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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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ISBN:9787532084531
作者:许纪霖,田建业
页数:500页
作者简介
《杜亚泉文存》主要内容：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
书籍目录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代序）王元化
哲学与思想
无极太极论
物质进化论
伦理标准说
接续主义
社会协力主义
爱与争
矛盾之调和
精神救国论
精神救国论（续一）
精神救国论（续二）
论思想战 理性之势力
策消极
死之哲学
游戏与人生
哲学、人生及人生哲学的意义——《人生哲学》绪言
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人生哲学》
第四章 人生问题和人生观——《人生哲学》结论
政治与经济
减政主义 政
党论
革命战争
国家自卫论
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
自治之商榷
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
力之调节
天意与民意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
论政策
政争
未来之世局
今后时局之觉悟
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
中国之新生命
劳动主义 知识阶级之团结
金权与兵权
波海会
《亚泉杂志》序
《工艺杂志》序
消极之兴业谈
中国兴业之先决问题 国内调查
教育与社会
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
国民共同之概念
论中国之社会心理
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
现代文明之弱点
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
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
国民今后之道德
吾人今后之自觉
个人之改革
破除享福之目的
说俭
论今日之教育行政
论今自之教育行政（续）
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
教育之指导
农村之娱乐
东西文化之研究与论辩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
差等法
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
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
迷乱之现代人心
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
附（一）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附（二）平佚：《中西文明之评判》
附录
前言
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案亚泉二字为氩、综之省笔。氩是一种惰性化学元素，综在几何学上无体无面，这两个字原表示自谦之意。可是他没有料到，综在今天已成为具有广泛用途的重要元素了。）1903年（光绪三十年）应商务印书馆夏粹芳、张元济之邀赴沪，将其普通学书室并人商务，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王云五《小学自然科词书序》称：经他负责编辑的教科书不下百余种之多。笔者少时读代数所用的盖氏对数表，就是他编译的。）至今仍在沿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不少也是出于他的首创。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所收重要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四篇是他发表在《亚泉杂志》的文章。由于这些成就，人们称他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徐寿以后至20世纪初，成绩卓著的学者。他在主编任上，奖掖后进，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胡愈之回忆在《东方杂志》当编辑时说，曾得到他的细心指导，并称他是忠厚长者，治学严谨，办事踏实。（见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务印书馆》） 1911年（宣统三年）至1920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志》笔政，前后凡九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除主持编务外，他还勤于著述，著有《人生哲学》，译有叔本华《处世哲学》。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达二百篇。其中有些文章，今天读来，仍有一定启迪作用。后人在他去世后，曾对他作了中肯的评价：“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蔡元培也说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书杜亚泉先生遗事》）。他在胡适以前，首开以科学方法治学的风气。虽然今天看来，科学主义不免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少弊端，但他在运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问题时，却比今天一些号称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青年学者，要通情达理得多。
