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国》章节试读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27页 - 沙飞

沙飞拍摄的两张鲁迅先生像。相隔十日，隔两界。许多青年再无导师可去围绕。
1936年10月8日，鲁迅与青年木刻家1936年10月19日，鲁迅遗容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135页 - 《侯登科日记》节选——感受最深的段落

《侯登科日记》节选
拍片成了我唯一与昨天连接在一起的线索，它之所以不能中断，更多地不是因为我终有一天也会用作品给自己砌一个墓穴来，恰是能用此等方式走向墓地或火葬场是别无选择。
即使为了生存，我也无法把本不情愿、本不是、本没有的东西与自己的心血掺和在一起，意识形态的虚伪和职业责任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有什么能比出卖自己的理智和才能更为痛苦的？没有的东西也要写成有；有的东西要乔装打扮胡乱拔高；最苦的莫过于还要闭着眼把它们织罗进一个冠冕堂皇、条理分明的逻辑框架之中，再涂上一层政治思想工作或者精神文明的信仰圣油。半跪半蹲吧，愿从此不再失眠，不再把无奈的思索奉献给那些该死的文字和经验材料，为生存出卖自己的诡谲。
我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是个“摄影救国军”的骨干和始作俑者。但的确，“救”的意图是十分鲜明的，批判的意识是格外强烈的。批判、自省成了我驾驭摄影的内外动力。“有意识”的批判、强化了“无意识”的政治惯性，使自己很难在摄影中体验到政治之外的东西。
我有妻子，有女儿，有老人，有朋友，应有尽有，却没有一杯共话人生的烈酒。不，我的孤独并不全在于已经失去，而在于无法对应，在于我领悟了的东西常常把我深陷在领悟之中。责任心也罢，泥土人格也罢，历史过渡期的弃儿也罢，我无法也不可能仅从个人的得失中抉择现实。我生于斯、活于斯也将死于斯的这块土地上的悲哀与希望，即使全都化成绝望，也无法让我变得无情。
当我越来越明白了自由所给予我的仅是一种妥协式的权利时，夹在现实岩缝里的心境或许也同我空缺的位置一样令人自伤。
我理解了沉默的含义——淡泊、无为。但我还算聪明狡黠，也理解了它不过是一种鸵鸟式清高而已。我承认人性并不完善，但抽象的人性和阶级的人性即使是存在着，也无法与特定的、普通的人的境遇同日而语。就像自由和自我并不完全装在钱包里或者显圣在灵光雾气中。我徒劳地思索着，徒劳地行进，徒劳地在精神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徒劳地把人生的路途变成了思想的历程，活得太累太累。
就像我，一个农民，一个大烟鬼的儿子，一个为了自己的身份而仍不甘心的“现代人”，只有在现时现世的自我展示中才好像对得住做人一场。给自己时时保护着最后的理由。这个理由你知道，就是信念。信念的人只有现在，没有过去，现在就是拯救，放弃了现在也无异于堕落。或许，堕落这个概念已经不是一个伦理意义的产物了。
所不同的是，人不能在标榜自己的人性时完全无视自己的兽性，于是给自己的兽性附加上许许多多的开脱性言说，并把它高抬到美呀、崇高呀、悲剧呀的境地。我的人性时时都处在一种传统人格的内省与现代人性启蒙的外向性的困难的张力之中。
像我等这种既上不了天堂又怕下地狱的人，又该怎样一个活法？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信念之火扑灭，它一次又一次在我失语或者失控状态中复燃。我唯一可以开脱的是，再做点什么，让仅有的激情尽快耗尽，我想，耗尽了的时候，一定会平常了，也就更趋人性了。
