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世界

后记

2004年以来，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朝着许多不同的方向继续发展。每一位社会企业家所从事工作的影响力已经逐步扩大，并且不断得以深化。下面对一些新的进展作一简要概述。    法比奥·罗萨    2003年12月，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宣布启动国家项目“众人之光”，计划让所有巴西人到2008年时都用上电。这一项目将采用罗萨率先推出的低成本设计理念。能得到总统的支持，罗萨兴奋不已，但他发现，该计划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认为，5年的时间根本不够。其次，把电网延伸到巴西的许多偏远地区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有必要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分散发电。第三，为了让农村地区的人用上电，通常还需要结合一些可以让他们创收的方法。第四，各类设备的供应商都不具备使用低成本、可持续发展能源的生产经验——因此，培训是有必要的。    在卢拉宣布开展这一项目之后，罗萨改变了他的“阳光普照”计划和基伦项目计划，因为住在电网地区附近的村民不再依赖太阳能发电。所以，罗萨将他的太阳能租赁系统运用到了电网无法覆盖到的地方，最初是在亚马逊。在那里，他得到了美国蓝莫森基金会的支持，主要为住在塔帕若斯河左岸的两万名穷人服务。他为这些人开发出一系列以太阳能为动力的工具，包括木薯处理器、太阳能冷却器（运用这一设备，渔民就可以避免使用价格高昂的冰）和在牛奶场、木工场和手工艺品作坊可以使用的小型机械——后者可以帮助热带雨林中的妇女制作“生物饰品”，这是一个新的商机。在里约热内卢，他还为捕虾的渔民们开发出了一种低成本的太阳能灯，取代了既昂贵又污染环境的液化气灯。（渔民为了吸引虾，常把这种灯挂在水面的柱子上，让其发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强光和色彩。）    罗萨还担任了巴西“国家可再生能源公民社会组织网络”的首任主席，现在正与巴西国会一起推进立法，让小型可再生能源供应商得到“Luz parTodos”授权，以便接受公共资助。该立法目前正在接受矿业与能源委员会的评议。罗萨还致力于建设“可再生能源与分散生产学习中心”，旨在集思广益，为公共事业部门、政府和电网内外倡导低成本发电的小型能源供应商提供培训。罗萨还获得了2004年世界技术奖中的“社会企业家奖”和《快速公司》杂志评选的“快速成长50强”奖。后者针对的是全世界公民，旨在奖励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    杰鲁·比利莫利亚    截至2007年5月，儿童热线已经在印度的76个城市和地区运作。自设立以来，热线接到的电话已超过1200万次。它已经被稳固地纳入印度政府的儿童保护政策。杰鲁于2003年设立了儿童热线，截至2007年，它已经在87个国家开通了98条儿童热线。    儿童热线已成功地将儿童保护纳入了国际电信议程。它通过召开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倡导设立,N~JL童热线都能使用的三位数免费电话号码，还要让人们普遍认识到儿童热线的重要性。杰鲁与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密切合作，使儿童热线在全球的电信行业内得以合法化，从而减少建立免费儿童热线的阻力。国际电信联盟甚至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2007年度会议上，将儿童热线和电信问题作为主要议题。国际儿童帮助热线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发起了“连接世界”这一倡议，并与荷兰经济事务部展开合作，倡导建立全球多语种的门户网站，旨在给世界各地的儿童直接提供相关指导。    “阿福童：国际儿童储蓄”是杰鲁推出的最新举措，于2005年11月启动。对杰鲁来说，这是对她从做社会工作者的母亲和做会计师的父亲那里得到的各种教益的一次完美平衡。杰鲁相信，理财知识和技能的匮乏以及权利和责任意识的淡薄是儿童遭遇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她启动“阿福童”储蓄项目，发起“阿福童”宣传运动，旨在将社会教育和经济教育纳入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系统，而评议银行的政策和程序使其更有益于儿童，推动儿童储蓄和理财能力文化的发展，并通过建立“阿福童”储蓄俱乐部和由孩子经营的企业，为儿童的参与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发展提供便利。    截至2006年12月，杰鲁与世界各地的几十个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阿根廷、埃及、印度、马里、菲律宾、塞尔维亚、南非、乌干达、越南和津巴布韦，“阿福童”项目的儿童储户已超过10万。2006年，杰鲁获得了斯科尔公益创业奖，这为“阿福童”项目的扩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赛凯赖什    工会联盟继续影响着开放机构的发展和欧洲残疾人的单身生活。但匈牙利政府却在大幅削减资金，赛凯赖什勉强维持着机构的运转。2004年，联盟所雇员工人数为829人，但2006年政府对残疾人的就业补贴削减后，员工人数降到了656人。资金的减少对联盟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打击，赛凯赖什为此千方百计找寻出路，以减少变化可能带来的重创。在社区会议上，许多残疾人请求赛凯赖什，他们宁愿自己的工资低一点儿，也不愿让一部分员工丢掉工作。赛凯赖什还创建了一个新企业，以减少失业带来的冲击。尽管如此，联盟还是不得不辞退已到退休年龄的员工，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件很痛苦的事。    2004年，匈牙利政府推出了一项立法，为居住环境拥挤的残疾人提供较高的补贴，企图以此提升他们的生活舒适度，但实际上却大幅降低了残疾人的生活水平。例如，提议规定，住四人以上房间的残疾人将比住两人间的残疾人，每人多享受60％的补贴。这种不考虑残疾人的生活质量而把残疾人和老年人混为一谈的立法，真是骇人听闻。    联盟是推进斗争的顶梁柱，它在挫败这项立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们聚集在位于卡姆尔的赛凯赖什工作中心，赛凯赖什帮助他们组织示威游行、游说政府官员。同时，她继续为匈牙利残疾人提供更多可选的生活模式，处理社区里随时出现的新需求。例如，联盟扩大了它在卡姆尔的设施投资，为基本不需援助的残疾人增修了小型公寓。赛凯赖什还扩建了一个新的健康中心，提供了顺势疗法护理和免费的物理疗法，如生物反馈疗法和生物能疗法。此外，她还推行了一项新的援助服务，专门针对那些住在联盟中心之外、与家人一起生活的残疾人。她还建造了一系列便利的综合公寓，里面设有援助中心，以满足残疾人和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塞凯赖什认为，这些综合公寓最适合那些逐渐衰老的父母和残疾孩子住在一起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老人想和孩子一起生活，又没有能力照顾孩子，而且用不了多久，他们自己的生活也需要人来照顾。