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书评

利益、集团

1848-1852年的法国，各色人等乱哄哄，马克思却能拨开迷雾重重，不为表面的喧哗与骚动所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抓住各集团的利益分合转化、时势的变化来分析何以路易波拿巴这被目为“庸人”者能成功政变。1848年的法国，金融大资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而由于工业革命，力量得以发展的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当权的基佐政府却认为“七月王朝”乃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拒绝对其他阶层做出妥协，适逢此时，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打击了法国农民与工人阶级，他们的诉求却因受选举权的资格所限，难以在政策的制定上得到表达。这几股力量的汇合、撞击，导致了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成立，重新选举制宪的国民议会，改革的时代似乎来临，然而，四年后却以第二帝国的成立结束，法国再次倒退回 “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的旧时代。这当中发生了什么？如何导致这样的局面？马克思以阶级、集团利益为分析角度、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社会发展程度，对1848-1852年的法国社会舞台上进行剖析，他没有被各派力量的空洞口号所迷惑，通过分析二月革命后的各派别：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派（山岳党）、保皇的奥尔良派、正统派（秩序党），得到70%以上选票的总统路易波拿巴，在围绕宪法、总统任职期限、普选权、行政权与议会的权力、对军队的控制权的斗争中，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软弱性、无法克服的缺陷、力量的对比、各派的联合、斗争、斗争的策略、阴谋、对民众的拉拢与背叛、惧怕，在这一切活动中，法国的命运转向。马克思告诉读者民主派如何因害怕无产阶级，而与保皇派联合，将社会主义者赶出议会；共和派又如何被秩序党挤出议；，而秩序党内部又因利益的不同而内斗，给路易波拿巴以可趁之机；波拿巴又如何收买军队下级军官及工人阶级以获取群众支持；小农的生产关系及其保守性如何导致他们支持波拿巴；马克思指出经济形势与生产关系及社会心理对大局的影响，在斗争的过程中，如工场工人因国际贸易需求上升生产复苏生活好转而降低了斗争性、商业资本家因商业的停滞而要求稳定的政治环境、金融资本家与路易波拿巴的利益勾结，小农对强有力能保证秩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的需要，对拿破轮一世昔日英雄事迹的怀念，这种种因素，帮助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得以成功。对事件的分析从利益及阶级分析着力外，马克思对路易波拿马个人的行为分析也笔笔见骨。“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马克思如斯评价路易波拿巴的好运，并通过事实摆明路易波拿巴这四年的与权力共处的过程中，天时于波拿巴有利，对手忙于内斗及策略有误，他以阴谋手段对付敌人外，他时时以利益收买各社会阶级，以分化反对的力量。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路易波拿巴摆出“民之所欲，尽在我心”的姿态，利用在海外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以福利政策安抚工人与农民；以利益串通大资本家。“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至少，他暂时取得成功。回想起书中提到共和派的失败，马克思指出是“没有找到与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岂不悲哉！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波拿巴能使法国重返帝制，或许正如卢梭所言“社会只会接受它已经准备好接受的事物。”也许，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失败不仅是由共和派、工人阶级、秩序党的利益分争、野心家的阴谋而失败，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还不能接受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故而在短短的60年间，第一共和国悲剧性地结束，第二共和国作为笑剧存在并破产。百年世事不胜悲！

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及超越阶级的可能性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马克思也坦诚这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598，以下引用此书只标注页码]，但是1948年到1852年，这短短的三、四年中法国的变化太剧烈也太琐碎，以至于“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恩格斯语，见恩格斯写的第三版序言）[P601]，当然除了马克思。法国自然有其特殊的属性，“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P601]。由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钥匙“更显得弥足珍贵：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P602]。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明确而有效地解释了每个人、每个团体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历史行动背后的（经济的）动机，这是一种异常犀利的解释社会现象，尤其是社会巨变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的辛辣的语言风格和深厚的古典素养更把这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描绘的栩栩如生而又激情澎湃。但是，正如我开头所说的，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在马克思阶级分析的视角下，并不复杂。马克思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变有着极为精准的概括：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马克思认为，自从二月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而其统治是以对其他阶级的压迫为依托的，在其他阶级的利益诉求与其冲突时，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撕去了温情脉脉的立法的、人道的面纱，抛弃了曾经的共和的原则（同时也抛弃了固执于这些理想的共和派）以国家暴力的反革命的方式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两次起义。但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下，债务和税收剥削着人数众多的小农，小农出于对拿破仑时代的怀念推举波拿巴作为其代表，而更重要的是，其他阶级从拿破仑的名字中看到了极不同的意义，出于其自身阶级斗争的考量（特别是从各自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出发），“其他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阶级的选举胜利”[马克思，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P429]，最终，波拿巴这个“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头子，从当选总统到架空议会再到复辟称帝，一步步地获得了最高权力。简单地说，这就像是一场赛马。各位参赛选手在共同推翻路易-菲利普王朝获得出线权之后，就晋级到这场规则异常简单的比赛中：落后就要被统治；而为了领先，为了获得领导权，可以不择手段。曾经的战友情被甩到一边；无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的选手先后试图夺权，却在团结一心的秩序党马队阻击一一败下阵来。但是，荣耀只能落在一人肩上，最后的胜者是在另外两匹有着皇朝血统的队友掩护下杀出重围的，并无情地利用队友打压敌人的伎俩打压了队友，而最终王座的奖杯就颁给了这“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的骑手——波拿巴。我们应该向马克思致以最高的敬意。马克思准确地分析了波拿巴所代表的历史趋向，《雾月十八》基于1852年2月为止的材料预见了1852年12月的第二帝国的复辟，这足以说明恩格斯所称赞的马克思“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卓越的理解”[P601]。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于波拿巴及其帝国的未来的看法并不准确。而我认为，这绝不是阶级分析方法本身的问题，而在于阶级分析方法是否真正地根据具体的现实而具体地应用。马克思先后对于共和派、民主派、秩序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进行了阶级分析，但是对于波拿巴真正代表的流氓无产阶级却只是略为一提（农民选择波拿巴只是因为波拿巴象征了“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的纲领，并非波拿巴从阶级上代表了农民的利益）。流氓无产阶级作为与产业无产阶级相区别的一种无产阶级代表了什么样的未来？出于对于波拿巴的本能的厌恶，出于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执着的信念，马克思做出了波拿巴派只是历史的拙劣的翻版的结论，这暗示着波拿巴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一旦被揭穿（而这也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反复引证试图得到的结论），波拿巴就会“被人民当做一团讨厌的废物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然而，波拿巴所代表的可能性恐怕将和旺多姆圆柱的命运一样难以捉摸：旺多姆广场上承载拿破仑一世立像的铜柱即使在巴黎公社时期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结尾预言的那样被拆毁了，资产阶级重新掌权的1875年又使之重建[注释263，P763]。波拿巴不仅在与秩序党的国民议会的斗争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充分利用了一切形势（马克思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是一切形势利用了波拿巴），实现了复辟称帝，也最终实现了自己及其所代表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其在位时间长达19年，一直到最后普法战争的失败才重新引发了各阶级对于国家政权的争夺，而在这长达19年的过程中，法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发展，正是在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中整个法国才完成了工业革命，正是在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中整个法国才完成了工业革命，也和英国共同发动了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导演了火烧圆明园的惨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拿破仑三世重现了帝国的光辉。尽管波拿巴的统治缺乏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统治没有合理性。综合波拿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表现，大部分的历史学家认为可以从经济上的建树为他在政治上的遗憾平反[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拿破仑三世]。这样就不能不引人深思，流氓无产阶级的本性是什么？他们代表了什么的未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P262，P254] 然而，流氓无产阶级由于其来源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是难以定性的。