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史》书评

你怀的哪门子那么大的恨意呢?

看的出，张对左宗棠怀有极大的敌意, 如果说心灵史里还隐晦点，在暗杀考一书中, 通过对刺客错把师爷当成左,砍得脑子都成了浆, 宣泄仇恨. 又借书中人物说还想杀左的后代, 表达了刻骨的仇恨.其实,张既然学过历史,应该多了解那段历史,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仇恨.当时如果不是左,换其他任何一个人来,回民可能更惨. 从之前的多隆阿,到云南镇压杜秀文,都是连老弱妇孺都斩尽杀绝的.而左则保留了很多回人,并为他们将来的生产和生活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至当时陕西的汉人很不满，把左称为左阿訇, 说他太亲回民了.50年代马长寿先生到陕西就回变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和子孙,取得了第一手的调查材料,里面的回民提到左宗棠,都是很尊重,称他清官,好官.张先生在书里还曾说左故意把回民安置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但马先生采访回民的资料里,一些回民自己都说,当时左曾把他们安置在离大路不远的好地上,但回民当时胆子小,觉得离大路近了,怕以后受骚扰,主动选择偏僻地方. 而且左为回民选地都有几条原则, 比如要有水.现在有些地方看不到水,那你不能怪左宗棠对不对? 不要说西北,你就看咱江南,和清朝民国那时比,多少河流渠塘都消失了?陈林、阎兴春等陕西回民领袖在金积堡战役后期得到解救，被安置在化平川，左宗棠不仅要求部属尊重回民的宗教习惯，允许修建清真寺，更要求重视回族孩子的文化学习问题，仅在化平地区，左宗棠就兴办了十二所免费的义塾。当地驻军首领喻荣光，还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修建了一座书院，供回民的孩子深造。当听说化平地区的山中出现野猪危害庄稼，左宗棠亲自告诉上海的采购人员，买了四十面铜锣运往甘肃，免费发给回民驱赶野猪。这些事实使得陈林和阎兴春深受感动并且主动要求和负责回民安置工作的冯邦秉一道去西宁说服那里的回民退出内战，接受安置。 　　崔伟退出内战之后，左宗棠为了安置这批两万多人的陕西回民，一连十多天“寝食俱废”，当时的军饷已经极度艰难，但这些被安置的回民仍然无偿得到了各种生产和生活必须的物资，还提供了专门的车辆，解决一些老弱难以完成从青海到甘肃清河之间的长途跋涉的困难，还专门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进行了登记，规定在收获季节之后，继续向他们提供口粮。张承志对回变历史的了解不可能比50年代陕西回民有更深刻的感受,如果那时的回人都不恨左公,你怀的哪门子那么大的恨意呢?左宗棠在接受平息回变的任务后,了解了事变的起因, 明确指出不能全怪回人,是汉人挑的事端,但回人报复也太过分了，不分男女老幼都屠杀, 杀了几百万人，难道左公镇压屠杀制造者是错了吗? 马化龙这些人哪个手里没沾上无辜者的鲜血?如果当年的左公对事情的看法能做到"不分回汉,只论良莠", 那么作为现代人来说，张承志在看待历史时更应该不要一昧从民族出发,我回人杀你汉人没关系，你汉军镇压我回兵就是屠杀, 你就是屠夫, 你对回民做的那些我都装看不到了, 我就想把你脑袋剁成肉酱, 这就太极端了.回汉一家, 谁都不该歧视谁, 友好相处是正道.

仅是摘录

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在这样的天地里，信仰是唯一出路。　　世界不仅止于此，做人尚有更美好的希望。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的人道主义。我尝够了追求理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艰辛。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你能摆脱这美的诱惑吗？我不能。　　　　我仍然是孑然一身，四顾无路的荒野 　　没有人能够援助我 　　唯有你 　　　　我无法赞颂的你 　　在这一瞬间与你共度的时光里 　　我是在与你告别么 　　我是在向你投奔么 　　　　今夜，淫雨之后的天空上 　　　　终于升起了皎洁的圆月 　　　　我的心也清纯 　　　　我合上了我这一册生命作 　　　　它朴素得像沙沟四下的荒山 　　　　然后，我任心灵轻飘 　　　　升上那清风和银晖 　　　　追寻着你 　　　　依恋着你 　　　　祈求着你 　　　　怀念着你

心路历程

早几年看《北方的河》的时候，为作者大气磅礴，硬朗如铁的文风所倾倒。午后读完这本作者披露心路的大作，直觉告诉我，一位与文字有关的作家正在远去，穆斯林圣教下则又多了一个虔诚的教徒。此书在文学性上无足称道，也许跟许多思想性较强的作品一样，由于精神上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感，必然导致文字被其当作工具，就像天桥上卖艺师傅手中的棍棒，一招一式，直白、生硬。宗教有着无限的魅力，在其中者那种精神上的提升感，就像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受用无比。书中作者对于哲合忍耶的虔诚表露无疑，这是一部真真正正的心灵史。也许，这部作品最好的行式应该像作者文中一直崇拜的三部回教作品一样，用阿拉伯或者波斯密文写成，只在教内传播。而作者却将其公布在世人面前，这种真诚是令人佩服的。教外人士也许永远无法完整体会信教者的内心世界，就像人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作为一般读者，如果你对回教（哲合忍耶派）史有兴趣，或者对张承志想有一个全面了解，不妨一读此作品。草草写几句，算是读过此书的记号。有机会再扩展。

不受控制的感情泛滥

哲合忍耶的历史...不知道如果是客观的冷静的笔写出来还有没有这样震动的效果...《心灵史》中，张太激动太兴奋了，几乎到了为牺牲而狂欢的巅峰...《黑骏马》中那种浓浓的深情裹着刚硬的骨架，缓缓地追述与回忆，细腻的动人，都变成了血泪牺牲狂欢崇拜...初读之后，曾一度兴奋不已...再一回想，竟有点害怕...听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师打断陶醉在自己论文中的同学，问道：你觉得，张这样，能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肉里边，你觉得你觉得...这样这样...然后憋了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一样...跟我一块去听答辩的某同学在我旁边使劲点头...

《心灵史》

《心灵史》描写了西海固回民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展示了人类信仰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我无法知道是回民依靠坚定的信仰征服了西海固还是西海固的回民为了在极度贫困中生存只能依靠坚定的信仰但我十分清楚，信仰再坚定也无法征服贫困改变西海固只有先改变人而改变人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和马燕一样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遗憾的心灵史

很可惜,想想N年前毕业论文就是写的张承志以及他的作品.当然,心灵史首当其冲.如今,每到书店,沿着文学类或社科类书架上的书脊一水看过去，没有了＜清洁的精神＞，没有了《北方的河》、没有了《离别西海固》……更没有了《心灵史》！！！！甚至连“张承志”三个字也很少看到。曾经因黄毛稀拉的一次暴行心痛不已的感受依然时时袭击自已。失火的家园再也找不到曾经翻得破料不堪的《心灵史》，血脖子教让人不寒而栗的坚忍居然悄悄地支撑过自已．有些变态了，我已经，每次出差，走进候机楼，总要固执地前往满眼“营销”与“商业”的书店搜寻“张承志”在三个字，十次有十次无功而返。豆瓣让我找到了《心灵史》

为何要推荐

在02年凭印象买了这本书，然后就是疯狂的阅读，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反复读了三遍。气氛的感染。必须得承认，在这本书里气氛是张承志贯穿始终的诉说，但可惜的是，太关注气氛的描述，细节的描写却没有展开。哲何人也与官府的冲突突如其来的到来，如果不反复看，你是不会注意到为什么冲突会来的如此猛烈。受辱、忍屈和取义为后续所有的主线。看到最后稍有些疲劳，撇看这些，想想心灵史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在物质时代，人们忘记了精神。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是宗教信仰还是一种诉求。哲何人也的诉求与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答案却是相反的，除了震惊和同情，我却再也找不到其他了。在残忍之余请多些温情，不仅仅是官府！从文革中走来，在物质大变迁中长大，我们的道德和感知不能只停留在回忆中。对抗之外应是个体的存在与感知。让个体的心灵替代群体的心灵和集体的心灵吧。如是感想。

避开历史，关乎心灵

历史的真相，无所谓谁对谁错。这本书记录的历史，是一个笃信哲赫忍耶之人看到的，记录到的历史。真相如何，不愿追究。但数百年来，哲赫忍耶背后那条茁壮而悲壮的生命线，一直若隐若现，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如同手臂里那些奔流的血管，看似一尘不变的神州大地，在人的心灵中掀起巨浪。我亦不想从宗教的层面上讨论对错。我并不信仰哲赫忍耶，但背后的精神仍然令我敬佩。宁可放弃生命，也不愿意放弃信仰。这让我敬佩。为什么叫做心灵史？什么是宗教？问题太大我不好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宗教关乎心灵。宗教给人真正意义上的充实和满足。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能填补人空虚的内心。当问到生命的终极问题时，一切的行为若没有和宗教挂钩，都显得没有意义了。这便是宗教的意义，这便是宗教在人心中的价值。笃信和轻信以求安慰是不同的。笃信者知道，苦难亦是财富。若是有苦难，那也是通向安宁的必经之路。这并不是自欺欺人，而是有了依托之后的坦然。有信仰的感觉，和之前没有信仰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关于什么是有信仰的感觉，张承志在书中提到过：“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一阵又一阵。我渐渐感到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渴望诡异，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当单个生命个体真正体会到自己头顶苍穹，脚踏大地，身处变化多端却恪守规律的大自然中时，自然会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唯有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有可能接触到博大。

