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九局》章节试读

《战国九局》的笔记-出局：作法自毙，五马分尸 - 出局：作法自毙，五马分尸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和公孙贾扬眉吐气，咸鱼翻身。一朝君主一朝臣，商鞅失势，告老还乡。那些死对头岂容商鞅返回封地颐养天年？一方面，他们齐进谗言：“大臣权力太重，君王的国家就会有祸患；宦官过于亲近，君王的生命就会有危险。现在秦国的男女老幼都念念不忘商君的新法，不肯将它标记在大王名下，这就颠倒了尊卑之序，商鞅成为国君，大王反而沦为他的臣子。商鞅原本与大王有仇隙，请大王早日拿定主意！”另一方面，他们诬告商鞅蓄意谋反，依照新法，谋反是头等重罪，不仅要杀身，而且要灭族。
谣言满天飞，政局风云突变，商鞅闻讯出逃，逃到函谷关下，天色已晚，关门已闭，只得去客栈投住一宿。当年既没有电视台，也没有印刷品，国家领导人长什么模样，普通老百姓无从得知，所以店主压根儿就没想到眼前这个风尘仆仆、面色憔悴的男人竟是权倾一国的大良造商鞅。他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
“商君的新法明文规定，凡是收留没有证件的可疑人员，店主将遭到株连。你就别为难我了，我可不敢违法犯罪。”
商鞅终于领教了作法自毙的厉害，事已至此，唯有仰天长叹：
“唉，真想不到制定法律的害处竟有如此之大！”
商鞅设法逃到了魏国，魏国人怨恨他当年诱骗公子卬，偷袭魏国军队，坚决不肯收留他。商鞅无奈，只好另作打算。魏国人商议道：
“商君是秦国的头号通缉犯，秦国强横，它的头号通缉犯逃到魏国，若不归还给他们，可不吉利。”
商鞅被引渡回秦国后，居然寻机逃脱，重返封地，率领残余的追随者攻打相邻的郑县，结果遭到秦国军队围剿，在郑县渑池，商鞅被乱刀砍死。仇家恨意未消，还要公然泄愤，他们将商鞅的遗体五马分尸，将商鞅一家满门抄斩。然后遍告国民：
“天下再没有谁比商鞅更反动的了！”
商鞅变法，前后二十年，将秦国的国力骤然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不仅名闻天下，而且威震诸侯。他为秦国充实了府库，扩大了版图，最了不起的功劳是，他使一个野蛮落后的偏僻穷国成为法治之邦。在感情上，秦惠文王嬴驷拗不过师傅，同意将商鞅的遗体五马分尸，但他的理智十分健全，不同意废除商鞅制定的法令，这正是秦国赖以继续做大做强的基石。
商鞅死后数十年，赵国的大儒荀卿游历秦国，对商鞅变法后所取得的佳绩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淫荡）污（猥亵），其服不挑（轻佻），甚畏有司而顺。……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入其国（首都），观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早）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若无治者。”照此看来，秦国的民情甚好，政况极佳，就算将荀卿的写实打上七折，也很不错了。
现在我们复盘一下，商鞅初见秦孝公，总共准备了三套完整的方案：一是帝道，二是王道，三是霸道。最终秦孝公采择了霸道。商鞅用二十年时间兑现了他的诺言，使秦国富国强兵。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评述道：商鞅天性刻薄，除刑法之外，对仁义无所关怀，他起先用帝道和王道去试探秦孝公，只不过是打出漂亮的幌子，是无根的游谈，其真实居心并不在此。这就有点诛心的色彩和味道了。当初，倘若秦孝公采择了帝道或王道，商鞅的治绩未必逊色。上善若水，随物赋形，秦孝公是霸主之器，商鞅就帮助他完成霸业，这说明他确实是旷古罕有的奇才。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认为，将商鞅简单地视为一位法家，贬低他的价值，鄙薄他的人品，这正可见历代儒生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后代儒生长期诟病商鞅的败德行为，认为商君强调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只会使百姓为了免遭刑罚而变得无耻。