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父母去世后，残疾儿童还可以继续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从而避免因同时离开父母和家园而带来的双重创伤。目前，塞凯赖什打算在卡姆尔建造6栋这样的公寓楼，每栋楼包含10间公寓。    2006年，政府对联盟进行二次鉴定，尽管联盟的名字最终出现在了最高级别的认证名单中，但这一过程也让赛凯赖什紧张了8个月。2006年，赛凯赖什荣获两项殊荣，分别是施瓦布基金会的“年度社会企业家”和雅各布企业奖。后者是以匈牙利一位备受尊重的特殊教育家命名的奖项。令人惊讶的是，赛凯赖什2004年设法遏制实施的法案，竟然第二次浮出水面。于是，她和其他组织联合向匈牙利政府施压。赛凯赖什还通过努力，为残疾人增设了就业激励机制，并让残疾儿童在寄养制度下享受到了平等的权利。    后来，赛凯赖什的儿子蒂博尔在换药时，突然癫痫病剧烈发作，以致脊椎受损。赛凯赖什由此亲身体会到，残疾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他的家人得到医院的支持是多么重要——这就促使她在这一领域又启动了一个项目。虽然蒂博尔现在仍然会感到背部疼痛，但已经恢复了许多。赛凯赖什说，从乐观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件事，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我们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薇拉·科代罗    在过去三年里，重生协会不断深化自身的工作，让家庭更稳固，让服务更专业。2004年，该组织在里约热内卢设立了第二个代理处，并扩大了其职业培训项目，现在已对将近2 000个家庭实施培训。该公司最近成立了儿童健康组织，并使其16个分部的工作趋于标准化。它开发出一种培训模式，并设立了专项基金以刺激和推广这一模式。科代罗再次与麦肯锡咨询公司展开合作，让他们研究该如何灵活应用这一模式。    科代罗目前正与圣保罗的阿维纳基金会和公共卫生官员，以及贝洛奥里藏特市展开合作，努力把重生协会的模式纳入公共系统当中。巴西卫生部部长何塞·滕勃朗也开始接触重生协会，探索进一步扩展这个模式的方法。科代罗经营多年，一直尝试与政府寻求合作，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她仍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重生协会花了许多年时间完善其服务流程，评估其对所服务家庭的影响。该协会还对自己进行了更好的定位，既要与决策者展开对话，也要监管大量的效仿组织。    协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2006年，它基于对10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作了一项非常严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接受了重生协会模式的援助后，家庭健康被评为“好”的比例从19％增至47％，而家庭健康被评为“差”的比例从44％下降到了18％。家庭平均月收入从287元增长到了419元（增长了46％）。协会还对142名儿童接受援助前后的住院率作了对比研究，发现每个孩子的平均住院费用从每年7500元下降到每年2000元，降低了73％。协会每年平均为每个家庭花费7285元。单从住院费用来看，该计划在第一年就为政府节约了70％的开支。这还不包括在未来几年里家庭储蓄的增加，这笔钱将远远超过向协会支付的费用。同时，这一计算结果也没有考虑协会对每个家庭的教育、居住条件、职业培训和心理支持等领域所提供援助的价值。    重生协会连连获奖，包括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远见奖、阿布伦奖和斯科尔社会创业奖。2005年，“巴西福布斯”把科代罗评选为该国医疗卫生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经历了12年的志愿者服务工作，科代罗终于在2003年签署合同，成为一名带薪员工。同时，她的丈夫保罗从IBM的执行官职位上退休以后，也到协会做了志愿者，对协会的发展战略和财务规划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J·B·施拉姆    自2003年以来，“大学巅峰”的发展非常迅速，其工作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截至2007年9月，该组织为10个州的高中提供服务，其中包括圣路易斯、丹佛和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的所有高中和奥克兰的11所高中，服务学生人数超过6万名。（在丹佛的曼纽尔高中，“大学巅峰”暂时停止了其首创的全校参与模式，进行重组。该项目在下一年将仍只针对高年级学生举办。）目前“大学巅峰”已经扩展到西弗吉尼亚州麦克道尔县的农村社区，那里的儿童贫困率居全国之首。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詹姆斯·克莱伯恩的领导下，该组织的工作已经扩展到南卡罗来纳州的5个地区；在风险慈善合作伙伴基金的帮助下，该组织正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开展工作；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该组织在纽约市的工作已覆盖了21所学校，计划到2010年发展至100所。    在阿特·桑贝里、詹姆斯·詹森和目前的董事会主席查克·哈里斯的支持下，“大学巅峰”采用了颇具雄心和创新意识的方法（曾被《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日报》报道过），仿照银行家在企业中私募资本的做法为项目扩展筹资。他们列好“日期表”，详细规划了4年内的增长规划，然后将计划“卖”给愿意预先投资的资助者。在9个月时间里，该组织为“证据基金”筹集到了1500万美元。该基金如此命名是为了表明，“大学巅峰”有能力在4年的时间里提高整个区域的升学率。    随着该组织的不断发展，它的策略也发生了改变。起初，“大学巅峰”只关注把个别学生送入大学。后来，它开始关注全校的学生。现在，“大学巅峰”的关注点已放大到学区，致力于提高整个学区的升学率。尽管目前在芝加哥，由于学校管理部门要处理其他教育问题，“大学巅峰”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但它仍与学区内其他9所学校的管理人员保持合作。“大学巅峰”已经收到数百万美元的捐款，主要来自鲁米娜基金会、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斯科尔基金会、新利润公司、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其主要合伙人巴里·扎尔茨贝格加入了大学巅峰的董事局）等。这些资金可以提升人们上大学的意识，以及在学区层面推行可以衡量大学升学率的机制。    该机构现在有93名员工，志愿者超过了1000名。它对大约700名教育工作者作了大学升学策划方面的培训。参加了暑期培训班的学生的大学升学率仍不到809／0，相应的保持率只有全国的平均水平。另外，已得到证实的外部数据显示，在2005～2006学年，与它展开合作的高中的大学升学率有所提高，比合作之前提高了10％～15％。    “大学巅峰”现已赢得了来自各方的赞誉，曾获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连续4年获得《快速公司》杂志的“社会企业家奖”等多项大奖。施拉姆曾两次受邀到主要关注教育和大学升学的国会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宣讲相关内容。他还获得高校网络的长期合作伙伴——瑞吉斯大学——颁发的公益服务荣誉博士学位。