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课堂》书评

民国课堂的风范

民国课堂的风范文 朱晓剑自从纪录片《先生》放映以后，关于民国先生的谈论又成为了一股风潮。但就民国教育而言，除了各位先生，还有不同的教育家出现，以及那些教育期刊的编辑都无不呈现出了“民国格局”，谈民国先生，今天我们看来，不乏溢美之词，更缺乏的是审时度势的深刻观察。相对于流行于趋势的“民国范儿”，潘剑冰的新著《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则从一个侧面对民国先生做了回顾，而这或许让我们深思民国课堂之所以今天为人津津乐道的原因到底是在哪里。纵说民国的大先生不妨看看哪些人当得起这个称谓，这其中划分的标准又在哪里？是否名气大，就足够先生之称呢。显然并不是这样。这似乎应该用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评判，更需要一种风骨来支撑他们的学术研究，倘若缺乏了这个，所谓“大”也就可以失之于片面。在书中，潘剑冰所开列的名单包括辜鸿铭、吴宓、金岳霖、林语堂、章太炎、刘文典、陈寅恪、梁漱溟、王国维、熊十力、黄侃、钱穆、蔡元培、梁启超、胡适、叶公超等十六位。从名单上看，这是一份不完全的名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其划分的标准并不是十分清晰，他如蒋梦麟、傅斯年、潘光旦等等也应该在民国课堂上有一席之地的。当然，谈民国课堂，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未必非得有个“标准”不可。不过，由此引发的混乱或许不能避免。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说，曾经的大先生们学贯中西，不仅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对西方的民主科学也感同身受。在那个百无禁忌的年代，文化不断碰撞、交流，在空地上横站出了与中国皇宫、西式城堡迥然不同的精神建筑。那么，在追寻这些先生的足迹时，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些表面故事上，而是需要深入到时代肌理，探寻每个人的成长史，以及由此带来的课堂发现，这课堂发现尤其可以归结为在学术上的创见和人才的培养，而这才是先生所具有的真正识见，倘若仅仅是满足于名士风范，是当不得起“先生”这个称谓的。《民国课堂》辑录了民国一代教育大师们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借以通过这些片段，感受他们的种种风范。为什么民国课堂至今值得我们追忆，这背后所隐含的是时人对教育传统的追怀，更兼顾着对文化传承的担忧。辜鸿铭、章太炎、陈寅恪活在古文化里，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活在新文化里，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风格，却还是让人惦记，他们对学问的追寻，不再是简单的“重温那段美好的时光”，而是要懂得民国的学术和教育。这些先生们虽然行色各异，也时常会有古怪言论发表，但他们身上有着文化救国的真切理想，渴望以精神学问来拯救国人，使国家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这从那时的每次文化之争也可看出来，那并不是保守与激进、改革与革命的简单定义，而是基于各人的不同识见给出的救世“药方”，今天来看，这可能有些过时，但其精神却尤其值得向往，没有那一场场辩论，我们今天无法明白大学的精神在于独立和自由，从而激发了对时代的不同想象和行动，在这一点上教育家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钱穆等所做的努力尤其显著。无他，再好的学术研究，都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发挥，缺乏了这个就可能导致纸上谈兵，而这则距离教育的真正目的就远了。余英时先生曾说：“基本学术自由之有无，以及一般自由幅度的大小，便正是一个社会有没有活力和潜力的最准确的试金石。”那么，《民国课堂》所给我们提供的借镜，不仅仅是追怀一代代先生的风貌，而是让那种学术研究的风范不至于失传，常驻人间。《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 潘剑冰/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定价28元