他们的经济基础便在于他们没有固定的资产和固定职业，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往往集中了庸俗的利己主义和平民精神。由此，流氓无产者们为了生存非常看重眼前的利益，而他们的阶级本性使得他们在渴望财富的同时却反对资本，进而有强烈的夺权心理。基于马克思的论断，目前对流氓无产阶级为数不多的分析中几乎全为批判之词，但是，波拿巴与拿破仑，或者说拿破仑三世与拿破仑一世，代表着不同的两种阶级，如果说拿破仑一世的帝制建基在小农的土地之上，而波拿巴的权威仅仅服从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同伙，因而也就执行了与之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1.流氓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流氓无产阶级没有获得权力的时候易于被煽动，往往以“破坏一切”为最高旗帜。这也是主流观点对其批判的一个论断。由于缺乏生产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出现社会不公正、两级严重之时，流氓无产阶级必然寄希望于对社会文明和经济秩序的破坏。但是，一旦他们像波拿巴那样获得了最高权力，事情就大不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其改变了依靠社会过活的本性（这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而在于维护社会文明和经济秩序已经变得对他们有利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时，他就“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了。[P700]所以，形象地说，流氓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脱离生产的特殊性质，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股东与企业的关系。流氓无产阶级需要社会的供养来维持，而他们也因此有动力去保持社会的稳定状态，甚至积极促进社会的发展。2.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使其统治必然具有反功能。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贪婪和短视进行了大量的揭露，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对流氓无产阶级统治怀有如此强烈的敌视。无可否认，波拿巴们的上台“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的舒服”[P700]。而在他们维护社会秩序、改善经济发展的种种政策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会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这便是我所谓的反功能，而这种贪婪与短视，也在路易波拿巴狂妄地发动对普鲁士的战争后、随着第二帝国的覆灭一起谢幕。然而，这种反功能是否是不可避免的？从波拿巴的统治以及第二帝国19年的历史中，我们能真正学习到什么？3.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超越了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单向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完全从利己角度出发的波拿巴，却从没有停止“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的努力。波拿巴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P700]。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整个第二帝国是建立在完全的普选权之上的，而波拿巴在任的十几年中，大力发展基础建设，支持公共工程，解决失业，保障了老年人及病弱人士的生活。实际上，波拿巴特别重视拉拢工人阶级，工人亦可享受假期、意外和老龄补贴，工人组织也获得合法地位。[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拿破仑三世]我想，对这一充满了“矛盾的使命”、“政府的矛盾的行动”的历史现象的解释，有必要引入国家自主性的概念。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提及了这一观点：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P651]还是先讨论一下我们所熟悉的一个阶级超越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发展的路径吧。但是这是否真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却很难判断。仅就《雾月十八》描写的这三、四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我认为，上述路径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应当明确的是，阶级本身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在《雾月十八》中，每一次阶级之所以能够形成阶级的团结的合力，往往是因为受到其他阶级的鲜明的威胁。一个阶级的形成实际上只是在和其他阶级的对立出现的，并且为又通过这种对立才能强化阶级的认同。而一旦这种外部的对立消失，内部的新的对立就会立刻产生。秩序党获得政权之后的明显的分裂足以证明这一点；而在波拿巴称帝之后，久久不能成真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融合在1853年迅速在奥地利实现，这又足可以从反面再次证明这一结论。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灭绝为代价？我反复强调我赞成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但是不幸的是，我认为阶级将永远伴随着我们。一旦无产阶级专政又如何？内部的分化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吧，甚至极端地说，只要有区分，就一定有阶级。这或许是为什么马克思极少预言无产阶级的未来的原因之一吧。因为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会造成什么的局面，已经在近代的社会主义实验中有所体现：不管是召唤出曾经有(或者即使有也被夸大)的资产阶级的魅影还是无产阶级官僚体系内部的阶层化，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意识地塑造阶级的认同——内在的合力必须有外在的压力才能形成（马克思反复论及的“形势”）。所以重要的或许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超越阶级。而超越阶级的重要工具便在于实现国家的自主性。在我看来，国家的自主性意味着一个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超越的行政权力。而波拿巴率领的流氓无产阶级从1852年开始已经完全与国家的官僚体系进行了合并。波拿巴创造了“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这个独特的（官僚）阶级与整个体系利益一致，也就给与了他们最大的保存现有制度的努力，即国家作为超越社会的独立存在，但其利益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捆绑在一起，社会中各种势力的博弈以国家为最终裁决，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收益。事实上，粗略地看，历史上所有稳定存在的政府都是具有超阶级眼光的。哪怕是原始的奴隶体系，也为了保证奴隶“不被用坏”，设计了一定保护奴隶的福利。那么，波拿巴所代表这种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有什么不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应当回到阶级分析的立场上去：流氓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而其他的阶级依靠对立的阶级过活。所以，我认为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代表了超越阶级可能性的原因即在于此。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如何规避其中的反功能，即如何保证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之上的存在而不侵害社会良性发展的空间？这将需要市民社会制衡国家权力的讨论，在此先按下不表。战鼓声20081125

城头变换大王旗

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在韦伯《论俄国革命》的编者导言所引诱，作者指出韦伯分析俄国革命不同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分析，因为韦伯试图揭示什么对“总形势”是重要的，以及总形势的趋势和动力；故而很好奇，马克思怎么解释法国的1848-1851年革命，所以找到马恩全集第8卷，耐心读了几遍，现在谈一下自己的感想。当然韦伯和马克思都很注意用阶级分析法来看待问题，马克思在书中详细分析了1848-1851年法国革命浪潮中共和派、民主派、保皇派当然还有波拿巴派等诸多派别在革命大时代的表现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阶级之间以及内部的斗争是贯彻其中的。，多数斗争中，作为既得权力的恋栈者（韦伯语），多数派别是隐藏在幕后参加斗争，当然，随着斗争的深入，幕后者也逐步走向台前。第一时期，1848年2月24日-5月4日2月革命的爆发不期而至，成立的临时政府囊括了各个派别：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共和派的资产阶级、各种保皇派（后来的秩序党）。彼时，工人掌握政权，因此，此时真正落实了不加限制的普选权，成立了第二共和国。第二时期，共和国成立和立宪国民议会时期（1）1848年5月4日-6月25日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意外得到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旧有的社会力量集合，而拜无产阶级民主派所实行的普选权而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居然支持旧有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共和派、民主派、保皇派）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镇压了工人阶级的六月起义，从议会中排斥了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阶级，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2）1848年6月25日-12月10日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实际上确立了议会制共和国，国民会议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并事实上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作为行政权力代表的总统则被大大忽略了，此也种下了隐患，总统不会总受制于议会，总统作为民众的直接代表，或如韦伯所言，他可以直接凭借民意对抗议会，当然马克思的分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2月10日波拿巴出于意料的挫败共和派领袖卡芬雅克将军，获选仅能任期4年的总统。关于他获选的原因，马克思的分析暗合了韦伯对1906年俄国杜马选举中立宪民主党的分析。（3）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一经取得权力，资产阶级内斗开始了。共和派、保皇派（秩序党）在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开始了权力的争斗。此时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制宪会议的问题，国民议会在垄断了最高权力之后，以秩序党为首（波拿巴派隐藏其后），借助民众请愿、彰显军权，开始对自己的太上皇“制宪会议”发起进攻，制宪会议遂于1849年5月28日宣告结束。历史吊诡的是，所有秩序党对付制宪会议的手段都被1851年的波拿巴用来对付国民议会。