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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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3
ISBN:9787108025746
作者:刘禾
页数:495页

作者简介

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本书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以期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如何翻译差异——矛盾的修辞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历史变迁论:新词与话语史
Ⅰ 国族与个人之问
第二章 国民性话语质疑
国民性的神话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翻泽国民性
跨语际写作的主体:《阿Q正传》的叙述人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Ⅱ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写实主义问题
解读《骆驼祥子》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关于现实与梦幻
重构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真实界的幻影
第六章 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忏悔之音
女性的自我言说
Ⅲ 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国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性别与批评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请:重读《生死场》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19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主义文学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关于《国粹学报》
关于《学衡》
附录
A.源自早期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
B.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借贷词
C.现代汉语的中-日借贷词
D.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E.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F.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G.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文献目录
再版后记

内容概要

刘禾,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执教于东亚系和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1997年获美国学界,艺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奖。主要英文专著有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Tokens of Exchange(编著,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著作有:《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等。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严格地讲,旨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翻译而已。翻译,作为一种在认识论意义上穿越于不同界限的喻说(trope),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解说另一种事物,虽然它必须自称是出于“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于“达”)的目的论来表述“真”。不过,倘若暂且不去讨论拉丁语系里的“信”和“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这两个概念都受到解构主义的批评),那么关于翻译及其对于跨文化理解的意义,我们还能够知道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呢?而且,如果当代学者试图跨越横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语言障碍”,那么对他们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诚然,这里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语际相互作用。我在着手处理本书的主题之前,就已经觉察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些更大的问题,如西方学术界在思考文化差异时表现出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方式。举例来说,学术研究的学科界限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研究模式,在处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和语言时,常常造成一些困难重重的诠释问题。比如,使用谁的术语,为了哪一种语言的使用者,而且以什么样的知识权威或思想权威的名义,人们才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之间从事翻译活动呢?当人们从西方跨向东方,或者从东方跨向西方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尤其尖锐了。毋庸置疑,如果这种研究的对象本身,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一个“未曾被污染”的本土知识的处女地,那么,这里所说的解释方面的困难就会更加严重。就曾经“污染”过中国语言和文学的那些历史力量而言,早在近现代时期它们就已经强制实现并且决定了我在上文所说的那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界限穿越,即强制实现并且决定了对西方的翻译以及现代汉语的发明。