2012年新出版的《心灵史》改定版评述

2011年张承志完成了名作《心灵史》的最新改定版，该版是作者对20年前的原作进行的一次改写而不是修订，张承志重写了原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实去年在微博上就知道张承志出版《心灵史》改订版一事，只是当时改订版是以限量750本的珍藏纪念本形式发行，定价高达1500元而无缘目睹新书（这几百本珍藏纪念本售出后筹集的10万美圆书款都捐赠给巴勒斯坦难民了）。而如今，《心灵史》改订版在哲合忍耶门宦道祖马明心的后辈马聚的资助下，得以面向全国读者免费发送10万册平装赠送本，得此赠书。《心灵史》这部作品引发了很多争议，赞扬和传颂的有之，攻击和非议也很多。对于此书，我觉得应该定位为报告文学，而不是小说。之前读过原版《心灵史》是电子版，没有注意全书的章节结构，此次拿到改定版后，发现《心灵史》全书分为的七大章节（书中称作七门），其实都是针对哲合忍耶沙沟门宦的七辈教主，即每一大章节对应一个教主，这点必须建立在熟悉哲合忍耶门宦谱系辈分的基础才行，估计一般读者看不清。因此《心灵史》也可以看作是张承志版的哲合忍耶沙沟门宦道统史略。国内伊斯兰教苏菲派大小门宦大多都有道统史略，通常有门宦内部人书写，记述门宦的发展历史以及各代教主事迹，我知道和看过的就有新疆白山派的《和卓传》、黑山派的《大和卓传》、哲合忍耶的《热什哈尔》、《道统史传》和《心灵的灯塔》，新疆叶尔羌道堂的道统史略和鲜门门宦的道统史略。应该承认，在读完《心灵史》原版后，我对张本人的思想是有看法的，但后来读过康有玺的《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来看当代中国伊斯兰的发展问题》一书对于张的描述，知道张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至于具体怎么样转变，通读了张的新作《心灵史》改定版便知端倪。改定版和原版所展示给我们的都是真实的张承志，一个激进一个宽容。改定版的《心灵史》与原版相比，文中行文的措辞平和了许多，原版中那些引发争议的诸如“圣战”等刺眼字眼，许多带有血色的场面描写都被删除了，蔑视儒家的看法都被摒弃，张承志潜意识中回汉两立的思想转为提倡回汉合作；新书增加了对于穆斯林共同体的理想成分，对于哲派内部的分裂也不再护短，作者更崇尚马明心传教初始立下的“传贤不传子”的权力移交政策，而对日后哲派的权力传承也沦为世袭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做了批判。另外，新书也加入了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批判，搞笑的是由于在原书中流露出的那些激进观点，张承志一度被扣上了原教旨主义的帽子。原教旨主义是有具体定义的，当年的张承志只能说是激进和原教旨主义还沾不上边，激进不等同于原教旨主义，而原教旨主义也不等同于激进。其实，就伊斯兰教派而言，以哲合忍耶为代表的苏菲派，最大的威胁其实是原教旨主义教派，因为对于来自伊斯兰教外界的打压，哲派的抗压性毫无疑义，这个过程是可逆的，一旦外界的压力减弱或消失，靠教门自身的力量又可以复兴。但对于伊斯兰教内部思想的侵蚀，哲派等苏菲派却很难抵御，伊斯兰教内的改旗易帜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一旦教内人员被其它门派思想所吸纳，则面临着消亡的问题，这也是哲合忍耶和国内其它诸多苏菲门派一样面临的困境。

这是一部让我读来脊梁发麻的书

上大学的时候，这是唯一一本让我读来脊梁发麻的书，我的老师说过，真正的好书就是那种能让你脊梁发麻的书。的确，这是一本好书，一本震撼了我的心灵的好书。它的作者张承志，是北方的一匹黑骏马，是中国唯一一个铁铮铮的汉子，他拥有一颗喷涌着热血的真挚心灵，他拥有着最诗意的美丽语言，他拥有未被世俗淹没的虔诚信仰。他是我心中最干净的一个文人！荒凉的西海固，满眼苍凉，却有着一群执着的虔信者，为了捍卫他们至高的信仰一代又一代顽强地生活着，遭受了无数的浩劫，流淌了无数的鲜血，天空被染红了，历史被淹没了，没有文字，没有书籍，只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中那一个执着的信念，留下了这个民族的真谛和灵魂。我的心一次又一次的被感动，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也会放弃一切俗世的羁绊，在人生短暂的日子里为我的民族尽一点微薄的力量，为后世留下一点史诗般的文章，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真正的意义，在别人流言蜚语的时候，让生命在信仰中绚烂多姿。

充满宗教情怀的张承志

很久以前，读过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被充满抒情与意象的文笔所吸引，所陶醉。《心灵史》是久已闻名的一本书，不过也就是闻名而已，一直没有遇到过。2015年，偶然在中国图书网看到湖南文艺版《心灵史》，当即买下，买来时压膜已经不是很平整，不过还是被黑色封面吓了一跳。之后，这本书一直被我放在办公室，在上班之余慢慢翻。恰遇事务繁忙，断断续续，读得很慢很少，以致时至今日方才读完。在《心灵史》中，张承志一改昔日抒情色彩，显示出强烈的宗教情怀。然而，这种宗教情怀却显得并不美好：一、在基督教、佛教的教义中，都着力于人的心灵，传递着博爱之类对人的悲悯之心。然而，张承志的宗教情怀显然不是这样。在《心灵史》中，张承志所宣讲的是信仰高于一切，宣讲的宗教是圣战、是速海达依，暴烈、血腥，几乎可以说就是不与世共存的理念。正是这种宗教情怀，导致过同治回乱，其惨烈难以想象。而这个，张承志并未在书中做出思考，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似乎在他看来，为了信仰，杀汉人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必然的。这，与宗教的圣战（昔日的十字军东征、今日的伊斯兰世界）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合忍耶显然并非着力于人的心灵的宗教，更像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二、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多样的，民族、国家虽然不同，但要存在、发展，需要宽容，需要理解，需要人成为巨人，需要独立思考的精神。然而，在《心灵史》中，并没有这一些，有的是宗教狂热，有的是服从，是匍匐在真主的脚下，是赞美诗，是组织，是尔麦里。与现代社会发展理念相比，这是多么原始的宗教。三、按照张承志的说法，“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作者雄心勃勃，将本书写成一部类圣经，杂糅赞美诗、史传、解释等等，按哲合忍耶7代门宦编排。全书显得晦涩、怪异。

特殊的《心灵史》

我不认为张承志是个偏激的错乱者。他和那些纪录着他思想脉络的文字至少应当被视为一个活标本：他所怀的追修信仰、建设灵魂的信念与热情由于所处时代的教育，被引上一条特异的道路，最终凝固成坚定的花岗岩。这种姿态比那些早早皈依虚无的人要强一些，然而表现却有可能更加扭曲。《心灵史》中的殉教和他早年所接受的“革命暴力”如出一辙，中心思想便是：不流血，无信仰。这种观念适用于所有的宗教和信仰。只是他大概是中国唯一一个敢于大声无蔽地说出来的作家。这是一种难得的坦诚。如今不要说文化圈子，就是我曾就学的那所地方大学里，都有相当一部分教员公开或半公开地表示自己已经“信了耶稣”。但我从来无法想象将来能读到某部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乡村牧师日记》那样的作品。以国人的思维习惯，“信”正是为了放下某些重担而不是承担新的痛苦，更不会像贝尔纳诺斯一样苦苦折腾自己的灵魂，反复苛问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心灵史》成了这个时代里为数不多的“宗教文学”。从这一点来说，这书还是值得一读。尽管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读得很不舒服。《心灵史》初版于1991年。10年之后，9•11发生。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联想。但不巧两个月前我还读了一本刚翻译过来的新书：《巨塔杀机》。这本书的第一章对埃及学者库特卜的描写很引人注目，这位被作者指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鼻祖”的学者，在宣判自己死刑的法庭上坦言“感谢真主，我进行了15年的圣战，今天终于获得了殉教的机会”，并拒绝总统的特赦、认为自己“死去后会更有力量”。这一切与张笔下的“太爷”们何其相似？或者说，任何殉道者的精神逻辑乃至临界状态都是相同的。这不能归结为具体的教义或教派本质是否有神秘主义成分。毋宁说任何一种信仰在需要战胜肉体最强烈、最基本的自存欲望时，产生的力量都是同一性质的。我并不看好劳伦斯•赖特的这本书，在表面的客观之下，这种开门见山的曲笔暗示着某种仍然摆脱不了的偏见。例如后面提到殉道动能的起源：长期处于物质、性和精神三重压抑中的失业者、赤贫者往往容易投身殉道之路，因为《古兰经》中充满美食、甘露和美女的天国是他们唯一可以向往的东西。这不但有把“穷人教门”都列入准嫌疑犯行列之嫌，更建立在一种对伊斯兰教义的简单化理解之上。但我从这两部书的对比中看到的是：殉教本身呈现的是宗教或信仰的悖论——大部分信仰或宗教的内容都是在通过精神和心灵的抚慰去实现对现世的超越，这一超越本身制造了心灵与现实之间的紧张。由于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自证途径都是以精神战胜肉体本能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强大，从这个本质而言，它本能的冲动是加剧这一紧张。殉教正是这一矛盾的极端体现：教义不可能教导人为死亡而信仰，但当教义对现实的排斥达到顶点时，它自然会产生一种鼓励否认并摒弃现实的原动力，一旦这个动力被作用在否认肉体生命内容的方面，便极可能导致殉道的出现。尽管在教者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荣耀之举，但实质上，这不过体现了宗教内在的反现实诉求。其实一种宗教如果想在现实中以实体存在，采取的理性策略应当是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冲突而非激化。过分赞美极端行为，往往反而会给信仰招来非议，也容易加深非信徒的误解和反感。遗憾的是《心灵史》中并没有涉及多少对哲合忍耶教义的解读或对这个教派组织形式的介绍，浓墨重彩都花费在对于抗争和殉教的描写上。作者所持的这种暴力审美口味，实在无法不令人想到他所经历的那个“革命年代”。在这一代人潜藏的精神世界里，似乎“不流血，无信仰”已经转化成了“无血色，不浪漫”。具体在张承志，他只是从当年的“红色宗教”中走出，寻找到了新的激情亢奋点。那块蒙住他们眼睛的红布消失了，很多在红色中看见了幸福的人却宁可不睁开双眼。

一部震撼心灵的书

在中文系，没读过张承志的作品确实说不过去，但是我看他的《黑骏马》之类的小说确实看不进去，《心灵史》这部作品是第二次读，可能第一次读的时候太幼稚，没有任何感觉，这次读深刻感到一种灵魂和信仰的力量~~最让我感动的是张承志通过日历推算，计算出回民起义的最终失败并不是清朝官方文献所写的官军英勇，而是利用回民做礼拜而大开杀戒~~一直在想，如果一个人有信仰会怎样？就如张承志，用生命去守护那一方净土！

