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盡的才情》书评

读余英时《未尽的才情》：时刻提醒自己，这只是一篇序言

拖延数月，网上贩客终于寄来了联经版《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原书定价新台币200元，正文不到200页，出去附录30面，正文才156面，真正不便宜。但终归是买到了。本书是余英时为《顾颉刚日记》写的序言，只是写得过于长了，索性出单行本了。如同梁启超当年给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写序，“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遂成名著《清代学术概论》。都是写序写得很长的例子。 拿起来就读，文字当然爽朗，目光锐利，但仍不免失望，臆测与强解屡见，就像读余氏破解陈寅恪晚年诗的暗码系统，有时让人生厌。倒是引录的顾颉刚众多日记原文，让人兴味盎然。 余先生的确服膺顾先生的学术。本书中屡有言及。尤其附录《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那篇写于30年前的悼念文章中，评价尤高，认为顾颉刚“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奠基人之一”。这篇序言，并未深入全面地讨论顾颉刚的学术成就，而是从“事业心”和“情思”两个方面，述说顾颉刚在事业方面的蹭蹬命运和情感世界的丰富，才未用尽，情也未尽。早些年听说余先生着力研究顾颉刚，以为会出现一部全面论述顾先生之学的作品，未料其成果仅仅是这篇序言。从邵东方对余英时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余先生将会重点研究唐代的僧人。果真如此，那么他恐怕很难再有心力写一部专门讨论顾先生学术的著作。 应该说，这不是余氏很好的一部作品，但是也还值得一读。读之前，不要期望太高，当然读的时候，还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这只是一篇序言。

