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出版社:时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ISBN:9789571310848
作者: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页数:488页
作者简介
（自时报悦读网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塞繆爾．杭廷頓這本《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於1960年代後期出版之後，立即在美國的社會科學界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其中甚至包括基於政治立場的攻擊。它出版之後的十年之間，一直是研究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必讀著作。這本書在當時之所以能夠成為政治發展研究的重要著作，因為它挑戰了當時流行的「現代化理論」觀點，同時也提供了理解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另一個視野。它之所以受到其他學者對其政治立場的質疑，一方面是因為本書論點對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革隱含有負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因為作者對其政治立場似乎過度地執迷。讀者在閱讀本書的時候，除了欣賞作者的淵博知識和經常可見的洞察力之外，也必須隨時對作者的政治之場，保持適度的警覺。
发布书评
精彩短评 (总计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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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主的稳定一方面得益于广大印度选民受教育程度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当可观，足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
典型的愚民主义…………这样的政治稳定，人民的利益，完全依赖于所谓精英阶层的自觉性。
然而，印度的宗教，修来世不问今生，让民众非常缺乏血性。印度的历史上，换了无数个民族来统治，都没有印度人出头像汉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一样为推翻政权努力。出来个甘地，还是非暴力不合作 -
一树灿烂
亨廷顿回答道，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的比率决定政治秩序，比率高的称为公民型，比率低的称为普力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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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of lingo, gets me out of words
have to admit sometimes those american geeky way in cracking social problems can appear charming
thnx for your swift reply, i'll read the book
just out of curiosity, what do you do? student, or something else? -
LS留美读博归来，恭请您谈谈量化观点在这个研究里的适用性吧。 -
现在资产阶级都联合了。。。。情况不一样了。连国民党也要买郭台铭这些拿了大陆好处的财阀的帐，你就知道了。 -
always nice to know a good book worth reading and to get a new friend you can exchange ideas:)
so what's the thing that lured you into the door of speculative thinking on politics? as to me, I'm a economics graduate, so it is just sorta inherent in the natural course of studying.
what about you? -
有这么一段历史，几乎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各国的历史又证明：它终归只是一个过渡 -
不过问题是不知道你这个页码是哪个版本的？ -
你只是看了我这篇客观复述书中内容和诚实记录自己观感的文章，就这么不舒服了，甚至不舒服到要污蔑我哗众取众了，你要是自己去看这本书，估计更加不舒服。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到：要使革命成功，社会中必须至少有两个阶级联合在一起。当年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只有学生阶级，若当时能够再联合农民阶级或者工人阶级，革命成矣。现在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到变革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能在一个时间段同时惹怒两个阶级。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当年上海的版本译者是张岱云。翻译过《赫鲁晓夫回忆录》。王冠华是三联版本。不过最近被上海再版！！ -
香港城市大学公婷教授来我校讲座
[日期：2008-12-20] 来源：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罗承良 [字体：大 中 小]
12月18日晚，应廉政研究中心邀请，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的公婷教授在复临舍201报告厅为湖大师生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政管院院长谭君久教授为讲座致辞。
公婷教授从“关于腐败的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现状及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中国腐败的三大趋势：从金钱腐败到资本腐败、从个人腐败到集体腐败、从国内腐败到跨国腐败，并就此引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关于分权，公婷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权力下放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的经验，目前的分权还不是彻底的分权。
在之后的提问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表现的十分积极，公婷教授也认真细致地对每一个问题进行了解答。公婷教授的讲座让在座的师生受益匪浅，对同学们来说是一堂具有重大意义的教育课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就是评论的这一版书 -
之前读沪上学者翻译的三本书，一是《现代政治分析》，一是《比较政治学》，一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其中三本书的译者都在八十年代远赴海外求学，最近通过网路查到了他们。第一是陈峰，翻译了两本的，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去美国读的是雪城大学；一是公婷目前在美国新泽西州拉马坡学院政治学系，出国读的也是雪城大学，是从李欧梵先生的书《我在哈佛的岁月》里面知道的。还有就是郑世平在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系执教。他们三个都是复旦八十年代出去的，都没有回来。最后一个是王冠华目前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系，他是翻译亨廷顿书的，是上海三联那版。
http://zimingwu.blogbus.com/ -
充满智慧与洞见之作 来自Yak_老土
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统治形式而是统治的有效程度。这与“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有异曲同工之妙。
社会问题来源于政治制度与社会参政需求的不匹配，而传统国家实现现代化需要经历：集权、扩权、分权。
该书存在的不足是：学术分析不严谨，缺乏内外部力量干预的关注。
政治改革非一劳永逸，是个持续的动态进程。
良好的政治秩序有赖于工业化信息化的现代化，同时也应具有司法公正，广泛的公民组织，及普遍道德意识。
良好政治秩序是长期正向积累的过程。对于注重“民生”的社会共识，政治改良与社会改良并行，个人善意与良知的觉醒及对丑恶的抵制产生的作用虽然微小，却能在未来汇聚成合力，实现目标。
…… -
我覺得你理解錯了。。導致社會失序其實並不可怕，只是是否失序重建之後的社會結構值得如此。自由民主也不是一個空泛的價值理想。亨廷頓在此所要強調的是，若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一個有向此目標轉型願望的政府，在保持穩定的政權狀態下，堅持推進。對於一個毫無實現此一價值的政府，將普世價值批駁為西方舶來物的政府，亨廷頓的邏輯並不適用。望你三思。 -