虽然我不敢擅称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但我将不揣冒昧地进入这些多层次的交叉与纵横的地带,描述并展开对这一主题的探索。  也许,把我的总论题(problematic)重新放置在一个略微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更有助于理解它的意义。这里我要简短地介绍一下人类学家已经展开的关于“文化翻译”之观念的论辩,我相信这场论辩对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以及人文学科中的其他学科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多年以来,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为了提出新的阐释方法,已经在其理论阐述的不同阶段使用了“文化翻译”的概念。他们的理想是,这一概念能够解释他们自身的文化和他们所研究的非欧洲社会之间的差异。譬如埃德蒙·早奇(Edmund Leach)是这样描述民族志研究中这个典型的转折点的:  让我扼要重述一遍。我们是从强调“他者”如何跟我们不同开始的——这不仅使他们显得与我们截然不同,而且显得非常遥远和无比低下。但是在情感上,我们却采取了相反的方式,认为所有人都是相似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特拉布理安德人或者巴洛特斯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动机与我们的一一模一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作用,“他者”仍旧固执地保持为他者。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发觉基本的问题是翻译问题。语言学家早已告诉我们,所有的翻译都是困难重重的,而完美的翻译通常是天方夜谭。然而我们也知道,出于实际的目的,某种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不管“原文”多么佶屈聱牙,毕竟不是绝对不可翻译的。语言是各不相同的,但还不至于不同到完全无法沟通的地步。从这一态度出发,社会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就是建立一种适用于文化语言之翻译的方法论。(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人们大概会愿意像里奇那样信赖文化翻译的力量,可是“实际的目的”一语无意问露出了破绽。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人们以各种方式从事这项工作),也不在于“他者”是否可以被了解,甚至不在于某一晦涩的“文本”是否可以被翻译,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出于何种实际的目的或者需要(此目的维系着一整套的方法论),文化人类学家才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化的翻译。换言之,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我在上文所提出的问题:用谁的术语,为了哪一种语言的使用者,而且以什么样的知识权威或者思想权威的名义,一个民族志学者才在形形色色的文化差异之间从事翻译活动呢?  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对于英国民族志传统的回顾批评中,将文化翻译的概念置于权力关系当中。他要求我们在思考跨文化诠释这个总论题时要特别关注下述历史情境,即民族志学者及为其提供信息的本土居民虽然在共同的历史环境中生活,但并不讲述同一种语言:  粗略来说,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当然包括社会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社会)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英语)相比是“弱势”的,所以,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其原因在于,首先,西方各国在它们与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更有能力操纵后者。其次,西方语言比第三世界语言有更好的条件生产和操纵那些有利可图的知识或是值得占有的知识。  阿萨德对于文化翻译概念的批评,对于比较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一行为与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语言能力并不相干,就算有关系,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从福柯那里学到了什么,那么显然我们必须要正视体制性实践的各种形式以及知识/权力关系,这些形式和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其他的认知方式。创造关于其他人以及其他文化的知识的常见方式,就是在所谓语言对等关系的基础上建构一套可比的关系,可是,这种对等关系的客观基础本身通常并未受到检验。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词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显然未经过验证的假设——即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组成的。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对话》一文中,欧洲哲学家(海德格尔)与日本对话者(手冢富雄)之间一段著名的对谈略加分析,以此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下文摘自其对话录的后半部分(日指日本人,海指海德格尔):  日:您细细倾听于我,或者更好地说,您细细倾听着我所作的猜度性的提示,这就唤起了我的信心,令我抛开了那种犹豫,那种前面一直抑制着我,让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的犹豫。  海:您指的问题就是:在您的语言中用哪个词来表示我们欧洲人称之为“语言”的那个东西?  日:直到此刻,我一直未敢说出这个词语,因为我不得不给出一种翻译,这个翻译使得我们这个表示语言的词语看起来犹如一个地道的象形文字,也就是使之成为概念性的观念范畴内的东西了;这是由于欧洲科学和哲学只有通过概念来寻求对语言之把捉。  海:日语里“语言”怎么说?  日:(进一步的犹豫之后)它叫“言叶”(Koto ba)。  海:这说的是什么?  日:ba表示叶,也指花瓣,而且特别是指花瓣。请您想一想樱花或者桃花。  海:Koto说的是什么?  