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7-1
ISBN:9787214019752
作者:(美)任达
页数:234页
后记
十分感谢袁伟时教授的信任和具体帮助,使我能在退休后的老朽之年,仍能做点自己喜欢、也自以为有益的事,他的信任其实是极具冒险精神的。感谢作者任达教授反复细心校改译稿,甚而增删原著。感谢袁征教授多次为我借阅参考资料;小友黄颖红同学为我就一些拼音日文翻译问题向广州外语学院的教授们请教,他们并不认识我,却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尽量为我解答。袁教授告诉我,在本书排印前,近代史研究所雷颐教授又重新校改了译稿。因此,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译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我做的。总觉得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近代史,窃以为不了解近代史,便无从深刻了解今天的态势。但数十年匆匆而过,竟未能对近代史增多一点确切的认识,未能摆脱一些因循的见解,也未能解开众多迷惑的疑团。从任达教授的著作中,看到从未有人提过的观点,读到前所未见的史料,也触发我思索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于是不揣自陋,斗胆应承了这书的翻译工作。书中的若干观点,我有不同意见,也曾就此与作者讨论以至争辩。但翻译的责任只是尽可能让读者如实地读到作者说的一切,如何评价,读者自会衡量。选择这本书的读者,肯定不是人云亦云之辈的。
作者简介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便将焦点聚集于此,对这种文化模仿、组织平移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作者任达教授精通中文和日文。他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研究,以中日文化关系为切入点,对1898—1912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语汇以及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制等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证和“组织移植”的对比研究。这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的未来向度,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之战中败给“蕞尔岛国”日本后,它不得不面对现实,派遣大量留学生东渡扶桑,探求日本的富强之道;同时又聘请大量的日本专家来华,作为晚清新政的顾问。在这种社会转型、组织创新的时期,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序言 概念的形成
导言
第一编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第一章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黄金十年”?
新政革命?
第二章 “黄金十年”的序曲
第三章 两面开弓的日本战略:军事的和非军事的
军事策略
非军事策略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以后
第二编新政思想革命:新载体,新概念
编辑推荐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前言
这中文版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不仅是英文原著的译文,而且也对原著作了修订,或可称之为“修订中译版”。1993-1995年间,我曾三次访问中国,累计历时一年多,期间收集了不少资料,包括我写作时未能直接引用的原始资料,这可以在“修订中文版”中引用。这些资料对在中国的学者来说,应是案头常备的。译者李仲贤先生非常细致,为了翻译准确,乐于让我阅读他的译稿,加以增删校改,包括对英文原著的修订,这就是我认为本书可称为“修订中译版”的原因,而这也完善了原著。李先生是退休人士,按退休前的职业,如果称他为学者或翻译工作者,他会感到不自在的。但他像学者般热爱历史和学问,也像专业教师或翻译工作者般热爱语言文字。这是我在1996年9月和他在广州第一次会面时,以及在近来我们的通信中得到确证的。每当我想到李仲贤时,我觉得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由他翻译我的书,我是感到非常幸运的。
内容概要
任达(Douglas R.Reynolds)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中国现代史、日本现代史专家。精通中文和日文,经常出席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各种学术会议。其研究重点是现代中日关系,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曰文化交往,成果卓著。本书被提名为美国多个国家级学术奖,并于1996年被授予日本著名的To—A Dobun Shoin Memorial Prize。其另外的著作,亦分别获得两个由亚洲学会颁发的现代中日关系奖。近著有《东方遭遇西方:日本明治早期1895年的中国文化视点》。
章节摘录
插图:著名的百日维新发生于1898年6月2日到9月21日,由于是最高层合法地确认对日本新的评价,不应等闲视之。对日本一向极感兴趣的激进改革者们,诸如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都直接参加了。由于光绪皇帝决心支持,1895年后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高潮。在103天内,颁发上谕一百多道,下令在经济、军事、文教及行政事务等方面进行改革。9月初,光绪命谭嗣同等四人任军机章京,协助处理改革事宜。这引起了朝廷顽固分子的恐惧,空穴来风的阴谋、火上加油的谣言都加在康有为身上。其实,他在这整个运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被大大地夸张了。无论康、梁、谭及黄遵宪个人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如何,由于不断地把日本作为范例加以宣传;结果是使许多改革都受明治原型的启发。得意洋洋的日本人,以强烈的兴趣注视着中国人大胆的尝试。在9月中旬,改革即将结束的时候,三度担任首相的伊藤博文(1841-1909),以非官方身份到中国观察改革情况。和他同船到天津的辻武雄(1868-1931),是发行《教育时论》的公司的副社长,后来又担任重要的顾问、教习及长期对中国戏剧性事件的评论员,专门收集中国教育改革的情况。返日后,他向日本读者报道称:“清国维新方针,不但大体根据我国,特别是教育一切都仿效我国制度,并派帝国大学(京师大学堂)视察员赴日,派遣留学生赴日,招聘日本的教员。”
图书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