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作者简介

《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作者在1986-1990年对山东省三个村落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各个社区对改革作出的迥然不同反应，并详尽地剖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北方农村妇女地位、生产活动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这一研究表明，尽管在家族领域甚至在家庭企业中妇女的境遇已大为改观，但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尤其是在村政府和村级集体企业中男性仍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主要职位，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性别与权力关系在婚姻家庭、就业、参政、社会组织与网络等诸多私人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运作与流变。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导言：关于德行

第二章 分地

第三章 村办企业

第四章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第五章 “户”：在国家与家庭之间

第六章 妇女与能动性

第七章 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表格

有关量度与家庭术语的解释

引用的文献

注释

索引

编辑推荐

　　《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是关于研究“中国北方村落社会性别与权力”的专著，书中系统分析了各个社区对改革作出的迥然不同反应，并详尽地剖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北方农村妇女地位、生产活动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　　《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前言

　　惟有田野工作者的姓名出现在标题页的惯例，是人类学著述中经久来变、令人困惑的事情之一。就像跨文化理解的任何一项努力一样，造就了本书的这一研究是一项共同的事业。我最深切地感激中国北方三个村落——张家车道、前儒林和槐里的村民们，是他们接纳我走进其社区，并帮助我去理解其生活。他们的慷慨大度兴许是本书任何有价值之陵的源泉。我想他们将会发现，我在这里所撰写的只是对他们生活之丰富性和勇气所作的一些平淡的思索。　　这项调查的主管机构或者当地政府至少有一名官方代表陪同我前往每个村。他们每个人分别从社会学职业、从妇女工作或者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每个人在协助此研究上也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此外，每个村的领导代表均不惜花时间为日常的研究进程做了安排，并且常常投身其中。每当遇到麻烦以及因我的在场而引起工作负担倍增时，所有这些官方陪同都很乐于助人。　　这项研究的完成得到了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的一系列资助：该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年和1987-1988年的交流资助；该委员会1986年的一般研究资助；给西安大略大学（1987-1989年）和马尼托巴大学（1989-1992年）的加拿大研究奖学金以及该委员会1990-1991年的研究资助。加拿大研究奖学金是由西安大略大学和马尼托巴大学的大学捐赠基金的配套资金和马尼托巴大学的校友基金支持的。在中国境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山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山东省妇联及山东省各级政府均提供了帮助。

内容概要

朱爱岚（Ellen R.Judd），加拿大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在加拿大的不列颠歌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之前，于1974－1977年间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就读。后在加拿大多所大学任教。目前是马尼托巴大学的人类学教授。1986－1995年她在山东省进行田野研究，并据此撰写了两部著作和若干论文。两部著作分别是斯坦福大学1994年推出的《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和2002年出版的《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运动》。她还主编过《中国改革时代的农村妇女》（《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杂志1999年专刊），并合编过《从事发展事业的女权主义者》（Zed出版社2000年）。基于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她还就中国南方各地（主要是上海、湖南和福建）戏剧中的文化生产问题做过研究。她目前正致力于中国西部农村流动、社会性别、社区结构与妇女网络的一个田野研究项目。

章节摘录

　　尽管盛行的文化规范强调家庭成员住在一起以便照料年长者，但老一辈通常在年轻一代以结婚为标志的成年期之后继续为后者提供支持。这个领导本身大约60来岁，他认为住在一起增强了青年人的依赖性，因而是不合乎需要的。他将分家同解散集体以及同结束共同消费而没有直接经济刺激的机构化集体实践（即众所周知的“人人吃大锅饭”）相提并论。他认为，将集体分解成较小的单位增强了人们的责任心，并提高了生产率。同样的道理，将大户分成核心家庭户将降低依赖性，并增强了青年人的进取精神。该村的新住宅供给计划提供了在面积上适合核心或小型主干家庭的排房。据这位村干部说，这项住房政策旨在直接促进小家庭。户可以正式分开，但依然紧挨着住，并共用一个院子。假如其成员愿意的话，实际上依然可以保持一个单一的未分之家。在空间上不同，但社会方面类似的一种替代方法是，人们不必另造一屋而将密切相关的各户安排在他们不同年代建造的排房的前后。同样，在前儒林和槐里，一户有可能拥有空间上分离的两处住宅。　　张家车道鼓励小户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对老年人的幸福缺乏关心。村里执行儿子赡养父母的法律要求。它也按该村的平均人均收入为没有任何子女照顾的老年人提供住房与财政支持。1981年生效的修订后的婚姻法也要求女儿依法赡养父母，但这并不被认为是按针对男性的同等意义来实施的，因为女儿可能已生活在其父母村庄的界限之外。张家车道的一位老年妇女同她在另一个省份城里的已婚女儿住在一起，这样做还得到了村里提供的经济补助。当然，住在村里的儿子假如不赡养其父母的话，就会受到惩罚；而村外的女儿假如赡养父母则会得到经济上的补助。　　在这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性别差异涉及尚未嫁到村外的女儿们。村领导班子已部分诉诸村内通婚，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们就为每对无儿父母的其中一个女儿促成这种婚配。张家车道过去有过出自真正爱情的村内通婚，就像“倒插门”一样，已开始被看做是照料老年人的一种良策。槐里对于照料无儿户的父母也表现出了促成村内通婚和从妻居婚姻的类似迹象。而且，村级官员也主动参与安排这些婚配。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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