我们这一代人不乏佼佼者，但更多的是过渡的一代，我们的人生被两种价值所盘剥撕拽，生存的无奈和精神的饥渴无时不在苦恋和肉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一个一工作就一下子被卷进铁路公有制固若金汤的生存类型中二十五年的人，他根本不配谈什么自我生存和自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靠公有制、铁饭碗喂养起来的人！
如若一个人要在精神领域上为自己界定一个界碑，那么他必须具有扛着这界碑一步一步地达到这个界碑的实力，显然只有毅力和信念是不够的。不要为我难过，流泪的时日已过。
我是个混浊的人，纯净不了。纯净的东西不解恨。我只属于我，这大概是最好的结局了。想一个人走下去，少些打扰。少自己打扰自己，这并不意味着入空入无。至于人的价值也许就在他的不完善之中，在他的恶善相济里，在他自身的历史悖论。
我总是惊讶地发现：我也是个农民，一个醒了的农民。我的全部似乎都与这个最古老的符号有着血肉般的姻缘。我每一次告别的企图都引发的是连血带肉般得苦痛。我告别的刀斧，每每却砍在自己身上！然而我天生的禀赋注定了我只能在自白中体验这砍的顽韧和痛伤，我别无选择。
论及记录式的摄影，中国的同行们太满足于“耍花枪”了。真正深入、投入细致地去把握人的面面方方，我们是该稳扎稳打了。我又拍麦客去，混在那群衣衫褴褛的可怜人之中，或许我这颓丧的心智会又强击起来，哪怕只一会儿。
摄影是什么？是媒介物，是现象界的粉尘，是现代社会临盆的污水羊水，是它摇摇晃晃学步之中留下尿痕。足印，是人类面临自我中心论的铜墙铁壁出现裂隙的存在空壳，是人又一次出生时的胞衣！它太容易了，太不值钱了，太容易产生并太容易被遗弃了。
摄影界多是行动的巨人，思想的矮子，如果不从贬义的角度去理解，它的最大功用也就在于行动，一如媒介只有行动，不停懈地行动才称其为媒介一样。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恕我用了意义），对摄影者来说行动就是思想，或者推及至“摄影就是思想”。那么，对于摄影的期望也就不宜太高太多太深太尖，三教九流中它是个“现代扯皮条”的门类也不为过。
我从不敢低估年轻人，但我近十年来从来就低估摄影这个行当——无论是黑头发的，还是蓝眼珠的。因为我毕竟理解了，摄影这种“创造”，充其量在社会学意义上只是一种“复制”或佐证式“创造”罢了。它的效用和价值离开了传媒不可想象。
好在矮巨之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断有自我否定的激情和勇气。中国摄影，正处在一个非摄影的历史背景和一个全新的媒体纷起的历史机遇之间。对于身处生存窘困的人，任何镜头歧视都是残忍的，说罢又悔。谁让我们历史处在一种话语权威的阴影之中呵！这份无奈，是连思想都显乏力的。
或许我注定了要抱守农民的狭隘长久下去，这也是我常常自我怀疑的症结所在。但不论怎么说也不过分，一种伦理性的自我质疑也许会让我的平静多些苟延活力的激情而不至堕落。
我以为，对于一个伟大的心灵，没有比良知更为贴切的，良知，才使心灵体验的丰富性变得纯净透彻，才使心灵的自我批判力变得强劲而又并不强勉，良知，首先是对自己人性的美与丑的洞悟洞察和认同，其次是提纯和扬弃，而这，又不是理智的提纯和扬弃，而是自然的、矛盾的、乃至无可奈何的。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292页 - 雍和 & 陆元敏 动静上海