至于愚民政策，法家与儒家的路径不同，目的却完全一致，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不是愚民思想又是什么？商鞅是赌圣，还是千王？我们来看看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商鞅诡诈，在战场上诓骗老朋友，偷袭魏国大将公子卬，正是兵不厌诈的典型范例，从而减少了战场上大面积的血流漂杵，无可厚非；其二，他依法惩处太子嬴驷的师傅，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惯例，足见其用法公平，若硬要说这是残忍，那孔子当年出任鲁国司寇，才三个月就杀害持不同政见的在野党领袖少正卯，又该如何评价？《资治通鉴》说商鞅“临渭论囚，渭水尽赤”，这话有些夸张。商鞅手段虽辣，但也不至于乱砍乱杀；其三，他不肯听从赵良的忠告，则纯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倘若政治家都像赵良那样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这天底下也就没有斗士和烈士了。太史公司马迁时不时会为儒家的俗见所束缚，应该说，这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地方。
在这场政治豪赌中，商鞅的表现相当优异，他的功业并未戛然而止。烈士殉名，志士殉功，商鞅已彪炳青史，死而无憾。王安石曾赋诗《商鞅》，赞美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梁启超撰《中国六大政治家》，对商鞅推崇备至,将他与千古名相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从赌兴、赌技、赌绩来看，商鞅均无愧于“赌圣”之名。他的能耐足以强国，歉于保命，豪赌者往往顾全不了自己的后路，喜欢大赢特赢的人迟早会有一输，很可能输得连裤衩都不剩，但他们轰轰烈烈地表演过，在江湖上留下了传说，在历史中留下了英名，如此则不枉来人世畅游一趟，豪赌一回。
苏东坡在《商君功罪》一文中写道：“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这番评价较为公允，没有昧功，也没有讳过，没有抬高，也没有贬低，商鞅若泉壤有知，想必也会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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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以霸道说服秦孝公
公叔痤死后，公孙鞅决定另谋高就。他听说秦孝公发布了一道招贤令，不禁怦然心动。在魏国，国君昏愚，群臣庸懦，政治黑暗，像公孙鞅这种桀骜不驯的霸才注定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他挟着魏国先贤李悝的那部《法经》，决定去秦国碰碰运气，说不定能够一展雄才伟抱。唯有志向远大的君主，那位发誓要恢复先祖秦穆公伟业的君主，才是公孙鞅乐意效犬马之劳的对象。但作为客籍智士，公孙鞅想晋见贵为一国至尊的秦孝公，并不容易，必须得有人居间引荐才行。于是公孙鞅找了条捷径，主动打通秦孝公的亲信宠臣景监的关节。景监可不傻，两人稍稍接谈之后，他就暗自庆幸这回自己撞上了红运，拿到了“蓝筹”，公孙鞅正是主公急于物色的那种文武兼资、智勇双全的治国奇才，他非常乐意出任“红媒”。
初见秦孝公，公孙鞅滔滔不绝，却仿佛对牛弹琴。出于礼貌，秦孝公偶尔点一下头，眼睛却望着别处，仅此而已。时间一长，他干脆闭目养神，打起瞌睡来，把公孙鞅的高谈阔论当成耳旁风。事后，秦孝公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对景监难免有点责备的意思：
“你推荐的宾客是个狂妄可笑的家伙，哪能授以高官重任！”