日:这个问题最难回答。但我们已经大胆地解说了“粹”(Iki)——即是召唤着的寂静之纯粹喜悦,这就使我们较容易作一种努力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成就这种召唤着的喜悦的是寂静,寂静之吹拂是一种让那喜悦降临的运作。但Koto始终还表示每每给出喜悦的东西本身,后者独一无二地总是在不可复现的瞬间以其全部优美达乎闪现(scheinen)。  海:那么,Koto就是优美的澄明着的消息之大道发生(das Ereignis der lichtenden Botschafl der Anmut)啰。   日:妙口生花!只是“优美”一词太容易把今天的心智引入歧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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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因对一个小站活动(http://www.douban.com/event/18071412/)表示了兴趣,且收到了主办方寄来的两章电子书,十分感谢。网上办读书讨论不是件十分轻松的事,主办方的热心肠值得称道。该活动要讨论的是一位叫Michael Gibbs Hill 的美国学者新出的著作《林纾公司》(Lin Shu, Inc),拜读了第一章,觉得十分有趣。于我来说,林纾的大名仅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读到过,当时便好奇:一个完全不懂任何外语的中国人,他是怎么翻译了那么多书的呢?且后人又怎么能给他戴上一顶“翻译家”的桂冠的呢?我脑袋中不禁出现这么一幅场景: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桌子两端,一个人(也许是个女人呢)手里拿本书,念一句,另一个人手揣一支毛笔,记一句,假以时日,一本译著便告完工。而实情比这还要复杂很多,《林纾公司》一书的作者指出,当时的出版商为销路计,把许多原不是林纾翻译的书也署上林纾大名,是故,该作者创造“林纾公司”一语来指称林纾及其背后庞大的翻译团队和出版商及给予助力的相关官僚集团。将一个颇有“现代”意味的词“公司”嫁接到一个全然的古文写手身上,听上去似有些怪异,不过倒也是一妙笔。从第一章导言来看,《林纾公司》一书试图探讨的仍是那个关于中国之“现代性”的老调,其路径是从知识分子(文人)之间相异又充满竞争的关于翻译及写作的话语展开,作者将这一话语竞争放在清末民国时期围绕中国之未来出路的中西之争/现代与传统之争的背景之下进行探讨。这一路径有些面熟,大约由刘禾所开创,果然作者在导言中郑重地援引了Lydia Liu。《林纾公司》一书谈到林纾晚年与五四学人有激烈争论,还遭到我所敬仰的鲁迅大人的毒骂,我尚无缘得见其详细论述,但却是我最感兴趣的,颇值得期待。关于《林纾公司》一书就此打住,不过它却引发了我认真阅读一下刘禾《跨语际实践》的兴趣。02年在一次研讨会上,大家曾拿刘禾的一篇《重返<生死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是这个题名)作为学习读本来严肃探讨,这篇文章我现在才知道原是出自这本书。至于全书,此前只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翻了一下,因学力幼弱,完全没有读下去的勇气,前两天一气读完,不禁拍案叫绝,甚至萌生了要弄一个“让你一口气读完的学术书”的豆列的想法。说到这里,我想我需要做个声明——此篇实在算不上书评,仅仅是我个人的读后感,或者说,是由这本书引发的自己的一点思考,事实上,几乎所有我在豆瓣读书页面下面点击了“我来评论这本书”的按钮后所写的东西都可算在此列。说起来刘禾的研究与我不大相干,但是她所探讨的关于中国之“现代性”的介译,特别是对彼时语境的解析,至少可以为我本人观察和思考自身所处的当下语境提供一面并不遥远的镜子。今日中国具体是一副什么样貌?我常常觉得是看不清的。个人所身处的现实和语境是否足以作为判断当下中国的依据?我看不大可能,依据自身经验来了解中国终究片面而十分不可靠。事实上,对于“语境”这个东西,说到底只是个体的感受性的。所谓“语境”,听上去宏大而虚空,但个人日常生活无时不在这个语境当中,只是却无法确切地触摸它,甚至连对它的感知也觉得可疑。而若要思考自身,必然要与这个语境发生关联,即便是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自己也不是绝然与历史、与世界相断裂和隔绝的,正是历史、包含了现实的世界以及“他者”与自我的关联,才构成了自己的生活或者说运命。若能对自己所身处的语境真切感知和了解,对自我现实的观察才有可能更接近真实。颜海平曾用“非真的蕴律”一词来描述五四以来的(左联)女性作家及其人生(见《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所谓“非真的蕴律”可以从只可意会的层面上来感知和理解,但颜海平教授仍给出了一种可言说的解释:“写作与人生在互为构成要素和转化过程中形成,从而充满想象力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人性。”具体说来,“在(写作与生命)相互联结或交汇中,孕育出一种非真的然而却不容否认的存在,它既生成了这样一个领域,又栖息于其中。”(P18)不是每个人都是作家,但这一“非真的蕴律”未必不适于描述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人。即便不是通过写作,每个人却都需要通过创造至少是令自己勉强认可的现实来获得自身的存在。特别需要看到的是,今天人们所处的世界已非昨日世界,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是虚拟的现实——网络正充斥着生活的几乎每个层面并发生我们无法估量的深刻影响。说到这里,我正待要@黛轩主人,你的研究对象涉及网络,不知对这个变化有何看法?我想起一些有趣的事例来。我有个同学,她的经典动作就是模仿QQ表情做流汗状;前日在超市,听到一个约莫三四十岁的售货员高呼“唉,我又躺着中枪了”;在公交车上,身边的两个女孩一路都在讨论各种网络热门话题。我想问的是,网络,仅仅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话题吗?网络信息的传播,与传统的纸质信息传播,是否有何质的不同?抑或,仅只是网络的受众更广泛而已?以上只是就网络与其受众的关系做个提问,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世界各方的信息通过网络纷拥而至,难道还不足以构成当下“语境”的一个重要层面?而这层“语境”,难道不是更密切地链接着中与西与世界、自我与他人,以及历史、当下和未来?如果说五四时有限的知识分子们还在为中和西而争论而焦虑,而今天的我们——则已然步入到中与西/世界大融合的整体当中了。岂止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山分明已经成为自身的一部分。除却网络,电视、电影等一干媒体也时时处处都在传递着来自“中国”和世界的信息,即便不识字(据说中国识字率今天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还有说已经达到99%,数据来源请自行搜索)也可以听和看。