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邓拓》书评

不止是书生

不止是书生——读《书生邓拓》十多年前，正做着新闻的梦，加上喜欢看书，许多前辈新闻人的著作当然遇到就读读，包括他们的传记。那时所知有限，对他们身处的时代更是不甚明了，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十年过去，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倒是后来果真做了三年新闻记者，毕竟和想象中的新闻人相去甚远，于是便另谋出路去了。在看过的书、文章中，也有难忘的，和邓拓有关，主要是李辉和王彬彬写的。之所以难忘，大概缘于对李辉、王彬彬文章的偏爱，他们的文章能找来读的我都读了，有些不止一遍，其中当然包括写邓拓的，记住的主要是邓拓的挣扎和他的悲剧。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真让人敬佩，即便是悲剧，也是悲得壮烈。邓拓就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因为李辉、王彬彬的文章都是从一个或者几个角度来谈论某个阶段的邓拓，让人不能得以窥得全貌，福建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李玲的《书生邓拓》，正好填补了我这方面的阅读空白。《书生邓拓》是一本有自己学术观点的邓拓评传，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在双重力量挤压下的灵魂”。开始看本传时，就对建国后邓拓的挣扎和悲剧比较关注，待到读完第一遍回过头来重翻时才发现，其实邓拓性格的形成，和青少年时就有很大的关系，在那时其实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路。十几岁时邓拓的价值取向就他“后来在革命队伍中无条件忠顺于意识形态信仰的心里基础”，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同样是办报，他和储安平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之不同。此时及稍后的岁月，青年邓拓就已经显出的精神特征“更像是一个追随圣主的贤才，并不大像一个以人格独立为第一要旨的现代知识分子。”当邓拓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确认为历史正义的化身之后，就没有再去反思这种历史正义理念的合法性时，这才是他最大的悲剧。在临死前的遗书中，高呼“四个万岁”的真诚，他所信仰的革命领袖是无暇顾及的。本书也着重论述着“个体如何面对永恒的历史”这一邓拓一生的核心情结。作者李玲给出了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可以商榷。作为最早编选、出版《毛泽东选集》的邓拓，在后人提及时，常常也免不了会谈到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他忠诚于共产党，更忠诚于党的领袖，这种忠诚至死不渝，即便在收到致命的冤屈时，对党和领袖都是深信不疑的，还在遗书中告诫妻、子要“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历史学者、造诣极深的新闻人，邓拓绝不是看不到那时的种种问题，在担任《人民日报》主要领导期间，迫于各种压力，加上对领袖的深信不疑，一次次投入到种种批判中去。“文章满纸书生累”，邓拓在编发、自己撰写这些批判文章时，有多少是真心的，有多少又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写的，我们还不知道，但邓拓这种“自觉战队的意识”、“努力要跟上主流的意识形态”、“需要回到党的怀抱中”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在分析此时邓拓的心态时说“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人在意识形态巨大压力面前的无奈”。这虽不是为邓拓开脱，但书中具体的分析却也不多，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讨论这些时，作者还兼带着提到了《邓拓全集》中未收的《武训的真面目——评<武训传>的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一文，根据种种资料来论证本文是邓拓所写，是让我信服的。作为一本新的学术成果，作者在文章中难免会提到李辉、王彬彬等人的文章，并对王彬彬的观点有所回应。所以在看本书时，我又把李辉和王彬彬的文章翻出重读了一篇，再对照书中对王彬彬的回应，我觉得部分是难以让读者信服的。以我浅陋的阅读，感觉王彬彬的论述更让人信服。由此，我也期待着读到更多的相关文章。在邓拓的革命生涯里，一直存在着一个书生的邓拓和一个政治家的邓拓。这也是现在许多人论述的焦点，邓拓挣扎在两个身份之间，但孰轻孰重，邓拓心中是明了的，就像本书作者说的：“对于邓拓来说，意识形态战士的身份永远是第一位的，学者身份是从属于战士身份的”。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邓拓，也不止是书生。《书生邓拓》，李玲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定价：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