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凉山兄弟》章节试读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1页

“凉山兄弟”的故事，使我们必须面对疾病的冷酷和残忍的本性。这种冷酷和残忍，在文明以及文明开化的进程中，事实上一直伴随着世界体系中心的文明与周边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出现。就像采集狩猎社会在现代性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的脆弱性一样，作为边缘群体的彝族社会，当他们进入到从未感知过的对他们而言突变性的陌生城市社会时，固有的文化传统无法应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性的冲击，导致群体性的文化失调。如此轻易地进入到毒品交易和吸毒的行列，本身就是这一群体和社会失范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治愈的，不仅仅是由毒品、艾滋所带来的作为自然属性的身体的疾病，更是由社会失范所带来的社会的疾病。《我的凉山兄弟》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在这文化失调和社会失范中面临的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的问题，”保人和保文化“的问题。近年来医学社会学和医学人类学越来越强调的，疾病不仅是生物学现象，其实也是社会与文化现象，或者说疾病可以被视为社会的生产、分配与建构的过程，这与政治和经济对于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五章 - 第五章

今天听说icu收了一个民大的彝族男生。喝醉酒坠楼身亡。手机放在医生工作站，响了无数个电话。三姑四婆七舅六爷统统都在打来。这大概就是本书里所重复强调的“家支”概念。
另外这本书的名字实在是自作多情。按照本书中所举例的诺苏人不离不弃的家族观念，作者既然都在称兄道弟了，不捐出家产给她的兄弟们盖房子治病真的是不应该。（呵呵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86页 - 第三章 男子气概、探险与海洛因

波德莱尔在《人造天堂》里关于鸦片的引述一针见血：“哲学家花了多少世纪在研究幸福的真义，到现在都还众说纷纭。原来解答竟然就在这里！幸福这种东西可以用一便士买到，放在上衣的口袋里带着走。”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229页 - 第七章 艾滋污名与全球化移植

我自己的研究也显示，投入利姆中英项目的国家代理人，拟订去除诺苏社群中“想象的”污名，此一目标实则反映其自身对艾滋的既定偏见。利姆的案例凸显政府的计划就像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果颠倒。在计划展开之前，当地艾滋污名的现象远比外界想象的来得轻微，却因一个旨在反污名的介入计划，反而使得污名的概念有机会生根蔓延。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224页 - 艾滋污名与全球化移植

污名可能意味着肢体特征，像是麻风病造成的畸残；但也可能与身体无关，例如诺苏社会被视为“奴隶社会”。污名是由他人强加的负面标签，污名化的过程便是一场“异常”的建构过程，或者说是将“偏差”从“正常”或为社会接受的范畴划分除去的过程（Alonzo and Reynolds，1995）。
社会心理学者林克和费伦（Link and Phelan，2001）提出污名化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拆解这个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五个要素。首先，该社会先辨识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为此贴上各式标签。其次，强势者把被贴上标签的人，与既有的负面社会特质连接起来。接着，贴标签的人把那些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跟“我们”也就是“正常人”区隔开来。然后，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开始失去社会地位、遭受排斥。最后，社会上坐拥较高社会地位的强势族群更为确立和强化污名标签。当这些环环相扣的元素都具备时，污名就出现了。
艾滋污名自然不会无端莫名而生。过去研究已指出，造成艾滋污名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艾滋与“偏差行为”密切相关，包括吸毒、嫖妓、同性恋等；第二，人们常认定感染者不负责任，所以才会做出不安全性行为和注射毒品等行径；第三，艾滋病毒具有传染威胁（Alonzo and Reynolds，1995；Green and Soho，2000；Herek，1999）。自艾滋被发现以来，感染者就饱受道德批评，被冠以“偏差”污名。随后，污名又进一步地和一些原本就存在得负面刻板印象连接，处境更为恶化。
在解析污名建构时，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在中国这种多元文化、族群的社会中，如何定义“异常”？谁来定义？我们有理由假设：不同族群可能用不同的标准来定义异常，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对特定社会现象应该不会只有单一概念与反应。不幸的是，在中国，不论是受到社会主义治理还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在一连串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政治与经济阶层，造就了国家与体制精英的霸权，他们手中握有诠释权，正是决定何谓“异常”的标准界定者。被归类为异常的族群通常无力为自己辩护何谓适当的定义，决策与执法者更常忽略偏差者的声音。换言之，污名是在特定的文化和权力背景下所形塑产生的（Parker and Aggleton，2003）。在艾滋介入的案例中，计划制定者与执行者便可能复制、甚至创造负面的社会意义，进一步使得“异常”和“正常”之间的权力失衡更形加剧。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两极化的中国现代性驱力 - 两极化的中国现代性驱力

虽然中国已经在1978年开始逐步朝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但如同血多“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社会主义依旧在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转型仍是遵循“确实既存的社会主义”遗绪而行，而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面貌。中国的晚期社会主义或者后社会主义，并非与过去决裂麻烦儿时社会主义理性和时间的重组，且经常制造出新形态的不平等和社会问题。这可说是一头栽进现代性的戏剧化结果。
20世界80年代起，医疗人类学研究强调以“发展”的概念架构，来理解疾病的传播、治疗及其后果。在非法药物和艾滋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途径把这些问题归因于制度、国家乃至世界等不同层面的力量。保罗·法曼（Paul Farmer）率先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写出关于艾滋的经典民族志。他分析某海地村落的艾滋疫情，指出该国的历史背景与复杂的发展经验错综交汇，让当地民众在现代性轨迹中陷于不幸且无助的深渊。她的质问一针见血：“艾滋究竟是病毒还是贫穷引起的？”
另一位医疗人类学者菲利普·布儒瓦（Philippe Bourgois）关于纽约市东哈林区的毒品研究，同样也以历史与全球化等外力对地方危机的交互影响，来检视当地非裔与拉丁裔青年掉入毒品陷阱的问题。他得出简洁有力的结论：“毒品并非问题的根源，毒品只是反映出更深层的结构矛盾所形成的现象。”
同样，海德（Hyde）研究中国政府在云南的艾滋政策也针对社会主义治理，批评其单挑“落后”的少数民族与性工作者，视之为艾滋“高危人群”。这个新标签不过是把中国对于少数民族既存的社会歧视，转化为一种貌似公共卫生上的“事实”。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243页 - 第七章 艾滋污名与全球化移植

