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辉格解释》书评

反辉格编史学的贫困——走向一种诠释学的编史学

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史，在其初创阶段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更多地属于科学。它由像马赫（Ernst Mach）这样的科学工作者写就，目的在于追溯人们在当时所据有的对自然的理性认识（科学）是如何在一种颇具连续性的积累之中逐渐完成的。在这种科学史中，作者工作于自己惯常工作的科学语境之基础上，对于其书写对象——科学，并没有深刻的外部反思 。因而，我们就更不能指望此时的科学史作者会对于书写活动本身——这一领域如今归于“编史学”的研究范畴——有任何必然的自觉了。此时的科学史，正在致力于摆脱之前流行的那种科学家个人传记式的写法，而着眼于科学家的成就本身，试图写出一部“答案”的历史。自然，所有这些答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然之书该如何解读。在这种视角下，古代的自然哲学家们一方面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却又往往陷入幼稚与偏见之中，以至于与真理——留待许多年后的后继者们发现——失之交臂。科学史是一部人类不断克服谬误、达到对于自然的正确认识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每一个天才的发现都是那么地激动人心。这样的“答案史”，隐含了人们自启蒙时代获得的一种强烈的信心，即自信站在整个历史潮流的顶点。这种信心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由于物理科学的惊人成就和强大解释力，人们相信真理的大厦已几近完成；当下的认识，作为人类已在伟大的智识活动（科学研究）中一劳永逸地获得的真理，成为了以往一切认识成就的衡量尺度。在这种历史书写中，穷竭法被认为是微积分的雏形，德谟克利特的思辨哲学被当作现代原子论的直接先导。进入20世纪，科学自身的绝对威信受到了动摇，与此相应地，在科学编史学中，也出现了一次关键的转变。这次转变至迟始于20年代，到了60、70年代才达到它在今日的普遍影响，而其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就是1920年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 Butterfield）《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书的出版。尽管该书并非专门谈论科学史的书写，作者也并非专业科学史家 ，但“辉格史”一词由此迅速成为了科学编史学中探讨最频繁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就其塑造过程而言，一开始就带着脸谱化的政治色彩，它被用来刻画辉格党人（据说）采取的史观，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以今日之眼光和标准去理解和评判从前的事件；第二，将今日的成就当作昔日的人们向之努力接近的目标；第三，将进步（向当下的时代前进）等同于好，保守（固守自己的时代）等同于坏。如果上述描述的编史学观点可称作“辉格编史学”，那么把它作为攻击的靶子的观点便可称作“反辉格编史学”。后者与前者相比，具有一种明显的唯名论式的谦卑，换言之，它似乎是人们在意识到自然和历史所具有的巨大的偶然性时，所作出的那种猛然的警醒和退却。具体而言，反辉格编史学对于“辉格编史学”之脸谱的三个特点分别作出了如下三项反驳：第一，只有回到当时的语境、乃至试图想当时人之所想，才能对历史真正有所理解；第二，历史的进展纯出于偶然，在编史学中不容许任何目的论的因素；第三，对于历史事件应悬置价值判断，而只研究当时的人作出其判断的原因，价值判断将妨碍人们得出对这些原因的真正理解。上述的信条在科学史界，至少是用英语工作的科学史界，似乎已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共识，以至于科学史家们往往不再浪费精力和篇幅去反复重申它。然而，这种相比“辉格史”来说远为小心翼翼的编史学，真的足以产生20世纪广泛深入的科学史书写吗？假如我们仔细考量反辉格编史学的自我声明，就会发现它的唯名论根源是如何造成了一种因噎废食的可悲退却。“辉格编史学”已不再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仅仅简单地以唯名论式的理由将其倒转，并不能产生任何具有真正价值的历史书写。在这里，“唯名论”总是和神创秩序的瓦解相联系的：共相之实在性的取消，意味着世界崩裂为一堆偶然地并置的个体。在古典的和中世纪的知识论中，是神保证了诸如“认识符合实情”这样的秩序（II : 87）；在历史领域，它则保证了贯穿于历史的联系，例如意义联系（关乎理解）、意向联系（关乎目的）和作用联系（关乎影响）。启蒙思想并不是取消、而是转换了这种神创秩序，神让位于由科学所刻画的自然，而种种联系仍然存在着。这就是“辉格编史学”据以工作的前提——在“辉格史”中，历史联系主要表现为一种朝向当下的目的论。而反辉格编史学的声明则是从历史联系的取消中引出的：由于取消了意义联系，所以它不得不要求历史学家离开自身的立场、如同古人思考自身一样思考古人；由于取消了意向联系，所以它把历史打散成一连串无目的地偶然发生的事件；由于取消了作用联系，所以它禁止历史学家以价值观念来处理历史——毕竟，历史如同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不可能对当下施加实践层面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感。