顾颉刚的不能之爱与天人之战

余英时先生为《顾颉刚日记》作序，结果言发而不可遏，由序而成书。这种由序成书的著述奇观，在中国近代不是没有先例的，梁任公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典作品《清代学术概论》即是。任公在该书的自序中交代了成书原由：“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显而易见，任公在说“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之时，豪气与喜气是溢于言表的，毋宁说，他意识到了他已经开创了一种前无古人的著书方式。劲豪爽放如任公者，对于这一创举是充满了自信力的，一定视之为生平的得意一笔了：这本《清代学术概论》不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内容上的贡献，它还是对于文体与艺术的贡献。其时任公或许不会想到后人会效法他的这种风操，毕竟大手法是不可学的。但余英时先生偏偏又蹈任公之覆辙了——他对于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必定是知道的了——结果，他在给《顾颉刚日记》作序时，作着作着，就有了这本《未尽的才情》。《未尽的才情》，书名并不新特，都是寻常的词。“才情”，他们那一代人是知道这个词的所指的，而且也是见识过才情的，接遇过富才情之士的。初见书名而未详其实的人，或许很容易把“才情”这个词在一个泛指的意义上来理解，但实际情形是，“才情”在这里是两种内容：才与情。彰顾颉刚之才，力述其与胡适、傅斯年等师友的交游；表顾颉刚之情，则独述其与谭慕愚的传奇之遇。在我看来，余英时对于顾颉刚的“才”的世界的彰告之功，远不若他对于顾氏的“情”的世界的掘发之功来得大。首先，他本人就被顾氏的“爱谭”传奇所震铄了，他说他读顾氏日记，从1924年的内容开始，“便为这个伟大的故事所吸引，”最终，他竟不意发现“终日在故纸堆中出入又复谨言慎行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说他“为之挢舌不下，”“如果不将这一段情缘揭示出来，我们便不可能看清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来面目了。”在此，余英时先生显然是怀着一种历史责任感，要还原一段独特的情感历程，还原一个百可感喟的情感心灵，还原一个历史学家到一个患难般的情感主体去。靠着钻研史料的毅力和触摸心灵的同情，余英时先生确实已经再血顾氏之躯、又肉顾氏之骨了，我们对于现在呈现在眼前的这个充满“才情”的顾颉刚不禁熟悉而又陌生了，他本人作为一个历史这时被当代化了，作为一个正当的人而被重新理解了。要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顾颉刚，就要进行“解蔽”，要完全把他作为一个情感的主体（也即性别的主体）来打量，余英时在做这部分的工作时，是去除了顾氏作为历史学家的这一叙事维度的，也即去除了某种学术的、历史的意味的。可是，这里其实存在一个悖论，其实也是一个“理解的循环”：要看见顾颉刚的血肉 ，理解他这个人，当然要去除学术的、历史的外在因素，以便单纯地来理解他的爱，这正如余英时先生所做的那样；然而，要想理解顾氏的这一场可谓旷世的爱，却又不得不要加上一层文化的眼光。文化，这个题目太大了。可是，一种文化总要是体现为制度、伦理、器物诸层面，那也就可考了。在这场持久的恋情中，余英时先生所发现的是只顾氏的“浪漫的情种”的气质，并以为只要将此气质证明出来，顾氏便像被女娲吹了口仙气一样，从此便“有血有肉”了。但是更使我感深的却是顾颉刚的这种情种气质之外的文化气质，顾颉刚固然是一个情感主体，但是这个情感的主体只是一个基建，最后通过各种交往的经历，它必然呈现为顾氏所是的那个文化主体之形态。何以有如此之谓？此之谓所指者又为何？顾颉刚的这场情事，无论从古还是就今来看都是很老套的。古人既已有“恨不相逢未嫁时”之憾叹，即便在今天这样的情形也是还是尽在的，这种不绝如缕的缺憾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常规。1924年4月13日，顾颉刚初逢谭慕愚，，“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交往不过十许日，便倾心溺情与彼，“予性有两个倾向，一爱好天趣，二勇猛精进。好天趣者，友人中如（俞）平伯、（叶）圣陶、介泉皆是，故甚契合。惟勇猛精进者乃绝少，而不期于谭女士得之。 ”说顾氏倾心溺情是毫不为过的，才只有短短十来日的交往历史，谭慕愚一生病，顾氏就心有戚戚焉了，“以谭女士之疾，心甚不定。吾对她以性情上之相合，发生爱敬之心，今一闻其病，我之心搅乱乃如此，吾真不能交女友矣。”稍后不久，顾氏日记中又记道：“予与介泉言，如予者无资格入情场，而此心终不能已，缠绵悱恻，殆不可堪。思之良愧！自游颐和园至今日，才六十九日耳，乃觉有半年之久，时间之主观如此。”顾颉刚对谭慕愚的情恋一开始就是精神的，重其“矫矫不群”与“勇猛精进”的气质，把谭慕愚作为可以建设自己、完全自己的另一个“期求中的自我”——尽管他未必有要把这恋情变成“柏拉图式的”的克制。但是由于有妻室在后，顾氏的这种情感一开始也是自警的，“吾真不能交女友矣”、“无资格入情场”之谓是也。这种自警使他其后二十载怀深情而守大义，有过“在一室中未曾移席”六小时之久的情形；即便做梦，情形要则是关键时刻自念紧箍咒，“遂就别榻”，要则是和谭慕愚同榻，也“不及于乱”；终于等到十年之后才“第一回梦中定情”，而且即便此时梦中语仍有“我一向以理智压抑情感”之句。如此情形，顾颉刚自作总结曰“行乎情之所不得不行，止乎义之所不得不止”，这情与义的纠缠，余英时先生谓之的“天人之战”，自1924年顾氏初逢谭慕愚到1943年他的妻子殷履安逝世，持续了近二十年。虽然殷氏的去世结束了这场天人之战，顾氏可以放手去爱，但是谭慕愚却不为所动了，这些后话和我所想议论已经没有关系了。顾颉刚的这场天人之战中的“天”是天理，“人”是人欲。这里的天理乃是“外在的自然”，是一种伦常秩序，高悬于社会之上；这里的人欲正是“内在的自然”，是一种情感机趣，深藏于人心之内。在顾氏这里的天人之战之所以得以形成和展开，是因为一方面他没有完全被作为伦常秩序的天理所俘虏，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被作为情感机趣的人欲所俘虏，两种力量在分裂着顾颉刚，形成这种心灵的战争。而作为“外在自然”的伦常秩序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顾颉刚对于它是不得不承认的；作为“内在自然”的情感机趣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顾颉刚对于它是不能不正视的。由此看来这天人之战的目的在固然在于天人合一，而其原因恰恰在于天人不合。天人不合，具体来说是社会秩序与情感主体的错位，前者自外向他压过来一种特殊的伦理力量，顾氏对这力量不得不给予承认和接受，后者自内从他溢出去一种特殊的情感需求，顾氏也不得不给予怜爱和惜护。但是在这两种秩序中他又只能选择一种立场，他选择了前者，选择了伦常秩序，选择了“天”，而背弃了其对立面。所以，从顾氏爱谭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顾氏是极其自警的，自言“一向以理智压抑情感”。那理性是何物？无非就是我们所谓的“天”，是那“外在的自然”，是伦常秩序。于是，我们看到顾颉刚解决上述的那种错位的办法，是作了一个“以理智压抑情感”的取舍——在取舍必须要作出的情况下。如此，社会秩序与情感主体的错位，经过校正后呈现为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主体的对位。也即是说，社会秩序是作为“外在自然”、作为理性而存在的，顾颉刚也只有放弃自己的情感主体的身份，反以文化主体的身份拿出理智去与那外在的理性相对位，以便保持自己在这个当世中的正常生活。然而顾颉刚何以不采取一个孤绝独毅的态度，偏偏去维持那种社会秩序与情感主体的错位，反而是将之校正为社会秩序与文化主体的对位？ 其中秘密就在于顾氏正是这样的一个文化主体之存在，其对于情感的选择和维持亦为其所属的文化所渗透，这恰恰印证了陈寅恪先生在阐释王国维之死时提到的所谓 “为其文化所化之人”的状况。顾颉刚先生深谙国史，幽明理义，为我文化所化之程度可谓极深，采取文化主体的姿态去校正那个情感主体便是自然了。但是，我们还看到，在达到了一种合乎理性的对位之后，顾颉刚先生仍然没有放弃内心对于谭慕愚的爱恋。出于达到一个对位的要求，顾氏不能使那爱付诸现实，他只能去爱他的妻子殷履安，像康德所要求的那样：我爱我妻子，因为她是我妻子；但是在那爱的火焰还没有完全为时间和人事销蚀一尽的时候，他还是默默地沉沦于那“不能之爱”中，哪怕最后只得到憔悴与唏嘘。余英时先生意图掀开顾颉刚历史学家的盖头，以便揭露他浪漫情种的一面时，用心固然是很可感的。但是，顾氏在“这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里的浪漫表现却似乎在昭告着更多的意味，使人不能止步于浪漫从而了事，而是从中更看到顾颉刚的“那一代人的怕与爱”，看到某种一时的文化对于个体人生进行规范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借余英时先生的惠笔了解了顾颉刚的“未尽的情”的时候，不能像余英时先生本人那样为一个浪漫情种的“大发现”而兴奋到不及其余的地步，兴许，我们应当将阅读顾颉刚日记中这些段落时、在我们心中潜动的那种隐约的敬叹之情弄清楚，弄清楚那种敬叹之情缘何而生。到最后我们会发现，顾颉刚先生是作为一个令人感动的浪漫情种来到我们面前的，更是作为一个起人敬叹的、文化上的深沉义子而来到我们心头的。

