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的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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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2-4-19
ISBN:9787108039736
作者:张承志
页数:358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近几年张承志不断问学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竭力突破已有的书本学问，挑战个人情感体验与文字表述的极限，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毫无做作、不追逐潮流、贴近人类进步的脉搏、探索艰难时刻的人类良知的道路。所收文章涉及蒙古史、游牧文化、伊斯兰文明、中亚研究以及建筑、考古、植物、方法论与思想史等领域，每一篇文章都针对一个学科问题。尽管写作笔法是诗化和散文化的，但却是基于严格的实证态度，结合实地考察、田野调查、各相关语种的历史文献查阅，进行严密的推理和论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
读《元朝秘史》时，作者感到，“一道战争即是生产、强夺残杀即是壮举的道德思想的光，贯穿于对历史事件的平静叙述之中”。在《一册山河》中，作者以学者兼勘探者的眼光来讲述关于地图的故事，地图在他看来，“实现旅行依靠的是人的热情和能力。一点不错，是在人生中实现有意味的长旅的痴迷热烈，以及在人间世界交往结识判断决定的种种能力。缺少了这一切，拥有再好的地图也不过是一张废纸；但是，在这种热情和能力的支撑下，地图确实会提供巨大的灵感”。于是，作者带着地图给他的灵感，发现了阿勒泰崇山峻岭中那条石头铺就的古道。
书籍目录
自序
上辑
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
公社的青史
历史与心史 ——读《元朝秘史》随笔
一页的翻过
一册山河
荒芜英雄路
水路越梅关
弯提尼•无花果
石头的胜利
从象牙塔到吐鲁番
火焰山小考
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
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俞伟超师《考古学是什么》序
文明的入门
逼视的眼神 ——肖像摄影中“添加的解释”
投石的诉说
鲁迅路口
下辑
向常识的求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0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凡生命尽予收容——从祁连山到积石山
掩卷追怀亦邻真——兼以纪念翁独健师诞辰一百周年
波斯的礼物
咖啡的香味
秘籍《热什哈尔》解题
为泥足者序
四十年的卢沟桥
两间余一卒
格拉纳达以南
“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
泉州女•陶醉的鸭儿看
金卷银卷阿凡提
桃花源里的门宦
他者的尊严
“归亚”的方向
地中海边界
内容概要
张承志，作家，学者。
1948年秋生于北京。1968年起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放牧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
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八十余部。
章节摘录
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 人文地理这个概念方兴未艾。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另一些与它的概念界限并不清晰的学科。做些梳理和检讨是必要的，因为流行的概念里最易存在方法和道路的迷乱。很久以来，扎实的体验和席卷的思潮之间，一种模糊的矛盾已经存在了很久。沿着感性的思路会议论到一些学科，它们都与人文地理的标签多少有关。它们都以人群、以人正存活其中的环境为对象，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但我们不求全面探讨，我们只想琢磨从学院以及从社会所获感受的差别。眼下尚未起步，道路的思考，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这些学科大多不打实证主义的基础。