【读品•细读】维舟：心灵史：没有红旗，绿旗也行（上）

1991年，张承志发表《心灵史》，这本书集合性地体现了作者的身份：既是内陆亚洲史研究者，又是文学家；既是回族穆斯林，又是前红卫兵。毫不意外，它的出生正如作者本人一样，很难被归类；这种看起来孤独、尴尬、但却傲慢的姿态，看起来似乎也是作者的一贯立场，他甚至大概对此不无享受。此书诞生后，引发很多争议和愕然，对这种写作手法、叙述内容，乃至作者所流露出的信仰狂热，都是这个时代所极为陌生的。读完后以为晦涩者有之，震撼者亦有之，更多的则是不知所云，对于无法评说的东西，大抵也只能保持沉默。《心灵史》的发表可说标志着张承志与主流文坛的进一步疏离，不过这种疏离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他是一个决不妥协的人。第一次读此书是在1995年初春，由于带着一种看长篇小说的先入为主心理去读，我得承认，我第一遍根本没看明白，甚至多少觉得索然无味。十二年后重读，现在我至少理解了：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布道。王朝干预的法则《心灵史》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清政府对哲赫忍耶持续镇压的合法性，因为按张承志的记述，正是这一镇压，造成“人民的暴力主义”完全的合法性，并使该教派的斗争演绎成一场艰苦卓绝的信仰抗争。要肯定后者就必须坚决地否定前者。在此，张承志表现出激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时常流露出对国家机器的恐惧和不信任（《心灵史》第一门第8章：“从偏袒干涉到起兵灭教，直到杀教长以警众，中国国家机器实施了对人民信仰的第一次迫害。”第一门第10章：“年轻人和幼稚者豪言壮语，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恐怖，也不能感觉恐怖。国家，当这种怪物被迫地向国民举起屠刀时，它制造恐怖的能力是不可估量的。”），“否定任何政府……有权力去侵犯他们个人的自由”（Spencer, 1862），毫不奇怪，他对以暴抗暴的政治行动主义的推崇也具备无政府主义者的那种破坏性。对哲合忍耶教派的起义及受迫害，张承志实际上以自己的方式将这段历史予以重构了，他在书中曾以极强烈的字眼谴责清朝记录篡改史实（不过他是从信仰而非史学的角度），而实际上这一点他本人也无法避免。史称“回乱”清中后期西北一系列回民起义，可说是清政府处置失当的结果；其镇压事实无可辩驳，但却并非有意识的宗教迫害。哲合忍耶起义的起源是与老教（即花寺门宦）争夺教权的纷争，在老教上告官府后，国家机器才开始大规模介入这一教派之争。从《心灵史》中也可清晰地看到，哲赫忍耶起义的很重要因素在于怨愤政府偏袒老教，认为“公家”没有秉公办理（《心灵史》中所引哲合忍耶派的原始史料不断强调政府是“行亏的公家”，但这也正意味着本身期待着一个“正义的公家”），但不论中外，遇到类似事件，政治机器致力于维护维持现存的经济和阶级结构可说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通常是维持秩序最为顺利的方式。“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的法律制度，从来都是传统坚定的维护者。”（《中华帝国的法律》）张承志也说“一直承认政府也是一方。官府逼人压迫人；但是百姓造反了官府确实不能退让。我知道人类有多种立场，民有民情，官有官威。我没有不允许官府实施暴力之后宣传国法。”清政府对宗教的态度，在《大清律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历代中国王朝均无西方式的宗教歧视或迫害政策，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心灵史》第一门第8章：“哲合忍耶也从教争走向起义，实现了中国回族的第一次宗教战争。”哲合忍耶起义我认为仅是带有宗教因素的起义，但却谈不上是宗教战争，因为双方根本不是教义之争），但为保卫政权，却对各种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反叛形式存有极高的戒心，其警惕性之高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大清律例•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连迎神赛会这种民间自发组织的稍带宗教色彩的活动都严厉禁止，原因就在怕人群聚集易生动乱。凡谶纬妖书妖言、造妖书妖言均一律发遣流放，若将“邪言”传播于众人，则为首者所受处罚就不仅是“发遣为奴”，而是“斩监候”了。历代对此的严厉态度从未中断，而中国社会中的确也有“一些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形成的秘密社会组织经常会向从政治上反对帝国政权的方向发展” （《中华帝国的法律》）。基本上，“清朝政府对各种异端宗教活动都持怀疑态度”，但其根本出发点“并不是因为宗教教义本身不正确，而是因为宗教常被人们利用，作为反政府的一种武器”（出处同上）。中国历史上辟佛等反对某些教派的儒家思想，也大多是从人伦、政治角度，而非教义分歧角度来加以反对的（如颜元《存治编》有《靖异端》一篇，辟佛不遗余力，倡议“有为异言惑聚者诛”，但主要是认为僧尼背弃了人道人伦[断子绝孙]）——它唯一在乎的是政治秩序。事实上，政府对教义的了解极少，甚至精明如乾隆帝，竟也会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一回事。（1784年陕甘总督福康安接圣旨：“近闻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著传谕福康安、毕沅，务须不动声色，留心防范，严密访拿。”）在镇压哲派时，其指令也是“不问教新教旧，只追参与叛乱”（《心灵史》第二门第3章）。这一点说起来也并不奇怪，毕竟“王朝进行干预的准则，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国家不断寻求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根除那些与东方学术——儒学相对立、有威胁的异端学说（邪、淫）。”（《大门口的陌生人》）基督教在罗马初兴时，曾遭到的镇压强度及持续时间，只怕远过于哲合忍耶，但最终国家行政官员发现，基督教是推行其政策方便的工具，他们总政治角度由此“完全了解并十分重视宗教的价值”，一变而为鼓励。哲合忍耶到第七辈马元章时，采取与政府合作的“通情达理”态度，一度受清帝嘉奖——而在此期间，毫无疑问无论哲合忍耶的教义或清廷的“反动性质”都未有根本变化。国家所需要确认的，是不得有非国家活动产物的民兵制度和军事化类型，更不能容忍它们与国家之间那种不明确、甚至公开对抗的的关系，“如果国家不吸收它们或引以为助，国家就必须或是控制、或是消灭它们”，哲合忍耶在教派械斗中发展出来的未经许可的民兵，最终结果就是“国家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对抗只有国家势不可挡的专制权力才能平息。”（《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寺门宦为打击威胁自己地位的新教派，很显然利用了清政府对非国家控制下的异端势力的高度敏感心理，希望以此来为自己争夺教权服务，在镇压哲派的战争中，花寺门宦也参与甚至冲锋在前的（心灵史》第一门第9章记载清政府决定了两件事并马上执行：一为“驾驭旧教番回，令其奋勇出力，以公报私”；第二门第4章：“打前阵的是‘土练’和‘老教士兵’”），不过最终冲突的结果，可说清政府是最失败的一方。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以最小的代价平定反抗才最符合其政治利益。清律虽严厉禁止民间迎神赛会等，但通常若无叛乱，这类民间活动照常进行，法令常被忽视；因为《大清律例•兵律•激变良民》还有一条规定：行政官吏因其“失于抚字”或“非法行事”，导致良民反叛者，处斩监候；平民煽动、唆使良民造反，亦处重刑。按这些规定，花寺门宦在借重政府力量争夺教权时也必须注重不触犯底线，而有关官员如对事变失去控制，也不免要人头落地。对清政府而言，耗费如此大的代价平定回乱，实为下策；毫无疑问，对盛气凌人的父母起身反抗的孩子通常比抛弃依赖、发展成人责任感和自力更生的孩子更难对付。此后它就逐渐不再一味只使用硬的一手。而哲派在反抗时，也必定得遵守这样一条法则：即抵抗如要有效，也往往必须借助于正统的意识形态，甚至反社会者也往往不得不借助正统的意识形态。哲派内部文件中强调“行亏的”公家及自身抗争的合法性（《心灵史》第一门第8章载毡爷《曼纳给布》中的传说，强调本派的合法性，也流露出对一个“正义国王”的期待，即认为中央总还是会有“好官”主持公道的），事实上，假如它完全以反政府面貌出现，那只能是政治自杀——历代政权对此都不会手软。就此而言，张承志所谓“正因为身藏的手段只有一个殉命，于是哲合忍耶甚至对一切合法斗争都显得冷漠和笨拙”（《心灵史》第一门第8章），在我看来无疑是夸张的华丽辞藻。按《心灵史》里的记载，哲合忍耶传说中的清朝官员都叫作“申兆林”，这或许说明了官员对这些底层百姓来说仅是一个抽象存在和空洞能指。不过这种思维，张承志也同样存在，《心灵史》中政府形象极为恶劣，“乾隆年代是一个虚假繁荣的时代。这种时代的特征有二：首为官吏的残民与腐化，次为农民尤其少数民族农民的饥寒交迫。”这话看起来似也有理，新中国这样的历史教程实在也太多了，除了新社会、毛时代以外，其余任何时代都几乎都无不如此，仿佛旧社会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反衬新社会。张承志宣称：“人民反叛的暴力”就是对清政府“自身的罪孽与不合理”的天罚，他果断地追认哲合忍耶“是那个时代里真正的革命派，它死死认定清朝中央政府是自己的敌手”（《心灵史》第五门）。这文学化的语言不如说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前人，若说“死死认定”与官方为敌，那是无论如何谈不上的，不过，丑化当权者，乃是革命运动宣传的关键，用John Searle的话说，取得学生运动成功的根源，“即那种将大量情感与一些神圣主题结合起来，通过将大学与邪恶势力等同起来以反对学校当局的能力”。抗争与械斗《心灵史》的读者经常也和张承志一样，震撼于哲合忍耶派饱受持续镇压，却始终抗争并保持自己的信仰的史实。我对此并无异议，但需要补充的是：它并非孤例。无论中外，时有这样屡屡抗争的异端派别（所谓异端“总不外是用以指那些人数较少的派别而已”），最著名的就是罗马帝国时兴起的基督教，初起时只不过是一个小教派，后来竟越镇压越大，苏比西乌斯•塞维鲁描述“那时的基督教徒之渴望成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之渴求获得一个主教席位”，《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认为“当时的行政权力机关对原始基督教会的反对或蔑视却反而增强了它的纪律性”（第20章），“压迫只能更加深宗教信仰的顽固性，甚至使之疯狂；而且，等到迫害时期过去以后，那些曾经屈服的人会马上表示忏悔，照旧恢复自己原来的信仰，那些始终坚持己见的人则成了圣徒或殉教英雄”（第23章）。当时殉教者受到狂热崇拜，据信其遗骨、鲜血、衣服都具有极神奇的疗效，这与《心灵史》中伊斯兰教徒对教主遗物的狂热如出一辙。在俄国教会史上，顿河一带的官员曾要那里的分裂派在接受新礼仪书和上绞刑架之间作选择，所有人都同意死。即使在中国伊斯兰教各派中，哲合忍耶也不是唯一的案例。穆夫提门宦同样曾受清廷及军阀迫害，而“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这是规律。穆夫提门宦的教主和教徒能始终团结一致，也是被逼所致”（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该派一再强调“舍命不舍教”，称这是圣战——这也与哲派极相似。1940年，军阀马步青在东乡汪百户集上强行推行伊赫瓦尼总寺，拆除胡门门宦老寺，胡门信徒起而刺杀马步芳亲信马维良，在三年内承受马氏骑兵屠杀数十次，始终不屈服；西北穆斯林都称“汪百户人是硬骨头”（出处同上）。事实证明正如1874年恩格斯在批驳布朗基派时所说的，“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这样反倒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凡是此类受到外部围攻的宗教或政治团体，历史上常常都显示出高度的团结和纪律性，以及狂热的献身精神，但同时却也常伴随着极剧烈的内斗，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及延安时期的中共均是实例，早期基督教也存在这个吉本称之为“深可悲叹的事实”：“基督教徒在他们长时期的内部斗争中彼此之间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异教徒的狂热使他们遭到的迫害”，“党派性，不管如何有害和荒唐，却是团结，也是分裂的中心原则。”在《心灵史》中我们看不到哲派内部斗争的痕迹，虽然张承志也曾笼统地说到同治年间“在遍及全国的回民起义中，很难数清究竟是英雄多还是叛徒多。即使在哲合忍耶这个最单纯、最勇敢的集团里，投降和出卖也在恐怖的持续中屡屡出现了”（《心灵史》第五门第6章）。本来，这种高度团结，某种程度上往往也是出于这一原因：即在这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西谚所谓“欲为天使者，必先为魔鬼”。张承志称“从此哲合忍耶是一种以死证明的信仰。……哲合忍耶像一些不愿认识祖国只愿认识人道的——永远的违法罪人。血是宗教的种子。”（《心灵史》第一门第10章）这种极度追求纯洁信仰的宣言的确听来有些令人不寒而栗。在他的笔下，这一教派完全是以“被侮辱的”最底层受害者的面貌出现，但他也不否认“屠杀汉族无辜的现象在陕西回民军中尤为严重”（《心灵史》第五门第2章），却不能接受当地汉人的观点，称之为“极其罕见的错误认识”、“对它的不义的反感”及“人的隔阂”。他将回民仇杀归于清朝，指同治时清政府是“人类的耻辱”、“对封建的中国民族压迫本质的粉饰”。这些指责是很容易的，但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哲派在张承志笔下，犹如一个惨烈抗争的革命团体，其强烈的献身精神可歌可泣，但历史证明，这种精神也随时会转化为残忍及褊狭，如基督教宗教法庭、修士团等，用吉本的话说，“全都是从这圣战的有毒的源泉中涌现出来的”。这种暴烈的政治行动主义，在西北与东南一样，实际上是累世械斗的结果。清代客家居住地周围的福建漳泉地区、赣南、广东五邑一带，都时常爆发械斗，双方虽都是汉人，但土著却常指客家人为蛮夷，只不过这类械斗多是争田地/学额，而不涉及宗教因素。晚清咸同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死伤百万以上，规模之大还远在西北回乱之上（参见《被遗忘的战争》。同治年间回民起义与广东土客械斗颇有相似之处，如《心灵史》第五门第5章记：“云南在同治十年前后的形势是：全省因公家煽动汉民屠回，以‘滚单’传示各地村寨，约期灭回，而激起全境回民起义”，又第7章：“哲合忍耶及各路回民义军与政府军的决战，主要就是攻打与死守这些堡墙坚厚的村寨。”均与土客械斗时如出一辙），双方在其中流露出来的斩尽杀绝情绪，至今仍令人触目惊心。张承志之歌颂哲派，倒使我想起罗香林之赞美客家人，只不过罗氏还不曾以文学化的语言将客家品质上升到信仰的高度。1949年后，“农民起义”乃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五朵花”之一，论述西北回民起义的论文多如牛毛，却都缄口不提南方的土客械斗，虽然两者相似，但土客械斗却很难归到农民起义、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等头上，政治上颇使人尴尬。门宦制度为中国独有的现象，国外伊斯兰教所无，其之所以存在，大概也与中国社会强烈的宗派性有关。西北自清初各门宦形成后，先后发展出40多个支系，“各自独立，相互排斥，毫不相让，矛盾和冲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而一旦新的教派成立，威胁到现存的教权，常会遭致各门宦一致的强烈反对和攻击，如伊赫瓦尼派开始传播时，花寺门宦同样曾向官府告密（而当初告密引发镇压哲派的也正是花寺门宦，出处同上）。1942年张家川伊赫瓦尼派设立清真寺，但推举的大阿訇仅三日就被哲合忍耶派于深夜暗杀；两派从此水火不容。其后伊派渐强，哲派才放松了排挤（出处同上）。四大苏非学派之一的库布忍耶初传教义时，信教者剧增，也遭其他门宦以“邪教”告到官府，教长死于狱中，五子全部充军，其遭遇与哲派很是相似（出处同上）。哲合忍耶兴起后，不仅是反抗清政府，同时也以激烈手段对付花寺门宦（旧教），当时口号之一即是“杀[花寺门宦创立者]马来迟子孙……灭旧教的人”（《兰州记略》）。第五辈教长马化龙掌权后，势力大增，起事后杀了不少汉人，他从同治元年十月至九年十一月，先后求抚12次之多，但每次求抚，总是以“伙党尚聚，军械不交”为条件，理由是“恐汉民报仇”——这虽是保存实力的托词，但既以此取信清政府，那么“恐汉民报仇”也肯定是双方都认为存有高度可能性的事实。哲派不断以暴力反抗，几乎以暴力为唯一有效手段，那么，“暴力使每个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Susan Sontag《关于他人的痛苦》），本来也并不奇怪，不管实施者自称抱有多么纯洁的信仰，而且，所有自认是受害者的人通常都会回避对自己的责问。《心灵史》乐于谈论殉道，将之视为最高的献身精神，“信教不是卸下重负，而是向受难的追求”（《心灵史》第七门）。然而，假如一个宗教的传播并没有遭受严重迫害，也就不必以激烈抗争的异端面貌出现。对苦难、殉道的这种渴望，似乎是中东发源的宗教的特性，原始基督教徒也力求将苦难当成禁欲甚至殉教的手段，然而佛教徒、道教徒却无论如何要逃离苦，这种精神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背离的。（待续） 张承志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7年1月，5.05元。