不息的學風

《未盡的才情》作為《顧頡剛日記》的導讀，利用史學來印證顧頡剛的環境與心境。對於史學外行的我，很容易接受這樣平易近人的文字。看到好多人看到書失望了，但我卻謝謝愛我的主，這裡面，我找到一些我需要的東西。原來，人就是得面對一些事。不過，在這之上還是有更重要的事、一輩子的事，顧頡剛選擇了家庭、選擇了學術。　顧先生從沒到過臺灣，但是臺灣圖書館一定有他極占空間的筆記，毫不客氣的占去一架。我從不知道他如何經營他所熱愛的學術，不知道他的事業企圖：整理國故、民眾教育、邊疆研究，（最後只能整理國故），總以為他是個深居簡出的人。看到了顧頡剛不把學術關在象牙塔，不甘心僅僅以純粹學者為滿足，為進行學術研究而與政治人物接觸卻不屈服。的確他是學術中人，不是政治家，但是他對於時事的關心，一再體現了傳統士大夫的精神，又是革新，又是傳承，其實很是佩服，總覺得新的時代，就是需要這種不怕矛盾的人。但是，余英時也指出這樣充滿了矛盾。新、舊；中、西；傳統、；保守、革新；進步、落伍；革命、反動，這樣的歷史觀察，濃縮在一個人身上。　前部份提到顧頡剛、胡適、傅斯年三個人的“三角關係”。胡適是這麼回憶傅斯年：“他說絕頂聰明人，記誦古書很熟，故能觸類旁通，能從紛亂中理出頭緒來。”而胡適本身能從雜亂無章的史料中井然有序的整理出一個系統、做一個定位、建築一個歷史架構，這是顧頡剛自願成為“胡適門徒“的主要原因。三個有歷史才能的人，自是英雄惜英雄，也有不可免的瑜亮情結，多次的交鋒，產生了幾次學術公案，使得學術史因此精彩有趣，這倒是我看得興味的地方。惜後因事件、誤會、兩岸而失“親切”之感這兩個人，其實是彼此惦念的；一些事，早就已經原諒了吧。後半部份，記載著顧頡剛未果的感情。筆鋒急轉直下，顧頡剛還是那個有著學術抱負的顧頡剛，還是尊重妻子，期望與妻子心靈談話、精神交流的顧頡剛（註一）。但是他的生命出現了一個人，是他思想的伴侶，愛情的寄託。顧頡剛有時恨不得她是男兒身，這樣或許是他事業很好的夥伴。五十年來，顧頡剛並沒有辜負妻子，而一直把這感情至於“出乎情、止乎禮”的地位上。　傅斯年說：“我們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顧頡剛寫了很多詩，有用隱晦象徵，也有“拚把吾生千斛淚，年年倒向腹中流”的直抒。我喜歡，這樣真性情的人，即使不能如意，但他已經盡可能的無愧於心了。逢人便說我的新歡是余英時跟顧頡剛。 喜歡或研究余英時、顧頡剛、喜歡看人日記、喜歡細水長流、喜歡革命情感、喜歡學友的人，都來看這本書吧。註一：1917/7/28鼓勵她（殷履安）自修，將來可以和他站在同一層面上進行學問上的交流，這是他一向羡慕的“以伉儷而兼朋友”的樂趣。不懂的文藝詞彙：ambiguity曖昧語義；traumatic experience慘痛經驗；anticlimax反高潮。

