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基因》书评

传统是英国的，自由是世界的

“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希特勒在1934年告诉意气风发的墨索尼里。法西斯视自由主义为自然秩序的颠覆，而在这一秩序中，集体从来就被认为要比个人重要。1941年8月10日，当丘吉尔第一次会面罗斯福说英美有着“近乎同样的观念”时，他明白这些观念已经快没立足之地。从布雷斯特、里斯本到首尔、海参崴，几乎整个欧亚大陆，亿万民众都处于极权的统治下。自由、法治与民主，几乎孤独地残存于盎格鲁圈。事实证明，自由阵营后来赢得了那场战争的宏大胜利，并且在此后的1989年，成功瓦解了一个被极权恐怖所笼罩的帝国。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世界迈入和平与发展。然而，放眼当下，中亚局势的动荡、恐怖主义的抬头、各地经济反复陷入低迷……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曾断言“历史被自由所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也收回他草率的观点，表示所有政体都可能遭受政治衰败，转而研究政治制度的具体问题。这是否就意味着“自由的失败”？英国保守党人、欧洲议会议员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在2013年撰写了一本关于“盎格鲁圈”的书籍，通过对英国过往以及独到经验的回顾，描述了一种比欧陆更成功、更具张力的放大了的“英国模式”。“盎格鲁圈”（Anglosphere）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1995年的科幻小说《钻石时代》中提出，主要是用来指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核心人口的血缘来自英伦群岛、具有相似文化传统的国家组成的集团。今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签署的800年纪念。汉南的书也在这时被引进至中国，（正如它的书名）恰巧给我们一个契机去审视“我们是如何发明自由的，自由为什么重要”。10月19日，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我隔着玻璃箱，看到了那一小张精致又厚重的羊皮纸——英王约翰用拉丁文签署大宪章的1217年手抄本。那是大宪章800年全球巡展中国行的第二站。把英国的大宪章放到美国的使馆中展出，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似乎从天然上就接受英美同盟的观念。因为这些国家，这些民族，都有拥有同样的自由基因。英国人或者说“盎格鲁圈”的民族认同感不是建立于诸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抽象的神话般的传统，而是基于《大宪章》以来对个人所有权的保护、法律高于国王、代议制等成文的政治传统。在汉南的表述中，英国关于自由的传统，其实可追溯到大宪章以前。从古日耳曼部落的森林集会到早期的“贤人会议”，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再到光荣革命，在历史的浪涛下，自由的价值不断传承，并且以新的制度或法律章程被加以强调。这其中包括三个核心价值：第一，个人自治（autonomy）的观念，包含在契约与财产权中；第二，集体决定须由代表做出，代表须向选出他们的共同体负责，“无代表，不纳税”；第三，法律不是具体某人或某组织之法，法律高于国王，是人们在这个国家固有的权利与义务。正是基于对上述价值的认同，普通法、新教改革、代议制政府、财产安全以及个人自由在“盎格鲁圈”得以确立，并成为这些国家此后数百年领先全球的制度优势。汉南也向我们澄清一些历史对于英国的偏见。例如，每谈及大英帝国，我们想到的是黑奴交易，指责英国在对广大殖民地的剥削与压迫。其实不然。从天然上，奴隶制就与英国的自由传统以及自由市场所依赖的自由劳动力流动相互矛盾。