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音乐纪事

后记

多年来，行走于城市音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陆续写下了一些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其中，感悟最多的就是，“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如前文所述，音乐和人类之间的本质是没有属于与被属于关系的障碍的，这种关系是永恒的，二者永远保持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是统一的，不能分隔开来孤立看待的。对它们关系的认识要有牛顿超越和统一两种世界观的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的知识、智慧和胸襟就有一个新的高度。基于这样的感晤，我将陆续写成的文字汇集于《城市音乐纪事》，与读者们共同分享。    这些小文得以出版，要感谢多年的好友梅雪林先生。受益于梅先生作为一个出版人所具有的独到的市场眼光、特有的文化品位和专业的音乐素养，使得我这些非常个人化的音乐感晤能与大家见面。在此，也要感谢责任编辑张冉细心、认真的编辑工作。最后，无疑要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我荣幸地成为“音乐人文系列”的第一个作者。    洛秦    2012年11月19日

作者简介

作者以文化与音乐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向读者阐释了文化是音乐的根基，音乐是文化的源泉，音乐和文化相互作用着，并达到统一这一观点。全书共四个章节，由十篇文章构成。文字内容引证广泛，观点独特，作者文笔灵动细腻，将音乐与他的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

书籍目录

序言(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    辑一1.《海上回音叙事》关联词2.江南关键词——昆曲3.我的琴缘    辑二4.新奥尔良：爵士的故乡5.摇滚乐的前世今生    辑三6.美国街头音乐叙事7.音乐文化的终极关怀    辑四8.经济与文化意义中的钢琴历程9.李斯特：音乐大师，炫技狂人，江湖骗子10.梅纽因：人类音乐和博爱的使者后记

编辑推荐

洛秦编写的这本《城市音乐纪事》以文化与音乐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向读者阐释了文化是音乐的根基，音乐是文化的源泉，音乐和文化相互作用着，并达到统一这一观点。全书共分四个章节，由十篇文章构成。文字内容引证广泛，观点独特，作者文笔灵动细腻，将音乐与他的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    本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

