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章节试读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32页 - 第七章 战国时代的史实

一般认为的“合纵连横”:与秦国对抗的南北纵向联合＋与秦合作的东西横向联合。在这种描述下，秦以极大的统治傲世天下。然而在此“合纵”前，在秦统一大半中国前，还有一“从”。当时西方的秦，与东方的齐，都在扩大领土。夹在两个大国间的小国家们，分布在南北细长的领域内，为抗衡两国而联盟为“从”。“锥刺股”讲得是苏秦的弟弟苏代。战国时写成的书或区别记两兄弟的名字，或将两兄弟都记为“苏子”。但是到《史记》与《战国策》编纂时，记载为“苏子”的绝大部分替换成了苏秦（有故事的男同学）。还有一些小故事八卦。比如，“鸡鸣狗盗”之徒以鸡鸣与盗的技能助孟尝君逃秦。比如几位君王生父可疑。倒是同时期的屈原，因楚未参与“合纵”，在这个章节里没有相关的出镜率。倒霉的楚王在会秦后挂了，而屈原所授命接管的湖南一带被秦攻下，葬身于秦国的征服战争。在复楚的口号下，屈原成了英雄。后人将向楚怀王进谏的人改成屈原，与顷襄王不合的故事也开始发端。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221页 - 第五章 夏王朝、商王朝的史实

记个关于大禹的小知识吧。在《尚书·禹贡》《容成氏》《墨子·兼爱》里，大禹“治水”，是“完善农田、完善交通网”的治水，而不是他爹鲧治的那种需要诺亚方舟的世纪大洪水。大禹治过水的地域颇广，在不同书籍里侧重有所不同。与此相关，由于掌控着完善后的水陆交通网，大禹被看做“行神”、“路神”，汉代时还发展出祭祀的“禹步”求出入平安——考驾照看来应该拜大禹。而在《史记·夏本纪》里，大禹成功评定水土，被认为是治理严重水患。再说高祖刘邦。承其母刘氏的姓，其父就“曰太公”被《史记·高祖本纪》打发了。刘氏受龙精孕刘邦，与夏王朝孔甲时代遇龙而生刘累的传说似有关联——刘累接受了祝融子孙的封地，亦即楚地，暗示刘氏支配祝融子孙，高祖会打败项羽。——脑洞真大。不过，在《左传》里，刘累移居鲁县，其子孙为范氏，而《史记》将这件事情删除了。——那么被制造出来的传说，刘累是不是真的姓刘呀，万一姓龙呢？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38页 - 第八章 战国时代的学术

这些称呼都是以官僚制度为前提，通过简洁的表现体现出了诸子的区别。诸子学说归根结蒂都是论述统率百官的王者或者天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这也是诸子学说存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各类学说进而“分栖并存”。
如今的宣传一般都只注重强调诸子百家倡导的是各种各样的学说，而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以及东汉的王充等对此均持不同观点。这种认为诸子百家倡导的是各种不同学说的观点，是在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以后、更直接地讲是明代以后的学者们对于诸子的理解。
科举官僚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政治思想的主流被儒家占据已久，所以他们谈论的并不是各类学说的“分栖并存”，而是如何综合性地看待各种学说。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各类学说便被分为：作为他们自身学术的先驱而被久经讨论的儒家、道家以及其他思想流派。除了儒家、道家外，关于其他流派他们虽然也感兴趣，但是这些与他们自身的渊源并没有关系。这些流派只不过是已经消亡的过去的思想流派。即便是在论述儒家的时候，他们头脑中也没有“分栖并存”的观念，他们认为孟子和荀子论述人性是善是恶的对象是没有区别的。
正是由于“分栖并存”，各类学说才得以共存；而后来时代的发展不再需要这种“分栖并存”，而是要求综合性的探讨，所以许多学说也就随之衰亡了。
也有些学说的衰亡与“分栖并存”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他们论述的对象与城市、领土国家和天下有关。与城市国家相关的学说，到了领土国家时代，即便仍属于诸子学说，也已经衰败；而与领土国家相关的学说，到了讨论天下的统一帝国时代也自然衰落了。
许多诸子思想是在帝国秩序的确立过程中逐渐衰亡的，最终只剩下了儒家和道家。
在帝国秩序确立之前，历史处于多个正统并立相争的时代，各个正统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便纷纷对于己有利的学说采取了保护措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种思想不断萌生，“分栖并存”，支撑着各个国家的秩序。并且，在各个国家它们支持的正统也是不同的。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页 - 第一章