人类的一个普遍心理，就是好东西是让大家分享的。嘴上不一定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谁都需要掌声的。一个人完全拒绝掌声不太可能，但是他可能会区分什么是虚伪的掌声，什么是真诚的掌声。对于虚伪的、奉承的掌声可能会冷静、理智，甚至会拒绝；但真诚的掌声，能够欣赏他照片的掌声，他会拒绝吗？我想不会。每一个人想要得到的东西不一样，至少我需要一些欣赏者。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145页 - 侯登科 黄土高原割麦“候鸟”的守望人

他有一点儿自恋的成分。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种使命的东西——完全地把自己和整个社会生活，和中国这块土地紧密联系。紧密到一种什么程度？到自己还没有觉醒的时候，就把自己揉在这个土地里面去了。
我们这一代人，不像现在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一开始就是自我的，一开始就对个体有特别充分的认识。而且他们首先是在个人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再来考虑他们跟社会、周边人的关系，这一点和我们是特别不一样的。福楼拜写完《包法利夫人》之后说，写完之后的一段时间，嘴里全是砒霜的味道。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344页

“如果说仅仅以拍灾难为名，将镜头对着遗体，那是再简单不过，但是你想没想到过尊重别人、尊重死者——对我们专业摄影记者来讲，这当然是要讨论这些问题了。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下次有什么灾难，我们一样让人家赶出来。
我们后来看了日本地震海啸灾难的报道，和我们的拍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死者及死者的家属镜头是非常讲究避讳的。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的问题。我们只有拿这种眼光来约束自己，才有力量，才能让读者信任自己。” ——贺延光
读这段话的时候，我的感触特别深。前些天看“瓜农之死”的网络视频，那是一个中景，画面左边是痛苦哀嚎的死者家属，中间是倒地的死者满头是血，仰面朝天，右边一个摄影记者拿着摄像机对着死者和死者家属一通推拉摇移，他以自己的身体当三脚架不断挪动着想取得他要的机位构图，完全不顾自己的脚和死者的头相距不过半尺而且挪动中更近，甚至，我担心他的脚要踩到死者的脸上了⋯⋯真想把他从屏幕里拉出来揍一顿，他是什么野鸡新闻学校的毕业生啊！
这本书有很多看点，有一个章节很有意思，是关于翁乃强先生的，他的华侨身份使他在文革中拥有很多宝贵的彩色胶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真正的文革彩照，翁先生的彩照把文革拍的像一部壮丽的史诗，我琢磨着，好莱坞如果拍文革电影的话一定会反复研究翁先生的照片。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311页 - 陆元敏

我结婚办喜事、办酒席都是人家给我办妥了，我就站一下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好像很现成。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38页 - 翁乃强 不留余地的旁观者

那是真正的“红色之旅” ，休息的时候，老红军就给我们讲故事。一路走下来，晚上的时候脚会起泡，老红军教我们怎么打绑腿、怎么用针扎水泡，扎了以后用头发丝插到泡里面，让脓水流出来。可是有一点，方向一定要把握住——你要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不能要求大多数人以你个人的利益为主。我的思想当时就是这样，实事求是，我不能超越我自己。假如我当时能够看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那我就比毛主席还高明了。你说是不是？要通过一段实践，通过一段经历慢慢地提高认识。人家说照片要反映你自己，写作也是反映你自己，你记录了历史，历史也记录了你，这是必然的。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309页 - 陆元敏

过去我总是盼望着有个照相机是在眼睛里面的，眼睛一眨就拍下来了；现在我想明白了，如果真的有这一天，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摄影就不存在了、没意义了。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74页 - 四月影会 回归“自然 社会 人”的视角

问：出去后会不会对东西方的文化认识得更清楚了？
金伯宏：没有天堂，到哪儿都得靠自己奋斗。总的来说，西方整个社会的结构更合理，但对于个体来说，哪儿都是一样的。我在学校里面勤工俭学，学生走了我要打扫卫生。不光我这样，那个时候很多高干子弟都是这样打工的。凌飞：“文革”结束，人们的心情就像久违甘露的庄稼，虽然大家离开“文革”的灾难不久，但是中国人的那种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天性，让他们感觉就好像自己的双脚已经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了。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268页 - 顾铮 关于理想主义

关于理想主义
问：您觉得现在和你们年轻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顾铮：更大意义上来说，当时80年代的人还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在，但是到了今天，感觉好像这样的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可能比较罕见了，更多的是一种物化，机会主义可能更多一些。所以说，总得来说当时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在今天没有更多的得到光大。
当时的理想主义可能跟当时的情景有关，当时的诱惑相对少一点，所以无论是伪理想主义还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还是比较容易端起一个理想主义的姿态的。而今天有这么多的诱惑，要端起一个理想主义的姿态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很分化的世界，有许多分化的立场。所以总的来说，在今天理想主义根本就不值一提了。
问：那现在这个年代是摄影最好的年代吗？
顾铮：最好什么的，我都不敢用这样的词，如果要说好的时代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了，相对来说空间多了，自由度大了一点，你不受官方主流的这一套，那还有市场另外一套评价体系，所以说空间相对来说多一点，当然市场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市场它又具有一个跟其他东西抗衡的可能性。就看你怎么样充分、聪明地利用市场，实现你自己的目标。有的人在利用市场的同时被市场异化，这种可能性充分存在，我们也看到太多的例子。总的说，可能性比以前大，空间也比以前多。

《影像中的国》的笔记-第341页 - 历史和真相总会顽强地表现自己

我们在新闻摄影上的弄虚作假是从上到下、几十年都是这么做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一张照片，数年以后我到台湾地区去，看到了这张照片，发现怎么这么熟悉，但怎么和大陆看到的不一样呢？仔细一看，毛主席的牙是黑的，而大陆的那张照片上毛主席的牙洁白如玉。回来后，我就请教《人民日报》的老同志，人家说：“我们每次见报都要修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