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良友

作者简介

始于1926年，创办过《良友》画报、出版过《新文学大系》的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是一间什么性质的公司？它的创办群体只是一个“次精英”群体？它与商业有过怎样的媾和？它的兴起与瓦解隐藏了什么秘密？它的经营网络与人事网络是如何构建的？《天下良友》以重述历史的姿态，梳理了老“良友”公司的发展肌理，重新评价了决定和影响“良友”命运的核心人物。书中隐含着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迥异于主流新闻史和期刊史的结论。



摘要：

对伍联德来说，“良友”既是生意，也是事业。在通过《良友》画报获取利润的同时，建立综合期刊群体并向文艺图书陆续推进，才能实现他的“出版帝国梦”。

周瘦鹃的离去是“良友”走向文化创造之路的一个必然，但也应该承认的是，周瘦鹃还是以多种方式“完成”了一个过渡主编的使命。

梁得所的“出走”，是“良友”当局对知识资本的漠视。“赌气”创办大众出版社的梁得所一人担任五本杂志的主编，其能力再大精力也有限，在操劳中病倒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良友”内讧对马国亮的伤害无法衡量。此后他与赵家璧通信联络数十年，都避口不谈此事，但在他心中，一直有个“司马懿”。

比及哥哥张沅恒在文化岗位与商业诱惑之间的徘徊，怀揣文化理想的张沅吉本可以成为《良友》画报最有潜质的主编，但“造化”弄人，他还是被定格在了“末代主编”的位置上。

“良友”是赵家璧人生“光荣”的萌发地。他是“良友”诸核心编辑当中将“花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做得最到位的一位，也是将个人生存和理想追求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位，因为他聪明、随和，又能够坚持。

书籍目录

目录：

引言

伍联德:（第1-4期主编）

“出版育民，印刷富国”

周瘦鹃（第5-12期主编）

“紫兰花片”骤然凋零

梁得所（第13-79期主编）

“造梦者”的痛与死

马国亮（第80-138期主编）

半生创造，半生“留恋”

张沅恒张沅吉（第139-171期；第172期主编）

在炮火和抉择中“喘息”

赵家璧：守候者的书香年华

郑伯奇和孙师毅：革命“注射器”

余汉生的“脑袋”与“口袋”

陈炳洪与袁仰安：最后的“巨头”

伍福强：把梦留在香江

附录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大事记

后记

编辑推荐

　　对伍联德来说，“良友”既是生意，也是事业。在通过《良友》画报获取利润的同时，建立综合期刊群体并向文艺图书陆续推进，才能实现他的“出版帝国梦”。　　周瘦鹃的离去是“良友”走向文化创造之路的～个必然，但也应该承认的是，周瘦鹃还是以多种方式“完成”了一个过渡主编的使命。梁得所的“出走”，是“良友”当局对知识资本的漠视。“赌气”创办大众出版社的梁得所一人担任五本杂志的主编，其能力再大精力也有限，在操劳中病倒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良友”内讧对马国亮的伤害无法衡量。此后他与赵家璧通信联络数十年，都避口不谈此事，但在他心中，一直有个“司马懿”。　　比及哥哥张沅恒在文化岗位与商业诱惑之间的徘徊，怀揣文化理想的张沅吉本可以成为《良友》画报最有潜质的主编，但“造化”弄人，他还是被定格在了“末代主编”的位置上。　　“良友”是赵家璧人生“光荣”的萌发地。他是“良友”诸核心编辑当中将“花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做得最到位的一位，也是将个人生存和理想追求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位，因为他聪明、随和，又能够坚持。

内容概要

臧杰，跨界批评家。2006年主持创办良友书坊，致力于老良友文化理念传播和知识分子研究。著有《民国美术先锋》、《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天下良友》、《艺术功课》、《大师的背影》等。主编有《良友》丛书、《闲话》丛书等。

