，而是他被自己的违法活动扳倒，《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只是迫使这个事件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但是，在《华盛顿邮报》内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报道中准确的分析力和判断力，不厌其烦、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布莱德利本人和老板凯瑟琳在受到来自政府的威胁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决心，是值得被新闻界永久载入史册的。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中美关系、台海局势、越南战争、中越关系、东南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乃至美国公民医疗保障改革分析“水门事件”的深远影响，但仅从这本自传涉及的内容来看，这场拉锯战似的报道的确在新闻业内以及新闻与政府、受众的互动方面引发了一场巨变。从此以后，媒体被推到了全国声誉的巅峰，美国人民对记者给予了富有历史意义的尊敬和关注。用布莱德利自己的话说，“不管我们是否乐意，都站在了舞台的最中央”。连那些高中生和刚走出校门面临择业的大学生们，都纷纷对从事新闻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今天所有新闻专业教科书中，“水门事件”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典型案例。更重要的是，《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为新闻行业树立了新的行为准则——记者们开始想要“戳穿谎言”，不管在争议中有多少人提供了多少所谓“绝对真实”的证词，在听过官方的真相后，记者都开始习惯于自己寻找真相。多年之后，虽然“深喉”和高层官员“倒戈”在推动事件揭发中发挥的影响被越来越多地披露，但没有人会否认《华盛顿邮报》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也直接引领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界调查性报道的盛行，这种以监督权力运作、揭发社会弊病为特征的报道形式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威力，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美国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关系密切。从1960年代开始，在总统与人民、总统与新闻界、新闻界与人民之间，甚至老年人与青年人、黑人与百人、知识分子与沉默的大多数人之间都存在着日趋明显的信用差距。越战激化了美国新闻界对政府的不信任，他们认为约翰逊政府有意掩盖战争的侵略性质并瞒报美军在印度支那战场伤亡的真相，遂群起而攻之，媒体与政府的日益交恶。到尼克松当政时期，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愈加严重，包括1971年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法院阻止《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布莱德利冒着犯“叛国罪”的危险，在《华盛顿邮报》上接棒似地发表了这份文件，随即面临联邦最高法院“新闻的发表直接违反美国《反间谍活动法》规定”的指控。政府禁止报纸发表文章，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本书中被布莱德利称为“美国民主历史上的一块污渍”。尽管约束重重，政府仍然无法阻止新闻媒体对轰炸海防、入侵柬埔寨等行动的严厉批评，中止刊发“五角大楼文件”的命令也终因《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而被撤销，但新闻媒体同政府的对立已经愈发凸显，在《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一系列报道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七十年代的美国充分暴露了五、六十年代淤积的社会弊端，问题成堆出现：滞涨的经济局势、大城市中的种族骚乱、肯特州立大学事件等校园暴乱、嬉皮士文化没落后遗留下来的性解放问题、吸毒问题、在越南取胜诺言的破产……总统总要对不利消息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尽管战争的沉重责任不该由收拾前几任总统烂摊子的尼克松一个人承担，但是，由于他和他的“总统班底”为了败坏对手声誉并保持他们追求已久的对美国命运的控制而使用的集权手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水门事件”一经披露，还是引起了美国社会深刻的震动，和越战一起成为了笼罩在美国上空漫长的噩梦，作为国家主权和威严象征的总统在民众心目中黯然失色，沮丧、失望和幻灭的情绪久久难以消散。