它们立论很大胆，概括、理论、甚至对社会或人群的体系构建都成立得相当迅速。不用说与考据学相比，它们和一切求实派都区别巨大。因为那些学科只确认具体或个别的点滴，只根据已有的残存尽可能复原历史的一隅，而我们议及的这些与人文地理近邻的门户，要的就是解释和体系。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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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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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所言常识的求知，于我们许多人而言，是一种熟悉与陌生的交织。普世的价值观念与完整的知识体系，谁都自以为了解，可真探究内里，却会发现离题颇远，原来的认识掺杂太多的误解。如著名的《鲁拜集》，五四时期的文人学者极喜将其翻译成汉语，但成果如何呢？同一首“创造世界”，胡适译“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打破”，徐志摩译“爱啊！假如我能勾着这运神谋反/一把抓住这整个儿塞尘的世界”，事实上，对于古波斯人来说，自比或取代造物主是不可想象的，欧玛尔•海亚姆全无此意，“在暧昧的诗行之间，在类似的概念之间，有着一种最后的界限”。胡适、徐志摩所本为英国菲茨杰拉德的译文，与波斯诗人原作不免隔膜，文化嗅觉在此失察。若说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的拓展，即使是提倡客观的科学性的胡适博士，亦一叶障目，画地为牢了。《常识的求知》涉及蒙古史、游牧文化、伊斯兰文明、建筑、考古、植物、中亚研究、方法论与思想史等领域，似乎距离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识远矣，但如果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那常识的面目就会被拂拭得清晰许多。张承志对这些领域的论述与探究，是有着一种坚执的，他努力于自己的信念，虽然明知“它们显然远远游离出了眼下学院的模式，一副异端的面孔”。如关于五四的缘起，众所周知是因为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欺侮，但国人忽视了巴黎和会首先是“西方阵营瓜分对奥斯曼帝国五百年征战攻防的胜利的庆功会”。奥斯曼帝国的消亡，实质上与中国具有唇亡齿寒的关系，而“中国报名加入的阵营，本来就以吞噬中国为大计”。对阿拉伯社会与文化的常识缺乏，致使不仅是普通阶层、乃至知识分子也懵懵懂懂，自己被打包卖掉，还喜滋滋地帮着数钞票。当然，这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势利倾向，全盘接受强者的价值逻辑，培养出对弱者不屑一顾的歧视，哪怕自身本就属被欺凌的阶层。有着对常识的清醒认识，张承志敏锐地感知着习以为常处的错漏与罅隙。在悼念苏珊•桑塔格时，他一方面认为桑塔格是一位值得纪念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指出她对他者的尊严之漠视。桑塔格是勇敢的，在其国内的确经常遭到攻讦，但她的立论点仍扎根于“西方话语的堡垒”，这导致其言论虽惊世骇俗，却同时存在与“穷朋友们”的极大隔阂。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持自信的态度，但自信中有不言而喻的傲慢，严重时以救世主自居，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第三世界的穷人们，其正义性不证自明，不必顾及他人的感受，强加亦无妨。而人的尊严，是文明之为文明的表征，如果漠视之，那任何自以为正义的言说，也要大打折扣。若想矫正这些扭曲的价值观、对民众权力的侵犯、知识分子的异化，寻求之径当为对常识的探究。而张承志的求索，“距离职业化和炫耀的标签”很远，“教室早已更换场所为山野边疆；同学和师长的阵营里，不觉间也挤满了农民牧民”，他关注蒙古史，也探讨草原上曾经存在的公社的前世今生，以及游牧文化在工业文明侵入时面临衰退的境遇；以手中丰富的地图收藏与亲身实地勘察相印证，以植物的地域栽培演变推导中亚文明的波折起伏；兼顾地理语言宗教等因素，理解一片“凡生命尽予收容”的土地；以历史与文献为线索，揭示我们对另一种文明的误解与熟视无睹；对旧藏典籍的重新解读，唤起文化的尊严感；纪念昔日的独立思想者，见证现今时代的吊诡境遇。