主旨：
P40-42、163
春秋时代广域的汉字文化圈形成，战国时代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建立（随着铁器的普及、官僚制引入地方统治与文书管理制度的形成，春秋时代的城市国家逐渐合并，并发展为领土国家——括号内文字为个人总结，下同）。这些领土国家都把包括本国领土在内的地域定义为特殊地域，除此之外的天下皆为野蛮之地。
人们用诸如“中国（最先是周王朝指称王都一带的词汇）”或“夏”的词汇来表示这一特别地域。……因此不同国家话语中的“中国”所指地域是不同的。
……
文书行政正式始于战国时代，施行该文书行政制度的大领域称为“天下”。……而留下汉字记录的商朝和周朝（因为商周都是拥有以青铜技术与文字为代表的强大综合国力的地域性大国，国家影响强烈的辐射到周围地域。夏据说也是如此），以及传说中的夏朝在“大国”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因此，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定位包括自己国家领域的地域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形式让自己的历史与夏商周三朝相关联。
汉王朝继承了秦的统治，将战国时代多个特别地域的独特性统统抹杀（秦已经在从事这项工作了）。他们挖空心思擦去战国列国的独立色彩，只将周王朝放在了特别的位置上进行论述。在汉代人的史书中，他们继承了周王朝的天下……于是被继承的周王朝也必须和自己一样成为统一天下的王朝。被周王朝推翻的商王朝，以及商之前的夏王朝也必须是统一天下的王朝。
阐发：
P262-263
在他们追溯历史、宣扬自己的正统性和领域支配的正当性的时候，各个领土国家的君主拥有怎样的出身，将决定他们各自主张的特征。
……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主要形式：
第一，为了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存在而贬低他国。天下有多个领土国家，各国的特别地域也分别不同，所以被贬低的地域也各不相同。
第二，同样是采取贬低别国的手法。并且神灵也做出怨怒的举动，预言其将灭亡。不过哪路神灵登场，如何贬低，则各国相异。
第三，对于下克上，或者承认这是正当的，或者说明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出身低微的人，就会采用前者的说法来抬高自己，同时贬低其他出身低的人，说明他们不行；坚决反对下克上的人，就会给出身低微的人贴上一概不行的标签，一律加以贬低。
第四，附会神话传说。通过神话传说证明：自己可以正当支配的领域有哪些，为什么这种支配是正当的。……
上述四点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使用的。
奥义：
P432
中国正史反映出来的体制观是将中国皇帝统治所及的地区视为特别的存在，其周围地区则是野蛮之地。然而那些周边国家也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慢慢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独自的体制观。如果我们拿中国的正史来讨论国家关系，就只能看到以中国皇帝位中心的体制观，而忽视了其他国家的体制观，对于同时代的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体制观也会视若无睹。并且同样以中国的正史来讨论中国历史，则最终只能看见以中国皇帝位中心的体制观，而忽视了战国时代各个领土国家中形成的体制观。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13页 - 被理想化的周公旦和太公望

周的氏族组织是由好几个血缘集团构成，然后必须从这里选出一个君王。。。商王朝是从这种血缘集团中轮流选出君王。西周则是从特定集团中选出历代君王。。。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23页 - 第三章 “华夏”的源流与夏商周三代

这一章主要引用的文本是《左传》。《左传》是战国时代的韩国，为解释由齐国编年的《春秋》，而产生的。各国执笔有各国立场啦，《春秋》是对齐国田氏统治正当性的说明，《左传》则制造了韩氏才是正统的说明。这里边有个“星空理论”。地上的某片区域由天上的某些星宿主宰。夏属猎户座（参宿），商属天蝎座（心宿），周则为北斗。夜晚星宿在天空位移轮转，刚好暗示夏为商灭。而当参心皆落，在他们再次升起前，只有北斗留在天空（周哇周）。那么关韩什么事呢？——韩的都城在郑，在观星位置上做文章的话，郑处在夏商两王朝遗址的中间，命之为“天极”——而北斗星围绕着天极旋转——厉害了，到食物链顶端。古人为了名正言顺，很有些想象力，就天取材啊…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7页 - 大国的势力圈

