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日本》章节试读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12页 - 二、日本理念的原动力

日本的历史，能够清楚表述者始于公元四世纪左右，亦即在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之前约3个世纪。从那时起的历史期约经1650年间，天皇家一直是日本的君主。然而，天皇做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君主，其时间不足此时期的三分之一。其他时期，摄政（1）、关白（2）、法皇（3）、将军掌握实权，是实质上的统治者，天皇不过是装饰品。有时，法皇之下有太政大臣（4），将军之下有执权（5）。如是，则法皇和将军也成为装饰品。
即时在这种时代，对法皇、关白、将军等的任命权仍在天皇。所以，在名义上天皇终究是日本的君主，同时一直保有自己的政府，即朝廷。也就是说，在日本历史上，有三分之二期间是“二重政府”乃至“三重政府”时代，亦即同时有两个，三个政府。除古代和明治维新以后，只在极有限年代，间断地存在过天皇亲政的唯一政府。二重政府时代占70%以上，其时，政治上的实权被掌握在将军或有军事势力背景的关白和太政大臣手中，受中国影响，官僚制度很早被引入日本第一政府（朝廷），二重政府的幕府，到了末期也已高度官僚化。但日本却没有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
__ ___ _______________
（1）摄政：替天皇总理政府的最高官制，大约始于推古女皇时代的圣德太子摄政、明治维新（1868年）后废除。
（2）关白：辅弼天皇、统帅百官、执掌国政的重臣。始见于887年孝光皇帝即位诏书，1867年废除。“关白”一词出自中国“汉书·霍光传”。
（3）法皇：太上皇出家后称“太上法皇”，通称“法皇”。
（4）太政大臣：指律令制下太政管(国家最高机关）的长官，相当首相。
（5）执权：镰仓幕府官职。公元1203年，北条时政任执政，此后北条氏世袭此职，实掌幕府大权，史称“执权政治”。
对解释日本军国主义的存在根源有很强的支持。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208页

马克思认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而我则认为人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构筑起来的上层建筑.当我们预测未来时,首先设想到预测的时间段,作为基础的人会是什么样?他们在数量和质量上会发生哪些变化?以预测时点的人为基础,思考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构筑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先来观察现在的人口，即现在的3岁、13岁、18岁的人，到了52年的2050年时，分别为55岁、65岁、70岁。届时，作为长官的头头脑脑们（各省的事务次官）、各会社的社长、政界的要人分别由这些年龄段的人在任职……通过这种间接推测的方法，从已生存在现今社会之中而且已经受相当程度角度的人身上观察……从他们接下来要受得高等教育中推测，便可以预见2050年社会上层领导人的能力。
同理，观察28岁、23岁、13岁的群体，就可以预测2040年时的政界、财届要人的水平……并按此顺序推测2030年，2020年……这样把到达2050年为止的社会基础构成作一个动态的推测，这不只是依靠猜测的问题，而是注重对现在的人进行观察分析、将教育的因素促使这个群体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考虑在内，得出从现在到2050年的基础构成，它不是抽象间断，而是动态连续的图像……在人口史观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不是经济学，而是教育学。如果确定了人口在量与质方面的构成，继而可以推断出由这样的群体能营造出什么水平的经济。如果基础的质量恶劣，经济效率自然不佳。
A：很喜欢这个思路，但是作者后期的分析比较弱，或许是90年代初并不能预见到信息科技革命对于教育的影响，使得人受到中学甚至高等教育的影响逐渐弱于成年后通过网络获取教育资源所受的影响。网络带来的开放性的，非固定组合性的，由于某一特定兴趣而产生的互助团体所带来的人际间互相教育影响的社群文化，将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改变人们生活以及思维的方式。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27页

圣德太子的确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为日本第一个哲学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圣德太子为日本的大君创造了“天皇”这个名词来代替此前使用的“大王”，尽管这种说法的考证并不充分,虽然只是一个更名，但此举意义深远。天皇不再是王，而是“现人神”，与神等同了。其结果神与天皇之间不可能产生对立，也就不再允许革命。这样，皇位被赋予了与中国不同的政治公理（在中国，人们相信上天不会允许一个无德的君主行事统治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皇帝缺乏超凡的能力，不能满足治国要求，神就不会支持他，就会用另外一个王朝取而代之），这就是，在日本，只能根据血统继承皇位（万世一系）。
诚然，太子的天皇观是与他面对强大的中华帝国所产生的自卑感密不可分的。将天皇神格化的做法无非表明了他对天皇家未来的一种危机感。在日本历史上，圣德太子对发扬保守主义和忠节精神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现人神”（以人身出现的神）的思想就会被反复强调，确实有鼓舞狂热右翼的效果。
A：万世一系，确实是个有魅力的词语，在理念上，将大王改名为天皇，神格化一人，平等化所有人的做法确实明智；而且因此造就的可追溯的皇家历史，确实会给人带来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也难怪敏感的三岛由纪夫这类的人，会狂热的站在天皇这边。由此看啊，文案这个东西真是要讲究文化心理的，起名起的好，宣传有效果阿。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31页