心灵到底是什么

最近又在朋友圈和豆瓣看到有人在捧这本书。忍不住这里说几句了。我是回族。大学时候看心灵史看得想杀人，总是读一段就哭的不行，肾上腺素爆棚。后来看张写的文明的入门，对他的笔力非常佩服，而且深以为这种笔力不是汉人所能持有的。但是，我现在觉得张是很危险的人，他有点像中国版的霍梅尼。宗教善于占有人的心灵，并从人群中筛选出最佳的寄居者，将最冲动、最激情、最需要逃避自己，依赖外力才能面对世界的那群偏执狂筛出来，为之燃烧。这就要探讨文明意义上的人是何物了。我同意所谓人并非天然的生理特征，而是需要后天建构。这个建构包括本能、家庭、社会、体制与文化多重的努力。建构出来的人有诸多属性，也有诸多偏好。我的偏好是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躲起来那种自由，而是寻求在社会关系中建构自由。我也认为自由需要自尊。宗教可以给人自尊。但我的自尊从自由意志来。虽然大脑是决定论的零件构成，但是以经验和直觉，我都相信并信奉自由意志才是最重要的，是可以给人类可能性的。由此，至少目前我处在反宗教阶段。甚至我也吃了猪肉。我认为宗教、信仰是副产品，真正的价值体现在需要赋予人自尊，以建构文明社会。不管将来如何，至少有一点我很明确。凡是遏制个体自由意志，遏制个体价值，崇尚个体为宏大叙事，为群体献身的观点，我都保持警惕。是的，我不认为自由意志是宏大叙事。它抽象、深刻，但关怀很具体。凡是出现像某个或某群人下跪的场面，我都深厌恶之。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在王国维葬礼上给他下跪，我深厌之。折合忍耶的信徒给领袖下跪，我深厌之。在我眼中，张承志依然是红卫兵，不过是一个诚实的有自尊心的红卫兵。我和他一定是敌人。

痛苦的信仰

哲合忍耶一个回民部落中伊斯兰教的分支教派七代圣徒誓死捍卫它的血泪史崇尚极端贫穷状态下的精神解脱

伊斯兰教•诸葛亮•阴谋论

伊斯兰教•诸葛亮•阴谋论昨天读法国东方学者昂里•马塞的《伊斯兰教简史》，王怀德、周祯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该书隐于架上诸书之中甚久，已经忘记何时何地所购。封面有“纳忠”签名，当是我国著名伊斯兰教学者纳忠先生所藏。简单翻阅一下，该书视野较为宏阔，对伊斯兰教兴起和逐渐在世界传播的历史叙述较详，但是对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之间的兴革，以及两大王朝的主要文化生活状况则相对简略。若无关于伊斯兰教历史的基本知识，一些叙述显得散漫无条理，很难理解。在这方面，纳忠先生所翻译的埃及学者爱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内容更详细一些。《伊斯兰教简史》可以看作伊斯兰教的扩张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则是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内在的透视。当然，前书也有专门章节对穆斯林法的基础、教义和法律、宗教和哲学的进化进行了解释和阐述。我对这些暂时不感兴趣，所以就跳过去了。之所以读这本书，是因为前段时间重读了十年前曾经让我血脉贲张的《心灵史》。张承志的文章《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以笔为旗》，曾经对九五年刚上大学的我带来巨大的震撼。但是随着日后读王朔、王小波，思想逐渐转变，张承志蹙着眉头的思考在我看来终于成为了大便干结的症状。这次读《心灵史》，更觉得他的非理性、 非逻辑和宗教的偏执，虽然他在书中小心地避免触及政治——两者虽有些矛盾，但是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本能。简而言之，这是一本宗教读物。既非历史，亦非小说，而是护教之作。作者把哲合忍耶教描述为穷人的宗教，将他们的历史描述为不断抗争清朝统治，争取信仰尊严的历史——“血脖子教”，表面上迎合了“回民起义”的正统话语，也给予读者一种道德的正义感。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乾隆和同治年间的回乱，其起源实际上是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之争，是哲合忍耶与花寺门宦新老教之争。清朝政府的调停，是行使作为政府稳定社会的基本职责。至于其中是否有“帮老教杀新教”的历史事实，我在此不敢断言，但是张承志所依据的却大多是教派内部的片面之词。更何况，哲合忍耶愿为信仰舍弃生命，那么谁要为在回乱中被屠戮的几千万手无寸铁，本来过着平静日子的汉人老弱妇孺负责？他们难道命定要做信仰祭坛上的牺牲吗？张承志把平定回乱的左宗棠左大人称为屠夫，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左宗棠及其湖湘子弟，正是镇守西北边陲，维护社会稳定，拯救汉族百姓的有功之臣。张承志的《心灵史》，其实不过是为心灵、为信仰所扭曲的历史，而非曾经在血火中无望挣扎的肉体所书写的历史。最近天涯一些文章，对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一些行为，如巴基斯坦极端穆斯林炸毁古代佛像等也有一些批驳。我最初对伊斯兰教的反感就是因为阿富汗塔利班武装炸毁巴米扬大佛，虽然我知道，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就宗教而言，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精神形态，但是仍然惊诧于这种因为所谓信仰而无视历史无视文明的野蛮行为。今年在敦煌，看到一个洞窟壁画上的千佛像下面几层的佛像都被剜去眼睛，觉得很奇怪，问导游才知道，是回乱的时候造成的损害，于是越发对伊斯兰教感到厌恶。信仰，对于我这样缺乏信仰的“卡菲勒”，在伊斯兰教看来是最低等级的人来说，不过是精神高烧的病态表现，是内心中潜伏的野蛮欲望的高级表现，是一种文化吗啡。这次读了《伊斯兰教简史》，对伊斯兰教更加不以为然。虽然作者并不像身为伊斯兰世界知识界一员的爱敏那样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对伊斯兰文明灿烂的文化成就和博大的包容性充满礼赞，但是他的态度仍然是客观的，并没有刻意去丑化伊斯兰教。毕竟，1930年该书出版时的西方世界，尚未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真正威胁。相反，法国在1920年即成为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实际统治者，而伊拉克、约旦等国家则处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问题就在于，在这本还算是客观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伊斯兰教那种刚愎、偏执的内在性格。在描述穆罕默德向麦加进攻的时候，作者引用了《古兰经》的话：“格杀那些不信奉安拉……迄今仍不准备为自己微弱而无地自容的生命缴纳赎金的人”。他还这样论述伊斯兰教的“志哈德”（圣战）：“手执武器传播伊斯兰教是一项宗教义务。为了使人们该宗真教发起的战争被认为是正义的战争”。我极为反感这样以我为主体，以我之是非定万物之是非，进而杀伐决断，屠戮万民的宗教观念，也极为反感这样面临现代社会仍然拒绝成长、拒绝对宗教、政治、社会展开世俗化进程的民族。这个深深自恋、自卑、自傲，躁狂、蛮横的问题儿童，不知道将把世界拖曳往何地！引起我震动的是另外一件事。读了《伊斯兰教简史》之后，为了休息一下，又读了《三国演义》。虽然对三国演义的故事很熟了，但是对这本书，我还是第一次读。这次无心翻阅，正好翻到了诸葛亮“烧藤甲七擒孟获”那一章节。罗贯中写道：“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得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类者，是吾之大罪也”。与伊斯兰文明相对照，同时想起成吉思汗那句著名的话：“男人最大的快乐是杀掉敌人，让他们的妻女痛哭，劫掠他们的财物，享用他们的妻女”。我忽然内心中有一种久违的感动。在这本浅显通俗的历史演义中，仍然存在着儒家文明仁者的胸怀，而且通过演义，这仁者的胸怀逐渐成为普通百姓的道德认知。或许，我的这种感动就是钱穆所说的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我们现在已经很缺乏这种温情与敬意了，我们的历史叙述已经过多地被蒙上了阴谋论的影子。前段时间在网上看某网友写的《三国24小时》，开始觉得作者对三国历史很熟，写得也还算是扣人心弦。但是慢慢读下来觉得味道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在他对三国人物颠覆式的写作中，让历史笼罩着层层叠叠的阴谋，让每个人都成为阴谋的牺牲品和阴谋的制造者。这些年来的历史写作热，不知多少小才子也在文字中虚构出历代朝政的勾心斗角，来显示自己的如炬慧眼。是的，旷代逸才苏轼曾经说过，历史未必然，也未必不然。海明威也说过，冰山浮上来的只有五分之一。我们无法知道在平静史书下是否有阴沉深幽的历史漩涡，但是，在这些热销的历史读物中，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内心已经被阴谋化了，我们的内心，已经成为更加阴沉深幽的漩涡。今年在黄山出差，在一家小书店买到一本《马一浮评传》，其中说道马一浮相信人世间有圣人存在（大意）。对于圣人，我其实是不相信的。但是我相信在世界上仍然有一种圣人的品格、光明的品格，儒家称之为“光风霁月”的境界。或许孟子说的更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种感情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愚夫愚妇”所具有的，也是人性的永恒黑暗之中一点微弱的光亮。这点光亮，如风中之烛，在贪婪、嫉妒、仇恨、痴妄的暴风中忽明忽灭，摇曳不定，却始终未曾燃尽。这是对人性的理想，也是对世界的希望。儒家文明的意义，就在于它并未给我们提供一种作为皈依的宗教信仰，却仍然以朴素的理性主义给了我们精神的家园。它诞生于礼崩乐坏、沧海横流的时代，却没有向悠悠苍天无望呼告，仍然坚持着对人性的肯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把我们接续到时间的长流之中，使我们成为祖先血脉的延续，成为漫长历史中的一环，使我们未被抛入无限寥廓、空寂的时空之中，颤栗觳觫；它首先重视的是人的生命，“上天有好生之德”，并且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异民族，则“耀德不观兵”，“用夏变夷”，更注重以礼仪制度价值体系的传播来促进异族的文化认同，而非以战争传播信仰，以死亡的恐怖传播上帝的福音。在儒家文明的整体构架下，中华民族兼收并蓄，信仰宽容，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除了那个号称为了信仰愿意舍弃一切的宗教。当然，儒家的意义主要在于精神层面。当落实到中国之所以未出现宗教战争这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以为其原因更重要的是：佛教与道教都是号称出世的宗教，与现实的王朝权力结合并不紧密，更无法在现实层面对王朝权力进行威胁。相反，中世纪欧洲的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则有着极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或者本身即是政教合一的政权。战争必然是权力的战争。所以，当伊斯兰教这个有着社会动员力量的宗教出现的时候，宗教战争的危险就潜藏在中国社会肌体之中了。这里又提到了权力。我以前曾经认为宗教的意义在于给人以道德训诫。因为信仰使我们有所畏惧，所以才会强化道德价值规范的力量。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神道设教”的目的。但是其实信仰最重要的是精神的归宿感。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信仰的落实，精神归宿感的落实，需要必要的教会组织。一旦有组织，就意味着现实权力的出现。而一旦有权力，就必然会出现争夺。关于权力的本质，等下次再聊吧！

