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凉山兄弟》书评

“最悲伤小学作文”的背后：大凉山的毒品、艾滋和流动青年（原题：我们的凉山兄弟）

【2012年的夏天，我到过凉山，从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出发，乘坐班车途经昭觉、美姑，越过黄茅埂，抵达雷波，完成了穿越大凉山的旅行。在这地图上直线距离也就100多公里的路程中，两天一夜里，我经历了夏季大雨过后的滑坡、塌方、落石，几乎把生命留在了雷波县境金沙江的一条支流上，这时，21世纪已经开始了第二个十年。——发表版本无此段】位于四川省最南部的大凉山地区，高原西枕，金沙江带，幅员皆为深山大壑，偶有高山平坝点缀其间，这片至今交通仍不便利的山区，就是彝族人民自古生息的土地。除了交通极为不便，凉山地区历史上以劫掠外来人口维持农业生产的经济方式，也让外界多望而却步。上世纪20年代以来，杨成志、林耀华、马长寿、曾昭抡等学者都以践履大小凉山，而成就一段学术事迹——在当时而言，能安全通过凉山便足称壮举。以常识来判，如此交通不便，又加风俗迥别，今日之凉山在声望上当与富裕无缘，于其他方面也应默默无闻。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以来，这里渐渐以毒品和艾滋病感染者惊人的增长数量，积累了本不该属于这里的名声。一个交通不便且仍处贫困的山区却为何染上了现代文明滋生的痼疾？为了解开这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绍华深入凉山，她找到了“凉山州里受到海洛因和艾滋影响最严重的社区之一”——一个高山盆地——展开调查。这一切，促使她提出了贯彻其研究始终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诺苏人（凉山彝族自称）……在海洛因和艾滋面前显得特别脆弱？与之相关的问题还包括：当地人的生活如何随着毒品开展？对于海洛因和艾滋这两个犹如孪生的流行病，当地人又是如何因应？”带着这些问题，作者于2005年开始，走入了大凉山深处，在那里开始了她的田野工作。在田野调查期间，她结识了一帮“凉山兄弟”，透过这帮凉山兄弟的生命历程，刘绍华认识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加诸于这一山区民众的困境，以及当地民众的文化回应。在此基础上，她写下了《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透过她的观察，刻画了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在诺苏民众的文化中烙下了时代的印记。当文化结构遭遇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的浪潮在20世纪末最终波及这片川南山区时，重重群山已经无法让这些山区居民置身事外了。水电发电厂等现代社会基础设施的出现，非但没有改善当地生活质量，反而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付不起电费”，折射出当地以往依靠物资或人力交换服务，缺乏现金收入的境况。同时，当地逐渐出现的集市贸易反映的“市场化及商品化扩展了当地人的欲望，尤其是年轻人……市场上形形色色的人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们得以一窥在村落、诺苏世界，甚至中国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尽管作者没有进一步发掘历史，但《华阳国志》中提到的“（汶山郡）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的经济模式，从文化上揭示了四川盆地山区与平原人群至少从16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发展出某种经济互补方式——山区人群在农牧空闲时，会短期前往平原，通过劳作等方式，换取一定物质收入，然后返回故乡。借助刘绍华提供的民族志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面临经济发展带来的外界刺激面前，古老的文化模式再次推动当代的诺苏民众延续了历史上的脉络。“二〇〇五年某个春日，我聆听着一名三十五岁的诺苏男子向我描述他在都市里的生活。……他们在都市游荡的经验，往往都与毒品、盗窃、坐牢有关，偶尔也伴随着病痛与死亡记忆，”作者通过对多位报道人的记录发现，这些类似的在都市中尝试谋生的体验，在当代诺苏青年男子中非常普遍。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山地居民在语言沟通、教育，以及技能方面的薄弱，已经无法帮助他们实现简单的“庸赁自食”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在原有文化模式指引下的人们需要通过文化变迁，重新适应新的结构。作者将“诺苏年轻人因为贪玩、吸毒，或寻求各种机会而流动到都市”的方式比作一种当代的“男子成年礼”，这些年轻人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向往与追寻尽管失之鲁莽，但至少刚开始时，他们有机会衷心实现自我”。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由于文化上与他们暂时栖居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利用盗窃来获得有限的现金收入，继而陷于囹圄，导致在都市中进一步边缘化，成为诺苏年轻城市体验的恶性循环。这种生活上的困境，加之凉山地区历史上对鸦片等成瘾物的“正面记忆，可能让年轻人因而对海洛因毫无防备，忽视其可惧的成瘾效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诺苏青年刚在城市边缘接触毒品时，使他们成为都市文化阴暗面的受害者。“诺苏青年的心态显示‘尝鲜’是其重要的吸毒动机”，作者同时指出，“海洛因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经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她用一个著名纠纷调解人（德古）的案例，展现了毒品在文化变迁中的角色，为感谢这位德古为人们调解纠纷，被调解人表示：“他不喝酒了，给他买毒吃！”这位调解人后来回忆了2000年时毒品带给都市边缘诺苏青年的后果：“现在都吸毒了，没打架的了，毒让他们麻了，没能力打了。”现代性付出的代价很难说城市冒险带给诺苏青年的究竟是好、是坏，“那些外出返乡的年轻人往往自鸣得意……不过，他们的确见过世面，也大致学得汉语，此外，劳改或劳教戒毒也是难忘的学习经验……不少诺苏青年坐监时，居然也学到像是弹吉他等新把戏，返家后还可以现给亲友看，娱乐大家”，刘绍华如实写道，然而，城市经历留给诺苏青年的远远不止这些。随着海洛因被返乡青年带回家乡，“也令当地年轻人趋之若鹜”，在其调查的村落，“1995年左右毒品迅速扩散”，作者2005年所作的小型家户调查显示，“53位年龄介于15到40岁的男性当中”，70%曾有吸食毒品经历。一方面，闭塞的环境、不便的交通使城市环境对毒品的禁令和道德谴责难以深入山区，使山地居民尚未意识到毒品的危害，甚至反而视其为“佳品”，加剧了毒品的泛滥；另一方面，山区环境终究贫困的经济现实，使得“毒品消费”的增长最终对这整个区域的居民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荷包短缺的吸毒者常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解决成瘾需求”，根据对当地戒毒所1649名吸毒者的调查显示：“大部分都是农民和文盲，年轻人居多”。对于缺乏现金收入的诺苏城市“探险者”来说，注射成了他们拮据经济条件下又深罹毒瘾的妥协，然而，对于缺乏卫生常识又窘于收入不足的成瘾者而言“共用针头这种粗心行为便可能造成艾滋病毒在注射者间的传播。”如果说吸食毒品还不是成瘾者最大的灾难，那么由于不洁注射方式的泛滥，致命的疾病如影随形。书中不止一次出现诺苏青年淳朴、憨厚的笑容，不比任何其他地方的青年缺少灿烂阳光，却在不断攀升的艾滋感染率面前，渐渐枯萎。全书还有一半的篇幅留给了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包括国家、地方和国际上的合作项目在这个至今仍然交通不便的山区收到了不同程度的回应。有些利用诺苏家支本身的约束力控制了本村年轻人对毒品的依赖，然而，在更大的市场网络面前却显得力不从心。另一些曾经在国际上展现成果的措施，却因为无法融入当地业已存在的文化体系而变形走样。虽然，艾滋病感染者在过去由于当地总体缺乏疾病认识而免于歧视，但与医学常识共同增长的，是感染者与其他族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发展中的问题，终须在发展中解决在国家和地方政府，还有当地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疾病的增长幅度有所放缓。在现代化、全球化冲击的浪潮前，所有人群都或多或少感受到长痛或是短痛，但凉山腹地的诺苏人们对这种痛楚的感受无疑更为彻骨。在付出了适应变迁的代价之后，我们富有洞察力的作者又把目光投向了第二、第三代走出凉山的诺苏青年，那些新来成都的年轻人“第一夜毋需风餐露宿，也不用投住贱价肮脏拥挤的旅社。他们在外混了多年的前辈，让他们的城市之旅顺畅许多，可以直通建筑工地，直通城市的生活之道……”大凉山诺苏民众的感受到的匮乏、欲望，以及身罹疾病的困苦，只是这个国家在过程中，对现代性所作种种尝试之反馈的一个缩影。既然发展的潮流难以逆转，如何帮助那些山民们更快地融入现代的潮流，而非格格不入，或许是我们能更多思考和实践的方面。毕竟，发展中的问题，终须在发展中解决。去年夏天，沿着金沙江岸边新修的公路和隧道，班车载我穿过了尚未完工的溪洛渡水电站路面，横跨金沙江而东。在此之前，我在凉山最后一站雷波县的向导不无骄傲地告诉我，这个在建水电站的基建工程改善了凉山与外界的交通，现在凉山到外界的距离缩短了许多。路边卷起滚滚沙尘的土方车，是这个发展年代的表征，曾经把贫穷感受和疾病带给这片山区的现代性，也注定是帮助人们摆脱这些沉疴的重要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的凉山兄弟终有一天将更稳健地走出凉山。http://www.aiweibang.com/yuedu/dushu/43688764.htm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09890092&idx=1&sn=107765ff3f74a4d11c61e5834591aeab&scene=4#wechat_redirect