第120条 “总爱去”， 有空得重新翻翻看原文了 -
让你想读我很高兴。
还在求学中~ -
看完本书，感觉所有的社会变迁实质都是依靠权力而已，可以说是研究现代化（社会动员），政治制度，政治参与三者的关系。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给定量，通过调节给定量，然后来研究制度与参与的关系。
但是，社会可以变迁，朝着现代化迈进，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社会的发展跟科学技术一样不可逆转。政治呢？作者认为政治也需要适应现代化，这是符合逻辑的。
但本质上来讲，政治不同，政治有自己的艺术----制度的缺失是权力分散的结果，制度后面隐藏着的就是权力，也可以说制度就是权力的间接体现，乱世制度会消失，权力的直接对抗就显示出来。
所以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权力的增大，维持，显示而已。权力后面潜伏的是一些哲学的命题，即：人是什么，人性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中性的或者说是恒古不变的？
看完本书后，感觉权力就是悖论，现代化也有悖论。最有意思的是：合法与非法，好与坏，腐败与廉洁没有严格的界线，正义与非正义。这些例子书中罗列了好多。你可以认为美国政党的建立就是合法腐败。你可以认为现代的婚姻就是卖淫，合法卖淫。现代化，进化，可以摧毁好多东西，也可以创造好多。也就是说，按着这个逻辑，道德没有标准。道德只有适应。
然而世人往往倾向于取其好的一面，贬低坏的一面。就像在所有的事情中一样。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图。政治体现的是权力，权力体现的是人性。如果事情都要刨根问底，会变得不近人情，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道德往往是这样。
西方的逻辑，就是有开始就有结束，由低级到高级，变化发展是它恒古不变的话题。科学总是会不断发展，新的问题引出新的解决（创新）-----问题---创新，一旦开始，就只能向前。政治领域都一样。
在中国道德经，易经等典籍中的八卦思想，正好诠释了事物的本质。
即保守又改革，中庸而已。
如果按照现代人接受的西方思想的观点，终极来说，人会像动物一样，被取代，并且一定比人更高级，更适应环境。为了解决本源和终极，开始和结束，好让这个过程不会无休止地下去，哲学家引用了上帝，一切从上帝开始，最总会回到上帝那里。但谁造了上帝？
中国经典则不分开始和结束，或者不分。道德经开尊名义，道可道，非常道。什么也不做区分。因为你区分出了好的，就表示有坏的，有了开始，就有了结束，有了精英，自然就意味着有大众，有区分就有歧视。然而不区分什么便也没有。八卦里的两条鱼的界线不是固定的，随时有转化的趋势，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
什么意思？ -
3政治与秩序-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正统现代化和现代化修正论之外提出强大政府论：通过现代化三种类型，分析发展中国家三个政体改革过程，提出不论哪种政体，凡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建立政治秩序），就可以实现政府有效统治、治愈「政治衰朽」、实现政治稳定。
亨廷顿学问一般，但由于其倡导的权威强大政府论符合米国政府主流基调，便为首席，世界影响力大，中国的诸如制度设计、制度创新也多是来自他。 -
果然，不动笔不看书啊。这些摘抄很多都和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关，我作为国人，看得时候也是这样，对相关内容不免多留心注意些。 -
普世价值当然没有东西之分，马克思主义就是普世价值，所以那些追捧帝国主义走狗亨廷顿的二流走狗还是三思吧。 -
我觉得还好啊，他还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有一定了解的，而且里面有些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国的某些史实的因果关系还是貌似有帮助。 -
你好像把政治当成了一种手艺，政治家只要技术好，群众就不会反抗。我没有看过本书，但是从其他人的评论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强调的是通过扩大政治参与（提高公民意识）来实现政治制度的稳定。“农民在政治中也没有那样崇高”，看到你这句话很无奈，说我们农民崇高的是知识分子，说我们不崇高的也是知识分子；革命时我们冲在最前面，我们死伤最大，你说我们崇高；不革命时你说我们蒙昧落后，只知道物质自足，不懂得追求政治民主与自由。 我感觉你没有用心读书，所做的评论也只是哗众取宠。 -
政治体制的事情，很多问题是积重难返的。比如人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要求，虽然民主远非理想的体制，但是是信息爆炸、生活水平提高后的汹涌趋势，统治阶级怎么完成向民主体制的过度，是该统治阶级存续的关键 -
亨廷顿在他那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着重强调了政治制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里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也就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普力夺社会，这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政治参与而产生的一种不均衡的混乱社会，该社会很明显的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尤其是军人。因为政治现代化涉及两个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在当今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后者的快速进步，各种社会势力都愿意在政治进程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追求。政治制度却由于分权或者其自身力量等原因，无法将政治力量集中，并无力同化新兴政治团体的政治参与。这样的普力夺社会往往会出现暴力或者无序的情况，亨廷顿认为，最好在普力夺社会的早期（寡头、激进普力夺）进行，由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进行改革，将政治制度化能力扩大，才能回归稳定的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泰国政局频繁更替，4年间总理走马灯似的有了四张面孔。民众间的政治谱系也可以大致根据其颜色划分：红衫、黄衫、蓝衫。再加上南部穆斯林的问题，其政局可谓混乱不堪。回想几年前，他信成功连任，成为泰国第一个获得两个任期的总理时，还被普遍视为民主的一大胜利。然而06年开始，隐藏多年的政治冲突终于浮出水面。尤其是今年春天红衫军进军首都，与政府对峙数月之久，不得不感叹泰国民主之觞。
其实，按照普力夺社会的考虑，确实有助于看清泰国政局的混乱。在吴强看来，在七十年代，由于军方的干政，许多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流亡到泰国东北部（正是红衫军的老家），从而大大提升了农民的参政意识。一般来说，作为政治意识最晚觉醒的农民，他们如果形成了一个团体进行有组织的诉求自身的政治利益，可以说政治参与意识已经扩大到几乎每一个政治集团。而泰国政治制度确实不发达，在很多问题上腐败成风，只顾自身利益，得不到大众的信服，控制力度也不足够。在我看来，这样的社会达到了亨廷顿称之为大众普力夺的阶段（事实上，亨氏断言1932年泰国政变时就已经是大众普力夺了，可见泰国政治参与意识一直就很明显）。由于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制度诉诸新的政治参与团体的要求，政治制度又无力同化这些新兴的团体，走上大街也就成为了泰国政治常见的手段。因为阿披实本身的当选也并不服众，他的政党也缺乏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进，可以预见泰国的政局不会由于红衫军领导人的投降而变好。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乃至政治制度才是当今泰国政局的重点。然而对于已经是大众普力夺的泰国，能够在暴力之外找到这一目标的契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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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这是我读亨廷顿的第一本书。第一次听说亨廷顿的名字源起那本大名鼎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本书梁老师非常推荐，读书会的好多同学都有读过，但目前为止，一直没在读书会找到过。个人认为学者的思想应该有其延续性，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应该也能窥测出亨廷顿的基本想法吧。