封面看起来很怪啊，

放大也没看清楚是什么，我买的不是这个版本，是大学时买的减价书，一套，黄色的封面的。谁能告诉我这个封面是什么内容啊？心灵史是不能随意看看的书，每看一次就是一次自我的挑战。

心灵史

太累了反而睡不着。还是想保持惯性下的心智。快吃完第五只鸡，本周第五只鸡。V说，照这样的频率，我快会啼鸣了。 《心灵史》拖了太久了。两周前看完了第一章，两周后看完的还是第一章。我还真不知道全部看完是什么时期。我想，读这种书得找个特郁闷、特别悲惨的时候，斋个戒，清心寡欲的，因为它是教化人心的。恨不相逢吃素时啊。 是的，我说过，当我读完绪言部分，就知道，我已经可以写读后感了。有些书就像有些人一样，你看到它的第一次，你就明白，它是不是会与你成为朋友。它会不会与你成为敌手。 《心灵史》就是这样的书。它让你获得一种感受，当你获得这种感受的的时候，不管你看了几个字还是看了几百个字，你都已经它读完了。因为你并不会选择去实践这样的生命体验。 读第一句话，你读到的是一颗朝圣者的心。我蓦然想起余秋雨去莫高时候的那句话，转身埋进无边无际的雪地里——原话不是这样的，我记得的只是这种感觉了。只顾着自己的内心，旁若无人的朝圣者的内心。同是体验过一番历史的人，他们有着同样的宿命感和使命感，还有传达的欲望，只是张承志的这种诉说的欲望更加的强烈，以至于，读到这一句的时候，让我感到诧异和吃惊。张承志竟然写了这样一本书。 《心灵史》讲异域的精神和传说。书没有读完，只选几个角度说说感受。宗教基础、领袖意识、殉道精神和作者的欲念。帽子扣的都很大，其实我就是想说说一些往事。（以上3.19日写） 农村的生活其实蛮苦的，即使我不加上“经过50年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生活依旧很苦”这样的描述，农村的生活依旧是很苦的。在社会形态上，它的自然经济的状态，基本上没有改变；如果说商业社会对它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在商业城市建造的过程中，在建设新城市的进程中，**又统筹安排，进行了集资、重点建设的工作。农村，如果不是靠自己的缓慢的发展慢慢的往前走，它就会一直停滞。 山东大旱，是个经常在影视剧中听到的词，却是在家乡经常发生的事。夏天，河流断流，农民在河床上凿井抽水浇地，要凿出来的井也是要排队抽水才能灌溉自己的庄稼，夏天，半夜的时候还是可以听到抽水机的隆隆声；在极端的时候，凿出来的井也要等抽水一段时间，再等一个多小时，等水泉上来再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天生的依恋。世世代代在土里刨食，而且，即使生活的十分苦，也不愿意迁移他乡。 农村，忙的时候，人们一心扑在庄稼上，经常是带饭排队浇地。，在外面一呆就是一整天，衣服、裤脚，鞋子沾满泥巴。 2002年山东大旱，有一天下午，我自己在家刷父母穿的鞋子，给了我永生难忘的印象。鞋子因为趟了太多的泥巴路，忙起来的时候又没有时间去洗刷。鞋子里面的泥巴就被挤在鞋内里的四周，挤的严严实实的，结结实实的，就像成了鞋子的一部分。我把鞋子泡在水里一个多小时，也只是泥巴表面的部分稍微松动了些。用鞋刷，泥巴根本就刷不下来的。 最后，我是动用了铁钉子，一点一点，把泥巴抠下来的。 这件事情给我造成的另一个影响，你可能会不相信，我再也不羡慕所谓的高楼和高官。虽然我也一直没有羡慕过。在我心里，我知道，我再也无法洗去我身上的农民的色彩。我被那天的触动击中了。 然而，当我读到《心灵史》时候，我自己还是被震撼了。 一家人一套破烂衣服，在张作霖时代的东北农村也只是少部分的现象；瘦的皮包骨头我也不是没有见过，但是由于饥饿，吃野菜，身体变得透明，瘦的能看到胃肠的蠕动你有没有；因为饥饿，不是易子而食，是1不小心孩子就会被别人偷了去吃掉。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文明，汽车，儒家思想的礼仪，在这里全都不管用了。作者是个有良心的作者，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也一定是被深深的震撼了，然后拿出了他生命最真挚的情感投入到这个世界中去。 一个人很穷的时候，是不会去关心精神世界的。温饱之后才会有尊严、自我表现的精神追求。这就是马斯洛的生存需求理论。但是，如果有一群人，根本就不可能依靠自然生存条件，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没有水，气候恶劣，生产方式落后，一切正常的需要都无法满足，他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心灵史》里描写的世界。 在那里，精神成了与生存同样重要的事情，甚至变得更加重要。没有精神上的支持，人们早就失去了生存的毅力。他们追求的就是哲和隐忍马明心的宗教。穷人的宗教，而且“民盼使君，犹盼日月”，我好像应该大段落的引用原文才能写出我要说得意思。我实在使不敢再回头去看《心灵史》中的世界。 只把2条想法记载这里。 宗教的产生，不只是为了解决人们精神上的困惑，而且是解决生存上的毅力。 精神的追求，不只是在生存之后，而是在生存之中。 （汪峰的怒放的生命——真难听） 领袖意识。 领袖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独立精神，有的让人如沐春风，有的刚愎自用，有的自高自大，但是多少有些自行其是的意思。 领袖，就是让世界随着他的意图去走。公司的领导是制定规则达到哲一切，宗教领袖是制造事件和宗教语言达到哲一切。宗教语言，我是说宗教仪式、聚会等那一部分，让精神的胡思乱想变成日常活动，是宗教形成的必走的道路，像公司大事小情要开会，走走形式耳。 制造事件，包括传说，预言等，让人相信他是上天派来的，有着无边的力量。 好像是muhamude同志，曾经对信徒们说，他将在某一天让什么什么山移到他面前来。那一天，吸引了很多人到来，都想看看这西洋景；当穆通知大声说了三声之后，山峰还是不听他的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 要是普通人，早就被当作了笑话。 领袖是不会的。muhamude说，山不走到我的面前，难道我就不能走到他面前去吗？——而后，这句话成了信徒们的一句传颂不止的话，认为领袖实在太伟大了， 并把这句话延伸到不同的领域。 马明心也有过这样预言的话。马明心曾说，（清廷）你们现在镇压我这么厉害，但是200 年后，你们注定灭亡，而我必定会被世人称颂。大体是这样子。200年后，作者张承志十分信服的说，马明心的预言十分准确，马明心太伟大了。 虽然我不是诡辩论者，但是，说起马明心的这句话和作者的这句感叹，我也只好感到可笑。不是说，他们的宗教有什么问题，是说作者竟然这样迂腐。 2008年以前，世界上每天每个人都在预言，但是那全是胡言。被作者承认的马明心的预言，只是凑巧而已。 但是，在信徒眼中，这就是至理名言，是导师伟大的密语。而这些的开头，是作为精神领袖的自我宣称和自我表演。 文风好像不像第一部分那么严肃了。因为，我发现，依着宗教的描述写，会被卷进他们思想里，弄得我hen难受。我还是调侃比较快。 殉道精神。 被精神领袖折服的信徒具有殉道精神。 真是奇怪阿，竟然会为了一种精神信仰选择死亡，而且不是个人行为。我想起了2件事情。 第一是，恋爱中的人，失恋打击之下，会有那么一2个月觉得生活没有意思，痛彻心肝，不想活了。对这一点，我是身有体会的。 第2个，是教科书上的，无数革命先烈为追求共产主义社会抛头颅、撒热血云云。我以前也很信这个，只是越来越觉得，什么也不能相信。这孩子，被蛇咬了。 我不知道人在某个时候是不是会被迷住了。在生活、快乐，郁闷、萎缩、雄壮、悲惨等众多的选择项中，他独独的选择了死。 马明心被杀后，信徒聚集到山头，人人抱了必死之心——是的，抱了必死、而不是必胜之心作最后的抗争，最后血染山林，余者不足百人。 一个人辞职的时候，也要先拿完工资再走；一个人卸任之前，一定贪污够了再走，唉，为了一种精神去死，很久远了。 殉道，被看作是一种光荣。在宗教价值观里，殉道的被承认、尊敬，这也许同时是宗教保持独立和延续的原因之一。 最后说说，作者的欲念。 被巨大的精神震撼震撼之后，作者成了哲和隐忍的信徒。他看到了宗教里面最秘密的文件，并且极力的想把这一切推荐给世人。 在他的眼中，很小的一件事情，也因为宗教世界观点的不同而有了新的意义。 作为1个研究者，为了解事实，深入不毛，最终成为被研究群体中的一员，并且对正常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不知道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有信仰的会坚定,没信仰的会知道