景监原以为此宝一押即中，没料到初试竟不及格，反倒落下了主公的埋怨。景监找到公孙鞅，皱紧眉头，指出他无的放矢，言不及义，根本没有瞄准和命中主公的兴趣点，口水喷了全是白喷，徒增烦厌。公孙鞅呵呵一笑，既不懊恼，也不沮丧，他当即复盘分析道：
“今天，我尝试用帝道说服主公，他志不在此，脱靶是正常的。”
过了五天，秦孝公再度抽空接见公孙鞅。这回，公孙鞅主动转换主题，讲得天花乱坠，眉飞色舞，可依然是秋风射马耳，秦孝公无动于衷。事后，秦孝公再次责备景监荐人不当，眼力太差。景监则把怨气转账到公孙鞅的户头，后者也承认自己的第二次试探有失准头：
“我今天尝试用王道开解主公，却未能打动他。成功已近在眼前，请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保准能够成功。”
公孙鞅很清楚：上了赌台，输一把没关系，输两把仍可补救，若连输三把，就会掉链子。赌圣岂能在关键时刻垂着头、蒙着眼栽进天坑？他将牢牢把握第三次机会，巧妙翻盘。
秦孝公求贤若渴，公孙鞅志在必得。这一回，他们谈得很嗨，投缘投机，尽兴尽致，不过秦孝公并没有应允景监的请求马上重用公孙鞅。事后，他只是让景监吃下一颗定心丸：
“你推荐的宾客确实具有不俗的见解，可以与他纵谈国事。”为了说服秦孝公，公孙鞅总共准备了三套方案，花费了三趟口舌工夫，反复调整准度，终于锁定了秦孝公的志向，他总结道：
“我今天尝试用霸道点拨主公，他乐意奉行这样的军事和政治主张。只用再见上主公一面，我就能够巩固成果，实现夙愿。”
果然，接下来，公孙鞅与秦孝公的高峰对话总是环环相扣，丝丝入扣，自始至终融洽无间，谈到投机合辙的地方，秦孝公的膝盖不知不觉移过了自己的席位。一连数日，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仅不厌倦，而且越聊越心欢，越聊越神旺。大猎头景监看在眼里，喜上眉梢，他问公孙鞅：
“你是用什么迷魂大法吸引主公？主公如此开心，如此惬意，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于是公孙鞅向景监分析自己先后几次与秦孝公谈话的内容，比较不同的预期和效果，他的总结相当精辟：
前两回，我劝导主公推行帝王之道，以求功毗三皇，德邻五帝，而主公说：‘这样做，见效太慢，费时太久，我没有那份耐心。何况贤明的君主理应在当世功成名就，该当大刀阔斧，岂可慢针长线，苦等数十年、上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所以我改用富国强兵、称雄诸侯的霸道来引导主公，他一听就动了心，上了瘾，着了魔。不过这样子降格以求，秦国若想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与商朝、周朝并德媲美，就难上加难了。”
公孙鞅洞若观火，目前，“报施救患，取威定霸”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尽管秦国的实力不弱，秦献公（秦孝公的父亲）在位期间即“常雄诸侯”，一些制度也具备雏形，但与秦孝公想要成就的霸业尚有很远的距离。
在政治尚未纳入正轨的打拼时期，孤注一掷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否则捷径无法走通，大功难以奏成。秦孝公把筹码全押在公孙鞅一人身上，赌就赌他是个旷古罕见的治国奇才，赌就赌他能够只手旋转乾坤。
公孙鞅一步登天，由布衣直臻卿相，获得了秦孝公的全权委任。从此他将在秦国甩开膀子，迈开步子，猛干飞奔，主导一场旷古罕见的大变革，走一道前人从未走过的“高空钢索”。秦孝公乐得做个甩手掌柜，这就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秦孝公要求公孙鞅把秦国做大做强，称霸诸侯，领袖群伦。这位董事长找准了自己异常赏识的职业经理人，于是实行百分之百的目标管理。他特许公孙鞅孤行己意，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大匠造屋，不谋于路人。公孙鞅要实行政治变革，从根本上大修大改秦国利益集团死死抱紧不放的成法，另行制定一套富国强兵的方案，可想而知，阻力天大，压力山大。