张承志所求知的，恐为不少人认为有异端的嫌疑，但事实上是真实存在的文明，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为我们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探索与研究，是对“言必称希腊”的一种反拨，在“山野边疆”，在主流的边缘处，自有真实的常识存在。这一切的可贵处，是与知识分子的异化潮流反衬而出的。当下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变体”频出，如“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专家（砖家）”等，各种名词或被打上大大的问号，或直接被嘲讽拍砖，反映出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分化，及遭遇公众的严重信任危机。虽然任何事物都不可一概而论，但此阶层的异化现象却惹眼地跳入公众的视线，这其中有公然为权贵阶级逢迎背书的，有频繁于媒体之上高谈阔论所有门类的话题的，有违背学术原则斯文扫地的，不一而足，不仅是公众大表质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不耻与其为伍。而价值观的异化当为所有扭曲现象的基石，单向度的价值观独大，精英意识严重、视民众为“可教育对象”，以学院化规范画地为牢排斥异己等，种种怪象共舞于纷繁的时代中。在此种情形下，张承志对常识的求知可谓行走在一条荒芜的路途上，没有看得到的利益，没有热闹，连喝彩也难得听到几声。他探究的领域与问题是少人关注的，并非是重要性匮乏，只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因素，这些文明与文化被疏离到边缘的位置，为知识界所忽视或漠视，公众也缺少渠道获得了解。张承志虽自言自己的文章“一副异端的面孔”，但我们看到，他的求知是对常识的纠偏，也是与民众平等的双向交流，以及对其文化权利的尊重。 -
《鲁迅路口》（《常识的求知》169-181页）一气读完以后，竟激起千头万绪。张承志这篇文章写得相当流畅，显然作者本人也沉浸在一种长期萦绕的情绪中，很多话也许反刍了很多回，才凝缩在一篇十来页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鲁迅的日本留学经历意味着什么？“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陈天华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在争论。……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逐渐地，我心里浮现除了一个影子。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张承志也许发挥了太多的想象，而想象毕竟只是想象。在他的想象里还有一些先验的价值判断。比如革命派在道德上的完善和优越，以及与之相伴的非革命派的鲁迅终其一生感到的耻辱和沉重。——历史的现场也许并不如此黑白分明，所做选择的重量并不决定于死或不死。当然，张承志也敏锐地看到，或者，是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鲁迅的了结，无法做得轻易。其实即便没有那些街谈巷议，他与周作人的分道扬镳也只在早晚。虽然后来人们都把陈天华、秋瑾、徐锡麟挂在嘴上，而唯有他深知他们的心境。从陈西滢到徐懋庸，他的敌手并没有这种心理。那些人内心粗糙，睡得憨熟，不曾有什么灵魂的角力。而他却常常与朋辈鬼类同行，他不敢忘却，几倍负重，用笔追逐着他们。”竹内好所说的鲁迅的“回心”时代，恰恰就是鲁迅的留日时代，恰恰就是看杀的经历。而竹内好本人，孙歌先生认为真正懂鲁迅的人，又是有着实实在在侵华经历的日本人。孙歌先生学术上的重大转折也在日本时期，写下这些文字的张承志也有较长的留日经历。在中、日之间生存的人，不同于在同一文化中悠然生活的人，也不同于完全在异质文明中生活的人（如留美派）。这种“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感觉，在近代以来的留日知识人中间，不知会有多少回音？起码在我胸中有一个很沉重的声音。 除了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恩怨（主要是怨），日本的文化性格恐怕是造成这种“文化间”感觉的最为基础的要素。竹内好孜孜以求的日本历史的主体性，丸山真男纠结的“古层”、“执拗低音”，虽然思维层面不同，却都绕不开日本文化是否具有独立的主体性这一基本命题。江户时代中期以后逐渐高涨的国家意识和单一文化的想象，又在近代化的浪潮中被扭曲，同时表现为对外的侵略欺侮和对内的纠结压抑。