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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的生存困境与以民间姿态创作的诗歌生态群落——以南阳渔客（郭金洋）和李永普为例当南阳渔客（郭金洋）把一本自己二十多年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莲花诗路》交到我手上的时候，联系之前邓州农民诗人李永普先生的种种生存困境，在顿感生存的不易之同时，也深感生命的神奇和缘分。本来，那些可有可无的“废话”（文学批评或者文学评论），我不打算再去触摸，也不忍再去追忆、回溯，触摸和追溯的结果，无非是在浪费别人时间的同时，也在挥霍自己的生命，撕扯着自己的伤疤，让人不堪精神的袭扰和文学的煎熬。但是，邓州诗人李永普以及南阳渔客（郭金洋）面对生存困境时的以诗歌为旗帜，以精神为指向的艺术追求，还是深深感染着南阳乃至众多的诗歌艺术爱好者，他或者他们才是真正值得佩服、尊敬的人。此时此刻，面对“乡下人”的生存困境和以民间姿态作诗的南阳作家生态群落，我感到有话要说。本来之意义上，出于礼貌的缘故，对于个人的文学评论，只能采用就“诗”（事）论“诗” （事）的传统，本来拟就的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是：南阳渔客（郭金洋）——以民间姿态作诗的南阳作家生态群落；一个题目是：边缘诗人的生存困境——以李永普为例，现在为了比较的需要，更是自己的偷懒，我把他们合二为一。因为此，更能代表我对南阳作家生态群落一个粗浅的认识和浅薄的印象。二十年如一日，我们可曾扪心自问有无这样的情怀，除非自己极度喜好、爱好，南阳渔客（郭金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经济赤贫但精神富有的李永普走过来了……许许多多的南阳诗人一步一个脚印跨了过来。这令我们作为南阳人非常自豪。这让我想起了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沈先生自称乡下人，在《水云》中，他这样说：“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在座的诸位，我觉得很多都是“乡裔城籍”、“漫游于城乡之间”，有着自己的爱好兴趣，真正把爱好兴趣二十年如一日贯彻下去的除了南阳渔客（郭金洋）、李永普外，还有很多很多，正像在座的各位，为什么我们能聚在一起，是莲花湖集团，是南阳渔客（郭金洋），以文学或者说是诗歌的名义，把我们聚合在一起，共同探讨我们之间共同的感兴趣的话题，甚至是愿意毕生作出牺牲的事业。这便是“乡下人”的执拗，这便是“乡下人”的坚守，更是“乡下人”的可贵。仅此一点，我们就要为他们点赞，为他们加油，为他们呐喊。这便是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感谢南阳渔客（郭金洋），感谢李永普，感谢在座的诸位，能给我这样的机会来交流自己的拙见。再次感谢大家。南阳渔客（郭金洋）的《莲花诗路》提供的是以民间姿态创作的诗歌生态群落，这不仅仅是一种民间姿态，更是一种传承久远的艺术传统，诗意的审美传统，更是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范本。一、回到诗歌现场——社会历史批评和“新批评”的差异性文本正如罗岗《“读什么”与“怎么读”》所分析的，虽然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多样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文艺争鸣》2009年8月）。“形式化的内容”，正是诗歌独特性的东西，诗歌的本质属性，也是诗人独有风格的形成的重要艺术特征。西方英美国家有一种理论是“新批评”理论或者称之为“本体批评”或“文本批评”和中国古代孟子所主张以致于我们常常使用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以及社会历史等文学批评方法有了内外视角的分野。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文学批评不断嬗变，其中有社会的因素，更有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以此为考察理论基础，南阳渔客（郭金洋）和李永普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趋势，呈现出社会历史批评和新批评的差异性典型的文本样式。南阳渔客（郭金洋）这样写麦田：《行走在麦田上》东风醉了，西风近了/一片苁蓉把眼眶沾满/镰刀锋芒，藏在了檐下屋后/放慢较慢，放慢歌谣/父辈的汗水层叠着母亲般的笑声/ 有根生养，为了土地的热情奔放不已/无根浮萍，是离开麦田的不在从容/归于老去，是麦地下面爷爷的胡子眼睛/狂野、狂野，岁月在阳光下远来近去/生活，生活，在麦苗的跳动下一合一吸/水色滋润，枯草无期/盼望从头顶经过，我顺手一记/麦子溅落一地，一片绿莹莹的生机。李永普这样写麦田：在《永远的麦子》：“又一茬麦子收割了，它在布谷声中，在阳光/粘稠汁液与热度中，从收割机送粮斗涌出/装上小手托，在我一路目送中，突突突运走/走向粮仓粮库，粮食加工厂，从而以非生/投奔来生，用归宿打破既定的归宿/和麦子一样，我自泥土站立行走那刻起/就走在回归泥土路上，一个靠麦子养大/种植收获麦子的亲历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麦子在我体内，以另一种动态另一种姿势生长/直到榜样的力量，让我拔节抽穗灌浆结实/摇曳成麦子的质地与性状，光中透绿，绿中见黄/且渐黄渐老，老得只剩下小南风一吹就散的尘埃/尘心丟了，土魂还在，神灵庇佑与启示还在/还有不老的福祉，不老的向死而生的轮回/自黑中之黑提拔我一一永远的麦子/”在李永普的《永远的麦子》中，叙述并不觉得新奇，描述也不奇特，平淡却极有韵味，然而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打破常规常理常情，突然点睛之笔出现了——“以非生/投奔来生，用归宿打破既定的归宿/和麦子一样，我自泥土站立行走那刻起/就走在回归泥土路上……麦子在我体内，以另一种动态另一种姿势生长/”。