书评|凉山兄弟，今安在？

2016-03-26尼采杨闻艺褶以往不屑书单，总觉得各类机构的图书榜单大都“居心叵测”。偶然误入新京报2015年度好书榜，不知哪里来的信任，记下了几个有眼缘的书名。《我的凉山兄弟》便是其一。此前不知绍华博士何人，此前不知凉山州何地，此前不知全球化竟已深入我国“腹地”。暂不表凉山兄弟们，或许这些此前不觉为知识的知识便是读书给予个人的收获，难怪要争先恐后。副标题: 毒品、爱滋与流动青年原作名: Passage to Manhood: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作者: 刘绍华出版社: 群学出版年: 2013-1-21页数: 400页装帧: 平装读罢此书，多了几分忧愁，平添了几分永不被知晓的眷恋、牵挂，那个被“全球化”行招手礼的昭觉，那些被毒品亚文化渗透的凉山兄弟，今安在？田野调查是最值得敬重的学术行为，尤其在理论化的当下，尤其在理论家们声称为理论而理论，理论与实践是完全脱离的双轨，理论学院化，走进了书斋，因此这种实地的田野调查更显难能可贵，更何况是在中国受艾滋病感染高危地区的大凉山。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绍华博士转播了凉山地区“现代性”的进程。当代凉山的主要问题，毒品、艾滋病，由此而引发的犯罪和贫穷。贫穷作为习以为常的“老毛病”，已然被淡忘在现有问题的框架之内，然后不曾想的是在闭塞欠发达的凉山地区，居然有着如此高的艾滋感染率以及毒品吸食率。在刘绍华看来，当今国际上流行的几种解释年轻人为何吸毒的理论（比如“社会排他论”或“猎奇式消费”），并不能全然适用于诺苏年轻男子。诺苏男子有着对“外面生活”的向往，对个人自由及个人意志的渴望，对私人化生活经验的渴求，与此同时交织的还有对“现代化”的融入，由此，毒品成为一种象征。毒品作为一种唾手可得的消费品，成为诺苏年轻男子眼中一种“现代性”的象征，吸食海洛因也成为他们展示“好日子”的一种方式。而犯罪更是被诺苏男子当做时间化的坐标，犯罪以及“去犯罪”，偷盗成为亚文化逼迫下一种无奈的展示。无论是历史原因，凉山地区“鸦片烟”的先天条件，还是中英援助计划因管理不当而带来的逆反效应，毒品、艾滋病、犯罪，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第四个问题——贫穷息息相关。包括刘绍华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坚定地认为，贫穷，极端的贫穷，是凉山地区的根本性问题。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凉山之贫？凉山作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吸引了学界与媒介的关注。对于“凉山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越扶越贫”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一类颇有影响力的观点是，那里的彝族人蒙昧未开、固守传统、抗拒“现代化”。或者说诺苏男子的私人现代化进程只是一种表征的存在，私人化的进程加快恰恰反证凉山地区整体对“现代化”进程的抗拒。据数据显示是，国家政府在大凉山扶贫方面，投入的资金年年加码，仅2010-2013年间就在10个扶贫项目中投入了83.65亿人民币。鉴于此，对于凉山地区及人民的“污名化”在目的及利益的驱使下，有意或无意的开始了。“说凉山人好吃懒做、好勇斗狠、忘恩负义、心术不正，都是对彝族的污名化；而这些污名化中最荒唐、最离谱的一种，就是说他们拒绝现代化！”刘绍华说，“这种种污名化，说到底，都是在继续怪罪受害者，这种归咎方式容易而廉价，而且毫无用处。”在微薄收入面前，一切需要都变成非刚需，比如疾病的治疗及预防，比如教育的可有可无。更悲凉的是对传统族群文化的漠视，这个默默以道德之名行“法律”之责的文化，在“私人化”生活经验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冲击着支离破碎。是否现代化发展必然导致传统的凋零？少数民族是否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自己的文化之根？是全球化还是民族化，这是民族学者与人类学者心中的遮掩不掉的痛楚与永恒的追问。面对凉山，“没有办法不悲观”，是继续贫困、继续沉沦，还是在“汉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跌跌撞撞。地理与政治上双重边缘化的凉山，在“去中心化”的今天会有怎样的变革与波澜，只有时间知道。闻艺褶微信ID：yujianwenyizhe长按二维码关注闻艺褶

殖民下的边缘化

一个资源被殖民，文化被殖民的民族的痛楚是悲壮的，一个课题，一本书，一个学者的呼吁是杯水车薪的。把大凉山贫困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传统和文化，是许多缺乏调查研究方法和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容易做出的误判。给穷人贴上‘愚昧’标签的人大有人在。这是一种‘穷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的理论的翻版。事实上对于贫困的根源，联合国和学术界早有定论：‘贫困是机会和权利不平等的结果，是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的表现’……基于对凉山彝族乡村社会的长期调查分析，我们认为当地持续贫困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是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边缘化。教育缺失表现在凉山彝族农村成年人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缺乏适应现代生活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文化边缘化表现在彝族乡民既不懂汉语文，也不能通过彝语文获取现代知识和信息，导致他们与现代社会相隔膜和冲突，仍然生活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形态当中。即使能到城市打工，他们也因为存在文化障碍而遭受社会排斥和就业歧视，难以获得合法收入和公共服务，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分享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成果。

又一个人类学神话

很费力的读完，之所以说费力是因为大量的理论逻辑都缺乏材料的支撑，一些材料还存在明显的模糊、错误甚至前后冲突，这让读者不得不停下读书的进度去考据材料的真实性，而考据的结果往往是材料有误，作者的分论点以及整个解释框架都不能成立。最重要的，她所研究的只是利姆地区中不到3%的群体，真不理解这个边缘群体为何能给作者勇气去代表整个利姆的状况，然后用一套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理论去解释这个整体状况，其中逻辑链条的断裂自不必赘言。整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作者说自己想给我们讲一个利姆青年哀婉的生命故事，可是她用的却大多是她从别处找来的史料、二手文献以及对国家和社会变迁的起承转合，利姆青年生命轨迹只是为说明这个过程的案例，并且这个案例还是支离破碎的，想不通这样的叙述如何能帮助作者“翻案”。支离破碎的其实不仅是经验，还有理论也一样，虽然作者努力通过标题等内容掩盖这一点。读书不应该猜测作者的动机，但我实在不得不猜想，作者就是为了她自己所谓的翻案搞出了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一切都围绕着国家对边缘社区造成的苦痛。本书在国外和华人学术界好像很受欢迎，我只能认为是因为其中有大量批判中国政府的内容（不论是否有道理）（读导论和第一章时我甚至想“这书怎么没被禁？”）以及外人对凉山区的好奇与不解。当然这本书还是有价值的，逻辑严谨方面提供了反例，将疾病同全球化联系起来的做法虽然并不新颖，但还是展现了这个框架的想象力，当然更深远的价值在于，若干年之后可能会出一本《刘绍华与凉山兄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将这书与米德相提并论有点黑米德了），“成就”另一位学者。阅读建议：只阅读感兴趣的相关章节即可，如果对框架感兴趣就看导论和结论。