内容概要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解放后所出版的现代思想史论，对五四前后那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未置一词。这场论战就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驾凌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等之上的。翻阅当时资料，我颇觉惊讶，今天有关东西文化的研究，好像还在重复着这场论战中的一些重要论点。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从梁启超到杜亚泉，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调适的变革线索。 ——许纪霖《杜亚泉与多元的五四启蒙》
章节摘录
以上诸说，第一说乃神道设教之意。正以善恶邪正，无可折衷，乃托之于在人类以上者之命而听从之，其意仍杳冥而无凭准。第二说，则当蒙昧未开之时，听其时杰出之一人之所言，以为行为之准则，犹之弟子之受命于师而已，而其师之所以辨其善恶邪正者，仍不能无标准也。此两说者，皆有重外轻内之意。以此为标准，正以未得标准之法，而强立一起点耳。第三以下诸说，或求之于吾心而论其起源，或按之于当世而考其结果，伦理家皆存其说而无定论。 今试以我国先哲之言，比较而参究之。神意之说，小同大异。吾国之学说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日：“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所谓天者，原与神无异，不过指在人类以上而主宰之者言之。但吾国学说，以谓天赋授吾人以为善之良心，人当本此心以行善，故善恶邪正，仍辨之于吾心，非听之于天命也。天意之说，原属杳渺无凭，苍苍之天，非有谆谆之命，据经典而信为上帝所指示者，不过宗教家之迷信而已。君主之说，吾国无之，吾国以君主之命令为法律，法律固不可不遵，但法律之与道德异其质性，吾国固早辨之。道理道德二说。一主本能，一主经验，即我国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宋儒朱陆二派各占一说。他爱者，以仁为本，而其流弊至于舍己殉人，墨说是矣。自爱者以修身为道之本，以守身为义之大，其流弊至于自私自利，而与伦理相背，杨说是矣。实利者，道之结果。孔子以老安少怀为志，大学以治国平天下为止。尧舜以修己安百姓为病，故伦理之目的，固以人类之安全幸福为期。但据此立论，亦有专求成效，论利害不论是非，背于伦理之本意者。今之言伦理者，折衷诸说而贯通之，谓伦理之标准，起于自爱及他爱，由其本能，加以经验，而终以人己之安全幸福为目的。或直接，或间接，适于此目的者为正为善，不适者为邪为恶，此吾人行为之标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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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认为，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杜亚泉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远远超过当今一般人。 杜亚泉是百年前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至今仍沿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如铍、镨、铥）不少就是出于他的首创，其温和渐进的思想在当时即与激进思潮格格不入，到了上世纪下半叶更是湮没无闻。亚泉二字为氩、線（线）之省笔，有自谦之意（氩是惰性化学元素，线在几何学上无体无面），如今氩已成为有广泛用途的重要元素，同样地，对杜亚泉也应有一个新环境下的体察。 1918年，杜亚泉在《矛盾之调和》一文中说：“吾人既活动于此事理粉糅之世界，自不能不择一主义以求进行，但选择主义，当求其为心之所安、性之所近者，尤必先定主义而后活动，勿因希图活动，而始求庇于主义，以蕲声气之应援；且既确定为某种主义矣，则宜诚实履行，勿朝三而暮四，亦勿假其名义，以为利用之资；而对于相反之主义，不特不宜排斥，更当以宁静之态度，研究其异同。夫如是，则虽极矛盾之两种主义，遇有机会，未必终无携手之一日，即令永久不能和协，亦不至相倾相轧，酿成无意识之纷扰也。” ——有信仰者与机会主义者，在此亦泾渭分明矣。主义云者，其旨趣本乎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主义之争，只能“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方能求同存异，会通圆融。此亦大儒大德所为，亦大信士所力行之道。不循此理，则易堕入挟真理以令民众的“黑洞”，如《1984》中的“大洋国”启示录般的三大法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如过来人韦君宜的痛悔（我宣誓时却没有想过这“牺牲一切”竟包括牺牲自己的良心）。“这一代的中国人怕什么？”某书序文中直言：“我们更怕再提那叫人赴汤蹈火的理想，因为至终我们总发现只是人家手中的棋子。” 1912年的《减政主义》一文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若谓社会之进步，必仰政府之提携，不如反而言之，谓政府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较为确当。如王荆公之厉行新政，其意岂不欲便民，卒以干涉太繁，反为民病，此亦我国政治家之殷鉴也。纪文达有言：‘三代以下，以不扰民为治’，盖减政主义之先觉者矣。……减政主义者，即有所不为以期有为之意，乃以消极之手段，达积极之目的，似退而实进者也。若今日之政府，则以经济之面目，行其消极之志趣，似进而实退者也。” ——这篇文章所表达出的意思，若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要保证社会不会导致专制集权，政府必须避免对社会进行过多干预，民间社会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王元化认为，这一观点十分近于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学说，而这种自由思想在其《论思想战》中阐发得更为透彻，并使其和现代民主思想接上了轨：“吾国民欲发达其思想，而又避免思想战之发生，果由何道乎？