“论世知人，戛戛乎难哉！”（引自顾颉刚日记）

此书自昨日凌晨观，加上下班坐地铁、公交之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加提前做好工作之后留给自己的读书时间（约一小时余），以及今晚从吃饭时间开始读到9：30pm，读毕。恨不得一口气读完——也只能一口气读了。边读边摇头叹气，边读边攥紧拳头，边读边记录……此书值得一看的地方：（一）颉刚先生对谭慕愚女士的终生敬慕和苦恋；顾谭实谓知己啊！另，感觉这种处于矛盾当中百转千回的爱恋，真是揪心啊T_T……而颉刚先生能在如此炽烈的感情之上，首先贯彻了对谭慕愚的敬重、欣赏以及不求回报地付出，尤令人动容。【又，史学家表达感情是这样的……】编各种表格，为爱人，为妻子，颉刚先生太可爱了(*^__^*) （二）颉刚先生在特殊时代不得不周旋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参预政治活动之无奈和辛酸；记得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说过：“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这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然而却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每每念此，不禁感慨系之。一个人受环境之影响（大至时代、国家，小至家人朋辈），难免时有不得不迫于无奈之言行，又不得不感到束手束脚吧。（三）颉刚先生所体会到的世态炎凉；那个时代简直是毁灭人性、扭曲人性……料想换作我的好友，会否为了自保而牺牲掉我呢？我实在不敢去考验人性，尤其是此等极端境况之人性。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宁愿天天出门被扔鸡蛋青菜、当众批斗辱骂，甚或一死，也绝不卖友求全的。因为“义”在我这个无宗教信仰的人心中，就是一种不可移易的信仰吧。若失之，则安身立命之根何以苟存？（四）治学门径和学习态度；很有启发~并可注意，颉刚先生做学问是很有计划性的，这是很好的态度，久便见之。（五）余英时先生运笔时的史学眼光和辛辣讽刺。【此禁书无疑。】

