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书评

耳目一新的疑古论证

农业的边缘地带起源理论借用了苏秉琦先生的多中心的文化起源理论，同时认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都是多中心文化发展的阶段，与我们之前的认识有较大的差异。疑古的思维让我对先秦史的理解有所触动，《左传》是韩国为其一统天下寻找合法性所编撰的史书，里面对韩国有很多赞扬和对其他国家的贬低之处。除此之外，《公羊》是田齐的所作，《谷梁》则是中山国的作品，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每个国家都有证明其统治合法性的企图和动作，流传下来的史书的确有这种可能性。作者的设想和论证都有理有据，但是先秦史由于史料缺乏，这种论证很容易成为孤证，有待于更多史料的发现和用于论证，也许这种论证永远都不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啊！

第四章165页说汉代制定了法律不得私自藏书，是真的吗？

汉王朝对三代的继承“形式”

顾颉刚再世

把古史辨的思路运用的炉火纯青，风格尤其接近顾颉刚的那篇《五德始终》。顾文和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如果某个文献对某个政治势力有利，那么这个文献就是这个政治势力造作的。根据这个思路，《左传》被视为韩国造作的，因为按左传的叙述韩国是夏朝的正统继承者。《公羊》是田齐的作品，因为公羊讲“子以母贵”暗指田齐母氏有宋国血统因此是殷商的继承人。《谷梁》则是中山国的作品……《公羊》里西狩获麟的主体被解释成田成子因为正好哀公十四年田成子弑齐君而有齐国，获麟是王者现的征兆，王者就是田成子……至于《左传》中相矛盾的记载被视为韩国对田齐的攻讦。。不知道作者的文献解读到底靠不靠谱，看到作者还著有《左传史料批判研究》，也许还算个专业文献学家吧。但是文中屡次出现的一些小错误让人很不能忍，比如三番五次说田-陈氏是禹的子孙。。。人家是虞舜之后好不！这样的错误很让人怀疑作者的专业水准。

可恨一把秦火

这一册不出意外的继续延续着以多元地域视角解读中国史的努力，平势桑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告诉我们：其实先秦古籍很多都是战国时代各个文化地域国家用来show off的工具。由于春秋以来，逐渐掌握了从前只有周王室 秘传的文字，各个诸侯国这才发现原来周之前赐给他们的青铜器上写满了周的自恋，于是大家hold不住了，韩有《左传》，齐有《公羊传》，魏有《竹书纪年》，秦有《吕氏春秋》，连中山都有《谷梁传》。大家借这些书，千方百计论证自己统治的正确性以及自己对于他国地域的领土要求的正义性。主要的方式有：综合天文、地理、神话和祖先历史，高大自己，矮化他人；借褒贬前朝旧事或者已灭亡的国家指桑骂槐地攻击自己的对手；编造圣人与本国先代明君的对话，搞圣经式的预表；有时也借一些路人之口，贬低他国追捧的圣人；等等。具体的例子：比如楚国由于不是中原文化地域的国家，没法抬出三代作自己的祖先，于是就举出了比三代还早的祝融做自己的祖先，后来觉得祝融都不行，又追溯出一位颛顼。那么中原地区的人呢，也回敬了一个舜把包括颛顼的不肖子在内的四凶流放到南方的故事，用楚人自己的神话黑了楚人一把。再比如《左传》记载，不知为何韩宣子有一个玉环，成对的另一个在商的遗民宋国人手中。韩宣子想要过来，结果子产忽然出来说了一番看起来高深莫测的话，大意是这东西现在不能给你，给你对你的名声不好，但也不是说就不给你了，主要是时候没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早晚还是会给你的。其实大家都明白玉环代表着殷商故地的统治权，而子产完全成了预言战国时代韩国会统治中原一带的“先知”。这样的故事真是让人看得兴致盎然，作者大胆的设想，周密的论说，让人直呼过瘾。不过平势桑。。。先秦的历史与典籍真的都快让您玩坏了的说。。。平势隆郎消解了古典思想的永恒性，而强调文本的历史情境，强调古典思想最初不过是因时因地的一种应景发言。这种观点有多大的真实性呢？我希望看到学界对此的商榷文章。不过无论怎样，平势桑用他精彩的论述提示我们：那一把秦火让太多的不同文化地域的神话、历史与思想就这样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之中。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往来激荡又包孕共生的思想世界，一定比我们目前从残留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到的更加缤纷绚烂，精彩绝伦！

