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繁荣》书评

探讨内容广泛的一本经济学佳作

阅读难度倒是不大，也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这本书从现代资本主义曾经创造的奇迹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社团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性质，其中不乏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溢美之词。此后又转回现代社会低速增长和缺乏创新的现状，通过类比和数据分析。突出了，现代经济，经济活力，广泛的大众创新。最后，也是贯穿全文的一个哲学主题，就是人类的自我实现的欲求，和经济发展的正义性问题。这一部分内容很有意思，原来可以通过这样的分配方式（和按劳分配很相似），来实现社会正义。《正义论》此书值得一读。总结：全书多角度多方位、横贯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到当代时间跨度、利用大量数据试图说明，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似乎没有实现的方式，社团主义的政府参与方式只会阻碍经济活力。只有自由资本主义（不是完全放弃政府参与）才能真正激活经济活力，实现广泛草根阶层的创新，实现人类的真正多元化的幸福。

大繁荣：大众创新的胜利

近代以来，持续的繁荣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与资本主义几乎同时诞生的经济学，自落世以来就一直将其作为最核心的研究主题。从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扩张性财政政策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还有芒德尔、拉弗等供给学派，这些经济学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背后无一不透着对于繁荣的渴求。如今，在这一长串的名单后面，我们还将加上一个新的名字埃德蒙•费尔普斯。作为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是当代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由于长期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让费尔普斯对繁荣的意义和原因有着独特的理解。而这些观点和理念最终浓缩成他最新的一部作品——《大繁荣》。“大繁荣”的爆发源于以创新和活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从历史角度着手分析人类社会繁荣的原因。他截取了18世纪到20世纪这两百年间的西方经济史，详细展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在经济繁荣中孕育成熟的。费尔普斯认为，人类社会最持久的一段繁荣期在19世纪初首先从英国开始爆发，这种繁荣此后在一个世纪内蔓延到了欧洲大陆以及北美。这样的一种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W•W•罗尔斯称为“经济起飞”，费尔普斯则称之为“大繁荣”。费尔普斯在描述这段历史的同时，还对历史上的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和奥地利学派提出了质疑。经济历史学家们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归因于以大航海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现。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有的物质进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动。此后属于奥地利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为这种理论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可以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加上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最终构成了人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大繁荣爆发原因的普遍理解：科技发明造就了两次工业革命，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然而，费尔普斯却直截了当地对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或者说他认为这种观点的认识过于简单。费尔普斯认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经济知识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这种爆炸式增长一定是某种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够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最终把国家推入持续迅猛增长的轨道。对于这种制度或经济形态，费尔普斯用了“现代”来给予定义。他认为，正是由于现代主义观念下形成的现代经济，才有可能带来“大繁荣”的历史奇迹，而这种现代主义和现代经济的核心则来源于草根的创新和活力。现代经济的起源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归根到底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复杂演化的结果。这种复杂性在许多人文学者的著作中都曾得到展现，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经济学家汪丁丁在对麦克法兰的这本作品评议的时候，曾对现代世界出现背后的复杂性进行过分析。他指出，西方的两大思想传统——英美的和欧陆的，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也正是这些张力，使西方社会得以演化。而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则把这种现代经济产生的复杂过程总结为四个方面：以自由、财产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崇尚节俭、勤奋和身份的资产阶级文化、人口和城市的增加。现代经济的到来引发了人类社会巨大的改变，它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变成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费尔普斯认为，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这样的一种体系也就成为西方社会在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两百年内持续繁荣的推动力。不仅如此，费尔普斯还指出，现代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止于经济，在文化艺术领域，现代经济的观念和体系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同样以创意为核心的领域内，亦结出了“百花齐放”的硕果。对个人来说，繁荣是人们本能地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作为一个极具人文主义观念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并没有将现代经济的阐释停留在宏观层面。在《大繁荣》里，他把“繁荣”的定义和影响还延生到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学过政治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人的最高价值就是自我实现。马克思认为，人在实践中不仅创造财富，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可以丰富个人的知识体系，增长经验认识，发展意识和能力，发挥潜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从而实现自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便是人的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事实上，类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先哲。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指出，“美好生活”的意思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进一步的，亚里士多德还指出，“美好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它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善”。接续亚里士多德的阐述，费尔普斯则认为，这种“美好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繁荣”的生活。而当繁荣成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时，美好经济必须帮助人们想象和创造新事物，从而实现创新。也因此，费尔普斯指出，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比起收获和财富积累，可以给人类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费尔普斯在对个人生活的繁荣方面的思考，深受到哈佛大学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罗尔斯在这部巨作中详细论证了，鼓励和支持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与正义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美好生活”所拥有具有的天然正义和费尔普斯对“最高的善”的理解不谋而合。同时，费尔普斯还从历史上和同时代的其它著名人物那里，寻求到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在《繁荣》中提到，人们追求的是“福利”，而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一定对这个观点表示同意，他在积累巨额财富后，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特洛伊古城的发现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也曾表示，他从事商业活动是为了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大繁荣”的挑战在于现代经济在西方世界的衰落如同历史上所有陷于低落和挫败的时期一样，人们都会发自内心地怀疑孕育了资本主义大繁荣的现代经济和现代主义。上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社团主义和机械社会主义正是脱胎于在类似的发展背景中，人们期望用这些新的经济模式来替代现代经济。这些模式的观点大多认为，要赋予中央政府强大的能力和权威，对经济进行充分的干预，通过这样的经济制度来平滑经济的风险并使人们获得安全感。对于这两种模式，尤其是社团主义，费尔普斯认为它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向前现代时期的传统观念退步。依靠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来实现经济生产，在本质上和中世纪教会与君主对经济的控制如出一辙，它们不过是传统主义披上了新外衣后在历史舞台上的再度登台。因此，这样的制度和体系违背了现代经济所包含鼓励创新和活力的精神，自然也就无法带动“大繁荣”的再现。所以，费尔普斯指出，上世纪末以来，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衰退，正是与社团主义的重新崛起有关。在美国，委托和裙带关系在公共部门的泛滥、共同基金的急功近利、大银行大企业和大政府形成的集团造成抵押贷款规模的膨胀，以及主权债务和福利规模的失控，都是这种社团主义势力上位的直接表现。这种思潮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样来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实则就是一部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斗争史，对于这场“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没有尽头的伟大斗争”。如果说“繁荣”的秘密是所罗门宝藏，那么费尔普斯的《大繁荣》就是寻找到宝藏的地图，而他对现代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的强调，就是交给我们打开宝藏大门的那把“秘钥”。为此，在前言里，费尔普斯动情地呐喊，“我要高度赞美大众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宝贵的人文主义财富，呼吁重树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激发现代社会普遍繁荣的现代价值观。”所以，在《大繁荣》中，我们能读到的不仅是经济成长的诀窍，还有关于人类社会共同幸福的思考。作者将人文主义的精神注入到了《大繁荣》中，于是，这部作品不再只是一部枯燥机械的经济学著作，它还是一部生动的经济史，亦是一部令人思考的哲学书和思想录，更将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巨作。（刊于2013.12.7《文汇报·书缘》，刊文有删节）

一本不可不读的发展启示录

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就业？经济如何增长？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在《大繁荣》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根据毕生的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大繁荣带来的不仅仅是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有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作者深入分析了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某些国家取得大繁荣的根本原因。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经过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但是，作者所指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的推动的狭义的创新，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或者通俗点说，现代价值观崇尚的是草根经济活力带来的广泛意义上的全面创新。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一本不得不读的中国发展启示录费尔普斯教授在书中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这两个国家都经历过繁荣，而现在却开始衰落和迷茫。大国的无论兴衰的历史，都极具借鉴意义和价值，读西方的经济史促进我们不断思考中国未来变革问题。当下的中国一直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但是如何健康发展，怎样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国家、民众关注的重点问题。作者写西方世界的历史，其实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曾处于类似的阶段。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而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繁荣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从民族根部开始焕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创新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个人都积极思考“我”之于国家富强的意义，中国才有实现全面的繁荣的可能。