变法之前，秦孝公郑重其事，主持了一场宫廷辩论会，由公孙鞅单挑秦国名士甘龙、杜挚，就变法的优劣及其可行与否各抒己见。从这场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辩论会，我们不难观察到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大异其趣的地方。公孙鞅率先发言：
“操行可疑就无法成名，事业存疑就难以成功。超常行为，必定被举世指责；见解独到，难免遭庸众嘲笑。蠢人只认死理，智者才能够觉察端倪，把握先机。主政者不可与民众一起描绘改革蓝图，只可与他们一同享受改革成果。探求最高德行的人不会向流俗轻易妥协，成就伟大功业的人则要力排众议。所以贤明的执政者必须具有真知灼见，如果推行新法能够增强国力，就不必师法先人；如果运用新法能够造福百姓，就不必因循旧礼。”
“好！”秦孝公击案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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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圣：商鞅，又叫公孙鞅、卫鞅
最高职务：大良造，掌握秦国军政大权
最高赌绩：变法成功，秦国强大
赌术精要：采用霸道，先军政治，移风易俗
致命败着：未废除太子，不接受禅让
大结局：遭乱刀砍死，被五马分尸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或有形或无形的赌台一直都矗立在那儿，为了攫获名利权色，智者和勇者络绎而至，他们手里拎着脑袋，腰间掖着脑袋，登上赌台去豪赌。
萤火虫再多也掩盖不了巨星的光芒，商鞅高光亮相仿佛天神降下云端，注定了，他将改变人间格局。
在赌台上，商鞅的表现非同凡响，因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仇视他的人贬斥他为千王中的千王，推崇他的人则褒赞他为赌圣中的赌圣。
引子：料定魏惠王是个二货
年轻时，商鞅不叫商鞅，叫公孙鞅。他喜爱刑名之学，对法律和政治多有钻研，祖国（卫国）没给他施展身手的用武之地，他就前往邻国（魏国），投在相国公叔痤的门下，担任中庶子，掌管公族事务。公叔痤独具慧眼，深知这位年轻管家是个不可多得的人间奇才，绝非久屈人下的“红漆板凳”。他本想把公孙鞅隆重推荐给魏王，可是病体支离，卧床不起，这事就给耽搁下来了。
当时，魏惠王姬在位，此人即孟轲初试牛刀时游说过的那位贪利好战的梁惠王，他胆大包天，在东周，是诸侯中第一个僭称国君的冒失鬼。姬的祖父是魏文侯姬斯，在位长达五十年，以节士段干木为范，以贤士卜子夏为师，以仁士田子方为友，顺天应人，上下和合，赢得了国际盛誉。姬斯在位期间，长治久安，就连野蛮强大的秦国都不敢打魏国的歪主意。祖辈父辈留下的政治遗产固然丰厚，但也经不起不肖子孙的瞎折腾。
老相国重病缠身，好几天不沾水米，已到了仓公乏术、扁鹊望而却步的地步。就算姬是个混账王八犊子，此时也只好将酒色暂且搁置一旁，抽空前往相国府，去探望垂死的老相国。
公叔痤的气色极差，口舌不太利索，姬就不打算兜圈子、绕弯子了。“公叔的病万一无法治愈，国事打算如何交代？”
公叔痤自知来日无多，就专等这个现成的机会送上门，好推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他说：
“老臣府中的管家公孙鞅，年纪轻轻，却是一位极其难得的顶尖人才，请大王让他接替我的职位，凡事都信从他的计谋，绝不会有错。”
姬见公叔痤如此抬举自己府中的年轻管家，竟到了超越群臣的高度，内心不以为然，但他嘴上不便明说，于是嘿嘿干笑几声，未置可否。待姬缓缓起身准备回宫时，公叔痤立刻屏退卧室里的闲杂人等，郑重其事地提醒那位刚愎自用的傻子国君：
“大王若不肯听信老臣的嘱咐重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跨出国境半步。一旦此人被敌国尤其是邻国重用，就会遗患无穷。”
这一回，魏惠王倒是很爽快，满口答应公叔痤的请求。待姬的马车刚驶出大门，公叔痤就立刻要家人叫来公孙鞅，他用歉疚的语气说：
“今天大王来探病，问我谁可以接替魏国的相位，我说府中管家公孙鞅是最佳人选，大王不以为然，这桩美事肯定泡汤了。于是，我只好先为大王谋算，再为你设想，就忠告大王，倘若他不肯重用公孙鞅，就得将此人杀掉，永绝后患。这回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还是赶快去收拾行囊，逃命要紧，再耽搁就会束手就擒，沦为刀下之鬼。”