诗人到这里还没完，从下文看，这是蓄势，为诗歌“光中透绿，绿中见黄/且渐黄渐老，老得只剩下小南风一吹就散的尘埃/尘心丟了，土魂还在”张目。一首诗，跌宕起伏，摇曳生姿，生活的真意就包含在极为平凡的文字中；一首诗，既有散曲的真谛，又有唐诗的情韵丰美，更有宋诗以理见长的魔力，真是让人拍案叫绝，这是仅仅生活在书斋里的学者、诗人所不具备的。“因为生命意识与泥土交织的情感写到了极处，文字的美和力量来自于内心深层的美和博大，艰辛的经历温暖的文字，传递文学的能量和力量。”（刘道惠《李永普诗歌印象》（南阳日报2015年6月12日“白河副刊”）作为楚汉文化发源地的南阳盆地，既信奉“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民间文化传统，还受到儒家文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濡染。家国理想，从来就没有丢失过；虽然过往的帝国曾经一去难再。梦幻褪去，重新构建诗歌的“精神家园”成为诗人李永普持之以恒不懈的探索与追求，正如屈子的上下求索，试图用无用的文学为我们探索一条大用的“精神通途”。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误” “感觉谬误”理论，更是明确否认社会历史批评的谬误，直抵新批评的本质，那就是对文本的推崇和尊扬。南阳渔客（郭金洋）的诗歌，再指向社会历史批评的大语境下，同时也指向了文本层面，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艺术蜕变过程，虽然南阳渔客诗歌艺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能在打拼事业的同时单凭业余时间和自己的兴趣爱好完成这样的诗篇，我觉得相当不容易。一种文学观念的兴盛，预示着另外一种文学观念的消隐，文学思想、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是社会经济的简单竞争关系，优胜略汰不一定都是一成不变的法则，诗歌乃至其它文学艺术的传统仍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指导着诗人、艺术家的创作，规范着文学批评家的理论建树。二、“乡下人”的生存困境与以民间姿态创作的诗歌生态群落自称蚂蚁李永普的农民诗人、打工诗人，生存困境极为艰难，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诗歌创作，取得了不菲成绩，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同样南阳渔客（郭金洋）也在为事业打拼的同时，不忘初心，不间断二十多年从事诗歌创作，这种以民间姿态创作的诗歌生态群落，丰富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多元性和繁复性。中国诗歌传统头绪繁多，多元化倾向为研究诗歌创作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很有意思的是，文艺理论家王一川先生在探索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很有深意的探索。他在中西文论的比较中，发现了美国人类学者德雷福雷德（1876—1958）提出以都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传统何以乡村为代表的民间传统即小传统及英国学者（1871--1976）波兰尼发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二元结构。王一川先生把这种理论结合起来，形成显性主传统和隐形亚传统，以及在两者之间的他称谓的若隐若现传统。这种传统和中国的“感兴”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有的“感兴诗学”。“若隐传统”贯穿于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久远的历史。文学在这样的张力中尽显其特色和魅力。大传统和小传统，显文化和隠文化，暗藏其中的若隐若现传统，这正是坚持以民间姿态创作的意义所在，启发所在。这里，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我觉得可以借鉴西方文论中对我们有益的成份或者元素，结合中国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提炼出最为有用的批评方法或者批评手段。考虑到中国农业社会的国情，虽然中国建立了门类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几千年的农耕生活模式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生存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制约着文学创作，也深刻影响到诗歌创作。以西方学者提出的“以都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传统和以乡村为代表的民间传统即小传统”，这和中国的文论现实极为不协调，相反，以乡村为代表的民间传统才是最大的传统，而城市只是农村的派生物，附庸于以农村为根基的民间大传统；都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传统很大程度上受到民间大传统的制约与影响。这和西方以庞大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和区别。