先生，一个在时代中落寞的词

跟随《民国课堂》一书追本溯源“先生”二字的意义时，不免发现“先生”，这个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称谓，又透出几许悲凉的情味。若问中国文化和思想冲突最激烈是哪个年代，兴许是1898年-1919年。短短21年间，中国发生了四次大型的文化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四次文化运动代表着新时代的四种思想，也同样改变着近代中国的命运。也许很多人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政治运动，但这场政治运动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却是在文化方面。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一个看重能力而非以文凭与年龄为基准来衡量人才的时代。于是，年仅25岁的梁漱溟、27岁的胡适和刘文典站在了国家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上授课；那是一个渴望知识的时代，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教授的任何课堂，可以在没经过考试的情况下为了求知而去旁听；那也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学生可以质疑教授甚至轰教授下台，只有真正的“大先生”才能在那个时代的讲坛上立足。正因对年轻人的包容，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求知的平等，造就了民国时代的“大先生”。人才辈出已不足以形容那个不缺“先生”的时代，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辜鸿铭、胡适等一串数不完的名字是最好的见证。百无禁忌的年代包容了这样一群文化奇葩，成就了一个个现在所能看到的有血有肉有故事的“大先生”，留下了至今依旧宝贵的精神。《民国课堂》一书选择了十六位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作为叙述的对象。他们学贯中西，在国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又精通西方的学说。他们在相同的舞台上，展现了十六个鲜明的个性，不容复制也不易混淆。“辫子教授”辜鸿铭、多情的吴宓、痴心的金岳霖、幽默的林语堂、“骂圣”章太炎、狂狷的刘文典、命运坎坷的陈寅恪、“中国甘地”梁漱溟、舍生取义的王国维、脾气暴躁的熊十力、“大牌教授”黄侃、一生为国的钱穆、海纳百川的蔡元培、好书好牌的梁启超、自由倡导者的胡适和名士风范的叶公超，这十六位个性迥异的大先生拥有的共通之处便是：“严治学，重教育。” “严治学，重教育。”是一种态度，一种作为大先生应该具备的态度。陈寅恪“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晚年目盲仍依靠助手查阅资料编书；王国维对学术的追求十分严苛，文章哪怕有一点与别人相近也要作废重写，自杀前还惦记着一个错别字；吴宓看重讲义，曾经批评因弄丢讲义来跟他借的年轻教授；刘文典虽然狂傲，但对于学术的严谨态度从“大学不是衙门”足以淋漓尽致的地体现。一本传记，有时是为了怀念一个人，有时是为了怀念一个时代，《民国课堂》这本关于十六位“先生”的传记，更多的是怀念一种对学术严谨的态度。《民国课堂》一书的独具匠心在于，笔下的先生们不仅有专注于学术的一面，更有生活中真实的一面，保留一颗童心，还有着几分孩子气。林语堂的女儿曾说家里有三个小孩子，其中一个便是林语堂，可以对泥巴百玩不厌，一个人找乐子；金岳霖的脾气似小孩，当学生说看不懂一本书时他会孩子气地回答“看不懂就算了”；吴宓是单纯得像个小孩，经常被人骗钱，知道真相后，吴宓说自己曾经承诺过不告诉别人而没去告发他们；辜鸿铭顽皮得像小孩，曾经在外国把报纸倒过来看，借此来取笑看不起他的外国人。也许，正因有孩子般纯洁的心，才使得他们在学术上那么执着，正因这孩子气的个性，才使得严谨的学术课堂多了几分生趣。先生，一个在时代中落寞的词。季羡林走后，那个时代先生们几近都离世了，“大先生”这个称谓越发带着悲凉的情味。（文：《新经济》宋爽劲、杨礼淳）

那些渐行渐远的大先生们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或许都知道，民国只在中华大地上存活了短暂的38年。然而，这短暂的岁月，却是中国学术品格形成、大学精神得以铸造的黄金时期。不管是学成归来、一身豪气的毛头小伙胡适，还是心地单纯、言谈幽默的林语堂，从他们的人生故事里，或许我们都能体会到一股强大的学人精神在滋长。　　　　较之于层出不穷却又乏善可陈的民国读本，潘剑冰的新著《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其最大特色在于摆脱了具有传统说教意味的宏大叙事。它通过一个个生动而又具体的微小细节，在“以小见大”中将民国学人的风貌有血有肉地呈现了出来。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提及的那样，写作此书的目的，乃是要追寻“先生”二字的意义，并以此为样本，反思当下的学术生态及治学精神。然而，在此书中，作者却并没有刻意地去追求“民国课堂”对当下的借鉴意义，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细节填充，将思考的维度交给了本书的读者。　　　　在第一卷中，作者介绍了大先生们的另一面。如风流成性、坚持留长辫而又有着自己生存方式的辜鸿铭，帮学生作弊、千古多情却又有着独立人格的吴宓，是逻辑学大师、却又干着不符逻辑之事的金岳霖。这些饱满的人物叙事，在描述大先生们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思维视角：原来学者的生活也可以这样。的确，较之于刻板、严肃的“学究”范儿，先生们的这些日常举动，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料。但是，生活本就由真实的细节构成，这些在生活中颇具顽童性格的先生们，却以学术上的颇高造诣丰富了他们的人物速写。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分别对章太炎、刘文典、陈寅恪、梁漱溟、王国维、胡适等十二位先生们进行了深度刻画。这些感人至深的细节描绘，读起来仿佛让人有一种置身民国课堂的幻觉。只是今天，我们再也难听到刘文典“大学不是衙门”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喊，再也见不到陈寅恪正气凌然、目光如炬的眼神，也再难身临其境地感受胡适崇尚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学者风度了。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在这薄薄的书本里，循着作者的笔迹，用心去聆听这些大先生们的心灵独白。　　　　当阅读至本书的最后一页，笔者不由沉思：这本书所遴选的代表人物或许不能代表民国学人精神的全部，但是，以管窥豹，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在那个大师云集的年代，这些“或心地单纯、天真烂漫，或勇猛精进、悲歌慷慨，或坚韧弘毅、敢于担当，或狂放疯癫、风流尽性”的大先生们，是以怎样的实际行动去诠释“先生”二字的含义。　　　　而反观当下，许多老师往往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完全失去了学术上的坚守。个性稀缺、因循守旧、浮躁功利成了当下学术最为鲜明的“标签”。如何从民国课堂中获得反思的力量，又如何从这些民国学人的品格中来改善当下的学术生态，这或许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刊于《京郊日报》、《绍兴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