科学史，正如前面所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科学而不属于历史，因而相对于狭义的历史研究表现出编史学上的滞后性。科学编史学中的反辉格编史学对“辉格编史学”的反对，与早先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反对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反辉格编史学和历史主义同样以自然科学的客观认识为蓝图，追求对于历史的“客观”的、不带前见的认识。（II : 274）对历史联系的唯名论式的瓦解，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是对于自然科学中还原论的一种模仿，历史成为置于历史学家面前的一系列孤立事件，而历史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就其自身”去认识这些事件。历史学成为了历史的客观科学，历史意识从而也被等同于对历史的求知意识。如此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历史的线性化和平均化，它是一连串无差别的点，当下作为其中一个点，并没有任何独特的地位。反辉格编史学常以此反对“辉格编史学”将当下作为历史的顶点或目标的做法。可见，反辉格编史学对于科学的反思并不是彻底的：它反对的是内容上的科学主义，即认为当下获得了绝对真理；但与此同时，它陷入了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即要求尽可能精确地知晓历史之中那些“当时”的情况（I : 391）。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一位严格遵循反辉格编史学的历史学家能否写出任何有意义的科学史。如果科学史仅仅是一些不含作者之前见的“事实”（无论是实际的成就还是以往科学家的实际想法）的罗列，那么它最多能被称作是一项资料收集工作，而对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理解”毫无贡献。（II : 276）相反，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任何激动人心的科学史，恰恰是从极为明确的前见出发的。例如，伯特（E. Burtt）在写作《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Essay）时，怀着的就是对于物理世界观之中心灵无处安置之问题的关切。这样的“激动人心”，恰恰也见于许多的“辉格史”之中，这就暗示着，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反而被反辉格编史学在其谦卑的退却中排除掉了。这种共同的意义就是人通过历史进行的自我理解。它的根源在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历史性——并不是先有此在，而后此在有了历史性，而是此在从一开始就活在历史性之中，假如没有历史性，则此在甚至不能存在。人因而永远处于历史的关联之中，他无法作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去书写历史（I : 325）；而且，这种关联无法摆脱，因为恰恰是这种关联使得他去研究历史——人们对与自己彻底“无关”的历史并不感兴趣。个体试图从历史中理解的，恰恰是当下的自身，历史意识是一种自我认识方式。（I : 336）换言之，人们在历史中追求的并非科学认识，而是生活意识，是类似于我们存在的意义的这样的问题。（II : 34-5）。如果说“辉格史”来自于当时的人们对于科学之巨大成就的惊异，那么后来的科学史就是源于科学在现代带来的诸多问题——在这种种关切之中，当下始终是一个有着独特地位的时间点，我们关注历史，与其说是关注事情从前如何，不如说关注的是事情是如何成为今天这样的（I : 13）。科学史研究的终极意义就在于理解今日的而非昨日的科学。因此，反辉格编史学的这一理想至少是片面的，即试图像当时的科学家一样思考，仿佛这种对“原意”的领会自然就会导向科学史的理解。按照这个理想，假如每个科学家都真诚地写作了详尽的自传，那么科学史研究就再不需多做些什么。事实与此相反，我们在历史层面理解得最少的，恰恰是当下的科学；同理，如果一位科学史家竟把自己的心灵变得和牛顿的心灵一模一样，那么他无疑无法书写有关牛顿的科学史。历史研究无可避免地要求时间距离。时间不是那隔开我们与从前的事件、从而必须被跨越的鸿沟，而是创造我们的历史理解的积极因素。（I : 420-1）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明白，人在进行历史理解时所带的前见是无法消除的，波普尔所说的“观察渗透理论”、海德格尔所说的“前把握”、“前理解”，说的都是这一点。人的历史性规定了：假如没有前见，历史理解就根本不会开始。因此，历史并不是一些能够自我言说、仅仅有待历史学家去倾听的独白，而更像是一种对话关系，我们只有向历史提出问题，才能期待历史为我们作出回答；而我们所能提出的问题恰恰来自于前见。在此种对话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传承物相对于我们的前见的他异性，它是对历史问题作出回答的根本前提。