作者的主要着眼点已经在标题中尽显无疑了：对变革社会中一国政治秩序的实证考察及分析。书中第一章讨论了在一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政治秩序的重建和政治衰朽的可能性；第二章对比了欧洲大陆、英国、美国三种政治现代化的模式，集中分析政治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扩大政治参与；第三章讲了传统政体主要是君主制政体的政治变迁；第四章主要讲军人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第五章讲述革命发生的条件和可能产生的影响；第六章讲改革的常见形式及其影响；最后一章讲述政党在现代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在论述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的时候，作者谈到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值和社会倾向于秩序重构和秩序衰朽有着某种相关度。这样国家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政治参与度高-制度化程度低、政治参与度高-制度化程度高、政治参与度低-制度化程度低、政治参与度低-制度化程度高，这四种类型的国家中，政治秩序的稳定度是递增的。因此，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和其政治参与度不匹配时，其就会成为亨廷顿所言的“普力夺”政体，亦即大量体制外的民众可以借助各种形式在政治领域内活动，而这样的国家往往是不稳定的。这里隐含着一点：即便一国可在经济方面、政治建制方面比另一国更发达，但其未必就比其更稳定，如果其政治参与度远远高于后一国的话，其政治稳定度可能会更低。这就表明，当一国的政治制度化还不成熟的时候，盲目地扩大政治参与度是及其危险的！一些后发性国家在传统秩序崩溃之后，面临的局面往往是制度化程度较低和民众参与度较高（普选）的政治体制，这也就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埋下了祸根。而事实证明，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相比往往是更加保守的，经济发展程度低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国家建立普选制不仅无益于经济发展，也危机政治秩序。
如果从亨廷顿考察政治现代化程度的三个标准——权威的合理化、政治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来分析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的话，会得出令人诧异的结论：美国是最落后的，英国次之，欧洲大陆最优秀。其实，亨氏在具体用这三个标准的时候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权威的合理化就是权威的集中，政治结构的分离就是职能部门的分离，政治参与的扩大就是民众参与度的提高。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欧洲大陆在17世纪君主国代替封建国家是一种政治结构上的现代化，原因是其“简洁而统一的政府取代了封建制度的复杂性”。而美国的政治设置则保留了都铎王朝权力分立的特点，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的职能是交叉的，当然和亨廷顿的标准——权力集中、职能分立相背离，不过，美国的政治参与扩大倒是当时的英国和欧陆都不及的。美国还有很有很多不同于欧洲大陆包括英国的特点，譬如其司法审查、建国初期以及延续很长时间的民兵制度、地方权力和联邦权力的分立、主权的分立和“法”权的至高无上性。亨廷顿在解释这些不同时，更多的是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即英国的清教徒前往美国时带去了当时都铎王朝的有关宗教、政府和社会的观念，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相对独立稳定的环境对于传统制度的保存有着很大的优势。所以，当欧洲大陆的政治向集权和职能分化的方向发展时，美国则保存了都铎王朝的传统。
当然，这是亨廷顿对政治现代化的解释即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结构的分离、政治参与的扩大，这三个解释角度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问题在于，权威的合理化是否意味着权威的集中？结构的分离是否意味着相互制衡的权力分立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至少我是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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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微垣！
书还没看，借了~
你说的其他书也没有看啊…… -
看了这本书得到的只是这些，未免过于表面化了吧 -
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强烈的“为民请命”的道德责任感。这种情感在当下的表现，就是对某些价值的过度推崇，对一些现象不加考察地片面分析，和对社会发展天真而浪漫的过高期许。
在社会不公加剧而民众浮躁和不满情绪日益浓厚的今天，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可能激化潜在的矛盾和对立。
民主自由作为人类的崇高价值，固然值得追求，但是，不加批判的“拿来主义”，未必能真正“救民”。正如亨廷顿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现代性本身不会导致社会失序，而现代化则往往是社会动荡的原因。”一个前现代社会出于一种相对静态的传统模式，不容易发生动荡；而一个已经形成稳定的民主宪政的社会，也不容易陷入社会混乱，而处在转型期间的国家，则是最危险的。
本书中，亨廷顿旁征博引，运用大量资料和历史，得出了结论：一个政府，首要任务不是实践民主，而是建立有效的统治。只有在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向现代国家的制度转型才有可能。借助亨氏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我们可以一窥美国政治学界对于某些人孜孜以求的空泛的价值理想，持有怎样的批判态度。
批评政府，固然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对社会公众利益的更高一层的关怀亦不可少。在社会矛盾多发的今天，读读亨氏此书，对于我们似乎尤为必要。 -
受教了~！ -
这本书看到一小半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惊，原因是从小在校接受到的政治学，或者在网络等大众传媒中接收到的政治学，多少会有类似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代表人民利益才能顺势而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道义成分，而政治动荡中，学生和农民往往又被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评价，但这本书则迥然不同。
这本洋洋洒洒的政治学大作，通书只字未提道义。连反驳都没必要，政治从来都不是因为道德而强健长久的。政治要的是相当的智慧。所以这本书是纯粹的理智、纯粹的事例、纯粹的学问和纯粹的分析。以高瞻远瞩的视角去洞察冷战后全球的政治起落，无论读者心中舒服不舒服（身为屁民，谁不希望爱民如子者的天下？），都会看到完全不同的隐秘的因果联系，境界大开，非等闲之辈能有如此政治方面的真知灼见。
而本文中，学生和农民也是被纯粹的利害眼观解剖的，没有半点感性评价，而事实上，一旦用彻底的冷静和理性去分析为稳固政治该如何对待这两个群体，其实这两个群体也没有那么悲壮，倒是要很小心的利用或者处理——同样不管读者舒服不舒服。
与此相对的，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无论是最终的赢家还是输家，书中也没有在感情上置于一词，政治无谓好坏，在讨论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生涯之后，还加上一句作者认为此人是好是坏，那是《明朝那些事》。
看罢此书，我印象深刻，并且获益的几点有——
1、在政治领域中，学生虽然是最激进和不妥协的革命者，但是他们绝对无力建立一个统治团体。所以他们可以作为先锋被想做成大事业的派别利用，也可以被已经大权在握的政治阶级抹杀。
2、政治上，对于学生，无需施恩。因为施恩对于想造反的学生不仅不会让他们罢休，反而会让他们更和自己作对。（唉，我明明是学生，还写过关于五四运动的小说，怎么不由自主在书评中就站到统治者的立场了。）
3、农民在政治中也没有那样崇高，他们一旦发现自己本可以过得和其他群体一样富足，便有了造反的潜力，然而不到底线一般无碍，何况对付这群人，施恩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4、如果你想维持资本主义方式的统治，而你的国家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你不仅不能硬碰硬，反而要赶快主动的，有实质性的，去分地给农，分权给民，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5、倘若你想夺权，而现今的统治者给了你袭击他们的缺口，可以马上将自己的形象根据这个缺口塑造。比如书中那位缅甸的政治家，当局持基督教信仰，西式生活，国人却绝大部分是传统的佛教徒，那么你就要刻意经营自己力图把佛教立为国教、拥戴传统的形象。
6、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强大却尴尬，他们可以左右当权者的更替，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想要独揽大纲，则要么被政党同化，要么便在政治中失败。