第三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1）1849年5月28日-6月13日代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向波拿巴发难，此时，波拿巴借助内阁和秩序党建立联盟，秩序党借助法军炮轰罗马事件击破了山岳党势力，从客观上保障了波拿巴的权势（2）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此时，秩序党建立了议会专政，当然，与波拿巴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但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使山岳党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此刻，波拿巴退让，秩序党再次确立对权力的垄断，为防止类似事件重演，1850年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要求选举人必须在选区内居住3年，排斥了1848年的普选权。（3）1850年5月31日-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以“维稳”为号召，分裂了秩序党中原本就存在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时，在安宁秩序的憧憬下，金融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小农阶层最后默认了帝制的复辟。就马克思的分析和韦伯的分析而言，马克思的分析在注重阶级分析之时，理论还是建筑在物质决定论，如他所说，“社会民主派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p152）；而在韦伯分析1905年俄国革命各阶级之时，实际上是注重从经济、宗教、法律3个层面多向度的分析，这也难怪韦伯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排斥。但值得关注的是，两者都关注了农民这个阶层。在马克思眼中，法国的农民是典型的个体的小农，具有财产和个人意识；当然也具有传说中的拿破仑的情节，这都源于《拿破仑民法典》的恩赐；而俄国的农民是村社的农民，具有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情结。当然，二者也有类似之处，都有呼唤凯撒的习惯！

万花筒中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这是一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论述史事的经典著作。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寿命不长，从1848年2月开始，至1951年12月告终。在短短4年中，政变与镇压、组阁与倒阁、休会与开会，事件接连而生，使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如我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把光怪陆离事件背后的经济因素找出，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着阶级间的争斗。于是，这段戏剧的要角出现了：大地产资产阶级（正统派）、金融资产阶级（奥尔良派）、小资产阶级（山岳党）、流氓无产阶级和小农（波拿巴和十二月十日会）、工业无产阶级，以及作为松散派系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一时期的种种政治事件，被解读为不同阶级之间的互动与消长，作者再由此进行进步或退步的价值评判。于是人们如看万花筒一样，观察到一个经过修整过的规整而富有美感的图样。这是不是真实，我不知道。但至少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令人佩服的艺术。书中对这一时期的事件记叙与相应的阶级分析，概述如下：一、二月时期（1848年2月24日——5月4日）历史事件：二月革命阶级分析：奥尔良王朝结束，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地位。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1848年5月4日——1849年5月28日）（1）1848年5月4日——6月25日历史事件：国民议会开幕（5月4日）；巴黎无产阶级试图解散国民议会，但遭受失败（5月15日）；六月起义，无产阶级失败（6月22日）。阶级分析：其它阶级对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失败。（2）1848年6月25日——12月10日历史事件：制定共和国宪法（11月）；波拿巴当选为总统，秩序党人巴罗组阁，共和派专政结束（12月10日）。阶级分析：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专政。资产阶级共和派主张共和制，反对君主立宪制；它并不是一个紧密的资产阶级集团，而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组成的派系。（3）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28日历史事件：秩序党通过军队，逼迫制宪议会解散（1月29日）；社会民主派和社会主义的领袖取得和解（2月）；立法议会取代制宪议会开会（5月28日）。阶级分析：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瓦解。共和派（立宪议会）vs.秩序党。立宪议会灭亡。共和派失败。秩序党包括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派”、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奥尔良派”。两派在镇压六月起义中联合为“秩序党”。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资产阶级，所以正统派代表这一阶级的利益。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对策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资产阶级，所以奥尔良派代表这一阶级的利益。秩序党是大资产阶级的党。三、立法国民议会时期（1849年5月28日——1851年12月2日）（1）1849年5月28日——6月13日历史事件：山岳党议员对波拿巴及其部长提出弹劾案（6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弹劾案，山岳党退出议会（6月12日）；山岳党人与政府决裂，国民自卫军中支持小资产阶级的部分被驱散（6月13日）。阶级分析：秩序党掌握着行政权、立法权和军事权。共和派只剩下五十人组成的集团。社会民主派（山岳党，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合，但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大的反对党。小资产阶级vs.波拿巴。小资产阶级失败。（2）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历史事件：国民议会休会（8月中旬——10月中旬）；秩序党的巴罗内阁被解散，奥普尔内阁组成，秩序党失去了对行政权力的支配（11月1日）；补缺选举，山岳党人占优势，波拿巴重新对秩序党表示妥协（3月10日）；新选举法通过，普选权被废除，无产阶级回复到二月革命以前缺乏权利的地位（5月31日）。阶级分析：秩序党专政。（3）1850年5月31日——1851年12月2日历史事件：国民议会休会（8月11日——11月11日）；在两次阅兵时，波拿巴试图拉拢军队（10月3日、10月10日）；波拿巴任命新内阁（1851年1月12日）；议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1月18日）；波拿巴批准内阁全体辞职，任命过渡内阁，其中没有议会议员参与（1月20日）；波拿巴恢复1月18日内阁（4月11日）；波拿巴派提出修宪案（5月）；修宪案被否决（7月19日）；国民议会休会（8月10日——11月4日）；波拿巴宣布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0日）；内阁全体辞职（10月16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回复普选权的法令，并飞出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11月13日）；法兰西帝国成立（12月2日）。阶级分析：议会vs.波拿巴。秩序党解体。议会被资产阶级和其它各阶级抛弃：金融贵族认为秩序党对行政权力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的表现；工业资产阶级也认为秩序党在背叛秩序；商业资产阶级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帝制复辟。波拿巴也有其所代表的阶级。马克思既表示波拿巴是流氓无产者，代表了流氓无产阶级的利益，又说他代表了小农阶级中的落后成分。这样看来，流氓无产阶级与小农阶级饿落后成分似乎是等同的。在马克思的万花筒中，可以看到第二共和国时期掌权阶级的演变：从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到资产阶级共和派，再到大资产阶级（秩序党），最后政权落入流氓无产阶级或小农之手。因此，革命在沿下降的路线前进。我想到民初时的一副对子。上联云：“由山而城，由城而陂，由陂而河，由河而海，每况愈下。”对联的作者想表达的是：从孙中山到袁项城，到黎黄陂，到冯河间，到徐东海，民初的政治家一蟹不如一蟹。下联至今无人能对。对联作者的用意与《雾月十八》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马克思把事件的演变归纳为掌权阶级的变更，而对联的作者解读为当权人物才能的嬗递。前者可以归入新史学的一支，后者则属于月旦评之列。我无意深究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史，也无意在马克思的视角与其它学派的视角之间来回切换。也许这部著作的分析是合理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史学方面确有它的价值。然而万花筒只能反映修整过的现实。它可以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不能单纯依靠它来改变世界。

马克思对法国1848—1851年革命的“摸骨”与“相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后

题记：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非是给自己理了理读这本书的思路。马克思对法国1848—1851年革命的“摸骨”与“相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后作为老友，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恩格斯为本书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该段引文皆出此）。而这，是因为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建立的纯粹资产阶级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边观察边评论分析，马克思写了很多关于法国历史、法国革命的作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便是其中之一。该书系作者在波拿巴第二雾月政变（1851年12月）后所写相关七篇文章的集合，评析了1848年2月二月事变至1852年2月期间所发生的事。从中，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及其对波拿巴政变与革命的认识。现略述如下。马克思对于历史、过往特别看重。文章刚开始，他就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从此处开始，引文均出自本书正文）在这本书里，马克思便充分给1848—1851年法国革命“相面”，回顾了这段时期各党派的争斗。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的法国革命，马克思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在这三个阶段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秩序党、保皇党（波拿巴派，十二月十日会）先后占据历史舞台。而无产阶级在刚开始不久便“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并且“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这期间，除各党派之间的争斗外，党派自身也有前后冲突、党派迷失、内部分裂等问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本书中，马克思对此均作了详细分析，即在回顾这段历史的同时，从物质基础、阶级性的角度，对各种势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将这段革命作了“摸骨”。对此种观念、方法，马克思在分析组成秩序党的正统派（忠于波旁王朝的大土地资产阶级）和奥尔良派（忠于七月王朝的金融资产阶级）二者之间的不同时表述非常明确。