开创了“大学巅峰”座谈会方式的德里克·康蒂也加入了该组织，成为校友和培训组织合作的创始人和副主席。开发写作课程的基思·弗罗姆，已经成为“大学巅峰”的全国教育总监。20世纪90年代担任纳斯达克高级经理的迪安·菲尔布什，曾帮助组织过董事会，现在也加入了“大学巅峰”，担任主席，致力于带领“大学巅峰”快速成长。    韦罗妮卡·霍萨    2007年年底，南非有1000多个机构从事与家庭护理相关的事业。塔蒂尼直接培训过的护理人员已有2 500多名。目前，全国的每个省都有家庭护理中心。在许多农村地区、乡镇和牧场营地，家庭护理已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健康和经济发展项目，为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提供主要技能和就业机会。健康和福利部门的教育培训管理局——南非劳动部的一只手臂——现在已为辅助社会工作者、辅助药剂师和随从医疗人员正式开通了一条教育途径，并开创了一系列新的职业，同时也加强了正规医疗系统和南非贫困居民之间的联系。“辅助”一词意味着“补充”，而“随从”一词则意味着“次要的”。事实上，这些护理人员为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健康和公益性服务，否则这些人将很少获得援助甚至得不到援助。    韦罗妮卡·霍萨目前已70多岁。她跟我说，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尽管如此，她在2005年还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名叫“阿福瑞诺斯生活技能中心”，旨在为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青少年提供生活技能。霍萨发现，大多数没有父母的孩子都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阿福瑞诺斯将教给他们一系列的生活技能和职业技能，诸如怎样做健康食物，怎样防止艾滋病毒感染，以及怎样通过各种小生意谋生等。    2007年，霍萨与阿育王基金会的另一名合作伙伴道格拉斯·瑞琪恩泽结成联盟。道格拉斯是圣诗得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他的公司致力于帮助南非乡镇的人们将小生意做成大企业。他和霍萨正在努力创建水果与蔬菜烘干公司，把食物打包后通过马姆罗迪的店铺销售出去。这样，大量青年就可以通过为艾滋病患者（行动不便又没有冰箱）提供有营养、不变质的食物而挣到一部分收入。    2006年11月，他和霍萨开始与一所新成立的学院展开合作，专门培养辅助护士、社会工作者和家庭护理员。2007年2月，他们首次获得政府批准。霍萨说：“我的家人希望我待在家里休息，但我总是想着我开创的事业，我想看到它在别人的帮助下运转下去。能与道格拉斯一起工作，我感觉很好。”    贾韦德·奥贝迪    2004年大选时，奥贝迪决定把残疾作为全国性的问题加以强调，并要让主流政党注意到这一问题。残疾人人权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联系到了三个党派——国会、人民党和共产党，并派代表去进行游说。结果，它们都在自己的纲领中加入了有关残疾的内容。为了让人们注意到这些问题，奥贝迪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大选。    他和他的同事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把关注点转向了选举，为印度的残疾人争取选举权。这次遇到的困难几乎是那次人口普查斗争的翻版。起初，他们的要求被选举委员会断然拒绝。奥贝迪向选举委员会施压，甚至进行短期的绝食抗议。残疾人活动家在选举委员会的办公室外面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警方逮捕了许多示威者。）最后，印度最高法院命令选举委员会做出妥协。接着，委员会向法院请求，强制印度各级政府在所有的投票中心建设永久的残疾人通道。这些中心大多设立在学校里，所以对印度的残疾人来说，他们取得了双赢效果。电子投票机也启用了盲文设备，这样视障人士就可以自己投票。    残疾人及其支持者继续抗争，不断消除全国范围内对他们生活造成不便的种种障碍。在奥贝迪对印度考古研究所发出抗议（与霍金访问印度有关）之后，新德里高级法院向新德里所有的建筑、交通和航空部门发出指示，让他们按要求行事。新德里的许多基础设施，包括地铁系统，都是按照这一要求修建的。截至2007年5月，新德里甚至有两辆无障碍公交车在运行，后续将有600多辆车投入使用。    奥贝迪还发起了一项关于教育的宣传运动。通过与教育部合作，残疾人人权组织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教育部部长在2005年国会开会时曾介绍过，到2020年，印度所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要为残疾人安装便利设施，并要覆盖到所有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    在奥贝迪看来，2006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印度公共服务部门的岗位向残疾人敞开了大门。印度公共服务系统有30多个部门，其中行政服务部最被大家看好。该部的岗位有区长、联合秘书和部长三类。1995年的（（残疾人法案》要求在所有的政府岗位中，残疾人应占到3％，但高级岗位不在此列。2003年，就能力而言，两名男青年完全可以胜任行政服务部的岗位，但由于轻度残疾被拒绝了（医院认为他们不适合拟任岗位的工作，于是他们被安排到较低层次的部门）。在抗议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不得不到指定的岗位上班。    奥贝迪每年都去穆索里的公共服务学院发表演讲，希望唤醒未来公务员的意识。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这两个年轻人，并听说了他们的故事。回到新德里后，他成功地将这两个年轻人送回行政服务部的岗位上，并让媒体和总理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总理要求重新审查。正是因为他做出的巨大努力，印度公共服务部门中的18个部门才向残疾人敞开了大门。2006年，3％的配额终于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那一年，有12名残疾人入选，其中有三位获得了印度行政部门的显赫岗位——这虽是一个小数目，但有高度的象征意义。2007年4月，奥贝迪向政府提议，要求公共服务部门兑现积压的残疾人配额——即所有从1996年到2006年间本应该由残疾人任职的岗位。    如果想获得有关奥贝迪奋斗和取得成绩的更详细信息，请参见印度促进残疾人就业中心2003年创建的“残疾新闻和信息服务中心网站”（www．dnis．org）。    阿育王基金会的最新进展    近来，阿育王基金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2004～2006年间，它又选出了400名合作伙伴，在2007年末跨过2 000名合作伙伴这一大关。自2004年以来，它的合作伙伴遍布68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西欧和中东地区。到2006年，阿育王基金会已在西班牙、法国、德国和爱尔兰等地为大约20名社会企业家提供了支持。中东的社会企业家遇到的阻碍更大一些，因此到2006年，共选出了42名合作伙伴，其中土耳其16名，埃及22名。该组织正在中国和日本招募工作人员。为了齐心协力提高社会对社会企业家的关注程度，该组织对新选出的成员高调举行“入会仪式”。