科学的客观常识经常难敌道德的主观认知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68页 - 第三章 男子气概、探险与海洛因

用一种隐喻方式来说，诺苏年轻人因为贪玩、吸毒，或为寻求各种机会而流动到都市，似乎变成了一种当代“男子成年礼”，而其所引带出来的剧烈社会变迁，则可视为宏观改革时期中国的过渡仪式。透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生命历程转折的好与坏。一方面，诺苏人在当代中国的边缘社会地位，使得这些年轻人易沦为中国全球化经济转型下的牺牲者。在改革开放时代，他们的生命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困境，失业、赤贫、迷惑、危险、苦难等是家常便饭。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衷心拥抱全新的自由，在传统诺苏男性认同与崭新生活方式的概念交错下，尝试各种可能性。换言之，虽然利姆的年轻人面临诸多困难，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向往与追寻尽管失之鲁莽，但至少刚开始时他们有机会衷心实现自我。回头审视80年代及90年代生命历程波折起伏的那一代年轻诺苏男子，他们十多年的经历有如一场集体性的生命试炼：其对这个世界的空间想象突然扩大，父母前辈未能传递面对此种时代的经验，势必得自行摸索面对。社会变迁满足了他们向外探索的自由与渴望，得以在异乡他族的城市里纵情青春，却也吃尽各式各样的苦头，甚至感染恶疾。年轻人在这段过渡青春期中体悟深刻，也付出代价。更不幸的是，有人无法脱离海洛因，似乎未能从这场通过仪式中走出来。在此中间阶段停留太久的结果，让他们一直处于混沌状态。未能返乡重拾原有的生活，也未能在城市中寻得合法的生计，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们身心俱疲，生病与死亡更成为常态。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全书 - 全书

P98
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文化失根的个体难逃制度性的不平等与风险。
P263
全球化现代性表现出的双重面貌，对某些人而言是允诺了时代解放，对其他人来说却制造出新形态的边缘化。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233页 - 艾滋污名与全球化移植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试图建立一套抽象概念以诠释生老病死，诠释的产生与实践，渗透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面向，且经常涉及该人群的宗教和宇宙观。凯博文（Kleinman，1980）曾提出文化解释模型，以区辨疾病的主观与客观面向，至今仍是相当具有启发性的跨文化疾病研究方法。他强调，“文化”是判别“疾（disease）”与“病（illness）”的重点。“疾”是因为身体机能出现问题而导致令人无力的不适，而“病”则是在文化中被视为病态（sick）、与常规不符的征兆。换句话说，“疾代表着医学模型，而病代表常民观点”（Treichler，1999）。根据这种解释模型，我们可以推论艾滋这种新兴疫疾在生物医学上的事实，尚未被诺苏人纳入其文化中对“病”的分类。<原文开始></原文结束>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73页 - 第三章 男子气概、探险与海洛因

那些外出返乡的年轻人往往自鸣得意，喜欢彼此凑在一起表现世故。不过他们的确见过世面，也大致学得汉语。此外，劳改或劳教戒毒也是难忘的学习经验。牢狱可称得上是个多元社会，不少诺苏青年坐监时，居然也学到像是弹吉他等新把戏，返家后还可以表演给亲友看，娱乐大家。没错，这些年轻人在哪里能同时遇见这么多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人，听到这么多山区农民未曾听闻的故事呢？
王力雄的维族朋友也是这么来的 XDDD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第224页

社会心理学者林克河费伦提出污名化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拆解这个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五个要素。首先，该社会先辨识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为此贴上各式标签。其次，强势者把被贴上标签的人，与既有的负面社会特质连接起来。接着贴标签的人把那些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跟“我们”也就是“正常人”区隔开来。然后，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开始失去社会地位、遭受排斥。最后，社会上坐拥较高社会地位的强势族群更为确立和强化污名标签。当这些环环相扣的元素都具备的时候，污名就出现了

《我的凉山兄弟》的笔记-1956：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肇始 - 1956：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肇始

20世纪中期，中共开启了诺苏社会的现代化，试图将他们转型为统一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员，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中国历代政权都试图界定谁是正统的中国人，也屡屡尝试让边陲地区的野蛮人文明化。诺苏的群体地位被贬的很低，成为“20世界50年代中国仅存的奴隶社会”。而这只是国家在诺苏社群施加烙印的第一步。负面标签和诺苏的自我建构混搭在一起，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我们的文化，社会和人民素质落后不如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借由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治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性实验，以图实现全民平等的理想。遗憾的是，如同小威廉·H·休厄尔（Willian H. Sewell）所言，极权主义统治，从来就不曾成功达至文化一统。其文化策略“与其说是建议一统性，倒不如说是要统整差异。当权者不但持续竭尽所能将异文化正常化、同质化，对于那些偏离国家认可范围的人、事、物，也不断致力于将其阶层化、管制、排挤、定罪，以霸权支配，或将之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