证伪之作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证伪的历史，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战国以前的历史都是编撰的，基于各个诸侯国的立场不断补充完善夏商周的历史，分析了很多《左传》、《春秋》、《公羊传》中的伪造历史桥段。但楚地出土的《竹书纪年》被放在了一个公正的角度，此外《史记》也被论证是欠公正的，司马迁一方面直接照搬战国流传下来的史书，一方面通过编篡强调汉王朝对于夏的继承。作者比较注重和强调的是铁器的出现和文字的传播，使得文书行政成为可能，也就使得城市国家迈向大国。作者认知前秦历史的态度是正确的，但论述稍显啰嗦，没有谈到重要事件的经过和影响，只谈到人物没有讲人物的事件，因为作者认为事件都是后来编的。也没有谈到经济和科技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样是因为可信任的资料太少。另外作者对历法天文论述的较多，主要是为了考证史书的年代错误。

基础知识补充

觉得比较有用的几点1.文本的去神圣化（借用豆瓣某朋友的评论）我比较喜欢这个提法，文献在一开始除非是指向宗教目的，很难说有什么高大上的意图，回归文本本身乃是理所应当尝试对文本的创作背景进行探查，有些文本有借鉴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比如说尚书，竹书纪年，有些文本来自出土文物里面的文字记录。这两者相信争议并不明显有些文本更多的像作者自己的揣测，比如说 春秋，左传、公羊传、榖粱传，最后这部分基本是作者从内容出发的一种猜想，作为普通读者不大可能去阅读这些原始文献（看左传也未必看得懂，所以一般读者很难去验证作者的猜想），当然在这本普及性的书里面作者讲的简单，似乎也能自圆其说我在想基于文本自身内容的分析在没有更多其他资料做更有效对比和验证之前，是一种不得已也没有办法的方法，结论更多的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如果能和作者对其他方面的分析逻辑的结合起来，也是一种不错的阅读体验这种方法更多的给读者的是一种方法和视角上的启迪站在战国各个国家立场上来解读各个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作为可能性很大的一种），是我一直以来希望看到的一种解读方式2.城市国家、领土国家的提法，铁器的使用的强调看过李峰《西周的政体》之后，我很想进一步弄懂日本人定义的邑制国家到底是什么东东（反正别拿名词蒙我），这次平势直接定义成城市国家那就好懂了，这个能让我们进一步想象当时的生活状态作者一直在强调铁器，我觉得还行，这预示着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但是铁器带来的生产和生活上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什么，还需要进一步阅读3.汉字的来源、传播以及出土文物知识的一些普及汉字最早只是用于商代皇室占卜，到了周代也是用于祭祀和篆刻铭文于青铜器上（记录诸侯、贵族的共享）赠给诸侯（尼玛我看了李峰的书还以为青铜器上的铭文是诸侯和贵族自己刻的，当做传家宝给子孙的，原来不是啊，我看书不认真啊）最早的汉字被皇室所垄断，只有西周覆灭之后才开始通过工匠逃散又诸侯继承，再通过文书行政系统传播到各地，这才传播开来。这是我很喜欢的i一个解释出土文物中青铜器铭文的介绍看了李峰的书，知道了大部分，这里最有用的是春秋时期侯马盟书的内容——历史教科书可不讲这么具有宗教色彩的东西（教科书害人不浅啊），真心让人大开眼界，宣言、盟书都是汉字传播的奇特路径大致想到的就是这些本书的翻译错漏，不通顺的地方不少，我自己认为异样的地方也有基础，比如放逐书中弄成放追，大家注意“其实各国在各自构建自身谱系的过程中运用了同一条原理，即将各自并行的谱系合并为一个纵向谱系。无论是魏追认夏朝也好，还是楚追认祝融也罢，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出身比周王室高贵从而取代周的权威，就必须将自己的谱系追到比周早的祖先去，而且这一祖先是要和周有纵向的世系关系。因此，魏之所以追溯夏，是因为《左传·昭公元年》有一段记载，说帝颛顼有二子名伯阏和实沈，由于彼此不合，被颛顼分别分封到商和大夏，并且对应天上的辰星和参星。实沈所封的“大夏”据传就是魏国所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至今仍传说那里是夏朝都城。魏国追认自己为夏之继承者，就在谱系上高于周和商。这必须建立在纵向谱系对接的基础上。王明珂在论述吴国和蜀国的谱系追溯过程时，是为了说明这两个被认为是夷狄的国族，通过把祖先插入中原王朝世系从而实现加入中原华夏共同体的目标。这在战国列国而言，虽然目标不同，但形式却完全一致。所以，事实很有可能是这样：本来所谓颛顼、祝融、夏、商等传说时代诸族有着各不相同、互无交集的谱系，战国时代的列国则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建构这一谱系，把横向联系的结构变成纵向继承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战国时代一个共谋，这一共谋的基础当然是共同的文字体系（汉字）以及其背后的伦理观念（其实是周人的宗法伦理）。”哥萨特的这句评论，真是精彩，作者的本意也正是如此，从最早尧舜一直到周文王周武王中的众多世系，实际上战国各个国家在谋求取代周的合法性时（自称为王）中将自己的传说嫁接到周王朝传说中的人物。这个观点真是太有想象力了。哥萨特：史料与理论的矛盾——读《从城市国家到中华》|微刊 - 悦读喜欢 http://kan.weibo.com/con/3694925875491315