他说，“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各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有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合而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由此来看，在之前所说尊重过往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问题，重在事物的物质条件，并且要特别分析其阶级表现与阶级实质之间的差别。表现在本书，即在前几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于该阶段资产阶级各派别的表现与自身实质及由于自身代表立法权而与代表行政权的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而这二者之间，前者——各派别自身矛盾，与各党派之间的争斗是本书的分析重点。就这时期的党派的斗争而言，马克思以新旧革命相区别，认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不断取得胜利，“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它不得不背水一战，勇夺胜利。对于1848—1851年的法国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渐趋完备（马克思认为在秩序党统治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完备），马克思认为其是这种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他现在的分析，正是革命中自我批判的一分子。依生产力、阶级性判断各派的先进性，马克思比较了新旧革命期间各党派争斗的关系。1848—1851年期间，各派的前后承继，与旧革命不同。旧革命时，每一个党派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当该党派推进革命以至于自身跟不上革命脚步，不能领导革命时，它后面的先进党派便使其完结，从而获得革命的指挥权。而1848年革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秩序党先后登场。前者依附、支持后者，待后者获得了统治权后，又将前者甩掉，转而以后自己的后者。即落后者在先进党派依附、支持下稳定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又将其抛弃，依附于更落后党派。就这样，各党派前后相继，革命一直在倒退。最后，秩序党统治时，又需要特别依靠军队（刺刀）。而实际上，军队是整个革命阶段的刺刀，在保护的同时，又起到了破坏的作用。这在共和派与秩序党时期表现最为明显。马克思曾说，“‘正直的共和派’的先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做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没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资产阶级各党派最初联合起来，袭用旧社会“财产、家庭、宗教、秩序”的格言作为军队的口令，以激励军队征讨无产阶级。这种维护秩序、安宁的要求，使得各党派不能放开手脚保护、扩大自身利益。故而面临各种问题时，各党派不敢过分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措施，反而与通过行政权来对抗自身立法权的波拿巴不断合作、妥协。最后，秩序党统治时，虽然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完备，但其现实考虑（维护议会制共和国以维护自身统治）与其过往历史背景（忠于君）的矛盾一直存在，故而畏缩不前，不能继续向前革命。同时，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渐趋完备，秩序党所代表的立法权与保皇党波拿巴派所代表的行政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秩序党在维护秩序的考虑下，不断退让，为波拿巴派和民主派利用，渐渐失去议会多数，对于代表立法权的议会渐失控制。于是，秩序党想借军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立法权力，但最终却被波拿巴派联合军队逼迫下台。总的来看这阶段的革命，马克思认为“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法国人从事革命摆脱不了对拿破仑的追念，故而波拿巴得以担任总统；他们又害怕革命的危险（特别是这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故而一退再退，并最终导致了波拿巴的雾月政变。除此以外，马克思还从法国第一次革命，尤其是拿破仑统治下实施的各项措施展开，依旧从当时所承继的过去开始，批判分析当时的社会，解释波拿巴政变的内涵与意义。旧革命时，封建制度崩溃，君主专制作为革命对象，逐渐为军事官僚政府统治所代替。由于“革命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公民的统一”，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中央集权得以发展，并且政府权力也得到扩大了。拿破仑最终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同时，革命解放被奴役的农民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后，小块土地所有制得到确立。而小农阶级分散无力，“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表现在旧革命时期，小土地所有制，是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补充了城市中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是令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而此时，封建制度已然瓦解，资产阶级社会下的小农受到资本的奴役，与资产阶级相对立，而非协调。资产阶级各党派虽相互争夺，但其对小农则一味打击——既惧怕革命小农的觉悟，又害怕保守小农的对抗。这种打击，更加强了保守小农（革命小农终究是少数）对帝制的依赖。又因历史传统的缘故，他们迷信拿破仑会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给自己。这些都被波拿巴利用之。波拿巴所极力宣扬的“拿破仑观念”更是显证。其中，小土地所有制便是波拿巴必须维护的第一个“拿破仑观念”。除此以外，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还有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以及军队占压倒的优势等三个。这种不受限制的政府是维护小土地这种“物质的”制度、镇压革命小农的，宗教的安慰和军队的保护也是保守小农所需要的。故而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波拿巴第二雾月政变以后，基佐（属资产阶级）评论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而马克思则认为，“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不讲空话的权力对讲空话的权力的胜利”。这可以算作彻底的革命的一部分。而这个阶段仍是革命“通过涤罪所的历程”。革命，19世纪新的革命，“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前一半准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即马克思所说，该阶段的共和国，民主的议会制共和国，仍然不过是社会共和国的幽灵，尚未达到真身的程度。1848—1851年革命，是19世纪革命在自我倒退、自我批判，以便像波拿巴一样的，承继着过去落后的幽灵，“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如此，又经过自我反思而得以清醒，革命，在新的阶段，可以更加彻底地破除旧的事物。并在这些旧事物的基础上，破旧出新，展露新的面貌。怀着这样的展望，马克思说，“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早先，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改造一旦完成，注重实际、理智的洛克便排挤了以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称道的《圣经》十二小先知之一的哈巴谷）。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新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早先借助古罗马复活带来的英雄气概，以理想和艺术的形式蒙蔽自我，消解革命中的自我牺牲、恐怖战争的方式，需要由以积极向前看的、务实的观念来指导的勇于革命的方式所取代。波拿巴虽然置身于这样的地位，看起来像是扮演了类似旧革命中的英雄角色，但他只不过是处于自我矛盾处境的小丑。此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农民，“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会推翻小丑波拿巴的统治，并更重要的是，摧毁其所代表的小土地所有制，以建立新的物质基础，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到维克多•雨果《小拿破仑》和蒲鲁东《政变》。他认为这两部著作，在与自己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作品中，是值得注意的两部。其中，维克多•雨果尖刻、机智地痛骂波拿巴，认为这个事变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蒲鲁东则“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本段引文均出自马克思为本书1869年第二版写的序言）。马克思以为，雨果在说波拿巴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了巨人，而蒲鲁东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对自己的著作，马克思说，“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通过这些，可以反映出马克思的充分自觉。而这种自觉与他将具体的事物抽离本身，以更大的视角来观察事物有关。这种广阔视角，给马克思带来的，是对历史的洞察，更是对未来的憧憬。精神是蓬勃向上的。这在马克思对革命的认识中非常明晰。他说，“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这段话中否定表示的是旧革命，正面表示的便是新革命。马克思本书即在批判分析旧革命幽灵的同时，积极寻找新革命道路上的英雄气概。只不过，它不再半遮面，寄托于过去，而是勇敢地行动，向往着未来。读完本书，笔者对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有些想法。马克思对于基于物质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分析，视角确实宏大，给人很多的启示。马克思认为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会迎来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间的斗争必将是未来的主要斗争、主要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以为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当是其前提条件。（当然，这点列宁同志给出了别的解答）可是，着眼于对立的两个阶级、两种不同革命，反而会让其他的方面依附、附属于它，从而使对于其他方面的认识是基于它而产生，有可能会忽视这些其他方面本身或另外的内容。当然，问题要抓主要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注意的一点。不过，在目不转睛地看一样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他，由此带来的后果，或许会像马克思评论的雨果一样，仅仅是突出了这一方面，反而自己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摸骨”虽有“相面”的配合，自身骨子里的东西也在起作用。这时候，自觉是很重要的。再者，每个时代都会有些变化，身处其中，可能与之前时代或之后时代的人看法不同。即便物质基础的作用非常强大，但在世界运转中，不只是物质基础在起作用。或者某一段时期，这种作用并不像想象地那么明显，反而是其他方面的东西起了主要作用。另外，马克思本人对于革命新旧的认识，基于过往历史，基于自身观念，仍可看出过往精神观念对他的影响。比如，他对革命前进的认识，我想，孔多塞的历史进步观念，马克思是躲不过的。这并不是说是一个人的问题，整个时代的观念可能便是如此。毕竟马克思也是身在那个时代的人。而本书对于修辞、隐喻、暗示等的使用很多，或亦可见其时代特色。希望自己以后能多些书，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及其那个时代。

