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章节试读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的笔记-第15页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的笔记-第84页

“中國似乎是一切原則的例外”，太抬舉中國了么不是，卻想想也有點道理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的笔记-全三部分 - 全三部分

在邵東方為余英時先生做的那一期四集的訪談節目中（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enEi3b7Czs），記得余英時先生有提到1981（1978）年帶團來中國考察的事，詳細的內容已不記得，只是一直記得余先生說那次回來所看到的景象，讓他覺得故土已經不在，除開淺顯的推測，具體又是為甚麼？一直念念不忘，想看看有沒有記錄。
回來去港到銅鑼灣的商務印書館，想購入余先生完整的一本書好好讀讀，真沒想到還有1981年的訪華日記和兩篇相關論文組成的《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果斷和《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統購入。購入一月余，終於在最近讀完。
第一篇《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重點是闡述“影射史學”這一個概念，其實在大陸出版的陳致對余先生的訪談錄中也有簡短地提及。而《十字路口》中對這一概念，除了結合史學源流的分析，更一手的資料即是當時余先生和歷史學家私人交談及其個人觀察的一些記錄，不過這些記錄下仍是能看出分析的條理和輪廓，分析中涉及中共等身份的例子，在史學功用上也覺得能坦然地接受為一史料。
在這一部分，自己僅僅摘錄了：
“影射史學的思想根源在於古為今用的觀念。事實上，前者是後者實用方面產生的直接後果。但不幸的是用過頭了，步入了歧途。另一方面，也應該指出的是，古為今用的觀念從1950年代產生以來，就未得到明確的解釋⋯⋯”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詞語，在中學的政治課和歷史課上甚至是考研準備中，已經都背得朗朗上口，但讀到余先生的思考時，自己回過頭來想想，的確從沒有老师詳細闡述過這些概念，而自己也不曾思考過這些提法背後的歷史淵源。可察，雖然課堂上排斥政治教育，但自己的確有受到政治教育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而書中第三部分中也有對以下已被灌輸到”耳熟能詳“的唯物史觀兩大點進行有反證意味的闡述。
其中一點是：縱的發展方面，人類社會必然經歷五個階段，即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余先生強調，這是馬克思觀察西歐歷史發展得來的綜合看法，並不能像規律那樣給俄國借去套用了，又到中國用。然而的確發生了，至於後果，馬克思先生沒有看到。在自己狹小的閱讀面中，覺得楊奎鬆老师寫的《中間地帶的革命》能比較詳細並生動地展示了出來近代套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後續發展。對於這一段的歷史，雖然有發生了便已是宿命無法改變之真實，但還是很想感嘆眼界之不開闊，無根無底地就去盲目用某種思想或是主義，真的是後患無窮的事。
另外一點是：在橫的結構方面，物質生活中的生產方式是下層基礎，決定政治、社會、文化等上層建築。余先生除了直接引用恩格斯的話語來闡述外，輕鬆地用了一個反問就質疑到了這一條被奉之的規律——如果每一時代的上層建築如哲學、藝術、宗教等是被生產方式所決定，那麼一種生產方式最多只能決定一種哲學，一種藝術，一種宗教。然而事實上，每一時代都有多種哲學、藝術、宗教。究竟那一種才算典型？其餘非典型的又是被什麼物質基礎決定的？
虔誠地感謝被幫助拔掉已在腦中一枝獨秀很久的觀念苗子，於是空出腦袋瓜的容量，來到了第二部分的參觀和討論日記，未揭開之前，獵奇地想去發現什麼”被禁“細節的心，真的讓人好激動。
不過這部分，只是整理了的類似於史學卡片上記載的內容——有一句是一句，註釋引文都嚴謹標上。雖然沒有滿足“八卦心”，卻是釋然，感受到歷史學者的基本素養也是真誠風貌。日記內容中，比較大一部分是馬王堆出土文物的研究記錄，因專業的導向，自己比較仔細記錄下來是出土的醫書，哈，部分也有幸見過實物。另外就是團隊考察洛陽、西安、敦煌、成都等地的古蹟的一些記錄，很多地方自己也走過，但似乎還是漏了不少有深厚歷史意義的點，同時也知道了有不少點應該再也沒機會看了。
一路跟著文字的描述想像當時的景象，行走的意義也在此刻浮現，並走神到錢穆先生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先生和李埏關於讀書遊山之樂的對話。
走神完，回來從沒料想過會是最精彩的第三部分，余先生在對當時中國史學研究的反省和展望，不過在自己讀來，就像是一位長者對年輕的歷史學習和研究者說的話。
首先講了應該是歷史最基礎但也是一直爭論不斷的兩個問題：歷史事實和歷史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余先生分別用“通古今之變”（訪談中也有常常引用，讀到文章的闡述，方才有一點打通記憶中零碎的理解）和“一家之言”的例子來概括和闡述其自身的理解。
其中“一家之言”的一段，自己有較多的思考，於是完整抄錄於此：（p93）
司馬遷自稱其書為“一家之言”，班固雖不同意他的觀點，卻也不能不承認《史記》是“實錄”。這正是由於《史記》的疏通工作是建立在史料考訂的基礎之上，即所謂“網羅天下佚失舊聞，考之行事。”所以《史記》是中國史學傳統中“疏”與“證”結合，主觀與客觀交融的一個最成功的範例。而司馬遷之所以能有此輝煌成就則不能不部分歸功於他對自己所處時代有一種極深刻的感受。班固批評《史記》說：“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其實這些地方正顯出司馬遷的“良史之材”。他撰史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世，但朝廷的功令不能使他無視當時在文化、社會方面十分活躍而為大一統的政府所不喜的種種力量。《史記》著重地記載了黃老、遊俠、商賈的活動，一方面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的一種表現，另一方面也恰好是作者時代的忠實反映。