为了处理日本当时面临的对内对外问题，除了颁布“冠位制”和“十七条宪法”之外，圣德太子还推行了许多积极的政策。六世纪后半叶，面对更加进步的中国文化，日本人分为两派，一派坚持日本对中国的开放，以利两国的文化交流（即便只能是一种有来无往的交流）；另一派则坚持锁国政策，以防止佛教污染日本。这种两派对峙，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人对发达的西方科学技术所表现的反应完全一样。不过，圣德太子要推进她的文化交流政策并不困难，因为，最主要的佛教反对派物部氏已经被亲佛派苏我氏打败了。
圣德太子的目标是开化启蒙日本，他曾四度派遣使团和留学生赴中国，这不仅在于他是佛教信徒，更在于它认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制度对于日本的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于是他在难波（今天的大阪）——通往奈良近郊的斑鸠的主要口岸——修建了一座巨大的佛寺和迎宾用的宫殿。另外，他开始编纂关于天皇家、大贵族们（臣和连等）以及普通百姓的官方历史志。他还计划对威胁任那安全的新罗发动进攻。然而为保住这块殖民地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归于徒劳。公元622年圣德太子去世后，日本终不得不放弃任那。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28页

圣德太子宪法第一条规定，所有共同社会的首要原则是“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日本社会以“和”为基础，必须在此基础上形成任何人不得在社会共同体内部建立旨在反对他人的派别集团，为了作出全体社会一致期待并认同的正当决定，讨论问题时应心平气和。第十条核第十七条中宣布，必须排除独裁制，为了实现社会内部的和，各级首领在重大的事情上必须听取公众意见，以便民主地作出决定。第二条提出，为了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必须宣传普及佛教。圣德太子认为，必须在全国坚定地遵奉这种伦理规范，佛则，便不能维持天皇政权。
按照圣德太子的模式，日本社会由天皇、官僚和人民构成。宪法第十二条强调，地方长官不再是氏族的长，而是治理该地区的政府官员。因此他们不得为了个人的目的征收赋税或强制摊派劳役。宪法的其他条规定 了公务规则。即：官僚必须服从天皇的敕令（第三条）；必须懂得"礼"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第四条）；必须执行公正的政治，否则无法实现对天皇的"忠"和对人民的"仁"（第六条）；此外，强调官吏应尊义守信（第九条）；他们不得以利己动机而行动，而应为公众尽职（第十五条）。其他条款规定了官吏的服务办法细则，如：不许接受贿赂（第五条）；任命要量才适用（第七条）；尽可能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工作（第八条）；尊重并实行信赏必罚的原则（第十一条）；应办之事及早处理，俾使公务顺畅进行（第十三条）；不得嫉妒同事的好运气（第十四条）；避免在农忙时节安排农民从事非农作业（第十六条）。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51页

……大化改新所确立的强有力的立宪国家制度却未能长久，其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逐渐徒具形式。
中大皇子的部队载韩国惨遭失败，日本政府蒙受了沉重打击，被削弱的政府不得不向势力不断扩大的主要门阀作艰难的斗争。而实际上，政府又无法不对他们妥协，那些出身名门的青年在官制的获得和升迁中显然比出身一般家庭的青年便捷得多。政府中的要职多被贵族占据，革新派的政府不得不从刚有起色的进步立场大幅后退。
在这种软弱政府之下，各地国司越来越无视太政大臣。他们飞扬跋扈，与其说是中央政府派驻的地方代表，不如说是地方上的皇帝。他们开始将为国家监管的土地看作是自己的领地。而且由于荒山、山林在大化改新后冶未列入国有，至公元723年，政府向贵族妥协的结果是这些被垦殖的非国有土地，划归居住于此的垦殖者所有。743年，又把这种原仅限于一代的所有权变为永久的所有权。于是贵族们受到强烈刺激，都想当“国司”（地方长官）。他们毁林开荒扩大私有地，变成大地主，在新垦私有土地上劳作的人则被认为是地主的家臣，于是，由圣德太子创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制度从八世纪开始崩溃，被前封建世袭的庄园制所代替，此制持续到十六世纪的织田信长时代，被庄园封建制所取代。大化时代所建立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形式尚存，实已失效，大部成为装饰。
……平源两氏都是天皇家的分支。九世纪起由于政府完全被藤元氏控制，平源两氏则到各地担任“国司”，任满后也不回京都，就地盘踞，成为豪族。平氏首先勃兴，打倒了藤原氏，后来又被源氏所灭。源氏和平氏以外，还有许多地方豪族，为了保住自己的耕地和所管辖的公有耕地，不让中央政府和其他势力插手，这些豪族不断地蓄积武装力量，形成武士团。豪族的首领成了领主，其亲属成为干部，被他们控制的农民则充当士兵，最初，中央贵族曾利用这些武士团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安全，后来却适得其反，反被武士团所控制。
A：堕落是很容易的事，或者说理想中平等的追求在实际中总容易被生物竞争而存的本性湮灭。社会制度的设计与执行进步的演变，在漫长人的人类社会中，似乎没有某项科技进步那么让人眩目，但持续的进步对确实人类生活的文明有着重大影响。当然了，科技进步也同时推动了社会制度执行的可行性，我也同样相信信息化时代的科技进步讲大大推进民主制度的可行性，逐步接近理想中的“分配正义”。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35页