谁是流氓无产阶级？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对1848年至1852年间的史事进行叙述时，主要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在文末才又隆重推出“小农”来作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而前两者之所以占据如此的篇幅，则是因为双方又各自分裂为几大部分，在朝在野分分合合，相互激斗。马克思正是对其中的政治策略和其背后的阶级斗争进行分析，完成了这篇雄文。在此，我希望就“流氓无产阶级与劳动无产阶级的区别与联系”做一点探讨。流氓无产者在本文中的地位是重要的，因为它是路易·波拿巴借以攫取权位的力量之一。但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进行专门分析的段落又极简短，仅第五节开首的一段话。此处，他把流氓无产者概括为“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然而这种描述太过夸张戏谑以至近于一种修辞，使人不得不怀疑其真实性。根据后文，十二月十日会在表面上是一个慈善组织，说明其至少具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对自己进行包装。更何况其领导人居然是一位将军，可知十二月十日会，乃至流氓无产阶级作为波拿巴所凭靠的力量，都绝不只是“浪荡游民”的总和这样简单。马克思一上来就在文章首节揭露资产阶级不耽于展示自己的革命目标，而是“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但在他对“流氓无产者”的描述中，我也仿佛看到了那些“罗马古董”的影子：当他描述波拿巴在法国巡游而十二月十日会“装作迎驾的群众”，又“充当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示威游行”的情形，我眼前浮现出的却是罗马共和国末期分属庞培和凯撒两派的“平民领袖”——米洛和克洛狄乌斯的形象。既然今天的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只能依靠想象来还原“流氓无产者”的形态，那么，马克思是否也在写作之时，将其个人对“乌合之众”的浪漫印象掺杂进了文本之中呢？在文章序言中，马克思曾特别批评过在德国流行一时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可以想见，法兰西现实中的“凯撒主义”正是将那位波拿巴派的将军比作克洛狄乌斯，而将波拿巴本人比作凯撒，认为他可以作为“平民派”的领袖实现一种“反贵族”（此处是反资本主义）的个人专制，同时完成凯撒一般的丰功伟绩。于是可知，这种将古今相比附的浪漫想象不仅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且正是他所意欲破除的“肤浅的历史对比”。-----------------那么，在马克思的笔下，流氓无产阶级又该如何定位？根据文本，流氓无产阶级与劳动无产阶级的根本差异在于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同：前者敲诈其他阶级，而后者自食其力。但这种“敲骨吸髓”的具体涵义又值得讨论：谁是对其他阶级敲骨吸髓的人？首先，十二月十日会作为一股党派战斗力量，采用街头暴力等手段牟取政治利益，这无疑是一种敲诈。但“十二月十日会”与“流氓无产阶级”不能等同，因为不同的阶级以其经济基础的不同来区分，而十二月十日会只是一个政治组织。在经济层面上对其他阶级进行“敲骨吸髓”的则另有两类人：其一是前述地痞流氓之类的“浪荡游民”，其二则是包括“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的“国家机器”。不过虽然二者“缺乏经济基础”的性质相同，若将他们划归同一阵营，却会产生诸多疑问。首先，如果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都源于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职业的不同、从业/待业状态的不同似乎并不能使这两个群体泾渭分明。另一方面，“国家机器”的领导者——道貌岸然的内阁官员与掌控国家强力的将军，与流氓无产者的形象又大相径庭。时人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在12月2日波拿巴政变成功后，奥尔良派政客基佐评论到：“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又如《托克维尔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各种经济和政治学说开始在群众中生根，想方设法叫群众相信……只有改变现存的社会才能消除贫穷。”可见，当时“社会主义”的涵义如此宽泛，以至成为了马克思所说的“早已准备妥帖的判词”，被资产阶级用以批判其所反对的一切，甚至是其自身的统治。如此看来，相较于流氓无产阶级与劳动无产阶级从业状态的不同，二者更大的差异似乎在乎他们所持的政治立场有别，即拥护波拿巴派的“伪社会主义”，还是如马克思一般信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显然已从当时混乱的政治局势之中，将劳动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两个阵营判然二分了。而我却又试图回溯到原初的一片混沌，思考这种一分为二，究竟是根据政治立场和行动的差异对本属同一集团的人们的一种强加，还是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进行分析的洞见。----------------此时，我又想起本文序言中的一段话：“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接下来，马克思引用了西斯蒙第的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这大抵可作为马克思通篇对流氓无产阶级进行论述的提纲挈领之言——既说明了为何现代法兰西绝不存在克洛狄乌斯，波拿巴亦绝不是凯撒，又说明了流氓无产阶级与劳动无产阶级经济基础的差异为何如此重要。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讲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以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因而必须把工人清除出去。但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却总要部分地开放队伍，加入武装的无产者。于是临时政府只好另外组织了由流氓无产阶级青年组成的武装力量“别动队”。这种“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的策略也在其他领域被执行着。无产阶级作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其力量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国家不堪忍受的危险，于是，资产阶级不得不收买无业的流氓无产阶级与劳动无产阶级相制衡。这样一来，具有如上性质的流氓无产阶级，与“国家机器”也就不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了——它们都作为资产阶级的傀儡而存在，前者与试图破坏“秩序”的劳动无产阶级相抗，后者则维持着现行的“秩序”。于是，当资产阶级对其代言者失去控制力，国家机器与流氓无产阶级也就同时成为了路易·波拿巴所掌控的力量。而后者也成为了同时控制行政权、军队、部分资本家和“群众”的强人——凯撒一般的人物。然而马克思反对凯撒主义，也就否定了波拿巴成功的可能性。其一者当然是因其政权基础——小农的生产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其二，则是因为波拿巴时代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早已不是古罗马默不作声的奴隶，而是已被产业革命后新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新阶级——劳动无产阶级。劳动无产阶级正在积聚自己的力量，试图冲破资产阶级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资产阶级惧怕无产阶级的力量，于是试图收买一部分无产阶级——但他们所创造出的“流氓无产阶级”恰恰因为脱离劳动而失去自己的力量，成了与“国家机器”同质的社会寄生者。于是，马克思选择支持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因其发展可带动劳动无产阶级的发展。而二者结盟发动革命打碎国家机器，是革命的唯一途径，也是本文的最终结论。

以选举权的切入了解1848-1851年法国革命

1848年2月革命所建立的临时政府赋予了法国公民普遍的选举权，由此选举产生了国民会议，其中作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山岳党在议会具有一定势力；1850年5月31日，秩序党（保皇派）通过议案，对选举权附加以3年居住权（实际上排除了工人阶级的选举权）以对抗该年3年10日国民会议补选再次卷土重来的山岳党，以期垄断议会的控制；而知1851年10月总统波拿巴又宣布恢复1848年普选权，借助民意以对抗议会，如此反复，分别挟民意自重。但民意何谓？马克思在文中一再提及国民会议所建立并摧毁的一切最终埋葬了自己，所谓的民意，在文中，就是不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当然，马克思文中还提到了一个颇有玩味的问题：1851年法国宪法修改，根据宪法规定，修订案要至少500以上议会出席并3/4以上通过方可。在修订案时，400余人赞同，300余人反对（议员约700名），借此否决了修订案，马克思再次提出一个问题：议会的多数用户总统，而宪法却保护了少数，此时，如何理解少数和多数的关系？总统是否可以借助多数的表决来否认少数？或者直接诉诸民意？

A Review on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is an incredible masterpiece using the class struggles to analyze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Comparing to the later mechanical work claiming to inherit Marxism, the work highlights a multi-level analysis and a skillful balance between events and structures. Marx’s description of history in this book involves at least four levels, with increasing abstract levels: (1) the individual conflicts between political actors like Cavaignac, Lamorciere and Louis Bonaparte; (2) the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arliament; (3) the structuralized class conflicts based on economic interests; (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cro-leve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accidental or strategic events. Marx divides this piece of history into three main phases, each of which has a highlighted theme. The first period (February 24 to May 4, 1848) is the prologue phase. The conservative regime of Louis Phillipe was subverted by an accidental event,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which was mainly a Parisian mobilization to express their resentment towards the conservative diplomatic policies and restricts on suffrages. The unintended result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created an opportunity to reshuffle the political powers, in which every