前言

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    前几天，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来信说：“曾经有一个晚上，我听贝多芬的《月光》后，坐在床上痛哭，悲痛欲绝，因为那个优雅的年代永远不会再有了！”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灵魂和思想同时猛地触动了一下。我给朋友回信说：“还是少听音乐为好，因为你理解音乐，但是音乐并不一定理解你。”    我的话听上去有点令人费解，什么叫做“你理解音乐”和“音乐不理解你”？前一句是充满感情的安慰语言，后—句则富有理性思考。朋友对音乐的感受触动了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人听到音乐时，竟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经验，那这种经验所说明的，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    请容许我绕一个圈子来谈这个问题。    很久以来，人们对于自然事物的认识一直在相反的两极之间徘徊。一是觉得，“宇宙遵从恒定不变的规律，一切事物都表现为完全确定的客观实在”；另一认为，“根本不存在像客观实在那样的事物，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想想也真有意思，这两种观点如同南极和北极，虽然截然不同，但是却又是存在于同一个地球上，二者缺一不可。前一种思想是造就人类科学产生的根基，而后一种思想是推动人类科学发展的力量。那么，在“科学产生的根基”和“科学发展的力量”之间，谁又更重要些呢？这，变成了一个“鸡”和“蛋”的悖论式的怪圈游戏，“规律”和“变化”成了无休止的科学战争的主题。    是否可以超越这样的无益争论呢？是否有另一种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可能呢？    我在读一本叫做Nature’s Numbers的书。在《自然的数》命名下，这本书另有一个副标题：“数学想象的虚幻实境”。书中有一章为“变数的常数”，其中作者提到了有关对牛顿的认识问题。他说，对许多科学家来说，牛顿代表着一种理性战胜神秘的辉煌。但是，作者引用了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作Newton，the Man来解释了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牛顿。Keynes说：“牛顿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教我们依照冷静的、没有感情色彩的理性去思考问题的理性时代的第一人。相反，牛顿是最后一个以超越一万年前开始建立我们求知传统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可见的智慧世界的大智者。”Keynes的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认为在牛顿的数学里，我们发现了他向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他超越和统一了“刻板定律”和“灵活可变”这两种世界观。这种思想告诉我们，所谓的“定律”和“变动”是可以共存的，“定律”产生“变动”，反命题亦然，即“变动”推动“定律”。    绕了这样一个圈子，我想说的是，音乐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应该类似于Keynes阐述的牛顿开创了人类综合地来认识世界的例子那样，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这两者是可以统一的。    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与科学一样，人们走过了一个从本体论的“内学”到文化论的“外学”的过程。传统的音乐本体论所关注的仅仅是音乐作品本身，即音与音之间的纵横关系。关心的是，音乐“是什么”——一个在狭义上的“是什么”。这种意义上的询问，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认为是唯一可行的，而且对于那个技术层次上“是什么”的回答也是满意的。例如，读者们习惯于阅读“小调性质的第一主题需要一个关系调上的第二主题来呼应”之类的文字。然而，21世纪以来，人文思想开始经历一次深刻的转折。观念开始改变，思维方式开始改变，思想认识开始改变。对音乐的理解也是随着这些对自己、对文化的理解的改变而提高的。波斯音乐中复杂的调式体系，印度拉格音乐中十二微音系列与生活、生存、生命观念的复杂关系，中国古典戏曲中一套又一套的象征性脚色制和脸谱寓意等，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歌剧和交响乐不是人类唯一完善或复杂的音乐形式，贝多芬的音乐是人类的精华，但是他的音乐语言并不是世界性的。音乐人类学是建立在对音乐的新认识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对人类任何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询问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怎么样”产生、传播和作用的，由此来解答音乐“为什么”在不同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功能等。文化论的“外学”给予了音乐本体论很重要的补充，它说明，不同的民族和社会中的不同的文化、习俗、观念、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一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风格。    然而，文化论并不是一个“定律”，它只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理解音乐所含有的“真理”的一种途径，反映了人类的思想和意识作用于音乐的方面。那么反过来，音乐对文化、习俗、观念、信仰也同样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另一个层面上对音乐本体的再认识具有新的意义。    讨论音乐与对它所作用着的环境的关系有点像小说创作中的物质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作家王安忆《小说的物质部分》一文中所叙述的一些体验对我们的音乐讨论会有启发。王安忆说，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有时会被迫地要求寻得一种具有实体性、规范性的手段。当她想找而又找不到时，发现，小说有科学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我的理解是，这种“科学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就是小说自身的生命结构。它的人物、情节和不断发展的故事，以及故事和故事的连接都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小说的内在结构和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本质和规模。毫无疑问，音乐的创作也一样。进一步，回到前面的论题，我想讲的是，关于音乐与对它所作用着的环境的关系，同样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    数千年前的今天，黑人、黄人、白人之间没有邮件往来，没有电话通讯，没有电视宣传，更没有E-mail的同步传递，我们的祖先们各自在地球的东西南北“闭门造车”，开创人类的文明。然而，让后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在东西两端几乎同时发现了“三分损益”和“五度相生”(相传毕达哥拉斯提出)的法则，从而产生了一样的五声七音，用这五声七音各自在不同的文明里琢磨着不同的音乐。“三分损益”或“五度相生”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规律的发现。