仪式一般由顶尖级企业家主持，如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和印孚瑟斯的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等。    2004年，革新者网站采用了“开放式社会解决方案”。在这之后，已经有94个国家的l 000多名挑战作品参加了比赛。到2006年，网站已有超过33．2万名用户。在2007年5月，革新者组织与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联合发起了一项全球竞赛活动，旨在寻找“卫生保健领域的颠覆性创新方案”——能帮人更简单、更便捷、更经济地管理自己保健活动的方案。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同意对参赛的方案进行审查，并对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方案提供5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这种从全球征集建议的做法，可能会改变基金在社会变革中的投资方式。（公司已经在用该模型解决研究和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阿育王基金会推出的“全方位的经济公民关系”已经在成员和公司之间产生了三款混合价值链，现在正和另外4家公司展开协商。目前的合作伙伴包括墨西哥最大的灌溉系统公司之一阿曼可，墨西哥第二大水泥和建筑公司色米克斯，以及全球顶尖级的建筑材料公司拉法格。总之，通过这些合作关系，他们正在推出其他的融资、分配和服务模式，使原先未照顾到的小农户和经济适用房开发商也能获得灌溉技术和建筑材料。混合价值链模式是为了使其能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而设计的，只有这样，生活在“金字塔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受益，那些产品和服务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阿育王基金会最近还推出一个社会金融服务公司的项目。通过该项目，它与大型金融中介机构合作，帮助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来促进向民营部门的投资。例如，2006年，社会金融服务公司和阿育王基金会合作伙伴大卫·格林与德意志银行合作，共同推出护眼基金I号项目。这个项目通过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在全球范围内资助一些护眼机构，这些护理机构主要面向穷人，成本不高，能够可持续发展，并且易于操作。与此同时，这个项目还会让投资者得到与市场水平相当的回报。阿育王基金会还培养了一类社会企业家，以关注新增资本进入民营部门的渠道。    另一个新项目是全球学院，目前的成员有穆罕默德·尤努斯、爱丽丝·泰珀·马林、彼得·艾根、俄德·格拉犹、法泽勒·阿比德、埃拉·巴特、罗恩·格泽温斯基、玛丽·霍顿和比尔·德雷顿。建立全球学院，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企业家领域的发展，通过吸收全球大公司员工的宝贵经验，搭建起社会和企业家之间的桥梁。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阿育王基金会推出“社会企业家”系列影碟。这是一个信息获取渠道，可以让大家了解怎样通过访问研究院成员来衡量社会创新。从2005年开始，这一系列光碟已经售出1．7万张，70所大学和40个国家已经开始利用这一渠道来获取信息了。亚马逊、YouTube、Netflix和Podcasts都对此提供销售服务。全球学院还与牛津大学联合，共同建立了大学网络，由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共同组成，主要关注如何加强对社会企业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其他新举措包括：合作伙伴安全合作，旨在对面临危机的阿育王基金会合作伙伴提供应急措施和紧急支持；阿育王基金会少年计划，主要对合作伙伴的孩子提供相关教育，让他们更多地接触社会企业领域；小组接触晚餐，旨在为合作伙伴们提供与策划家、管理人员和政治人物接触的机会；解决问题咨询，旨在将合作伙伴们召集到一起，解决具体的专业问题；网上伙伴市场，旨在开发知识技术平台，通过网络分享研究成果；集团创业投资，旨在系统地评价和资助合作伙伴提出的建议。    2005年，比尔·德雷顿因为对公共服务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耶鲁法学院成就奖，这是该学院最高的奖项。他也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哈佛大学公共领导中心评选为“美国最杰出的25位领袖”之一。    阿育王基金会期望到2013年时，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选出大约500名新伙伴，这样就接近了“市场饱和”状态。2007年，该组织将选出大约200名社会企业家，所以每年500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阿育王基金会预计，组织的发展有一半要靠它已经产生了作用的国家，另1／4的发展由新扩展的国家来负责，最后1／4的发展则由中国负责。随着组织不断向前发展，它将继续寻找更好的方法，充分发挥它的网络力量和智慧，鼓励自我组织、自我扩展、自我监管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的产生——这些方案都由伙伴通过与社会各界建立联系来完成，涉及范围包括商界、政府、学术界、媒体和广大市民。    所有这一切都服务于阿育王基金会的总体设想：构建一个“人人都是变革者”的世界。在德雷顿看来，这一设想既是一种现实需要，也是一种变革方式的跨越。他解释说：“随着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都会迅速失效。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所以，最需要关注的因素是变革者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当你怀揣着‘人人都是变革者’的想法时，你就要随时随地地进行细微的调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合理规范的国家，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人们就会去学习改变现实的知识和技能。你需要知道如何与他人合作，需要生活在一个尊重你并支持你的社会中。试想一下，如果现在的世界与大脑有着相似的结构，每个人都知道怎样开创一番事业，怎样通过组建团队和团队网络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其他人都知道自己该如何扮演角色，那他们在一起共事的过程中，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我们把所有人的点滴力量汇聚到一起，然后找到与整体取向一致的方案。想象一下，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有人都开始出谋划策，那将形成多大的一股力量啊！随着我们做贡献的能力不断提升，我们越来越善于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相互理解、团队协作和发挥领导力之上，我们的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有趣。”