经济繁荣根源在理念的成熟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文明的程度已经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这是由丰富而宝贵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所组成的。其实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我看来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科学本身最终是要通过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展开探索，而成果也是以形而上的形式出现的。因此，经济科学依旧是这样的，它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但是随着经济本身的不断深化和复杂化，必然要深化到思想层面和精神境界，直白的讲就是经济哲学。《大繁荣》一书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先生发现这一事实的集中总结，费尔普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重不断发现和总结问题的症结，在《大繁荣》中试图超脱既有的经济理论，以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和理念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其实现代经济学中可以依据很多标准进行划分，而划分的基础本身也是经济的客观表现。经济学思想与政治学思想也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政治中分为左派、右派，经济中也有左和右。左和右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的具体反映，也是形而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甚至新供给主义等经济理念都已经被打上了左和右的烙印，但是这也不能让经济学远离这些思想，甚至可以说永远离不开它们。费尔普斯先生认为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是人以及人的重要理念，而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则是推动经济快速良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现代经济的价值观，费尔普斯通过《大繁荣》做了比较多的论述。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创新的理念，但是创新常常被狭隘的理解为科技创新，却很少在战略创新、思想创新、创意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当然，费尔普斯的思考是深邃和明智的，只有把思想理念的创新做到最优，才可能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得到正确的指引，但是同时也要意识到他通过强调思想创新的紧迫性来批评现存的经济学主流思想，并试图通过批评来强调完全可以跳脱这些思想来展开经济学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事实上在《大繁荣》中也已经流露出这种观点的不可行，实际上费尔普斯本人也已经是既有经济思想的门徒。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否关键在于国家的就业、产出等经济指标，那么进行繁荣的建设就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手进行思考。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的的发展在于提升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只有通过强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才能有效的加强对经济的整体面的控制力，有效及时的解决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经济问题。费尔普斯先生则认为凯恩斯主义对经济资源的调配是有严重的浪费的，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必然建立在节俭的基础上的，但是就经济的发展动力上来讲则必须进行不断的消费，而这种消费的基础就是强化社会的有效需求。因此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加强节俭的问题，而是如何能在消费力度增加的基础上进行节俭。《大繁荣》对世界经济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即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社团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然而，这些分析仍旧不能中立的分析，而是带有比较多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当然这与其作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不无关系。费尔普斯先生颠覆性的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非剑拔弩张，工人的劳动环境也并非恶劣到极点，这些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似乎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在我看来是非常勉强的。倘若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分的压榨，没有出现劳动环境的恶劣，那么如何解释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工运的出现，这其实本身就是有着非常直接的逻辑关系的。同时，费尔普斯先生也提出了所谓的渐进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为了缓和矛盾所作出的努力，从政策等各方面采取倾向工人的措施，可以有效的避免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经济模式。其实，费尔普斯先生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非常多且复杂的论述，可以说其中有合理的和学界共识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归纳判断失误的地方。通过这些，我也有了一些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社团主义的典型范例就是二战时的意大利、德国，它们以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为指导开展经济建设，其实要点就是要以国家和社会组织为基本主体整顿社会和市场的秩序。在社团主义的作用下，德意衰颓的经济形势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稳定，可能在费尔普斯先生看来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只能让创新和现代经济价值被局限，但在我看来社团主义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的完全市场经济的“解毒良方”。众所周知，二战前的德国、意大利均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重灾区，国内经济整体陷于混乱之中，原因除了世界经济形势整体衰退以外，就是国内政府和社会团体对经济缺乏控制能力，通货膨胀以及投机倒把非常严重致使经济上不仅仅没有了任何创新的能力，连最基本的秩序也成为了奢求。因此，我认为社团主义并非与现代经济价值相对立，只是社团主义不适合长期的实施和坚持，作为右翼政党的一种经济治理模式其灵活性确实不足，且在各社会团体的运作下常常会有很多政治力的影响，这些影响很显然缺乏经济理性。至于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显然已经不能将计划经济与其划等号，在列宁时期尚且都意识到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契合，更何况在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看来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并非是费尔普斯认为的苏联的经济模式或是计划经济本身，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一定是更接近现代经济价值的。我想应该在这里再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谈一谈，其实马克思并没有非常具体的谈论过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怎么建设才一直未有完全的定论，实际上社会主义并不能简单与计划经济相配套。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以计划作为经济运行的根本，而这一切的基础实际上就是以按需分配为主的产品经济，计划就是需要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在我看来所谓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应有产物，社会主义本就不可能产生这些。因此，可以说费尔普斯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上个世纪，并且只对一个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坚持，这其实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误读的原因。任何国家的经济繁荣都要以灵活的经济手段作为基础，而非任何僵化的模式。然而现代经济价值以及创新的意识则是灵活经济手段的前提，在经济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思想和理念的成熟则逐渐成为不可替代和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学思想和理念博大精深，想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创新和理念的更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妄图抛开这些既有的理念和思想，甚至是抛弃世界主流经济理论和思想则是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的。

大众的兴盛源自创新

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把繁荣第一位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把国家的繁荣定义为大众的兴盛，它源自命中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 ；把具有创新活力（即具有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尤其具有激发和包容草根阶层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成为“现代经济”，并强调现代经济并不表示目前的经济。他以理论逻辑、历史验证和数据实证阐明了现代经济能够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现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义。而现代经济带来的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追求美好生活必要的成本。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活力与体验》，第二部分是《鲜花与荆棘》，第三部分是《衰败与重生》，第四部分是结论。前四章，也就是第一部分，从经济学史分析了，现代经济的活力之源，没有止境的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整个论述涉及非常多的经济学历史，因为我对经济学史不太熟悉，阅读的时候书的倒数第二部分的《大事记：现代主义与现代性》（记录了从50万年前到2011年的经济学大事）还有书里的注释，大大的帮助了我。第五章到第八章是，也就是第二部分，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体制进行论述，分别是新社会主义的诱惑、第三条道路、新社会主义与新社团主义经济、各国的满意度。作者还特别分析了国别差异的制度原因和国别差异的文化原因。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是第三部分，第九章和第十章分析了经济衰败的原因和衰败的表现。涉及了经济数据、政策、社会表现等等。后面两章则阐述了美好的生活的定义还有体制中的正义。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重点阐述了，创新对于现代经济社会重建的重要性。书的开头，用了卡尔·波普尔的话开头“为了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我想这话说国家合适，说个人也合适，我们现在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读了一遍就写书评了，回头多读几遍再来补充。

观点不够清晰，论述过程太繁琐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作品。作为一本通俗经济读物来看的话，不好看，观点不够清晰，论述过程太繁琐。作者大致是自由经济学派，提倡政府对经济更少的干预。作者认为创新是经济繁荣的原因，欧美目前经济不振是因为创新活力不够。二星，不推荐。

持久繁荣：持续创新与动态平衡

作为经济学诺奖得主，埃德蒙的这本《大繁荣》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探讨，指出了多种传统思维在逻辑和实践上无可辩驳的失败与荒诞，并且指出了持久繁荣的核心在于保持创新能力。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极度丰富，能给读者多方面的启发。但如果说缺点的话，就是它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显然，由于具体数据和引用文献来源的缺乏，这肯定不是一本学术书籍）略微缺乏有力的文章脉络，而将核心观点分散在了无数的细枝末节当中，尽管这毫无疑问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高度复杂性，但仍不得不说这是个遗憾。毕竟，比较研究不是为了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定位我们的实际状态。因此我试着为这本书的总结一些核心观点和基本逻辑原理出来。首先，经济活动对人类的服务，在于它最终能够提供的产品——无论是农业的消耗品，工业的日用品，或者第三产业的服务——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金钱的数字不管如何膨胀，如果无法最终兑换成任何产品，就是毫无意义的垃圾——这意味着金融市场一旦脱离了实际生产，就是彻头彻尾的诈骗。但是，市场有其自身规律，两万块面包的使用价值似乎无疑是一万块面包的两倍，但是能够生产两倍面包的社会，这些面包的市场总价格并不会变成原来的两倍——因为成本下降、效率提高、以及需求并没有完全同比增长——消耗品尚且如此，工业产品等不会迅速消耗的物资更是如此——因此当基本需求已经满足，你就无法靠重复生产低级和旧式产品继续推动增长。这里就必须依靠创新，依靠新的产品，提供新的体验，更好的效率，更优质的服务，从而创造出人们新的需求，刺激新一轮的生产，投资，就业——从经济上来看，这将带来持续繁荣与增长，而从我们人类的整体文明发展上来看，这意味着更好的技术，更优秀的人才，更优化的管理，从而让我们可以应对过去无法应对的挑战，并且将文明推动到更高的层次。这是我们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动力——当然，另一个动力源头是战争导致的生存威胁，这一点与经济的关系将在后面说明。然而，保持持续的创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只有开放竞争的体系才能最有效地推动创新，然而即使在最初是开放竞争的体系，其早期的成功者在变得足够庞大之后，也很难避免由于变成既得利益者，从而变得保守，并且主观或客观上妨碍新一轮创新者的诞生——因为新势力将会带来不稳定，并且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妨碍甚至消灭新的竞争者，比起维持庞大组织自身的活力，要容易得多。而即使排除了一切人类的自私和恶意，垄断或者说单极力量的过度强大，依然不可避免导致阻碍创新的危害——无论这种权力是来自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军事。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个体已知的知识相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未知，永远是微不足道的，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避免犯错误，然而，在开放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个体或组织的错误仅仅意味着他自己的失败以及被别人超越，而一个人的成功却可以借由信息系统迅速地被其他人模仿，因此竞争的环境可以将人类愚蠢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而开放的信息系统则可以将人类智慧的效益最大化——而人类的愚蠢和固步自封恰恰是我们有史以来文明发展的主要阻力。然而在单极权力过度强大的环境中，单极组织的错误会让其他所有人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当它生存时，它会以缺乏进取心的低效率挤占创新组织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而当它死亡时，会像从山坡上滚下的巨石一样，碾碎道路上的一切东西，或者在船底砸出一个无法补救的大洞。——再次强调，任何单极组织的膨胀都具备这种性质，无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或军事的，无论它以何种面目出现，以何种理论自居，都不可能违反这一基本原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良性发展的环境，必须维持其中各方面势力的动态平衡，动态与平衡两个词同样重要，平衡意味着没有一个单极组织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压制其他所有人，这可以避免单极组织的低效和错误毁灭所有人——但这必须依靠动态，在此起彼伏、积极竞争和不断创新的状态下维持，而不是依靠停滞不前，甚至回到过去——那只会让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老式单极组织再度复兴。而这样的动态平衡，其核心动力来自何处？正如经济产出的本质在于更多更好的产品，人类社会活动的本质在于更多更加优秀的人类——因此良性社会——经济的、以及其他领域的本质动力源泉，在于其中每个人类个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哪个社会能够最好地调动其中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哪个社会就能拥有最伟大的繁荣。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技术教育福利，才是最好的，甚至说唯一应该有的福利，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技术培训，实际上相当于一笔投资，当这些人拥有了更好的技能之后，就能创造更好的自我和社会价值，从而让这笔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事实上，教育投资是人类迄今为止总体而言回报率最好最稳定的投资。而直接运用金钱补贴低收入和边缘人群，非常直接地取消了他们自我奋斗的必要性，而这笔钱无疑不会从天而降，如果不向其他更加努力的人征税，就必须依靠政府借债来弥补，其结果就是透支整个社会去供养懒惰、非效率、无产出、无回报行为。这正是欧洲的社团主义和美国的大福利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给人们应对挑战的能力带来繁荣，而消除人们进行挑战的必要只会制造堕落。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每一个我国历史上的大帝国，都是此类体制，通过大政府压抑新兴力量造成的不稳定，并且为底层民众提供基础生存福利——而正如我们所知，历代帝国政府最后都在停滞中走向灭亡了，长期缺乏创新的最终结果，不是无力抵抗外部威胁，就是内部劣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从而只能以内战来毁灭原有统治结构——试图避免一切矛盾的结果就是矛盾积累到其终极形式——然而只要新政府依然走大一统专制老路，这一循环就是不可打破的——帝国整体将在停滞的稳定中慢慢衰落，面对最后的总体破灭永远只是时间问题。打破历史的诅咒，只有首先从改变错误的意识开始，一切超出有效运行规模的组织都不可避免的低效，然而从道德上限制人们欲望的膨胀也绝不会成功，因为自我实现与自我膨胀本来就是一体两面难于分割之事。限制与隔离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只能运用智慧，去努力推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动态平衡。而只有开放高效的信息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有助于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扩散，让我们对自身的真实状态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让我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无数的信息碰撞中，将会为人们的创新提供前所未有的资源宝库。