记得十年前,家里过事的时候,坐在炕上听三大和父亲说起教门.在不识字的三大家炕上发现一本<心灵史>.后来父亲说心灵史成了禁书,不再出版了.具体原因好像跟书中描述的文革时政府对教门的迫害有关.家里的那本正版的也不知道被谁借走,杳无音讯.此后经常听父亲念叨想要一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总是托人到处买,所以当父亲自己在一个盗版书摊上花15块钱买到时如获至宝.全然不顾被摊主宰了.西北,西海固,哲和忍耶,血脖子教.一片荒凉的土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个饱经风霜的民族,一个最被人误解的民族,苦难深重,步履阑珊.在我们那临近县都说:回回.止孩夜哭.-----这个可怜的宗教被妖魔化了.在这里我不想不去讨论曾经的孰是孰非.只是在记忆深处很清晰的可以描绘出十三太爷被绑在在城墙上却喊着让前来接他的几十万信徒们回去的情景(几十万,也许从墙头看去会是一片白色的海)...死守山头半年,死伤杀敌无数,最后选择在斋月礼拜的时候放弃抵抗.在礼拜的过程中就义的慷慨悲壮...现在哲和忍耶的子孙仍然遍布中国各地,可是没有了当年血战金城舍身取义的风采.淡化了很多对真主的虔诚敬畏.当有人跟我说信这干什么,累不累.哲和忍耶就是贫困时我无言以对.要知道没有苦难就没有哲和忍耶,太爷取经传教受的苦,当太爷回来时沉积数辈的西北恶略的土地上第一次听到了邦达的声音,人们的心静了.那时候他承载的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寄托.祖祖辈辈的苦难在那一刻得到宣泄.外国的穆斯林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回族平时都带一顶小白帽,因为他们那里只有在礼拜节日时会有甚至可以不带.我对他说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回族跟汉族有着同样的祖先.很少有可以从外貌上分辨的.而小白帽是一种宣告,告诉你我是穆斯林.我敬畏主,信仰主.当然也可以从回族的苦难历史来说,我们带白帽是一种不妥协. 后面跟他讲到心灵史,但他很难相信当年曾在一片土地上有数以万计的穆斯林为了不满当权者的压迫舍身取义.他很震惊的念叨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伊斯兰教现在在整个世界上影响好象很不好.恐怖主义.人肉炸弹.有人伊斯兰是邪恶的,有人说伊斯兰被人利用了,也有看到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反伊斯兰的阴谋.我太浅薄了,我不知道该信哪一个 ?或者有其他原因,我无法分辨.但是我知道当父母给我一个穆斯林的血时,我就认主独一,虽然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让我去履行对主的忠诚,但我努力做到不去触怒他.电影大鱼里父亲有句:永远不要跟有信仰的人谈宗教,你永远不知道会触犯什么.这一句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但是我知道,真主是博大的,我们也该是.父亲说看过心灵史的人会有种敬畏,有信仰的会坚定.没信仰的会知道.

心灵史，不敢看的一本书

我很喜欢张承志的书，包括他的《北方的河》《清洁的精神》不过，真的不敢再看《心灵史》，这是本拷问心灵的书！

歪曲历史

小说《心灵史》自问世以来，曾经以各种版本大量发行，虽然由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几度遭到封禁，并受到一些史学、文学界人士的质疑，但是，也依然有许多人对这本书十分赞赏，并且认为，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所讲述的真实的历史。　　　　笔者认为，这部所谓的历史小说除了在叙述上有许多违背客观历史事实之处以外，还存在一些严重的基本理念方面的问题，这种理念如果成为中国百姓的共识，将是极其有害的。下面谈谈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一些看法。　　　　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屏蔽了　　　　我们认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事实，从而得出全面的、客观公正的结论。《心灵史》涉及同治年间的金积堡战役这一题材，但是，作者在叙述时，和其他对于左宗棠结束陕甘内战的批判者一样，把对于全面了解这一战役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完全屏蔽了。　　　　同治元年四月，著名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在陕西爆发并很快漫延整个西北。同治四年年底，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领新疆的大片中国领土，奴役那里的中国各族人民，阿古柏不断扩张，在中国领土上立国称王。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进入陕西，阿古柏则在此之前已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国”，自称“洪福之王”，在他侵占的土地上，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并且，新疆的形势还在急剧恶化。　　　　也就是说，这场历时十多年的大起义，除了开始的两年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背景下进行的。　　　　小说所描述的金积堡战役，发生在同治八年下半年至同治九年岁末（1869年9月—1871年1月），这段时间，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扩张，他在占领了整个南疆之后，又占领了吐鲁番，并且越过天山，占领了北疆的大片地区。同治十年，金积堡战役刚刚结束，俄国又出兵伊犁，准备时机稍稍成熟，就将阿古柏取而代之，占领整个新疆。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俄国人一直对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垂涎三尺，他们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蒙古独立，又妄图霸占中国的东北，和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最后甚至为了争夺中国东北跟日本人打了一场狗咬狗的日俄战争。假如当年的俄国能够占领新疆的话，只要以这里为出发点，沿着蒙古草原东进，由于一路无险可守，中国将很难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俄国人将会“日蹙百里，直达辽海”，毫不费力地吞下长城以北的所有中国领土。这样的后果，将是中国根本无法接受的。　　　　毫无疑问，清代同治年间，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的占领，使中国面临日益巨大的领土危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取代反清为主题的国内矛盾，逐步成为中国西北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一百多年之后的任何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如果无视这一铁的事实，那么，他对这段历史的叙述讲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心灵史》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就完全屏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把金积堡战役从这个大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这种手法必然是对所有读者的一种误导。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上述危机时，都只会做出一种选择：立刻毫不犹豫地将侵略者赶出去，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可是，当时的中国却根本不能作出每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必须作出的反应，只能听任入侵者对中国领土肆无忌惮的宰割，听任新疆的形势不断恶化、急转直下。　　　　因为当时的新疆问题，已经不可能通过战争以外的途径去解决，而中国要用兵新疆，陕甘是唯一的运输通道和战略后方，可此时的陕甘正沉浸在一片硝烟和战火之中，金积堡地区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越过正在进行内战的陕甘地区，去新疆作战的，像金积堡这样的内战，已经成为一道事实上的保护入侵新疆的外国势力的屏障。　　二．金积堡之役概况　　　　金积堡是一个巨型的堡寨，它的围墙有十米厚，十三米高，总长度四千五百米，面积超过一平方公里，它的周围有渠水环绕，当时的任何一种炮弹打到堡墙上，都只能给它挠个痒痒，无能为力。在金积堡的东西两侧，更有五百七十多个堡寨护卫，其中不乏异常坚固者。马化龙囤积了大批粮草和武器，战争结束时，仅清军缴获的各式火炮多达五十六尊，鸟枪一千多支，抬枪三百多杆，冷兵器无数，另外，马化龙主动交出洋枪一百八十多支，还将大批洋枪埋入地下，仅被清军掘出的，就达一千二百余支。　　　　凭借如此强大的实力，马化龙敢于同任何对手一较高下，而历史上清军对金积堡的所有进攻，没有一次不以失败告终的。　　　　正因为如此，左宗棠之前的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就显得非常聪明，他在军事上根本奈何不了马化龙，便接受了马化龙名义上的“就抚”：既可以避免和马化龙进行一场毫无获胜可能的较量，又可以获得马化龙按期缴纳的一定数量的粮饷，还可以维持这种名义上的“就抚”向朝廷请功。　　　　左宗棠也不是个糊涂人，他非常清楚在金积堡这种堪称完美的防御体系面前，实行强攻的一方必然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甚至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事后的实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清军付出了四五千人的伤亡，在这样的攻坚战中，损失的往往都是“壮士”——最勇猛的、冲在最前面的士兵，他们实际上决定着整个部队的战斗力。清军还“连丧大将”，战役期间仅提督、总兵（相当于现代的军、师）级别的军官减员，就高达四十人上下，其中包括清军第一主力老湘营的统领刘松山。在刘松山阵亡之后，清廷甚至认为左宗棠已无力继续后面的战事，一度打算让李鸿章的淮军取而代之，两万名装备精良、军饷充足的淮军开赴陕西乾县，李鸿章也奉命赶到西安。在此期间，左宗棠一再在家书中告诫家人要做好最坏的打算，随时准备遭到“籍没”，被扫地出门。这些事实都说明，金积堡之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恶仗。　　左宗棠曾经力图避免金积堡的战争，他知道打这样的攻坚战伤亡极大，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避免这次战争，不仅符合战争双方的利益，也符合他本人的个人利益。左宗棠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曾经“身无半亩”的乡间书生，前半生完全是一个自号为“湘上农人”的布衣，即使在四五十岁之后步入官场，也一直在距陕甘千里之外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回族没有任何历史瓜葛和个人恩怨，到陕甘之后，他是整个晚清官场中唯一一个敢于公开大声疾呼，认为这场空前的大浩劫“曲在汉民”的人。由于这样的原因，他曾经力图避金积堡这场将会给交战双方都带来巨大伤亡的战争。　　　　但是，他在金积堡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又跟穆图善有明显的区别：为了确保陕甘的和平，他要求马化龙必须交出全部武器，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恐怕所有的人都熟悉这样四个字的军事术语：“缴枪不杀”，战争中的投降，必须以交出武器为先决条件，如果既保留极其坚固的工事，又持有大量武器，这种状况下的投降，当然是不可信的。为了能够实现金积堡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耐心地敦促马化龙缴械，甚至将写给刘松山的信函请马化龙转交，以这种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任和期待。　　　　在金积堡战役之前，张家川的回民大帅李德仓，“就抚”之后一直没有重新恢复武装，因此，张家川地区就实行了回民自治，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陕甘战争结束。在金积堡战役之后，河州的马占鳌也交出了武器，在那里也实行了回民自治。左宗棠的要求并不高，只要马化龙解除武装，金积堡的问题就解决了，同样可以在当地实行回民自治。　　　　左宗棠跟穆图善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在力争和平解决的同时，做了两手准备。他将所部分为三路：北路由刘松山率领，从陕北进入宁夏北部的平罗，逐步向南推进，一旦开战，这是担任主攻的部队。南路由李辉武、吴士迈从宝鸡进驻秦州等地，采取进攻态势，保持对河州马占鳌的压力，使他在金积堡一旦开战时，不敢轻易出动，进行支援。左宗棠自领大军居中路，由泾州进平凉，一方面可以截击马占鳌河州方面的援兵，一方面可以从南面保持对金积堡的压力，还可以根据战场形势随时作出调整。　　　　由于马化龙根本不打算交出武器，超越了左宗棠的底线，因此，这一仗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然会摊牌。　　　　刘松山在宁夏北部向南推进时，两个旗人——前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和绥远将军定安告诉他，马化龙的甘回已经就抚，可以放心，只要全力对付尚未就抚的陕回就可以了。于是，刘松山就把所有的军饷都存放在由马化龙控制的灵州城里，并且只派了十几名士兵守护，自己继续向南进发，错误地将灵州当成了自己的后方。　　　　当时，陕甘军饷极度紧缺，刘松山老湘营每月六万两饷银由曾国藩从江苏照额调拨，从不误时；但是，其他部队的军饷由南方各省分摊，这些省份的拖欠现象十分严重，并且“频催罔应”，为了维持全军的运转，左宗棠常常不得不以“借”的名义将老湘营的军饷挪用应急，因此，这笔钱对于全军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就在刘松山不断向南推进的时候，发现事情不对头了：他只针对陕回作战，可是马化龙的甘回也开始列队出阵，他进行了还击，并且意识到情况有变，连忙派人掉头去查看军饷，却已经迟了：灵州城里的军饷全部被劫，护饷的士兵和前去领饷的几名军官也都被杀了，被杀的人里甚至包括提督、总兵这样的高级军官。　　　　最先对此事做出反应的是穆图善和定安，他们指控刘松山滥杀激变，导致这次事件，这样就完全掩盖了马化龙根本没有就抚的事实，也就开脱了他们自己的责任。清廷当然相信两个满人大员的话，立刻决定将刘松山革职留任，并要求左宗棠对事件调查后作出答复。　　　　这时的刘松山是非常郁闷的：丢失军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大意失职事故，其原因就是因为误听了这两个满人的话，可是如今却变成了自己滥杀激变。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他在事前一定会做好应变的准备，或者增加守护军饷的兵力，或者干脆将军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开始“滥杀”，断不至于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被人突然袭击，吃了大亏。　　　　刘松山开始了反击，很快缴获了马化龙调动军队的手令，两个满人关于他已经就抚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一场大战由此展开，左宗棠和平解决金积堡问题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经过十六个月时间的激战，战役结束。此时，左宗棠曾经有过希望马化龙能够以自己的影响动员甘肃其他地区回军能够结束内战，共同参加收复新疆的战斗然后向清廷奏报免死甚至为马化龙请功：“如马化漋能令各处回逆一律尽缴马械，平毁堡寨，诚心就抚，本爵大臣或当奏恳天恩，免其一死。所部精壮如能戴罪立功，西陲一律肃清，本爵大臣亦不难加以奖叙。”然而，左宗棠的这种希望和努力显然遭到了拒绝，清军在战后最终处死了马化龙和他的十三名家属以及八十多名“伪官”，还有另外的一千八百余人。　　　　金积堡之役，本来是应该避免，也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金积地区的问题和平解决，不仅可以免除那场给交战双方都带来巨大伤亡的恶战，实现当地的回民自治，更可以大大加快结束陕甘内战的进程，使中国能够保存更多的力量去抗击新疆的外国入侵者，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是，这样的局面是小说作者所不希望看到的，果真如此，这部小说也就没法写了