1807年，英国议会回应民众呼声，禁止奴隶交易，并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严打奴隶主的运动。为此，英国政府甚至愿意出钱赎买奴隶。在1808年到1860年间，1600余条船只被扣，15万名非洲人获得自由。诚然，我们必须强调：奴隶制度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大陆上都存在；而在英国值得称道的一点，不在于他们蓄奴，而在于他们废了奴。此外，那场被定性为“殖民地反抗暴政”的美国独立战争，在汉南看来，只是一场最终不幸演变为内战的内部冲突。只有当法国于1778年参战，人们才把它看作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表征是：当大陆会议最终通过《独立宣言》时，会议厅外飘扬着的不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星条旗，而是大联盟旗。旗帜的左上方1/4部位显示的不是星星，而是大不列颠国旗，由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和苏格兰的圣安德烈十字构成。凯文.菲利普斯在《表亲战争：宗教、政治以及盎格鲁的胜利》中指出，1688英国革命、1776美国革命与1860美国内战是同一场持续冲突的三次爆发。以托利党为代表的一方，声明他们忠于英国制度，尤其是国王与议会共治；另一方的辉格党人则忠于英国价值，这一价值正是前述制度的合法性得以建立的基础，他们认为正是国王侵犯了这些他们所坚守的价值。信奉自由价值并为之奋斗的一方最终取得了胜利，也正如他们的继承者在20世纪所做的那般。跳出反殖民主义的框架，我们可以看见，在这种自身的政治文化逻辑推动下，英国是愿意鼓励并帮助殖民地实现自治，继而走向独立的。正如上文一直强调的，“盎格鲁圈”的国家认同是来源于政治信仰——对自由的信仰与坚守。英国人代表的是一系列政治权利。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只要接受这些价值，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国人，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在独立之后，仍有许多人愿意为母国而战。二战中，新西兰总共动员21.5万人，南非41万人，澳大利亚99.5万，加拿大106万，印度240万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自愿入伍的。在媒体从业多年的汉南，用极其抓人的文字，透过历史细节的梳理，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自由从一开始便在英伦群岛上得以繁衍而不是在欧洲大陆上开花。其个人的全球经历也正是“盎格鲁圈”遗产的体现与证明：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苏格兰人，本人生于秘鲁，在牛津念书，成年后定居英国，尔后成为保守党人并两度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保守自由的传统，重拾盎格鲁圈遗产的精神，是汉南为振兴英国所开出的药方。这对于中国的意义在哪里？今年1月，我跟新权威主义的代表学者、历史学教授萧功秦有过一次简单的访谈。我曾问萧教授，如何看待中国与保守主义的关系。他说，中国是一个有极权传统的专制国家，如果简单地提，我们要保守，那我们意识形态的保守，我们专制的保守，社会的多元化就很难产生，完全没有保守的基础。“这个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都不是保守的基础。我们经济没有保守的东西。至于文化的保守，那原来是完全大一统，舆论一律莫谈国是。社会的多元化也没有，既没有社会组织也没有公民社会，什么都没有，你说保守什么？保到江青四人帮那里去了。”重新翻看这段文字，我心有戚戚。不过很快也就释然：有没有自由的传统是一回事，想不想要自由则是另一回事。不是吗？当我看到广州祈福新村的业主因不满物业公司无理涨价而发起签名请愿，要求涉嫌舞弊的业委会重新选举；看到广州专车司机冒着被处罚的风险，聚集守望被“钓鱼执法”的同伴……身边这些鲜活的例子不断提醒着我，自由的基因潜藏在每个人的心里，这关乎每个人的权益。