《华盛顿邮报》作为一家私营的大众媒体之所以有调查和报道总统践踏民主之行径的权力，在于新闻界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监督政府的传统和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障。由于大众化商业报纸在经济上和政府不存在隶属关系，所以对政治报道更趋于客观、独立和平衡；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政府由人组成，人天生会犯错误，即使是最善意的政府也会犯错误，因此需要监督；宪法第一修正案作为新闻自由的最高准则，规定国会不能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媒体采访和报道的自由，也保障了媒体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因此，媒体就成了约束政府官员的重要力量，对维护民主和法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成为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华盛顿邮报》也就有了通过报道“水门事件”改写历史的可能。虽然在美国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但新闻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说民众对政府一贯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那么媒体一样会犯错误，在利益的诱惑下更可能做出有违新闻道德、甚至触犯法律的事情，比如一度让布莱德利陷入事业低谷的假新闻《吉米的世界》。除了自律和行业规范，如布莱德利提到的《华盛顿邮报》内部施行的新闻监督专员制度，新闻媒体还可能受到出于意识形态的批评以及政治家、商业领袖和读者的批判。一个被右翼分子收买的叫做“媒体报道准确性”的机构就对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全美公认最好的媒体进行过诽谤和大肆批评。即使是政府也会在触动其利益的时候对媒体报道加以阻挠，比如白宫对“水门事件”报道施加的压力。所以布莱德利说，“从事报业的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卑躬屈膝的，我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姿态来保护自己。”尽管如此，在国家安全涉及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之争时，布莱德利凭借多年的经验坚定地认为，军官们所谓“发表文章将威胁国家安全”的论调，只是用来掩饰自己尴尬的烟雾弹，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媒体必须要对政府进行监督，调查并披露那些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没有人能够永远愚弄公众，而逃脱最轻微的惩罚：让事实重见天日。”这是“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和“水门事件”给布莱德利上的惨痛一课，也是《华盛顿邮报》在总统、中情局、国家安全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都试图以破坏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其发表报道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披露了佩尔顿事件的原因。在即将离开总编辑岗位之时，布莱德利最喜欢的一句称赞便是：“我认为本做得最伟大的一件事，在于让政府里的那些家伙对《华盛顿日报》必存敬畏。”当然，从根本上约束美国媒体的是市场的力量，有违媒体规律和道德的行为最终会破坏媒体市场的信誉，而使依赖市场生存的媒体无立足之地，从“珍妮特•库克事件”给《华盛顿邮报》的声誉带来的灾难性打击就可见其一斑。此书颇为偏重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布莱德利和J•F•肯尼迪相知相交直到其遇刺身亡前后的故事，作者甚至把肯尼迪去世后一年多的时期称为“后肯尼迪时代”。他们真正的友谊开始于这两对夫妇推着婴儿车在明媚阳光中的漫步，此后，他们不仅发展了密切的私交，而且在彼此的事业上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肯尼迪让布莱德利对国内政治真正产生了兴趣，此后作为肯尼迪默认的专属记者和挚友，他与总统先后交谈了120多次，从中得到了很多一手“猛料”，包括1962年某次白宫舞会上，肯尼迪贴着耳朵送给他的那条独家新闻：美苏之间将互换被俘的间谍和侦察机飞行员。当时身为《新闻周刊》编辑的布莱德利因为周刊封面已经确定而把这条消息送给了《华盛顿邮报》，第二天，提前两个小时刊发这一消息的《华盛顿邮报》大卖16.5万份，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现在看来，这也许已经为三年后布莱德利成为《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埋下了伏笔。布莱德利的这种“快动作”自然引起了肯尼迪新闻官的不满，但却让布莱德利倍感振奋：“我和肯尼迪会相处得十分愉快，我确定他能凭直觉感受到我们之间友情的特殊性，以及在朋友和记者身份之间的矛盾性。”