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旧踪

作者简介

图书目录

西学翻译与文化传统——代序《几何原本》全译与中国“西学翻译之父”

马礼逊与《圣经》的汉译

帮助林则徐翻译西书的伯驾

墨海书馆与近代西学翻译史之最

慕维廉与《地理全志》

合信及其编译的医书五种

嘉约翰与博济医院的医学译书

美华书馆及其出版的《造洋饭书》

京师同文馆及其译书

丁韪良及其译述的《万国公法》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清末科技的

引进

傅兰雅的“中国情结”

“谈天”“说地”

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

沈毓桂与培根的《新工具》

艾约瑟及其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

华盛顿全传的第一个中译本

益智书会与最早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心灵学》

最早在译文中写下“马克思”的蔡尔康

任廷旭与《文学兴国策》

“令人乏味”的“残余”和“宗旨甚高”的“外史学”

广学会与《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译才并世数严、林”

南洋公学译书院

孙中山惟一的一部译作

广智书局的译著

金粟斋的故事

杨荫杭与《名学》

薛福成与《续瀛环志略》的编译

《法国革命战史》与“战史丛书

会文学社与《普通百科全书》的刊

地学译家张相文

孙毓修及其编译的《地理读本》

……

书籍目录

西学翻译与文化传统——代序《几何原本》全译与中国“西学翻译之父”马礼逊与《圣经》的汉译帮助林则徐翻译西书的伯驾墨海书馆与近代西学翻译史之最慕维廉与《地理全志》合信及其编译的医书五种嘉约翰与博济医院的医学译书美华书馆及其出版的《造洋饭书》京师同文馆及其译书丁韪良及其译述的《万国公法》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清末科技的引进傅兰雅的“中国情结”“谈天”“说地”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沈毓桂与培根的《新工具》艾约瑟及其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华盛顿全传的第一个中译本益智书会与最早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心灵学》最早在译文中写下“马克思”的蔡尔康任廷旭与《文学兴国策》“令人乏味”的“残余”和“宗旨甚高”的“外史学”广学会与《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译才并世数严、林”南洋公学译书院孙中山惟一的一部译作广智书局的译著金粟斋的故事杨荫杭与《名学》薛福成与《续瀛环志略》的编译《法国革命战史》与“战史丛书会文学社与《普通百科全书》的刊地学译家张相文孙毓修及其编译的《地理读本》……

前言

　　代序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传统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是人们解决既有各种问题的有效的文化途径。换言之，传统是过去时代的思想、规范仍然通过各种形式保留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活的东西。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什么？至今莫衷一是，我认为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优秀传统一直为学者所忽视的，即中国人通过翻译寻求域外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化传统。　　中国有两千多年漫长的翻译史，《周礼》和《礼记》两书中就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动的记录。中国留下的翻译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其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Z大部分，按时间序列，恰恰是中国翻译史的三个阶段。民族翻译留下的文字记录相对比较少，而佛典翻译文献和西学翻译文献的数量则相当可观。西学翻译是指晚明由耶稣会士开始译述的汉文西书以来所形成的文献，据中外学者的统计，至20世纪40年代末-约有译本近5万种，堪称一片广密的译林。　　中国漫长的翻译活动，曾经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变革，对于社会文化的更新与进步，有过巨大的作用。一部中国文化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文化传播史。文化传播往往不是算术相加所能得到的结果，它会激发起人们对更多知识和信息的追求和无穷的创造力。自从有文字传播以来，特别是东汉以来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翻译在文化传播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初的1919年，朱自清就在《新中国》杂志上指出：“翻印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本国来的第一件利器。”翻译出版构成了近百余年文化史最重要的一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等伟大的革命家；从康有为到梁漱溟等出色的思想家；从梁启超到鲁迅等杰出的文学家；从李善兰到夏元琛等重要的科技传播家者，都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百余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是一部千辛万苦寻求独立和富强的历史，也是中国人通过翻译向西方探寻真理而不懈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这就是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最大、最强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一。　　季羡林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所作的序言中，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条长河，“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　　之用大矣哉！”西学翻译所引入的西来活水渗透到了近百余年间文化的各个领域，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工业革命”，已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西方新思想的传播，导致了近代学术的转型；影响至深的当是文学领域，从文学角度来说，19世纪末以来有影响的大作家无不受益于外国文学。翻译小说导致了中国文学结构的变迁，西方小说的输入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没有20世纪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积极译介和借鉴，中国文学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在《谈诗人译诗》一文中写道：“翻译刷新了文学语言，而这就从内部核心影响了文化。”西学翻译不仅带来了新观念，还引入了许多新词汇。如冰淇淋（Ice—cream）、咖啡（Coffee）、雪茄（Cigar）、沙发（Sofa）、茄克（Jacket）、摩托（Motor）、沙拉（Salad）、模特儿（Model）、摩登（Modem）、荷尔蒙（}tormone）、维他命（Vitamin）、引擎（Engine）等．以及“维纳斯”、“丘比特”、“宙斯”等神话人物至今读来巳不觉生硬，似乎已经融入中国文字语汇之中了。外来新词汇、新术语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促进了文化交流，增加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还为读者今后的阅读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期待视野，这也是西学翻译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一个最好的说明。　　代代相传的翻译传统给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纵横错杂的译林中留下了大大小小各种奇葩异木，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关于晚清以来近百余年间西学翻译译林中的译家、译作、译业的“故事”。明末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代译家启开了三百多年来西学翻译的源头，而晚清西学翻译更与当今的翻译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希尔斯所说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因此，已经步入新世纪的中国读者，不是有足够的理由通过这些译林旧踪，来重温近百余年来的西学翻译传统吗？