这些信息所构成的“语境”更加庞杂也更加面目不清,尽管身与山或许已同构,但这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全然失去了对语境的感知,百年前知识分子们有过的焦虑如今在更大范围内不时再次泛起。拿我开头提到的这个小站活动为例,这活动尚未开始,已经听到些微焦虑的声音。这个活动是由海外学人发起,并称要建一个“一个书评人资料库”,随后,先是有学历不够的研究生怯怯询问,接着又有人忐忑于是否“必须用英文”来写书评。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多还是围绕文学创作领域展开论争,如今,西方的知识体系已全然引入高校学科设置,尽管学得还不够到位和全面,但基本构架已仿照西学得以建立的事实无疑。如果说旧时林纾尚能鼓足信心与“新文化”学人一竞高下,而如今能有这份勇气的人恐怕已不多见,即便勇气可嘉,其底气终显不足。说这些并不是要声称西学可疑,仅是略指出今日的“跨语际”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事实出发来重读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我想获得更多一点的启发。刘禾在此书中所指称的“跨语际实践”既包含了文化、语境,也涉及了相当具体的主张和论述,甚至文体、词汇、文字都可是成为“实践”的一部分。比如她对“第一人称写作”的分析,对“自由间接引语”的引入文学创作的分析,对“她”字的发明的分析,都是新奇但十分深刻的洞见。我无需转述刘禾的每一项洞见,甚至也不打算复述她的任何观点,我说过了,这是篇读后感,我只想就今天我所观察和感受的现实和语境说说本书给我的启发。首先,关于“国族”与“个人”,这个问题学界从各个角度已有大量阐述,但它何以仍是一个问题,是因为今天我们似乎仍纠缠在这个问题当中。“国族”无疑正是在“世界”及“外国”的参照之下才具有了意义,而“个人”不时与“国族”产生冲突,亦反映出“世界”参照之下“国族”的无奈与“个人”的不服。但是,有没有一个方向可能超越“国族”与“个人”的二元(对立)模式?或换个角度说,在“国族”与“个人”的二元框架之下,是否还有什么要素被压制而通过对其重申、对其赋权使其重新具有意义?可以指责说是女权主义者的偏激,但我仍要说——这个被压制而且能够重新具有意义的要素正是:性别,或者说,女性。这是刘禾此书给我的第二个启示。我一直在思考性别作为一个要素对人类社会组织的意义这个问题,我想,性别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问题在于,对于这样一项基本制度,“国族”的建设者们是如何做到一面处处对此加以利用同时又在压制它的变动并在表述上对其进行漠视的?一个并不算大胆的推论是:一旦性别制度出现根本变革,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届时,不但“国族”与“个人”的对抗将会不复存在,甚至连“国族”本身也将不再拥有意义,而“个人”的意义也将得到重构。“国族”的父权性质已无需赘述,并且在“国族”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即便不是完全置身其外,起码也拥有着与男性差异巨大的对于“国族”建设进程的经验的。这里我要介绍一篇对刘禾此书的书评(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2370),这篇书评可谓详尽,博采中西,视野亦不可谓不宽广,其题名为《文化的边界到底有多宽——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与翻译文化研究》。然而十分令人遗憾的是,该书评作者对刘禾在本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的性别议题却只字不提。这并不令人意外,如果联想一下当今中国学界男人们的自负,甚至根本不必感到遗憾。该文作者唯一提到与性别有关的是刘禾关于“她”字之发明的论述,但这位作者全然无视刘禾针对这一发明而提出的清晰而有力的观点,刘禾说:(“她”字的发明)“使得性别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指示性的性别建构,反映并参与了20世纪初就开始实施的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男性、女性和国家分别发现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即应当如何建构性别差异,以及在中国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应该或者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能量。”(P52)这位作者仅只是含混而笼统地评论到:“创造新词旨在同时表述和取代外国的词汇,且由此确立了自己在语言张力场中的兼具中外于一身的身份。” “因为有了‘她’,‘他’的含义也失去和变更了原来广泛的内涵。因此,现代汉语的新词语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亲身经历的历史变化,在它与外文词语的跨语际交流中,新词语之间的建构猛然出现了”。这种浑水摸鱼的轻浮把戏,正应了刘禾在其后所批评的:“忽视性别的研究取向其问题是,它常常遮蔽了压迫与剥削的另一面,而这正是当时男性国族主义话语的特征所在。”“这一未被识别出来的状态是一种思考与言说的方式,它通过抹除自己和他人的性别特征的标志,使得一种普遍化表述的政治成为可能。”(P270)回到前文所说的“语境”问题,一个比较明显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今天男性理论家一手遮天的抹除性别的论述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被打破,然而同样值得关心的是,对男性性别盲视的论述的反驳声音仍属边缘,而且,很大程度上,它是借助网络得以发声的。而如果进到今日“语境”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到两条比较清晰或者说突出的线路,一条是不但未曾消减反倒日益加剧的国族主义喧嚣,一条是今日愈发壮大的自由派的权利话语,这两条线路非常一致地遵循着抹除性别意义的传统方向。作为女性,置身于这样一个语境——一面是不断重复和扩大的性别化建构的事实,一面是谋求国族或抽象的个人权利的呼吁声中对“压迫和剥削的另一面”视而不见或有意抵制的事实。哪个是虚境?哪个才是实境?一百年来持续不断的话语竞争中,何曾有女性真实的位置?在被迫卷入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这个进程内各方力量的较量当中,谁能是女权主义者的同盟军?我不相信这些力量的任何一方,唯独站在女权主义立场的我们自己,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力量;任何时候,一旦卷入女权主义之外的力量竞争中,必然要接受他们抹除性别意义甚至肆意踩踏女性的霸权逻辑。但我还依稀看到,在“国族”和“个人”利益的角逐当中,亦有试图超越“国族”和“个人”利益之外——尽管目前来说这或许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的少数人士,如果非要说同盟军的话,我想,就是这些人了。