。。。是否使用汉字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青铜器文化的形态。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32页

铁器普及 官僚地方统治 文书行政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0页

人们用诸如“中国”或“夏”的词汇来表示这一区域，“中国一词最初是指周王朝的王都一带。而其他国家也用这个词来表示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因此不同国家话语中的“中国”所指地域是不同的。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页 - 一章到五章

三传的国别，已经无力吐槽。鲜于中山国作《谷梁传》，其实作者也没有别的理由。作者这么说的：古时中原的诸侯都灭了，到战国时代，只留下了鲜于氏族的国家。所以他们成为仅存的“中国”。所以他们叫“中山”。作者的意思不是很明白，以前中原的诸侯国都灭了，仅存鲜于国这个“中国”。这都是些啥？这是在研究《红楼梦》吗？但把话说开了，这就是作者的一贯主张，在有日本文明之前，并不存在传承至今的中国。必须有了日本之后，才有了那个传承至今的中国。这也是为什么作者一直致力于把古人、古文献（含传世和出土）里面的“中国”进行那么多区分，说商的政权是城市文明，就那么一个圈圈。北达河北中部南到湖北南部甚至湖南北部的商文化遗址，都是虚构的？但是作者不接受，因为作者看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形成的文化圈，已经比今天的日本大了，不能再大了，作者甚至煞费苦心地括注：这已经不小了。你看着我在地图上画的圈圈就足够了，什么考古学成果，搞不好都是你们中国伪造的。
也正因为如此，作者才会在第一章说出那样的话。他说，时至今日，中国大陆文明和日本古代政权结盟的文字资料，遗憾地都还没有找到。这意思，日本自古以来就和中华文明并驾齐驱，商周时代就要和他们结盟了。然后在最后一章，才会写到诸如日本可称中国这样的见解。尽管作者声明这并不是他写书的出发点。
说《谷梁传》是中山国人作，对此作者显然意犹未尽，章末他再次强调，《谷梁传》对哪个诸侯国都批评，就是表扬了鲜于中山的祖先。但是一部《谷梁传》，鲜于出场才多少点字？为了这么个“表扬”写一本书，这不等于说：为了证明日本人喜欢中国人，我写了一数万字的书，不过里面只有一句话说，中国人挺好的，很有才。其他内容都和中国无关。《左传》还使劲夸吴国的季札呢，夸得那么天花乱坠，《左传》却不是吴国人写的。吴国人亏不亏。
这里面牵涉资料比较多的问题，也是作者很费心思的部分，就是区分“夏”、“诸夏”、“东夏”、“蛮夏”。听起来好像是说，“夏”是个挺好的东西，大家都争着要往自己身上贴。可是作者却并不相信夏朝存在。这一点是我困惑的第一个问题。
这部书是一套丛书系列的第二卷，作者无数次提到的“新时期时代地域文化”从未展开论述过一次，因为这个内容见于第一卷。有意思的是，第二卷作者和第一卷不同，而且部分观点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第一卷的作者是相信夏朝存在的，只是认为夏朝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才是真的国家，所以总体上把二里头的夏文化称为是萌芽期的国家。可是第二卷的作者压根不信这些。整部书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他要的，只是第一卷对新石器时代文化圈的结论：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陆曾经有很多古文化遗存。
作者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战国时代的疯狂捏造。在之前那些古文化遗存上兴起的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人，为了报复西周时代不懂得铸造铭文而被西周王朝耍的忘年之恨，纷纷编写自己从都市国家到领域国家的辉煌历史。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夏”这个字，争着抢着都说自己是“夏”。简直比大妈抢盐屯醋还来劲。
对于很多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的三皇五帝，日本人从来不会放在眼里，至于夏王朝，至今也没有正式进入他们的法眼。因此作者也毫不客气，夏朝有什么好说的，反正都是后来造的。商朝也没什么资料，大家都坐稳了，我来谈谈你们中国的战国造神运动。你们听我说，其实不管夏商，就是西周和春秋，你们也想多了。
由此进入作者很花心思的论述。什么是夏，什么是非夏。回头还不忘抄底说，战国人疯狂追捧的什么夏朝啦之类的，迄今根本无法证明其存在。