从项目的角度来看《我的凉山兄弟》

2002年夏天作者第一次去凉山的时候，正是我人生第一次做志愿者，在云南的泸沽湖做助学组织的全职志愿者。和她一样，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彝族。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情景就是彝族人在冬天都是赤脚的，我亲眼见到在挂冰的日子里，彝族的妇女和儿童都是光脚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彝族的女孩子在溪水边用洗衣粉来洗头。这2个场景令我终生难忘。后来知道了出了这本书，一直惦记着。今年5月初去了西昌后，突然想起了这本书，但是西昌没卖，抱憾而走。5月底老虎来赣州做培训，交流了一下，发现自己不能拖了，立马下单，到货了立马看。最后在走访返乡青年的途中看完了此书。书中第一章导论中提到，“19世纪晚期起，现代性便指涉一种通常由国家启动、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计划。”我想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个解释应该很熟悉，大家最常见就是我们国家的X5规划。这类规划的理念是：“相信工业化、教育与科技推动转型，使社会或者国家从传统形体蜕变成现代社会”（Leys, 1996）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就是：“由‘落后’‘传统’转型为‘进步’‘现代’社会，是各式发展计划的共同目标。”这个观点后面有个权力关系存在：就是传统=落后，现代=进步。于是，落后的需要被现代改造。在现代面前，传统是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的，必须无条件的接受改造，而且是休克式的改造（推荐阅读《休克主义》一书）。面对现代、科技和先进，传统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以资本为武器的现代化，长驱直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传统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如同《百鸟朝凤》电影展示的一样，在溃败中唱响自己的挽歌。如果我们仔细打扫以自由主义经济为代表的全球化战场，可以发现全球化虽然战绩显赫，但是这种胜利却是皮洛士式胜利，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战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推荐阅读《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本书中关于《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章节就暴露了颟顸的现代化发展无视利姆地区诺苏族群的文化，强势推动，结果遭遇惨败，项目不了了之。书中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个项目有个反污名的工作，这是全球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到了利姆，却起到了反作用：本来诺苏族对艾滋病并没有特别的感觉，都是生老病死的一个病之一，但是这个至上而下的项目，最后反而在诺苏族的感染者之间制造了污名化。作者说：“减害政策牵扯到复杂的法律与道德议题，要能落实成功，就必须有完善的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大众教育、有效的信息传播、设施的易近性、政策支持以及社区共识等。”但是不幸的很，面对有强烈改造社会冲动的现代化意识，这些都被忽视了。在《国家的视角》中，斯科特说，文化和传统在对管理和效率痴迷的国家和资本眼里根本就是障碍或者需要被改造的，“国家代理人坚持‘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防治工作不仅毫无成效，甚至产生预料之外的负面效果。”前面谈了现代化和传统对立，因为盲目自大造成了失败，现在我们分析具体这个项目在利姆地区实践中发生了哪些事情，导致了失败。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作者说，“利姆中英项目，不过是众多由上而下交办执行的政府行为之一粟，可想而知，地方单位实际执行计划的方式，一定和最初中央或省级的规划有所出入。同理相反，上级政府官员在规划、评估地方计划时，也常是‘一招半式闯天下’。中英项目惯于采用普遍通用的模式，忽略当地的特殊情境与需求。各级部门间的意见分歧与理解落差，不利于任何大型项目计划执行。”：1、 村级卫生系统落败。在利姆高寒、贫穷和偏远的地方，村一级的卫生院经常缺乏卫生人员驻守。在利姆卫生院，卫生员的服务质量也令人担忧，甚至有的卫生人员因为帮病人打针不成功，需要向在卫生院里打杂的前任赤脚医生求援才能解决问题。因为对这份工作缺乏认同，“乡卫生人员多不愿意住在利姆”这样的乡卫生院力量是无力支持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的，这是导致失败的因素之一。2、 昭觉的中英项目办是属于卫生局管辖，而不是防疫站。因为当初负责这个项目的官员因为此项目而获得了晋升，成为卫生局副局长，并将这个项目和可观的资金也带到了卫生局，这样，防疫部门的人就很少参与。而具体的资金量，作者说始终是个迷。书里说，据一个官员透露是5年计划经费不到20万，这对一个约4000人口的三个村落来说，实在微薄。但是招待费就用去了8万，在这样的情况，可以想象资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直接联系；3、 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和信息垄断。“通常一个地方机构搜集到的重要信息时，不会和同级或下级机构交流。各层级部门有各自的任务、办事方法，也得争取各自的党政绩效。每个部门提供的艾滋感染数据都不同，就是一个例证。防疫站、公安部门、妇幼保健部门等，依据各自的目标人群与标准搜集艾滋相关资料，进行自己的工作，却很少和其他相关机构进行协调沟通。这个现象不仅障碍了信息流通，也降低了相关数据的使用价值”。作为一个生活在“国家统计数据”中我的月收入达到了4580元的地方，我对此表示深深理解。4、 计划生搬硬套。里面有5个项目：养猪项目、抗会性感染治疗、花椒种植计划、针具交换和鸡尾酒疗法全部因为没有考虑当地情况，尤其是文化问题，最终以失败告终。5、 缺乏地方组织的参与。第一个是没有花力气和心思去培养对当地社会的认知；第二个原因是普遍认为当地农民的素质低下，不讲道理；第三个不认同地方组织（包括家支）的作用，甚至还抱有敌意和不信任。“忽略地方社会组织在疾病防治上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仅只是机械化地依样画葫芦，将计划‘移植’到利姆。”以上六点是在中国做项目可以经常碰到的问题，作者层层分析，抽丝剥茧，让我们在做项目中可以参考和检视的。作者最后总结说“总体而言，中英项目团队将大部分失败的责任都怪罪于地方文化（早干嘛去了——彭注）。计划人员只会单向对当地居民提供说教式的信息。。。。。防治工作人员通常将健康教育当初一种正式的工具性管道，仅仅是将自己‘已知者’的信息灌输给‘不知道’的人，无助提升社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社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社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社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彭注）总而言之，任何地方疾病防治计划的成败关键，都在于能否与当地建立良好关系。人们不会仅单纯被动接受或拒绝外力介入措施，而常是主动重塑信仰和实践，以兼具韧性与创意的方式，挑战或适应外界引进的新元素。”“研究显示，发展工作者（躲一边面壁思过中——彭注）常将介入措施的失败归咎于传统文化本身，抱怨传统风俗习惯是社会发展最大的绊脚石。这只显示出他们不愿意反省自己缺乏地方知识。对传统文化的惯性默然态度，实际上可能才是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官员将‘落后传统’与‘现代科学’一分为二，传统文化成为替罪羊羔，被当作计划失败的借口。” “威权国家忽略地方差异，即便发现差异，也不惜牺牲 差异以追求一致性。因此，经过简化的微型样本即使成功，也不适用现实社会。”以为现代就是好的，传统的就是坏的，落后的，所以国家高举发展的大旗，以为大家好的目的一路个高歌猛进。我想起了这几天和一个大学生村官就返乡青年聊天，说到政府一些事情，都是为了农民好。我反问她，你说的好，是你眼中的好还是农民眼中的好？你凭什么就认为你的好就一定是符合村民的好？她当时就怔住了。是啊，多少事情我们是为了对方好犯下了错？这也是在资助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基金会还是我们这样的小额资助方，我们很容易因为掌握了资金，就掌握了话语权，就对被资助对象颐气指使，居高临下，而被资助方因为权力关系不对等，看在钱的份上，只有唯唯诺诺。最后做的事情可能是满足资助方的想法，而不是满足项目申请人的需求。很多为了对方好而提的建议或者项目修改，最好变成了为了资助方好。这些年做资助做下来，觉得压力很大，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草根组织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确是存在各种问题，而且申请项目的人也因为经验缺乏，需要外界的支持，我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就成为了类似的顾问和咨询的角色，去筹谋划策；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怕因为我们掌握了话语权，因为需要效果，而会超过那条陪伴的界限，直接干涉，结果反而没有起到效果，或者欲速则不达。很多问题不是我们外人能理解的，比如他们的潜能，比如是否一定要用某种形式发展？这个问题抛给大家思考。

凉山：现代化冲击下的强烈对比样本

我的凉山兄弟，作者试图通过凉山少数名族聚居区为样本，讲述中国极速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社会的冲击，选择凉山，可能是因为现代化之前，传统保持较好，现代化之后，冲击最严重，情况最惨，形成最强烈的变化前后对比。书摘：市场改革之后新兴的个人意识，尤其表现在消费主义、性欲和个人认同。市场让我们自愿地从温馨、无聊的小地方脱离出来，成为世界舞台上的自由演员，在世界体系中流动。但让我们自由的同时，也让我们暴露在外。追求更好的生活，无疑是当前资本主义式的成功目标。一人拥有财富多寡，或是否掌握稀有资源的特权，是判断成功与否的标竿。而传统的或社会主义的道德经济已被抛诸脑后。待续...交流微信号：xpweekly

灵魂与肉体的携手之旅

我的凉山兄弟，乍看书名以为是一部传奇江湖故事书，翻开来原是一部关于艾滋、关于毒品，关于中国边缘山区的一部民族志，带着故事性、科研性，对治国理政、社会学研究、民族文化的尊重、边缘化群体的关怀等等一些列问题都深具参考性。作品本身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被艾滋和毒品困扰的中国边缘落后民族的国家介入和整治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和建议，具有普适性，以点带面，总揽全局。更重要的是，如作者写作初衷，让一个被国家代理人忽视特色、漠视传统文化进行强制治理的诺苏社会，全方位、多维度直观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引发关注。有时候，关注就是一种力量，虽不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解决诺苏问题，至少能在部分读者中唤起他们的人文关怀意识，给治国理政者以启发和思考。当一个个公知带着关注的眼睛，将目光扫向诺苏，这个社会就有被点亮的一天。幸福的定义是什么？这是我看这本书时深思的问题之一，这就引发了我关于国家大力推进现代化的辩证思考，关于其造成的不良后果的反思，这也是该书作者所关注的问题。谁来给幸福下定义，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在没有国家介入之前，诺苏美好的社会生活愿景是什么样？现在大多数人看来，过去的诺苏社会等同于奴隶社会，等级森严，讲迷信，卫生习惯差，生产方式落后，生活水平低下，是个十足的贫苦、落后的贫瘠蛮夷之地。用身居大都市的人来思维来看，那时候的他们该是何等痛苦，如何的水生火热，如何渴望迈入和都市人一样的现代化生活。实际上，那时候的诺苏人团结和睦，虽是典型的农村社会，却自有一套生产生活逻辑，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和民族独有的文化，社会也曾井然有序。他们并不曾厌恶自己的文化和所处的环境，幸福感并非比都市人弱。然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国家的介入治理，为诺苏人带去了新的知识，新的标准，新的思维和新的价值观，同时也创造新的欲望。国家用一系列看似合理、科学的宣传和整治手腕，把诺苏社会改造成他们眼中的样子，让一代代诺苏人不断更新原有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尤其是年轻群体，急切拥抱现代化的思维打小就在他们心里种下了。如此的结果就是，一波波诺苏人走出他们的家园，拥抱都市，跌跌撞撞接触毒品，成瘾，注射患上艾滋，局势蔓延越发不可控。国家介入治理的初衷没错，可一味忽视当地特色，将国际治理计划毫不修饰搬进利姆乡，其结果必然失败。如今的利姆较以前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生活水平、城乡面貌不断改善，然而他们一定比以前幸福吗？我们眼中的幸福，一定就是诺苏群体心中的幸福么？他们的幸福感有没有随之增强，部分生活富裕、实现大翻身的人或许有之，但绝大多数因现代化造成后果，譬如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艾滋、毒品肆虐时，内心是幸福，还是悲伤呢？问题说到这里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有一味唱衰国家现代化的趋势。实则不然，凡事有利有弊，对于现代化带来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但我只是着重将现代化对利姆造成的不利影响呈现出来，同时牵扯出对幸福标准和定义的思考。归根结底，幸福与否在于个人感受，这是关于意识形态、哲学上的问题，或许井底之蛙的满足感也能有强烈的幸福感。但这绝不是说明，幸福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有时候为了追求进步、追求卓越，难免要进行变革，出现阵痛，降低或牺牲幸福感也都是必须的，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这个必经的阵痛阶段，弱化痛感，提升幸福感。这恐怕也是我们人生发展、决策者治国理政应该深思的问题。

