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史导论》书评

书写、阅读与权力的搏弈

“书史”作为一门学术研究既古老又年轻，“古老”是说它的研究对象可上溯至文字发轫之初，“年轻”则指其系统化的理论阐述迄今只有半个世纪。经诸多西方学人的努力构建，书史从20世纪早期聚焦于单一的目录学和文本稽考，转变为目前集中关注技术、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研究。《书史导论》即是两位英国书史方家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成果。顾名思义，“导论”弃高深的理论研讨而只做普及性介绍，其邀约读者的抛砖之意再清楚不过。这些普及性介绍涵盖了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书籍的形式、内容、版本、校勘、辨伪（目录学、文献学）；阅读习惯、阅读心理、读者对书籍的接受机制、文本意义的探究（文学理论）；书籍产生传播模式的演变及其与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历史学）；书籍的社会属性及其扮演的社会角色（社会学）；对书籍前世今生以及未来作出解释和预见（传播学）……这些学术分科在总的书史项下被整合为一体，某种意义上，对“一本书”的研究意味着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数个领域的跨越与综合。对我来说，本书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于清晰描绘了书籍演变过程中，书写、阅读与权力之间的博弈。按两位作者的看法，书文化经历了三次革命：从口述文化到手抄文化，再到印刷文化，而如今风头正劲的多媒体电子出版，则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而这种改变无不凝聚着强大的思想和技术动力。比如，从口述文化到手抄文化的转型，不仅意味着对信息的保存和传播方式发生转变，还使国家（或教会）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观念得以确立。书面文字从一开始便与巫术、天启之类的符号难解难分，后来更是成为“神谕、权力、法令”的载体。在此背景下，书写和阅读被大大神秘化，且只掌握在少数人（贵族、教会）之手，加之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稀有和昂贵，大众不得也没有条件与闻其事，贵族和教会对知识（权力）的垄断从4世纪一直延续到12世纪。随着13世纪大学和学术中心在欧洲各地兴建，这种垄断从“僧侣时代”逐步过渡到“世俗时代”，读写能力的普及使知识（权力）及对它的讨论，从封闭的“私人领域”迈入“公共领域”。15世纪中叶，古腾堡印刷机的发明，标志着社会交流控制手段的改变，以及对既存权力结构的再分配。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过程中，主张进步的思想与反对进步的思想占领各大城市的印刷业，借助小册子、书籍、海报、木版画等印刷品，通过影响和争夺公众以达到推销自己的目的。据此，两位作者认为著名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印刷机是变革的动因”的论断失之偏颇，因印刷机背后的变革思想才是社会变革的动因（况且，在最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并没有发生改变社会的思想革命），但印刷机使思想长上翅膀在区域乃至全球扩散普及，其功莫大焉。版权意识也在技术突破和商业繁荣中凸显出来。作者的身份和经济权利，在具里程碑意义的苏格兰与英格兰书商的诉讼中（1774年）得以承认。该案确定作者为版权所有人，突破了此前由书商一手包揽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判决实现了“一种文本价值诠释的转变”，即对出版物从“功能”（暴露社会不公等）审查到“商品”（将图书视为具备有形市场价值的资产）审查的过渡，这也是对当时国家通过“特许令”控制出版的审查制度的一次冲击。而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大部分国家逐步放松乃至取消对图书的“功能”审查，正体现了权力制衡大背景下书写和阅读民主化、大众化的总趋势。当然，20世纪的复杂与诡异也使一些国家（如纳粹德国）走上愚民、焚书、钳制舆论的道路，还有一些国家则摇摆不定，出版市场繁荣却难掩高品质图书稀缺，“功能”审查可谓阴魂不散。于是我们便能理解两位作者在书籍消亡问题上的看法。无论是口述、手抄、印刷抑或电子媒体，“书”的意义都在于传播信息、普及思想、陶冶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如若徒留空壳而无上述实质，书籍即使不作消亡论，书写与阅读也会失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