以文献学派著称的作者，对古籍的理解，是与众不同的。古籍有“东夏”，金文有“蛮夏”，作者认为，东夏指殷商旧地，蛮夏是秦自称夏以后，把关东诸侯统称为“蛮夏”，并且都在地图上画出来了。他根本不觉得，东夏有可能是东方的华夏（像《尚书大传》解释的那样），或者根本就是指夏墟范围以东（像《左传》所指的那样）。至于“蛮夏”，他也不觉得有可能是蛮夷和诸夏。
稍后在第五卷，作者在以泰山为核心的地方画了一个圈。他说这里是“武王的治”。这种比邓公在南海画圈一样居高临下的气势，在历史学著作中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但其依据，不过是《墨子》记载的一句周武王的话：“泰山，我想上你。”最后上没上，是不知道的。古人说，大概是想上，最后在关中遥遥地上了，或者是委托鲁国代上吧。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武王被订在了泰山南天门。
跟着，证明秦代律令有秦人自称为夏，把东方称“蛮夏”，作者是既不屑出注释，也不屑于引原文的。由此把这个证件说得好像是不容置疑，也是赫然配了地图。其实这个证据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应该是指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但那个简文和“夏”身份有关的，例如说，问：什么是“夏子”？答：父亲是东方被征服国家的人，母亲是“秦女”（秦国女性），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夏子”。那我请问，如何确定“夏子”是随母亲的国籍而不是随父亲的国籍？但作者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母亲是“秦女”，而孩子是“夏子”，显然，秦等于夏。完全也不再想探讨，如果这个“夏子”是说父亲是“东夏”人，也就是如同《尚书大传》说的那样，是东方的华夏族人？
同样的不容置疑，还有在证明齐国称“夏”。作者举《叔夷鎛》铭文为证。但认为它是齐国威宣王时代的铭文。这个铭文一般不都说是春秋晚期的吗，怎么说得这么不容置疑，是战国齐宣王的？更让人困惑的是，《叔夷鎛》怎么能证明齐国继承“夏”的正统性呢？作者说，铭文里面有叔夷的话啊，他的先祖就是商朝人，他们灭了夏，占有了夏地。然后呢，没有然后了，然后夏就是齐国的了。因为叔夷跟着齐侯打仗立了功，齐侯赏赐他一些土地等等。就因为这样，叔夷的远祖商汤打下来的夏朝领土，转手到了齐国。不要说叔夷是什么人，他就可以拿着祖先的历史当礼品送人，就是他送，能送多少呢？商汤打下来的夏土会自动移到齐国来？作者又说是血缘上的继承。也没看出来是怎么继承的。最简单的，这个青铜器就算是齐宣王时的，就算齐宣王是叔夷生的，这也没意义啊。因为这个青铜器根本不是齐国王室的。铭文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是叔夷作战立功接受赏赐，做了这个青铜器来纪念自己的祖先。这跟齐国继承不继承夏商有什么关系？而作者的任性就在于，这样一份资料，被他当成了论证齐国正统性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资料。
从田齐的立场论述正统性时，作者曾经说田陈是禹的后裔。这和古籍一般的说法也不同。作者也不解释，也不注释。可是后来论楚国搬出了比禹更高的颛顼，魏国搬出了黄帝，作者顺口又说，田陈是黄帝后裔。言下之意，田陈也有借用黄帝抬高齐国正统性的资本。但是这种“证据”对作者的论述似乎是十分重要的，不知道作者怎么不详细谈谈。甚至在正面谈田陈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冒昧说一句，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系列的论证缺陷。
从楚国立场论正统性，有一个要点是楚国第一位王为什么是“武王”。作者说，这是要直接把楚王世系接在周“文王”后面，顶掉周“武王”。可是为什么楚武王之后，又来了个楚文王？作者说，这是要把周王世倒过来，把它弄坏！这还没有完。在说秦国诅咒楚国时，作者又指出楚国第一位王是“楚成王”。所以秦国诅楚，就从成王开始诅的。所以武王、文王什么的，大概都是后来再加上去的吧。
反正不是自己家事，随便写写算了。
如果读者没看明白，那只能是读者太笨了。作者绝没这个心情解释。夏、东夏、诸夏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讨论，只能够听作者一家言，是因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全书大部分内容能不能成立的基础。如果这些问题还在两可之间，作者大概不会写这本书。
这正是作者的自信所在。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33页