小幸福，大繁荣

我逐字逐句地看，每段都有细细研磨，还密密地勾画下重要节点，以及写下即时的体悟。本书的知识点甚广，丰富又厚重，我看得如此认真，却一直对要写出这本书的书评或者笔记仍旧忧心忡忡。之前是写好了一大篇，可里面全是我不知所措的眼神。于是，在终于看见某一书评的最后一句话后，一下释然。那位书评人给三星，他说：给三星的原因，是不想普通人也看这本书，对他们的智力是一种考验。真真是正中下怀。我立马就哗啦，把前一篇给删了，再试图以最底层的理解力去解释出从《大繁荣》里了解到的种种情况。从我这种再普通不过的小老百姓看，大繁荣是让我和我家过上好日子。与世界繁荣没多大关系，与如何正确看懂这本《大繁荣》也没多深的关系。经济学家的认识点，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或多或少脱离普遍大众的认识层。当然，我的观点的狭隘是显而易见的，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的必要性是与社会有效的运转画上等号的。经济学者的研究与见解，会给整体社会经济格局提出有力的论据和行进的大致方位。虽然也有偏差的时候，但总体而言，经济学者们对经济市场的贡献有卓越的力量。按着我所理解的费尔普斯对创新的某种定义，对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也是创新的表现。因为它有和其他领域突破创新都兼备的一项技能，有能够突破领域创新的既定性的能力，那就是“专业”。如果不是在探讨创新情况下的专业，我会认为“专业”的学究气会超过平常人的知识值，不宜全面推广。但现在说谈的，除了专业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的职权把控。这里的职权不是单一地指向职位权力，还是指中从职位上延伸开的职业潜力。就是在工作中，可以最大限度寻找自我满足的点。费尔普斯是希望人们在工作在寻找自我满足的同时，也是为了拉动整体经济的效率。而我的总结很简单，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在为了让自己不失对事业的永恒热情时，开发些新亮点，想到些新乐趣，是属于为自己谋利升职的出口，更是善待生活的方式。如果这能够在经济市场上起到促进增长的一个微弱小点，也甚好。我相信这样的心态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是那些随势而走并安心平稳人生的人都乐于奉行的。创新的发展手段，之于这群人，作为了实际的，又有些醉心的人生技巧，变成追求小而切实的幸福乐趣，是在推动社会经济面前，无关痛痒的一部分。然而，作者的观点又在一个层面阐述出，每一个职业人的小创意都是证明创新活力在持续发展中的论据，也是会持续推进市场创新经济活力的关联点。市场活力不可缺少每一个职业人的投入与运用自身专业知识的再创新。那么就算是居于稳定的环境，就算只是为讨自己欢欣的别样体验，也是创新源泉其中的一股小支流，共同滋养了国家的肥沃土地。再换言之，一个积极乐观的良好心态，正是大众创新活力的有力趋势。可惜只是还有另外的人，忧愁着麻木的心，丧失行动的力量。我认同的自然还是有狭小志向的人那样，要先为自己利益的填充而行动的行动。就像隐约记住书中的一句“为艺术而艺术”，“为商业而商业”或者是“为创新而创新”。它们的共同点我认为是为着满足自我。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还是兴趣喜好，都将以最初的目的而展开轨道。只要我设定了我想要的结果，需要的结果，我就会义无反顾去前进，而中途产生的额外的发现或创意，应该总是为实质目标而产生的。可能创新的意义，对凡常大众来说，不存在建立一本宏大的奋斗史，可能只作为实现自我成就的工具。却从另一角度看，自我成就的完成，正好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着力点。其实如此一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那套方法，去追求设下的人生情境，满足自我而非远大贡献，倒也不失一种繁荣的认定。要是真正说起群众的大繁荣，除开经济收入的良好回报，共同生活的大环境同样至关重要。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凡是与可预见性的未来挂上钩的，都应该在当下实施的举措中，有效维护未来发展的完好性。比如企业污染源的排除，企业质量的规格，一切可以给大众造成难以挽回地损失的，就需要制度强制地进行规范，保护群体的生活利益。但一种权力一旦强大，便会和他的能力相互牵绊，往往这时候，给社会带出好处的是他，让社会蒙受危害的，也可能会是他。这种时候，在体制尚未到达制裁的时候，只能期望持有权力的人自觉地遵守自然规则，不去打破自然运转的规律，避免未来发生悔之不及之势。就说中国目前的这环境，这食品，因为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成熟之前，尚可理解国家体系制度也正处在未成熟状态，总存在需要不断修复的缺憾地方。但每个人希望舒适的环境、健康的体魄这一系列基本的需求怎么也是不会更改的，既然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相同性质的事，就应该是每个制造环境状态的人也都清楚的事。满足起码的生活幸福，也许也不仅仅是属于“为创新而创新”的幸福，还要在创新的幸福中，加入人道精神，和一种社会情怀。这不止是在维护城市大环境下可持续增进的大繁荣，更是在获取只有在来自大环境里才能获取的充裕的幸福感。而每一个人都握有创建这样大繁荣的同等权利，也因此，社会大繁荣是源于每个人的行动，不论是为生活新意所产生的小小创新意识，还是为长远的未来空间做出的某种保护约束。大众社会的繁荣，可以无关体制变革，可以从自个儿开始。