自公元370年左右,日本人一直占领朝鲜半岛的南端,被称为任那的这一片日本领土,与百济新罗毗邻,百济与新罗则与高句丽接壤。大约从那时开始开始，日本在百济和新罗也有广泛的势力，这两个国家向日本进贡。任那人逐渐与韩国人通婚，其后，百济盒新罗开始对任那发起进攻，而任那不予抵抗，这就是预示着任那这片日本的殖民地面临灭亡的危机。
……
为了保住任那，圣德太子曾经制定进攻新罗的计划，中大兄皇子则在还是齐明天皇的皇子时，便派出大军前往韩国，百济恳请帮助抗御唐朝和新罗的联合进攻。当时，日本已经失去了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地，所以从日本人的立场看来，这次战争是不必要的。日本军队惨遭失败，被迫撤回日本本土。国家的威信严重受创。以后，直至1592-1598年丰臣秀吉远征，日本政府再未动过进攻韩国的念头，中大兄皇子的失败足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导致日本惨败的东条失败并论，特别是两者都是不必要的。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像东条的失败出乎意料地迎来战后的文化繁荣一样，中大兄皇子的失败，大量的韩国政治家、学者、僧侣和艺术家离开百济来到日本，正如二战后美国的占领军一样，为日本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A：关于朝鲜殖民地的历史记述争议很大呢，无非是历史权利的争议，资源的争议。在我看，对于未来的人来说，疆界是不重要的，固有的资源也是不重要的，人力资源将变成为一最重要的东西，当然了，这个未来还很远很远。不过从中日朝不同角度看这个疆界问题还挺有意思的，贴一点相关资料。
（任那古地图）
中国方面：
http://www.sanada.net.cn/shiliao/shiliao_16.htm
最后，我们综合中、日、朝三方的史料，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推论--在中国三国时代(220年- 280年)朝鲜半岛南部称“弁辰”的地域，为了应对高句丽、前燕等强国巨大的压力而在320年至355年之间组成了任那联盟。倭国（此时尚未统一日本本土，很可能只是位于北九州的地方政权，比如邪马台国）此时就已经将势力渗透到任那。450年左右，与以金官为中心的卓淳、安罗等亲倭联盟不同，加罗从“任那”中分离出来（注3）并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大伽倻联盟。475年百济败于高句丽南迁之后，为弥补北方损失的领土而于512年获取了“任那四县”，次年又得到了己汶、带沙之地，大伽倻联盟为此与百济和倭国交恶，转而与新罗接近。关于这一点，从《三国史记》中记载的522年伽倻国王向新罗求婚和524年新罗与伽倻国王会盟可以看出端倪（法兴王九年三月条<522>：“九年，春三月，<加耶国>王遣使请婚，王以伊湌<比助夫>之妹送之。”及法兴王十一年九月条<524>：“十一年，秋九月，王出巡南境拓地。<加耶国>王来会。”）。梁代(502年- 557年)，任那被日渐强大的新罗所蚕食，虽然此时已经大致统一本土的倭国试图联合百济努力维持自己在任那的势力，但仍然未能阻止以金官为首的洛东江下游流域在532年左右被新罗吞并，随后以加罗为首的大伽倻联盟（主要位于洛东江中游流域）由于最终选择支持百济而在百济被新罗击败后遭到灭顶之灾。至此，任那终于在562年左右被新罗灭亡。有关任那故地的记忆，一直维持到唐高宗时代(649年- 683年)。十二世纪后，朝鲜本地史料中已经罕有关于任那的记载了。由于任那地域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倭国获取铁等珍贵资源和大陆先进文化技术的来源，所以倭国对其极为重视，一直谋求恢复自己在朝鲜半岛南部曾经有过的势力范围（即所谓“任那复兴”），甚至在任那被灭亡百年之后，仍然试图借助扶持百济复国之机在半岛南部取得立足之地，但是随着“白村江之战”的惨败和百济的灭亡，任那的复兴终于成了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关于任那问题，还有很多迷题没有被解开，比如说，在中国史料中是没有金官国的，因此中国史料中的“加罗”、“驾洛”等称谓究竟是朝鲜史学界所称大伽倻还是金官伽倻还需要分析论证，个人赞同是指大伽倻。神秘的伴跛国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它在《日本书纪》中突然出现又不知所终，实在是个迷。而所谓的任那日本府究竟有没有？有的话又是在哪里呢？个人认为是存在的，但肯定不是称为日本府，因为那时尚无日本这一称谓。倭国通过派遣官人来达到将势力渗透到任那的目的，这个倭府后期在安罗似乎没有疑问，但前期（指神功应神时代，不含九州政权时期）是否存在于南加罗即金官也需要再认真探讨（虽然个人认为是在金官）。
朝鲜方面：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3/23/20100323000008.html
本报于3月22日得到的第二期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最终报告概要显示，两国学者一致认为公元4～6世纪倭国向伽倻派军队设政治机构“任那日本府”的说法纯属虚构。
作为殖民史观之一，“任那日本府说”一直把日本对韩国的侵略正当化，因此在日本学界也饱受批评，但直到最近扶桑社等部分历史教科书还将其当作正史登载。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23页 - 大化改新及其后——哲学的形成