作者简介

贫穷有可能消除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吗？所有国家的儿童都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吗？目前这些似乎都无法实现，但《如何改变世界》中的故事表明，事实上，我们可以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改变世界。

本书是社会企业领域的权威经典著作，已在20多个国家出版，激励一代人点燃社会变革的火花。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企业模式，旨在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它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慈善，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民生问题解决之道。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在国外很多国家已经有较大发展，在中国也快速兴起，未来必定成为热门。本书生动描述了许多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的经历、故事——无论是给巴西村民传送太阳能，为印度的残疾人扩大就业机会，还是创建一个家庭医护网络服务于南非贫困的艾滋病患者，社会企业家开创了解决问题的新模式，这将重塑21世纪。

此次新版，不仅更新了个体企业家的故事，作者还撰写了新的前言，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在过去的几年中是如何扩大并慢慢展开的。从学生到政界领袖，从公益机构从业者到企业家、金融家，从专业人士到退休潮一代，所有有志于投身社会企业、改变世界的人，都会从书中得到启示。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不懈的人们

第二章 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

第三章 我脑海中的灯光亮起——巴西的法维奥•罗萨：乡村供电

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英格兰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第五章 一种意味深长的力量——美国的彼尔•德雷顿：气层

第六章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第七章 1098儿童热线——印度的杰鲁•比利莫利亚：保护儿童

第八章 社会企业家的角色

第九章 你算是个什么母亲——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塞凯尔斯：帮助残疾人生活

第十章 他们是否真正地沉迷于他们的理想？

第十一章 若想将世界安排有序——巴西的薇拉•科尔代罗：保健改革

第十二章 探寻社会企业领域之卓越

第十三章 才华就在那里——美国：J.B.施莱姆：升学之路

第十四章 阿育王——全球拓展

第十五章 必须有所作为——南非的维洛尼卡•霍萨：照顾艾滋病人

第十六章 革新型组织的四路实践

第十七章 这个国家必须变革——印度的贾维德•奥贝迪：残疾人的权利

第十八章 成功的社会企业家的六种品质

第十九章 道德必须与能力共进——美国的詹姆斯•格兰特：儿童生存革命

第二十章 蓝图复制

第二十一章 结论——民营部门的涌现

尾声

后记

编辑推荐

贫穷有可能消除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吗？所有国家的儿童都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吗？目前这些似乎都无法实现，但《如何改变世界》中的故事表明，事实上，我们可以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改变世界。《如何改变世界》堪称社会企业家的“圣经”，英文版畅销10年，激励一代人点燃社会变革的火花。纳尔逊•曼德拉感动推荐：“充满了希望和启发……这些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将鼓舞并激励那些寻求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 

前言

推荐序一第一次看到这本社会企业的经典著作《如何改变世界》是在2008 年的汶川地震之后，当时刚刚起步的壹基金团队正在全力以赴地投入灾后重建中，如同现在之于雅安地震的情境。当然，那个时候，全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社会企业”是什么，闻所未闻，我也一样。非常感谢那位送书给我的朋友，为我送来了新的希望。书中搜集的若干全球社会企业案例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不可思议。读完后，无数的问题在脑海中翻腾，让人急切地想去一探究竟。在这本书的启发下，2008 年，我们启动了如今闻名全国的著名社会企业项目——“阿坝州羌族妇女就业帮扶中心”，简称“羌绣”项目，这一项目不仅仅在项目所在地深入人心，更是得到了政府、公益界和媒体的一致认可。同样，灾后重建的另一个社会企业“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也是社会企业探索之路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国内公益组织第一次和国际知名的成熟社会企业代表联合发起成立社会企业的经典案例，可以说是公益界的首个“合资”项目。当然，新鲜事物的出现总不免召来非议和猜忌，尤其对于一个公开向大众募集善款的公募基金会而言，压力更加巨大。时任壹基金全球理事兼执行主席的我，在和理事会商议后，不得不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壹基金不再涉足社会企业领域，以降低公关危机风险。然而那些书中的案例却始终在我脑海里闪现，印度农村的发电站、净化水处理中心，还有专门为穷人开设的医院、为穷人设计的电脑等。这些话题和国内公益机构通常讨论的话题迥然不同，吸引着我去一探究竟。随后两年里，随着对英国社会企业的考察，以及在法国INSEAD商学院的社会企业强化培训，我对中国的社会企业未来越来越充满信心。中国数十万民间非政府组织和福利机构，有丰富的社会企业项目资源，而商业精英们——无论是职业经理人还是成功企业家——为公益实践的不断付出，加上进入公益慈善领域的80 后、90 后比率的迅速增加，使得公益创新的空间日益扩大。这5 年来，社会企业案例层出不穷，以社会企业、公益创投以及社会影响力投资（不同于公益创投，但两者有交集）为主题的各类论坛、沙龙等活动让人应接不暇或许可以作为印证。过去两年，我倾注了大量心血投入了相关领域的案例研究以及全球理论的整理，深感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企业和如火如荼的公益事业一样，离不开社会目标，离不开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本质，并且更需要理智和专业，更需要社会的监督。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更需要敢于吃螃蟹的人，需要拿着真刀真枪实干的先行者。在缺乏信任、怨气太多的当下，社会企业也是一股新的正能量。（附：笔者于2013 年召集了来自学术、媒体、社会企业孵化机构的代表，撰写发布了15 万字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该报告囊括了数百个中国社会企业案例，提供网上搜索电子版本，以供有兴趣深入了解的朋友参考。）周惟彦壹基金发起理事，前执行主席億.未来社区儿童零岁工程发起人推荐序二社会企业家是一群以改善社会、造福人群为自己事业的人，这本书就是一本专门介绍社会企业家的书，是一本关于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及如何开创自己的社会企业，以及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并不断前进的书。很难描述我阅读此书的感受。之前我一直在思考“多背一公斤”的组织模式，从单纯的志愿组织到专业的NGO，都有着我所无法接受的弱点，或是效率，或是独立性。而这本书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的视野。就像近视的人戴上了眼镜，世界在我面前变得清晰。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组织，能够如此独立而卓越地存在着。 说卓越毫不过分——从我对经营的理解，这类组织的经营（先别说成功）是困难的。它不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同时又缺乏大多数NGO所拥有的慈善资源，却要在一个近乎市场化的环境下为社会提供福利并且保证自己的生存。任何企业会遇到的困难，都会在这些社会企业身上出现，并且会因为资源的严重不足而加倍地放大。但它们成功了，不单成功了，还日渐壮大着。他们以服务人群为己任，谨慎地控制自己的“野心”，选择合适的模式，试验，改进，推广，战斗，坚定、谨慎、有力而深远地改变着世界。 不过，近视的比喻尚不足以描述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阅读此书，更像盲人重获了光明——他不仅为世界的多彩而雀跃，更为自己的存在而狂喜。刹那间，他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那个曾经黑暗的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重新发现了自己。 我的朋友崔英杰，两年前去云南时遇到了两位支教老师，老师让他给另一条村子的支教老师传两句话，一句是“你并不孤独”，另外一句是“坚持就是胜利”，英杰听到后，当即给她们深深鞠了一躬。我理解英杰当时的鞠躬，从事社会工作的，尤其是从事非官方的社会工作的，总是生活在人们生活的边缘。他们很少被人们所认识甚至理解，也少有机会能认识同行者。每个人，都凭着内心的一点点光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如果他们不幸倒下了，不是因为内心的信仰不够忠诚或者能力有所欠缺，往往是因为缺少有效的交流和必要的鼓励。 而这本书，却如一盏灯，不仅照亮了前路，更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同行者。他们用卓越的成就告诉我们，胜利就在前方，而我们并不孤单。 是的，这本书真正介绍的是社会企业家本身而非社会企业，尽管他们经营的社会企业已经改变了世界，但让这种改变得以发生的却是创造和运作着这些企业的人。是什么成就了他们？这群人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背景迥异，所关注的社会领域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同样地拥有“同情、灵活的思想方法和一种‘强大的内核’”。这个“强大的内核”，在我看来，是真正的平等观，对人类尊严的信仰，对对象全然的信任，以及对未来坚定的、无以伦比的信心。 “生活并不只是应付痛苦。并不是明天就会死掉，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一些能使他们获得满足感、有目的感的事情。” “它（儿童热线）是一权利服务。我们不是在帮助‘可怜的穷孩子们’，我渴望把‘可怜’、‘穷’这样的词从我们的词汇表中除掉。如果我们采取慈善施舍的做法，那我们再这样干上5万年，情况也还是照旧。” “不过，并不是我造就了儿童热线，它的发生是因为它必须要发生。那不是因为我。” 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从中吸取信心和力量。 在这本书的开始，有一张《社会企业家及组织全球分布图》，上面标注着全球34个社会企业的位置，它们象寥廓夜空中为数不多的闪亮星辰，照耀着我们的前方。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个地图上，中国还是一片空白。我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尽管要在这片土地上做出些许的改变都会很难很难，但我相信，改变的日子不会太遥远，因为我们并不孤单。我更相信，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多背一公斤”能成为当中自豪的一员。安猪 “多背一公斤”创始人