精彩短评 (总计72条)

  •     这本书竟然一直没有标记过唉……新账号各种伤不起……
  •     如果要精益求精的话,翻译仍然能找出来不少瑕疵。比如书对于performative act/performance的翻译并不统一。不过已经不错了。
  •     章与章之间的联系太过松散,虽然伪装,但毕竟只是论文集,和专著还是没法比。全书思考的问题貌似很大,但实际处理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     老师推荐的,为写论文用,很好
  •     劉禾的名篇。年前出版後,這次修訂本的幀裝更精美,更適合收藏。
  •     五星是因为懂得没多少。。不过翻译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     四星不代表推荐 只是一向不打底 同理心
  •     笔力
  •     一拖再拖看来的书
  •     观点独到,视角新颖!
  •     历史掩藏在无数细节之中。
  •     刘禾教授视野宽广,三联编辑的眼光不错。
  •     居然还蛮好看的……
  •       When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were obsessed with whether the Ming-Qing China had “the” modernity, or “a” different modernity (e.g., the impact-response debates initiated by Fairbank and Levenson, the public sphere discussion based on Habermas with the 1993 conference), Lydia Liu moves from the “local character of Chinese modern” to that of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e., how Chinese intellectuals “imagined and talked about the Chinese xiandai conditions.”(xvii) With a focus on “discourse”, Liu would not surprise a reader when she adds Foucault’s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Order of Things to her bibliography.
      
      “A linguistic study of intellectual discourse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summarizes what this well-known book tries to do. The author specially coins the notion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to “ground my study of an earlier moment of historical trans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language practices.(25)” “translingual practice” refers not to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but instead “condition of translation.”
      