在中国这方面看来，日本自古就是被中国优越文化影响的“夷”，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吸收了西洋文明的精华而迅速发展，反过来鄙视欺负文化上的恩人，是典型的“儿子打老子”。怀抱简单逻辑的人当然可以高枕无忧，却无法改变现实的对立和僵硬。然而这一困境是否真的不可解？江户中期以后日渐狭隘的日本儒者和国学者，恰恰都在同一层面思考，是真正的“共谋”关系，因此会提出“如果孔孟来攻日本”这样荒谬的命题。他们以前的知识阶层是不是都如他们以为的那样，没有清晰的国家观念，甘愿做大陆文化的附庸？如果不在近代逻辑中思考，或许，这本来就只是个伪命题：如果本来就清楚，那自然不用分辨。如果本来不自卑，何必侮辱他人和纠结自己？孙歌先生有一篇很重要的论文《日本汉学的临界点》（《主体弥散的空间》215-246页），虽然有一些具体的点，我觉得还是写得太模糊了，但文章标题就揭示了非同寻常的视点和深度。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几段，她写道：“当他（竹内好）思考日本汉学的问题点时，他亦在思考近代日本的文化范型问题。……竹内清醒地看到日本汉学不是孤立的，它之所以改头换面得以‘不死’，是因为它的奴隶根性与日本文化的奴隶根性恰恰合拍，而这种奴隶根性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竹内好一生致力于摧毁它，他推崇鲁迅的因由也在这里。”我想到的是，与其说日本汉学具有临界性质，不如说日本这种长期倚赖吸纳外部文明建构自身的文明形态，本身就具有临界性质。这种临界性会使生活在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文化间”人接受到不同程度的放射能——尤其是当他们被置于近代语境时。回到《鲁迅路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张承志提到的终身无法治愈的留日体验，根源就在于这种无法用任何现代逻辑说清楚的文化问题。但同时，这种体验也催生出了深度、维度都全面超越同时代人的鲁迅，以及竹内好。在今天，如孙歌先生，如张承志，他们的文字对我而言同样具有魔力，或许也是因为他们的基底同样是这种“文化间”的心境。在文章的最后一节，张承志写道：“这个站的车牌很有意思。好像整个绍兴的公共汽车到到这儿来了。每路车都在这个路口碰头，再各自东西。一个站，排排的牌子上漆着的站名，都是‘鲁迅路口’。这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象征，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却都拥挤在这儿。”学问的路口，人生的路口，或许都如是。如同当年的鲁迅与秋瑾，或许有做出同样选择的机会，但毫厘的不同，就是截然而永远的不同。 -
《常识的求知》里的“一些干巴老头子”张承志先生写过一本《金牧场》（作家出版社，1987），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但远不如《北方的河》那样出名。《金牧场》包含了好几个故事，其中之一是讲述主人公在日本东京“中央亚洲研究中心”访学期间，与中亚古文字学者平田英男合作，借助平田“精湛的语言学能力”，以及主人公“十几年浪迹中国北方的体验”，解读并译注中世纪蒙古语译本《黄金牧场》。张先生后来对《金牧场》很不满意，把它删改成《金草地》（海南出版社，1994），被删的正是日本访学故事。 这段故事应是取自张先生1983年5月到1984年6月在东洋文库进修时的经历。张先生曾是内陆亚洲史的圈内人，念过翁独健（1906-1986）的硕士，认识榎一雄（1913-1989）等东洋学权威。出于种种原因，他很早就告别了体制内的学者生活，但却一直尝试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不断撰文反省自己所从出的实证史学。这些反省文章最近重新结集为《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细读此书，我们可以发现《金牧场》日本访学故事中出现的各种学界人物的原型以及张先生对他们的评论，虽然这些评论并不总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和逻辑的推敲。 平田英男、山田信夫、護雅夫和梅村坦 张先生在《金牧场》里是这么描述平田英男的： 平田总是用一个大尼龙兜子塞满各种活页夹子，甚至永远在那兜子里塞一本克劳森爵士（按：指 Sir Gerard Clauson, 1891-1974）的《前十三世纪突厥语词源学辞典》（按：指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1972）。平田总是旁若无人地在酒场摊开他的功课。