善恶

“他否定什么乾隆盛世。他为我树立了以人的心灵自由为唯一判别准则的，审视历史的标准。经济不等于时代。经济统计数字的表象，使学者变成病人，使书籍传播肤浅，使艺术丧失灵魂。经济使男子失去血性，使女人失去魅力。我的判断是忠于心灵获得的感受，就是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

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张承志这本心灵史是接受了极端伊斯兰思想写的史观, 完全是偏颇不可信的.当然我们的教科书所说的也是错误的, 对同治回乱还是按阶级斗争年代的讲法，是镇压农民起义，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我觉得这一个环节要突破, 要旗帜鲜明地认定发生在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不是农民起义, 而是一场因为一小撮清政府官员和汉人团练歧视回民而激起的回民反抗,而这个反抗因为被极端伊斯兰教思想利用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汉人的杀戮,最终成为一场宗教屠杀和种族屠杀. 左宗棠为平息大屠杀而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在平乱中注意保护回汉无辜人民,并且在战后为人民生活生产付出了大量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西北的稳定和繁荣,为民族和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赢得了回汉人民的尊崇和爱戴.

回民的历史！

真真以一个回民的身份来写回民的历史。我们知道了原来平时看起来木讷的回民也有这样的血史，也让我深深了解了回民的历史，我在兰州，我也因此换了种眼光看回民！

我们的信仰

我是一个回民，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穆斯林。我依旧可以记起我读完这本书时难以自已的心情和无法控制的眼泪！张承志叔叔是父亲的朋友，高大的身材，磁性的声音，在当年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高中三年级，能否根本的领悟其中的内涵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心深深的告诉我，用心读下去，这是你民族的血泪史！我不是一个极端的人，我无法坚持每天做礼拜，无法带着小白帽子走在大街上，但是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从不允许别人说一句带有对我们讽刺的话，我不允许别人侮辱我们，诽谤我们。我每天能作的只有坚持不吃猪肉，我想在这里我有必要郑重的声明一下，回族之所以不吃猪肉是因为我们的古兰经里这样说，猪肉是不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吃它，仅此而已，这是信仰！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不要相信其他的带有侮辱性的解释！记得当初在中国传媒大学面试时我说过，任何一个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无法真正的理解这本书，这是民族的信仰，一个真正带有血性的民族的信仰，最重要的在我们自己心里！我们是善良的民族，只想得到自己该有的东西，不要用别样的眼光看我们！好了，说以上这些只想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对他人没有任何恶意，所有的话都是我自己的观点，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的想法！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看这本书！

为什么要一读再读心灵史

前两天又重新读了一遍张承志的《心灵史》。最早的版本据说是91年，未见过。我买的是较早的版本，95年出的。那是我在家里买的最后两本书。另外一本是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相形之下，叶的书真是什么都不是。只是提醒我，从那时起（1997年），原创小说（尤其是国内的原创作品）对我的吸引力渐渐趋近于零。从《四世同堂》起，开始关注非主流历史之外的民众群像，如日据时期的北京（四世同堂）、台湾（亚细亚的孤儿、台湾通史、台湾出版史），并希图以此拼凑起越来越完整的一个世界。象〈心灵史〉中的哲合忍耶群像，也是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在主流历史中，苏四十三、杜文秀都比马明心知名，无他，他们是起义的义军，足以写进中学历史书中。但是马明心作为他们信仰的教主所起的影响力，则被主流历史的撰写者忽略或是故意忘却。而民间的野史、传说、甚至是眼下颇为流行的历史小说里被模糊、篡改的部分也太多了，以皇帝系列出名的二月河，赫然在〈乾隆皇帝〉里将苏四十三列为白莲教信徒。他们只图写得痛快，而忽略了那一支笔的影响力。所以，还是要多读重读，去寻觅历史下的真相。他们不会给你带来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好处，但他们能够使有知识的人在深夜里面对自己的灵魂和心灵。

心灵史—一腔不成曲调的精神诉求

“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是无计无力”——张承志《心灵史》我一口气读完了半部，如果不是张承志这个名字在提醒着我，我甚至可能把他当做一部彻底的传教书。“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中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集体。中国有八百万回民，哲合忍耶是其中一部分；“哲合忍耶”一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声赞颂。”我看到是一种奇异的精神体验，他们生长在极度贫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上极度专制的政治之下，厌世而拒绝中原的文化和世俗的经济科学，却代代不失传的记忆那些历史。他们的流血就像贫瘠的黄土高坡，单调而鲜有人记得，却轻易的像家乡的草木，一枯一荣。这种悲剧性的张力，不在于它世世代代与官家血海似的深仇，而在于它沉默在绝大多数。大西北底层的农民，像所有不善表达的中国人一样。会每晚借一遍遍的念诵经文来笨拙的抒发着情感，会在喜悦幸福时，不知怎么表现而就这样沉静忍耐着，会在受尽苦难时，不对外人道，只一代代庄重的流传下那些历史。这样的精神力量显然是打动人的，伊斯兰人他们彪悍，极端，以牺牲为荣，人们却不知在这底下，曾有过多少的卑微、忍耐和极度的苦难；那是他们重来不曾说起。老实说这里的张承志不像他的《黑骏马》，他的《北方的河》，那极端不理性的宗教癫狂的笔触，那大段大段毫无节制的抒情和陈旧文风我很不待见。可是，真的是一个打动人心的好故事。那里，讲的不是人世间的缠绵，不是命运的讳莫如深，而是一腔不成曲调的精神诉求。PS: 此书出版过好几次，但最近由于新疆问题，而被天朝和谐，没地方买。我一直很奇怪，如今连个魔兽世界都要被废的年代，这样危险的书籍如何可能被出版，难道这就是主流作家牛掰的地方吗？于2009.9.8