繁荣的迷思

大繁荣更多的是菲尔普斯对于西方经济社会走到今天的一种整体的反思。到底是什么推送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目标以及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福祉是什么？这是问题的本源。以至于菲尔普斯这位老学究，以严密的学术思维来撰写这本书。其中考证，考据众多，更多的展现了他的推理、思考过程，体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思维模式和惯性，其中还包括了很多政治哲学主题。应该说质量是非常扎实的，但是却不利于大众的推广和普及。从重农主义、重商主义时代开始到工业革命，再到铁幕下的两极时代，菲尔普斯采用比较分析法来探讨经济增长的终极问题。其中有关福利国家的对比，有关社会主义企业制度衰败的研究，有关美国大萧条以及以来的竞争增长的分析，延续了自熊彼得以来对于草根企业界创新的肯定。特别重要的是，作者对于西方经济中目前形成的政府与私营企业形成的某种共同体表达的严重的关心，作者认为这是目前西方经济增长陷入停顿的某种制度因素，这也给出了一种研究方向。广泛存在的公私部门利益“共同体”对某些特定产业的影响，实际上不亚于苏联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钳制和阻碍。以至于作者认为要改变西方目前的这种状态，必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制度革命，否则西方在现代化以来的经济增长可能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所以在后面，菲尔普斯谈到了美好与正义的话题，这是很多经济学家不愿意涉及的话题。特别对于欧洲的批评，批判了欧洲的社团主义倾向，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倾向，菲尔普斯认为，目前欧洲政府对于私人资本控制过多，而且在美国这种倾向在某些产业里面也存在，而这种现象正在逐渐固化为某种实际制度潜规则。这将导致就业水平的低下，缺乏效率的经济增长，最终无法导致繁荣。所以，菲尔普斯认为，西方如果想回到黄金时代，也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高就业率的繁荣情况，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需要对现行的保守、传统主义的行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包括某些法律进行改革，以真正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对政府对某些行业的过度监督和补贴性拨款进行限制，减税，并重建财政规则。同时他还呼吁，需要一种社会文化，来保护呼吁这样的意见。在菲尔普斯看来，社团主义和举国体制，无法促进创新，只有草根精神才是经济获利的典型代表。他写道，高活力经济特征是从草根阶层向上蔓延，遍布整个经济的永不停息的构想、实验和开拓精神，并在幸运和智慧的帮助下最终完成创新。这种草根精神是由现代主义的生活态度和信仰驱动的，彻底恢复高活力要求现代价值观再次压倒传统价值观。实际上这种价值观在中国也曾出现，80年代公务员下海潮就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也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而到今天的中国，国进民退的危害逐渐显示出来。在这种程度上，我是支持许小年近期呼吁的观点的。中国领导层也必须持有改革，特别是开放的决心，体制的改革，减少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和私人资本的钳制，否则历史的轮回必然在中国上演。闭关锁国不光在中国明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同样，从大繁荣中可以看到，在同样的时代，闭关锁国给其他的帝国也带来同样的问题，能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国家一般都是集权体制国家，这就是历史的悖论。甚至在苏联时代，对于私人资本的控制，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恶果，缺乏活力，缺乏必要的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繁荣和更加可能的充分就业，政府和专制的合法性必然收到质疑，甚至被推翻，这就是繁荣与萧条的历史因果。这也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西方，同样痛恨萧条的原因，更大的层面上来说，对大众的意义就是幸福是那样的遥远和生存的艰难。繁荣，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体制。=====给3星的原因，是不想普通人也看这本书，对他们的智力是一种考验。

《大繁荣》——读后感之一

应该说《大繁荣》这本书，是当时我去三里屯page one书店逛游时，除了感受豆瓣文青高逼格之外，找到的一本好书。刚开始的时候，是被封面设计的风格所吸引，接下来就是被书的前几页内容所震撼，毫不犹豫的交钱。但是很不幸的是，刚刚做了没有20页的眉批、旁批，书就被领导发现，接着就“借”走了。但所谓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等到半年之后亚马逊又有了kindle版本，还是把它又买了一次，接着读下去。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地位，不亚于去年读过的《邓小平传》和《变革中国》，可谓读过的经济学读物中最为重要的饕餮巨宴。但是，这本书明显比其他两本书更长，而且由于缺乏上面很多的背景知识，特别是西方历史知识，要读完确实很困难。特别是目前每天根本挤不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到目前只读到30%左右，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多重要的观点给了我重要的震撼和激励。虽然这本书目前所读到的进度，已经向我展示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即目前的资本主义有着最为适合创新的体制，而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促进创新方面，实际上有着数据上和事实上的阻碍。但我在这里并不想评价社会制度的优劣性，而是更多的是理解和摘抄：（1）社会的繁荣，来自于社会个人的自我实现和成长，来自于欣欣向荣的社会情绪。而这种繁荣，首先来自于社会广泛的创新参与。社会广泛的创新，其核心并非熊彼特所说的技术创新，而是来自于商业者从资源整合和利益驱动角度而形成的新方法，也就是说，创新的核心是创新的商业活动。（2）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其实，这既是对社会繁荣的定义，也是个人在这个现代社会中如何定义成功的基本价值观。（3）获得收入可以带来兴盛，但收入本身不属于生活的兴盛。人生的兴盛来自于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这是这个时代正确的价值观，也是对于人生价值的最好注脚。（4）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求稳定不求发展的价值观念，是对中国现状的最大阻碍。（5）态度和信仰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主要是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他们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6）在一个国家中那些希望拥有传统价值观，希望有自己的经济生活的人，应该有创建其个人生活的自由。而那些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也有在现代经济中自由工作的权利，而不能限制在传统经济中，被剥夺参与变革、挑战、原创和发现的机会。（7）现代经济的未来是未知和不可知的，容易遭到重大失败、波动和伤害，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种漂浮甚至恐惧的感觉，但获得新发现的满足、迎接挑战的兴奋、走自己道路的自豪以及在过程中成长的愉悦（简而言之，人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必须付出这些代价。（8）即使是资本主义最黑暗的时间，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也是在增长，也比资本主义前期的生活要好得多。（9）对于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才智，而非节欲。（10）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创新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更多的是来自于对美国的学习。而生产率达到和美国相近似的水平时，其创新不足的问题就能够明显展示出来。（11）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12）出色的生产率的秘密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而掌握新规律，从而取得新结果，建立新关联。（13）经济活力是创新背后的深层动力和制度综合体：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制度。今天先写到这里，但是想起当时在旁批上曾经画过一个图，讲的是思想对于创新的作用。好像是个创新中的四位一体要素，把思想也列到了其中之一，大概是技术、资本、思想、制度的四位一体。毕竟科斯也说过，中国未来的变革，来自于思想市场的开放。我联系起这两本书，还是有些感慨。真想着什么时候事业失意颠簸潦倒时，重回校园，做个经济学博士，专门研究社会思想对于创新所起到的作用，也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菲尔普斯解读繁荣奥秘——自我创新

（本文已经发表于2013年12月的《商业价值》，这是原稿）2013年9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到中国的人才问题时，说“年轻人应该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天分，年轻人过早进政府部门是人才浪费”。10月中旬，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工作启动，据说浙江省每4名报考人员就有1名想进国家税务局。针对上述中国人才缺少创新精神的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是埃德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他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13年，他出版了《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试图探析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的老问题：国家是怎么富强的？而这本书对此问题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虽然熊彼特曾经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菲尔普斯老调重提将繁荣定义为“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从而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现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义”。实现这种繁荣的关键是大众身上所具有的创新精神，菲尔普斯的个人经历、本书的写作逻辑、研究结论的宏大立意正是这种创新精神的体现。菲尔普斯的个人经历1933年，菲尔普斯教授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先后获文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其研究方向主要是宏观经济学、就业与增长理论等。他在学术上的名气，主要起源于他对与其名字非常容易混淆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挑战，这主要得力于其将个体选择与公共选择理论对接的能力。他曾写有一本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入门》（Political Economy：An Introductory Text），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中对这本教材赞赏有加，并且认为这本教材只所以没有流行，主要原因在于过于求新。这本书我曾经有幸在亚马逊中国买到了原版，体例可以分为个体选择、公共选择两部分。我想这符合汪丁丁的品味，他最近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指出：现在的微观经济学教材重个人选择理论，轻公共选择理论。我想菲尔普斯这种不同于常人的视角，正是其可以写出《大繁荣》这本不同寻常书籍的关键。菲尔普斯近年来一直关心和参与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讨论。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前，2004年，他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过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内容。2010年，菲尔普斯开始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创建了教育部批准的首个创业、创新MBA项目，以体验式学习方法，激发中国学生的自我创新精神。2013年，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抨击了中国学生大规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现象。可见，菲尔普斯在中国的实践，就是对《大繁荣》一书主要逻辑和研究结论的实践。《大繁荣》的写作逻辑《大繁荣》这本书的谋篇宏大，但是却能回归到个体的创新选择，这是非常难得的。另外，这本书在细节方面对于证据的运用非常巧妙，一环扣一环，就和阅读侦探小说一样。谋篇布局方面，本书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体体验入手，然后切入经济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群体的制度选择（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社会主义），紧接着分析了更为宏观的增长问题：经济衰落的表现和原因，最后又重新回归个体的美好生活和正义。这种写作逻辑完美体现了菲尔普斯教授一贯的研究方法，也是其微观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入门》坚持的框架“个体选择+公共选择”的分析框架。证据的运用方面，非常强调逻辑性，在很多章节都有体现，这里以“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为例说明。作者开篇就介绍，现代经济活力是多维的，不但改变人的生活和工作标准，还影响生活、职业的本质。以此为基础，作者指出测量经济活力程度采用经济增长率、生产率是存在问题的。活力不足的国家与高活力的经济体开展贸易，或者模仿这些经济体的原创产品，一样可以获得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例子。然后作者一步一步否定了资产投入、科学技术的作用，最终将视角回归到深藏于人类群体中的创造力和远见等资源，国家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对些资源的动员。另外，很有意思的是作者极具创新性的在“第三章 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中以文学名著介绍了一代、一代人的个体体验。《大繁荣》研究结论的宏大立意菲尔普斯最终的结论，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为什么要生，又为什么要死？也就是所谓的美好生活问题。这已经开始回到罗尔斯和阿玛蒂亚•森关心的问题。从《大繁荣》一书写作的逻辑来看，这本书更应该看作实证研究的佳作，她没有牵涉太多的价值判断。但是菲尔普斯在书中提到了他和斯蒂格勒以及加里•贝克尔有关利他主义的争论，那场争论很难说有什么结论（P216）。另外，他还提到了他和罗尔斯作为同事（1969-1970年），办公室被烧、文稿逃过一劫的轶事（P303）。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菲尔普斯的意识形态处于中间，是坚定的现代资本义体系的拥护者。他的这种中庸性，决定了他的结论将不同于熊彼特等人。在推出结论的前一刻，菲尔普斯又重新回归繁荣的基本概念，他追 本溯源发现，希腊语的“eudaimonia”可以解释为“happiness”（幸福），但是更为精确的翻译是“flourishing”（繁荣）。正如作者引用的维吉尔的名言“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然后作者进一步引用了伏尔泰的《老实人》，强调“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P285）。作者还非常俏皮的引用了Lady Gaga《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的采访对话，强调发现“自己的内在身份、不断得到重生”的重要性（P291）。这样菲尔普斯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于熊彼特了，因为他把最根本的增长动力追究到了人自身的内在能量，这种能量独一无二，藏于芸芸众生中，而开发这种能量则是增长的关键。最后，这本书不只是为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思考增长的视角，他也为我们发现新的问题提供了起点。正如凯恩斯所说“人们学习经济学不是因为标准理论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实践中提对问题”（P332）。我想菲尔普斯更希望我们这样来阅读这本书，也以这本书开始我们的创新和创业实践。埃德蒙·菲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卖萌】有这么详细的评论，书就不用看了