也许就没有历史的真实

书中首先就破除了我们的传统历史教育观念：夏商周从来不是所谓的大一统王朝，而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基础上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三代也不是所谓太平盛世的理想时代，期间也是征伐不断。所谓大一统的天下观是到西汉才形成的，这一观念也影响了史书的编撰。而汉字在西周末年的流布是天下一统的重要推手。作者大胆质疑了我们视为正统的史书的真实性，指出其也是受到当时观念影响形成的对上古史的观念，同时也是各个文化地域国家争夺权威继承正统性的工具。对于大禹治水的传说也做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实际也许不存在治水这一事实。对于春秋三传的新解释也颇为有意思，搞得我特意去买了谷梁和公羊。对于孔子的形象变迁也做了分析。作者对共和元年也提供了教科书上没有的解释——实际是共伯和执政。周平王东迁洛邑，期间还牵涉到幽王被杀之后被立的周携王，当时的周应该是二王并立。齐国也不是后世以为的那样，齐与周一起灭商，但之后也一直是周防范的对象。合纵连横也并不是单一针对秦国，也包括齐国。重新评价了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总之带来很多观念上的冲击，但很多内容很专业只能囫囵而过，也没有时间去查证。本书主要是写给日本读者，所以为了便于理解将中国史与日本史做了对比。看完书感叹，也许，所谓历史的真实后人是无法看清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做大可能的推测。《史记》司马迁曾藏之深山一部，不知道这个藏本与后期流传的版本在内容上是否有差别，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读后小札