纵观明治维新（1867-1868）以前的历史，日本一直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刺激和推进文化的因素全部来自中国，直接传入或间接经由朝鲜传入。日本能够走出独特的发展导读，是由于坚持使外来文化适应于本国固有的文化遗产和国情，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日本不得不一再引进，消化中国文化并加以修正，以提高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水准，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后，这种引进、消化和修正也出现在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日本引进西欧的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文化和经济。
佛教，儒教和道教几乎同在公元六世纪左右从中国经由韩国传到日本。当时的日本，天皇以外，还有两类氏族集团：其首领分别称为“连”和“臣”（1）。连氏族世世代代都是天皇家族的臣下，他们被指派掌管宗教事务，制造宗教礼仪用品并承担防务责任，以此侍奉天皇。臣氏族原来并非天皇的臣子，拥有自己土地，并不隶属于天皇。后来臣服了皇家的统治。强盛的氏族族长被称为“大连”（伟大的连氏）和“大臣”（伟大的臣氏），到四世纪时，天皇家族君临了这两个氏族。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看当时的日本。当时，无论是上流阶级还是一般的庶民，丈夫和妻子都是分居的。丈夫可以公开地有几个妻子并轮流去探望她们，而不是妻子去找自己的丈夫，用今天的观念来看，他们的性生活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孩子由各自的母亲抚养，因此，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形同路人。他们之间既容易相爱结婚而无犯罪感，也很容易互相残杀。因此，一个势力强大的氏族组长能够迅速地与皇室建立牢固的血缘关系。例如，族长可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子，然后再把他们所生之女，嫁给这个皇子与氏族长其他女儿所生之小皇子。况且，当时的日本尚未建立长子继承权制度，皇位继承者经常是从天皇的弟兄中遴选。因此皇族兄弟之间斗争激烈，常常互相残杀。不过到了古坟（2）时代结束时，日本人开始试图改进自己的文化。
六世纪时，大贵族们持续发展扩大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势，其中，以苏我氏和物部氏最为强大。苏我氏属于臣氏族，尊崇新的文化。尤其崇敬从朝鲜传入的佛教；物部氏，他们反对佛教。这两个氏族都是通过剥削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地而发迹的。他们之间因皇位继承权问题，频繁发生战争，众多有望继承皇位的候选人，在互相残杀中丧生。最终引发了两个氏族之间的内战并以物部氏的失败而告终。
此后，便产生了由苏我氏选定皇子（或皇女）继承天皇皇位的局面，天皇家反而被削弱了，皇位变得极其不稳定。592年，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让推古女皇登上皇位。崇峻天皇是苏我马子妹妹的儿子，推古天皇（3）是苏我马子另一个妹妹的女儿。这两个妹妹都是钦明天皇的皇后。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天皇家族中的皇子和皇女，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都不能信任。在中国历史上，王朝被外戚力量推翻史很多的。而此时得日本皇室也正受制于外戚苏我氏的压力之下。所幸的是，在中国常常出现的横行霸道的宦官，始终没有被日本采用过。（不采用宦官制度或许正是日本能够保持万世一系的皇统地位的重要背景原因之一吧。）尽管如此，物部氏被排除了，在苏我氏的控制之下，新的文化繁荣起来。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基于对外、对内的政治上的原因，把天皇家主权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是绝对必要的。
　　自公元３７０年左右，日本人一直占领朝鲜半岛的南端，被称为任那（３）的这一片领土，与百济和新罗毗邻，百济与新罗则与高句丽接壤。大约从那时开始，日本在百济和新罗也有广泛的势力，这两个国家向日本进贡。任那人逐渐与韩国人通婚。其后，百济和新罗开始对任那发动进攻和劫掠，而任那不予抵抗，这就预示着任那这片日本殖民地面临灭亡的危机。虽然，后来的几带天皇都试图要恢复这块殖民地，并未取得显著的成功，与日本在朝鲜半岛节节后退同时，在日本本土，氏族的族长们日趋独立于中央政权，日益主张把许多土地和人民作为自己的领土和臣民，天皇日益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府的强化是迫在眉睫了。
____ ______ ____________
（1） 三世纪末，以今奈良（古称大和）为中心，兴起了“大和国”，其最高统治者称“大王”（七世纪后称“天皇”）。大和王权维护“氏姓制”，由“大王”对王族以外的其他氏族首领（称“氏上”）授以“姓”，以明示其身份、地位、职务、“臣”、“连”两姓最高。
（2）大古坟时代：始自三、四世纪，终至七世纪，族长为自己修建巨大的坟墓。天皇坟墓规模之大可以和古埃及的金字塔媲美。为了修建这类坟墓，动员成千上万的农民，致使农业生产蒙受影响。
（３）关于任那的存在，查过点资料，中日韩三方的不同说法，对照起来看很有趣。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6206694/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255页

