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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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民族认同》收录了多篇有关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的论文集，分析了民族认同的建构,探讨了全球化对它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对之重建的设想。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民族国家进行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的过程,其要点在于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的平衡以及文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

书籍目录

代序：进步的观念与文化认同的危机对全球化的理论化全球化、民族文化与文化公民身份四种族群观对于人脑来说，族群是生物“物种”吗?——存在于我们对某些社会类别的认知当中的本质论民族主义与族群认同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重新定位英国身份与不列颠的崩解

前言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被中国人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央，进而也就形成了一种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种以小我扩展为大我的宇宙观。当西方人带着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展示给中国人看的时候，中国人的失落不只是地理上的，还有文化价值与文化认同上的；特别是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时，中国人的这种失落继而转化成了自卑，他们此时不但认为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还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因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试图从边陲再次走向世界中心的奋斗史，也即为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　　我认为，无论是自大，还是自卑，无论是中心化，还是边缘化，导致社会变迁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是政府的作为和外强的入侵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压力，有的时候这两者会结合起来改变社会及其成员的观念。先就政府的作为方面来看，历代政府往往都有其自身的官方意识形态或社会理想。无论是大同的理念，还是和谐的理想；无论其持有守旧的或革命主张，还是作为改良派，抑或传统复兴主义等，都会导致社会变动的方向。尤为明显的是这种变动的方向在西方工业化及科学技术的影响下，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强烈的趋同性。这种由政府出面进行的变迁规划，无论民众认同、欢迎、抵触、或反抗与否，政府都有其自身的行政力量来改造社会或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在中国社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在一个政府强于社会的环境下，老百姓往往要靠父母官来替他们做主。至于外来的强势，是中国由被动转向主动地走现代化之路的主要动力。但在这里，我想把这两个因素悬置起来不加讨论，它们是我下面讨论问题的一个不言而喻的背景。