公叔痤超级滑头，极端精刮，无疑是位老谋深算的赌徒。死前一刻，这老家伙仍旧赌性不改，两头下注，自以为天衣无缝，人鬼莫测，但这位相国爷的神机妙算，以公孙鞅的法眼洞见，简直就如同十岁小儿自鸣得意的加减乘除。
公孙鞅并非不感恩，不领情，或不知道政治风险究竟有多大，官场浊水究竟有多深，而是他太了解魏国头牌二货姬臭烘烘的牌技了，他神情轻松，语调轻缓，告诉公叔痤：
“既然大王不肯听信相国的力荐擢用微臣，又怎会听从相国的忠告捕杀微臣呢？”
瞧，公孙鞅洞烛机先，料事如神，不愧为政治赌坛上即将崛起的顶尖高手。魏惠王姬满脑袋糨糊，昏愚弱智，老相国公叔痤临死支出两招，他左耳听右耳出，居然将警言忠告当成废话，嗤之以鼻，态度很不端正。回宫后，他对左右亲信说：“老相国真是病糊涂了，可悲啊！他竟然指点寡人，将国家大事委托给公孙鞅那种资历极浅、身份极贱的家臣去全权打理，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公孙鞅好整以暇，平心静气，继续待在相国府中，为公叔痤料理后事。真正荒唐的当然不是公叔痤，更不是公孙鞅，而是魏惠王姬。数年后，公孙鞅率领秦军攻打魏国，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取得大胜和完胜，因此获得商、於两块封地，成为商君，人称商鞅。到那时，魏惠王再咬牙切齿，捶胸顿足，说什么“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可就悔之晚矣。

《战国九局》的笔记-成局：内政有序，外战告捷 - 成局：内政有序，外战告捷

区区十余年，秦国就做到了令行禁止，全民听从中央的指令，内政井然有序，于是对外扩张，实现开疆拓土的愿景就成为当务之急。秦孝公决定小试牛刀，他任命公孙鞅为大良造（秦国最高军政长官，相当于相国），统领大军攻占魏国安邑。三年后，秦国在咸阳建筑冀阙和宫室，将国都由雍东迁来，从此对东方列国虎视鹰瞵。新法的“补丁”也随即面世：
“禁止父子兄弟混居一室（以杜绝公公爬灰，小叔子盗嫂之类的乱伦行为）；将多个小乡邑集合为一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全国总共划分为三十一个县（一说四十一个县，这无疑是秦朝郡县制的先声）；田地开出阡陌，做好标记，以息纷争，按田亩多少交纳赋税；重新厘定度量衡的标准。”
新法大获成功，秦国日益富强，周朝天子派使臣给秦孝公送来祭肉，这是王室对诸侯的最高礼赞，通常只有诸侯中的贤君和霸主才能获得，列国纷纷派使者前来道贺。至此，变法可谓成功了一半，另一半则必须到战场上见分晓。
天赐良机，恰在这时，齐国在马陵打败魏国，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射杀了魏国大将庞涓。魏国受此沉重打击，不仅士气低迷，而且国力虚弱。于是，公孙鞅跃跃欲试，对秦孝公说：
“秦国与魏国，好比人之有腹心之疾，迟早有一天，不是魏国兼并秦国，就是秦国兼并魏国。为何如此？这是魏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它的国都在安邑，与秦国以渭河为界，但魏国更方便获得崤山以东的利益。它得势了就向西侵略秦国，不得势就向东侵夺邻国土地。如今，主公贤圣，秦国富强。恰巧魏国去年被齐国打得一败涂地，诸侯都不再与它交好，这正是秦国讨伐魏国的千载良机。魏国招架不住秦国强大的军队，就必定会向东迁移，它向东迁移了，秦国就能占据崤山和渭河的有利地形，进可攻，退可守，制衡东方的列国诸侯，这正是建立霸业的千载良机。”
公孙鞅的这番点拨入情入理，不难打动雄心万丈的秦孝公，秦孝公深以为然，立刻任命公孙鞅为大将。魏惠王眼看强敌压境，外交斡旋失败，只好硬着头皮派公子卬带兵仓促迎敌。两阵对圆，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卬，在信中套起近乎来：
“早年，我与公子交情很深，想不到今天兵戎相见。虽说我们各为其主，但怎么忍心互相残杀？我愿意与公子单独见面，签订盟约，然后举爵言欢，撤兵罢战，秦魏两国继续睦邻友好。”