faction found a chance to dominate the situation. There were four major factions, the dynastic parties (the Party of Order), the republicans, the petty bourgeoisie and the workers or peasants. They built a provisional government together. The dynastic parties consisted of the house of Bourbon and the house of Orleans. Members of the former were farmers with large properties of land, and the later were financial or industrial bourgeoisie. The republicans were the former opposition in the Louis Phillipe Regime and became pioneers after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cholars have long believed that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 should be the single significant factor determining people’s actions in Marxism. But actually Marx noticed that people, despite their economic interests, sometimes united for political beliefs. He also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actions based on political ideas and those based on economical fundamental. The government taxed the land for the expense on employing 100,000 workers, which led to the union of land owners into the Party of Order.The second period (May 4, 1848 to May 1849) witnessed the collapse of the Republicans. With the National Workshop shut down in May 1848, the proletariat felt iso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al national assembly by the bourgeoisie. They revolted to create larger space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urvival, which was known as “the June Days.” But the proletariat found no ally and thus met a defeat facing the combination of all social levels of the bourgeoisie. Both of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Order of Party found some opportunities in this unexpected incident. Cavaignac and the republicans seized the chance to control the military and thus the government. They push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ulnerable” constitution highlighted the restriction of national assembly over president. The rising of the Republicans was the second important accidental event.In the election of December, 1848, the third important accidental event happened, that Bonaparte wa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The election of Bonaparte was due to 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 of the June Insurrection that proletariat (who had won their suffrage after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hated Cavaignac’s bloody suppression on the insurrection and thus supported Bonaparte. Bonaparte, because of his special family background, was also a symbol favored by the great Bourgeoisie and the army. The election of Bonaparte 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second period that the domination of the republicans declined.Bonaparte combined with the Party of Order to frame the Barrot ministry. The Party of Order diverged with the republicans in the organic laws. They bypassed the National Assemble controlled by the Republicans to call for petitions requesting the Assemble to dismiss. The power of unorganized mass was manipulated as the political weapon in this case. Having won the support of the military, both the National Guards and the regulars, it turned out not difficult for the ally of Bonaparte and the party of Order to violently dismissed the Republicans' Assembly in January 1849. During the third period (May 1849 to December 1851),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the Party of Order and finally the Assembly subsequently failed in conflicts with Bonaparte. Bonaparte did that with strategic exploitations of the factionalism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Republicans from the Assembly,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became the primary opposition. The petit bourgeois attempted to combined the proletarians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They used the issue of the Bombardment of Rome as an opportunity to challenge the ally of Bonaparte and the party of Order. They mobilized a part of National Guards to participate street parades aiming Bonaparte on June 13, 1849. But their military power was too weak to win, as often happened to the petty bourgeoisies. The mobilized power was unarmed by the regular army controlled by Changarnier, a general of the party of Order.With the withdraw of other power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Bonaparte and the Party of Order became explicit. Marx convincingly explained why the ally would definitely breakdown. The Government controlled magnificent social resources in a centralized country like France, and the Assembly had to suppress the Government to play a effective role. The conflicts between Bonaparte and the Party of Order originated not from the class interests but th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 Marx commented, “the bourgeoisie of France was forced by its own class attitude, on the one hand, to destroy the conditions for all parliamentary power, its own included, and, on the other, to render irresistible the Executive power that stood hostile to it (Part IV).” Bonaparte directly dismissed the Barrot Ministry in November, 1849 and striped away the power of the ministry. The process was interrupted by another unexpected incident that Social Democratic members and radicals won large votes in the supplementary elections in March, 1850. We find how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influenced a specific event here. Bonaparte had no choice but reunite with the Party of Order. As Marx notes, the Party of Order made a strategic mistake not further depriving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t. This also proved that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Bonaparte and the Party of Order was not inherent or essential, but expedient. The Assembly controlled by the Party of Order tried to pass the new election law to weaken the election advantag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The Social Democratic, however, failed to block that because the employment rate was pretty high in 1850 and workers were relatively less interested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ch was another unexpected event. In this way, the Assembly weakened the election right in people and strengthened its control on the presidency.After they restricted the Social Democratic, a new round of conflicts began between Bonaparte and the Party of Order. With the economic situation deteriorated from the early 1851, the Party of Order began to split inside.