7、多党执政好还是一党执政好，其实现在并无定论，而不像我们平日里诅咒政府所想当然的那样。重要的不是几个政党，而是政党是否强大。就算强大的政党会有种种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垃圾负面事，但他们却可以使得社会稳定少动乱。这样看来，以后诅咒政府的时候都无法那么慷慨气愤了。某党看样子寿数还在后面呢。
8、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上端清廉而下层腐败，则是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反之则是落后的。但是共产主义社会除外。
9、当今社会，其实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体系不算大不同，是否得力才是关键。比如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其实更像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而不是更像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我同意。
10、马克思始终不肯承认政党和政治凌驾与社会之上，是一股独立的强大力量，他错了。恩格斯在这方面比他强多了。
11、这本书与其是让平民看了之后找到慰藉和希望，不如是让政治家看了之后更好的驾驭平民。
12、常去民间听取抱怨的最高领导人有助于维护政治统治。
13、关于学生运动先被利用，利用完了就该镇压那段，是否删了我国的相关情况？
14、政治上，学生，太年轻太简单。
15、大学是一个国家最有造反情绪的地方。
16、由于此书写成的年份距今已经比较久远，微微担心这些知识是否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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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在中国赫赫有名
这本书中他信服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生动的语言、严密的逻辑、丰富的案例
40年前出版的书
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PS:深入思考：亨廷顿书中的观点，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产生的问题和后果的解释力并不强，也许是中国的问题太特殊了，真的需要我们细细探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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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研究的是第三世界，老亨还是以欧美为世界中心的，而且23岁就当教授了，没有出校门，中国还是不在他眼中的。其实他认为苏联的政治秩序也不错，结果……
貌似他的案例，没有足够的普遍性；而他的公式，都是量化的观点，但又没有量化的条件，有点纠结
用Karl Marks 的观点，当然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什么的。。。。不过事实上，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对今人而言，看这书能有所启发，便足够了。 -
林半坡。。。 -
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美国的经验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权威，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权威。“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在政治成熟的国家里，人们忠于某些制度和组织，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然而，这些制度、组织的建立以及民主化都是思想启蒙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本身又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和墨西哥革命并非由贫困引起，而恰恰是由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又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同期阿根廷的十分之一，但是印度的政治却更加稳定。在亨廷顿看来，原因之一是由于印度的高文盲率造成的。正是庞大的文盲人口构成了印度民主的稳定力量。乡村的文盲和半文盲仅仅参加投票而已，而那些新脱盲的城市无产阶级却要组织起来，挑战现有的制度。印度民主的稳定一方面得益于广大印度选民受教育程度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当可观，足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亨廷顿预言，随着印度下层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将越来越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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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亨廷顿著于1968年的政治学经典，当时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自二战后纷纷踏上现代化之路，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大多却陷入了军事政变、寡头政治、街头政治的无尽混乱之中。书中针对这些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所涌现的问题，提出与主流经济学家的“现代化”理论所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统治形式而是统治的有效程度。而在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后发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之所以出现大量的问题，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分清实现有效的统治的原因和过程，而是简单地套用了英、美等成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果在貌似现代的“民主”制度下，孕育出充满混乱、腐败和衰弱的社会。
亨廷顿提出：“政治秩序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大量的社会问题来自于政治制度与社会势力参政需求之间的不匹配，这在“传统”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的三个阶段中有不同的体现，第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源自于传统势力（封建贵族、宗教势力等）对现代化的抵抗，因此需要能有效“集权”的政治制度；第二阶段的主要问题源自于现代化产生的新兴力量（商人、工人、军队、知识分子、农民等）的利益诉求，因此需要有效的“扩权”；而第三阶段的主要问题则源自于具有现代性的稳固的社会势力的利益诉求，需要有效的“分权”。
针对当时多数国家所处的情况，亨廷顿在书中论述主要集中在现代化的初、中期，探讨如何在这两个阶段形成和保持良好的政治秩序，并且分析了根据社会势力的参政需求所引发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特征和可能的策略。书中既有大量详实的历史论据，同时也充满了富有政治智慧的独特见解。 虽然这是40多年前的著作，但对于身处中国这个当今最大的现代化转型国家的读者来说，再读此书，其中许多论述依然让人感同身受。
这两年国内的政改呼声波涛汹涌，但官方保守者言之凿凿，改革者语焉不详，而民间意见岐出，纷争四起，步步落入零碎化、娱乐化的信息汪洋。也许这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但作为夹杂其间的屁民，时常忧虑但却理不出头绪，因此每当想起国家的未来，便会陷入一种悲观或者是充满未知的恐惧。
读过亨廷顿此书后，会发现其间有大量的对集权制度、一党制、政治改革的分析，甚至能隐约看到许多关于“维稳”，“知识分子压制、污化”，“三个代表”，“乡村普选”，“反腐困境”和“城镇化”等现象背后的政治逻辑，虽然其中不少的观点令人能以接受，但这样的分析框架和过程却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当然，本书也有不少问题，如后来引发争论的数学分析不严谨，或者中译本所说缺乏对外部力量干预的关注等。但对我而言，最大的遗憾之处也在于他没有对集权制度在现代化的中、后期，如何从“扩权”走向“分权”的做深入的分析，而仅仅是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集权国家当做后发国家效仿的对象，因此福山对本书最直接的批评就是他所树立的样板们在1990年代的坍塌。简单讲，就是他没有谈及现在的中国。