＜论语•子罕＞：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想起了刘禹锡的＜陋室铭＞
日本江户时代的中国史观：有德即中华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37页 - 第八章 战国时代的学术

通常认为诸子百家，指的是各种各样的人阐述各具特色的观点。这种理解，是在宋明理学体系下展开的。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则认为诸子“分栖共存”，诸子因各自论述的对象有所不同，互不重复，得以共存。具体有:1.儒家为司徒之官，统领百官。2.道家为史官，精通天文、天地自然之理。3.阴阳家为羲和之官，通过阴阳五行解密上天秩序。4.法家为理官，掌管裁决。5.名家为礼官，考虑文章制作。6.墨家为清庙之守。7.纵横家为行人之官，显接待宾客、游说职能。8.杂家为议官，负责收集各种意见并进谏。9.农家为农稷之官。10.小说家为稗官，记录正史遗漏的事迹（稗官野史哇）。（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对人性理解之不同。汉代王充认为，因为其时将古今之人分九等，与上人、中人、下人三大类，孟子论中人以上为性善，荀子论中人以下为性恶。）帝国秩序建立前，各学说在所需之地交叉并存。帝国秩序建立后，尤其宋代科举制建立后，主流思想被儒家占据已久，对各学说只做综合性的探讨，不再需要“分栖并存”，许多学说逐渐消亡。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27页

直到春秋时代为止，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都是独立存在的“国家”。不断有物资从地方小国纳贡到中央大国，而成为中心的大国与地方小国在军事上也是同盟关系。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41页 - 人物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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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页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57页

季节和历法的历史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94页 - 第二章 周王朝的史实

从这章开始，挖的不是考古，是早与更早的文献对比。《史记》前，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等。记两个有趣的吧，说，共和。按《史记·周本纪》载的“共和”，是召公与周公共同辅佐周厉王的幼子周宣王时，因共同执政，故号“共和”。而在《竹书纪年》中，所谓共和，是！个！人！名！有位叫“共伯和”的哥，在周厉王被驱逐后执掌朝政。说，诸侯难记的名号。再提，周宣王时，周公与召公身为与王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受到邀请参与执政（后世将这种无血缘的执政行为，称作考察“德行”，其实是为不正统地获得政权而更改游戏规则，此后的造反分子都讲德而正身了不是）——诸侯心向往之，并得到启发——比如，最早的魏国在称呼上仿效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周公养育的周成王，将称呼改为了“魏文侯”“魏武侯”，这一改就成了套路，一时蔚然成风。如果又是惠侯又是成侯，便合称惠成侯——是有多自恋，名号这么长。（择“成”字为名号，不知何时竟“成为了”王，“惠成侯”中途成了“惠成王”。诸侯于是成了“诸侯王”，这里我没有看懂啊，文字游戏么？）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258页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第九，宪问第十四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八佾第三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1页

汉字作为城市的文字，最早用于祭祀活动。与此相对，自从文书行政制度开始后，文字就成了行政的工具。自从文字成为行政工具后，便有了史书的出现。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页

按《公羊传》【齐人的春秋】的意思：春秋是按照君子【田常】的命令，由孔子所做的架空的、特殊的编年史。
对论语要加以地域性的分析
左传是韩国的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62页 - 第一章 本书所涉及的时代

所谓“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等朝代列数，其实“商”、“周”与春秋战国时的大国之君无异，都是在各自文化地域的统领者。“商”、“周”，并不是现在或当时意味上的“天下”，当时也存有其他的文化地域上的统治者，只不过汉文字从商始，为周继承，于是商周幸运地留有历史记录。——结果商周国君称“王”，春秋国君则称为“霸”，同工不同酬不要太悲催。所谓“天下”，秦以前没有“天下”之称，秦以后延续之。“统一天下”并不存在，只有被统一的文化地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至今则是“被统一的中国”。汉字最初（商、周）用作祭祀，所属祭祀的各国盟誓后也用汉字记录，汉字流传各国，国家内命令的下达也靠文书记录——文书行政，即派遣官僚进行地方统治，得以形成。两处bug.汉字流传前，掌握汉字的那个国家自己书写文书及国际交流文书，颇有种我是中国你是外国（蛮夷戎狄等野蛮之地）。汉字流传以后，掌握汉字的各个国家都以自己为中国……hahahahaha…当时各国的记录如果大汇总一定很搞笑。bug2.所谓“德”，最早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力量。在商周，德是征伐。在战国，即便没有征伐，德也是吞并，关涉这种不友好。（请问和我认识的德有一毛钱关系吗？？？？）再往后，德指对所吞并敌国子民的仁待……“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的德”。好极，终于有点认识了。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5页 - 本書所涉的時代