章节摘录

　　第一至四期主编　　伍联德：出版育民，印刷富国　　单位近六百家，主要的单位大致在内，然亦尚有少数中小单位因无甚材料可记而遗漏”；而1937年英文版《中国年鉴》里的统计，1936年全国新图书6185种，上海占5127种，达90％以上。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1932年在统计书业的营业情况时则说：“民国初年约一千万元，商务印书馆占十分之三至四，中华书局占十分一至二。近年约三千万元，商务印书馆约占二十分之六，中华书局约占二十分之三，世界书局约占二十分之一。”可见，上海的出版品涵盖了中国出版品的绝大多数，几大书局几乎揽下了版业的半壁江山。　　尽管上海显现了出版业的繁华，但从渊源上讲，出版业在中国的发展溯源不得不追及广东，“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嚆矢，当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于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该期刊一部分供南洋华侨阅读，一部分送到广州，在广东知识分子圈内流传。1833年，传教士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计传》，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报刊。1861年，《上海新报》创刊，不但是中国人自出的第一家报纸，而且是在上海发行，自此以后，中国出版事业的重心就转移到上海。”　　饶有趣味的是，此后在上海出版业中间出一片“天地”的伍联德恰恰是广东人，而他的学问路途一直没有离开南洋华侨界。他自幼由伯父带领，从广州岭南大学附属小学读起，一直读完大学预科。　　生于1900年的伍联德，系广东台山人，他父亲伍礼芬早年迫于生活困顿，随族人到美国纽约唐人街靠给人洗衣谋生，汇钱回来接济妻儿。伍联德读完大学预科后，因岭大未设本科，伍礼芬希望伍联德出洋深造。伍联德无意于此，据他回忆，他对印刷出版发生兴趣，是在岭大读书时，从该院图书馆看到进口的彩色印刷品的时候开始的。　　预科期间，伍联德的英文功底不错，便与同学陈炳洪合译完了一本有关美术理论的书——《新绘学》，并投稿至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初版了此书，16开本，道林纸印刷，上下册分别为九十二页和一百三十一页，内有图多幅，另有彩图十六页，并由梁銮写序，汪兆铭题写书名。该书被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称为“图书教科书之善本”，岭南大学国画系主任梁銮在该书“序”中也称赞道：“现尚年少，常以发展西洋画学为己任。是诚不可多得之青年也。”　　据说，两个年轻人拿了二三百元稿费，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游玩了一趟，还特地到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去参观。　　钟荣光校长知道伍联德有志于印刷出版业后，就亲自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写信，请张先生给予关照。张得知伍联德是商务印书馆所版图书的译者，便决定录用他。于是，伍联德于1924年进入商务编译所工作。时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的王云五根据伍的专长，安排他在图画股，编辑《儿童教育画》丛刊，伍在此先后工作了三年。其时，伍还在上海郇光学校兼任美术教员。他为商务编印的《儿童世界》书写美术字，颇受小读者的欢迎。他还设计了商务印书馆的馆标——C、P中间加一个“商”字，一直被“商务”沿用至1949年。伍联德在“商务”时期的工作虽有些成绩，但看起来并不美好，其间，据说他给王云五提过许多建议，都没有被采　　纳。　　1925年7月，伍联德离开“商务”，和在“商务”图画股工作的同事莫澄斋（广西玉林人）一起创办了《少年良友》。这是一张4开单张的少年儿童读物，形式主要是连环图画，内容包括科学常识、历史故事、德育故事及益智游戏等等。　　伍联德创办《少年良友》的目的，大约是他看到了少年读物的市场，其时，商务印务馆有《儿童世界》，中华书局有《小朋友》，都是32开本，彩色封面，装订成册，销量可观。相比之下，《少年良友》只是小报一般的读物，虽然价格低廉，但竞争力非常有限。这个杂志最终因销路不畅、经济支绌而停刊。　　伍联德心中一直忿忿，后来，他在《良友》画报创刊后，为了纪念当年的失败，把失败的《少年良友》的英译名“THE YOUNG COMPANION”，长久地作为了“成功”《良友》的英文名。　　马国亮在《良友忆旧》中说：失败教育了他。他认识到要做出版工作，必须有自己的印刷所，才能减轻成本，才能不受制于人。　　其实这种模式在当时上海的出版界已经是一种定识。商务印书馆也是经由了一条从印刷作坊到“出版帝国”的路线，“商务印书馆”这个名称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印刷业的属性，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及高凤池等人最初筹集的三千七百五十大洋，正是用来购买了部分印刷机器，在江西路德昌里创办了一家印刷厂。他们一开始做的出版工作，今天看来属于“盗版”，——翻印英国人在印度教当地人学英语的初级读本；继而请谢洪赉牧师加上中文注释，命名为《华英初阶》、《华英进阶》。　　为筹集办印刷所的资金，伍联德开始了自己的筹款之路。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当然是他的家乡广东。