      I use two keywords--- “discourse(languag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to sum up what Liu He tries to do, as against Foucault. Foucault claims that his book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belongs to the debate on consciousness, human being, origin and subject. Largely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mind, he instead focuses on “discourse.” Simply put, associated field turns sentences into statements; enunciative function turns statements into discourses. A Foucaultian study boils down to the study of “conditions”, what he calls associated fields.
      
      Liu He’s theoretical ambition compares to that of Foucault. She addresses the issue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ability.” A paragraph added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releases some message:
      
      我們的困難來自語言本身的尷尬,它使我們無法離開有關國民性的話語去探討國民性(的本質),。。。這些話題要麼是禪宗式的不可言說,要麼就必須進入一個既定的歷史話語,此外別無選擇。因此,話語實踐、知識的來龍去脈以及各種概念和範疇的運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論研究的第一位。(三聯,P103)
      
      Similar to Foucault, Liu He chooses “condition”[of translation] to describe her core concern. Different from Foucault, Liu He adds “historical” to “condition,” rendering his study an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linguistic practices.” From such a study Liu He tries to unveil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knowledge-producing mechanisms therein.
      
      Alas! So far so good, and so beautiful. Once it enters into textual studies, however, it seems to lose all its clarity? Chapter 2 “Translating National Character: Lu Xun and Arthur Smith” examines the “myth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e argument boils down to that Lu Xun’s Ah Q learns from and adapts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depicted by Arthur Smith, thus counting as a “translingual practice”. To do justice to such a study, I need to go into details to explain how Liu He carries out her analysis, but I just feel it so hard to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paragraphs and lines within a paragraph.
      
      I admit failure in unpacking the chapters and stop my comment here.
      
      續:on Chapter 2 Transla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chapter takes the invention of the myth of Chinese character as example to show how Lu Xun appropriates a concept about China that traveled from the West to Japan and back to China. It first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ined by Bertrand Russel; then proves Lu Xun’s having read and talked abou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ritten by Arthur Smith; and then discusses the literary source of the story of Ah Q, concluding that “Ah Q is a product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after all! (73)”
      
      Liu does not stop at such a discovery, but ventures to discuss how Lu Xun appropriates Smith’s concept. “Where does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igure in this scenario?” By focusing on the narrator’s view in the story, Liu concludes that access to knowledge obtained through the omniscient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penetrates the mind of Ah Q; and that the narrator’s ability to write entitles him to certain kinds of subjectivity denied to Ah Q. Lu Xun’s story thus creates not only an Ah Q but also a chinese narrator capable of analyzing and criticizing the protagonist. Such narratorial subjectivity, according to Liu, profoundly supersedes Smith’s totalizing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creates an accusing subject, and agent of their own history. If Russel and Smith’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ers to a Chinese identity, Lu Xun’s criticism of it creates an identity of self-denial.
      