在地铁上看平势隆郎的作品，是件痛苦的事情。拥挤和气味混乱的空间中，击节叫好的冲动会被理解为被香水熏晕了的精虫上脑；遇激而起急于争辩的行为，会被理解为相对身侧刚刚和你发生了身体接触人士的攻击性表现。加上不能做笔记，不能验证平势所举史料的真伪时候，你会对北京地铁更加心生愤恨。一周多的痛苦，可以总结为这样的表述，作为一套面向公众的历史丛书中的一本，平势隆郎以睥睨俯视的姿态居高临下的姿态，骄傲地表达自己见解的尝试，无疑是失败的。作为日本国现存在世最好的《史记》研究者和东周研究者之一（这个之可能不超过五个人？），作为白鸟库吉的嫡系传人，作为东京文献史学派的“掌门人”，他骄傲且自信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简略而不加注的向公众表白了。平心而论，平势有骄傲而且自信的资本，他的研究也的确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他的研究也秉承着日本学者特有的细致绵密，层层叠叠，不绝于缕。他的不从众，他的质疑与反思精神，他对史料的解析与解构能力，也的确是出众与优秀的。然而，作为一本向公众写作的普及读本，他的写法是否合适，却值得我们思考。平势试图将春秋战国的纷乱放置在殷周与新石器的勾连间进行解构与重组，他的讨论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春战时期的区域文化传承，是由新石器的文化区域差异延绵传承而下的；而生活在东周文化圈中的人，他的政治、道德取向的背景则是自夏商以来的族群甚至于家世认同。由此，平势的区划即有空间的“分崩离析”，又有时间上的“延绵不绝”。在春战时代此起彼伏的变革舞台上，平势的世界由此开始了分裂与调和。作为一篇立足于吐槽平势写作的读书报告，我并不想将平势的精彩一一复述。这一点，在@哥萨克 兄已经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其实在改定这篇读书报告的下午，看到了哥萨克年兄的读书报告）。而去谈文献本身，无疑是露怯，这个工作可能找冯峰兄和于薇更加合适。在这里，仅想就平势的终极问题和史料选择问题略作质疑。平势的讨论中，重要的理论支撑点之一，在于“汉字文化圈”的问题。平势的理论体系中，汉字圈的分布范围以及汉字的知识能力掌控力，是政权和思想控制与改变的关键因素。在平势看来，春秋以前，汉字的控制力是牢牢把持在社会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极少数人手中的。在P33，他写道“刻有西周金文铭文的青铜器被赠与各诸侯国。由于铸刻技术被周王朝独自把持，其余各国都无法独自将文章刻在青铜器之上。异国的文字未必会引起人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即使有诸侯国对汉字感兴趣，最终也未能达到使用自如的地步”。在平势的理解体系中，春秋以降，汉字文化圈与汉字书写、普及体系扩展至中国的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历史和空间的认同建构才会产生差异，权力的分化也才能实现。从文献史的角度，这一推论似乎可以成立。毕竟商代的甲骨文，目前仍以殷墟最多，在大辛庄、周原、周公庙的新发现，尚不足以完全颠覆平势的假说；西周的有铭铜器，也仍以西周的二都为最多。但是，我们也无法忽视，层出不穷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地方青铜器族徽、地方甲骨文字（比如西周琉璃河甲骨、邢台南小汪甲骨、洪洞坊堆）的出现。假若按照平势的理论，我们只能推论，商代的大周原、大辛庄甲骨要么是殷墟占卜好后带到外地埋葬，要么是贞人离开殷墟的行为；而西周铜器，则只有在王室铸铜作坊定做，然后背回自己的诸侯国埋葬，方能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体系，非但不能解决甲骨钻凿形态、刻辞方向的时代、文化差异；也无法解决铜器纹饰、器类选择的地域差异与文字必出一地的矛盾。甚至不能协调西周一代，周原本地铜器铭文的书体差异问题。然而，这些物质文化的现象，在平势隆郎的讨论中却是被蜻蜓点水式红果果地跳开了的。平势不会或者（腹诽下，他是不屑于）和你讨论物质文化遗存材料的。即便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对他的史料解构是带有致命性的挑战的，他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了进一步论述自己的“国别与传承二元矛盾对立”，平势构建了一个春秋三传分出三国的阐释体系，他认为《左传》出自韩国、《公羊传》是齐国、《谷梁传》最令人跌眼镜，是名不见大国的白狄国家中山国。这个观点应该是作者的成名作《左传的史料批判》以及《春秋与左传》的普及版。但是除了索引派的方法外，平势并没有给我们更为坚实的证据去论证这个问题，甚至会出现三番五次陈述田陈是禹之后，魏氏不是姬姓，韩宣子要求两环配对之类的硬伤。从城市国家向地缘疆域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对领土诉求的正当性探寻和宣传，当然会有各自国家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由此也必定会有各自的声音传出。