内容概要

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1985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明清文化”研究方向）专业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7月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在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历史文献研究室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1995年9月——1999年1月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学专业“历史文化地理方向”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1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6年聘为副教授，1999年7月至2003年10月间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2001年聘为教授，2002年任“中国古代史·明清文化”、“历史文献学·明清文献与文化”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现为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所开课程有本科生的“中国历史文选”、“中国文化元典导读”、“史学原典导读”、“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生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国文化史”、“明清西学史”、“明清专题文献研究”和“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等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曾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任职以来完成著作5种，在国内外各类学术刊物、文集上发表了学术论文90余篇，《中国历史学年鉴》、《近代史研究》、《新闻出版报》、《文汇读书周报》、《读书博览》、《翻译批评论》等报刊都有相关…

章节摘录

　　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　　在19世纪中国出版的外国历史著作，大部分是由外国传教士编译的，而且这些史学著作多以综合性的通史为主，但《普法战纪>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这是一部区域性的专史——一部欧洲战争史。该书的编译者王韬也是晚清早期在西学翻译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　　1870年，以研究世界史地来探讨改良中国政体的著名思想家王韬。从欧洲回到香港后即撰成《法国志略》。同年八月，他根据南海人张宗良（芝轩）据英文口译的资料，参考何玉群、梅自仙等的译述润色，以及陈蔼廷在《华字日报>上刊载的有关“搜罗富有”的欧洲列国的译文和各种日报所载资料，开始了《普法战纪》一书的编译工作，次年六月“荟萃贯串，次第前后，削伪去冗，甄繁录要”，按时间先后，汇编成书。曾以抄本的形式在学界流传，颇受好评。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由中华印务局活字版排印，共14卷。后又重版，增补6卷。　　《普法战纪》详细地介绍了普鲁士帝国与法国之间战争发生的原因、经过、议和与善后事宜。指出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19世纪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重大战争，“欧洲全局之枢机总括于此矣。普强法弱，此欧洲变局之所由来也”。为了让中国读者对普法战争爆发的背景经过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该书采用的是寓纪传体于编年体之中的写法，不拘形式，因-事命篇，以避免“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弊，不惜篇幅详细介绍了法国七月王朝的政府首脑发孚（今译法夫尔）、爹亚（今译梯也尔）、普鲁士首相俾思麦（今译俾斯麦）、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等“矫矫不群者”的事迹。记录了欧洲政治制度及其实施情况，各国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最新军事武器和战术的运用，飞天球、空中摄影、军用地图、电报铁路等等，风土人情也点缀于叙事过程之中，写得栩栩如生。王韬对普法战争时的欧洲形势作了介绍和估量的同时，着重分析了法败普胜的原因，首先指出了人才是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的关键，“有国家者得人则兴，失人则亡；得人则弱可以为强，小可以为大。”