但1968年的他没有想到2013年的我们，这很难说是个问题。好在这只是本书的终结，而非他思想的终结，实际上本书的出版，让亨廷顿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盛誉，因此他除了积极参与美国的政治事务外，还应邀为巴西和南非两个当时的集权政府提供了改革的建议。虽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改革进程充满非议，但回过头来看，巴西的军政府从1974年开始渐进改革，并于1985年实现民主选举，最终于2002年和平的实现政党轮替。而南非也自80年代开始改革，并于1994年实现首次全国大选，并由国大党执政至今。这些成功的实例既表明我们所面临问题既非个例，也非无解，让人不至于太悲观；但这两国在政改后绵延不绝的社会问题也表明政治改革，或者说民主化并非问题的终结，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
因此亨廷顿在书中所针对的问题依然存在，其分析与建议也依然充满启发和实效，并且书中的文字毫无艰深晦涩之处，读起来让人手不释卷，所以建议所有对社会变革关心且心存疑惑的朋友都能阅读此书，不论是否赞同他书中的观点，但都能获得一种有益的视角和分析框架。
对于未来，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是，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是长期的过程，其最终的实现除了经济上的工业化、信息化，更需依赖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的形成，在这里相近的价值观，良好的司法公正，广泛的公民组织，和普遍的道德意识构成了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在当前“民生”为重的社会共识下，政治改革和社会改良需要共同推进，在这个长期的正向积累的过程中，个人虽然微小，面对系统阻碍会感到无力，但在自身范围内，每一次对善意的支持，每一次对丑恶的抵制也许都会在若干年后汇成合力，推动社会更好的发展。
总之，虽然有人批评本书缺乏道德感，但我却看到了实在的希望和力量。
最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在这本1987年出版的中译本的序中最后提到，台湾方面曾于1981年也将本书译成中文，但由于书报审查的原因，其中涉及国、共两党历史的部分大都删除，而本书则照原文全译而成。现在20多年过去，两岸的情形却发生截然相反地变化，虽是一斑，却也令人兴叹。 -
出来个不看书就“政治正确”的1l…… -
看的不是这个版本，是更早的台版《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貌似是80年代出的了，不过我接触是大陆的影印版（确切的说复印版） -
不错，感觉前几条如果被曲解利用的话，很容易拿去证明神马西方MZ不适合中国国情，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急，慢慢来之类 -
这本书很多结论确实显得不够“政治正确”，但作者不过是严格按照社科逻辑归纳分析政治社会事实罢了，其靠谱程度高也是自然的。遗憾的是作者后来没能根据实际状况的改变来修订更新。 -
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广为人知，看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就个人感觉并综合其他读友的意见，恐怕《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还是最能体现亨廷顿的理论功底和学术造诣的。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断断续续，终于读完了这本书，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深刻、精辟。或许是个人理解能力有限，感觉书中的思想也就明白了十之一二，所以有机会还是需要反复读的。大师就是大师，经典就是经典；大师需要尊敬，经典需要重读…… -
此书为亨廷顿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作品。回顾学科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发展政治学这一学科由20世纪50年代的区域研究和行为革命两股潮流汇聚而成并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迅速繁荣，研究有着较强的目的论和对于现代化的乐观情绪，而于1968年出版的本书对此迎头一击。
本书最具创见之处在于独特的视角，政治稳定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发展的目标而非必然。政治衰朽的概念被开门见山地提出，这意味着对先前发展政治学研究的目的论假设——政治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一进步的、无序到有序的过程——的严峻挑战。衰朽意味着混乱、无序与暴力，而这并不仅是《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描绘的现代化所必须的阵痛，亨廷顿指出，社会可能会在变迁中逐步走向其所谓的普利夺社会，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不复存在：旧制度被摧毁了，新的秩序却未形成，政治带来的只有痛苦。
从政治衰朽这一概念能够看到亨廷顿对政治稳定的关注。第一章中，亨廷顿用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这两个概念对不同的政体进行区分，而只有两者处于一定比例时政治稳定才得以可能，当政体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慢于政治参与的扩大速度时，便有可能成为普利夺社会。第四章详尽地讨论了普利夺社会，描摹了普利夺社会的特点、形成途径和可能的摆脱策略，独到见解在于把军人政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下探讨，亨廷顿认为军人政治的实质是各政治力量的无序参与，军事力量只不过因其自身的特点而为人瞩目罢了，而军事力量也同样是走出普利夺社会的关键。
一个比如何防止成为普利夺社会更基本的问题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何以实现？在亨廷顿看来，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否则政治参与的扩大只会带来无序。当政治制度化被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时，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实现政治制度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第五至第七章。第五章讨论了较为激烈的变革方式，即革命的方式。革命意味着旧制度的迅速瓦解和新制度的确立，亨廷顿讨论了革命的先决条件，比较了中西方革命模式的不同并探讨了原因，讨论了革命过程中的几股主要力量。第六章则讨论了相比较更为温和的变革方式，即改革，几种不同的策略被相互比较，而土地改革被作为问题的关键得到详细讨论，因为亨廷顿认为其“意味着用强力把财产从一部分人的受众夺过来，交到另一部分人手中”（319），是改革过程中最困难的一步。第七章探讨了不同政党体制在政治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围绕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展开，并探讨了政党的几种政治动员模式及其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在亨廷顿对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讨论中，另一条虽没被提出但仍可见的贯穿头尾的线索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而这和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相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亨廷顿所讨论的政治秩序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迁之中。此外，第二章对美国和欧陆的政治体系的差异的探讨意在说明古老政体和现代社会相结合是可能的，或许表明其对政治发展许不同意见：当下的政制并不必然优于过往，传统仍有可借鉴之处(110)。第三章讨论传统权威和现代权威的关系，意在表明传统权威“前景是黯淡的”（155）而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基础。
最后，本书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亨廷顿对于古典政治哲人的关切（6,15,19,39,43,53,62,123,139,146,195,278,295,327），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对古典作品的引用在当代政治科学著作是不多见的，大多数古典政治作品被认为是过时的而被扫入了故纸堆中。亨廷顿大概意在承马基雅维利之传统，重整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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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页在总爱去阶段，现代化需要改变传统的社会。。。。应该摘录错了 -