公子卬缺心眼，寡谋略，不知其中有诈，竟然轻率赴约。会盟完毕，照例饮酒，公孙鞅埋伏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子卬拿下，然后秦军大举进攻，魏军折损了主帅，群龙无首，溃不成军。魏惠王在东西两面连吃大败仗，小小胃口消化不了，国库明显空虚，士气日益低落，他心惊胆寒，只好忍痛将河西的大片沃土割让给秦国，以求获得喘息之机。从此，魏国元气大伤，正如公孙鞅早先所预料的那样，魏国将政府迁出故都安邑，迁往新都大梁。公孙鞅建立奇勋，秦孝公照例重赏，将於、商两地十五个乡邑封赏给他。从此，公孙鞅就被人称为商君和商鞅。
在秦国，商鞅的权势炙手可热，他的威信也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是这个勇于豪赌的卫国人开启了秦国的黄金时代。
解局：赵良善意相劝，商鞅迷途难返
高鞅在秦国出任大良造，政绩卓著，战功彪炳，人民富足，国势强盛，但那些宗室贵戚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不少人对他怀恨在心。
有一天，名士赵良远道来访。他乡遇故知，这是人生四乐之一。商鞅摆酒高会，宴请赵良，推杯换盏之际，两人回忆往事。商鞅说：
“我记得，当初与先生相识，由孟兰皋居中介绍，今天我想更进一步，与先生结为良友，行吗？”
倘若换了别人，商君主动要与他结成良友，谢天谢地谢祖宗还来不及，哪能推辞？偏偏赵良是位心明眼亮的儒士，他竟然婉言谢绝：
“在下不敢奢望大人的垂顾。孔子曾说：‘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在下无德无能，所以不敢答应。在下还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在下要是与商君结交，只怕别人会猜疑在下贪图地位和名誉。所以在下不敢顺从商君的提议。”
所谓“不敢”，其实就是不肯。听话听音，赵良的弦外之音，商鞅一听就知，这位老相识持不同政见。
“莫非赵先生不喜欢我治理秦国的这套措施？”
“能听见不同声音才叫聪，能看清内心才叫明，能战胜自我才叫强。虞舜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卑也尚矣（自卑也很了不起啊）。’商君不妨讲求一下虞舜之道，没必要询问在下喜不喜欢这些措施。”
赵良远兜远转，用意的确是要批评商鞅的某些作为。商鞅当即为自己辩解：
“起先，秦国沿袭野蛮的习俗，父子没大没小，同室而居。现在秦国已变得相当文明，真正做到了男女有别。秦国还建筑了宏伟的冀阙，营造规模与鲁国、卫国相当。赵先生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出色？”
名士毕竟不同于寻常人，名士就该有名士的胆量，名士就该有名士的评判标准。赵良说：
“一千张羊皮，还抵不上狐狸腋下那块小皮有价值；一千个附和者唯唯诺诺，还抵不上一位正直之士发出疑问。周武王包容不同意见而振兴王业，商纣王专搞一言堂而覆灭宗庙。商君要是不反对周武王的做法，那么在下请求整天说直话而不至于脑袋搬家，行吗？”
赵良的话弦外有音，暗讽商鞅在秦国实行高压政策，没人敢持不同政见。商鞅心中或许感到不快，但他还是想听听赵良的看法，从别人那儿他早已听不到真心话。商鞅的语气十分诚恳：
“有道是，敷衍应付的话漂亮，推心置腹的话朴实，苦口婆心的话是良药，阿谀奉承的话会致病。先生果真肯整天说直话，那正是我所需要的良药。我将感激先生，先生又何必过虑！”
赵良得到商鞅的口头保证后，就敢于重槌擂响鼓了，他侃侃而谈：
“五羖大夫百里奚，是楚国边境的穷汉子，他听说秦穆公贤德而决意投奔，出远门短缺路费，就把自己卖给秦客做奴仆，身穿破衣烂衫，喂养牛群。过了一年，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治国的才能，于是将他从卑贱的看牛倌一举提拔为百姓仰视的大臣，秦国上下没有谁敢奢望同样的幸运。他治理秦国不过六七年，文治武功非同凡响，秦国向东讨伐郑国，三次安置晋国的君主，一次挽救楚国的危亡。发布教令于封疆之内，巴人踊跃进贡；布施德行于诸侯之间，八戎前来宾服。使八戎宾服的由余听说百里奚如此贤圣，衷心佩服，也叩门求见。五羖大夫治理秦国，再怎么劳累也不乘坐马车，再怎么炎热也不张开羽盖，在国内巡视，不带车队，也不带卫兵，他的功名都记入了史册，德行泽被后世。五羖大夫去世之日，秦国百姓无不为之流泪，儿童不唱歌，舂米的人停下杵子。