他一直觉得平田那种旁若无人地在酒馆翻克劳森辞典的派头极帅…… 平田是一个真正严肃的学习家；除了母语之外能读英、法、德、俄、汉、土耳其、古突厥、阿拉伯、波斯一共九种文字，当然最得意的是英语和土耳其语。 平田身上大概综合了山田信夫（1920-1987）、護雅夫（1921-1996）尤其是梅村坦等日本几代突厥学家的特征。梅村是张先生的朋友，他们经常互相帮助翻译对方的作品。张先生翻过梅村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吐鲁番考古记〉所收回鹘文古文献过眼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 年第十五、十六期），梅村则译过张先生的《王延德的高昌——北庭经路考》（《亚非语言文化研究》，1981年第22号）、《蒙古大草原游牧志》（朝日新闻社，1986）和《殉教的中国伊斯兰》（亚纪书房，1993）。 初到日本时，张先生参加过UNESCO举办的暑期土耳其语基础讲座，显然是要为学习古代突厥语，进而研究突厥学打一个基础。正如他在《从象牙塔到吐鲁番》（《常识的求知》，第105-111页）一文中所说：“曾经那么久，我一直把这个领域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相当正式地摆开架势，向它的基础语和古代语进攻。”《从象牙塔到吐鲁番》就是关于山田信夫三卷本遗作《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梅村坦为编辑之一）的书评。 在这篇文章里，张先生谈到日本中亚史语学巨擘羽田亨（1882-1955）和中国回鹘文研究开创者冯家昇（1904-1970）论著中的两个错误： 在数十年的攻读中，有过不少花絮轶事。比如日本西域学术泰斗羽田亨曾发表《回鹘文女子买卖文书》，后来被严厉驳正。因为他把“葡萄园” （borluq）一词误读成了“女子”（blk？），买卖问题变成了奴隶问题。无独有偶，我国冯家昇先生1961年所著的《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虽是开创之作，但他把“我的儿子们”（oγlan-lar-m，即oγul-lar-m的古代语形式）错译成可以驮载人夫的“乌拉马”，把整整一篇“赎身”文书误读成了“卖身”文书。 这样的故事，若是让阿凡提知道了，无疑一定会被编成笑话。高深学术对日常生活的无知比比皆是，这是无法辩护的。但是一笑之后，如果认定学者就是白痴，则更是毫无道理。教训大概主要是，熟知母语的人不懂古代书面文字，而识文断字的人，胸中并不拥有自然的语言。（第107-108页） 我们都知道，用于拼写古代突厥语的回鹘文字母复杂难认，在辨读时稍有不慎，就会错读或漏读笔画。羽田亨正是错读了回鹘文的笔画，把 “borluq”（葡萄园）认成了字形接近的“blk”（女子），“严厉驳正”他的人就是護雅夫。不过张先生不提羽田致误的直接原因（错读回鹘文笔画），却指责他犯错全是出于“高深学术对日常生活的无知”，或“胸中并不拥有自然的语言”（指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现代突厥语），这样没有切中问题要害的批评反倒是“无法辩护的”。 冯家昇的例子，问题更多。第一，《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初刊于《考古学报》1958年第二期，张先生将发表时间误作1961年。第二，该文不全是“冯家昇先生所著”，而是冯家昇同苏联突厥学家捷尼舍夫合撰的，在署名上捷氏还是第一作者。如果该文有错，账不能只算在冯氏一人身上。第三，捷、冯二氏的错误同羽田一样，在于错读了回鹘文笔画，把本该是oγlan（男儿）的词误看成ulaγ（驿马、乌拉马）。最早指出捷、冯误读回鹘文的正是山田信夫。山田当时看不到契约原件，他依据的还是捷、冯二人论文所附有点儿模糊的照片。 张先生早年写《元代畏兀儿人内部状况》（《民族研究》，1983年第五期）的时候，已经知道羽田亨和冯家昇的这些“花絮轶事”。他当时就把冯的错误定位成“错译”而非“错读”，认为“其研究自然无法参考了”。到了写《从象牙塔到吐鲁番》时，他就根据往年读书治学的印象结论到“回鹘文献的解读，不是靠写本和照片有多么清楚，而是靠懂多少现代突厥语”。但是，比起懂更多现代突厥语来，写本和照片的清晰，不正是正确识读回鹘文，从而正确翻译古代突厥语文献的首要条件吗？另外，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强调懂得现代突厥语会有助于理解古代突厥语，“活的生活可以指导古代研究”，也容易走上“以今训古”的危险道路。 羽田亨和耿世民 《金牧场》主人公的脑海里，经常回响着一个中国老教授说的话：“从甘肃到土耳其，所有的现代语我都懂。”这位“躺在一张破竹椅里的头发灰白的古代突厥语大师”，原型应该就是耿世民（1929年生）。