内容概要

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

记者，专门写作有关社会创新方面的文章。 他的第一本书《梦想的价格：格莱珉银行的故事》（The Price of a Dream: The Story of the Grameen Bank）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入围纽约公共图书馆优秀新闻类图书奖。他的文章曾在《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发表。他创立了Dowser.org网站，致力于报道全球范围内改变世界的故事和案例。目前他居住在纽约市。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充满了希望和启发……这些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将鼓舞并激励那些寻求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纳尔逊•曼德拉第一次看到这本经典著作《如何改变世界》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当时刚刚起步的壹基金团队正在全力以赴灾后重建工作，如同现在之于雅安地震的情境。非常感谢那个时候送书给我的朋友，为我送来了新的希望，书中搜集的若干全球社会企业案例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目前，我们更需要敢于吃螃蟹的人，需要拿着真刀真枪实干的先行者。在缺乏信任、怨气太多的当下，社会企业是一股新的正能量。——周惟彦壹基金发起理事，前执行主席億.未来社区儿童零岁工程发起人很难描述我阅读此书的感受。之前我一直在思考“多背一公斤”的组织模式，从单纯的志愿组织到专业的NGO，都有着我所无法接受的弱点，或是效率，或是独立性。而这本书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的视野。就像近视的人戴上了眼镜，世界在我面前变得清晰。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组织，能够如此独立而卓越地存在着。 ……近视的比喻尚不足以描述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阅读此书，更像盲人重获了光明——他不仅为世界的多彩而雀跃，更为自己的存在而狂喜。——安猪，“多背一公斤”创始人对于任何一个关心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世界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的。——威廉•J•荷斯坦，《纽约时报》一本令人着迷的书……全面记录了针对虐待儿童、残疾、文盲、环境退化等各种社会问题的草根社会企业的案例。 ——劳拉•德安德烈•泰森，《商业周刊》