这都是五羖大夫难以比肩的功德所致。商君的情形则正好相反，求见主公是由宠臣景监引荐，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治理秦国不把百姓当回事，滥用人力，大建冀阙，这也不是什么令天下称道的功勋；商君严惩太子的师傅，用残酷的刑罚伤害百姓，这足以积累怨恨，埋下祸根；商君不断用旁门左道树立威严，使国民害怕商君更胜过害怕国君；商君受封于商、於之后，口口声声自称寡人，天天去找秦国权贵的阴私和把柄，动不动就将他们绳之以法。古诗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从这样的诗句来看，一意孤行可不是长久之计。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之久，商君还杀掉了祝欢，判处公孙贾黥刑。古诗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这几件大事，都不是很得人心。商君出门，总有十多部马车跟从，前呼后拥，大批精悍的侍卫负责警戒。如果保卫措施不够周全，商君就不敢外出。《尚书》中有这样的告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君的生命危如朝露，莫非还想延年益寿？商君何不将封地归还给秦国，到边境找块空地种种麦子，劝导主公起用民间的隐逸之士，赡养老人，抚育孤儿，敬爱父兄，奖励有功者，尊重有德者，这样做还可以化解怨毒，安身立命。商君要是继续贪恋商、於这两块封地的富贵，珍惜固有的权威，累积百姓的怨恨，一旦主公谢世，秦国宗室必定疯狂反扑，第一个要收拾的就会是商君，这岂不是明摆着的隐忧吗？等到那时，商君的祸患就彻底无解了。”
赵良的一席话，将商鞅批评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但他为商鞅周全设想，找寻退路，用心不恶。赵良置身局外，明察秋毫，预见尚未萌生的祸患，洞察力令人佩服。然而商鞅已走得太远，除非他肯放弃既得的荣华富贵，及早投奔东方诸侯，另起炉灶，才有可能免于一死。商鞅一向强力强行，无畏无惧，宁肯输掉手中最后一个筹码，也不肯选择一条前辈范蠡走过的退路，泛舟五湖，去做富可敌国的陶朱公。
性格即命运，强者尤其如此。儒家赵良的话在法家商鞅听来，通篇都不过是缩头乌龟的理论，他要是害怕就不会豪赌，既然豪赌就不打算退缩。呈现异彩的生命闪亮而短暂，灰蒙蒙的生命暗淡而长久，一个人究竟如何挑边，是由性格的强弱、胆魄的大小、志向的远近、才智的高低、处境的好坏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商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就算是身死族灭，商鞅还是商鞅，狮子还是狮子， 他不肯去做那只全身远祸的山羊，何况做山羊的风险也不小，未必能够全身远祸。 赵良的忠告确实触动了他，但也就止于触动而已。商鞅真要是为自己预留后路，就该敦劝秦孝公废除旧太子，另立由自己扶植和掌控的新太子，从而阻断前者上位的机会，使旧太子的党羽压根就找不到报仇泄愤的途径和机会。但他并没有做好功课，只一味地剑走偏锋，不按牌理出牌。他太自信了，到了极端自负的地步，应该说，强者不怕敌手强横，就怕刚愎自用。顶尖高手多半是自毁长城，自己打败了自己。

《战国九局》的笔记-第一局挑战利益集团商鞅的豪赌：变法图强 - 第一局挑战利益集团商鞅的豪赌：变法图强

控局：拿权贵试“牛刀”
公孙鞅制定的新法令，条款并不烦琐，内容也不枝蔓，但治安法规确实要比旧法苛刻许多，严酷许多。注重军备和农桑，是新法令的核心所在：百姓以十家为一单位，一家有罪，其他九家必须举报，否则一齐受到牵连。不告发奸细的人腰斩于市，告发奸细则跟上阵杀敌受到同等奖赏，收留奸细与叛国投敌受到同等惩罚。农民有两个儿子以上不分家的，要加收一倍赋税。作战立功人员论功授爵，为私事争斗的人则按过失轻重判刑。全力做好本职工作，鼓励农桑，多种粮食、多织布帛的人免除其赋税徭役。舍本逐末、出工不出力而生活贫困的人，则没收其妻儿，贬为公家的奴婢。宗室子弟若没有立过军功，则剥夺其贵族身份。处处明确尊卑爵禄的等级，各以次序命名田地房屋，便于区分。婢仆的服装严格按照主家的爵位而定，不得僭越等级。有功的人社会地位显荣，无功的人即使富有，在社会上也得不到任何美誉。