人物简介 埃德蒙·费尔普斯费尔普斯1955年获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现为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曾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费尔普斯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根据当时的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费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指出通货膨胀不仅和失业率有关，也跟企业及雇员对价格的预期有关，并将基于理性预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引入到就业决定理论与工资-价格动态均衡和提出经济增长的资本累积黄金定律等。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因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55年毕业于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5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2010年4月被闽江学院和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聘请为新华都商学院院长，目前已正式上任。[1]编辑本段成长经历菲尔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于伊利伊州伊凡斯顿，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谷底，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当时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形成的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通过政府干预来拯救经济萧条也成为最流行的做法。1951年菲尔普斯进入安默斯特学院读大学。在大学第一年里，他迷恋上了柏拉图、休谟等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学经济出身的父亲和学家政管理出身的母亲的影响下，他第二年开始接触经济学课程。在大学的经济学学习中，菲尔普斯逐渐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智。作为刚刚开始入门的初学者，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二者之间的鸿沟，并对二者如何相互沟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引导他把微观经济学引入了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由于当时的耶鲁大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奖学金，于是菲尔普斯选择了那里。在那儿，菲尔普斯师从自己仰慕已久的詹姆斯·托宾。埃德蒙·费尔普斯 埃德蒙·费尔普斯在这段时期，托宾、托马斯·斯凯林、阿瑟·奥肯等著名学者的杰出智慧和不倦教诲，使菲尔普斯受益颇多。一些中欧经济学家也对菲尔普斯产生了影响，他对这些经济学家所重视的预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在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的文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菲尔普斯1959年6月来到洛杉矶，在兰德公司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菲尔普斯不久就感觉到，那里的环境并不符合他做学问的愿望。恰在此时，耶鲁大学的考勒斯基金会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职位，于是1960年菲尔普斯重返耶鲁。在这段时间，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律”，被视为对罗伯特·索洛开创的增长路径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在这一时期中，作为对其研究工作的一个回报，菲尔普斯还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MIT）1962~1963年对其进行访问的邀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菲尔普斯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经济学家。菲尔普斯1966年离开耶鲁大学，来到宾夕瓦尼亚大学，翻开他学术生涯新的一页。60年代后期是他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的时期。根据菲尔普斯的回忆，在那段属于职业生涯开始起步的几年中，他就像一个不断溢出思想的容器。就是在这一时期，菲尔普斯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模型，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批评和发展。菲尔普斯最早从理论上对菲利普斯曲线发生兴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进入宾夕瓦尼亚大学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的著名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随时间变动的最优就业”，就是在该年冬天完成的，该文于次年发表并引起广泛瞩目。伴随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个人生活的不断干扰，他的学术生涯也随之步入了一个低谷。1971年秋天，菲尔普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通过变更工作，也重新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他在那里一呆就是8年。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维维安娜·蒙特多，两人1974年举行了婚礼。在个人生活重新安定下来之后，菲尔普斯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学术多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经济公平问题、劳动市场结构刚性、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非一致工资或价格制定、非对称信息下的隐性合同以及理性预期本身等问题都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80年代，菲尔普斯开始想用一本导论性教科书把自己认为重大的经济学问题记录下来。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教材》面世。1990年,菲尔普斯把多年积累的、自己对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现状和进展的理解整理成册，出版了《宏观经济思想七流派》一书，这也被视为他学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总结。在刚刚步入60岁的时候，菲尔普斯撰写了自传，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清算和检讨。回顾过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这些成就能对他人产生影响更是一种满足。他感到自己的事业已进入了一个平和的阶段。在他看来，学术影响并不是他个人成就的一个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回报、特别是从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报，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由于了解这一点，他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而非外界眼光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编辑本段学术研究通货膨胀与失业率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研究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历来是经济稳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早在凯恩斯的《通论》中就有所涉及。根据战后初期形成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即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从凯恩斯的角度来看，保持经济稳定的政策十分简单：把总需求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避免不充分就业，当然也要防止总需求过高造成对劳动力的超额需求（过度就业）和通货膨胀。埃德蒙·费尔普斯 埃德蒙·费尔普斯利用英国1861～1957年的统计资料，菲利普斯分析了英国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工资变化率上升，则失业率下降；货币工资变化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后来，萨缪尔森和索洛证明了美国也存在类似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且，基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他们还对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改。考虑到货币工资在总成本中占有相对稳定的比重，并且企业往往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进行定价，因此就可以用通货膨胀率代替货币工资增长率来形成新的菲利普斯曲线，以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无疑，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推翻了标准的凯恩斯模型，尽管仍然可以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手段来增加就业，但这会造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经济政策上来说，政府在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目标，因此政策制定者只能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均衡。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只是对一种统计关系的概括性表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置疑之处。疑问之一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反向变动的微观理论基础何在？根据利普西的论述，是产品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在工资率上升之后通过成本推动使物价水平提高。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解释可以简单表述为：当失业率较低时，一方面，企业出于对劳动力缺乏的考虑会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会组织也会要求提高工资，这两种压力将导致货币工资率的上升，平均劳动成本的提高反映在价格水平上即形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相反，当失业率较高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较充分的选择权，工会组织也不敢贸然要求提高工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并不强烈，因此货币工资率就比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水平也比较低。疑问之二则来自于其替代规律本身，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过允许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永远实现高就业率，但这与传统经济理论显然是有冲突的。因为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变量是由实际力量而非名义力量决定的，或者说，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化只能够影响价格水平，对产出或就业则不起作用。疑问之三还在于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解释即使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失业（即摩擦性失业）问题。尽管一般都认为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零失业率，但很少有理论具体说明了摩擦性失业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在实践方面，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替代关系与西方国家1950～1960年代的情况还基本符合，但从1970年代初期以来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却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无法解释的。这样，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要求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修正。费尔普斯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在把企业的工资和价格调整行为纳入研究模型之后，他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进行了修改。费尔普斯充分考虑了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对预期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了严格区分，并对这种区分的宏观经济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与利普西等人的研究不同，他强调了并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三篇最重要的论文上：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最优失业率》中，他分析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长期权衡情况下的最优需求政策；1968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动态货币工资与劳动力市场均衡》，以及收集在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中的同名文章重点研究了摩擦市场中工资调整与均衡失业率的问题。费尔普斯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描述价格、实际工资水平与预期水平的差别是如何影响实际就业水平的。在引入预期理论之后，他提出了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权衡替代关系，因为在长期中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出现永久性的偏差。在此基础上他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在均衡失业率水平上与纵坐标轴平行的直线（菲利普斯曲线的纵坐标轴表示通货膨胀率，横坐标轴表示失业率），这是过去50年来宏观经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含义在于表明了尽管货币扰动的真实效应在短期非常重要，但它们纯粹只是暂时性的。经济主体对于市场条件的预期不可能长期偏离其实际水平，因而真实就业水平会在较短时间内回到仅由真实因素所决定的自然水平上。基于此，费尔普斯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理论内涵是：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这显然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有必要补充的是，对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修正的还有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因此在引入通货膨胀预期之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经常也被称作弗里德曼－费尔普斯修正，他们也几乎同时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失业率。但与费尔普斯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并没有把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一个正式的模型中。对于上述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后来曾指出其中的一个缺陷是价格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没有任何微观经济学说明。对此，在后面的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从劳动经济学入手尝试性地搭建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沟通桥梁。费尔普斯构建了一个明确的适用于有摩擦、不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模型，其中员工寻找工作和企业调整工资的行为可以解释均衡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在失业率达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之后，每个厂商都将通过提高其工资水平的手段来提高相对工资，从而降低本企业的离职率；但所有厂商都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各个厂商对其他厂商货币工资的预期持续过低，从而导致非均衡的出现。因此，劳动力市场均衡需要一个合适的失业率水平来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根据其劳动力转换模型，任何试图把失业率维持在一个充分低的水平上的政策，都会引发工人的频繁跳槽活动，进而导致各个厂商竞相提高工资来保护在员工培训等方面已经支出的巨大投资，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未预期的工资膨胀状态。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通过货币政策进行的总需求管理手段，并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任意选择失业率水平，总需求管理的方法只能造成对自然失业率的暂时偏离。长期来看，失业率将维持在自然率的水平上，并且在任何均衡路径的任何点上，都会存在因为不能通过以低于现行工资提供劳动取得工作机会而造成的非自愿失业。在后面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已经对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做出了一些解释，希望能够揭示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他建立了“失业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这也是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中第一个正式的所谓“效率工资”模型，其中隐含了自然失业率的动态特征。在随后的研究中，费尔普斯进一步扩展了对自然失业率随时间变动这一动态特征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失业滞后的观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上，受费尔普斯的影响，不完备信息一度成为新古典学派的中心研究主题，比如卢卡斯利用费尔普斯的岛屿模型分析了货币冲击如何导致经济周期波动，但卢卡斯采用了理性预期，而不是费尔普斯采用的适应性预期。不过，其结果却是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费尔普斯的结论得到进一步强化。他们研究发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无用武之地”，因为它将被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中，由此造成的价格变化将消除货币政策的效应。另外，在费尔普斯与他的学生约翰·泰勒共同完成的《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1977）一文中，他们考察了把适度的工资和价格粘性引入到标准理性预期模型中的情况，这同样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对于货币当局政策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费尔普斯关于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总储蓄率是否太低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在当代消费和下一代消费中做出权衡。对此，费尔普斯强调了代际公平的目标，对最优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扩展了动态无效率的概念并据此讨论了应该维持一个怎样的储蓄率。稍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代际福利的比较，提出了考虑储蓄率决定的问题的新思路。采用由索洛（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斯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费尔普斯把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放到了增长模型的框架中。索洛－斯旺模型描述了一个运用资本和劳动生产单一产品的经济，假定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总量生产函数是一阶齐次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生产性投入，劳动力以一个给定的外生比率增加，不存在技术进步和折旧，技术进步是哈罗德中性（增加劳动型的）。那么在长期稳定状态下，产出的增长是由有效的劳动力增长率，即由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而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无关。因为更高的储蓄或投资比率被更高的资本产出比或更低的资本生产率抵消了，而后者是由于新古典模型假定资本报酬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只会影响均衡时的人均消费水平，即只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备增长效应。费尔普斯对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一个社会的储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在索洛－斯旺模型中合意的储蓄率应该是多少？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储蓄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换言之，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应该有多少投资用于研发，又应该有多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费尔普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人均消费量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目标，在他1961年的论文《资本积累黄金定律：经济增长的童话》中推导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黄金法则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满足一个简单的条件：储蓄率等于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之比。在1962年的论文《风险资本积累的序数效用分析》中，他又考察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本积累问题，讨论了为什么不同收入类型的消费者拥有不同的储蓄率。后来在1968年与波拉克共同完成的论文中，费尔普斯还分析了时间不一致偏好问题。对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结构的问题，费尔普斯的研究将黄金法则推向一般化。