一、宜开浚其思想，盖思想贫乏者，易受眩惑也。二、宜广博其思想。三、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吾人平日主张一种之思想，偶闻异己之论，在当时确认为毫无价值者，迨吾所主张之思想，研究更深，而此异己之论，忽然迎面相逢，为吾思想之先导。四、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不明对抗调和之理，而欲乘一时之机会，极端发表其思想者，皆所以召反对而速祸乱者也。” 王元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之新生命》提到的中产阶级问题（“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也不能出此例。此则吾人之所深信也”）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居于领先地位。 上引《矛盾之调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剖析，较之其后胡适的阐说，启蒙意义不相上下，而1913年的《理性之势力》一文，则对“道德与思想”的评判标准，做了如下的分析：“人类心理，常缘外界为迁移，故吾人理性，或被动，或自觉，均不能不受外界之影响。如宗教科条，本非天然之法则，而崇拜既久，方寸转失其灵明。个人意志，自有一定之轨途，而利害所惑，趋步或易其常态。……理性者，常受裁制于事物，而无制裁事物之权，亦每为时世所转移，而乏转移时世之用。夫欲望理性，初为同源，继为对待，故文化之浅深，恒视二者方向距离之远近，及其冲突之激烈与否以为准。当夫群情汹涌、众意愤激之时，常有一种无上之权威，淆是非而乱真伪，此即理性势力之显露，其横暴且有出诸武力上者。非至事过情迁，祸患昭著，虽有明哲，心知其故，亦慑于此迷误之势力，箝口结舌而莫可如何。凡世界泯纷之秋，鲜有不呈此态者。” 杜亚泉在此文篇末，以“四勿”寄望于理性的立言立教：“儒者著书，哲人觉世，敷陈学理，启迪颛蒙，为理性之前驱，作人民之先导，务宜力求平正，切中事情，察人民程度以立言，揆世运迁流而立教，勿骛高远，勿尚精深，勿见弹求炙而涉及张皇，勿惩羹吹薤而流于激烈，庶理性得和平中正之指导，而不致偏倚矫切，贻世界以无穷之纷扰也。孔子言理性，丁宁反复于中庸之为德。呜呼，此其所以范围天下而不过欤！” 同样的观点，在《何谓新思想》中说得更为鲜明：“盖今日之揭橥新思想者，大率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而附之以改造思想、改造生活之门面语，其对于新思想之解答，诚不过如此也。然依此解答，则思想二字，实不能成立。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谓思想是态度，犹之谓鹿是马耳。……感情非思想也。……意志亦非思想也。” ——在杜亚泉看来，当时的所谓新思想者“知识蒙昧，感情热烈”，“或转为守旧之傀儡”，而“知识明敏，感情冷淡”者，“似为笃于守旧者”，实为“革新之中间”。以此反观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以感情和意志代替思想的做法屡见不鲜，前述“逞意气”者果为杜氏所言中，给全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值得一提的，应属《政党论》一篇，杜氏殷殷期望我国将来也能出现两党政制，在当下政改之声纷繁之际，有其现实的意义：“将来我国之政党，不外通例所有之二种，即保守党与进步党而已。进步党之主义，不惜牺牲国民之幸福，努力于政治之改革与国势振兴；保守党之主义，则在惜物力，重习惯，持稳健之方针，以改革政治，增进国势。是二者之主义，孰优孰劣，孰利孰害，非一时之所能论定。予以谓此二党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扶相助而皆不可缺。进步过骤，则不免流于危险，当以保守主义维持之；保守过甚，则不免流于退弱，当以进步主义调和之。政党乎，政党乎，吾当馨香以祝之矣。”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则揭示了知识阶级者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的弊病，百年之后，仍有针砭药疗之效：（王元化据此认为，游民和游民文化很少被人涉及，但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吾国之智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若今后之智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文化之堕落，智识阶级不能不尸其咎矣。” 征引既夥，不一而足，且以高力克《调适的启蒙传统》一文结语概言之：“杜氏在革命时代和商业时代的不同命运，可谓思想史与社会史之互动性的一个典型案例。” 智性默默流淌，时论甚嚣尘上，智性的静默，是因为它要沉潜于内心，而时论的喧嚣，如一位诗人所言，是因为“它不如此，以后便没有机会了。”对杜亚泉的再认识，有其特定意义在，亦有其普遍意义在。一则发幽明于昏暗，一则举一隅以反三，如提倡复古的辜鸿鸣，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坚守大学独立的梅贻琦，开启性教育先河的张竞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朱谦之，坚持托派思想的郑超麟，传承自由主义火种的储安平、殷海光……如斯逝者，亦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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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所接受的刻板的印象相反，杜亚泉是一位充满了智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许多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能给后人带来无限的启发。 -
真的是一個值得讀的人物，雖然編得有點奇奇怪怪的…… -
杜亚泉说中国文化是静的文化，说西方文化是动的文化，颇可寻味。 -
重读，精读。编文集，大类上做分类就忍了，可每个分类下的排列是随机的吗？ -
这书装帧得像是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