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刘琨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01
ISBN:9787531319672
作者:刘文忠
页数:105页
作者简介
左思与刘琨都是西晋杰出的诗人，
是建安诗歌的传人，其作品虽然不多，
却如精金美五一般，发出熠熠的光采。
本书将左、刘二人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实
践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中来
考察，资料上有新的开掘，观点上有所
创新，对二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
响，做出了颇为中肯的评价。书中还详
细地考订了二人作品的系年与人生历
程，指出左、刘二人的人生道路均发生
了逆转，这是一个很有趣而又引人注意
的现象。欲知其详，请细读此书。
书籍目录
目 录
引 言
一、左思的生平和创作活动
二、左思的《咏史》诗及其它诗作
三、左思的《三都赋）和其它赋作
四、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五、青少年时代的刘琨
六、后期的刘琨
七、刘琨的创作及其成就
结 语
内容概要
刘文忠1936年生，江
苏丰县人。1962年毕业于南
京大学，1％5年山尔大学中
文系汉魏六朝文学专业研究
生毕业。现为人民文学出版
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审、中
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
事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有《鲍照与庾信》、
《吕氏春秋选译》等专书十
余种。写过《左思评传》
与《刘琨评译》，收入《历
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另
在《文学遗产》、《文史》、
《中华文史论丛》、《文学
评论丛刊》、《文心雕龙学
刊》等刊物发表论文近五十
篇，有著作四百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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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在《骄儿诗》中说：“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文葆未周晬，固已知六七。四岁知名姓，眼不视梨栗。”说他的儿子文葆未满周岁就已了解六与七的分别，四岁的时候就已知道自己姓名的来历，对于梨、栗之类的食物诱惑目不斜视。这显然是讽刺，或者至少是寒碜陶渊明的。因为后者在他的诗《责子》中说：“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双胞胎雍份和端佚十三岁了，竟然还分不清六和七；小儿子通佟快九岁了，整天只知道找梨与栗之类的果子吃。难怪好事者常常以此来证明陶渊明喝酒太多以致伤了自己的身体又累及儿子们的智商。无论五柳先生有无夸张，这种漏洞百出的“实证主义”视角对于理解全诗来说，都是令人难堪的。陶诗最后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是乐天达观的自我纾解；李诗结局言：“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这种现实期待，实是自我托寓。陶诗叹以天命，李诗缀以感慨，二者虽然不能从价值论上加以高下评判，但在诗歌意绪上，陶诗比李诗少了迂缠；就生命体验来说，陶比李更多洒落，也见邃远，或更能引人共鸣。中国古代文学史对作品取舍的标准之一通常就是其对人生体认的深度。这大约就是《责子》比《骄儿诗》更引人关注，或者说《骄儿诗》不比李商隐《无题》之类的诗更令人瞩目的原因吧。 将《骄儿诗》置于文学史的背景下考察，当然就不能不提左思的《娇女诗》，因为无论是在诗题、意旨还是在架构、笔法上，前者都是受后者启发而作的。《娇女诗》在以沉雄高亢著称的左思诗作中，无疑是一个异数。该诗以嗔而又喜的笔调，书写了两个女儿惠芳和丸素的娇憨之态，幽默之中见出左思的慈父面目。当然，这首诗最大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它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亲情诗篇之一。左思还有类似性质的诗歌《悼离赠妹诗》两首，也较长。在通常的书写中，中国文学的历史被概括为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这种恢弘的表述足以令人自傲，但比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好奇与想象。文学阅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个人性，主体的喜恶取舍、知识素养、审美倾向，乃至自身体验等等，共同构成了对文本的评鉴背景，决定了文本的意义定位。在某种意义上，是读者而非作者塑造了文本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当代的文学批评家如此重视读者的原因。在对左思诗文的接受史中，最为重视的是他的《咏史诗》和《三都赋》，它们奠定了左思的文学史地位，并进而影响了读者对左思诗风的理解，这个理解在古代被概括为“左思风力”。《娇女诗》长期以来只是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即使是专业的研究者，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首长诗，一般都会注意到它的性质，但却不能展开深入的讨论。这种窘迫首先折射的是文学史撰述方式的局限。文学史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建构必然以线性描述为基本方法，在一个历时性的框架内悬置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等并对它们进行历史定位，以勾勒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质、一篇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一个作家的文学贡献。在对作品定位时，除了考量作品自身的质素外，还需与同类文本相比较。如果同类作品很多，比如爱情诗文、行役诗文等，其定位相对容易；相反地，如果同类作品较少，定位就比较困难了，比如《娇女诗》。这种比较即使不一定全都行之于文，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始终在影响着文学史家的撰述。文学史在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作为历史地理解过往文本的方法，它有不可替代的逻辑张力和学术优势。但《娇女诗》的个例表明，藉由文学史的方式来认知古典文学，是有缺陷的；或者说，进入古典文学，除了文学史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路向。