      Liu’s analyses make two points: 1) cultural interaction across languages influenced Lu Xun’s writing; 2) such influence goes beyond simple translation, but includes appropriation and supersession. Does this complic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     这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一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写跨语际实践,很值得一读.
  •     第一至三章,第九章全看了,其他只简单翻翻
  •     问题意识很好,落实得不够到位吧
  •     可能因为是很久以前的文章了,读起来总觉得有些故弄玄虚。试图解决的问题或许过于形而上了,使得文本分析无法扎实下来,也并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     像这样的经典书还是多读读。
  •     还以为是专著,结果是论文集。问题意识很好,主要探究了主方语言(中文)如何在自身本土语境下创造出客方语言中的概念并赋予其合法性,例如国民性、国粹、个人主义等等。对于材料的分析也很出彩。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看不懂,需要恶补。文学的文本也需要恶补。
  •     适合学术研究的一本书,推荐给翻译方向和文化研究方向的人细读!
  •     书的封面颜色很漂亮,纸张质量挺好的,内容比较新鲜。
  •     T-T。。。国内慢好几年。
  •     刘禾显然在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从现代文学主体性出发而生的问题,这是需要区分的。
  •     正如王彬彬指出的,刘著从原本到译本都有很刺眼的硬伤,她有些话说得不周全严密,所以落人口实。不过,回到核心的“现代性”问题上,刘禾的阐释不能说没有洞见,即对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双重拨乱反正。只是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在过于复杂,其跨语际话语的生产涉及的语言文化过多,水平和垂直坐标系太大,刘禾这一本书的考察似乎缺失了一个切中肯綮的结论。奇怪的是,每一章的叙述总是虎头蛇尾,一下子就散了,也经常偏离“跨语际”的核心主题。当作一个主题论文集大概反而比较妥帖。喜欢并钦佩她的文学阐释功力。再有,不知是中译本的遮蔽还是刘禾本人的价值观使然,至少给人一种较为客观甚至还带有淡淡的家国情怀的印象。
  •     大概是今年读过的群翻垃圾的极限。对照95年英文原版竟然有连篇累牍的—漏—译(第三章个人主义话语)。各种意义不明的缺少章节断章取义,几句话会被缩译成一句。大量人名学术话语错误翻译,前后不统一术语,“马克思主义”会被翻译成“马列主义”真是日狗了。读到火大到不行。
  •     扎实,不过问题意识过头了吧
  •     前几年看过未标记,想起来找英文原版来对照看看。
  •     20140221,自从2013年叶老师给我说完,我就列上书单,可是我真的没有吃透她,留待日后方长。
  •     文化碰撞的结晶,异质文明的沟通。
  •     无论是接近理论层面上的问题发掘还是类似实践层面上的个案分析都颇具启发性,既是厚积薄发,也是出奇制胜。有些煞风景的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想到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何时能做到这一步。
  •     有些篇章如鲁迅、萧红等是初版的修订,总体上来说是一部深浅适度的理论书籍,又有个案的细节观照。切入口小,所见甚大,这种学术文章的风格大好。
  •     极好……
  •     展现了西方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     问题提得好,文本分析的也漂亮,然两者合不到一起去。
  •     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一无所知,所以看的时候也是昏昏沉沉的。最吸引我的其实是书封上的一句话: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的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然并卵)每次感觉刘禾提了一个好问题,然后想要听听具体是如何阐释的时候,思绪一点一点随风消逝,完全抓不住重点了哈哈。我想做的现代话语的生成估计要另觅好书了。这本书的内容估计我会很快忘掉,不知道有没有必要读第二遍了
  •     什么样的词汇能够被跨语际实践的双方所选用?它们之间既是一种关联,也是一种对应。在民族主义和国族建构的大环境中,话语被如何利用,哪些人会以经典的挪用和理论的诠释来建立起合法性?
  •     刘禾的翻译理论应用是经典
  •     读完导论让我很激动地准备看上一波“翻译的政治”,结果后面几章文本分析的节奏变成“快到重点了!嗯?还不是。。。快到重点了!嗯?。。。”然后就结束了?= =干脆劈开出两本小册子多好
  •     很好的书,理论性很强,作者的功底很扎实。送书也很快,第二天就送到了
  •     竟觉得很好,不像在美国做徒有虚名的汉学家香蕉人,刘禾始终站在中国现当代的视野中谈权力/政治对语言中介的影响力,使得近代中文翻译的成就又推倒归零,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要向日本学习,舶来品语言只是当代政治权力下的一张皮,中华文化的内涵并不在其中。这也对学术研究埋下了一个禁区:拿来主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绝不能轻易使用国外流俗理论或概念冠之中国文学,中间还有一个翻译的媒介值得深思。