章节摘录

序言贫穷有可能消除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享受到保健服务吗？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儿童都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吗？目前，这些想法似乎都无法实现，但本书所讲述的故事表明，事实上，我们可以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改变世界。现在，一部被遮掩的历史将展现在你的面前：这是一幅创新者的新颖画卷，他们提出的策略可能将为全球生活带来巨变。有关他们的情况，我们听说的不多。的确，我们获取的绝大多数信息均聚焦于世界各地的诸多困境。显然，我们面对着国内外形形色色的挑战和危机——我们对此应当有所了解。然而，当我们浸淫于有关暴力、腐败和无能的故事时，就会较少地听到那些积极推进变革的人们不断奋斗并取得成功的事迹。在我们所获取的信息中，有些聚焦于存在的问题，有些聚焦于解决的办法，二者之间的比例完全失调。这与现实不符，也着实令人灰心丧气，还会使人们无法掌握正确评估风险和识别机会的必备知识。若让你举出世界所面临的十大难题，你会花多长时间？两分钟够了吧？但若让你举出10个解决办法，那得花多长时间呀？本书讲述的是一些社会企业家的故事，他们提出了一些自成体系的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办法。自2004年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社会企业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也对这些新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媒体对“社会企业家”这一术语的使用率大约翻了两番。阿育王基金会是一个国际性社会企业家组织，现在，其业务领域已伸入拓展到了西欧和中东的20个国家，另外还有土耳其、摩洛哥、阿富汗和菲律宾。最近，该组织在沙特阿拉伯选出了第一位接受资助的合作伙伴，她是一位女性。现在，阿育王基金会一边在以色列寻找社会企业家，一边在中国和日本招募代表。截至2007年年底，阿育王基金会直接资助的社会企业家达到了2 000名，分布在将近70个国家。很有意义的是，在过年的三年里，社会企业家两次荣膺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的得主是“绿带运动”的创始人旺加里•马塔伊，2006年的得主是格莱珉银行及其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他们的获奖似乎反映了人们关注点的转移，因为在过去，这项荣誉一直集中于政治领域。在2007年全球慈善论坛的一次演讲中，比尔•克林顿说，他希望阿育王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尔•德雷顿有一天能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放眼世界，从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西班牙的纳瓦拉大学IESE商学院，到印度的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巴西的格图里奥•巴尔加斯基金会，再到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大学戈登商学院，研究社会公益企业的大学与日俱增。单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就有200多所大学成立了与这一领域有关的研究中心，并为此开设了课程，展开了竞赛，设立了奖学金，举办了一系列讲座。设立于纽约大学罗伯特•F•瓦格纳公共服务研究生院的雷诺兹社会公益项目是最有趣的开创性工作之一，它从该校教育学院、牙科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各个学院招收工作人员，并以此来证明：不管是哪个专业的学生，他们都能找到改变世界的方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曾经把世界分为社会和经济两个领域的观念性防火墙正在瓦解，人们正发挥所有的智慧去思考一些世界性的问题。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建谷歌慈善事业部时，就把它定位成了一家营利性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拨款或投资，也可以游说政府出资。（将来，这种社会营利复合型公司，可能会有新的合法名称。）由eBay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和他的妻子潘姆创立的奥米迪亚尔基金会，已经给营利和非营利组织投资了9 000多万美元，旨在营造一种能释放人们潜能的环境。聪明人基金会是一个全球非营利性企业基金会，已筹资4 000多万美元，并将其投资给了那些致力于以较低的价格为并不理想的市场提供洁净水、健康产品和住房的公司。无独有偶，阿育王基金会已投资1.45亿美元，找寻和支持社会企业家。现在，它正在创建一套体系，旨在与大型公司展开合作，为大批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人们提供重要的产品和服务。而与此不同的是，eBay的第一任董事长杰夫•斯科尔创立了一个基金会，还有一家营利性电影公司，旨在加强相互合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在斯科尔基金会为支持社会企业家投资了5 500万美元的同时，它还与制作公司制作了许多主流电影，唤起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如环境保护问题（《难以忽视的真相》）、经济不平等和健康问题（《快餐帝国》）和跨文化理解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儿童节目》）。传统企业也开始关注更多的领域。在过去5年里，美国的“洁净技术”类公司得到了80多亿美元的投资，从而使洁净技术成为企业投资的第三大领域。像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欧迪办公这样的全球性大公司，也在寻找商机，以求像绿色秩序公司那样借助可持续发展战略减少对环境影响。美国在线创始人史蒂夫•凯斯创建了健康医疗社交网站，力图“把消费者放在卫生系统的中心”。那些设在零售商店的快捷诊所，简化了对常见疾病提供医疗保健的服务程序。小额信贷一直是由花旗银行这样的银行业大亨操纵的，而新一代商业网络和商业组织正在拓宽信贷渠道，并且用几年前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借方和贷方联系起来。仅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世界上最大的财富管理者——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已经在美洲、欧洲和亚洲举办了20次会议，旨在向那些拥有大量资产的客户介绍社会公益理念，让他们能对自己所从事的慈善事业进行更多的策略性考虑。政府官员们也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寻找行之有效的策略，还是招募知晓实施策略的职员，抑或是吸纳具有敏锐政治直觉的街头制造商或者组织创建者，社会企业家都是理想的合作伙伴。然而，在制定一些公共政策时，社会企业家不像企业说客那样能经常受到邀请。但他们依然拥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路易斯安那州副州长米奇•兰德鲁，尽管面对着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的挑战，却已建立了社会公益办公室。而且，许多市长已经采取了一些与革新公民团体有关的措施，其中有：亚特兰大的雪莱•富兰克林、丹佛的约翰•希肯卢珀、印第安纳州波利斯的巴特•彼得森、孟菲斯的威利•赫伦顿、纽约的迈克尔•布隆伯格和圣路易斯的弗朗西斯•斯雷。此外，在过去的三年里，新利润公司——一个率先帮助社会企业家快速发展的资助者——已经召开了一次年度盛会，并且组建了一个“行动智囊团”，旨在增进社会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和民选官员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解决地方、州和国家层面的问题。的确，在那些用大量金钱和信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上，社会企业家是唯一可以让其取得突破的群体。与政府和传统组织从外部来看问题不同，社会企业家往往从问题内部加以思考。通过不懈的观察，他们可以发现那些致使政策制定者犯错误的不良观念。社会企业家无法利用军队和警力等强制力量来解决问题，他们只能加以引导，努力提高人们的能力，而不是鼓励人们去依赖别人。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参与了政府高层的决策，结果非常喜人。在泰国，这种合作在制订计划生育和艾滋病预防方案的过程中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在巴西，他们制订出了发展中国家最具有启示意义的艾滋病治疗计划。不可否认，只有相对较少的社会企业家取得了足以让州和国家的决策者感到兴奋的成就。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多数成功的社会企业家通常被看作小型股——如果他们也算业务的话。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潜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结构性支撑来扩大组织机构。事实上，对于现今的社会公益来说，要建立许多重要的并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显著成就的组织，缺乏必要的资金渠道是最大的难题。显然，这是有风险的，因为社会企业家需要具备足够的能力，既要给人们带来兴奋，又要不断提高人们期望。为了做到这一点，社会公益组织需要从其他行业招募英才，给他们提供坚实而长远的就业机会和富有挑战性的薪酬待遇。不管资金来源于政府、投资者、基金会、民众性支持、个人收入，还是来源于这几方面的联合，目前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建立大量的经济服务组织，以消除这种潜力被埋没以致丧失的可能性。2006年6月，比尔•盖茨宣布，他将辞去微软公司的工作，以便全身心地经营他的基金会。对此，这位世界首富解释说：“这不是退休，而是重新定位我最需要做的事。”10天之后，世界财富排名第二的沃伦•巴菲特宣布，他准备把自己财产中的400亿美元捐献出来，其中大部分将捐给致力于关注全球健康问题的盖茨基金会。