即便为了求得某种心安理得，布莱德利不得不一次次重新定义“朋友”和“记者”，有这么一位总统朋友，“还是让人着迷和兴奋的”。事实上总统并没有因为有这么一位贴身记者朋友而心怀惮忌，甚至对所有媒体他都能恰当地处理关系、赢得喜爱。布莱德利这样写到：“肯尼迪和媒体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相得益彰，彼此都相处融洽，有时就会像好朋友那样发生争执，但却知道彼此在对方生活中的角色。”相反地，尽管布莱德利无数次强调“尼克松颜面尽失，一败涂地，落到了人生的低谷，这一切都是他的咎由自取”，因“水门事件”东窗事发而被迫辞职的尼克松总统，却因为讨厌媒体、也从来没真正了解过媒体而栽在了《华盛顿邮报》为揭露真相所做的不懈努力中。在这本自传中，布莱德利父母的过世都被布莱德利平静地一笔带过，然而肯尼迪的突然离去却让他久久无法释怀，承受了无尽的悲痛。因为妻子汤尼的妹妹玛丽在去世后被发现与肯尼迪有过绯闻，加上肯尼迪的离世使得原本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布莱德利和汤尼的婚姻也渐渐走到了尽头。由此也可窥见肯尼迪在布莱德利私人生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肯尼迪和布莱德利之所以能在总统——记者的身份下建立稳定的友情也有一定历史背景。在肯尼迪的年代，新闻界和政界的关系远比现在和谐融洽，即使是政治家出言不逊，或者两党斗争中有出格之处，新闻界一般也都能包容。比如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说过“第一步吗，我他妈的要把俄亥俄州拿下来”，虽然从来没有一位编辑听过总统候选人如此遣词造句，但这一类的话从来没有见诸报端。几十年后斗转星移，记者们开始关注政客私下里的一言一行，在1987年加里•哈特竞选总统之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与其他同行一样聚在一起交换关于哈特私生活的最新情报，苦心调查花边新闻，最终导致哈特退出总统竞选。布莱德利不只一次地慨叹“世道变了”，“时代不同了”，对于新闻界探听“竞选之外”的风流韵事感到无奈和困惑，但在几次对发生这种改变的原因莫衷一是后，布莱德利在自传的最后也进行了反思。发端于60年代早期的性解放运动到80年代，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读者对于内心的性冲动越来越感兴趣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而人们尤其对这个繁荣的世界上名人的性倾向越来越感兴趣。自从越南战争和反文化思潮之后，特别是水门事件之后，媒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优秀的报纸仍然秉承自己的良知，想要找出事实的真相，而新问世的一些报纸却更重视内容的趣味性、实用性和娱乐性。在行业底层，小报在专播八卦绯闻的电视节目的推波助澜下，给整个新闻界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唯恐天下不乱，一找到点事端，还来不及判断事件的真伪和原因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以他们最糟糕的品味和亦真亦假的故事，满足着人们低俗的趣味。要说哈特是个牺牲品的话，那他就是这种媒体“新规则”的受害者。“要是媒体也像现在一样，在肯尼迪总统生前报道他的绯闻，他能扛得住吗？……我坚信，要是换做现在，他肯定会被弹劾了。”在一番苦思冥想后，布莱德利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回首一生，布莱德利说与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或国家安全有牵连的大事件都已经是他的过去，而不是他的人生。所谓“美好人生”，在布莱德利眼中当然还包括广泛的社会交际和几经波折而归于美满的家庭生活。但无可否认，这位“最危险的总编辑”勇于开拓、狂放不羁的性情正是通过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碰撞才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新闻媒体可能算是与时代咬合最紧密的行业了，何况布莱德利在《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旗舰媒体总编辑的位置上一坐就是23年。此书最令人欲罢不能的部分，除了布莱德利本人一次又一次遇到的美妙机缘，当然还包括他用一生见证的美国时代变迁。一本成熟的传记，除了要摆脱励志故事的功利色彩和供人窥私的廉价品味，还要展现主人公如何“活在历史里”，如何将个人的成长史交融于社会的演进史。可以说这本自传成功做到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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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总编辑》（A Good Life）本•布莱德利 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这个标题是中译本强加的，意喻布莱德利作为《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敢于报道“水门事件”，把当朝总统尼克松拉下马。