  •     刘禾这本书,尤其对于我这种从事外国文学专业的人,特别值得一读。可以说,开卷有益。
  •     2014年12月,人博师荐
  •     刘禾的视野非常广大,能看到很细微的层次。前三章理论不算到位,或许这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概念。之后对老舍(这位要分析好尤其难得,刘禾轻而易举秒了王德威)、施蛰存、郁达夫、鲁迅《伤逝》、萧红的解读都非常有启发,尤重非常细微层次的技巧的探询,值得学习。
  •     叫魂可能不太合适 其他两本不错
  •     给正在写论文的我一种新思路,好书,好启发。
  •     嗯,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刘禾女士从很多力排众议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文学的独特看法,尽管争议很大吗,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学习的角度。书的质量没问题的,很好。很nice。
  •     这本书读来不错
  •     被王彬彬噴的部分沒讀,讀了涉及性別的幾章,在我自己看來是好評。鴛鴦蝴蝶派和女性特徵之間的(被)聯繫完全可以類比英國新女性與大眾文化(畫報、月刊、車站小黃本)之間的(被)聯繫。
  •     文本分析很厉害,作者提出的问题都非常有价值,虽然不是每个都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回答,但非常有助于思考。每章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译文的语言很流畅。也许可以作为文本分析方法论中文表述的参考?
  •     导论野心勃勃,提出一个极有价值的论题,落实到具体各章的论述中,就偏题了:试问,除去第一、二、四、九,以及第六章第一小节,其他哪里和跨语际实践有真正的联系?只能看到福柯的巨大身影若隐若现:质疑本质主义、普遍主义,要求把话语放到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重视知识/权力机制。文本解读很精彩,对个人的启发很大。
  •     不错的书!具有思辨色彩
  •     對研究現代文學提出非常新穎的角度,極力推薦~
  •     挺有创见的。
  •     刘禾不断思考着知识背后的权力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民性话语""个人主义话语""欲望的性别话语"等等是如何参与着国族和文化的建构。作者常采用提问的方式引导我们不断深入挖掘被成见、常识和知识遮蔽的问题。问题非常尖锐,注释谨严而不失趣味,这都是带来启发的论文写作好习惯。
  •     读得很慢,终于读完了,很有启发
  •     讀了王老師批劉的文章,才意識到跨語際話語與其說是翻譯學的問題,不如說是語言學的問題,因其涉及語詞的環流、意義的流變,實在太複雜。文化學和翻譯學科關注語詞產生的社會效用可能更好,但具體如何操作也很不容易。 然而第三章和第八章好。有理念,說的人話。功不可抹殺。
  •     怎么说呢,第一次看学术专著感觉是在看小说。主人公是刘禾的思维,矛盾,非常的矛盾,纠结,非常的纠结。用了很多哲学方法,但是很少提到马克思,而许多观点又与新马不谋而合,不过又不是新马,有意思。
  •     考研那会买的,N年后在岛国读完。刘禾真心女王气场,太能扯了。
  •     语言学理论的运用和细致的文本分析
  •     一本双语字典引发的词语鞭尸案。文本分析的部分非常漂亮,只是猜想《生死场》封面隐喻那部分太扯了。回想起几年前集中阅读现当代作品的时光。
  •     但是我也懒得换了。
    刘禾的书值得花时间读。
  •     没有人提到刘禾把林培瑞( Perry Link)的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鸳鸯蝴蝶派》)译成《北京鸭与花蝴蝶》吗?
  •     读完书再回过头,看到脑细胞的尸体汇成汪洋大海……这么好的老师聘到中文系来却不给开课是要怎样%>_<%
  •     Ⅲ 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     受益匪浅,只是修订译本实在是较之先前的版本贵了许多。
  •     老师开列的必读书之一,是本很好的书,理论性较强,水平有限的我读起来比较吃力。
  •     翻译太差。
  •     学术性很强,像是论文集。主要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讨论了现代文学及思想演变的过程,包括鲁迅、萧红、丁玲等人的著作。因为还原了当时思想界混乱交锋的情景,并把这些人放在中西思想的碰撞下来考察,因此很多见解都比较新颖。 刘禾在书中反对了文化一元主义,也不赞同文化相对主义的权宜做法,也不太喜欢萨义德那种纯粹的文化旅行理论。她致力于考察的,是文化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实践和变迁(但也没我概括得这么简单,反正我觉得挺绕挺复杂)。整体上可以归为后殖民主义范畴吧。 不过我在读的过程中,觉得刘禾分析一些文本的时候,似乎偏离了她的这种文化动态运动的学术取向。比如在分析萧红时,我就觉得其实很女性主义啊。
  •     知识考古学运用得很棒啊!视角在我看来还是很新颖的。2015年10月读。
  •     劉禾受法國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太深,讀起來非常氣喘。非要歸類的話勉強算探討了文化翻譯的問題。
  •     从翻译角度进入权力的效应与真理的生产。在词源学上充满解构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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