回归

暑假刚读了这本书，这是一本需要读出每个字才能读懂的书，读了很久才读完。中国的回民就像世界中的犹太人，散落在各地，那颗心却一直在一起！

【读品•异见】王飞&维舟：关于《心灵史：没有红旗，绿旗也行》的讨论

王安忆是我知道最为推崇《心灵史》的作家，她在复旦授课的讲义《小说家的十三堂课》除了第一二堂的入门，第三堂即以《心灵史》开讲，与《呼啸山庄》、《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多夫》等并列为描写心灵的名著。但是她有个非常明确的前提：“我既不关注作者，也不关注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我只关注作品。”这对一个宽泛的书评来说并不是必要的标准，《心灵史：没有红旗，绿旗也行》（刊于【读品】总第36、37辑）的作者对张承志本人思想和《心灵史》同样关注，并且形成了一个交相呼应的分析脉络，最终把思想和信仰融合于旗帜（大概是有感于《以笔为旗》）之下，得出一个绿旗为红旗之补偿、皆为满足张承志对神话乌托邦之追求的结论。这个分析范式并不陌生，老早就有比余杰更丰满的论述，而且几乎是目前唯一可见的套路，只是作者做了更多的引证和引申，看起来更清晰和学术一些。 我一向认为这个套路对作品和作者的两方面分析都非常局限，哪怕在文本分析上看起来很扎实。对一种体系的分析理应站在该体系的内部、具备基本的了解，如果人类学和史学能够完全覆盖前现代的生活图景和精神意志，那么神学应该已经灭亡。用判断“宗教是人类精神鸦片”的马恩学说来分析宗教，实际上比乾隆皇帝分不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好不到哪儿去，抛开当下特定历史给我们的经验，阅读这篇文章时，的确看到对两者更多的类比而不是区分，而且这种类比往往是为了借助读者普遍对基督教的背景知识来理解宗教的“非理性”和“狂热”。 很想写一个关于这个书评的评论，不过过几个小时要上火车，现在需要睡一会儿，简略的就作品和作者两方面的局限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对哲合忍耶是苏菲神秘主义的产物，作者不仅未曾提及，并且叙述其行状与苏菲主义传统相悖。该教派也受正统伊斯兰经院哲学排斥，因为其坚守的苦修、对神秘传统的信服，分别与伊斯兰的重视今世的修行（吉哈德）、不崇拜任何物和凡人的观念相矛盾。这个教派是伊斯兰教中的异类，例如其对拱拜（即德高望重者之坟墓）的崇敬以致于几百年后的今天还沿着流放的道路踏遍全国进行寻找和拜祭（张后期的散文中也记述过一些），使其看起来更像是日本神道教一样的民族宗教，而非一种世界观宗教，这本身即可解构所谓“布道”的判断。本文作者预测他们对物质态度的改变，可以从王征、石淑清的图文集《西海固的故事》中获得一些感性的反证。 史家一般不会把《五帝本纪》当作信史，太史公遍寻传说补上这一节，目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传统，张承志的《心灵史》之对哲合忍耶教派亦如此，其对历史事件，在事实判断上与官家的书写无异，区别只在于价值判断。《心灵史》在该地区确被奉为圣书。对张承志本人，八十年代末正是其处于虚无阶段，即使有献给毛泽东之语，正如本雅明之于马克思，是一种问题意识之后的反思，曾经首创“红卫兵”的说法只是一个看似神迹的偶然。那时候摄住他的精神和创作的更强烈意识是寻根，八十年代初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王蒙评价，《北方的河》以后，汉语作家五十年内不必写河流）、《黄泥小屋》等成功作品中，张承志已经表现出礼失求诸野的心态，但并没有形成对世俗世界完全俯瞰的精神高姿态。九十年代初试图以《心灵史》作为封笔之作，可见其时虚无主义之后获得根脉的反差产生的双重精神作用。张的政治观念也和文学过程类似，虽然前后看起来都左，但其实相当的不同，后期的张承志，外受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化的影响，倾向反殖民主义的左派，服膺并模仿萨义德以人文主义立场的雄辩，内则对现代化的进程不适，以寻根结果移情毛泽东时代，两者都是为了获得对世俗世界的批判工具。其在信仰、政治、文学几方面表现的共同核心并不在于理想主义，而在于其骨子里的反现代品格——正如施特劳斯所描述的犹太人。张承志的特立桀骜，就是一个现代性的异类，其多重身份认同在当下特别地政治不正确，使其偶然获得了更多坚守的能力而已。 王飞 这篇对《心灵史》的评论，我承认并非从文学角度，而是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的。观点很简单，我深深怀疑张承志那种把“人权转化为无套裤汉的权利”的做法，法国大革命以后历次革命都“将信念寄托于一个阶级天然的善良”而不是寄托于制度和宪法。这种天然的善良（张所说的高贵的穷人），我觉得是靠不住的；书里不断地神化人民，但历史上的发展却是：该派是神化教主最严重的一支门宦。幽暗意识和批判态度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因此这本书的“文学语言”，我是当作贬义词来使用的。关于其宗教背景的分析，我的确更多地是使用类比，但目的只是为了不厌其烦地说明：这种对宗教的镇压、反抗、殉难的故事，哲派决不是唯一，从教义上它也不算很特出，那么张为何偏偏选中哲派来写《心灵史》？比如，他为什么不写基督教早期的殉难史？——当然，解释之一可能是他只知道哲派的受难史。王飞兄对我的一些批评，我想做一点说明。哲派是苏菲神秘主义的产物，这我也知道，该派不仅是崇拜拱北，甚至有主张拜拱北比去麦加更重要。而在正统逊尼派的格底目看来，崇拜拱北，就等于崇拜人，而崇拜人就违反了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这一最重要的教规。但这些教派内部的争端，对我文中的论述关系并不大，因此省去不写了。 维舟

曾经狂热的共产主义者

张承志激进的回族种族主义份子，其近期的代表作品《心灵史》被认为极大的偏向性的夸赞中国回教中的哲合忍耶教派。刻意淡化甚至隐瞒该教派在与其他教派冲突中的血腥行为。张承志不仅可以神化哲合忍耶教派中的沙沟分支教主，还多次鼓吹渲染宁夏回族所谓的被汉族欺压迫害情结。在《心灵史》得到哲合忍耶教派中沙沟教门教主等上层宗教份子的支持后，张也改信哲合忍耶教派。并以该教派的精神领袖和政治代言人自诩。张曾自诩拥有“从西海固到青铜峡，从甘肃到新疆”的巨大影响力。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

美化屠杀，宣扬暴力，无耻之极！要是张出生在百年前，又是一个白彦虎一样的刽子手！有什么宗教信仰可以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如果有，那就是邪教！可笑现在还有那么多人，特别是某族，把《心灵史》奉为圣经，你们准备再来一场千万大屠杀吗？

你读《菜根谭》，我看《心灵史》

中国古典名著浩如烟海，当代文坛也热闹非凡。八九点钟的太阳们拿韩寒郭敬明比鲁迅，不屑一顾的就寻思着还是余华贾平凹更深沉。同样的，很少有人会提到《心灵史》。 《心灵史》是一部奇怪的书。首先是它离我们太遥远，是一个跟我们的经验完全不同的另类。根据我的经验，不认真地看三五遍根本就找不着北，很多人看不了两页就匆忙得出结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个问题我不跟人争论。先说另一个奇怪的地方，《心灵史》的命运也是很奇怪的：这本书由花城出版社直接出书，一方面被大西北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穆斯林百姓珍藏，仿佛《圣经》一般；另一方面却又被主流的文坛冷落，几成禁书。对张承志本人的评价也极尽苛刻几近无耻，评论界一片沉默，官方出版的张承志文集里，你可以看到《北方的河》和《黑骏马》，同样不会提到《心灵史》。我说过，这其中的意味深长！张承志是当代中国最被误解的作家，《心灵史》也是最被误解的杰作。如果你觉得它晦涩难懂，那是因为你没有用心去聆听。它不是一个宗教的苦难史，更不是为历史翻案，而是关于人的精神追求的述说。借用张承志自己的话：“．．．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把《心灵史》和《菜根谭》放在一起比是很有意思的。中国社会具有实用主义的传统，充斥着各种市侩的生存智慧和知识分子千转百回的哲学。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中国人选择了要么与庸俗共舞，要么逃避的逍遥哲学，比如《厚黑学》和《菜根谭》，让中国人获益匪浅，如痴如醉。但是我更关注的，是西方的选择，那是一条对人性进行救赎的信仰之路。 我一直相信，不论哪个民族，都有纯粹精神的形而上追求。也许是更为复杂的原因，让东西方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具有完美人格的基督、佛佗和真主一直统治着世界大多数人的精神世界，也产生了象《圣经》和《古兰经》那样的宗教经典。唯独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自成一体。如果有什么可以代表中国人的精神圣经的，我以为应该算《菜根谭》和《厚黑学》了。在这一点上，《心灵史》作为中国本土的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著作，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以为《菜根谭》或者《厚黑学》不过是中国式哲学的必然结果。这种哲学在中国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实际上早就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中国传统的逍遥哲学从老庄的虚无缥缈走向了禅宗的无，是否真的解决了中国人的精神困境？我深深地怀疑。貌似解脱的内心深处，是否真的可以对社会现实无牵无挂？即使我们可以采菊东蓠下，还是会不停地抬头望南山，悠然或者无奈，自已心里清楚吗？对这个问题，请参考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我们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拼命追赶，其中的滋味并不好受。在技术上一步步接近西方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却一天天的空虚。旧的道德观念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土迸瓦解，丰富的物质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安宁。中国古典的哲学是否能再一次拯救中国人的命运，对此我不敢说。我只看到知识分子仍然没有获得解脱，而平民百姓却从此更加世俗。对此大家有何感想？精神上的问题从来都是复杂的，靠一本书就想解决问题并不现实，何况是中国。我们几千年都没有摆脱的困境，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正确的态度，也许是需要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扩展自己的智慧。如果是的话，请大家记着还有一本《心灵史》，它在十多年前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如此不同的世界。可是直到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呢？2004-11-05

一把匕首式的文学丰碑

记得那年还是大三初冬，我正重感冒，浑身酸痛，无意中借了同学的《心灵史》，不厚，在感冒的迷糊状态下四个小时一气读完，然后不敢再回头阅读，因为阅读时，这本不厚的《心灵史》就像一把匕首一般直插心脏，浑身的寒意加重了病情，但是感冒所带来的迷糊一扫而空，因为我知道遇见了一个新的世界。 　　 打小开始我阅读过的小说，小说最后总是谈到人的救赎，或者至少在描写人“生”的状态，就如基督山伯爵恩仇记最后写道的一般“所有人类的智慧都凝结在‘等待’与‘希望’之上。”而阅读完张承志的《心灵史》，我只是看到尖刃，和尖刃上流淌的鲜血，但是我这种感觉不是想贬低这本小说。因为偏执、屠杀就在那里，我们却要用文字伪造出来的爱化解一切，用所谓的终极真理虚幻出一个希望，那不是另一种虚伪和残忍吗？ 而张承志因为自己无法改变的出生，记录了那段游离于我们汉民的历史，记录了那段在二十五史正史上只所作“蛮夷”的历史，把对于主流民族可以算是细枝末节，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历史如此完整的以自己的眼光记录下来，于是把这无法化解的硬疙瘩铸成了丰碑，这本史诗的成功就在于他自己创造了一套价值。 　　 对于传统经典略有涉猎，读过部分《论语》，背过《老子》，略看过些《庄子》，精读了《资治通鉴》九十卷，而且还在读下去，觉得我们的汉文化其实是叫我们怎么活，《论语》和《老子》不过是活的两种方式，《资治通鉴》更是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各种缩影，只有《庄子》有点跳出了生死之圈，甚至可以说汉文化的主流不过是现代所谓”成功学“的变种而已，为了所谓的活，我们的文化为生存设置了无数的规定。而张承志的《心灵史》说的是人怎么去死，诉说了活是偶然的，而只有死才是必然的，这是我在阅读完《心灵史》十二年后忽然看见的东西。

哲合忍耶

这是一本奇书，描述了一个和孔孟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本书都是人心、人道、人性和压迫、残暴、无信仰、恐惧的斗争。它揭示的真理对现在的世界都是很好的控诉材料。 　　　　 　 它让我相信，自由的信仰，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民族里，始终存在，并且是那么坚忍的存在－－－牺牲的不妥协精神，最终会让自我达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