他们做出这些决定的消息很快在世界各地流传开了。随后一周，我碰巧去采访台湾的一位禅师，他首先问到的问题就是：“你如何看待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做法？”他们的决定响应了现今许多人正在进行的变革。无论是在富有国家还是在贫穷国家，那些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拥有许多可选择的机会——选择去做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工作，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例如，2006年，美国有1.9万多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其中10%毕业于耶鲁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到“为美国而教”组织去应聘。在2006~2007年间，聪明人基金会收到了1 100多名工商管理硕士的求职信，他们竞争15个董事职位。与向社会行动组织提供决策性帮助的美国贝恩咨询公司联系紧密的布里斯潘公益咨询公司最近收到了1 800多封求职信，求职者竞争18个空缺职位。启动集团的社会创新学院吸引了那些有社会意识的学生和热衷于全球经济事业的年轻专家。2003年，应聘该集团的学生只有200名，但2005年时，这一数字已增长到了2 400名。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有所不同的是，2006年，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公民企业”——一直致力于帮助社会完成经验的最大回报——颁发了目标奖，以表彰那些虽已年过六十但没有选择退休的美国人。这些年长的美国人追求“事业返场”，是为了给社会作贡献。在前两年，这个奖项的提名者有2 000多名，遍及美国的各个州。由大都会基金会和公民事业赞助的一项针对1 000人所作的调查显示，在50多岁的受访者当中，有将近60%的人说，他们对“把社会影响放在优先和中心位置加以考虑”这样的定位很感兴趣；有20%的受访者说，这是“应予最优先考虑的事”。我发现，我在观察社会企业发展方面极具优势。他们遵循的就是我以前见到的模式。1996年，我的第一本书《梦想的价值》出版，很多人开始联系我，想咨询一些信息，或者采访我，或者邀请我作演讲，这让我有幸了解到了银行利息和小额信贷的大体情况。在接下来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此丝毫不感兴趣。有几次，我到一些大学去作演讲，只来了十来个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到书店去作关于格莱珉银行的演讲，结果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但是，大概从1999年开始，邀请和咨询我的人便开始增多了。我感觉到有大事正在酝酿着。很快，一些商业组织、投资者、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大学生等开始对此感兴趣。人们对小额信贷发展的关注热情，远远超过了对主流团体的关注程度。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大家似乎对创建只有25年之久的格莱珉银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已经渐渐知道了一个新的领域——小额信贷。这些天（甚至在尤努斯和他的银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之前），在大学里举行有关格莱珉银行的演讲，可能会吸引成百上千的学生。有好多次，由于听众爆满，一些人甚至无法进入演讲会场。正如格莱珉基金会的主席苏珊•戴维斯所说，“运动孕育行业”。这反过来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小额信贷组织正在给5亿个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人（借贷者和他的家人）提供帮助。这使得世界正沿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既定轨道前进，那就是：到2015年，贫困人口将比现在减少一半。如今，社会企业领域似乎也在以类似的速度增长。这本书出版以后，刚开始，只有基金会、发展组织，偶尔还有商学院对此感兴趣。那时，只有极少的人听说过阿育王基金会。但在随后的一年里，我发现，书中的故事所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一些团体开始向我询问信息，并请我作演讲，其中有很多组织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比如学生网、健康组织、商业网、宗教团体、基金理事会、学校扩大计划、农业机构、领导计划、社区大学、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世界信贷业联合理事会、美国糖尿病教育者协会、法戈论坛、爱荷华社区行动协会、内布拉斯加林肯社区健康基金会等。令我非常惊讶的是，我接到了美国的30个州、加拿大的一些省和十几个其他国家的邀请，作了300多场演讲，每场听众都超过了150人。我注意到，人们很想听一些关于解决方案的故事。我发现，我遇到的许多人也深深地参与到了改变世界的活动当中。纽约的帕森设计学院邀请我去作演讲。在准备的过程中，我翻看了一些学生的论文设计，那感觉就像在管窥各种美好的未来场景。学生们关注的不是咖啡壶、茶几之类的东西，而是极具吸引力的便携式老年人助行器、印有赛车条纹的风格化轮椅，以及教乌干达的孩子们学习木工技术的自学技巧、给受灾孩子们提供帮助的便携式治疗玩具、给孩子提供环境破坏和保护知识的视频游戏、帮助老年痴呆症患者的“人生回顾疗法”游戏、为那些切除乳房的女性设计的服装、为那些残疾人设计的航空座椅等。老师并没有把学生往这些方向引导，恰恰相反，是学生们自己在引领发展的道路，这也迫使学校不得不修改教学大纲。在商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公共健康学院、城市规划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我也碰见过类似的情况。无论到什么地方，大家都问我相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发展得更快一些吗？我们需要消费得再多一些吗？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由此可见，他们都在积极地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相信，社会企业有激发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潜力。有许许多多的故事都可以激励人们充满激情地去纠正错误，解决问题。这些故事不像我们在新闻中经常说的那样，会使人们挥手辞职而去，它们孕育着人们务实乐观的品格，同时也释放出了促进变革的能量。听完这些故事之后，大家总是问：我怎样才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我能鼓励我所在团队中的人像那些会解决问题的人一样去思考吗？为了引起变革，我怎样才能发挥潜能呢？这些事例使我意识到，变革者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以前的想象，而且人们所做的工作各不相同。有的人喜欢做领导者，有的人却喜欢支持别人去做。还有一些是“内部企业家”，他们着眼于内部，机智地引领学校、大学、社会机构、医院、教堂和企业做出改变。这些活动并不仅限于年轻人。在给公民事业的目标奖当评议员时，我有幸了解到，美国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在六七十岁甚至80多岁时，仍在开展社会创新事业。事实上，93岁高龄的塞尔玛•阿诺德——我的叔祖母——在开放项目董事会中依然非常活跃。开放项目是她76岁时成立的一个组织，旨在给纽约一所大型公寓的年迈者提供帮助。所有这些都告诉我：就像商业性企业一样，社会企业也有不同的层次。本书将要描述的就是那些执着于促进全国性或世界性变革的人。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屈不挠，坚持奋斗，英勇无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也在做出不懈努力。社会企业领域所涉及的，不只是少数杰出人士在为其他人无私奉献。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它就是把大家目前看不到的那些可能性展示出来，并且让每一个人都释放出重塑世界某个部分的能量。这并不需要我们受过多好的教育，但我们必须准备好一个背包，因为社会企业的主要知识来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直接接触，来源于我们对其发自内心的关注和理解之情，去问、去听、去观察。就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做了爸爸。现在，我的儿子伊莱贾已经三岁了。我经常在想：我应该怎样教育他，让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来塑造世界；让他尊重自己的观点，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让他能发自内心地去关爱他人？现在，社会企业教育在全世界的商学院都开始备受关注，我期盼着有那么一天，中小学和幼儿园都开始开设一些与此相关的课程。这是因为，社会企业教育涉及的不是市场、可持续发展或者效率等问题，它讲的这样一些故事：对社会企业家而言，当别人遭受痛苦时，他们不能袖手旁观；当别人失去应有的机会时，他们不能漠然视之；他们要摆脱束缚，并且带领别人前行。在这个瞬息万变而又难以预料的世界里，那些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和成千上万的变革者都在用他们的“触角”和“感应器”来感知每一个角落。他们用前所未有的方法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如果能给这些分散的但正在涌现而出的力量提供合理的投资，加以正确的管理，并且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我们就极有可能构建出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问题的框架，创造出一个更为和平美好的世界。戴维•伯恩斯坦2007年5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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