张先生《文明的入门》（第141-151页）一文所评，就是耿世民所译羽田亨的《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但此文初版却是评论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弘文堂，1931），并且提到耿译《文化史》就是《概论》的译本。但经著名旧书网站“布衣书局”的网友八百民指出，耿译《文化史》的底本并非《概论》，而是另外一本《西域文化史》（座右宝刊行会，1948）。《西域文化史》是羽田根据他于1936年在岩波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央亚细亚的文化》增补而成，该小册子还有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年1月初版的张宏英汉译本，收进“史地小丛书”。1992年，日本东京平凡社曾将《概论》和《文化史》二书合璧重刊（东洋文库第545种），由间野英二撰写解题。中华书局2005年9月所出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就是依据平凡社重刊本的架构，收进耿译《文化史》（有修订），以及耿氏新译的《概论》（民国时还有钱稻孙和郑元芳的两个旧译本）和间野英二的解题。 张先生在新书的一篇附记中感谢了八百民，并且对原文有所改动： 糟糕的是：记忆中在民族所时我读的应该是《西域文明史概论》，而写作这篇书评时手头却只有耿世民的汉译本《西域文化史》。我至今无暇去把两本书都找来再读一遍。考虑再三，决定稍改文字，把评论的对象换为《西域文化史》——不仅因此书的耿译本易找，更因我的文章，说到底，不过是借羽田言其他。（第 150-151页） 身为著名作家，张先生有错就认，态度非常好，但问题是他这么一改，有些地方改得不够彻底。比如第143页第三行，留着一句“人悟到《概论》的目的”，还是在说《西域文明史概论》。另外，《概论》出版于1931年4月，照文章原来的版本，自然可以说“此书面世的那一年，正值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 ‘九一八’事变”（即钱稻孙《概论》译本所说“突然起了至不幸的变局”）。但是，如果将评论的对象改为1948年出版的《西域文化史》，那么还保留着“此书面世的那一年”，就矛盾了。 正如张先生所说，他这篇文章“不过是借羽田言其他”，但在对待羽田时似嫌不够公正。张先生未必不知道，不论是《概论》，还是《文化史》，主要都是概述伊斯兰化以前古代西域的语言、人种、宗教和美术，阐明东西文化或文明的交流。这是羽田的专业，是他最熟悉的领域，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关于这方面资料的知识，幸而无大缺陷”。至于伊斯兰化以后的时期，不是羽田的专业，所以在《文化史》里只是稍稍讲到，而在《概论》里只提了一两句。这是他治学严谨，并非故意忽视。可在张先生眼里，这似乎成了羽田的罪状： 优点本身也附生着缺点。入门书梳理了种族和语言的隐藏脉络，讲清了从祁连山到阿富汗的古代经纬，但它们没有说——这经纬铺衬在今日文明的底座上。不如说恰恰入门书关上了门：一道道学问墙挡着，背后是死语的迷宫。谁能学会那么多古语言呢？人们因无从入门而失望，于是淡漠了对鲜活文明的兴趣。（第 143页） 这简直就是在责备羽田为什么没有完成他从未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了。羽田亨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伊斯兰化时期的中亚，但他的孙子羽田正（1953年生；《上海书评》第193期有对他的访谈）却是中亚伊斯兰文化和历史的专家，羽田正的父亲羽田明（1910-1989）也是中亚历史学家。这就是张先生说的致力于中亚文明解读的“羽田家三代父子”。 夏目教授和小泽重男 在《金牧场》里，主人公曾旁听一位夏目教授讲授中世纪蒙古语。夏目教授的原型应即日本蒙古学家小泽重男（1926出生，他的《中世纪蒙古语诸形态研究》有汉译本），因为张先生于1983年曾在东京外国语大学旁听过小泽讲《元朝秘史》，但小泽不一定同夏目教授一样为部落民出身。张先生求学时使用的《元朝秘史》，是白鸟库吉（1865-1942）的校本，蒙文转写本与汉文刻本同印，极便于查阅（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第260页）。 小泽的代表作是八册《元朝秘史全释》，其中将《秘史》原文还原成畏吾体蒙文。中国蒙古学天才学者亦邻真（1931-1999；早年使用汉名林沉）正是在看到小泽的工作后，才决定重拾旧业，出版了《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张先生的《掩卷追怀亦邻真——兼以纪念翁独健师诞辰一百周年》（第200-210页），比较了小泽和亦邻真在学问上的高下，但结论显然对小泽不利。