余先生得奖后写书肆无忌惮

《未尽的才情》骨架实为琐闻佚事，谈及顾颉刚情史津津乐道，尤对顾的心理多有揣测，不知史笔之下何故出此类笔记文。借友人一册阅后大失所望。

关于傅斯年与顾颉刚的一点断想

在顾颉刚的回忆中，《新潮》创办者傅斯年和罗家伦无疑都是校园的活跃人物，“学生里最活跃的是中国文学系里的傅斯年，英国文学系里的罗家伦”， 正是这样一批学生经常奔走于学校的老师之间，才使得《新潮》得以最终创立起来 。事实上，在外人看来，《新潮》杂志实乃“以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新潮》的刊物，学着新青年的思想开始鼓吹新文学与新思想。”，在顾颉刚看来，其目的不过是“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教授骂倒”，自然，恰如岳南所指出的，这是顾颉刚与傅斯年大动干戈、彻底决裂后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气用事的味道。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顾的回忆中并没有提及他自己，因为在《新潮》创办之初，顾正因病休养，所以未能参与此事。 但事实上，顾颉刚本人却与《新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潮》创立八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里便提到了顾颉刚：“民国六年（即 1917 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 更为不移的贴正是在新潮社社员的第一批入社的社员名单上，顾颉刚赫然在列，更是坐实了顾颉刚新潮创办人的身份。 另外，据胡适自己的回忆，“已经成熟的学生，里面有傅斯年先生、有罗家伦先生、有顾颉刚先生……他们办了一个杂志……《新潮》杂志”，这个说法似乎也可以作为顾颉刚曾参与新潮的证据。 顾颉刚之所以不提及这些事情，恐怕同他之后与傅斯年交恶有关。另外，其《自述》作于1964年，此时胡适和傅斯年在大陆仍然是一个禁区，顾对自己与这二人的交谊避而不谈也是能够理解的。1918年秋，徐彦之再次找到傅斯年，讨论创办刊物的事情，并为杂志做了预算。在他们为杂志的预算而费心的时候，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向他们伸出了援手，陈告诉他们，“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得到了帮助的傅斯年自然大喜过望，新潮社就风风火火地办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新潮是以社团的形式存在的，新潮杂志成立于1918年秋，新潮杂志的创办则是在1919年1月。 第一批的社员名单包括了毛子水、成舍我、康白情、罗家伦和顾颉刚等后来成长为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胡适担任这份杂志的顾问。在基本成员确定之后，1918年10月13日，新潮社召开第一次预备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新潮》才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名字。罗家伦提议，刊物的中文名称为“新潮”，徐彦之则主张把杂志的英文译名定作“THE RENAISSANCE”，类比于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新潮社的成员接受了这样的一种互译，其中是有着非常有趣的意涵的。新潮社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成员将自身定义为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无疑是有一个更加广大的思想背景的，这里恐怕无力展开讨论，但可以接受的判断是，这样一种说法，必定与担任顾问的胡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新潮》的作者对于民族主义绝少涉及，作者们更关心的是与现实无关的高尚的理想主义，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他们有时甚至比《新青年》更为激进。 《新潮》创刊伊始，曾开辟书评栏目，对传统中国书籍多有批评。后来，傅斯年接受张东荪的建议，再做中学书评，而是直接将书评版块改为西学书目的引介。这样一种对传统激烈批评的态度应该可以说是新潮社成员的共识性看法。之所以用如此多的笔墨来写《新潮》，是希望勾勒出一个傅斯年为核心的新潮团体群像。顾颉刚与傅斯年之间的恩怨纠葛，早已成为治此段历史者所共知的常识，但是对于在表面的恩怨纠葛之外，尚有更深一层的学术渊源有待揭示。在抗战后期（1942年），顾颉刚曾回忆起自己的志业时表示，“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誉所毁，必用事业心说明之，方可见其真相。”（《顾颉刚日记》，1942年5月31日）对于顾颉刚来说，曾参与“新文化运动”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堪称其一生最为自矜的成就。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顾颉刚的事业心不在别处，洽在于“以学术为业”的理想与抱负。在这点上，我们正巧可以看出傅斯年和顾颉刚两人早年的交谊，事实上塑造除了两个何其相似的人物。傅斯年后来领导史语所与中国史学界独树大旗自不必赘言，而顾颉刚也以提携后进闻名学界，煌煌七卷《古史辨》不可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新潮”团体。其学生牟润孙曾以“政客”讥嘲之，但顾在日记中说，“看我太浅者谓我是书呆，看我太深者谓我是政客，某盖处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而已。”（《顾颉刚日记》，1934年4月26日）亦有时人称之为“学阀”，顾颉刚却也洒然处之，并自谓“望胡君所言不虚，使我真能成学术界之重镇也。”（《顾颉刚日记》，1943年4月26日）此种事业心之建立，恐怕和傅斯年与早期“新潮”群体交往的经历紧密相关，正如余英时所指出来的，“傅的影响笼罩了他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挥之不去。他和傅从北大预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后来又同时成为胡适门下的两大弟子……顾先生的独树一帜主要便是与傅斯年互争雄长。” 顾颉刚在自己给本师胡适的信中也曾坦言自己和傅斯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愿意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 顾傅二人之关系，不在学术争端，而在两人实在是为了争一学术上的领导权。据余英时先生之意，顾颉刚与傅斯年交恶之始，乃在于傅斯年希望将顾颉刚收入彼时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麾下。这恐怕和早年创办新潮的经历有分不开的联系，但是傅斯年可能万万没想到，此时的顾颉刚早已不是当年的青年学生，也自有其骨气。“傅斯年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可谓用架子压倒我耶！其为人如此，一两年中必见其败，书此待验。”（《顾颉刚日记》1929年5月8日）其中对于傅斯年的怨气一望可知，早年的同学至此反目，中国近代史学最为耀眼的两颗新星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要之，学生团体与学术组织之间毕竟不同，傅斯年性格如烈火，常年以同龄人中的学界大佬自诩，若共事者为学生便罢，若望组织起一批成名成家的学者，不可谓不难。尤其是对于顾颉刚这种从创办学生组织时就熟识的老友来说，以个人威望压服之毕竟过于困难。二人之间的分合，自然值得后人再三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