他由上海乘“澳洲皇后”轮先到香港，再转道广东。在“皇后”轮上，与其同住三等舱的李廷华，跑到头等舱去参观，回来后告诉伍联德，谭惠然女士要来看他。谭惠然是先施公司总经理欧彬的夫人，时任上海女子银行的董事长。谭在了解了伍联德的遭际后，慨然表示愿意帮助伍，令忽遇“贵人”的伍大为感动。有关谭伍相识的渊源，伍联德本人也未做过详细披露。　　但位于上海的广东籍基督教徒教堂应该是提供“遇合”的所在。在《良友》第47期中邝富灼有一篇《六十年之回顾》的文字，文中说：余寄居沪上伊始，即觉教会关系之不可臾离，唯以不谙本土方言，对于本地礼拜堂之宣道，凿枘不能入，而外国教堂又欠融洽精神，殊觉有设立粤人礼拜堂之要，用是，余集合同志，如欧彬夫妇等数人，组织旅沪广东中华基督教会，会系完全华人自给之独立教堂，设立之始，得西教士，富马利亚医生（医生在广东藉医术传道多年）之助力不少，至足感也。同仁在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购地一方，树立教堂之基业，同时建筑三合土之四层楼洋房一座，以为郇光学校之校址。该会又在江湾购地数亩，辟为坟场，永安、先施二公司，曾多年遣其职员到此堂听道，迨被等自行设礼拜于公司内始止。自有该堂以来，粤人之奉教者，无不称便，盖不复有听道难之苦矣。　　或许，正是广东籍、郇光学校以及广东中华基督教会，构成了伍联德与“贵人”遇合的偶然。谭惠然最终将丈夫欧彬生前开办的一家印刷厂以七千元的低价转让给了伍联德，同时以担保人的身份协助他向银行借了款，而且在印厂开办的初期，还不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马国亮说：“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之后，这位欧彬夫人却溘然长逝。伍联德像失去了慈母一样悲痛。”　　回到广东后，伍联德的亲友们却并不支持他办印厂办画报，相反是他的一名同学给了他很关键的帮助，他的这名同学叫李伟才，其父即广东银行总经理李白重。李白重给上海分行经理张荣溥写了介绍信。后来，李自重、李伟才父子也成了良友公司的董事。1931年，良友图书印刷有限股份公司的股东资料显示，李自重、李伟才父子共占有二十八股，而伍联德本人才有十四股。　　除李伟才之外，伍联德的另外两个同学，在他的创业道路上其作用也同样重要，一个是余汉生，一个是陈炳洪。伍联德、余汉生、陈炳洪三人后来也构成了“良友”的“三巨头”，但三人的内讧与纷争，也引出了“良友”此后的瓦解故事。　　在《良友》画报出刊前，良友印刷所主要依靠印件为生，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营利源来自承印单张四开的小报式画报。伍联德经常守在印刷机旁边，同印刷工人研究印务。在有效的印刷经营下，良友印刷所蒸蒸日上，伍联德的出版梦重新复活，在良友印刷所开办了七个月之后，1926年2月15日，一本连伍联德都承认是冒险的新型画报面世了，它就是《良友》画报。　　今天有关《良友》画报的基本论调多是如此：《良友》画报是我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第一本大型综合性的新闻画报。它每期最高印数曾高达四万份，半数分销海外各地，所以人称：有我国侨胞居住的地方，一定能找到“良友”的读者。在国内同类刊物中，也算它创刊最早，出版历史最长，编辑和印刷质量也较高一筹。　　客观地说，首期良友确实有一个美妙的开始：道林纸8开本铜版印刷，封面是一幅套色照片——一个手持鲜花、笑靥迎人的美女（正是后来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每册定价大洋一角。因为售价低廉、内容多样、形式夺人耳目而遭遇追捧。初版三千册，不到两个月便抢购一空，再版两次，每次又印了两千册，一共销了七千册。　　但就内容和读者定位而言，最初的《良友》思路并不很明确，直到在1928年4月第25期《良友》画报出刊时，伍联德才以创办者的身份，首次阐述了《良友》的使命和希望：“良友”的使命是“以出版业保国育民，以印刷业富国强民”，“良友希望”是“希望我们‘良友’现在所抱着这一普及教育、发扬文化的目标保持到底，不见异而思迁，不因难而思退；更不受任何势力的支配。取材严而均，言论公而直，持着我们的目标，忍耐，向前，努力去实行，以求贯彻……”　　由此可以看出，伍联德在“良友”中寄寓了个人理想和商业价值的双重抱负，而个人理想与商业价值的平衡和“调适”也在日后成了“良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良友”发展的最初，扩大发行规模、形成足够大的影响力显然是伍联德最为看重的所在。这一点在《良友》第100期纪念特刊有充分的渲染：“《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　　而伍联德始终在以此为中心做着努力，通过不遗余力地运作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以实现这一目的。在《良友》画报创刊的最初两年，伍联德有两次非常重要的“出游”，对于他赢得资金支持和有效开拓市场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次是在1926年11月，伍联德为了考察《良友》画报的发行状况和读者需求，历访新加坡、槟城和吉隆坡等英属东南亚的华侨圈，在新加坡，他考察了南洋电影界，并访问了福建华侨陈嘉庚；第二次是在1927年4月，他途经神户、檀香山、旧金山而游走北美。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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