“三分损益”或“五度相生”产生五声七音的法则靠的是三分之二和四分之三的天然数学道理，就像黄金分割规律，它们不是人类的思想创造出来的，而是人类的文明逐渐找到了大自然的生命原则。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学比例形成的五声七音为人类带来了音乐，自有了音乐，她为人类造就了五彩缤纷的文化。这是一个反命题，也即音乐与人类的另一个方面的关系。    举一个小例子。    中国文化离不开中国文人士大夫；而中国文人士大夫又缺不了琴棋书画。汉字“琴”，既代表音乐，也是所有乐器的总和，而且特别指古琴。古琴是最古老、最纯正的中国乐器，在它身上集聚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古琴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高山流水”的古琴故事，大家听得最多，还有其他很多有关古琴的轶事。传说，“竹林七贤”的嵇康在遭司马氏之害而“问斩东市”的临刑前，安然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另一种传说，陶渊明“挂印归田”后，他在屋内墙上挂了一张无弦琴。“高山流水”和《广陵散》的故事讲的是古琴与文人间的生死之缘；而“无弦琴”的传说给予人们的启示是古琴的象征含义，即它的力量不在于声音而在于精神。    音乐的琴弦还对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另一个科学发明产生了作用。1714年，英国的数学家Brook Tayler发表了小提琴弦的振动基频与弦的长度、张力和密度关系。1746年，法国人Jean Le Rond d’Alember证明了小提琴的许多振动并不是正弦驻波。1748年，瑞士数学家Leonhard Euler在Jean Le Rond d’Alember的基础上，提出了“波动方程”。随着对琴弦振动的不断了解，过了几年，科学家开始对鼓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小提琴弦是一条曲线，是一维对象，但是，多维对象也是可以振动的。从此，人们开始离开了音乐，完全转向了物理。波动方程还被运用于电学和磁学理论，从而使人类文明大为改观，由小提琴弦到基频振动，再到波动方程，又到电磁波，最后发明了录像机。这是音乐作用着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好例子。而且，从现在看来，录像机的出现又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进一步的积极作用。它们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再到物质再到精神的循环过程。    文化是音乐的根基，音乐同样也是文化的源泉。    给读者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1996年春天，我在美国肯特大学修最后一门博士学位的课。这个课叫做“田野实践”。我和两个美国同学挑选了一个美国黑人的教堂作为研究考察的内容。通过对这个“田野”调查，我们感受很深。他们的礼拜仪式完全是在音乐中进行的，牧师的布道和教徒们的应答都是以音乐歌唱的方式来完成的。除了相互问候和用餐之外，整个礼拜天都是在演唱中度过的。对他们说来，没有了音乐就等于没有了礼拜，没有了歌唱就没有了上帝与他的信徒间的沟通和交流。在他们看来，音乐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种艺术的东西，而是真正的一种表达他们用语言不能表达的“语言”。通过这样的“语言”，他们才能直接地接受上帝对他们的旨意。他们觉得，人类之所以有音乐，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用来交流的。文字和语言是人类交流使用的工具，而音乐是自然界本身就具有的，是上帝给予的。只有用音乐这样的“语言”才能消除人类与上帝之间的隔阂。他们一再强调，因为是音乐才有了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确对音乐有着不同一般的直觉。只听演唱录音，一般人都会认为是一个职业音乐家合唱团演唱的。可是，事实上，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受过专门的音乐训练。然而，他们对演唱声音的掌握，对声音音高准确性的掌握，对节奏时值的掌握，对和声音程的感觉，对音乐感情的表达等，远远超过某些音乐专业人员。所有音乐作品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然而，却没有人学过作曲，更没有人看过和声书。这些歌中有一些还运用了复杂的和声，远关系转调。他们没有人认识乐谱，而是完全靠记忆，靠感觉来演唱。他们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音乐是怎么样来的，只知道是上帝派遣的天使带给他们的，“一觉醒来，歌就在那里了”。    根据半年来参与他们礼拜活动的经历，我发现，“上帝派遣的天使”其实是他们自己。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和晚上是他们排练音乐的时间。在排练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提高演唱能力，不断地修正歌曲的旋律，不断地改动和声的组合。这样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不自觉的，而对于我们外来的观察者来说，他们对音乐、节奏、和声的执着是一种在宗教精神的感染下反过来升华宗教精神的刻意追求。当然，这种刻意追求是本能的，靠的是先天的直觉，但却是完全按照声音的物理规则、音乐的自然逻辑进行的。在排练期间，他们的活动是声音的劳作过程，而到了礼拜天的礼拜堂里，他们的声音便成为了宗教和文化。    这个经历告诉我们的是，宗教带给了他们音乐，音乐又回过来创造了他们的信仰。    探讨“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论题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调整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和方法。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人的特征问题。大意是，淳在表层的感f青和思想，只不过三四年；气质性的可以持续二三十年或四十年，要等一代人过去，它才会消失；再深一层的是时代的精神，它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人格、人品；更深的层次是民族性和文化的产物，它是哲学、道德和社会的总和。用这样几个层次来看音乐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们应该看到音乐和人类之间最本质的东西，它们没有属于与被属于关系的障碍，这种本质是永恒的。音乐和人类之间永远保持着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作用着音乐，音乐也作用着我们，它们是统一的，不能分隔开来孤立看待。对它们关系的认识要有牛顿超越和统一两种世界观的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的知识、智慧和胸襟就有一个新的高度。    想到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中的“上一层楼”在哪里？也就是问，诗人当时是在哪一层楼？依我看，他做诗时已经在楼阁的最高一层。但是，他却“欲穷千里目”，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这“一层楼”是诗人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和要求。虽然在唐诗三百首里，诗人王之涣仅为我们留下这一首，但是，这一首却成为千古不朽之作，因为作者有了“更上一层楼”的认识高度，他的诗才与李白、杜甫的诗文便相提并论了。五言二十字留给后世不仅是知识和智慧，更有胸襟和境界，这才是该诗的最深层意义。    这“上一层楼”也就是我们认识音乐和人类关系所需要的知识、智慧、胸襟和境界。    是为序。    洛泰    2012年10月