但这个声音是不是就是三传的差异，恐怕平势的证据并不充分。平势的初衷，或许可以调和东周列国文化圈领土诉求和文化认同的差异，但这并不能将中国由他所谓的“城市国家”到地缘国家之间的理路梳理清楚。反而会给读者带来疑问——为什么同样有文化认同的早期国家，如商，没有出现领土诉求和地缘诉求？更何况，平势放弃了所有考古学物质文化的表述，因而也没能说明白东周的文化认同差异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是仅存于精英所创造的文本，还是在其他方面也有反映？平势的大胆或者固执还不仅仅限于此，他坚持西周王世当年改元，这个说法实际上没有多少学者敢公开大胆承认。连坚持《今本竹书纪年》的夏含夷和倪德伟，也不大敢坚持当年改元。甚至于，即便是那本要努力塞进所有铜器以符合年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报告》（简本），也只敢在恭王和共和两处设当年改元。要知道，是不是当年改元，西周的历谱就可能会出现正负13年的误差。但是平势有他的自信，他说“不过我很幸运地将手中的所有资料都用得干干净净，成功地确定了西周历代君主的在位年份”（P86）。在后边他又说“立年称元法……对于昭和、平成都是从年中开始称元的日本人而言，立年称元法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方法了。这个方法在中国也被普遍使用。与此不同的逾年称元法则是从公元前338年才开始使用的”（P136）。这些话，自信且自大着。平势对谥号很感兴趣，但他又不讨论谥法的原则，相反他会走钢丝地讨论了某个名号谥号被承袭的现象。比如他强调魏惠成王、齐宣威王等等名号是模仿西周王位所起的名号。究竟是自己模仿还是后世的谥法，这其中直接关系到是否有王号生称的问题。从平势的行文看，他似乎并不排斥王号生称，这个提法在今日的学术界，恐怕难以得到金文材料的坚实证据。但平势似乎并不打算在金文材料中浪费时间。这两个讨论我无法为之叫好，因为无论要坚持哪一个，连带需要的证据链都很多，可这些证据链条，平势并未给我们补齐。相反，平势会有他独有的平势式的自信，宣称他已经彻底解决了武王克商年之类的问题——“在不管总结这些新发现的过程中，我的研究结果将经手时间的考研。我的假说或得以证明，成为定论；或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正；或对更多的部分进行修正（P86）……对见于《逸周书•世俘解》和《克殷解》的日期，我们也可以确定那是发生在公元前1026年、公元前1024年及公元前1023年的事（P87）”。从晚商到东周，是一个充满了诱惑与陷阱的学术空间。平势的功力和视野，在他的文献空间中已经近乎于极致了，要想有文献判研的范式转移，似乎还缺乏新的契机。而且，平势隆郎主动性的放弃对考古材料等描述，以及考古与文献之间或是或非的勾连讨论，或许已经断绝了他转身的可能，从而也关上了平势自己所期望的——带来先秦史革命的大门。这一点上，平势的做法，绝非罗运环先生书评中那样的溢美之词，因为平势就没有想用出土材料做文章。更没有罗运环所讲的，平势注意并充分运用考古材料，“也很注意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尤其是新资料的运用”。否则，认真的平势，是不会放过他的讨论中，韩国、魏国与中山的文化渊源关系的，更不会无视殷商与宋的文化间，是否还有除了认同以及天文分野之外的其他内证。作为一个有着挺深厚考古本位思想的考古人，我虽然不想狂妄的说，脱离了考古的先秦史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从平势的革命性努力来看，他的讨论只能是自己为自己画圈圈，至于圈圈除了他之外的别人能否看得到，或者他自己的圈圈究竟画出来没有，他是不去在意的。换言之，要想重新开动起来的先秦史，离开了考古内证，离开了出土文献的背景，仍然在文献内闹革命，恐怕只会终究被无情地事实所镇压。连串的吐槽，我并非是要否认作为文献研究专家平势隆郎的仔细和敏锐，甚至于我觉得他的细密爬梳远胜于当今不少所谓治先秦史的先生。甚至是相反，陈寅恪“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欲羞死”，在平势隆郎对先秦文献的把握上再一次体现出来。国内大部分先秦史学者在文献上所下的功夫，可能都比不上以平势隆郎、伊藤道治、白川静、贝冢茂树、松丸道雄、夏含夷等等为代表的部分东洋、西洋学者。而国内至少有相当数量的新一代先秦史研究者“们”，文献的硬功夫不够，全要靠电子检索软件搜索关键词。假若硬盘坏掉、检索软件出问题，甚或只是停电，这文章简直没法往下攒。为了体现出和先贤的不同，只好拿出土文献吓唬人甚至吓唬自己。他们见到新金文材料、新简帛材料，就如饿狼扑食一般蜂拥而上，甚至于将自己刚啃过的骨头，塞在牙缝中的肉丝都来不及剔出来，就去哄抢新材料，甚至会为了新材料中的一个字，或者一句话所反映的思想，来一论、二论地写“札记”。好多年来，一时间如过江之鲫或者一窝蜂大干快上“大战一百天”之类人物，在今天先秦史界还少么？这些先生，没有罗王的功底，也没有梦家的天赋，更缺少有如“二重证据法”这样的理论变革。他们，除了能有考释之外，又如何能有真的先秦——史呢？伪先秦史啊，你好难舍，好难忘的“文献”沟。走一步，退两步，不如不走！千支简，万条文，遮不住你满面羞。你好比失舵的船儿，顺水漂流。你往哪里去，你往哪里走？我口问心，心问口，人也留来地也留，先秦考古今年又是大丰收！