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ourgeois complaint on the endless conflicts and suspended their supports on the Assembly. Meanwhile, Bonaparte won supports from "December 10th Society." The commercial bourgeois decided to support Bonapart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Additional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ssembly spread into the military. When Bonaparte dismissed Changarnier, the house of Orleans and the house of Bourbon could not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their further actions and therefore lost their control on military. A part of Assembly members quit from the Party of Order, making the party lost the parliamentary majority in January 1851. With his power promoting, Bonaparte attempted to revise the constitution to extend his presidency.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any revision required a third-fourths majority. Although the Republican, which had more than one fourth seats in the Assembly, rejected the modification, the Party of Order was indecisive because rejecting the president would lead to a collapse of the institution. The disagreement inside the Party of Order finally led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arty. The Assembly passed the revision with a majority less than third-fourths. Therefore, it was contradicted with the constitution, with its decision of a majority not approved by the constitution, which led to the vacation of the Assembly since August 25, 1851. Bonaparte took the chance to demand universal male suffrage and won the supports from the proletariats. Meanwhile, Bonaparte achieved the support from the industrial bourgeois “outside the parliament” and finally launched the coup on December 4th.With the summary, we fin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s Class Struggle Analysis frequently misunderstood by many scholars. (1) Although economic interest is a major variable in analysis, it is not the single determining factor on social actions.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y also play independent roles in the explanation. (2) Marx’s approach has multiple levels containing individual actions, collective interests and macro-level backgrounds.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is anything but determinism. Each level has its own logic, but is also conditioned (instead of determined) by the higher level of structure. (3) Economic fundamental justifies the actions of different actors, but does not determine the trend of event seq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al factors (like class conflicts and economicfundament) and the unexpected events are always concerned as “Inevitability and Contingency.” But inEighteenBrumaire,the structure keeps interacting with the accidental events. It is somewhat like Giddens' view,that the accidents that happen as a result of structural factors reproduce the new structure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转：有图更易见真相-插图全译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书评

很早就拜读过马克思的这部“天才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偶然在书店看到这个图释版本，当时的心情不啻“旧友重逢”，而且眼见这位“挚友”“容光焕发”，自然立即捧回猛读一番。我首先好奇地搜查到了主演帝国复辟“笑剧”的主角路易•波拿巴的图像，也即拿破仑三世，才发现，即便是当时欧洲最炙手可热的宫廷画家温德尔哈尔特倾力而为，路易•波拿巴的眼神还是混沌的，看来雨果所说属实，“像查理九世一样眼珠无光”。说到他的波拿巴家族的“帝三代”的身份，可以说他是幸运的，这种幸运不仅仅在于波拿巴家族的沉重使命感压垮了拿破仑一世的儿子，让他得以继承拿破仑的衣钵，也在于他天生就是一个野心家，因而他可以像个“小丑”似地屡败屡战，1840年，当他在布洛涅发动兵变未果，被关进坚固的哈姆要塞时（可以从插图中看出此要塞的坚固），他仍然蠢蠢欲动，在写完了企图唤醒法国人心中拿破仑一世的幽灵、并力图使自己冒充贫苦人们的代言人的《论消灭贫困》一书后，他将此书稿寄给了一个朋友，并附上一张短笺：“……你认为此书能否为我带来好处？”——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1846年，他仅仅借助一块抗在肩上的木板（书中插图所示）便在大白天守卫眼前逃出了哈姆要塞，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当然关于他的更令人大跌眼镜的事件还很多。书中的插图及图说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一张图片是二月革命爆发时拉马丁在市政厅前的讲话，可观察到法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真的是风起云涌，继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仅仅过了18年，困苦的普通民众和被压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在一起举行了二月革命，所以这是一次用浪漫诗人拉马丁的华丽辞藻来形容都不为过的“超阶级”革命，整个欧洲都被感染得杀声震天。从此书中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成员“大合照”就可以窥得，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共和派、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是历史事实。然而之后的法国革命，就如马克思所表达的：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前进。如果说1848年的普选中路易•波拿巴的侥幸当选是因为法国选民没有选择的选择，那么，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就是路易•波拿巴养精蓄锐后的突然一击，帝制就这样通过马刀和毛瑟枪骑在了共和国的头上。那么在这三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有当时意欲探寻此事的人都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共和派人士大文豪雨果愤怒地写了篇“讨贼檄文”——《小拿破仑》，这篇文章也是妙语迭出，很多关于路易•波拿巴的险恶也是证据确凿，可谓是对路易•波拿巴“究极鄙视”的小册子，因而私下翻印的数竟以十万计；另外，蒲鲁东写就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却不小心为路易•波拿巴做了“历史的辩护”。而马克思则说：（此书的内容）是法国的阶级斗争（如何）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所以，这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才显得精辟、经典。阶级分析理论的运用和其唯物史观的广角切入，一切乱象都有了其清晰合理的脉络，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山岳党）、保皇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波拿巴派，其间的斗争、背叛、联合、妥协、屈服一幕幕接踵而来，建议看这部书时也仔细看看插图和图说，会有更多收获！附录一是马克思较早之前的也是分析法国社会的文章《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不妨前后对照来看。附录二是这之前法国革命的一个概述，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倒是省却了查看史料的步骤。当然本书的主角儿的历史功绩，如今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其在位19年法国基础设施建设搞得不错，国富民强，然而不能睁眼不见的史实是，路易•波拿巴在位期间，频频发动战争来供养国内的民主，在亚非拉的四处殖民，给所在地的人民的苦痛也是漫长的，在欧洲的横冲直撞，也使得他在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成为法国屈辱的肇事者，所以，还是听听他的同胞戴高乐对他的的评语吧：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看到书中路易•波拿巴在英国凄凉的晚境和孤独的归去，也可知道他在法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了。合上书后，除了马克思精妙的文字和精辟的分析，萦绕在脑海的便是这本书中那些历史的影像，那些图片和艺术作品在历史最关键处的定格，提醒今天的我们，一切还在继续，因为历史就是不停换装的悲剧和笑剧。