为了实现长期消费的最大化，用以提高技术水平的研发投资也应当调整到其回报等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在1966年与尼尔森合作完成的论文《人力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中，他们论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如何有助于传播新技术，进而使落后国家更容易“赶上”发达国家，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实证研究发现GDP增长取决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另外，他们的研究结论还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教育回报在技术高速变迁时代往往较高，因为这种情况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生产率增长特别重要。近十余年来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新技术的迅速扩散，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对此的一个佐证。除了上述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之外，费尔普斯的成就还表现在劳动经济学和公共财政方面。由他发起的关于统计歧视的讨论导致了最优所得税结构的新结果，以及对最优通货膨胀税的重新审视。费尔普斯对统计歧视的研究集中在其1972年的专著《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以及同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统计理论》中（几乎是在同时，阿罗也发表了关于统计歧视的重要论文），该理论强调了当企业主对各个工人的特征具有不完备信息时，会对具有同等生产率的工人产生不平等待遇。在单个生产率被错误衡量时，就应该采用分组数据），即个人所属组群中的平均生产率数据，以改善对各个工人生产率的预测。在公共财政方面，费尔普斯继米尔利斯之后探讨了最优工资所得税的问题，他假设工人具有不同的工资率，但政策制定者只能观察到工资收入，而看不到工资率（或者工作时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收入分布的顶点处边际税率将接近于零（即使此时的平均税率可能很高），这就是所谓的费尔普斯－萨德卡结果。另外，经济理论长期以来都把通货膨胀看作是对名义资产持有者的一种征税，但费尔普斯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注意到，通货膨胀对政府而言实际上是一种税源，因此政府必须在不同类型的税收之间做出最佳选择。由此，费尔普斯认为应该维持一个合意的通货膨胀率（必须是适度的），以在各种税收之间达到均衡。编辑本段贡献与价值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最终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颁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今年73岁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S·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埃德蒙·费尔普斯 埃德蒙·费尔普斯但凡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能从书本上认识这位学者——首先是他的研究触角广泛。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此外，他的思维能够超出“宏观”本身，能将微观主体行为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合起来，突破了先前宏观经济研究的思维模式，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破解凯恩斯难题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发展的凯恩斯理论留下了两个问题未解：一是为何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二是“有效需求”的减少为何引发失业率的上升，也即为何货币工资和价格不能马上下降以阻止就业减少？挑战就在于如何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下解释这些问题。费尔普斯在1968年的论文中建立了劳动力转换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实现市场均衡（也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与其行动相一致）并不能消除失业，甚至不能消除非自愿性失业。他强调劳动力的工作转换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因此工资必须是能够减少员工转换工作的频率而努力工作的“效率工资”，这个数字要比均衡时的工资高，由此解释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如果“有效需求”未被察觉地增加推高了货币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而企业并没有预期到这种增加，那么就业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如果真实价格和工资水平的上升超过了预期水平，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就会提高失业率。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个处于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下的世界。1969年1月，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次会议经济学家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后出版的名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的论文集，掀起了对这个新的宏观经济学分支的第一轮研究热潮。在1969年的论文中，费尔普斯又建立了“岛屿模型”，阐释了即使工人不满足于自己所在“岛屿”的工资水平，在他们离开自己的岛屿到工资更高的“岛屿”去的过程中也处于失业状态。这些模型的重要发现就是非均衡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对工资和价格水平的错误预期会影响失业率。比如在“岛屿模型”中，如果工人预期的平均工资低于真实的平均工资，那么部分工人就可能接受低于真实平均工资的工作从而停止寻找，这样的话失业率会下降。在整个上世纪60年代后期，费尔普斯都试图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架起沟通桥梁。而70年代中的大部分时间，费尔普斯致力于如何从理论上证明，如果每个经济人都能够进行理性预期，那么对均衡的偏离就只能是货币性的。他认为如果工资和价格的确定是非同步的，那么即使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对均衡的背离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失。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所谓“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菲利普斯曲线“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在解释凯恩斯难题的同时，还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在1958年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旨在证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存在反比关系，即容忍适当的通货膨胀有助降低失业率。然而，费尔普斯对完全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来制定政策提出质疑，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他的理由是，无论失业率处于什么水平，如果人们和企业预期通货膨胀会上扬，他们就会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或把商品价格定得更高。这样一来，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变成现实，结果是失业率不会继续下降，然而通货膨胀却会走高。费尔普斯提出的这个经济学模式，被称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的理论表明，将来的政策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定：今天的低通胀率也会导致未来的低通胀预期，进而有利于未来的政策决策。这一研究成果增进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他的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而最关键的事实是，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今天，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都是政策制定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最为看重的贡献。把人的因素放入经济模式费尔普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多样而且卓越，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经常被引用。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先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提出平衡增长理论，费尔普斯则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正式确立了他的经济增长理论。“黄金律”通常是指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最优化的条件，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可以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他在关于“黄金律”的论文中，还试图分析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资本投入和增加研发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中存在的创新和新发明等问题。费尔普斯的理论显示，未来的经济政策如何取决于人们今天的行为以及他们认为明天会发生什么。“我试图把人的因素重新放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估计其他经济参与者同一时间在做些什么以及对未来的预测。政府和个人必须在没有掌握全部信息的情况下作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经济到底是怎样在运作。”费尔普斯还研究过活力、也就是新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课题，试图找出技术革新在美国不断涌现、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却很薄弱的原因。2004年他在接受纽约《太阳报》的采访时表示，缺乏活力、也就是对工作和生意的态度不积极，是包括就业率低、生产力比较低等欧洲存在的许多问题的根源。编辑本段关注中国经济这位经济学大师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埃德蒙·费尔普斯 埃德蒙·费尔普斯费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费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经济也必须应对失业率、通货膨胀和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费尔普斯认为，中国的机制促进了公众创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机制让绝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观察表明，中国公众正从事越来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国的情况符合于此，由此得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肯定推断。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维布尔指出，费尔普斯的理论有助于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制定经济政策。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着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制定经济政策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费尔普斯恰恰提出了一种框架，一些基本原则，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来进行分析。”然而，这种研究方式在当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是欠缺的。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数据分析和经济预测方面，并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因此会导致宏观决策没有基础，缺乏从基本经济事实到宏观层面政策选择的系统解释。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形式下，中国更需要开创性的宏观经济研究，可以借鉴费尔普斯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建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包括工资曲线，消费曲线，甚至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曲线，不仅仅是预测经济增长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研究经济处在何种增长的阶段，并找出“微观”和“宏观”连动的原因和规律。编辑本段献身经济学瑞典皇家科学院昨日宣布，因对“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跨期权衡”进行的深入研究，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中表示，费尔普斯的工作“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长期、短期影响之间关系的理解”，他的贡献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费尔普斯现年73岁，他曾经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还于1981年加入美国科学院，2000年起担任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费尔普斯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法则”，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埃德蒙·费尔普斯 埃德蒙·费尔普斯他也是继蒙代尔(1999年)、斯蒂格里茨(2001年)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授予了37位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于伊利诺斯州伊凡斯顿，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期间，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直到1939年他的父亲才在纽约找到了新工作，其全家搬到了哈德森河上游的一个宁静郊区，费尔普斯也进入了那里的公立中学。1951年毕业后，费尔普斯进入安默斯特学院读大学，1955年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大学第一年里，他迷恋上了柏拉图、休谟等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学经济出身的父亲和学家政管理出身的母亲的影响下，他第二年开始接触经济学课程。在大学的经济学学习中，费尔普斯逐渐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才智。作为刚刚开始入门的初学者，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二者之间的鸿沟，并对二者如何相互沟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兴趣是促使他继续深造攻读经济学的一个直接动力。由于当时的耶鲁大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奖学金，于是费尔普斯选择了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成名耶鲁在耶鲁大学，费尔普斯与耶鲁名气最大的两个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和托马斯·斯凯林保持了密切接触和交往。二人的杰出智慧和不倦教诲，使费尔普斯受益颇多。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一些中欧经济学家也对费尔普斯产生了影响，费尔普斯从他们身上接受了重视预期的“欧洲传统”(在他看来，这一传统始于马歇尔)，特别是他们强调了主体预期对于通货膨胀、以及更一般的价格和工资的作用。费尔普斯认为，在他们的思想中已体现了自然失业率的直觉观念。他意识到，这里潜伏着转变宏观经济学方向的因素。可以说，这是费尔普斯日后研究工作的一个萌芽。在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的文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费尔普斯1959年6月来到洛杉矶，在兰德公司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费尔普斯不久就感觉到，对于象他这样准备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人来说，那里的环境并不适合他。恰在此时，耶鲁大学的考勒斯基金会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职位，在那里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思考和研究，同时承担耶鲁大学少量的教学任务。于是他在1960年重返耶鲁。在考勒斯基金的5年半时间，是费尔普斯学术生涯发展一个独特而重要的阶段，使他一举成名的关于国民储蓄的“黄金准则”的论文，就是在这段时间早期完成的。这篇著名论文被视为对罗伯特·索洛开创的增长路径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索洛l956年曾提出平衡增长理论，费尔普斯则利用这一理论，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分割律，对后世影响极大。在随后几年中，他又对经济增长的黄金准则作了进一步阐述。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费尔普斯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经济学家。但出于对其职位安排的不满以及其他一些个人原因，费尔普斯1966年离开耶鲁大学，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翻开他学术生涯新的一页。第二个春天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后，在整个1960年代后期，费尔普斯是试图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的先锋之一。他最广为人知的学术贡献，是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和发展。在此期间的研究工作中，费尔普斯还与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许多相关领域的探索。根据费尔普斯的回忆，在那段属于职业生涯开始起步的几年中，他就象一个不断溢出思想的容器。他当时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状态能否保持下去以及保持多久。后来的事实表明，伴随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个人生活的不断干扰，他的学术生涯也随之步入了一个低谷。他感到一边在纽约定居，一边任教于宾夕瓦尼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于是开始试图在纽约寻觅一份合适的职位。在这个过程中，他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1971年秋天，费尔普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在那里一呆就是8年，这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变更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维维安娜·蒙特多，两人1974年举行了婚礼。在个人生活重新安定下来之后，费尔普斯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学术多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经济公平问题和劳动市场结构刚性等领域的研究上面。费尔普斯在哥伦比亚大学还与吉勒莫·卡尔沃和约翰·泰勒一道，开始试图在理性预期和非一致性工资制定基础上，对凯恩斯范式进行重建。费尔普斯后来回忆到，当时他与泰勒和卡尔沃的互相影响，对他们每个人都受益非浅，这种状态持续了10年，直到后来二人相继离开。在这段时期里，费尔普斯关于反通货膨胀的一些研究也需要一提，这成为他日后研究方向的一条线索。献身经济学的一生19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早期，费尔普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欧洲作访问和研究中度过的。随着人际接触面的扩大和对欧洲经济的亲身体验，他的研究兴趣和重点也发生了阶段性转移。1985-1986年，费尔普斯受邀来到了意大利，先是在罗马，最后去了佛罗伦萨，中间还在巴黎呆过一段时间。在罗马，费尔普斯主要关注了自己以前所不熟悉的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1990年，费尔普斯把多年积累的对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现状和进展的理解整理成册，出版了《宏观经济思想七流派》一书，这也被视为他学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总结。1993年9月，费尔普斯回到了纽约。回国后，费尔普斯继续保持着对东欧问题的研究兴趣。同时，他对自己思考很久的一个问题开始着手研究。这一主题涉及对低收入工人的补贴计划，其目的是提高贫困人口的工资率和就业率。他对失业微观基础问题的长期研究，对其在失业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计划起到了很大帮助。1995年，费尔普斯以“献身经济学的一生”为标题撰写了自传。在这本自传中，他为自己列出了未来20年的研究计划：首先，对东欧转型问题的研究将深入下去；其次，他将更关注本国的贫困人口；最后，失业决定问题仍将是他的一大研究主题。同时他还提到了几个可能选择的研究方向，如股票市场或政治领域。正如费尔普斯自己所说，他对这些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研究课题充满期望。编辑本段人物评价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他关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放到统一的跨期权衡分析框架中。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通过考察不完备信息和摩擦市场中单个企业与居民的行为，费尔普斯重新塑造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他建立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从根本上改变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对立的关系，对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其研究结论表明，未来经济稳定政策的可能性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策：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因此有助于未来的决策制定。费尔普斯对最优资本积累的研究说明了在什么情况下，每代人都能从总储蓄率的变动中获益；他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同样为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由于这些丰富的成果和突出的贡献，费尔普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得上是实至名归。费尔普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何合理、有效地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入到宏观经济分析之中，是当前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值得重视的一个方向；如何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充分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也是决策当局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的。