远离广阔的大陆,在岛国上生活的日本人,有史以来就渴望土地。明治以后，日本人侵犯大陆所贪图的就是土地；夸张一点说，这种土地欲望并非出于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需求，而纯粹是一种对空间的占有欲。当日军占领了南洋的土地，是谋求其在土地的下面埋藏的生产资料，而对北方的土地的贪求，则是为了将来可以用作和敌国俄国作战时的战场。战场越大，退路越方便。因为战败的时候，敌军想在日本登陆必须花费时日。为了加长自己的防卫战线，而扩张土地。这就是从中日甲午战争（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到向西伯利亚出兵，直至诺门坎事件所主张的“北进论”的基本出发点。
到了“南进论”的时代，土地就不是空间的概念了，出发点是：“资源的宝库。那个时候，“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随着强行推进“南进论”而膨胀起来。日本人在当时并非为了驱逐那些占领并控制当地的欧美人而发动侵略，他们是想把这些欧美人驱逐出去后，使之变成日本人的领地并统治那些地方。将这些土地分别纳入日本领土，或将他们分别置于日本影响之下，以及将一部分土地委之于当地居民，自行治理。他们把对日本人最具有诱惑力的那一部分土地划为日本领土，因此，所谓“大东亚战争”归根结底，日本梦寐以求的还是获得领地。
为此葬送了许许多多日本人的生命。待到战后日本的贸易立国获得成功的时候，人们不禁反省自己的历史：战前，战争当中的人们为什么要付出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去谋求土地呢？发展经济未必只有依靠土地，国家的防卫又何必一定要以土地来加长防卫战线呢？那么一点儿的地方，导弹不是一下子就飞越过去了吗？这是日本人经过第二次十届大战所取得的教训。
A：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总是不足的，如果有什么急待发展的学科，大概是未来学吧。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32页 - 第二节 武装政变及其后

圣德太子发挥其才能与智慧提出了崭新的政治观念，然而，实际政治环境并没有多大地改变。与其说圣德太子是政治家，莫若说他是哲学家。当他在实施这些划时代计划时，表现得过分软弱，向苏我马子做了太多的妥协。圣德太子摄政时期，真正拥有实权者是苏我马子而并非圣德太子本人。他死后，苏我氏日益专横暴虐，这表明，要推行圣德太子的计划必须有革命家。
圣德太子死后２０多年苏我氏终于被打倒。当时圣德太子派往中国的留学生正陆续回国。他们在中国目睹新兴帝国唐王朝的蓬勃发展，当然地成为开化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主张，政府应当制定法典和道德规范，像唐王朝那样建立运作有序的行政机构。公元６４５年，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后来的藤原镰足）这两位革命家终于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了苏我氏族长苏我人鹿，成功地建立了类似唐帝国那样的中央集权机构。这就是大化改新（公元６４５-６４９年），是一场以圣德太子政治理论为基础的贵族革命。
大化改新的主要目标在于把氏族长与他们的土地分离。显然，在7世纪日本这样的农业国，如果国家把土地平分给国民，少数人剥削其他人这种事便难以发生。新体制全盘效仿中国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国家的耕地被划分成许多面积相同的区，每个区又被划分成九个相等的小区。每八个人耕作一个区，每一个人耕作一片小区，收获归己；该区中剩余的一片小区由八人共同耕作，收获归国家。氏族长被限制耕作一片与普通百姓一样的土地，如果他是政府官吏，则从政府接受与其官职相应的薪俸。这就消除了氏族长剥削百姓而形成的贫富差异。氏族长失去了私有土地，被任命为中央或地方的政府官员或地方长官。这样在强大的中央政府统治下，确立了拥有公有制经济的全国性郡县制度。
国民在法律面前形成平等，而且，由于土地的国有化，在经济上也平等，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只有天皇保有现人神和国家元首的特殊地位，其他人都被赋予平等的机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新政府是进步的，其官职向能者开放。这种制度，就理想而言，当然不是新的，而正是圣德太子曾经明确宣示的那种制度，只是由于不得不向苏我马子妥协而未能实现。中大兄皇子则毫不妥协，并在更纯粹的形式上实现了它。在他最终诛灭了苏我马子的孙子--苏我人鹿之时，天皇家才成为真正的权力者。（1）
"十七条宪法"颁布以后，大约花费了４０年时间，才建立这种立宪制官僚政府。公认儒教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这个新政府，在许多方面都与唐王朝相似。（2）应该想到，这是哲学家圣德太子和改革家中大兄皇子共同努力的成果，这充分表明，单靠美好的哲学，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尽管这两个伟人的气质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又非常相似。首先他们对朝鲜都采取鹰派的态度。为了保住任那，圣德太子曾经制定进攻新罗的计划，中大兄皇子则在还是齐明天皇的皇子时，便派出大军前往韩国，百济恳请帮助抗御唐朝和新罗的联合进攻。当时，日本已经失去了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地，所以从日本人的立场看来，这次战争是不必要的。日本军队惨遭失败，被迫撤回日本本土。国家的威信严重受创。以后，直至1592-1598年丰臣秀吉远征，日本政府再未动过进攻韩国的念头，中大兄皇子的失败足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导致日本惨败的东条失败并论，特别是两者都是不必要的。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像东条的失败出乎意料地迎来战后的文化繁荣一样，中大兄皇子的失败，大量的韩国政治家、学者、僧侣和艺术家离开百济来到日本，正如二战后美国的占领军一样，为日本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二，这两位能力超群的皇太子都无心做天皇。他们二人未确立天皇制的基础付出了全部精力，登上天皇宝座本来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然而圣德太子从未登基，中大兄皇子只当了4年的天皇，却当了23年的皇太子，他们的做法，似乎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只要认识到他们所确立的天皇地位在政治上是无权的（说是神圣不可侵犯），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两位熟知天皇新地位的政治家对此不感兴趣了。
大化改新以后，除道镜僧人（1）为唯一的例外，氏族长、公卿、或将军中再无一人觊觎天皇皇位。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次改革可以说非常成功，天皇的地位因此得以稳固。然而改革后不久，由于中大兄本人的失误，引发了皇室内部的激烈争斗。
中大兄是孝德天皇和齐明天皇两朝的皇太子，齐明天皇死后，他依然希望保持皇太子的地位，于是天皇的皇位空缺达六年半。公元６６８年，中大兄皇子登基，仅四年就死了。临终前，他召见皇太子大海人（中大兄之弟），宣称由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为皇位继承人。当时，父死子继的纵向继位方式不如兄终弟及的横向继位方式普遍。大海人皇子虽然表示同意，并将皇位让给大友皇子，但在中大兄死后，大海人便杀死大友，即位后称天武天皇。
此后９８年间的天皇均为天武天皇后裔，惟有持统女皇和元明女皇为例外。这两位女皇都是中大兄（天智天皇）的女儿。只因她们与天武天皇的关系非同一般：持统和元明分别是天武天皇的皇后和儿媳。天武世系的最后一代是称德天皇，由于她没能在天武的后裔中找到继承人，最后，只好推荐他的情夫道镜僧人继承皇位。道镜本人是否情愿，还是一个疑问。称德天皇死后，他未作任何反抗地服从流放。天智天皇之孙继位后，称光仁天皇。天武世系由此绝位，天智系则恢复皇位。
这以后，差不多所有天皇都只是立宪君主，有实权的摄政由皇子、法皇、公卿等担任，操持政事。唯一的显著例外是醍醐天皇（１２８８-１３３９）。他想要恢复古代体制，即由天皇像古代"大王"那样直接统治国家，而不是作为"天帝"，仅仅君临国家。在日本的历史上，天皇家内部争位的时代有二，一是天智系和天武系的争斗约１００年（６７１-７７０），二是从后醍醐天皇开始的南北朝对立时代（１３３6-１３９２）。即使在这种争位激烈的时代，也没有哪位臣子自己想当天皇。有野心的人物追逐的是拥有实权的地位，例如将军的职位，而不是天皇这种名义上最高的地位。大化改新的结果，虽然使天皇的地位神圣化，却又使天皇不得不在政治上中立，由此天皇的地位在政治上反而很不重要了。对于政治上有野心的公卿、武将和僧侣来说，与其冒天下之大不朝韪篡夺皇位，蒙"国贼"之恶名，不如侍奉天皇，至少不背叛天皇，在天皇之下成为有实权的统治者。除了个别例外的时期，天皇被安置于政治权力斗争的舞台之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天皇的地位得以这种形式稳定延续，这无疑是大化改新的重大贡献。
　　尽管存在着天智系和天武系之间的政治斗争，大化改新后，文化得到飞速发展，综合而又详细地伦理规范和法典产生了，日本从此开始走向法治国家。公元701年，完成了包括刑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等法律在内的大宝律令。这部律令至11世纪前后一直在使用，甚至到了1885年近代内阁制度生效前，单就形式而言一直有效。为了培养未来的政府官僚，日本仿效中国的做法，创立了国学和大学，并引进了中国的国家考试制度。儒教极大的促进了法律、道德和教育制度的发展，并在后来日本整个历史进程中，成为社会实践最有影响力的实践道德准则。
　　大宝律令颁布以后，政府出版了几部重要的书籍，其中有：《日本书纪》（720年），这是仿效中国的正史而编写的日本史书；《古事记》（712年），是日本古代史；《风土记》（713年），是记录日本各地自然文化特点的地志；《万叶集》，收集从古代到公园760年间大约4500首著名长歌、短歌的诗歌集。其中很多是个至今仍被认为是用日本语写成的最优秀杰作。特别是考虑到，公元六世纪，在儒教和道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必须先将汉字日本化，再创造日本式的字母。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开端，又需要极大勇气的计划，因为汉语和日语是截然不同的语言，因此，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开创性的努力无论怎样称赞都不过分。