另一方面，文学史著对《娇女诗》游移不定的叙述，表明了一种文学史现实：在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亲情题材文章匮乏，对日常生活书写有偏颇。文学作品或者文学性的描述文本，归根结底都是来自现实世界及其人类体验；作为人类生活的最基本层面——家庭及其中的日常生活，无论如何都应该最先、最深的影响到文字表达，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早期作品比如《诗经》等来观察，中国人对日常生活有极为深刻的兴趣和体检，而且在很早的时代，中国人就被告知：家庭至上、亲情至上。但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中，家人、亲情却始终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中心甚至重点之一，这不能不令人深省。文学史上产生过什么作品很重要，可是它没有或者较少出现某种作品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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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在《骄儿诗》中说：“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文葆未周晬，固已知六七。四岁知名姓，眼不视梨栗。”说他的儿子文葆未满周岁就已了解六与七的分别，四岁的时候就已知道自己姓名的来历，对于梨、栗之类的食物诱惑目不斜视。这显然是讽刺，或者至少是寒碜陶渊明的。因为后者在他的诗《责子》中说：“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双胞胎雍份和端佚十三岁了，竟然还分不清六和七；小儿子通佟快九岁了，整天只知道找梨与栗之类的果子吃。难怪好事者常常以此来证明陶渊明喝酒太多以致伤了自己的身体又累及儿子们的智商。无论五柳先生有无夸张，这种漏洞百出的“实证主义”视角对于理解全诗来说，都是令人难堪的。
陶诗最后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是乐天达观的自我纾解；李诗结局言：“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这种现实期待，实是自我托寓。陶诗叹以天命，李诗缀以感慨，二者虽然不能从价值论上加以高下评判，但在诗歌意绪上，陶诗比李诗少了迂缠；就生命体验来说，陶比李更多洒落，也见邃远，或更能引人共鸣。中国古代文学史对作品取舍的标准之一通常就是其对人生体认的深度。这大约就是《责子》比《骄儿诗》更引人关注，或者说《骄儿诗》不比李商隐《无题》之类的诗更令人瞩目的原因吧。
将《骄儿诗》置于文学史的背景下考察，当然就不能不提左思的《娇女诗》，因为无论是在诗题、意旨还是在架构、笔法上，前者都是受后者启发而作的。《娇女诗》在以沉雄高亢著称的左思诗作中，无疑是一个异数。该诗以嗔而又喜的笔调，书写了两个女儿惠芳和丸素的娇憨之态，幽默之中见出左思的慈父面目。当然，这首诗最大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它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亲情诗篇之一。左思还有类似性质的诗歌《悼离赠妹诗》两首，也较长。
在通常的书写中，中国文学的历史被概括为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这种恢弘的表述足以令人自傲，但比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好奇与想象。文学阅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个人性，主体的喜恶取舍、知识素养、审美倾向，乃至自身体验等等，共同构成了对文本的评鉴背景，决定了文本的意义定位。在某种意义上，是读者而非作者塑造了文本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当代的文学批评家如此重视读者的原因。在对左思诗文的接受史中，最为重视的是他的《咏史诗》和《三都赋》，它们奠定了左思的文学史地位，并进而影响了读者对左思诗风的理解，这个理解在古代被概括为“左思风力”。《娇女诗》长期以来只是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即使是专业的研究者，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首长诗，一般都会注意到它的性质，但却不能展开深入的讨论。这种窘迫首先折射的是文学史撰述方式的局限。
文学史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建构必然以线性描述为基本方法，在一个历时性的框架内悬置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等并对它们进行历史定位，以勾勒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质、一篇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一个作家的文学贡献。在对作品定位时，除了考量作品自身的质素外，还需与同类文本相比较。如果同类作品很多，比如爱情诗文、行役诗文等，其定位相对容易；相反地，如果同类作品较少，定位就比较困难了，比如《娇女诗》。这种比较即使不一定全都行之于文，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始终在影响着文学史家的撰述。文学史在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作为历史地理解过往文本的方法，它有不可替代的逻辑张力和学术优势。但《娇女诗》的个例表明，藉由文学史的方式来认知古典文学，是有缺陷的；或者说，进入古典文学，除了文学史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路向。
另一方面，文学史著对《娇女诗》游移不定的叙述，表明了一种文学史现实：在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亲情题材文章匮乏，对日常生活书写有偏颇。文学作品或者文学性的描述文本，归根结底都是来自现实世界及其人类体验；作为人类生活的最基本层面——家庭及其中的日常生活，无论如何都应该最先、最深的影响到文字表达，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早期作品比如《诗经》等来观察，中国人对日常生活有极为深刻的兴趣和体检，而且在很早的时代，中国人就被告知：家庭至上、亲情至上。但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中，家人、亲情却始终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中心甚至重点之一，这不能不令人深省。文学史上产生过什么作品很重要，可是它没有或者较少出现某种作品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