相比旧法无的放矢，新法就如同药石专门对准病灶。秦国现状不容乐观，非猛药难治痼疾。医家常说“若药不瞑眩则厥疾难瘳”（要是吃了药不嗜睡不头晕，病情就很难痊愈），正是相通的道理。
秦国地瘠民穷，非力耕而不得粟，非力织而不得帛，政府奖励农桑，使勤勉者获得更多好处，使懒惰者无地自容，才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益，达到富国的目标。富国与强兵不可偏废，秦国要与东方各国争雄，整军经武，兼弱攻昧，乃是长期的方略。严密的保甲制、严厉的连坐法可以提升国民的凝聚力和监督力，促使阎闾自治，民众相互协作，彼此监督，官方将省事省心。赏罚分明，奸细不作，国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铁的纪律和军事化管理将使原本桀骜犷悍的民风变得收放自如，放于外而收于内。放于外则招之能至，至则能战，战而能胜；收于内则战场上的猛虎也只是和平环境里的绵羊。整个国家的治安状况好转了，许多黑恶势力必消弭于无形。贵族子弟无军功者不被录用，也将大大减少世袭制所产生的尸位素餐之徒，那些报效国家的精英脚下有了升迁之路，就不会沉沦潦倒，磨灭雄心和壮志。至于明确尊卑，划分等级，则意在迫使全体国民以服从为天职。总而言之，凡是为国家立功的人，不管以何种方式——或种田，或织布，或戍边，或打仗，都能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社会广泛的尊重。这样一来，爱国主义思想就势必深入人心，成为源源不绝的驱动力。说白了，秦国变法则富，变法则强，前景相当光明。
法令已经制定，尚未颁布施行。公孙鞅比谁都明白这样一个硬道理：获得国君的信任才可登上权力巅峰，获得百姓的拥护才能巩固权力基础。在京城南门，他竖起一根三丈长的巨木，当众颁布明令：
“谁要是有力气，能将这根巨木扛到北门去，政府就奖给他‘十金’。”
价码高得离谱，老百姓感到很奇怪，没人敢去移动那根大木头。公孙鞅见状，马上提高赏格：
“谁能立刻扛走这根巨木，政府奖给他‘五十金’。”
终于有个身体壮实的愣头青上前尝试，他扛起巨木径直朝北门奔走，围观者也哗哗地跟过去。待那位愣头青把大木头往北门一搁，“五十金”真就落袋为安了。围观者啧啧称羡，伸出的舌头险些着凉。公孙鞅借此表明政府令出必行，言而有信，绝不蒙骗人，绝不糊弄人。新法的信誉因此确立不拔。
法令施行了一年，秦国京城批评新法令不好的有千余人。恰在这时，太子犯法，撞在刀口上。公孙鞅说：
“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因为上面有人作奸犯科，却得不到相应的惩治。”这就是说，公孙鞅认为赌台上有狠角色出老千，必须将他揪出来，当众严办。
那个出老千的狠角色居然是太子嬴驷，太子是储君，公孙鞅不便绳之以法，于是他找到替罪羊，判处太子的高级助理公子虔徒刑，判处太子的师傅公孙贾黥刑，以辅佐无力、教导无方的罪名剪除太子的党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说法，秦国人依稀听闻过，但这样的做法，所有秦国人绝对是头一回见识真章，其震慑作用巨大，足以使全体国民冷不丁打一寒噤。法律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赌台上的游戏规则约束着每一个赌客。
从此，秦国的贵族和庶民唯法是遵，唯令是从，就算谁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与新法较劲。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的民生大为改观，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家给人足，风清气正。国民勇于为国捐躯，却不敢私自干上一架，各地的治安状况日益良好。起初批评新法不便的人也掉转口径，大唱赞歌。公孙鞅说：
“这些人自以为高明，专门扰乱教化，必须严加惩戒！”
公孙鞅以铁腕统一国民的思想，将那些多嘴多舌的评论家全部流放到边疆的苦寒之地。此后，举国上下就没人敢再议论新法的优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