凉山的未来：任重道远

前不久，一个四川凉山地区小学四年级女孩的作文《泪》在网上传播，被称作是“世界上最悲伤作文”。她在作文里写到“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留下的泪水。”我也是因为这篇作文才去了解凉山的，原来这片地处西南的彝族聚居区不紧贫瘠，而且还跟毒品、艾滋纠缠在了一块。有人认为作文里的这位母亲极有可能就是因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死亡的。这让人有点诧异，毒品、艾滋怎么能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地区蔓延呢？人类学家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里便进行了详细而透彻地探究。她把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利姆乡诺苏村作为田野调查地一呆就是好几年，与当地群众融为一体，进行研究访问，再加上一次又一次地回访，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刘绍华把利姆乡置于二十世纪这个大变动时代里纵向比较，发现几乎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带来巨大冲击，辛亥革命、中共执政、改革开放到经济全球化，莫不如此。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打破，还没有做好准备，又不得不接受又一次的冲击。“诺苏社会继20世纪50年代被纳入中国社会主义政体之后，在80年代又经历全球化市场的洗礼。当诺苏青年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他们不只想要地理上迁徙，而更渴望在政治现代性计划之下，获得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于是，诺苏青年选择了走出去，北京、西安、成都。对于这群基本没受过教育，而且几乎说不了汉语的彝族青年来说，走出去只能生活在这些大都市的边缘地带，结果是惹上了毒瘾。有男性，也有女性。以贩毒供养吸毒成了他们的谋生手段。周云蓬在《中国孩子》里唱到“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我想这些“吸毒的妈妈”里就包含有彝族青年女性。2001年时有一组统计数据：约占四川省人口比例不到3%的凉山诺苏彝人，当年发现的艾滋感染者却占全省 59.56%。尽管如此，但当地彝族对此不以为意，一直处于几乎封闭状态的他们仅仅把艾滋当成了跟霍乱、麻风病、肺结核、血吸虫病类似的传染病。毒品泛滥，艾滋蔓延，难道就没有采取拯救措施吗？当然有，刘绍华在书里介绍了中英项目的介入。中英项目采取了针具交换、鸡尾酒疗法等措施，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财物决策不透明、政府部门间缺乏协调、上级与下级的对立、第一线工作人员士气低落都是失败的原因。中英项目失败并不可怕，因为还有更多的民间组织、NGO介入进来，企图扭转局势。但失败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污名化，污名会导致进一步边缘化。书里有一段话：“中国向国际宣称建立了有别于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另类市场经济模式，强调中国特色，而非遵循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或全球位阶。讽刺的是，这个党国体制对于国家特色的敏感度，并没有延伸到国内的发展事务中，始终把中国想象成或企图改造成单一完整的庞然大物，在这个实际上是多元族群的国家中采行单一民族中心的治理观。当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少数民族在追求新生计，或试图保存传统、处理社会问题时，国家依旧明显影响其可能的机会与限制。”当污名与少数族群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棘手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诺苏彝族、凉山彝族的未来还是挺让人担忧的，还是任重而道远。

谁的凉山？

这本书读完有一段日子了，如今才想起要写篇记忆模糊的读后感。还记得当时阅读的感受十分舒畅，作者文笔流畅，许多人批评说像是小说。然而就是这本像是小说的民族志直面了中国社会的毒品问题。今年有幸亲眼见到刘老师，听作者讲课。一如书中的语言所透露的是个个性十分直爽的女子，言辞犀利，蕴含着未可知的能量。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她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经历丰富而富有追求。这也许是凉山兄弟的文字中流畅而动人的原因吧，不似国内的某些所谓的“民族志”呆板与艰涩，内里很难看出作者的人文关怀。另外，台湾的学术风格与大陆相比也有比较大的差别，他们注重过程，理论不过是看世界的窗户。有位台湾来的博士候选人曾说过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他说，“他的老师曾经说过，讲理论会使你树立很多敌人，而讲故事会让你拥有很多朋友。”讲故事的同时似乎真的许多事情都已解决了，并不需要过多的理论去阐释。就像书中讲述了一个凉山彝族青年与毒品/艾滋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凉山的变迁，看到了政府权力的介入与失败，看到了现代性与凉山诺苏青年之间的爱恨情仇。凉山兄弟的成年礼变成了到成都耍耍，毒品由好客/珍宝的象征变成了可怕的象征，艾滋也由普通的疾病变成了会传染的恶魔。现代性的阵痛徘徊在诺苏的身上，他们的地方知识遭遇了外来的“库克船长”。这让我想起西方人发现的新大陆，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土地的占有，还有可怕的疾病，土著的死亡。流动突破了区域的边界，带来了一种新的自由，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然而这种自由伴随着危险。道格拉斯曾说过市场“让我们（自愿地）从温馨/无聊的小地方脱离出来，成为世界舞台上的自由演员，在世界体系中流动。但让我们自由的同时，也让我们暴露在外。当我们天真地以为逃离了禁锢的环境，不曾想却落入了洒满阳光的境地。但是我们再也不能退回去了。地方知识与开阔的世界碰撞着，每个人都遍体鳞伤，都在追寻着事实。有些人迷失，麻木甚至死亡，有些人头破血流却仍然未曾可知。然而每个人都被卷进了大时代的洪流中，没有人能够逃脱，这就是社会的力。它推着所有人往前走，没有人知道会带到何方。这个力又是及其复杂，政府的力，族群的力，个人的力，这些力量都在互相博弈与互动，最后拉扯至现在的凉山。又何止是凉山呢？中国又有多少个类似凉山的凉山，那些孤寂的身影又有谁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真正关注他们。那些被掩藏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繁华之下的贫瘠，甚至城市的边缘。政府进入又无解地出来，于是草草地丢掉烂摊子，谁又能解答这些迷失在现代的人们。现象并不孤独，孤独的是那些现象背后的人们，毒品，城市，陷入快乐的陷阱。最后回归贫困，边缘的山村，死于找不到踪影的艾滋。毒品与经济结合，为了谋生同吸毒，贩毒卖毒，以毒养毒仿佛落入一种无尽的循环。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吗？作者在这里没给出答案，那么我又能作什么解答呢？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嗯，同样充满无尽的问题。这里的凉山，已经不止是诺苏的凉山了，它是作者的凉山，是政府的凉山，是时代的凉山，又是你与我的凉山，但猛然回头它又只是诺苏的凉山。

凉山兄弟的未来，凉山的明天

读完整部书，心情意外的沉甸甸。凉山兄弟们一张张鲜活的脸，一一从我眼前闪过，他们集体的群像会瞬间定格在那里，久久挥之不去。作者包含深情，用平实的笔触，丰富的人文视角，理性的学者态度，给我们带来一部交织着毒品和艾滋病毒凉山诺苏族兄弟的故事，一个现代性的悲剧寓言。 在今天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没有什么地方或什么人能够幸免于难，置身事外。于是乎，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性普世价值：经济的繁荣稳定成为重中之重。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对全球化力量与矛盾毫无准备的落后地区和少数族群被边缘化，古老的族群文化逐渐瓦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造成了群体性文化的严重失调，他们首当其冲成为了直接的受害者。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新的不平等让过去的不平等更得以延存。这很难说，不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沉痛的悲哀。凉山兄弟的未来，凉山的明天在哪里，作者的深深忧思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尊重少数族群的利益，赋予他们话语权，吸纳他们作为地方性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保护和传承族群的传统文化，将地方性发展与全球化的现代发展协调统一起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症结所在。

没有谁可以幸免“全球化”