只有主动让自己与难以理解的、陌生的东西遭遇，我们才能对自己固有的存在方式有所察觉。（II : 43）而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恰恰就在于，唯有它能够造成这种他异性。当代的科学家和我们怀着极为相似的前见，因此当我们考察他们的工作时，这些共同的前见就作为背景而隐蔽了，它们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上手”的前见。唯有时间距离能够使得研究者的前见不同于被研究者的前见，从而使前见成为“在手”的并得到关注。只有当某一历史实在名存实亡到了只引起历史兴趣时，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其历史意义（I : 421-2）。因此，像反辉格编史学一样“认为我们可以置身于时代精神之中，以该时代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自己的概念和观念来思考，并以此达到历史客观性”（II : 78），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不恰当理想。这就引着我们回到上述不恰当理想的出发点，即对于“辉格编史学”的反对。“辉格编史学”也向历史提出问题，但它对自己持有的前见并无自觉，因而也不打算倾听传承物的他异性所要求的对于前见的修改，看起来就好像它已经预先知道了问题的答案——这并不是真正的对话。历史认识要求的，并不是研究结果完全满足我们的期待，而是要让我们感受到异于自身的新的推动。（II : 50）然而，反辉格编史学出于“对前见有所自觉”的要求，试图沿着笛卡儿式的怀疑论进路彻底消除前见，结果却是取消了对话所必要的发起者，导致了彻底的沉默。反辉格编史学之所以会试图彻底消除前见，是因为它将过去发生的事件认作历史研究的对象。但实际上，依据梅洛－庞蒂对于对象化思维方式的批判，历史研究的对象也并不是一个遥远的他者，而是我们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换言之，是今日和昨日的关系。（I : 424）这种关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由因果律描述的力量的效果影响，和由目的论描述的理解的意义关联（II : 38），前者使历史研究成为必要，后者使历史理解得以可能。时代的更替意味着角度的改变，由于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同一历史事件时怀着不同的旨趣（即与该历史事件的关系有所差异），因而历史可以不断地重写，且后写的历史并不取消先写的历史的正当性。（II : 180-1）历史研究的领域因此大大拓宽了。现在问题在于，既然历史要研究的是今日和昨日的关系，那么什么样的研究进路可算是恰当的呢？首先，历史学家要让自己的前见“冒险行事”，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以便在他所研究的历史之中遭遇到不同的主张。（I : 423-4）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对自己的前见应有足够的自觉，以至于能够允许传承物携带的他异性改变自己的前见（II : 75, 174-5）。例如，科学史家不妨如“辉格史”那样带着今日对科学的理解去考察从前的“科学”，但在这一过程中必定会暴露出前见和传承物之间的不一致性，他应当去理解并刻画的，正是两者间的这种不一致性，而不是让一者屈从另一者（屈从前见导致辉格史，屈从传承物导致反辉格史）。在让前见冒险行事并获得前见和传承物的不一致性之后，历史学家接下来的工作可称为“视域融合”，也就是说，并不是试图走进一个与自身的视域毫无关系的异己视域，而是使两者共同形成一个大视域，它既超出了当下的界限，又包容着研究者的自我意识。（I : 431）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要避而不见自己的立场，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整体，即融合了的视域之中，按照更正确的尺度来考察和评判自己的立场。（I : 432）一个怀着对科学成就之惊异的科学史家，不应逃避研究中暴露出的科学的问题；一个试图批判科学的科学史家，也应做好在研究中发现科学之合理性的准备。反辉格编史学兴起于对历史传承物的他异性以及对历史研究之中前见的猛然察觉，然而它徒劳地试图效法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理想，将历史事件本身当成对象，并以唯名论式的谦卑放弃了存在于历史之中的联系，从而使得遵照其理想的历史研究沦为无意义的资料收集，其论纲也被科学史家在实际工作中放弃了。面对这种科学史领域中的历史主义，今日的科学史家需要回到反辉格编史学之前的认识理想，即承认人自身的历史性，重视当下的地位，将历史研究做成一种旨在发现今日和昨日之关系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科学史家需要让自己的前见冒险行事，从而接触到传承物之中的他异性，最终将当下和过去融合进一个更大的视域之中，以获得对今日之科学更深的理解。参考书目H. 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I、II），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