普鲁士的国土还不及粤东二三省来得大，人口也谈不上繁盛，但由于普鲁士政府能够得人用人，终于转弱为强，成为欧洲的霸主。其次，他强调了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书中对普鲁士采用“发火极迅而绝少渣滓”的新式火药，360度旋转“可纳弹三十七枚”的“墨迭而鲁士炮”、“腾气载人”的“侦察飞球”、“一触即发”的新式枪支，乃至描绘精确的军用地图都有详细的介绍。他认为不打无准备之战，只有在人力、武器方面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法之所以蹶。普之所以兴者，无他，在有备与无备而已”。第三，他认为武器的精良固然重要，但交战双方不仅仅是装备的角力，也是两国制度优劣、民心向背的一个反映。普鲁士“议会君主制”（即君主立宪制）要比当时的法国君主专制来得优越。并详细地区分了“君为主”、“民为主”和“君民共为主”这三类政体。显然，王韬的这些史论是有的放矢的，他希望中国读者读了这本欧洲战争史能够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是中国人编译的历史著作中首次记录和分析了巴黎公社起义的史实，在卷六中描述了1870年10月31日巴黎工人和一部分国民军推翻国防政府的起义，卷十二记述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和梯也尔对公社的镇压。王韬最后评价道：“法京乱党自始事以迄卒事，被戮于官军者数十万，妇女、童稚皆不得免。”他认为巴黎公社起义的原因就是“自主”二宇。虽然，王韬在该书中有关巴黎公社的记述和分析，反映出当时中国士大夫对于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解。《普法战纪》还第一次译出了著名的《马赛曲》，题名《麦须儿诗》，共译出了四段，其中第一段的译文是：“法国荣光自民著，爱举义旗宏建树。母号妻啼家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吁王虐政猛于虎，鸟合爪牙广招募。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囚奸蠢。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巳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这不仅是中国人第一次译出的《马赛曲》，也是中国人译出法文诗歌最早的一首。　　王韬在《搜团老民自传》中对《普法战纪》的成书非常自负，认为在“虽仅载两国之事，而他国之合众缔交，情伪变幻，无不毕具”，山川地理，民俗风气，政治制度，亦无不备，“于是谈泰西掌故者，可以此为鉴”。该书最初是以“抄本流传，南北殆遍”，出版后士大夫更是争相传读，耳目为之一新。当时的洋务官僚、维新派人士都十分重视此书，曾国藩称王韬为“未易之才”．李鸿章认为他“识议宏远”，是一“佳士”。而丁日昌更是称赞王韬“具有史笔，能兼才、识、学三长”。陈桂士在《瞢法战纪》的序中指出“当今名公伟人皆誉之不容口。则是书之足传于后也”。缕謦仙史（即蔡尔康）在给王韬的另一本札记《瓮牖余谈》所作的序中称“《普法战纪》之作，其兵机之利钝、器械之优拙、疆域之险要，了然如指诸掌，谈西国形势者，无不奉为圭桌也”。二十年后．粱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列入此书。广为推荐，在《读西学书法》中把此书作为“皆足观”的纪事本朱体外国史，列为学习西学的必读书之一。　　沈毓桂与培根的《新工具》　　与王韬差不多同时在教会翻译出版机构中充当中文笔述者的沈毓桂也是值得一书的人物。　　沈毓桂（1807一1907），江苏吴江人，字寿康，一生所用的笔名、外号多达几十个。少年家贫好读书，很早就成了地方上有名的人物，连“恃才傲物”的王韬也对他的才华表示折服。但他却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败北，于是只能长期在乡间设馆做垫师。1849年他由王韬引荐结识了麦都恩，并一度在墨海书馆当麦都思的汉文翻译的助手。一年后又回到家乡重抄塾师旧业。1859年他在沪与艾约瑟相识。因而再度来墨海书馆帮助传教士译书。林乐知在《褒扬耆儒奏折书后》曾这样叙述他的翻译贡献：“嗣偕墨海书馆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伟烈亚力诸君，编译诸书，如新旧约初刻本、英国志、释教正谬、天道实义、格致、化学、天文、算学、医理、性理等书约有三十余种。”除了墨海书馆译印的圣经、《大英国志》、《释教正谬》和《天道实义》外，还有哪些出自沈毓桂之手，尚待考证。但有一本与慕维廉合译的《格致新机》是可以确定的，即培根的《新工具》。　　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严复是自觉地把培根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实早于严复20多年前，王韬的《瓮牖余谈》一书中就以长达800余字的篇幅介绍了培根的生平及其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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