这本书之所以给我的感触并不深刻，原因在于我不是10年前看到它的。我想要读的初衷，是今年初医院收治了一个彝族女病人。她应该就是作者笔下的诺苏人，凉山州来的，二十五六的年纪，被医师们称之为“五毒俱全”。吸毒，艾滋，丙肝，梅毒，还有尖锐湿疣。这样一个正值壮年的女性，不到70斤。倒在马路边，被路过的人拨打120救来。医院也好卫生局也好民政局公安局也好，接到了都是头痛。我对这种病人最后的处理方案有所耳闻。一般来讲，她脱离了危险期之后，医院会继续给她治疗到恢复基本的营养状态再同民政局讨论她是否可以出院，她住院期间的花费是不是可以由政府承担。如果民政局不给个说法，无奈的医院只能自掏腰包贴这笔钱，最终被政府的各机构踢皮球之后，壮着胆子让保卫科的人把病人送回老家——前提是她恢复了神智能说得清她老家在何处。送得回去是万幸，出发之前，保卫科的人还会揣个几百块钱在身上。因为这种人的家里一般都是家徒四壁，如果她还有老小，最终总要意思意思，把钱给他们，然后夺门而逃。在成都生活的人有定势思维，新疆人偷，西藏人蛮，彝族人又偷又蛮，还在火车北站卖毒品。当然这三类都是该民族中最穷最底层的一部分。贩卖毒品的彝族女性一般都还抱着孩子，就像这本书里写的一样，孩子是她们面对汉族警察的一面防暴盾，同时又是一种隐性商标，好像按摩店门口的粉红色灯管，透露着隐晦的商机。一个同事曾经在大学实习项目中前往凉山州调研艾滋病的流行病学，道出了一个惊人的听闻，因为政府每年会给艾滋病家庭发放一笔微薄的补助，有的家庭原本没有艾滋病人，为了得到这笔钱，甚至牺牲一个家庭成员，去主动患病。为什么穷至于此？为什么愚昧至于此？我非常不解。翻开这本书之前，以为自己会得到一个解答。然而作者说什么了？诺苏人是诺苏人，彝族这个代号是汉族一厢情愿给他们编排的，似乎汉族人对他们文化的理解及承认不足，就是一种原罪。诺苏人生存在一个汉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注定了他们的边缘化，不得重视。然而作者自己也说了，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彝族人蓄奴，是靠占山为王，掠走汉族人充当奴隶的。在他们的传统文化里，当他们有武器武装自己，他们是把汉人做下等生物的。甚至这个民族的文化本认为偷盗是“罪恶”，但他们跑到汉族人栖息的地方来“耍”之后，毒瘾发作了没钱，偷汉族人，他们也心安理得，因为偷的是汉族，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敌人”。1950年以后，汉族人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治手段来达到“正当途径”扩张版图的目的。这个问题放到200多年以前欧洲人登陆北美大陆时，方便很多。我觉得评论一件事需要放在历史中来看，要有横向要有纵向。不能光讲“哎哟这个人口稀少的传统部落，居然就这样被外来者四分五裂了，从此变成了他们自己都无法认同他们社会身份的一群人。”在作者看来，诺苏原始文化和当地人生活状态急转直落的起点，就在新中国成立。接着金三角的毒品输入到了凉山州，毒品又带来了艾滋，这两个现代社会最难解的难题，从此就扎根不走了。然后呢。接下去的长篇大论融合成四个字“怪政府嘛”。这个论调倒是很符合台湾人一贯作风。他们为什么会吸毒？——政府宣教无力啊！为什么不给他们强制禁毒？——政府官员贪腐啊！钱都拿去吃吃喝喝充私房了！言下之意好像政府丧病地砸钱进来，修好公共设施，建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警力驻派，把所有小孩都拉去念书，让所有女性都走出家门，给所有男人都找个好差事。就解决了嘛！都是怪你们不努力啊。是啊。都怪他们没生在瑞士啊。不过我昨天看到了一篇报道。倒是挺意外的：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1200中国政府远比作者聪明，他们选择了另外的一个方案，比蔡总统的“新南下”有前途得多。最有用的教化是眼见为实身体力行。把他们更长距离地剥离家乡之后，抛进比凉山、比成都更加经济发达的城市。他们自己都明白了。有钱才能立足，才有尊严。而那些与尊严背道而驰的东西。毒品，疾病，落后的婚嫁制度，家支文化，都和个人利益相悖。不论是谁都只能遵从普世的上升途径。说到全球化冲击。最近新西兰爆发了严重的住宅问题。说是因为海外的有钱中国佬买了太多房子。毛利人都买不起了。很多都是一大家子租其他人的车库度日。以前新西兰民风淳朴，借车库都不收钱，现在人都变坏了，车库也收租金。当地人很苦恼。抗议政府。政府说。等我们修的廉租房吧。那房子呢。地坑还没挖呢。我觉得社会学人士。可以去挖掘挖掘这个新议题。————————论全球化给新西兰毛利人带来的住房危机。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我去成都，在地铁上看到滚动的新闻：我省吸毒人员多少多少人，全国平均多少，戒毒人员多少多少。有点诧异，觉得一般城市好像也不怎么滚动这种新闻，于是想起这本书。后来在泸沽湖和当地人聊天，知道大家对彝族评价并不好，偷窃成风，族人也并不多加指责，跟我聊天的是摩梭族，文化当中对于宗族依赖也很重，于是更加仇视彝族，并表示族内都坚决禁止与彝族通婚。我和同伴聊起，她一口咬定“蛮荒之地，民风难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还和她争了起来，结果非常讽刺，后来我一到西昌，下车的功夫，东西就被偷走，我坐在邛海边上，一时气闷至极，于是满怀好奇、不解、一点小气愤，再次想到这本书。有评论觉得作者还可以走得更深，走得更远。但我觉得已经大体上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方面将诺苏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经历的阵痛剖析地比较清楚了，最起码框架已经很清晰，也从头到尾伴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让阅读者也可以跟随作者慢慢揭开疑团，走进这个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几乎仅仅是一个词语的民族。虽然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还是不太能说清楚，但是从书中，每个人都应该回清晰地感受到，个体前所未有地与整个世界、民族国际、社会捆绑在一起，全球化风潮席卷而来，在最强调个体的语境中，个体反而被置于前所未有的虚无缥缈中，一切坚固的东西，确实都要烟消云散了。

难得的卫生管理定性研究

刘老师来自于人类学，然而这本书因艾滋病与毒品的治理却让她因缘巧合的进入了卫生管理的范畴。也给卫生管理学界带来了许久缺乏的新角度——定性研究（质性研究）。关于卫生管理的内容主要出现在本书最末的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揭示了官僚主义的从上而下的疾病治理的自大傲慢和各行政部门的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本书也认为，这种官僚体系的傲慢并不仅仅在于疾病治理，而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事务的一种普遍的中心心态。它试图将理性、进步、现代化的理想贯彻在每个地方，而忽视当地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在卫生管理领域，有经验的学者和地方的行政人员都熟知这些弊端。用他们的话来说，很多卫生改革政策是不顾地方情况的“全国一盘棋”、“政策一刀切”，不顾地方实际情况，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疲于表面应付上级考核，被一线的卫生人员称为大搞形式主义的扰民政策。然而，卫生管理学界局限于自身的学术传统，更醉心于宏观数据的量化分析，对这些政策执行的真实问题满足于经验式的重复，一般也不当作专门的课题来研究，而是停留在每篇文章的讨论部分的三言两语。刘老师此书显然打开了某些卫生管理学者的思路，让他们清晰地看到原来科研可以这么做。原来政策执行中的社会现象不只是口头的讨论，桌子底下的抱怨，而是可以变为正经的学术和理论分析。确实，卫生管理学界太需要定性研究了。目前的很多关键的、利益切身的政策问题，并非模型、数理关系、理论基础的问题，而是实施中的问题，是在政策执行中对基本的社会规律、多方利益的罔顾。这些官僚式的、高高在上的决策和执行，必须由定性研究来揭示其不足，警醒决策者。我又想起最近出台的《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这就是又一典型的决策失败案例！这种政策追随着所谓理性、科学的卫生人员规范管理体系，是他们心中社会现代化的具体实现方式；但他们的设计是从上而下、高高在上的，毫不考虑医生利益。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卫生管理定性研究！

【转载】《我的凉山兄弟》写的不是奇风异俗，而是“现代性”