章节摘录

　　随着这些方面积聚起动力，我们可能看到至少三种要素出现在媒体上。其一，欧洲各国的实践活动越来越可能提供了一个比较点。意大利在贝卢斯科尼政权下是怎样调控媒体的？德国的父亲们是不是比英国的父亲们多一些权利？但是，我们将发现这些冲突是透过特定的国家向度而发生的，这在英国牛肉禁运中清晰可见。其次，也是更加世界性的，媒体有可能传播牵涉到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状。这或许涉及欧洲国家与前殖民地的关系，核武器试验，或者欧洲外交官对世界强国或世界危机地区的访问。最后，在对欧洲的符号表征上，有可能我们将目睹一场持续斗争，一方面是对普遍标准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对具体的民族文化和视角应当保卫的要求。媒体于是日益可能陷入与在一个一致的欧洲共同体之内的民族自主相关的争论当中。　　且把电视搁在一旁，电影工业又怎样呢？目前，好莱坞的电影生产统治着录像、电视和影院电影放映的世界市场。之所以得以成就，依赖大电影制片商使他们的产品多样化，利用了庞大的国内市场，并且敏锐关注技术发展。最近这些年，海外市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产品扩张方面提供了一张“安全网”。特别是，欧洲在这点上成了不断扩大的市场，最大的15个海外市场有9个位于欧陆（Wasko，1994，224）。1992年，美国向欧洲的视听产品出口为37亿美元，而欧共体向美国的同类出口仅为2.88亿美元（Cockburn，1995）。好莱坞的全球统治的秘密在于投资风险的多样化。比如，派拉蒙（Paramoount）的商业利益包括电影拍摄、电视节目和有线电视台，还有图书公司如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体育运动队如纽约尼克斯（篮球）队和纽约游骑兵（冰球）队等。近来我们也已观察到更灵活的生产形式的引入（这导致在伦敦制作像《蝙蝠侠》这样的电影，就是因为那里有杰出的特效制作团队）以及合作拍摄公司的出现。这些策略与欧洲不再努力调控美国电影的发行关系很大，跟它们的经济效益也同样相关（Wasko，1994；Lash and Urry，1994）。这并不是像有些人暗示的那样，以为这是个简单的单向关系，英国的民族文化表现被美国的廉价品窒息了。英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披头士合唱队到《弗尔蒂旅馆》，都成功地输出到美国。不过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联合大企业左右着这一关系，这是无疑义的，而且也有充分证据表明，在美国大受欢迎的带有英格兰特性的影像，都带着一种岛国性质：白人的、离奇古怪的、被压抑的（Murdock，1989）。那就是说，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当代影像文化说明了一种全球的主体间性疆域，那是建立在文化交流的误认和不平等形式基础之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像好莱坞的电影，欧洲电影作品的80％从未离开过它的出产国（Wasko，1994，226）。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障碍，好莱坞对电影发行的支配，还有大多数欧洲电影作品的文化特异性。这些因素在英国尤为显著，在那里，政府政策、美国宰制和观众人数下滑合在一起，破坏了英国的电影工业.电影票房征税制度（EadyLevy）的取消，操纵英国电影提成的发行商的必要条件的废除，以及国家和商业资源的枯竭，都解除了对国内市场生产的管制（Hill，1993）。如我前文所示，英国已经从电影生产者转变成丁专业化技能和实景地的供应者。这将电影带人了跟电视，跟第四频道（它有公共服务的方面）更密切的关系中，后者在电影制作的组织里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英国电影公司，如百代（EMI）、金鸟冠（Goldcrest）和维京（Virgin），它们在1980年代的倒闭意味着，到工989年，第四频道作用陡增，投资了英国出品的差不多一半电影。如果你考虑到好莱坞的大公司也控制着发行网络，电视的解除管制有可能给第四频道平添财政压力，这时候情形会进一步恶化。　　这些发展很要紧吗？的确，有人可能反对说，电影像电视一样，不过是娱乐而已，尽管当然地，英国电影工业的崩溃令人贻羞抱憾，毕竟它可以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作出贡献。但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制度、文化与价值间的交互联系，是漠视我们形成认同和承诺的方式，也是把文化看得太过功利。我的意思不是说，英国应该密封它的边界，重返战争年代的美好往昔的民族主义电影院特征。美国电影的流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批评性功能，它们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觉得难以启齿的有权势的位置。即是说，当主流日报继续歪曲地描述黑人的时候，仅仅指出独立的黑人报业的兴起是不够的。　　最后，在欧洲层面上，最近人们谈到了要创造一个欧洲的公共领域。这里的想法是，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在民族国家的层级上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的文化，那么跨国的政府机构也能够在欧洲层级上发挥同样的功能。如菲利普。施莱辛格（1993）和凯文。罗宾斯（1993）所认识到的，欧洲政府很可能在将来的媒体系统调控中变得日益重要。不过，这样的技术官僚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文化认同不可能被欧洲官僚机构的政策需要所禁止，而且出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公共服务广播很可能继续同民族国家拴在一起。其实我倒认为，保护欧洲认同、躲避美国化威胁的最佳途径，就是欧洲政府致力于保护国家公共服务广播系统。这在日后可能证明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像鲁珀特.默多克这样的媒介巨头统治力日渐增长，而试图在国家层级上进行调控的那些人又感到无比艰难。　　所以就电视而言，它最近的将来还处在民族层次上，与此同时它的当务之急是表达一种比它迄今为止所能实现的更加文化多元的民族文化。为了这个目标，公共服务广播应当受到力图服务于多样性的民族共同体的成文权利和义务的保护。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里，它应当与欧洲其他的公共广播系统缔结联盟。这将潜在地开创跨国合作与行动的前景，那可能带来信息的交流，联合计划，以及建立能超越民族国家的极端排他主义野心的一种制度性疆域的方法。　　如其不然，我也愿主张，一种较为明达的欧洲公共领域正在创建，这很少是通过文化内聚力的强加，更多的是通过对欧共体政府的议论。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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