戰國時代之後便進入了帝國時代。從帝國的視角而言，擁有新石器時代以來數千年歷史的文化地域，其自身的獨特性就變成了一個非常麻煩的東西。因此這些獨特性被掩蓋，並用了一些晦澀難懂的形式來進行記錄。《史記》就是這種視角觀察下的產物。
然而，我們通常閱讀的歷史普及讀物被稱之為上三代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時代，正是在《史記》的這種視角基礎上被描述的。把“不清楚”的部分說得好像非常“清楚”，這絕不是對“事實”客觀的描述，而是借用漢代的視角所留下的記錄罷了。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5页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8页

当我们翻阅战国时代的史书回顾历史时，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各国撰写自己的史书时，都会在书中强调自己国家的正统性和对领土统治的正当性。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8页 - 一 本书所涉及的时代

文化地域的概念
三代都只是统治一个文化地域的政权，而非天下的政权
史记是基于汉代视角的史书，而汉代是天下的政权，所以很多叙述不实
周承汉字于商，仅记录自己区域的史实，对于畿外的大国（北方，羌，三星堆）则并不清楚。而这些大国并不使用汉字，无记载
春秋战国汉字通行，开始变得清楚。实际上春秋经常发生的征伐，之前应该也经常发生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页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70页 - 第四章 战国诸侯各自讲述的夏商周三代

为了使本国政权显得“正统”，为了让未来的扩张名正言顺，每个国家都有一套关于夏商周三代渊源的叙述——各自成书。齐著《春秋》与之说明书《公羊传》、韩著《左传》（反面说《春秋》）、秦著《吕氏春秋》、魏有《竹书纪年》、楚有《楚辞》、中山国有《穀梁传》。处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地域内的国家，各自从“我是夏商周某朝后人”、“我是夏商周某朝臣后人”“我是家在夏商周某代故址”——来说明“我是正统，你们都是野蛮人。”而楚国、中山国之类，原本就不在文化地域内的国家，则越过三代，从五帝找祖先。《楚辞》里屈大夫不是说“帝高阳（颛顼）之苗裔兮……”看得我一愣一愣……溯源到了颛顼帝，那么夏商周自然比自己低一等了，脑补一句“所谓三代遗址都在我楚国计划统摄的地方啊哈哈～”虽然，明明汉字都是从周传来的好吗！！后来各国才学会刻青铜铭器记录历史好吗！！历史成了历史，就像一盘游戏，果真如此。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页 - 书

先记一点前见：真幸运，平势的维基百科做得比较详密，反驳他的吉本道雅、野间文史不是太过简略，就是“作成中“。感觉上吉本、野间首先是”文献学家“，是京大系统的文本细读训练出来的一流学者，吉本的文章寓目的有《檀弓考》，野间虽闻其名，未曾得见的五经正义研究、春秋正义研究都是这个路向的。东大的平势则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基础研究不是针对某一文本，而是年代学专著，在《左传》等先秦典籍的判断上更宏观，更大胆。日本学者的研究，自两汉以下，翻译过来的不少，先秦史研究相比之下就显得贫乏了。难道是因为文字的关系，所以国内的先秦学者自认为在这一块的优势明显？只知道一本池田的简帛学论集。我倒觉得，日本学者在细读和宏观观照这两点上依旧优势明显，对国内以文字学研究为主的史学研究来说，还是有参考价值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12页

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从社会结构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区别就在于汉字是否已远播四海。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52页 - 德化

所谓德，在商代原本是指佑助征伐的灵力。。。。所谓德化，就是不用征伐也行遍天下。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27页 - 本书所涉及的时代