文 / 澎湃新闻记者 吴海云 又一次，刘绍华回到了她的“凉山兄弟”之间。十年前，当时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她，被“中国社会艾滋病情况”这个问题引向位于中国四川省的大凉山。她走进了凉山州的利姆乡，一个从西昌还要坐十小时颠簸客车才能到达的偏远山寨，在那里进行了一年的参与观察。2007年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刘绍华回到台湾，就职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但是她忘不了凉山，一次次地回去重访、记录。她与当年的受访对象保持着长期联系，经常通电话，万一对方不接电话就会禁不住胡思乱想、心急如焚。和许多优秀的人类学者一样，她让她的田野调查地点融入了自己的生命。这次回四川，正值她毕十年之力写出的凉山诺苏人民族志在大陆出版。她执意起了一个不怎么“学术”的书名——《我的凉山兄弟》。“我始终如一的初衷，就是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为人知。”她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这本结绳记事般的图书，诉说了凉山诺苏人在现代化浪潮中辉煌而又惨烈的青春探险。和许多人类学著作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对诺苏人特殊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展开全面而详细的描述，而是将一切内容紧扣“现代性”展开。“大部分民族学研究注重对于特殊族群的文化描述，可以说文化描述就是其研究的主要目标，但我不是，”刘绍华说，“我是跟着问题意识走的。因此，尽管与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相比，诺苏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保留程度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我并没有事无巨细地介绍他们所有的文化风俗，而是采取了问题导向式的书写方式，尽量不让文本内容溢出主题之外。”凉山的“现代性”当代凉山的主要问题，一为吸毒，二为艾滋病，三为犯罪，四为贫穷。在刘绍华看来，当今国际上流行的几种解释年轻人为何吸毒的理论（比如“社会排他论”或“猎奇式消费”），并不能全然适用于诺苏年轻男子。他们的生活经验由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和对“现代化”的渴望交织而成，而海洛因作为一种唾手可得的消费品，成为了诺苏年轻男子眼中一种“现代性”的象征，吸食海洛因也成为他们展示“好日子”的一种方式。他们吸毒还有历史文化的渊源。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诺苏青年初次接触到海洛因时，他们称它为“yeyi”，而这个词在诺苏语里原指“鸦片烟”。事实上，现代性对于凉山诺苏人的影响正始于1910年左右引入此地的鸦片经济。当时的诺苏贵族吸食鸦片并开展鸦片贸易，并借由此产生的丰厚利润获取大量枪支，具备了镇守凉山林立村落的军事实力，甚至一度扭转了夷汉关系。时至今日，诺苏的老人在回忆凉山种植鸦片的历史时，仍会提到以往吸食鸦片象征着社会阶层和财富地位；他们甚至会向刘绍华表示，抽鸦片的习惯让他们维持了“健康活力”。这种族群对于鸦片的正面记忆，恐怕是海洛因在今天的凉山泛滥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毒品与艾滋病往往是一对相生相伴的社会毒瘤，在凉山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吸食海洛因在凉山地区所引发的艾滋病毒传播达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2000年，英国开发总署与中国政府在凉山开展大规模的艾滋防治计划（俗称“中英项目”），其抽血检验的结果触目惊心（在三个村落的初步筛检中，艾滋感染的人口比例达到9.6%）。数年过去了，当地的艾滋状况不见好转；上至州政府官员，下至乡卫生人员，私底下都认为这个“中英项目”彻底失败。在刘绍华看来，该援助计划的失败，证明了地方管理者缺乏相关的文化识能。以人类学者特有的敏感，刘绍华还注意到，“中英项目”竟在无形中让凉山村民将艾滋视为一种能够牟利的疾病。在该计划实施的前两三年，向项目方报道登记的艾滋感染者，每逢年节都会收到50元左右的慰问礼金；如果参加卫生院的抽血检验和追踪检测，也会获得5到20元不等的奖励。这些奖励让感染者认为艾滋病能带来“特权”，甚至产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联想。比如2005年3月，有一位艾滋感染者询问从北京到利姆考察的项目官员：“艾滋病人可不可以有生孩子的优惠？能多生几个孩子？”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诺苏年轻人流动到都市，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染指了偷抢扒窃等行为，还发明了“抢汉族，吃汉族，就跟圆根萝卜一样好吃”之类的彝族谚语。一方面，诺苏人在当代中国的边缘地位，使得他们容易沦为犯罪人群；另一方面，在刘绍华看来，这也与传统诺苏的男性认同和尚武精神一脉相承。在过去，诺苏人是习于“参战旅行”的民族，标榜“雄武为男子之美德”，狩猎和武艺在诺苏男子的日常生活中相当重要；改革开放之后，诺苏人依然看重男子气概与勇敢精神，认为最勇敢的人是那些有胆识走出大山、“探索世界”的年轻人。流动到外地被视为诺苏年轻男性的当代“成年礼”；他们不论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手段挣钱，都能让留在村里的人崇拜向往。诺苏人并不介意年轻人在都市中做了“坏事”，也不介意他们坐过牢，甚至将劳改或劳教戒毒看成是难忘的探险或学习经历；不少诺苏青年在坐监时学到了弹吉他之类的技能，回村后还会得意洋洋地表演给亲友看。而毒品、艾滋病、犯罪，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第四个问题——贫穷——息息相关。事实上，包括刘绍华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坚定地认为，贫穷，极端的贫穷，是凉山地区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凉山越扶越贫？近年来，凉山作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吸引了学界与媒介的关注。相关人士对于“凉山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越扶越贫”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一类颇有影响力的观点是，那里的彝族人蒙昧未开、固守传统、抗拒“现代化”。与此相关的一个背景是，国家政府在大凉山扶贫方面，投入的资金年年加码，仅2010-2013年间就在10个扶贫项目中投入了83.65亿人民币。而在刘绍华看来，上述观点是无法忍受的。“这是一种污名化！说凉山人好吃懒做、好勇斗狠、忘恩负义、心术不正，都是对彝族的污名化；而这些污名化中最荒唐、最离谱的一种，就是说他们拒绝现代化！”刘绍华说，“这种种污名化，说到底，都是在继续怪罪受害者，这种归咎方式容易而廉价，而且毫无用处。”刘绍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她的“凉山兄弟”对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绝不抗拒，恰恰相反，他们渴望发展、渴望富裕、渴望融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可惜他们追求经济发展的道路似乎只有一条——到城市打工。于是他们成群结对、背井离乡，让乡间村落里仅剩下了老人和幼童。可怜大凉山吸毒、艾滋病的老问题还没解决，新的“空巢化”问题也来了，真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次回四川，正逢大凉山因一篇“最悲伤作文”而被置于中国媒体的高光之下。刘绍华表示，不管那篇“最悲伤作文”虚构与否，它所凸显出来的问题绝对是客观现实。在今天的成都街头，她看到了许多凉山来的小孩子，在餐馆门口向过路人群发放宣传单；那每个孩子的背后，恐怕都有一个“最悲伤作文”所哭诉的故事。“我问我的凉山兄弟，为什么把这些孩子也带出来赚钱？他们难道不用上学的吗？国家政府不是强制义务教育的么？他们跟我说，强制这种事情，罚点钱就好了。”刘绍华告诉记者。在微薄的收入面前，下一代的教育可以忽视，那族群的传统文化当然更容易被抛弃。此番与凉山兄弟重聚，刘绍华问其中几个在成都发展得比较好的人：“你如果在这里扎根，那两代以后，你的后代可能就不会说彝语了。那他们还是彝族人么？你对此在意么？”对方常常沉默不语。他们只是马不停蹄，往城市、工地、工厂前进，比前辈更有目标、更迅速地融入城市现代性之中。“在他们看来，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是第一位的，对此，我们当然无可厚非，”刘绍华说，“事实上，今天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接纳了那种发展主义的思路；只有占人群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才会哀叹传统文化的流失吧！”然而，既为知识分子，就免不了书生意气、忧国忧民。几天前，在凉山美姑县的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刘绍华结识了一位纳西族的学者。席间，那位学者酒醉后突然放声大哭，他说：“这次来凉山，我见到了一百多位毕摩（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而在我们东巴，只剩下几位了。”现代化发展是否必然导致传统的凋零？少数民族是否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自己的文化之根？——这是民族学者与人类学者心中的深切痛楚与永恒追问。刘绍华告诉记者，对于凉山彝族的未来，她“没有办法不悲观”，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不继续贫困、继续沉沦；要不走向城市，走向“汉化”。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漩涡中的殊途同归。原文刊载于澎湃新闻 文化课 2015年9月9日原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3337

注定消亡的边缘独特性

这本书的阅读周期非常的长，是我没有想到的。个人觉得，这是一本学术气息非常浓重的著作，像是一篇出版成著作的博士论文。作为抱着阅读非虚构写作的心态来阅读这本书的我，感受到了作为学术专著的行文严谨，用词的学术、专业，但相较之下，如果叙述能少一些学术，多一些文学性，可能受众会更为广泛，阅读体验会更佳。但是总体而言没这事一本值得一度的书。本书借由凉山地区，诺苏县利姆乡的彝族部落，在现代化冲击下，毒品、艾滋泛滥、自身地方文化前途未卜的现象进行了全局深入的分析。最后让我读到的是自古以来，实行大一统思想的中国，对多元文化、边缘族群的漠视、冲击，致使其在内外夹击下的衰败，地方文化消亡的一个过程。如作者自己总结的：“本书着重的不是毒品泛滥及艾滋本身，而是边缘化、社会不平等、文化冲击以及不明智的政府作为……”虽然本书通篇都是立足在诺苏，但是还是能让读者感受到边缘化、社会不平等、文化冲击这些社会现象不仅在诺苏、在中国的每个角落，可能都在发生，你我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加害者中国目前的现状，无论当下的国家统治形态还是人民生活状态都是十分矛盾的。正如作者所言：“在这个实际上是多元族群的国家实行单一民族中心的治理观”。将这个结论投射到诺苏的变迁中可以发现，无论是49之后进入现代社会的方式、农村医疗保障的从有到无、毒品泛滥、艾滋防治，作为主导者的政府，从来都是照搬外部的经验和上级的指令，从来没有考虑过诺苏文化。官方的偏见将彝族的地方文化一概认为是封建而腐朽。这种从根本上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抹杀、不尊重，对底层草根民众的漠视，正是我们所谓的儒家正统文化几千年来的痼疾。也许祸根早就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就已经种下。我们历来就是一个不喜欢多元，不喜欢边缘的民族。纵观我们的历史，自古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没有普罗大众的身影；而且从来都是汉民族的文明演进史，除了元、清这种外族政权，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大多数时候所谓的历史看不见其他民族的文化。即便是现代化、全球化如此深入的今天，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压制、对边陲地区地域文化的漠视，仍然与过去如出一辙，在排斥异类与边缘的这一方面，我们一直都很擅长，甚至，作者认为，现代化和全球化反而更加剧了这一现象。凉山兄弟，以大量的文献和田野调查为读者再现了一个，可能正发生于很多角落的文化消亡过程。他们被强制打开了大门，扔到所谓的现代社会，还没有感受到现代社会的优越，便被各种诱惑吸引，进而引发毒品、艾滋等问题，反而成为了现代化的牺牲品。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不免会感到，诺苏的民族文化，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事情上，反而会助长社会问题。比如：利姆家支（类似宗族）之间深刻的亲属连带情感，这在过去是独立个体得以生存、族群得以壮大的纽带，而在现在，当家支中某人吸食毒品，倾家荡产，也不会被亲属放弃，亲属有时甚至会为其出具毒资，一方面，纵容了吸毒的行为；另一方面，吸食者也始终觉得，亲人不会离自己而去，肆意践踏这种情感纽带。再例如，当地男子以挥霍资财，四处闯荡为荣，追求刺激与感官享受、短暂欢愉，轻视家庭责任的普遍风气，致使现代化社会多元的诱惑，足以像等在欢愉迷雾后的血盆大口，将他们吞噬。这也是毒品在这个偏远地方如此泛滥的原因之一。但正如作者所言，“文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创新和适应才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特质”。即便是这些地域文化助长了一些不良风气，也不应该就对地域文化全盘否定。文化自身也会在社会的不断演进中更新，但起码先给予它应有的尊重。最后的序，看得很痛心，诺苏被规划为工业区，所有的原住民面临的是大规模的搬迁，我一下就想到了流离失所。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又有多少边缘的独特性被消磨，多少地域的文化被消亡啊