因为我是政治学书虫。。。 -
说愚民有点简单。
内在的力量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乡村的既有秩序并未消亡，贫民阶层也会极端保守地维持这种秩序。
另外，稳定性是否单纯得益于受教育程度不高？政治制度化程度高，各种利益可以找到自己的代言，并且最后能以选票说话达致平衡，是否是民主稳定更直接的原因？
现在很多人看好印度模式，而非中国模式。 -
经典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 -
1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的政府有效程度。
4 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暴乱和动荡的呢？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
7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不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不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在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恰恰就有本事来弥补这种短缺。
8 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映着其政治制度和构成这种政治制度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所谓社会势力指的是种族、宗教、地域、经济或者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集团。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集聚化和多样化。比方说，血缘、种族和宗教性的集团会因职业、阶层和技术性集团的加入而扩大力量。
9 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
10 政治制度化的几个判断识别条件：适应性-刻板性（算年龄、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职能）；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不团结
15 亚里士多德争辩道：“一个绝对地、彻头彻尾地给予寡头政治的平等观念或者民主政治的平等观念之上的宪政体制，必属蹩脚的体制。事实雄辩第证明，此类宪法constitution皆朝不保夕。《政治学》60页
16 波里必阿和西塞罗将此观点阐释得更清楚。任何一种好的简单政府形式，都有可能沦为其相对形式的变种。
20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那种能确保民主或寡头本身最大限度膨胀的政策，而是能确保他们能 最长久地延续寿命的政策。
28 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
60 任何一种给定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62 凡崇尚共同利益的宪法皆为正确的宪法
63 腐化和普力夺会时常摇摆于专制主义和暴民传统之间。
63 科恩豪泽说：”只要业已确立的政治权威是高度独裁的，那么在它被一个民主政体以迅速和爆裂的方式取而代之之后，形式就会极有利于极端主义群众运动的出现，而这种运动会沿着反民主的方向改造刚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
68 现代政体区别与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介入的幅度。发达的现代政体区别于发达的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政治制度的性质（传统-少数人，现代-多数人），因此这两种政体关键的制度性区别在于组织大众参与政治方面。现代政体的独具制度因此是政党。
69 然而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于那些生存与具有传统制度延续性的政体中的政党了。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整天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孵化性的或普力夺型的或群众性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政党就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在缺乏合法性的传统根基的情况下，人们就只好在意识形态、领袖魅力和主权在民论中寻求合法性。为了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意识形态、领袖魅力或主权在民论等各种合法性原则又都必须体现在一个政党的身上。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因为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身。
70 在传统政治制度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稳定先决条件至少得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
78 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
119 实际上，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政治制度中的权力犹如经济制度中的财富。权力能够扩大和缩小，也能集中和分散。更笼统地说，一个社会中权力的总量取决于该社会中相互影响关系——即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变化的那种关系——的数量和强度。
120 问题不在于夺取权力，在于制造权力，在于动员各社会团体进入政治领域并组织他们参政。
120 因此，正如弗雷Frey所提示的，现代化既涉及政治体制中权力分配的变化，也涉及该体制中权力总量的变化。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权力的集中和扩大之间与财富相似。在总爱去阶段，现代化需要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信仰及行为方式，因此也就需要政策创制，需要权力的集中。这样，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差距就日益扩大。同时，由政策创制所促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导致了新的团体要求进入到政治体制中来，这就要求该体制扩大。在玩得多的第三阶段，体制的扩大才使得在该体制内重新分配权力成为可能。
123 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国王在集权的官僚制国家中，比在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官僚政治国家（国王-奴仆大臣）一般总是趋于职能分离、权力集中，而封建国家（国王-贵族）则往往职能混合、权力分立。
134 现代化的君主可以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支持：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当然是国家官僚。官僚是贵族的天敌。
140 中国是政治官僚帝国，日本实质上仍是封建的。
274 没有几个传统政权是被共产主义运动推翻的，共产党的成就倒是其在革命后创建的那种立于广泛的大众残这位那个基础上的现代政府。
274 跨入现代世界而又丧失了传统的合法性原则和传统的权威制度的社会，最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
274 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功能不是推翻权威而是填补权威的真空。
277 列宁和毛泽东都正确地强调过，具备一个独立于各社会势力并操纵这些势力去达到自己目标的政治组织才是最重要的。党确实必须去吸引民众当中的所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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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觉得它的论点颇能解答中国政治的一些现实问题。总之我读完之后，困惑少了。 -
亨廷顿回答道，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的比率决定政治秩序，比率高的称为公民型，比率低的称为普力夺型。 -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构架，认为与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发展不同，政治秩序也部分的受到“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型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在这种理论构架中，很多既有名词也被重新做了定义，其新的内涵对理解这种理论构架非常重要。
