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心影录

作者简介

哈佛大学是举世闻名的学术重镇之一，也是美国常春藤八大盟校的龙头老大。自1636年建校 以来，培育了无数人才，堪称人文荟萃，菁英辈出，近百年来，更有众多华人学者在此传道 授 业，或研究讲学。他们的所思所见，不仅为这所学信添光彩，也为二十世纪中美文化交 流，写下重要篇章。� 本书的作者任职于西方汉学研究的宝库――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籍地利人和之便，得以与 哈佛 文理各科华裔教授，时相往还。而与前来哈佛客座或访问的学者，亦多有求教机会， 本书各章，即为这种种学术因缘的记录。受访学者不只畅叙他们的专业所长，也兼及个人为 学历程的省思，如李远哲教授谈治学与治家之道，余英时教授谈历史与思想的贯串方法，孙 康宜教授谈女性学者与女性研究的互动关系等，深入浅出，极具可读性。� 当代人物访问，多偏重政商两界：所谈所录，亦囿有一时一地的话题。本书以学者为写作对 象，以学术为谈话生点。诚如哈佛校训“美丽充实”所谓，知识的追求，真理的追求，真理 的辩证，方是文化建设百年大业的基石。

书籍目录

一怀孤月映清流――追怀汉学大师杨联升教授

� 音乐与演唱文艺――赵如兰教授

� 中国古代文明――张光直教授

� 文化中国和儒学的创造转化―――杜维明教授

� 历史与思想之间――余英时教授

� 知与言及美典――高友工教授

� 生活和教育――李远哲教授

� 红尘里的黑尊――郑洪教授

� 中国诗词的现代现――叶嘉莹教授

� 女诗人与陈柳诗词情缘――孙康宜教授

� 女性人和“女诫”――陈幼石教授

� 现代文学的悲悯情结――夏志清教授

� 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王德威教授

� 近代戏剧和表演艺术还本归原――台益坚教授

� 诗与史――郑培凯教授

� 民主与宗教思想――陆惠风教授

� 浪漫与现代――李欧梵教授��

编辑推荐

　　《哈佛心影录》是“世界名校文化丛录”的其中一本。哈佛大学是举世闻名的学术重镇，也是美国常春藤八大盟校的龙头老大。可谓人才荟萃，菁英辈出。作者张凤，为海外许多著名学者描绘出一幅幅具体图像，让国内的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到海外学人生活的另一面。

内容概要

张凤，生于台北近郊，祖籍浙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士及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历史硕士。 1982年由任职的康乃尔大学迁居哈佛大学，现任职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编目组。小说 、散文数十篇，刊登于海内外报刊；著有《哈佛哈佛》等书；另于近十年来主持十场文艺座 谈会，介绍中国文学、哲学和艺术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凤女士的《哈佛心影录》是因对一批当代“旅美”学人“所学所思所感所行的关切”而加以引介论述的文集。这本文集所采的笔法既非扣紧文本的学术批评，也不是浮光掠影的品题人物，而是通过和每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逐字逐句地阅读有关文献，再加上“寻觅根苗”的思索，让心影渐有雏形才作出纪录写成篇章的。　　自从一九八二年，历史系出身而偏好文学的张凤和夫婿黄绍光博士迁居剑桥一带以来，她即苦心于用笔耕开拓人文天地，并藉方块汉字建构自淑淑人的文化事业。我想张凤选择了一批文史哲工作者为报道和评介的对象，与其说是对海内外媒体特别重视政治和企业人物(不必提明星或歌星)的反应，毋宁说是为自己提供了一吐胸中块垒的园地。我们这批乐观其成的学人对象，为她的热忱、敬业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动，也都感到能和一位有志趣投身人文学领域的道友谈天、谈心或通信，不是责任而是欣然的承诺。　　多年来因为陆惠风和赵如兰教授轮流作东的“剑桥新语”，郑培凯教授主持的《九州学刊》年会，和张凤所组织的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及通过大波士顿区中华文化协会安排的“艺文小集”，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哈佛心影录》生动地刻画了协力使哈佛成为“人和”胜境的一批求道者的学思历程。我们不能改变新英格兰的严冬和酷暑，我们虽然希望面向大西洋的美国历史发源地可以为东亚文明的再生创造契机，但我们有自知之明，真正塑造剑桥话语的是现代西方的启蒙心态。　　不过，如果我们真像张凤描写的那样(她带着深情，怀着厚意，用褒而不贬的热笔替一群在海外为“文化中国”招魂，而不知自己魂归何处的知识分子绘制了一幅具体图像)，我们的“想像社群”也许在“花果飘零”之后还有一线“灵根再植”的生机!