中西的差别在于，西方面对的是庞大的以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我们面对的是庞大的农村民间传统，各方面的传统、生活状态、意识形态差异极大。城镇化是西方社会的常态，农村田园化是中国社会的现状。即使在城镇化的中国当下，农村民间大传统仍长久占据着日常很重要的位置，春种秋收，在虽然已经机械化、信息化的当下，耕作所遵循的仍然是农历节气所指示的自然规律，千百年来耕种的知识总结。“路径依赖”，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第一个提出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学者。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它告诉我们，要想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不发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找准一个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你以后的人生道路。而这种模式的基础，其实是早在童年时期就奠定了的。民间创作的诗歌生态群落其实早在近现代是个诞生之前就已决定了今天的命运。这是文化抉择和文化演绎的结果。三、诗歌传统与“感兴诗学”的理论探索价值回顾中国诗歌发展史，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和强大。古典诗歌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夏朝算起也有约4000年的历史，近代诗歌从1840年到1919也有79年的历史，严格意义上讲，近代诗歌也是古典诗歌的自然延续，是历史的惯性使然。古典诗歌在漫长的岁月和古人的诗艺探索创新中形成了独有的传统，而且形态多样，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楚辞》的以六言诗为主，再到清新质朴的乐府诗歌，随后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等阶段古典诗歌走向经典化的高峰。现当代诗歌，从1919年到2016年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这个历史历程是“人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化”的过程即“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觉醒”的过程，是一个适应时代潮流实现思想与艺术现代化的过程，现当代诗歌不断调整精神与艺术的维度同时逐步建立一种新的诗歌艺术规范和体系。现代诗歌从发难（1916--1920）走向突破期（1921--1924），从突破期走向成熟期（1925--1929）和他的收获期（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金钦俊《新诗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当代诗歌经过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主要以贺敬之、郭小川和闻捷为代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以舒婷、北岛、杨炼、顾城和欧阳江河为代表，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后朦胧诗或称后新诗潮以韩东、海子、周伦佑、陈东东、西川、翟永明、王艾、柏桦、吕德安、王家新和于坚为代表，他们是继艾青和舒婷之后的又一代诗人群，他们在新诗的探索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一思潮的思想艺术来源十分的驳杂，因而也带来严重的问题。在借鉴西方诗艺的同时完全排斥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反叛群体意识极力张扬自我却走向了把个人和社会、主体和客体对立的歧途，提倡个人化写作乃至私人化写作，诗歌沦为生命琐屑化、庸俗化。新诗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在外部生存环境改善和自身的艺术反思中寻找新的出路。诗歌，正像杨梓在《风吹西海固》的序言中所说：“写诗过程的境界有三个层面：一是诗人在写诗之时有神来之笔；二是诗人在写诗，也被诗所写；三是并非诗人在写，而是诗本身在写。尤其是在第三个层面所写的诗，会有神性的光芒不断的闪耀。”这些诗歌，特别是第二、第三类诗歌把“形式化的内容”和“有意味的形式”结合在一起，造成诗歌缤纷的世界，诗歌的抒情本质得以完美的体现。结语杨梓关于写诗的三种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诗人写诗之时的神来之笔；第二层境界是诗人在写诗，也被诗所写；第三层境界并非诗人在写，而是诗本身在写。关于写诗的三种境界，其实就是欣赏阅读品评诗歌的三个标准。南阳渔客、李永普等以民间姿态创作诗歌的生态群落，虽然每个人取得成就并不一样，每首诗歌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但是，至少我们都能在这个标准之中找到精彩的诗作或者是出彩的诗人。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位优秀诗人，不单是靠名声在诗坛获得地位，他必得有实实在在的思想，才能得到众人的认可。期望南阳渔客（郭金洋）、李永普以民间姿态创作的诗歌生态群落能以更自觉的意识创作出自己艺术的辉煌，为南阳诗歌艺术的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诗歌精品、甚至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