评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 大历史观1、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在总结以往历次事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完备政变条件的。《雾月十八》开篇就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只有把历史当做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过去、现在、将来这样一个线性的角度，才能准确地理解某一历史事件和人物（当然也不能忽视横向方面），才能明白波拿巴政变——这一历史倒退事件的原因。像文章中写道的：“在1848年-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不遗余力地、详细地介绍波拿巴政变前的形势及变化。2、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是有意地将拿破仑•波拿巴与路易•波拿巴进行比较的。还通过宏观角度比较两者揭露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表面上看，拿破仑•波拿巴与路易•波拿巴分别进行的两次政变就是扮演这样的两个角色。拿破仑•波拿巴登上帝位的那次革命过程中，每一个政党的轮流出现其实都是一种不断进步的过程，“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是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然而在1848年的革命中，遗憾的是发展的趋势正好相反，“每个党派都是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注定了路易•波拿巴登上帝位对于法国而言就是一次倒退和悲剧。但是“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因为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从深处考虑，这出“笑剧”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悲剧出现的，从六月起义之后，无产阶级被挤出了政治舞台。而“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也就是“找到革命的精神”，为它第二次作为喜剧出现铺平道路。同时，法国革命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被迫退出也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另一规律：“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3、国家机器也愈加完备从大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较为完备的国家机器是在法国革命的三个阶段中不断被加强的，“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自吹自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尽量扩展”，而后“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昭示着“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其实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为了统一全国公民，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客观上已经“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直到议会制共和国前，都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到议会制共和国时，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化和集中化。总之“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二、 随着局势的发展，各个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矛盾愈加激烈和复杂，特别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贯穿于整篇文章中。在二月革命时期，社会主要分成两个斗争派别，反路易•菲利普派与路易•菲利普派，即“王朝反对派、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都参加了推翻路易•菲利普的斗争。但是一旦革命取得了胜利，哪怕只是部分的，那些资产阶级政党都已经“心满意足”了。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资产阶级只要求“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自然地，力量弱小的无产阶级被排挤出当时法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六月事变后，共和派掌握政权，但是随着12月10日农村反对城市，共和派选举的失败以及包括军队在内的众多力量对他们的反对，共和派就渐渐消失了。在共和派下降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另一政党——秩序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逐渐进入到政治舞台。秩序党一方面与代表小资产者和工人的社会民主派和新山岳党对抗着，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又一分化；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党内的两大派别——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正统派与代表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的奥尔良派相互对立着。这种双面的对立，最后也为波拿巴提供了可趁之机。在1848年12月20日就职之后，波拿巴不是立刻地显山露水。他表面上放任秩序党的活动，包括操纵议会以及与新山岳党进行斗争，其实在背后默默地关注各股势力，企图“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总之，路易•波拿巴充分利用了一切形势（马克思应该是更倾向于认为是一切形势利用了波拿巴）。事实也正是如此，秩序党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波拿巴最后在广大小农和资产阶级群众的拥护中复辟帝制。纵观这段历史，资产阶级不断分化，究其原因是资产者的哲学就是庸俗的利己主义。“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只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他们最为无知，但是又是不会承认的，“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是他们自己造就了自己的死亡。 另外，《雾月十八》中提到的“阶级”，是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二月革命时期，整个社会主要是两个派别——反路易•菲利普派与路易•菲利普派，无所谓明确地阶级划分；六月事变之后，无产者退出政治舞台，同时，资产者内部分化，这种内部分化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生，各种党派接二连三地出现。每一次阶级之所以能够形成阶级的团结的合力，往往是因为受到其他阶级的明显的威胁。一个阶级的形成实际上只是在和其他阶级的对立出现的，并且为又通过这种对立才能强化阶级的认同。而一旦这种外部的对立消失，内部的新的对立就会立刻产生。小农阶级的出现、发展和秩序党获得政权之后的分裂足以证明这一点；而在波拿巴称帝之后，久久不能成真的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融合在1953年迅速在奥地利实现，这又足可以从反面再次证明这一结论。三、 通过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来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起初先进的、进步的、对历史发展起正面作用的历史事物也会变成落后的、消极的，甚至阻碍历史发展。“小农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第一次革命之前，“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由于这种“利益的同一性”和生产方式的隔离性，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当时拿破仑的出现就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通过颁布一些法律，解放了法国封建农民，使他们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这种自由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并且“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促进了第一次革命任务的完成，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同时，小农土地所有制得到一段时间发展之后，其内在固有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受制于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天生缺陷——有限的生产资料投入和微弱的抗灾害能力，农民大多负债累累，“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于是，农民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就不可调和地对立了。这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小农们要求的“强有力的和不受限的政府”必然带来庞大的官僚群体，并且这庞大的官僚群体把国家的行政体系带入一个恶性因果关系中，为后来波拿巴王朝的覆灭埋下种子：强大的行政权力将人们群众和国家权力直接联系起来，原本存在二者之间的贵族变得多余，成为“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他们被迫寻求官职，如此，庞大的官僚群体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贫困化问题愈加严重，最终波拿巴走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这也显示了马克思无比强大的语言能力。通过小农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发展，还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人们常常容易注意到的一面，但是马克思还说过“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拿破仑加强和巩固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措施就足以印证这一点，没有拿破仑的这些措施，小农土地所有制也就不会产生，至少说不会在那时确定下来。四、 波拿巴所代表的阶级问题当波拿巴掌握独立的行政权力，他就把自己当做“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把自己当做“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但他首先觉得自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其背负的充满矛盾的各种使命，使得他的政府制定出来的各项政策自相矛盾、甚至相互抵触，“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然而马克思灵活而熟练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波拿巴——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这一本质揭露出来。马克思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做过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在《雾月十八》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波拿巴王朝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这些落后守旧农民的特点与流氓无产阶级的特征不谋而合。无论是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还是他的军队，他所召集的都是“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并且将其“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