矛盾与冲突的激荡

《我的凉山兄弟》（Passage to manhood）是台湾著名学者刘绍华女士于2011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历经四年努力，这本中文民族志的简体版本才于2015年在中国大陆上市出版。2005年，刘绍华女士将目光聚焦于生活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利姆乡的传统诺苏族群，只身住进了当地一所位于海拔1900米处的老旧卫生院，开始了这场跨越10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为什么诺苏人，尤其是利姆乡的诺苏人，在海洛因和艾滋面前显得特别脆弱？”这个问题困扰她已久，也成为了这场田野调查的研究核心。刘女士认为，现代化的推动和全球化的扩展是打破诺苏族群传统生活的重要力量，原本封闭静谧的诺苏山区在外界的牵引下，一次次陷入变革与动荡。清末民初，就如同被帝国主义炮火轰开国门而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一样，诺苏族群也因为突如其来的鸦片贸易而第一次与汉人乃至外国人有了亲密的连结；50年代三大改造，原本依靠农耕狩猎而自给自足的诺苏人，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中摇身一变，披上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外衣；1979年改革开放，尚未从集体经济的“温巢”中苏醒的诺苏人，面对着自由主义与商品经济的走马灯眼花缭乱；时至今日，诺苏已不是当年那个诺苏，传统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正在悄然上演。几十年的动荡，让海洛因与艾滋病在大小凉山上蔓延开来，一步步摧毁瓦解着这个曾经骁勇刚强的传统族群。矛盾与冲突，无时无刻不在读书的过程中跃然于纸上。你时而感叹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时而惊讶于传统文化的坚韧顽强，时而愤慨于地方政府的腐朽无能，时而感动于诺苏族人的淳朴善良。长期而扎实的田野调查，让刘绍华女士得以通过真实的案例和生动的叙述，向读者们展现这些矛盾与对抗之间的巨大张力。这是延续千年的宗族家支权威与方兴未艾的诺苏个体意识之间的矛盾。商品经济的引入，首先挑战了传统的道德伦理。在家支关系极为紧密的文化背景下，偷盗的诺苏人会受到最严厉的、被赶出家支的惩罚，然而为了更快更容易地获得现钱，偷盗却讽刺性地成为了诺苏彝族在汉人社会中的主要标签。在现代社会中被极度污名的毒品与艾滋，在诺苏社群中却成为了拥有男子气概的表现。出于对新世界、新生活和新物品的无知与好奇，“到城里去耍”、“偷汉人的钱”、贩毒吸毒、甚至劳教和蹲监都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成年礼”，并最终给诺苏带来了艾滋病。令人偶感欣慰的是，在戒疗毒瘾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在现代科学面前彰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生理上对毒品的依赖相对容易戒除，难的是心瘾。从戒毒所出来的人往往会复吸，而那些在宗族的帮助下接受了传统戒毒仪式、喝了“掺着鸡血的白酒”的诺苏人，大多都能根除毒瘾，因为“再吸就会死”，人们畏惧这一种神力。现代性的“先进”引诱着每一个诺苏人心中蠢蠢欲动的个体意识，因而不断向家支的绝对权威发起挑战，这是诺苏与诺苏内部的矛盾。这也是以科学为指导的现代国家与以神鬼为依托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全球化给诺苏直接带来的是一场失败的地方疾病治理计划，失败的原因在于“官僚体系的缺陷与国家代理人欠缺文化识能”。在以政绩和利益为导向的官僚环境中，像公共卫生这样难出政绩又无利可图的领域，必见上下级之间的推诿和各部门之间的扯皮，再完善的计划也难以有效执行。而那些奉科学为圭臬的国家代理人，更是完全无视地方社群与家支文化的重要力量，盲目地效仿与照搬所谓的“模范榜样”，又何谈社会动员。而对于诺苏人的艾滋污名化，更是荒诞可笑。地方政府为了加强对海洛因和艾滋病的控制，用各种方式宣扬毒品和疾病本身的恐怖，却忽略了毒品和疾病与个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将吸毒者与艾滋病患者陷入被污名化的境地。打着人文关怀的旗号，干着罔顾道德、泯灭人性的勾当，让原本对艾滋不以为意的诺苏人变得谈“艾”色变，更消弭了亲属关系与鬼神敬畏在戒毒与防艾过程中的重要影响。用一套完整而科学的理念来作为地方治理的手段看似简单有效，但这种统一性对于“非科学”文化的侵蚀必定给地方治理带来更多的困难和阻碍，这是诺苏与诺苏外部的矛盾。对于以诺苏为代表的少数族群而言，人们自知历史前进的车轮和革新转型的洪流是多么难以抵挡，每个个体在其中都被裹挟着向未知的前方翻滚挣扎。在这样的无奈与无力之下，人们所求的不过是多一点的关注和多一点的尊重。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的凉山兄弟》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其精道的理论分析和扎实的田野记录，而在于面对“异常”和“少数”时一份真诚的人文关怀，并以此在最大程度上地理解和消除这些矛盾，我想这是每一位人类学家最高的道德与最好的品质。

一本为凉山诺苏人“翻案”之作

《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的背后，是一场横跨10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作者刘绍华2002年走进大凉山，因为偶然的机缘得到当地人接纳，深度参与乡民的生活，贴近体察他们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渴求与挣扎。这本书在学界广受称赏，却不仅仅是写给人类学同道，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写：“我希望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这是我始终如一的初衷。”本书中文版书名直呼“凉山兄弟”，没有回避凉山诺苏人长期以来“污名化”的舆论处境。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刻板印象与伤害有多深刻，在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中已得到证明。写书之初，她便有意打破向这些刻板印象。 在尝试理解诺苏社会时，作者不断经历价值挑战。她很快发现，诺苏青年并不讳言自己犯案和坐牢的经历，他们笑着自称“土匪”，有些年轻人把坐牢的日子当做回忆事情的时间标尺。至于海洛因，它和早年的鸦片一样是财富和阶层的标志，是年轻人追逐的新潮奢侈品。对这类集体心理和行为的平情探讨，使作者得以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权力消长与社会变迁。凉山州的面积约为6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其中约44％是诺苏人，汉族约占52％，其余则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般说来，诺苏人主要聚居在高山上。在某些高山区的赤贫县，诺苏人占当地人口的比例超过95％。 诺苏人在半个世纪间经历的社会变迁，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在短短半世纪间，他们经历了三种迥异的社会生活型态，包括1956年之前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自主部落状态、1956至1978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以及1978年之后逐渐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时期。“现代性”是理解诺苏人命运的关键词之一。现代性对诺苏人的影响始于20世纪初的鸦片经济。集体公社和文化革命，摧毁了当地的社群组织和文化仪式；改革开放后的不平衡发展，又将诺苏青年推入流动人口大潮。密集剧烈的变化冲刷着诺苏社会文化的根基，埋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伏笔。本书的英文标题是“Passage to Manhood”，可理解为男性的成人仪式。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诺苏男子，多经历过相似的生命阶段：离开家乡到都市闯荡。闯荡的过程，往往伴随毒品、盗窃、坐牢，也有病痛、死亡的记忆。这像是一场当代的“男子成年礼”，诺苏青年把这个过程视为“男子气概”的展演，一场让人兴奋的青春冒险，而毒瘾和艾滋，是这种成年仪式可能带来的永久伤痕，上世纪80年代，诺苏族年轻人开始陆续加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千万大军，四处飘荡、寻找乐子。很快，这些在外寻找乐子的年轻人接纳了海洛因，海洛因因此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生存本领的能耐。回头审视这些生命历程起起伏伏的年轻诺苏人，社会变迁满足了他们向外探索的自由与渴望，他们得以在异乡他族的城市里纵情青春，却也吃尽各式各样的苦头，甚至感染恶疾。更不幸的是，有人无法脱离海洛因，在此中间阶段停留太久的结果，让他们一直处于混沌状态。未能返乡重拾原有的生活，也未能在城市中寻得合法的生计，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们身心俱疲，生病与死亡更成为常态。书中的“成年礼”，有多种解读的可能。宏观层面来说，诺苏青年的遭际引带出来的剧烈社会变迁，可视为宏观改革时期中国的“过渡仪式”；个体角度而言，诺苏青年的“下凉山”并非完全被动，其中包含一种生命状态的展开。“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难以克服的困境，却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丝参与广阔世界、寻求自我实现的机会。即使目睹大凉山的满目疮痍，作者并不把诺苏青年视为悲剧命运的被动承受者，他们作为“行动主体”所感受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并不是毒品、艾滋等灾难能够抹杀的：“我同时强调当地行动主体在这场社会变迁波潮中所感受到的正面与负面的力量。虽然出现大规模流行病令人悲哀与不平，但我们不该因而忽略行动者在参与社会变迁的历程中，所感受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我认为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非主流社会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成为替罪羔羊的过程。”作为一本医疗人类学著作，本书也提出了全球化趋势下疾病防治的问题。其中关于艾滋病“污名化”的记述和分析让人印象深刻。诺苏人有着自成体系的道德观念和疾病认知，并不歧视艾滋病患者；国际组织介入防治艾滋病后，却用大量标语和反复宣传教育使“艾滋病患”成为另类“标签”，造成恐惧和歧视。的确，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行为模式、社会制度、伦理规范等逐渐由趋向一致的倾向，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对诺苏人来说却是陌生的，甚至有些不可理解，所以这种以“普世价值”为参照的操作手段并不可行。比如说由国际组织在当地推动的艾滋防治计划，其中包含反污名的标准作业，但这看似善意的前置作业，不仅对利姆乡民毫无帮助，反而影响了当地的乡干部、卫生人员和小学老师，首先造成他们对艾滋感染者的道德责难。进而，由于对艾滋病了解不够，感染者和亲属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国际组织所期待的效果。作者在中文版后记里有一句话：“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旋涡中的殊途同归。”凉山诺苏人一直处于现代性和传统的撕扯状态中，贫困、毒品、艾滋，这些都是现代性强制介入的副产品，如果简单地把诺苏人的生活现状归因为所谓“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既没有道理也不负责任。很感谢这本书。这是一本扎实的、有典范意义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也是见证诺苏年轻人青春冒险的“生命之书”。在我们试图理解凉山问题前，不妨先从这本书读起。