期望太大，所以有些失望

前段时间要去武汉，3个多小时的动车，虽说并不是很长，但还是想找本书多少打发下旅途中无聊的时光。遇见一本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缘分，临走前在图书馆搜寻半日，被这本书吸引，随即决定，好，就是你了。而这本书之所以能一下子吸引我，完全是因为他的副标题“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而之所以失望，大概也是因为最终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论吧。说说这本书吧。我虽然是经济学出身，但之前对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其实并没有多少了解，甚至之前对于费尔普斯和菲尔普斯还处于傻傻分不清楚的状态，在写这篇书评之前才百度了一下，发现他俩并不是一个人，但这并不影响对这本书的阅读。全书应该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解释什么是创新，第二部分则是介绍了社团主义的特点。费尔普斯的创新，有别于熊彼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就是创造性毁灭，是建立在研发的基础上的，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也都是假设在生产部门与消费部门外，还存在着专门的研发部门，而企业部门产品能否实现创新，是完全取决于这个研发部门的投入的。而费尔普斯的创新理论，则完全不一样，他认为创新更多地发生在生活中，比如某位熟练工人对技艺的改进，或者某种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其实，很大程度上，费尔普斯的这种创新理论要更贴近现实，但与早期的熊彼特理论一样，还没能模型化，而且目前来看，这种创新有太多随机性，因此在学术领域想得到进一步推进，还任重而道远。其实如果只是被副标题吸引的读者，读下第一部分就够了。第二部分，对于社团主义的介绍，我也是略读的。总的来说，这本书没能解释清楚大众创新的原因以及机制等，而这正是我读这本书想了解的内容，因此有些失望。我也有些怀疑，这本书的副标题，究竟是英文原版就有的，还是中文翻译过来时为了迎合市场，临时加的。