亨廷顿的理论假设非常明确，他认为，政治秩序指的是一种目标，而非现实；此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方向受到两个因子的影响，即政治制度化程度与政治参与程度，其中较有代表性（当一种因素极大发展时的情况）的两种情况是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和公民政体。为了在具体情境下对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相互作用的影响进行讨论，亨廷顿选择了革命与改革两种能够较大程度的影响社会变迁的情况，并探讨了政党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同时，他探讨了政治衰朽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秩序变迁的环节。
在这样的理论构架下，全书的篇章结构也按照上述顺序展开。在具体的论述中，亨廷顿选用了大量的数据与案例分析，所选范围包含第三世界国家，较为全面。总的来说，大部分章节都遵循“假设—分析—例证—重申假设”的结构进行论证，但这让我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数据的选取上是否存在偏颇？书中的大部分论证结构都采取了演绎的方法，是否存在可能亨廷顿在数据的选取上优先选择了对自己理论有利的数据，而将举证责任留给了读者。书中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例证选择了古巴、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考虑到本书的著作年代，可以理解这样的选择，毕竟当时的东南亚政局动荡难以分析政治制度等情况，而中国的情况也较为复杂。虽然我并不能举出反例以反驳诸观点，但是考虑到论述本身为演绎的方法，则这种例证的选取可能在逻辑结构上存在漏洞。
亨廷顿将“稳定”定义为缓慢的变化，这正如同稳定的社会中也一样存在着致灾因子一样。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冲突产生进步，“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他关注社会动员，强调了社会纵向流动对政治秩序稳定的作用，他肯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的作用，但是他认为“社会动员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的变化”。如果说经济发展是一种被动的变化，那么社会动员就是一种主动的变化，正是这种主动的变化使冲突成为现代化的助力。可以说，当社会面临危机时，社会动员（并不一定是政府引领的）影响着社会变化的方向。这种对社会动员的强调与切入角度，与以往政治学中所提出的政治参与概念略有不同，亨廷顿强调面对变化所做应对（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中的互动与交融，而传统观点则更多强调了话语权与公民权问题。而这也为现代政府领导者面对社会变迁与社会危机的出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去考虑利害得失。所谓“危机”，正是危险背后的机会。
亨廷顿对社会互动和参与的强调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政治制度化的最终目的也是能够促进更大的社会参与。虽然通篇来看他的态度是较为客观而不带伦理色彩的，但还是可以感受到，相对于政治制度化程度而言，他对社会参与程度给予了更多关注，并对高参与度给予了肯定与支持。在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中，论及改革的合法性时，他认为，“改革的合法性取决于君主的权威，但从长远观点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则有赖于更广范围的社会集团参与其中。”而在第七章“政党与政治稳定”中，他在开篇便提到，“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亨廷顿追求合理的制造和控制冲突以促进政治秩序的整合最终达成稳定，而这种稳定是建立在积极的构造交流互动之上的。“维稳”一直是我国政治的一大目标，然而从近些年来的情况看，这种队稳定的追求却是建立在压制与愚民的基础之上，不能不引起深思。正如上一段所提及的，稳定不是不变，而是缓慢的变化，在我国这样的维稳手段下，这样的稳定说不定正孕育着更大的危机。
虽然书中除了部分章节考虑了台湾的情况，对中国本土因为时代限制没有考虑，但是现在看来，书中仍有很多内容对我国状况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比如说，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中提到：“道德需要有信赖，信赖包含着预测性，而预测性又要求存在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我国政府公信力相当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行为反复无常，法律和制度的弹性解释空间较大，为官员“合理化”自身行为留下了余地。这种行为上的不可预测性使人们很难信赖政府，而这种不信任从另一种角度说又阻碍了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同时，我国法律和公文的显著特征是用词空泛化，喜欢用“口号式”的语言来表达公共利益，这种行文风格确实受到自古以来“中庸”思想的影响，但无疑使公共利益的表达依赖于政府的后期解释，这样一来就使话语权落到了当政者的手中。布尔迪厄曾经指出，老百姓是最受人统治的，而政治家对于政见的辩论无非是在争夺对于同一话语的解释权。在同一章节中，亨廷顿进一步指明：“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公共利益”。显然，中国在这一点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亨廷顿对城乡差距的论述是另一点值得我国借鉴的方面。亨廷顿在书中提到：“从城乡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和它们变化着的政治稳定和动乱的格局反映出政治参与的扩大。……重建政治稳定就需要城市一些集团和农村大众能形成某种联合。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政治。”他将这种乡村地区对政治参与的争取称为“绿色起义”。然而他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重心转向了描述殖民地区各个国家的起义，做出了一番描述性分析，而没有进一步如何在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吸纳更多的乡村居民参与到政治中来，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亨廷顿在书中几度提到了农村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如在第六章“改革与政治变迁”中，他认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的稳定，端赖它再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可以说他对农村地区无论是在政治权利上的利益，还是在物质上的利益都给予了肯定，但也在此戛然而止。其实，整本书中的大部分章节都是演绎的，着重于将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描述与自己的假设推论结合起来，他仅仅是着重于建立一套概念的体系，而对如何将此套概念推广到现实中的应用则论述较少，我想大概就是因此，这本书的名字才会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吧。
在理论的叙述中，亨廷顿采取了一种较为中立的视角，责任与伦理的色彩较淡。他在谈及腐化时所持的观点是腐化对于维持政治稳定是必须的，对于腐化的作用和存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而在谈及暴力时，他则指出暴力仅仅是“政治手段的多样化”，并强调重复使用暴力手段会使其“贬值”。这样脱离价值观的论述实际上给了我一种非常新奇的视角，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大部分的著作都有“take a side”的过程（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而这种客观描述实在是很有趣的。但另一方面，他在很多环节中又完全采取了一种“经济人”的观点，而忽略了事实上有极大可能存在的公民精神，比如说在论述公共机构与公共利益时，他就一口咬定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虽然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以及他写作此书所处时代的特点出发，这是确实的，但从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这并不是正确的。