章节摘录

　　抒情美典是种内向美典，根本支柱是内化和象意。因在抒情艺术出现前，人类可能早已有娱乐。明显的是宗教、伦理和娱乐结合的音乐、美术、舞蹈等，就已经为人服务，并在文字出现后还继续。但上层社会鼓励了文字的使用，偏重推广保存他们重视的、以抒情美典支持的文化艺术，也逐渐与一般人的口语文化脱节。　　　　书摘1　　历史与思想之间　　——余英时教授　　余英时先生是钱穆先生所创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而钱先生的著作，在各历史系已是好几代的入门经典。记得进师大第一堂史学课，导师朱际镒教授就指定《国史大纲》的读书报告，作为我们头项作业，有此渊源，余先生的书当然令我手不释卷。　　余先生自大学开始著作：包括《近代文明的新趋势》、《到思维之路》、《中国传统社会人物批判》、《平等》(译作)、《民主革命论》、《文明论衡》等均为一九五五年之前在港所著或出版；《历史与思想》、《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史学与传统》、《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犹记风吹水上鳞》等为一九七六年之后出版之中文著作，另有英文著作《汉代生死观》、《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一七八四——一九四一中美关系》等。　　一九五二年余先生得新亚书院学士，再人研究所，一九五五年赴美，到哈佛参加第二届“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计划”一年，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一年冬天，攻读了哈佛东亚系博士，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任教密西根大学，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回哈佛东亚系担任中国史教授，其中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五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一九七七年受聘耶鲁大学西摩(Charles Seymour．Professor of History)讲座教授，至一九八七年才赴普大担任荣耀的史翠特“大学讲座教授”(Michael Henry Strater University Chairprofessor)迄今。哈佛—耶鲁—普大是他人生的三个过程，孙康宜教授曾记他寓意深刻的诗句：“桑下自生三宿恋，榆城终负十年缘。”诗句表达这种个人抉择的伤感。但换个角度，又何尝不是华裔之光。　　此外，余先生在一九七四年，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九四年被推选为三位院长候选人之一；一九七七年香港中文大学颁他荣誉法学博士；一九八四年美国明德学院颁荣誉文学博士；一九九二年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二年间他又被请到康乃尔担任首次的胡适讲座访问教授，做了一系列演讲。　　余先生祖籍安徽，是潜山县官庄乡人。在他的父亲之前，他的家族在那十足的穷乡僻壤，是很普通的农家，半耕半读没有功名。他父亲余协中先生，从乡下私塾到新式教育，自燕京大学到美国留学，在科尔盖特(Colgate)大学，获硕士学位，又到哈佛大学研究，完全是自己读出来的。一九二六年，余协中教授学成归国，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系主任，主授西洋历史，接蒋廷黻先生的棒子，所以余英时先生出生在天津。　　他的母亲张韵清女士，是清初世宗雍正朝宰相张廷玉之后，外祖父家是两百多年的桐城相府——相府是民间说法，其实是内阁大学士。他母亲在曾经文风鼎盛的桐城，受过很好的古典文学教育，能文、能诗、能词，他曾找到一本《桐秀集》，里头有母亲和姨母的作品，可惜留下不多。他母亲生他时难产而死，因此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和舅家失去了联系。母亲显赫的家世，其实对他并无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年出生的余先生，才七岁不到。父亲由天津随校南迁，他则随伯父一家从安庆避居故乡潜山官庄，有九年时间，不但没有书斋，连学校都没有，可说一般人所受的正统教育及现代学校教育，在这阶段都付之阙如，更没有和父亲亲近濡染的机会。　　他说：“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相信：当时所见的官庄乡和一两百年以前的情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最原始的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交通工具是轿子、滑竿、两条腿，他在乡下与祖母生活，还亲眼见到裹小脚等等传统的风俗文化。　　那儿一般的地主，不过一两百亩田，勉强够过生活，佃农不交佃租，一点办法都没有。佃农是永佃制，赶不走的——有耕田的权利，因此只有靠人情来收租，佃户钱不够，地主也只有少收点迁就。大家都是亲戚，几百年来都一块居住，因此不可能像现代社会大都市一般，纯从经济考量雇主和工人的利害关系。这种人情味浓厚的社会是城里人不易了解的。　　在精神面貌上，官庄几乎相当完整地保持了中国的传统。那里没有新式学校，偶尔有一两处私塾，塾师程度很差。只能教识识字，读《三字经》、《古文观止》、四书之类的东西。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六年他在桐城舅家住过一年，也没有上学，不过接触了古典文学。在那乡下，连小说都很少，譬如《红楼梦》那时就没看过，《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等演义小说较多，其中《水浒传》带给他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小说内容吸引人，也许不见得每个字都认识，连猜带蒙地就渐培养出他的阅读能力。　　当时，通俗化的儒、释、道，仍然支配着乡人的信仰和行为，和现代文化是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最讽刺的是陈独秀这位“五四”健将是怀宁人，和潜山紧邻，但是余先生第一次听到陈，是因有人传说陈公开提倡“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又写下了“父母有好色之心，无得子之意”(这当然是借用了王充的说法)，这两句大逆不道的话。可见城市知识分子歌颂了几十年的“五四”新文化，根本没有波及乡间。　　他忆述：一九三八年旧历过年，他第一次看见伯父写大批的红纸春联，其中有个条幅“天地国亲师”，是贴在放祖先牌位的厅堂中间墙上的，伯父向他解释，这五个字原来是“天地君亲师”，不过已是民国时代，所以改了，这一字之改，虽也透露了一点“现代化”的痕迹，但整个价值系统的结构显然原封未动。这正是“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所要彻底铲除的。　　九年乡居，他虽然因此失去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但却能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因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如果我今天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还有一点真切的了解，那便是受了这生活之赐。”　　一九七八年十月，余先生在张光直先生推动的“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担任团长访问大陆。不过自这次考察之后，他再也未去过。后来在台的侄儿回乡拍了好多电影。他看到破旧的家，过去喜欢徜徉的后山，树也砍了，光秃秃一片，鸟叫、虫鸣优美的自然景观也没了……　　抗战胜利之后到沈阳，他才开始接受新式教育。那时已是十六七岁考大学的年纪。父亲在东北中正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史学之外，文学哲学等造诣也深。他说：“我所以学历史，当然和父亲有关，也可说我的求学阶段根本没有机会学理化，我学文史几乎是注定的，因只有这方面的基础。”他先上先修班，得在一年之内，把英数理化等错过的学问全补学起来，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报考华北大学，他考一年级没考取，考二年级倒录取了。因一年级要考英数，把分数拉低了。经过一年努力，他插班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念了一学期。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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