繁荣，源于创新，止于守成

本书的开头把熊彼得的“科学驱动创新”观念作为靶子加以痛殴。按作者所言，熊彼得的科学主义创新观认为科技是影响创新结果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一旦科技进步出现，实现创新的经济过程（筹资、开发、推广）就是完全可以预测的（无论困难与否）。如此，创新的原动力和不确定性完全落在了经济活动之外。而作者认为，科技既不是经济创新的唯一因素也不是其直接因素，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存在于经济活动内部。换言之，熊彼得（或其基于的古典经济学）把经济体系看成是一个精确的机械结构，只要对该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则经济活动的一切规则和趋势都是可以掌握的；而作者更倾向于把经济活动看成不断生长演化的有机体，经济活动自身就可以催生新的行为和规则，而且这种演化存在随机性，并无可能精确预知。作者的创新定义是“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这里特别强调创新既涉及新事物的发明/发现，也涉及新事物的应用/推广。另一方面，能够推动创新的经济体制称为现代经济体制、现代资本主义或有活力的经济，以与1800年以前贸易为主导的欧洲商业经济（或称重商资本主义）相区分。“现代经济的特性是给商业创意的构思、开发和推广提供回报，包括物质回报和精神体验，从而鼓励人们对资源的利用进行创新探索。”同时，并非所有现代国家（哪怕是现代发达国家）都采用了这一经济体制。不过，个别国家的创新可以被模仿进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大发展。书中使用了有别于活力（创新能力）的灵活性一词来描述这种模仿能力。灵活性很高的国家也可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比如当代中国），但最富活力的还是那些生产率领先的国家（比如美国）。为什么某些国家（主要是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有效地运行了现代经济体制，催生了大量的创新，并带动了全球的经济腾飞?为什么更多的国家（也包括当代的英国和美国）不能有效地运行现代经济体制，而使得自身经济落入低谷?还有，为了重拾活力，现代国家应采取哪些方法?以上，就是作者抛出的命题。第一部分（一到四章）首先描述了19世纪全球经济腾飞（或曰现代经济初建）的历史及根源。谈到根源时，作者罗列了诸如私有产权、代议制民主、法治、（股份）公司制、专利制度、城市化、人文主义、现代主义文化等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原因。分开来看，这些原因和作者极力排斥的新科技一样，都不是经济腾飞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作者相信这些因素的组合造就了现代经济。在第二部分（五到八章），作者谈到了现代国家采用的其他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和社团主义经济），并从各个角度比较了它们和现代经济的优劣。在这部分，有一个让我很困惑的问题：作者一直没有说清楚到底哪些国家是现代经济国家。就前一部分所提出的代议制民主、法治、城市化等硬性条件来衡量，主要发达国家大都能满足，为何作者认定美国、英国、加拿大才是现代经济国家，德国、法国的现代经济成分较弱，而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瑞典等从来就不是现代经济国家呢？还有一些国家，书中没有说清定位，而它们在各项比较中的走位也飘忽不定。实际上，既然作者关于现代经济的定义是从创新性入手的，找一些关于创新性的硬指标（专利数、生产率、新兴公司数，等等）衡量国家经济的现代性，应该不是不可能的吧？恕我卑鄙地揣测一下，难道是没有找到能够得到作者期望结果的方法吗？这么想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基于作者对数据解读的随意性。比如，在解释各国生产率差异（图7-2）时，作者称挪威、荷兰的生产率在大样本量的前提下比美国还高“并不奇怪”，仿佛完全忘掉了他所说的“高生产率代表高创新能力”，而把生产率看成随机分布的了。又如，第7，8两章有许多二维图表，列出各国在某些指标上的对比关系。图表中的直线，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趋势拟合，那么应该满足图上各点到该线段的距离之和（平方和|开方和）最短这类的条件。不过就我肉眼评估，很多线是随便画的（尤以图7-3最为甚）。如果去掉这些线，谁能看出来这里有什么向上或向下的线性趋势呢？说实话，如果经济学家都像这样玩弄数据，那真是呵呵呵了。第三部分（九到十二章）分析美国近几十年经济衰退的原因，并意图给经济增长开出药方。作者给出的阻碍创新和增长的核心原因有：一、大公司病，包括企业内部沟通不良、股东更关注短期收益和投资银行的投机倾向等；二、对金钱的过分痴迷，导致重金融、轻实业、重享乐、轻奋斗；三、政府的过多介入，包括监管、行业保护、专利壁垒、补贴等等。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改头换面的新社团主义：由万能的管理型政府承担各种责任，期望以没有付出、没有风险的方式实现一切目标、满足一切需求。最后的一章是药方，如何重拾创新的能力，如何重现繁荣的景象？如果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放弃皆大欢喜（和谐社会？）这样不切实际的目标，拒绝讨好、平衡所有人的制度设计原则，把经济、社会的发展希望建立在被充分释放的个体创造力上，并坦然承受这一过程中必定伴随的风险和失败。如果我们承认不确定性内生于经济活动中，如同它内置于众多自然现象中那样，那么接受以上结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至于具体的创新激励方法，作者的建议包括不强迫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官员提供创新|经济活力相关的 培训、避免对特殊利益群体进行特殊照顾、削弱工会和鼓励资方|管理层关注长期利益，等等。

创新是繁荣的核心机制

昨天在FT中文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改革首先需要约束政府》，作者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分阶段性，在现代社会，则应减少政府干预，建立一个创新性社会，而这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民主来配合的”。这与《大繁荣》的中心思想颇有共通之处。本书的核心观点在于创新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关注的主要有这么几点：创新是什么？让创新活动得以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创新背后的社会价值观带来了哪些回报，进而推动经济进步？费尔普斯提到了一个创新的经典案例，福特创意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自动化生产线的发明，也不是汽车的发明，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平等主义的理想”。创新并不是指技术发明，熊彼特也指出，发明只有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这是一个经济概念。这里作者指出创新是对商业或世界的新创意，需要创新者通过深入商业生活后所得的观察和经验作出新产品的构想，需要有投资人对创意的开发进行投资，需要有终端客户进行尝试，并作出反馈。大量的创意会在应用过程中自然淘汰，一些伟大的创新则留下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甚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一个相似的案例是电脑的发明和互联网的出现，其影响迅速席卷全球。这其中技术上的突破当然毋庸置疑，然而认为电脑不应仅属于个别阶层所有的想法才是经济飞跃的深层动力。本书探讨的是现代经济在19和20世纪的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并与社团经济的体制作对比，纵观现代经济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创新得以实现需要一定的宽容度，即对新事物的支持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使经济运作良好的制度不需要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监管，也不需要更多 “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是能够积极调动高经济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作者最后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因其包容性而具备正义性，能够在现代社会良好运行，并针对目前美国制度的漏洞和价值观的缺失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如政府领导人应有产业界的从业经历，从而避免作出破坏性决策的可能等。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经济改革应强调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凡是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项目一律由企业自己做。总的方向将是放松政府监管，加入更多私营资本参与，不断向自由市场经济靠拢。这正是一个鼓励创新的信号。推动创新者开辟新路的动力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个问题，追名逐利似乎已经无法完全解答。《华尔街》里戈登•盖柯发表过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演说：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贪婪可以厘清一切，披荆斩棘直捣演化的精髓，贪婪就是一切形式之所在。对于生活要贪婪，对于爱情，对于知识，贪婪激发了人类向上的动力。然而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中，企业经营活动充满竞争和压力，企业家承担种种风险的动力远不仅是利益金钱可以满足，而在于对工作全情投入的满足感，在冲突中解决问题的成就感，以及有新发现时的愉悦感。这种享受挑战，追求探索的观念带来的非物质回报是经济活力的源头，由此引发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正如费尔普斯所说，本书观点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进行突破，关注草根阶层的创新及其代表的社会价值观。除了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以外，还从文学作品入手反观所处时代的经济活动，这点让我觉得颇为新奇有趣。阅读本书，可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明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