总的来说，亨廷顿的这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一本略枯燥的学术专著。乍一看去，觉得字字珠玑，恨不能顶礼膜拜，然而细想来某些细节其实还是值得推敲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很多观点在我国当代社会有着很深刻的借鉴意义（如其中对高等教育规划的评价），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中，在很多处理公共事务、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理解并运用书中的观点必定会有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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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力图通过人类历史上现代化转型的现有经验来总结出关于人类现代化转型中政治秩序所特有的规律。亨廷顿的雄心壮志是寻找出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处在现代化转型国家所需要的。中国建立现代化政体的步骤与亨廷顿书中观点不谋而合，而亨廷顿也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亨廷顿首先提出的论点即是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亨廷顿在开篇就突破人们惯常的意识形态上的局限，他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无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体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体，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有效程度才是衡量指标。那么什么是有效的政府呢？亨廷顿接着指出，即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四个指标来衡量。而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制度在同化和吸收新兴的社会势力让他们参与和融入新的政体的能力。有效的政府就是能够在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和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值。据此，亨廷顿提出了他著名的普力夺政体的概念。即政治参与大于政治制度化的政体称为普力夺政体，而政治制度化大于政治参与的政体称为公民政体。普力夺政体是缺乏政治共同体的体现，它的政治参与超过了政治制度化限度，这样政体具有不稳定、易变性、脆弱性。而公民政体具有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化结构，足以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和有效的政治共同体，这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普力夺政体就是各种集团在政治上尚未社会化的时候就参与了政治。亨廷顿犀利地指出，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都受到了普力夺政体的侵蚀，原因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和西方民主榜样的下，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前面了，反倒害了政府自身。亨廷顿在此有著名的论断：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政治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能限制权威。
亨廷顿的第二个论点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体系。亨廷顿指出政党是现代政治的独特的特点。政党在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现有政治制度吸收新兴社会势力的凭借和渠道。而现有政治体系是否能成功地吸收新兴的社会势力是一个政体稳定和持续的条件。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其统治社会和吸纳社会新势力的能力。亨廷顿评价说，在多党制下，社会势力主宰政党，在一党制下，政治领袖主宰社会势力。多党制最后很可能会演变成两级势力的两党制，两党制有效地使政治两极化成为制度并使之得以缓和。也就是说政党成了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得到持续的重要载体和保障。可以看出，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是亨廷顿的核心论点，而政党制度则是高效政府的特征和制度保障。
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一个有效的政府是现代化转型成功的保证。首先，合法化的权威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保障，现代化的推进者只有集权才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创制。在中国，有效的政府依赖于一个强大的政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逐步推进改革是我们的首选之路。其次，在集权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是关键。而政治参与，在我国来说就是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持党内民主和人民大会制度。保证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能充分代表和反映其阶层利益，要保证在现代化转型中新的阶层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比如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尤其是二代农民工政治权利和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是否畅通；比如在现代化转型的农村，农民新的利益要求是否在社会变动中得到与时俱进的保障，比如土地权益的改革怎样才能符合农民的利益诉求而且农民的利益诉求能否通过现有的政治渠道得到表达。比如现代化转型的城市，在市场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住房、医疗、就业等，这些利益诉求能否通过政治渠道进行表达，城市居民是否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从亨廷顿的论点中可以看出，一旦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通，政治参与无法进行，那么政治的稳定性就会得到威胁。目前，中国已经存在政治参与的堵塞，正常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职能的失灵。突出表现在网络成为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网络反腐就是突出表现，反腐的主体成为网民，而不是党政相关部门，说明反腐的正常渠道堵塞和党政部门功能的弱化，例如郭美美事件、“表哥”事件、雷政富事件等。强拆通过自焚形式表现，说明利益表达的正常渠道堵塞，官民成为对立方，矛盾已经激化。此外，突发性公共事件中集体性行为，例如宁波PX事件、什邡事件等，说明正常的上访等渠道已经失灵。中国目前政治秩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官民对立、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和体制外利益损失者成为两个集团，这说明政治参与的反向化即政治壁垒的出现。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进行着，尤其需要做的就是政治秩序的正常化，即重建有效的政府，让政府部门实现其职能，让政府官员代表人民利益。反腐，是必行之路。十八大后，常委9个到7个，党中央推进反腐的决心和习近平南巡打破官僚作风和形式主义，预示着一个有效政府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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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蛮对。 -
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统治形式而是统治的有效程度。这与“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有异曲同工之妙。
社会问题来源于政治制度与社会参政需求的不匹配，而传统国家实现现代化需要经历：集权、扩权、分权。
该书存在的不足是：学术分析不严谨，缺乏内外部力量干预的关注。
政治改革非一劳永逸，是个持续的动态进程。
良好的政治秩序有赖于工业化信息化的现代化，同时也应具有司法公正，广泛的公民组织，及普遍道德意识。
良好政治秩序是长期正向积累的过程。对于注重“民生”的社会共识，政治改良与社会改良并行，个人善意与良知的觉醒及对丑恶的抵制产生的作用虽然微小，却能在未来汇聚成合力，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