但亦邻真在写《〈元朝秘史〉及其复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的导言）的时候，把小泽的书称为“《秘史》研究史中的一块碑石”，对日本同行倒是表示了足够的尊重。亦邻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建议大家去看他的老友和同事周清澍的回忆文章《忆林沉》（《学史与史学——杂谈和回忆》，第161-173页），我想肯定比张先生的“掩卷追怀”更加可靠一些。 以《金牧场》中被删的故事为指南，来搜读和评论《常识的求知》，感觉有点儿像张先生那些个羡慕他复印过尚未发表的大谷中亚探险队藏品的朋友（《东本愿寺》，《秘境》第186-188页），肯定会让他大不以为然的。无奈我只对张先生当年在京都逆着人流穿过古迹公园，在那些阴森森的研究室里会见过的干巴老头子们感兴趣，这种不上道儿的趣味还请张先生多多原谅。 ■延伸阅读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张承志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月第一版（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8/5/837459.shtml）
精彩短评 (总计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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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文笔没有原来犀利了。 -
开卷有益，非常喜欢！ -
内容一般。。但三联的书还是漂亮。。就是寄送没怎么保护好。 -
大杂烩有损整本书的格调，怎么讲呢有些过于武断了。 -
张承志老师的书,品质有保证! -
读好书的孩子一定能从书中找到生命的力量！ -
和《文明的入门》中有重合，大部分也都是旧稿重读。把散文和学术文章杂糅在一起做，这是这几年张承志的一大特质吧。但是哪怕最严谨的考据，都不抛其“异质”的立场，尤能让人血脉贲张 -
在南京學人書店淘到了這本書，因張和我老爹喝過酒，特購買一本以懷念我老爹。僅此。 -
忘记的快乐，是永远的快乐！ -
“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2013.9.26./ 能够吗？文学与学术似各有所能。2016.12.16. -
目前看到的张承志散文最好的选本。《水路越梅关》，《鲁迅路口》尤其出色。 -
曾经读过作者的《黑骏马》，那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书还没有细读，但质量不错，三联的书，一直是我所推崇的！相信三联，相信张承志 -
值得放在枕边的一本书，耐读。 -
几乎被我忽略的一本好书。张承志、韩少功等人的确是中国当代最有创造性也最深刻的作家。可惜，这个时代不属于他们。正如他们不属于这个时代。 -
张承志构建思想体系的努力成果 -
具体的地理学考证则完全读不懂@@ -
第三世界的视野，基于底层的文化立场，弥足珍贵 -
《读书》 -
感觉读到的是一种地理的真相。。因自身太粗浅，不能了解其万一。 -
断续看完，许多篇章以前也读过。张超过同时代很多学者，提出许多有意思的想法，比如1985年的就写的心史一篇，还有波斯文化的意义等，写祁连山都积石山、泉州、梅关等篇，都是好文，遗憾的是很多想法浅尝辄止，没有展开。 -
历史即心史 -
张承志的书是必收的。 -
文以载道，文是好文无疑，道则带着作者巨大的偏见和武断。虽然是为来自被他称为“被严重歪曲”的伊斯兰世界发声，也许不这么偏激就没有震撼力，但这种说话方式其实根本无助于读者接受他的观点。对于想了解未知的伊斯兰世界的我来说，不无遗憾… -
鲁迅那篇不错 -
写与画，都令人神往 -
“人们掩饰真实和心情的能力，简直就和他们的文明本身一样奥妙。” -
真是又红又绿的典范，狭隘的三观和不加节制的长句使用，读起来实在太让人生气了。书名又是常识又是学术的，然而事实上写一些非常主观的内容，并且带着毛时代的腐气和穆斯林的隐秘的偏激。曾经写河所体现出的文字驾驭能力，也在装腔作势中消失殆尽。 -
定本 -
帮朋友买的，他还没来得及细读，初步意见是可看。 -
学术味浓了些 -
居然看出快感来 -
张承志，大家。 -
第一次系统读老张的散文，感觉中文实在太差了，不理解为啥这么多人追捧他。显然大家都是对的，只有我有病。要不是事先知道稿子是老张的，估计编辑会动大手术。。。给4星只是因为老张以前毕竟是圈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