正如前述，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并未采取囫囵吞枣的态度，而是将之改造，适于中用。《古事记》是以神话的形式，《日本书纪》则是以历史的形式，都强调日本皇室的祖先是神，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授权力。《万叶集》中收集的许多诗歌歌颂对天皇的效忠。日本人视天皇为现人神、具有神的性格，这种信仰和天帝哲学思想，一部分固然来自传统的土著性崇拜心理，主要地则是在外国哲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思考出来的。
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要把上述信仰用文字记录下来，必须先消化新思想，再把中国的文化和汉字日本化。所以，完成这一步时，日本人业已在中国的文化中添加了日本的色彩，所记录下来的信仰已经不仅仅是土著性的内容了。于是，天帝的制度化便有可能解释成为防范中国革命理论的思想壁垒。
这种努力为皇室提供了永恒的稳固基础，使得皇室得以安如泰山，免受任何革命的冲击。换言之，这也可以看作是日本面对强大的中国而产生的自卑感的表现。或许他们认为，把天皇晋升到神的地位，便可国威大振了。据《日本书纪》，圣德太子曾致书中国皇帝，傲慢地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但中国史书却没有圣德太子称日本天皇为天皇的记载。中国安书中所记载日本来函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此来函激怒了中国皇帝。
总而言之，面对强大的、文化上优越的中华帝国，一种强烈的防御性的国家主义情绪在日本滋生发展。天皇作为现人神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土壤，对国民的命运有广泛的影响这是确实无疑的。由此引起皇室内部频繁争斗，许多族长或封建领主竞相把天皇拉到自己一边，因而发生战争。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的一千多年间，天皇一直被关白（天皇的首席顾问官）、将军（征夷大将军）、法皇（转任圣职的退位皇帝）所控制。天皇在政治上的权力不过是名义上的。尽管如此，现人神的观念使得"万世一系"的君主世袭制度得以在这个时期保持下来。每当民族危难，如蒙古人入侵（１２７４年和１２８１年）、德川末年西方列强的黑船舰队叩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民广泛支持这种观念，正是由于这种观念，国民主动地成为国家的牺牲。
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动频繁，朝代不断改变。与中国相比，日本历史截然不同，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了的日本国民仍然继续对天皇保持着忠诚，以至盟军意识到：倘若废除天皇制，日本人就会断然地、义无返顾地顽强反抗，遭受重大牺牲。仅就天皇的地位政治作用而言，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６０４年）和战后的新宪法（１９４６年）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天皇的神性现已被否认，但他仍然是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在上述两部宪法之下，他都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日本由于把天皇的地位在政治上置于中立并使之神圣不可侵犯，得以维持"万世永存，万世一系"。　　　　
____ _____ ________
（1）明治维新后，废除了身份制，国民形成平等，但是，旧的封建大名和武士在社会中，在就任重要职务方面仍然占有优势。大化改新也是一样，有权势的氏族长及其子孙，在新政府中谋求官职远比普通百姓要容易。日本的改革，革命和政变从来都是温和而不彻底的。但不可否认，大化改新对于日本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改革。
（2）如本书序中所谈到的，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有很大的不同，本书以后凡旦举“儒教”一词均指已演变的日本式儒教。
（3）道镜（？— 772）：俗姓弓削氏。722年被孝谦女皇招入宫中道场，受宠参政。755年任太政大臣禅师。766年赐封法王。终因觊觎皇位，被贬。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26页