一曲难以释怀的凉山悲歌

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我才看完这本医学人类学民族志作品。尽管书中大量学术性观点令这场阅读旅程稍显艰辛，但刘绍华博士带给我的震撼与反思，却是近期所读作品均无法比拟的。一位成长于台北的娇小台湾女子，远赴时尚繁华的纽约攻读博士学位，却在全球最精英的学术机构的支持鼓励下，只身前往中国海洛因泛滥与艾滋病重灾区——四川凉山。在这场横跨十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凉山彝族年轻人的生命悲歌跃然纸上，而这一切不过是中国边陲地区的一个缩影，是中国纵身跃入市场经济发展浪潮后，社会边缘人群必然要面对的血泪成长史。全球现代性一直呈现出毁灭性与建设性并存的双重面貌，但站在金字塔顶端或中上游的利益群体，眼中所见只是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转型与改变，却忽视了受害者或许与受惠者一样多的事实。出于简化多元人口的政治需求，民改时期的中国政府把400多个自报登记的族群简化为56个民族，虽然《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曲调朗朗上口，但这套简单粗暴的民族识别计划所引发的争议从未停歇过。为了民族统一、主权完整，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在思想文化上达到高度一致的国家，但强势族群“整合归一”行动的前提必然是弱势族群的妥协与放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分类意识形态里，“未汉化”的少数民族似乎经常被贴上“落后”、“尚武”、“暴力”的标签，这些不识汉字、又固守本族传统习俗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在适应、融入光鲜亮丽的汉族社会与汉文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与迷茫，是我们这些汉人子女无法想象与体会的。只有翻开此书，我们才能了解体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大肆推广的五千年汉文化竟然会让少数民族文化与族群满目疮痍、伤痕累累到如此地步。最令我感慨的是，虽然此书字字句句都在批判中国体制的不完善、中国政府的不作为，但由于作者条理清晰、证据充足，在剖析诺苏鲜血淋漓的民族志时，融合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以及政治变革等多学科、多角度分析法，使得这部博士论文不仅在国际获得极高的荣誉，国内也是一片赞许之声，并未因充斥其中的“大逆不道”之言而遭遇“和谐”之灾。而在阅读过程中，尽管个人案例夹杂着太多凄凉与悲壮的色彩，却没有引发我对相关部门特别强烈的反感与暴怒。更多时候，我都是跟随作者冷静的步伐、优雅缜密的文字，科学客观分析事件造成的前因后果，而不是一味的指责与谩骂。或许，这就是学者与普通民众最大的不同。超真诚全五星推荐。

谁的“凉山”不在沦陷

凉山，这个颇具诗意的地名，最近一次大规模进入媒体视野，是因为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泪》。这篇作文只有短短300余字，出人意料的引爆了舆论，被称作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许多人现身说法，议论起凉山的贫穷落后、留守儿童、公益组织的扶贫、政府的监管，当然，还有那如梦魇般挥之不去的“毒品”和“艾滋病”。诸多议论之中，屡屡有人提到刘绍华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有着一个颇为文学化的名字，其实是一本严肃的人类学著作，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这一次在内地出版，适逢“最悲伤的作文”一事，对于凉山议题的发酵，促进我们了解彝族、诺苏人，有着莫大作用。 身为一本严肃的人类学著作，此书里，刘绍华要讨论的是一些什么问题呢？简单地说，有两个，一是为什么毒品会在凉山地区的诺苏人中间流行？二是为什么她们会成为艾滋病肆虐的重灾区？其实不仅是凉山，在很多我们视为贫穷落后的地方都出现了这种“现代病”，个中缘由，常令人困惑。公式化的回答大多离不开“贫穷”、“落后”、“懒惰”、“偷盗”、“吸毒”、“艾滋病”……但深究下去，这些回答纠结是原因还是答案呢？往往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而于刘绍华来说，问题的答案远没有这么简单。在对凉山地区横跨10年，前后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里，她深入检识了诺苏人独特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中英防治艾滋病项目的失败等等“大事件”。毒品与艾滋病为何在此肆虐的疑问，也就在这种检识中得到了回答： 在现代性席卷凉山的浪潮中，诺苏人因其独特的族群文化习俗、当政者体制的缺陷等等，诸多交汇碰撞之下，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歧视”的凉山。我的这种的概括是很不准确的。这本有温度、有态度，亦有痛感的著作，不适合这样太过删繁就简，甚至草率的概括。假如答案如此简单，刘绍华就不必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分析讨论检识了。像凉山这样的地方，在中国还有很多。一百多年来，在追逐现代化的浪潮中，农耕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用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道路。”这句我们习以为常的套话，有时候是最恰如其分的说明。此中惨烈与痛感，也许恰恰只有文学作品和人类学著作才能够触碰一二。读“凉山”的时候，常会想到我的故乡。一个和“凉山”同样偏远落后的地方，在大半个世纪里也同样经历社会主义集体化、包产到户、年轻人大规模外流、拆迁等等冲击。但和凉山不同的是，故乡的族群结构主要是汉族，文化相对主流，更没有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历从奴隶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变。最近二十多年里，我的故乡和凉山诺苏人一样，年轻人大规模外流。不同的是，凉山的诺苏人在出门看世界以后，大多还会回到家乡，而故乡的年轻人却是一去不复返。故乡因为没有新鲜力量的生长，而不断枯竭凋零。前段时间，二伯突然去世，我回家奔丧，惊讶地发现，给我二伯抬棺的，竟然还是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给我奶奶抬棺的同一批人。二十年前，他们正是壮年，而今已是两鬓苍苍了！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了年轻人，生活在老家的父母百年之后，还有谁来抬棺？这种问题，我不敢想，又忍不住想。某种意义上，有没有抬棺人，就好像凉山的诺苏人在面对毕摩（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凋零时，所需要面对的困惑一样。现代化对我们这些被外面的世界视为偏僻落后的地方带来的冲击，就好像艾略特的那句诗一样：“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 而是唏嘘一声”。

2016-03-11

这本书整体来看故事讲得还可以，在我的分类里比旅途读物高一个等级，但到不了学术专著的程度。人类学研究本身有着显而易见又难以克服的缺陷，就是对于因果关系的识别。以本书为例，作者认为几次剧烈的社会转型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入侵，成为巨大的推力，将诺苏的年轻一代推往现代社会，最终染上毒品和艾滋。然而从晚清到民国到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全中国都在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现代性危机也在侵蚀着社会的每个角落，为什么凉山成为重灾区？作者简单介绍了该地区的鸦片种植历史，认为这使得诺苏人将吸食鸦片视为拥有权力和资本的象征--同样，历史上西南地区都在广泛种植鸦片，这还是不足以解释凉山地区毒品和艾滋病肆虐的成因。此外，如果从少数民族边缘化的角度来看，那么需要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诺苏与其他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在语言、传统、习俗以及对于社会外生冲击的回应上，与汉族有显著差别，而少数民族彼此之间也有显著差别，那么这些显著差别是什么？它们又如何塑造了诺苏人在毒品与艾滋这个议题上的高vulnerability? 本书对于这个重要议题却轻轻放过了，只用亲属关系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解释，考虑到强烈的宗族与亲属关系也是传统汉族社会的特征之一，我觉得很难说服读者。书中对于中英项目的研究比较有价值。中国太大太复杂也太独特，国际经验不加改动直接应用于本土实践，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再考虑到基层政府的低效、混乱、愚昧、腐败，汉族官僚和诺苏文化的隔阂，以及完全忽视宗族族长（我的理解中类似于汉族乡土社会的乡绅，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起到代理人作用）对于族群的领导，最好的结局就是项目失败，最不好的结局可能是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民族关系愈发疏离、官民彼此更加不信任。最后，这是一本西方framework结合本土经验的书。如后记所说，全球精英的学术视野都鼓励作者来到中国最贫困最偏远的边陲地区，对边缘族群进行民族志研究。这事实上是在向西方世界讲故事，整个分析框架--全球political economy，资本主义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型，结合历史视角，这都是西方学界此类研究的要素。考虑到作者的教育背景，这很正常。但是本书缺乏了中国式的解释路径，总让人觉得所有的故事都在外围打转，没有触及到核心问题，这也是绝大部分西方视角下的中国研究的通病。哎，最后补一句，忘了哪篇reading里哪个经济学家说过的，人类学是唯一的被允许通过一个样本就得出结论的学科 : )

国家强权推动下的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缩影

按照教科书上的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大概是解放西藏农奴的形式，党国拯救了多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兄弟姐妹，带他们走上了自由民主的新生活。然而事实并没有新闻联播中那样的美好，以凉山地区的诺苏人是如何进入现代化进程为例，这其中有太多的血泪了。因为对外界的世界好奇，诺苏的青年们以出走到成都等大城市作为成年礼的一种形式，却又因为无一技之长与流畅的汉语能力而无法在大城市良好的生存，进而依靠偷窃、吸毒贩毒等方式生存，继而又被扭送进入警察局，甚至对多次坐牢不以为意，甚至还作为个人成长历史的佐证与里程碑。有些人为了面子与虚荣，染上了毒瘾，却不得不在家支的压力下忍痛解毒。其中有意思的是在诺苏人对于毒品与艾滋病的态度，例如不认为艾滋病是一种病，而是被上了鬼。但是最着国家力量的不断推进，口号式的对诺苏人进行教化，最终大家认识到艾滋病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进而产生了一定的恐惧。从作者进行田野调查到相隔7、8年之后重回该地区，时过境迁，土地被征用，意味着曾经的诺苏人与利姆地区将消失在历史的滚滚烟尘当中，融入现代社会的少数民族族人们最后是否又会变得和普通的汉族一模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