余先生對班固批評《史記》之語的闡釋，提示了對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思想解讀，要放回到當時漢朝由推崇黃老思想到獨尊儒術的思想流變上看。
此外我想補充，張蔭麟先生在《中國史綱》中提到司馬遷本身也是推崇道家的。“司馬遷推崇道家，而亦主張對商人放任之。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可為旁證。”由此來看，可知司馬遷在儒道的主導問題上也在做過抗爭。也讓自己推論，推崇黃老的思想的影響並不只是片面的地以修養生息鞏固政權或是壓抑別的思想了，其放任、順從自然等思想，可能也相較於當時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更能讓不同的思想有生存和發展空間，其實也包括儒家自己。因此，我想在注意到“獨尊儒術”對儒家思想發展的積極意義外（實質漢武帝在具體的執行方面並不如儒生們所想），也應注意到其對當時整個時代思想發展的一些不利影響，其中一方面如余先生的解讀所說。同時勿讓保護傳承儒家思想的傳統的想法（尤其是經歷了近代對儒家的否定），影響了對儒家思想歷史發展與不同思想潮流的交互影響的分析。
接著余先生再講了研究歷史一個躲不掉的問題：方法——史料是單純地考究還是要結合時代觀念來闡述；和不同文化之間的怎樣比較，比附要注意一個什麼度；如何和別的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等，中的方法或成果相互借鑑和融會。
一個個都是基礎問題，但這些問題，余先生也是做一個提醒，具體的領悟大概還是要自己來。書中寫到：
史無定法，而任何新方法的使用有隱藏著無數的陷阱；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再史學研究上沒有捷徑可走，一切都要靠史學家自己辛苦而耐心地摸索。這種情況並不自今日始，可以說是自古已然。一個世紀以前，蒙森（Theodor Mommsen）就說過“如果一位史學教授認為他能像訓練經典學者和數學家一樣訓練史學家，那麼就是處在一種危險而有害的錯覺中。史學家是別人不能訓練出來的，他只有自己訓練自己。”這真是有關史學的證道之言。史學的困難在此，但史學的吸引力也在此。
而這些訓練和思考也是一生進行著，即使是像余先生這樣的史學大家，也是隨時思考不同的方法。書中在講方法時，是以psycho-history為例，雖然只是簡短的一段，但後來查閱書中所引用句子的作者資料，不僅是闡述方法的這一部分，還有其餘主題的論述，發現這些作者都在psycho-history（量化）上有作過一定研究的（具體見豆列整理的相關書目http://www.douban.com/doulist/43299902/）。此處可作推斷，余先生對psycho-history也作過大量的學習，所以才敢以psycho-history為例來下一個警告。
（另關於psycho-history，附上何兆武先生回憶傅斯年先生的一次演講，是引入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分析汪精衛的片段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36815811/）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中還有對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和中國史學的“中距程”這兩部分的內容。題目之大，不過余先生講的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吧，簡單歸納一下：因無法不時時刻刻以未來為念，所以不怕辛苦沮喪，腳踏實地地就才性之近和專門訓練之所能而默默耕耘。
“今天的許多史學家已不再相信鑑往可以知來；嚴格科學意義的語言也承認不在史學範圍之內。但是史學家通過精闢的研究使我們認清這種’勢’的性質與作用，對我們眼前的處境有指點方向之功。e.g. Marc Bloch 的Strange Defeat ‘這本書的力量可以說完全來自作者能用一千多年的法國史說明當身之巨變（指1940年法國陷落）’這是卡爾（E.H.Carr）所謂’過去與現在對話’（the dialogue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的一個最生動而感人的實例。何況史學家雖不能預言，但史學家卻無法不時時刻刻以未來為念。多一份對過去的了解終可以使我們在判斷將來的發展方面，多一份根據。荷蘭著名史學家慧辛迦（Johan Huizinga）說的好’對於歷史而言，問題永遠是：向何處去？’”
“史學研究沒有捷徑可尋，我們只有從’小處著手’，各就才性之所近和專門訓練之所能，對中國史上具有關鍵性的各類大大小小的問題進行反覆不斷的分析與綜合。”
“一部中國史浩瀚無垠，它不是一個只可供少數呈才氣的英雄人物驅馳征服的疆場。只有許多實事求是的史學工作者長期而不斷地默默耕耘。才能把這塊大地化為肥沃的綠野。如果治史可以比作飲水，那麼我們不妨說，史學工作者只能企求學到李德裕那種品味的本領，分辨得出揚子江水上下游的不同，而永遠無法具備馬祖禪師所說的神通，可以一口吸盡西江水。但是最有智慧的還是莊子的話’鼴鼠飲河，不過滿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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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何為？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的笔记-第16页

總有許多史學家，他們更關注真理和他們在一起，而不是他們和真理在一起。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的笔记-第82页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的笔记-第93页

可惜今天的社會學不夠人文 人類學不夠科學 他們的局限性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