该书98页说《春秋》是齐国的

也是醉了，就这水平

“有些国家灭亡，变成了别国的县。”

“有些国家灭亡，变成了别国的县。”平势的这句话，勾勒了蔡国的命运。古老的蔡国，在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之前，顺汝水而南，逃到新蔡，再顺淮水而东，逃到下蔡。同样命运的，似乎还有许国、卫国、许国...他们一迁再迁，避免成为别国的县。

不适合推荐给想了解先秦史的初学者看

我在某期刊上看过推荐该系列的文章后，便上网查询该系列10本书籍。其中，“从城市国家到中华”这个标题最为吸引我，因为我看《左传》的感受之一正是春秋时代的中小诸侯就像希腊城邦一样，控制力很有限，是不能按照战国以后的中国疆域理念去理解的。买回来后，未翻完第一章，我就开始往书中贴便笺纸了。为什么？一是因为书中有不少令我疑惑的陈述与论断，需要查检资料进行核证。如P174说《尚书•禹贡》自古被认为是战国时代魏国所作，P175说现存《尚书》存在朱熹伪造或推断的部分。二是因为书中某些论证似乎存在问题，如在前文还只是猜测的内容，到了后文中就成了推论的起点了，或有前后矛盾之表述（如P436）。三是因为书中似乎常有“阴谋论”的意味，如说《左传》系战国韩国人所作，在跳过很多预设的情况下就说，那么《左传》编者著述的核心诉求就是论证韩国继承周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同理，《春秋》与《公羊传》系田齐所作，那么两书的核心诉求就是贬斥其他诸侯与姜齐；同理，《榖粱传》是中山国人鲜虞人所作，因此其核心目标是论证绍继三代的正当性；同理，《禹贡》是战国时魏国人所作，其核心诉求就是论证魏国的正统性；类此等等。分而论之，我认为此书存在碎片化（如每章内节与节间逻辑性不强）、重复多（前后就同一个问题多次重复说明），猜测断言多（例见上述）等问题；就整体论，这本书更像平势隆郎先生将多篇论文粘合而成的著作，缺乏连贯性（并不是指时间连贯性，而是指内在逻辑），有点像《宅兹中国》一书给人的感觉。我对本书的推荐意见是，不适合推荐给想了解先秦史的初学者看，一是因为易被带偏，二是因为书本身很散看后恐难以建立基本认识。初学者若定要看，最好能先读如《左传》等一些先秦典籍和后世较为公允的解读文章，建立感性认识和基准，否则，估计很容易将书籍中实际上未确定的论述当作已证明的结论接受。书中存在一些小瑕疵：P155“成王（公元前617-626年在位）”前一个年份应是671。P192“予想到了”应是“预想到了”。P235图示说明中的“魏国”应是“卫国”。P328“昭襄王的之子”应删去“的”。P366第八行右括号应删去。P399倒数第三行“中也有类似”前应添加右括号。话说回来，这本书还是有很多特点与优势的，如作者从汉字文化圈的角度，适度参照日本史发展历程，审视后人对先秦史的观念，力争摆脱传统王朝史观、停滞史观（我的理解就是循环史观）的束缚；又如强调汉字传播、铁器发明、郡县制与文书治理等因素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又如大量引用现代考古发现等新史料；书后附录的名人传略、关键词解释、参考书目、历史年表很有可读性等等。现在可以说是仗着无知无畏口出过激之言，其实我自身关于先秦典籍的学习远未达到扎实的水平，并无资格臧否。沉下心回归原典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