第一，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其中有这样一个时代：联系中央与地方的文书行政开始出现，而支撑这一制度的律令也在不断成熟完善——这个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在此之前，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尚无文书行政的联系，更不用提支撑这一制度的律令的存在了。也许许多人都在无意识中想象这种制度的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谈及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然而三代并非这样的社会。
战国时代催生出了新的社会形态，其原因在于铁器的普及。铁器出现的时间其实还更早一些，不过说到普及还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我们从出土文物的形态和城市增加的状况可以看出这点，但大家对于这一点还普遍认识不足。
直到春秋时代为止，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都是独立存在的“国家”（城市国家）。不断有物资从地方小国纳贡到中央大国，而成为中心的大国与地方小国在军事上也是同盟关系。中心大国口头发令，而附属国则盟誓效忠。
第二，战国时代所谓的天下之中，有多个中央政府并存。人们对此存在着误解。这些若干中央政权都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这些文化地域都有着与日本国土差不多广阔的范围。日本有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正如弥生文化与续绳纹文化并行存在一样，这些文化地域也有着一定的广度及其界限。正如日本形成了以邪马台国与大和朝廷为中心的体制一样，中国的这些若干文化地域中，也出现了以“大国”为中心的体制。商就是这类“大国”之一，周也一样。商的领土范围是中原地区东部这一文化地域。周从中原地区西部崛起，将比邻的商所通知的领地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
由于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在他们的印象中商周的领土脱离了实际，变得广袤无比。因此便产生了一种误解并流传开去，即认为商周的疆域可以和现在的欧盟相媲美，是将天下收于囊中的大王朝。然而，实际情况却如上所述，商周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大国将周边小国纳入统治范围，其疆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其大小也只不过跟日本等现代的国家领域差不多而已（尽管如此，这个范围还是很大的）。
形成于这种文化地域母体上的则是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这些领土国家在规模不及商周疆土的领域内，把小国变成县，开始实施了官吏统治制度。征服了多个这种规模的文化地域，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统一帝国的是秦始皇。这时“皇帝”这一君王的专称首次出现，开始使用。这是公元前221年发生的事。
…（略）…
第三，汉字最初只是城市中使用的文字。对于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很多人都没有充分理解。
商的文字——汉字得到周王朝的继承，逐渐传播到各诸侯国，最后传遍了全天下。我们通过对系谱资料保留情况以及各诸侯国君主在位年代的记录进行研究，可以得知汉字圈开始急速扩张是在春秋时代。直到西周时代，汉字圈大小也仅仅停留在一个还谈不上广袤的范围内。因此周以外的系谱资料都明显缺少对具体年代的记录。
…（略）…
第四，随着战国时代开始施行文书行政制度，汉字的属性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换。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汉字作为城市的文字，最早用于祭祀活动。与此相对，自从文书行政制度开始后，文字就成了行政的工具。自从文字成为行政工具后，便有了史书的出现。
祭祀是城市国家的祭祀。文书行政是用来联系领土国家中央与地方之物，因此史书中所论及的是领土国家的历史，绝不可能是城市国家的理念。
领土国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建立的。因此史书赋予这些文化地域特别的定位，以其为天下之中，并加以讨论。天下就是汉字圈。
如果我们以上述内容为前提来谈历史，则此历史绝非彼历史也。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2页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55页

孟子：中人以上，荀子：中人以下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86页 - 第九章 战国时代的变革者