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是推古天皇的法定继承人和摄政，一心要加强皇权。但是,因为他是苏我马子的外甥(用明天皇）和外甥女（穴穗部间人皇女）的儿子，所以，不得不向实权在握的苏我氏妥协。太子首先着手引进比日本原有制度进步得多的中国行政和司法制度，以推动天皇政府的近代化。圣德太子于公元603年制定了“冠位的十二阶”的制度，604年又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冠位十二阶”制将大臣和官吏分为十二个等级，以不同的样式和颜色的冠戴区分官位高低。此冠位制名文规定，对官位的任命依据不是看他们的门第或家世，而是根据他们的能力将他们任命至相应的级位上去。“十七条宪法”被视为必须与新的冠位制共同实施的公务规则。
不过，圣德太子意识到，支持中国制度的政治哲学与他的最终目的——在君主世袭制之下，建设强有力的国家——是不相容的。在中国，人们相信上天不会允许一个无德的君主行使统治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皇帝缺乏超凡的能力，不能满足治国要求，神就不会支持他，就会用另外一个王朝取而代之。所以，必须镔弃或者至少要修改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习尚，否则，将来可能发生的革命，难免殃及天皇家的世袭制度。事实上，在过去的日本已经出现过像雄略天皇和武烈天皇那样残虐无道德天皇，如果按照中国的方式，这样的天皇是不能被容忍的。
“和魂洋才”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引进西方技术时，流行的一个口号。同样的，圣德太子在中国的思想和它的实际运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仔细地验证他们的思想（或精神观念）是否适合于日本人。如果发现中国哲学中的某些成分不使用或不称心，就完全摈弃或彻底地进行修改，虽然，圣德太子热衷于提高日本国民的教育水平，向中国看齐，但他决非是毫无筛选地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用的东西安装在日本民族精神这个底座之上。
当时的日本，民族精神或“国民精神”尚未明晰，巩固地形成。在这块画布上尚存许多空白，要求圣德太子永自己的颜料去完成。圣德太子的确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为日本第一个哲学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圣德太子为日本的大君创造了“天皇”这个名词来代替此前使用的“大王”。尽管这种说法的考证并不充分，虽然只是一个更名，但此举意义深远。天皇不再是王，而是“现人神”，与神等同乐。其结果神于天皇之间不可能产生对立。也就不允许有革命。这样，皇位被赋予了神权，确立在牢固的基础上，从而，圣德太子为日本树立了与中国不同的政治公理，这就是，在日本，只能根据血统继承皇位。
诚然，太子的天皇观是与他面对强大的中华帝国所产生的自卑感密不可分的。将天皇神格化的做法无非表明他对天皇家未来的一种危机感。在日本历史上，圣德太子对发扬保守主义和忠节精神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现人神”（以人身出现的神）的思想就会被反复强调，确实有鼓舞狂热右翼的效果。
然而，圣德太子进行了许多进步的和彻底的改革，这也是事实。譬如：在十七条宪法中，他宣布在日本除了万人之上的天皇以外，没有任何王或首领可以统治全国；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他一直想建立一套新型的中国式官僚制度，政府官员不是根据他们的门第，而是根据他们本人的品格和能力；官职不能由子孙继承；这就削弱了贵族门第的势力（1）。此外，圣德太子还宣称，任何人不得剥削压榨它们人，并且标榜将取消等级制和旧的血族制，这就使得当时的大贵族和氏族长拥有自己的臣民和领地的特权状况失去了法律地位。
____ _____ __________
（1）圣德太子打破门阀，选拨人才的理想，在其在位期间实现到了什么程度是有疑问的。实际上，那些有权势的氏族长恐怕都在政府内部获得与其政治实力相应的地位，然而，把原来的氏族长嘴哦为品位有序的政府官僚，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既然这些氏族长城了政府内部的人物，天皇政治也许就能由此而到达各氏族的内部吧。迄至当时，天皇政府尚无压倒的政治力量。要打破氏族的外壳使天皇政治舌头到各氏族内部，除此以外，恐怕别无他策。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29页