脱欧成功，作者赢了

日尔曼民族，七国，贤人议会，金雀花，诺曼王朝，普世价值，个人自由，普通法，代议制度，岛屿地理决定论……可以说盎格鲁圈内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右派国家，作者是极其不care欧洲大陆的偏左的大政府，高福利等制度，甚至对奥巴马有意与盎格鲁圈划清界限，向欧洲大陆靠近深感厌恶，对印度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把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定义成为了盎格鲁圈内的战争，并对殖民制度进行了美化和辩解。联想到大不列颠脱欧成功，极右的川普能否获得大选胜利呢？

基因真的可以决定吗？

丹尼尔·汉南曾经是个历史学家，后来投身政治，当了欧洲议会的议员，属于英国保守党。据说当了议员之后，自知再也无法做严肃的历史学家、写出严肃的历史著作，于是就写《自由的基因》这种畅销书或者普及型读物。本书立论，可以用一个标签概括之：盎格鲁圈例外论。盎格鲁圈，即指受英国自由价值观影响的、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前身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核心是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汉南认为，盎格鲁圈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区，是因为英国特殊的自由价值观的作用。这种价值观乃是深植于英国早期文化之中，不仅可以上溯到1688年的权利法案和1215年的大宪章，更可以远溯至日耳曼蛮人时期的部落大会传统。汉南在书中追溯了这个传统，他还将美国独立战争视为盎格鲁圈的第二次内战（第一次是光荣革命），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视为英国人自由精神的延续和传承。而英国政府吸取了这次战争的教训，在后来处理殖民地自治和独立问题时避免了类似的冲突。盎格鲁式自由的基因，按照汉南的说法，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一是个人自治，契约精神、财产权利，都来源于这里；二是代议制民主，即集体的决定由向选民负责的代表作出；三是法治精神，法律对君主和臣民具有同等的约束效力（显然更重要的是约束君主）。这种基因，决定了奠基其上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个人高过集体）因而也是多元的（宗教宽容），分权的（限权的），地方自治的（联邦国家），民众创造法律的（陪审制度、普通法）。可是，汉南说的基因，不就是从这些表象中抽取出来的吗？在遥远的日耳曼蛮荒时代，一定还曾经有过不同的价值吧，为什么最终是汉南所说的这些基因取胜并且流传至今呢？追溯，是倒推，是从结果中寻找原因，正因为如此，原因倒像是结果，是我们只能看到的结果。因为还有无数的原因被历史埋没了。于是又回到了此前我曾提及的论题，盎格鲁道路与其说是自由基因的作用，倒不如说是从复杂演变中“涌现”出来的社会秩序。刘苏里推荐本书，建议跟艾伦·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 一起看，说汉南受麦克法兰影响很深。麦克法兰那本书，写现代世界诞生，其实写的就是英格兰道路，而麦克法兰几乎是把社会的方方面面讲了个遍。汪丁丁对麦克法兰这本书有个书评，给我印象很深，说的是复杂秩序的涌现，在汪丁丁看来，社会的演化就是一种复杂秩序的“涌现”过程，这种涌现几乎是无法通过统计方法表达的。所以笃信个人主义的麦克法兰，一定相信自己所阐述的英格兰道路确实是独特的，但他仍然缺乏十足的信心，所以才会要将英国走向现代的方方面面全都说上一遍，方才安心。丹尼尔·汉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可以将这些自由的基因阐述得非常美好，但要说盎格鲁圈的现代国家之发展是根源自这些基因，两者之间的逻辑连接，无论如何都不是那么放心，感觉不是那么踏实坚固。虽然逻辑上（或者统计学上）无法确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但良好的叙述仍然足以让人们产生认同。而汉南的叙述，因为他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而激烈地反对欧盟（以及欧盟奉行的福利社会理念）、坚持孤立主义的态度，受到了伤害。即使他所提出的盎格鲁式自由的各项基因确实机缘巧合，凑在了一起，促成了盎格鲁圈的诞生，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这个诞生的可能性殊为可疑。例如他过分强调自由的价值，而忽视了追求平等在促进自由中所起到的作用，没有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代议制民主不会从贵族扩展到平民，从有产者扩展到无产者，从男性扩展到女性。而这种追求平等的精神，正是现代福利国家的源头。尽管汉南对自由基因的阐述不无精彩之处，但过于强烈的盎格鲁圈例外论，足以让圈外读者心生厌倦。如果真像那样，是你说的这些基因的机缘巧合，那么其他地方的人们还有什么奔头呢？一头撞死算了。可现实并非如此，自由的观念早已广为传播，福山说了，政治发展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观念融合，文化交汇，影响所及，总是有趋同的一面。所有的例外，终将汇成滚滚巨流，奔向自由的海洋。（《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丹尼尔·汉南著，徐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每个想了解英国为何脱欧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

恰逢英国脱欧，全球震荡，出乎意料的结果给所有政治精英们上了一课。但是，底层或许眼光没那么远，不过上层总不会都不知道脱欧的影响吧？显然并不是所有英国政治精英们都认同欧盟。看了这本书后就能大概了解英国和欧陆相爱相杀的关系了。另外，书里荡漾着的傲慢都快变成墨水雨飞扑到脸上了。作者对于英国自由的历史发源之早沾沾自喜，仿佛他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一样，做为一个中国人真是怀着吃了苍蝇的恶心情绪看完的。要知道他们在公元十世纪左右刚刚脱离部落联盟的状态时我天朝都轮了快十个朝代了。抛去作者恶心的傲慢还是一本开阔视野的好书。英国到处输出意识形态也是有他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