“尺度标准”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人们为建造房屋所需考虑的平衡结构。“尺”是象形字，其形似人手虎口大张，以手测量。此后，音乐理论上青铜器编钟的制作也以尺为标准，土地测量也与尺度标准的产生相关，类似的度量标准“斗和重量单位”渐续出现。说，秦始皇统一度（尺子）量（升）衡（衡权。重量单位和分铜），但秦始皇在位期间货币并没有统一。当时各国所铸货币，虽然形状不同（中原地区的韩、魏、赵为农具形的布币；山东的齐、河北的燕为刀币；楚国为青铜块蚁鼻钱；秦国为圆形方孔钱），但都带孔，是为方便打包称量——货币是以“称重”的方法进行交易的。这种方法淡化了货币在形状上的差异。故而秦始皇觉得货币的统一一直在进行着（其流通确实没有障碍）。但是秦二世非常在意货币的形状，将天下货币统一成圆形方孔钱，引发经济问题，造成大秦帝国分崩瓦解的原因之一。（秦二世，有审美方面的强迫症吧。）插播。前些章节说到某某变化的产生或加速，都会提到“由于铁器的普及”。那么铁器的普及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石器时代田地的开垦多依靠地势，有民众生活的土地数量较少。而铁器的普及提高了垦荒能力，土地激增，城市也跟着增加，到了后来，来源于土地开垦而产生的新县，远高于因吞并小国而纳入的县的数量。（生产的力量啊！！！！）吞并来的县与耕种来的县，使得中央政权与地方的关系复杂化，为派遣官僚到地方治理，爵位制度顺势产生。到战国商鞅变法时，整理各国爵位成十七集爵制。（至于周时的爵位制度，独掌文字的周言语上视别国为低一等级的地域，但并不存在实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且各国在习得汉字后自行称王，也不承认归属关系。后人为正典范，效仿古人，才虚构编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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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儿子夫差）、越王勾践这五个人。《孟子·告天下》中把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作为五霸，认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孟子是在战国时代的田氏齐朝廷出仕，田氏将姜姓君主架空，自己掌控了实权，所以孟子对齐桓公批判是理所当然，其余几个是站在齐国立场进行批判。而孟子生活的时代，越国面临灭亡边缘，后接受齐国庇护，吴国早被越国所灭，故未列入五霸。
“霸主“这个词汇隐含着否定的意思，还含有“远远不及战国时代的王者们”。
合纵连横：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
月亮圆缺12次的周期与太阳历的一年相比，还差11天。但24节气刚好把太阳历的一年24等分。
《左传》被定义为解释《春秋》所作的传。《春秋》本是战国时代齐国所做的编年体史书，重点记录了齐鲁两国的历史，同时还有周边小国的记录。成书不久，被传为孔子奉齐国田氏之命而作。用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便是《公羊传》。《左传》是战国时代韩国队齐国做法的一种反击。韩国队齐国所著的《春秋》和《公羊传》进行诋毁，以牙还牙的方法证明韩国统治三晋之地的正当性。但到了汉代，韩国统治正当性的内容越来越模糊，人们开始加入新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左传》逐步沦为为了解释《春秋》而存在的附属品。《左传》与《公羊传》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毂梁传》中以《左传》的议论为前提，行成了贬低《左传》的形式。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32页

天下就是汉字圈。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284页 - 第六章 春秋时代的史实

①盟书。掌握文字的周发表单方面宣言——“侯马盟书”，各地史官统一背诵某版本（满分作文吗）后略修改——文书行政，法令代替盟书。举行盟誓虽自古就有，而真正的盟书却不曾存在，因其未记录神罚，且内容具强烈后世性。②孔子。各国各书孔子形象，因其内容互相的隐瞒、侧重与编造，其形象多为虚构。《论语》中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句，孔子诠释智与仁与勇，其实际形象当更接近游侠——是他的弟子们单独突出了“仁”。至于孔子编纂的《春秋》，是授命所作的架空的、特殊的编年史书。（《春秋》采用的是齐国自公元前338年启用的逾年称元法，而鲁国在公元前256被楚灭国前一直采用立年称元法。）③春秋霸主。不同文献划定的霸主有所不同，褒贬也不一。《孟子》批判霸主，敌对正统，是衰王道，兴霸道的罪人。《荀子》则站在楚国的立场褒扬之:“义立而信，信立而霸”。④有点讽刺。《左传》沿袭《春秋》以各种“子”为标签称人，如“楚王”与“楚子”，在对爵位做整理后有蔑视之感。《左传》编纂时使用第一手的对话材料，在编者看来，都是一群预见不到自己注定灭亡的人在胡说八道。而后世在注释与阅读时，容易出现不懂这些标签，与编写实际，反将暗贬作褒扬。——不是很想看下去，丧失希望。就像扇子书友说的，辨识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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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里雾里，不知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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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72页 - 第五章 夏王朝、商王朝的史实

在汉代的三代观中，比较具有象征性的是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辗转天下各地，终于成功治水。这个传说本身就是在战国时代的天下观念形成之后才有的。然而，司马迁将其录入《史记》，饰之于《夏本纪》的开头，前置《五帝本纪》，并且在其中叙述了游历天下的帝王之传说，可见战国时代充满地方多样性的历史观已经转变为天下的历史观。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1页

西周时代汉字的适用范围主要还集中在镐京一带，后开随着平王东迁，将汉字传播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