虽然这部宪法（1）在第二条中明确敦促百姓崇尚佛教，但是，从整体上看，它是一部从头至尾贯穿着儒教思想的宪法。宪法中极力倡导的：和、礼、忠、仁、信、义等德目，都是儒教徒的思想。而非佛教的思想。（2）宪法中强调国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天皇，同是也强调政治性的决定必须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经常这种民主的决定和天皇命令的决定正确显然自向矛盾。天皇之所以正确，在于他只向人民传达按照民主方式产生的决定，这样一想，上述的矛盾便迎刃而解了。圣德太子心目中的天皇，很像近代的立宪君主，惟其如此，天皇既是天帝，又是人间的神。
　在宪法第十条中，圣德太子有如下的一段文字，大意是：人各有自己的意志，他人同意者未必自己也同意。凡天下人，可能各有不同意见。自己未必是圣人，他人也未必是愚人，我们都是凡夫，谁也不能说绝对正确，即使自认为唯一正确，也应当服从多数人的决定。(3)
　这样，天皇只有放弃一切独裁者的概念才能成为天帝。圣德太子为了使天皇制免遭一切革命的危险，认为天皇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地让步。考虑到当时天皇家所处的极其险峻的环境，这种政治上的让步并非其本愿，而是面对当时统治阶级中非皇族势力持续迅速增长，被迫所作出的妥协。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德太子的政治思想中的某些因素是如何具有进步性和近代性。比如，早在公元604年，他就提出了：1.类似于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天皇制；2.民主主义；3.官僚制。
　这样的方策势必导致废止前此豪门贵族所专擅的特权，显然是苏我马子之辈的上流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为了防止叛乱，圣德太子不得不安抚他们。按照新的宪法，天皇对国家的绝对统治不仅受到限制，而且所有国事的处理，都必须与大臣和高级官僚商讨。正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言，虽然，将天皇置于立宪君主这一举措应当受到高度评价，但对于圣德太子来讲，这毕竟是对苏我氏的一次投降，至少是一次重大的让步。为了避免与苏我氏的冲突，这种让步是十分重要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和宫廷内部的许多重要职位已经被苏我氏占据。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天皇什么事也做不成。推古天皇是钦明天皇和苏我氏族联姻所生之女，是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后把她推上皇位的。更何况，圣德太子本人不仅是苏我马子的外甥和外甥女所生之子，而且他娶了苏我马子之女为妻，是苏我马子的女婿。很显然，苏我氏的势力无所不在，如果他们企图篡位，随时可以篡夺，此语决不过分。"十七条宪法"中的阻止天皇个人独裁这一点，只不过是承认并确认了这一现实而已。这部宪法确立了天皇作为现人神的特殊地位，获得了永恒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另一方苏我氏（作为皇室的外戚）获得了高于其他所有氏族族长的地位，持续保持其现实的政治优势。可见，尽管颁布了这部宪法，苏我马子的地位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他依然继续担任推古天皇的政府首席大臣。
____ _____ ________
（1）“十七条宪法”原文为汉文，见《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６０４年）夏四月丙寅朔戊辰（三日）。
（2）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所引用的“和为贵”的说法来自《论语》，和辻哲郎认为：圣德太子在个人的人生观问题上是佛教徒，而在国家的政治性问题上则是儒教徒，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详见和辻所著：《日本伦理思想史》（岩波书店，1979版，116-118页，圣德太子虽然在政治上大量利用了佛教，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基本是儒教的。
（３）此条原文（汉文）是：“十曰、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必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胜。必彼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寰无端。是以、彼人虽嗔、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

《透视日本》的笔记-第38页

种努力为皇室提供了永恒的稳固基础，使得皇室得以安如泰山，免受任何革命的冲击。换言之，这也可以看作是日本面对强大的中国而产生的自卑感的表现，或许他们认为，把天皇晋升到神的地位，便可以国威大振了。据《日本书纪》，圣德太子曾致书给中国皇帝，傲慢地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
总而言之，面对强大的，文化上优越的中华帝国，一种强烈的防御性的国家主义情绪在日本滋生发展。天皇作为现人神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土壤，对国名的命运又广泛的影响，这是确实无疑的。……现人神的观念使得“万世一系”的君主世袭制的一在这个时期保持下来……正是由于这种观点，国民主动地成为国家的牺牲品。
A：既然天皇是神，在深深崇拜他的人们心理，当然天皇的领地扩张到西方皇帝的领地也是情理之中了。
也因此，二战以后，日本天皇的讲话与麦克阿瑟的合影确实将极大地刺激日本国民，甚至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一个为之奋斗的神破灭了，死亡的意义消失了。这跟很多所谓邪教或者基地控制组织影响人的方式，看起来有一曲同共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