内容概要

洛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兼任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市第十届政协委员等。曾为小提琴独奏演员和乐团首席，获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之后留学美国，获华盛顿大学硕士、肯特大学博士。出版主要著作：《昆剧，中国古典戏剧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的复兴》(英文版)、《音乐与文化》、《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心＆音．com：世界音乐人文叙事》、《爵士百年兴衰录》、《美国摇滚五十年》、《钢琴的故事》、《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音乐的构成：音乐在科学、历史和文化中的解读》等。曾入选《美国大学名人录》、获美国“国际学者”称号、美国“‘蔡万霖’中华文化基金奖”、上海市“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等荣誉，获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章节摘录

以文化乐    那是承袭了唐宋以来华夏文化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经典的音乐传统一“以文化乐”，即以文词作为声调的基础，以语言作为旋律的根本，以韵律作为节拍结构的核心而形成的音乐文化风格。俗称的“依字行腔”说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常把音乐比喻成一种语言，这是因为音乐像语言那样有词汇、句法、结构等。但是，在我看来，说音乐类似于语言并非完全是因为它们在形式上有很大相似性，而主要是由于音乐和语言一样具有表达的功能，表达情感、思想甚至文化的功能。这种表达功能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文化的积淀，是人对于音乐这样一种特殊“语言”的认识和作用的积淀。从另一个侧面来讲，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形式具有其自身的“立乐叙述”性，这种性质是自足的、内在的、结构性的。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它“自己说着自己的话”，就像欧洲交响乐有着“自己的语言”，中国京剧有着“自己的腔调”，印度尼西亚“佳美兰”有着“自己的音程语汇”，印度拉加有着“自己的微音体系”等。然而，这还只是对事物现象上的理解。当我们带着究其原因的态度来叙述“音乐叙述”时，就能注意到这些“自给自足”的“音乐叙述”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欧洲音乐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歌曲不是那么的被重视。特别在18世纪，人们认为歌曲是与声乐艺术的纯音乐处理不相容的。过了一个世纪，到了舒伯特手中，歌曲获得了划时代意义的生命。舒伯特的做法是，有意识地将和声以及器乐伴奏等纯音乐因素提高到与歌曲旋律同等重要的地位。旋律不再是因为诗文才有价值，而整个歌曲就是一个完整的纯音乐的机体。在声乐中，将音乐旋律的地位不断地加强和提高的就是歌剧。歌剧发展的走向是一条通往人声不断地屈服于管弦乐队的道路，不断地将交响化的思维引入歌剧使人声仅仅作为整个作品中的一个乐思的过程。这样的局面在瓦格纳的“综合艺术”式的戏剧音乐里发展到了极端。在瓦格纳的戏剧音乐里，不用说“文”在音乐中的作用，就连人物都在狂风暴雨般的音乐音响中消失了。音乐学家保罗·朗这样评述：  “在巨大音响的戏剧中，他们出场了，参与了；但是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完全被交响乐的浪潮卷走了。在热情的高潮中，他们说的话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他们是小卒子，他们失掉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瓦解了，毫无戏剧性地消失在音乐中，在纯音乐中。”    这样的结果是一种思想和哲学的体现。舒伯特的歌曲、19世纪的歌剧和瓦格纳的戏剧音乐是一个音乐摆脱语言文字、超越语言文字的过程。就像瓦格纳认为的，管弦乐应该是音乐表现的最重要的工具，它的使命是表现文学所无力表现的东西。这种论点正是符合了西方19世纪音乐文化的根本观念：音乐不论同什么东西结合，它必须保持其统帅地位。    中国音乐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正好和欧洲音乐中的情形相反。以“乐”来传达意思、表现感情是有的，但是中国民族音乐特征却是以“文”来化“乐”的，也就是说，音乐是建立在文辞语言的基础上的，是“依字行腔”的。最典型的就是昆剧的唱。昆剧的音乐哪里来的？它不是像现代作曲家那样“作曲”作出来的，不是设想一个动机然后再发展成一个作品的，也不是以音乐来带动歌词内容的，更不是只听旋律就能够理解文字意思的。昆剧的音乐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地按照语言的声韵、文字的意思而来的。平上去入各有其“打谱”和演唱的规定。一首没有平仄格律的新诗是不能“打谱”的，也是不能演唱的，比如，一行华丽浪漫的七个平声字，“打”出来的音乐要么是七个“Do”，要么是七个“Mi”(或别的什么啬)，是不能成调调的。其中，“打谱”演唱中对字的“头、腹、尾”的“切韵”是有严格要求的，文辞的格律结构中板眼的节拍是有规定的。这种情形下产生的音乐完全依附于文字语言，不认识字辞、不了解词意、读不懂诗文，是听不懂昆剧的，说实话，也是没有听头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单独的昆剧中的旋律成为器乐音乐的原因。因此，魏良辅在《曲律》中总结：“五音以四声为主，四声不得宜，则五音废矣”。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与“乐”的态度是和各自的语言性质有着根本性关系的。中国语言是一种声调语言，它自身的“音乐性”一方面限定了中国的曲唱发展为完全纯音乐的声乐形式，另一方面却也是为中国民族特性的曲唱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而成为了自己的风格特征。    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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