但是其实他本人并不以为他是危险的，他对自己的一生非常满意，用的是“Good Life”。事实上，危险的是这个事件对于美国民主和政治发展的方向——当然历史证明它是好的方向。正如他在讲述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后来若干年的影响时谈及，“当我说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世界的规则永远地改变了，我的观点也进一步演化成了新闻业的新怀疑主义。”他说，从此之后，不管在多少争论中，有多少人提供了多少所谓“绝对真实”的证词，在听过官方的真相后，他都开始习惯性地自己寻找真相。水门事件大大提升了记者的社会地位，吸引了一批优秀学子毕业后加入新闻行业。但布莱德利认为报纸从业人员应该和新闻人物彼此保持一定距离。事实上，不是每个时代的记者都能很好地尽职尽责。如果责任与权力不能相符，新闻业就可能走向堕落，新闻记者就有可能在推杯换盏中度过平庸的职业生涯。而布莱德利作为记者和编辑的职业生涯堪称内容丰富，与其个性酷爱冒险有关。他好像总有着一般人不具备的勇气，无论在二战服役，还是后来辗转大西洋的数次调任，任何时候他都精力十足。同时他也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商人，明白自己在每个阶段的身价，以及如何更好地获得更加高的位置和更多的薪酬。当然，他也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每在关键时刻，都能化险为夷。还有一点值得学习，就是在任何时候，他都随遇而安，包括两段失败的婚姻。但我仍有一个疑问：难道作为记者真的不需要学习哲学或任何看起来比生活更高一层的知识了吗？在布莱德利的职业生涯里，我只看到他在采访写作上的勤奋，包括与各方面打交道，与白宫，外交官，乃至总统的私人交往。似乎他能得到大新闻，或者塑造华盛顿邮报的辉煌，靠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知识——同样，他当总编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搜罗最好的记者，并把他们派到最适合的岗位上去。由此一看，布莱德利确实是最危险的总编辑，因为他会挖掉其他媒体的墙角，他会戳穿政治家的谎言。同时，他也是个危险的男人，他不讳忌自己婚姻里与另一半不可调和的分歧，三次婚姻让他拥有了数个子女，现任夫人比他小27岁。摘抄几段布莱德利在提升新闻报道技巧路上的经历：“我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谁，开始洞悉自己人生的意义，忽然我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我没能采访到这个新闻，但我遭逮捕的经历却让我小有名气了。……但现在，我花了15分钟采访后弄到的新闻第一次上了头版。我已经成了一线大牌记者，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地达到了这一高度。……其实名声可以改变事件本身的意义。”“去倾听一个经历了卢旺达惨剧的记者吧，他的所见已经让他永远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见证了历史的力量，他目睹了历史的发生。”“他们这些资深记者不愿接的任务，最后都会交到我手里。新闻记者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建立权威时，可不是像丛林里的动物那样，在自己的地盘上撒泡尿那么简单。”“在工作时，《新闻周刊》的奇怪节奏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周一总是很懒散，在纽约总部都没什么人工作。周二开始列计划，提出报道设想，召开关于报道的编前会。周三我们开始采访。周四，报道和写初稿，也是敲定那些无关痛痒的文章的最后期限。周五是主要新闻截稿的最后期限。周六是考察期，我们还要花时间，苦苦哀求纽约的编辑不要枪毙我们辛苦写出来的稿件。没什么大事的话，周日我们就会放假。”（2012-07-03 ■）
精彩短评 (总计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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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翻译肯定有问题 -
他年轻的那段内容实在没什么可看的。 -
经历令人羡慕，但写的并没什么意思。 -
绝大部分人都只是在无限接近真相，真相几乎不可知，连美国总统也不例外。尼克松访华时有一张著名的照片，里面的两个主角都是撒谎者，一个被弹劾，并终生背负谎言带给他的沉重包袱，另一个呢？忠于前一个人的部下全部被免职，并且终生忏悔，而另一个呢？在真相和自慰之间，只能择其一，妄图两样兼得的，可怜又可笑。 -
重读一遍。吸引人的是对若干事件的报道。他很幸运。 -
新闻系，再见还是永别 -
这本书翻译的实在太烂了，精读了一下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文件，还有把生平看了一下，其他都略过了。 -
哈佛与海军岁月甚为有趣，而写到与肯尼迪一家的交往似乎就放不开了 -
如果他来我国当总编辑，不知道结局会怎样 -
好厚啊。。。 -
他把琐事讲的很尽兴，我看的很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