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书评

序言（节选）

本书考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些历史互动，希望藉此能给讨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基础、哲学基础和“科学”基础的越来越多的文献补充某个必要的视角。关于这些话题，无论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还是各门社会科学，大多数讨论并未采用一种历史视角。其结果是，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大多数作者在考察社会科学方法时，往往都是与现有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方法进行比较和对比，而忽视了社会科学家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历史相遇和互动。（本书中的“自然科学”指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以及数学和地球科学。）研究各门社会科学史的文献迅速增长，由罗斯（Barbara Ross）主编的该领域重要期刊《行为科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现已出到第13卷。然而，关于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研究和论述无论本身多么有价值，都是要么考察该学科的内部发展，要么研究某一门社会科学与更大的思想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很少有研究联系物理和生物科学的同时发展来分析社会科学的发展。例如，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当代社会学理论》（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这两部非常有用的概论性著作几乎没有提及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在索罗金对19世纪有机体论（organismic）社会学家的分析中，这种缺失非常明显。事实上，这些社会学家大量借鉴了流行的或当时最新的生物学进展，比如细胞学说、关于哺乳动物胚胎发育的发现、“内环境”（milieu intérieure）生理学、病菌理论，等等。这种缺失也明显表现在熊彼特对边际主义经济学奠基人的介绍中，而这些奠基人的概念和方法乃是基于理论力学的概念和方法。这种脱漏的一个极端例子是斯塔克（Werner Stark）重要的历史分析著作《社会思想的基本形式》（The Fundamental Forms of Social Thought），它在许多地方长篇引用了生物科学中的进展（比如菲尔绍[Rudolf Virchow]的工作），但却没有讨论这些生物学原理，没有暗示它们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没有指出它们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互动的范例意义何在；同样，社会学家们在大量摘录或叙述物理科学的用处时，也从不探究这些内容除修辞以外的用处。甚至像罗斯（Dorothy Ross）最近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这样极富洞见的著作也没有真正注意到她所研究的社会学家实际利用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诚然，这些作者并非旨在考察社会科学与物理和生物科学的互动，但他们的著作的确以显著的方式表明，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自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出现以来，社会科学与物理和生物科学在这几个世纪里是如何互动的。本书并不试图涵盖所有社会科学分支。一些重要的互动几乎未被提及或根本没有讨论。例如，我没有讨论心理学和人类学，也没有讨论历史学。政治学主要是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背景下出现的。此外，未讨论类似密尔（John Stuart Mill）那种方法论著作也是一个局限之处。我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动的兴趣源于以前有关科学创造性的研究，该研究关注的是各门科学相互影响的不同方式。把这种考察延伸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只有一步之遥了。我开始从事这项研究时曾经天真地以为，讨论社会科学历史方面的大量文献能为我这个目的提供有用而方便的（如果不是经过彻底消化的）可靠材料。在两部多卷本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充斥着关于主要论题的传记、参考书目和历史阐述，我似乎不必像在我自己的科学史领域中那样做所有的一手文献研究。毕竟，社会科学代表着一种可以直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荣的古代职业。我天真地以为，社会科学家会注意到他们的学科在科学革命以后的几百年里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互动！我还知道，某些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经常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中包括其学科史的课，其中一些还在教学与研究中创造性地使用了过往大师们的文本。我觉得，这些教育工具肯定能使我的工作轻松很多。另一个让我以为我的工作会比实际情况更容易的因素是，各种社会科学——主要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一直在声称自己的科学地位。这自然使我误以为，社会学家在研究过去时，一定会特别强调前人是以何种方式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以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工作的。然而我一开始研究就发现，我这些预想全错了。几乎没有什么文献讨论过过去三百年来社会科学家试图以何种方式应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原理、理论或方法。而且，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几乎被彻底忽视，有时甚至被否认。唯一认真作过这类研究的重要领域是经济学。从长时段的历史观点来看，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是一种诞生于科学革命的新现象，而是和科学观念本身一样古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中建议，对制度和“政府形式”的研究应当模仿“不同动物物种”的分类方法。根据罗斯（David Ross）爵士的说法，亚里士多德甚至试图对“城邦”作出“他在《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中对动物类型所作的那种精确描述”。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通过与人体解剖学和盖伦生理学进行类比，政治[身]体（body politic）的观念解释了政府的功能。从这种生理学式的政治理论中留下了许多概念，国家“首脑”概念便是其中之一。到了17世纪，哈维（Harvey）的发现和笛卡儿（Descartes）的影响把政治[身]体的观念转变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更加现代的形式。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莱布尼茨（Leibniz）的一篇早期文章，该文为波兰国王的选立方法提供了一种数学证明。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思想史的标准阐述并未重视这篇文章，最近的一部研究莱布尼茨政治著作的书甚至没有提到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有一个方面几乎完全不见于社会科学史和自然科学史，那就是社会科学对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影响。有三个例子可以表明这种“反转的”互动。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类比在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我将提出类比与同源的区分，以及类比和同源与隐喻之间的区分。我还会关注社会科学在使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定律或理论时所产生的问题。我的目标始终是考察方法论议题，因此我所关注的是19世纪关于社会模型的争论中的一些主要人物。这里的争论是指，应把社会看成一种物理机制还是看成一种有机存在。最后，任何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人都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纯学术话题，而是与政策问题密切相关。首先，社会科学通过它们与自然科学的相似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包含自然科学的特征、概念、定律或理论来寻求合法性。由于大多数人在思考科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会想到物理学，所以当社会科学有广泛的数值基础或者能像物理学那样展示出数学步骤时，就能给普通公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与自然科学发生互动或者模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来说，在“科学”的庇护之下对社会科学进行公共支持，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看起来就会非常恰当，也更容易成为现实。这些考虑直接关乎社会科学给自然科学家留下的印象，在国会就创建国家科学基金会举行听证会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家开始关注社会科学的当前状况和未来需求。这一广泛主题与本书的主要任务不无关系，但太过复杂，单独一章难以备述。于是，我重新组织了我对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的一系列访谈，构成了本书最后一章。读者可以从布鲁克斯教授的个人经历、知识和洞见中获益，他在国家政策领域耕耘多年，曾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国家科学委员会和美国科学院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委员。这种形式使我能够记录他在推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他自己作品的某一章是起不到这个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