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

作者简介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它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蒙昧教权的衰落与理性精神之兴起相伴随的过程，习惯上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点。而这段时期又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时期，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17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同时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至为重要的礼仪之争也在17世纪中期正式爆发，从而更强化了耶稣会士向欧洲宣传中国的动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775年左右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团被解散。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那么在内容上是否也有交叉，在精神上是否也有碰撞?一个走向启蒙、走向近代文明的欧洲结识了一个被耶稣会士有意远古化了的中国，就好像原本是向两个方向流淌的水流，却经由时空隧道而神奇地交汇了，这会激荡起什么样的浪涛呢?作为一段历史，它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尤其耐人寻味。耶稣会士就是那道不同寻常的时空隧道，他们出于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回溯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中的上古那一段，然后将其运载到正在向未来迈进的欧洲社会。而春秋以降直至耶稣会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更加鲜活，但在耶稣会士笔下或者偶尔被作为古代文化精髓的对立面而批评，或者被其大袖轻扬所遮盖而省略。耶稣会士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要向欧洲传输特定面目的中国，在《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已经详细讨论，《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此也有深入分析，因此本书不再为此多施笔墨，而要将视线的重心落在变革中的欧洲这一舞台上，看看处在“启蒙”这一大变局中的欧洲人接触到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非常遥远的这些中国知识后有何反应。本书要谈论的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中国观”应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一个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这一时期欧洲看到的“中国”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描摹并在某些地方经其他旅行者粉饰，而且中国的模样从17世纪到18世纪没有很鲜明的出入。但这一百多年里欧洲人对自己所见之中国形象的态度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别，也即中国之于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因为欧洲自己在不断变化，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由此而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但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实际需求作为形成中国观的基础，这一原则是不变的。反过来，在这个舞台上，中国静若处子，全不知身外事，任凭欧洲不断地从它那里获得灵感而起舞不休。所有这些故事都是随着欧洲文化脉搏的跳动而展开，中国在其中是个失语者，是个缺席演出者。中国表面上看是被欧洲认识的对象，但最终欧洲几乎没有认识中国，却借助中国更好地认识了自己。有趣也有趣在这里。唯一的例外是18世纪后半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生产的外销商品，在它们身上体现出基于文化互动的融合。当欧洲商人要求中国工匠根据他们提供的图样加工家具、器皿时，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西式器物就此产生，为纯然一色的欧洲化了的中国文化增加一点别致的点缀。不过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较晚，影响范围又极其有限，并非本书要讨论的主要内容。自宗教改革以来，长期作为欧洲社会统治力量的教会就逐渐开始失势，整个社会被一股趋向世俗化的大潮暗暗鼓荡，但总体而言，中世纪末期以来教会与国王争权夺利的显著结果之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双方达成妥协，“教会和贵族失去了几乎他们全部的政治权力，却保留了他们大部分的社会和经济特权”，这种妥协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因而能为各方接受，18世纪初欧洲各国社会结构都还表现着这一特点。教会是国家温驯的助手而非敌人，宗教也仍然是社会的核心话题，所以公元1740年以前的欧洲仍是一个宗教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有思想讨沦往往都要在是否具有基督教意义上的合理性的背景下进行。直到18世纪中叶，从社会结构到哲学和科学等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教士、贵族和国王的联盟开始丧失民心，反映在思想领域就是思想家们开始直面现实社会的弊端且批判纷至沓来，并且努力阐明和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意味着一种思想或言论的宗教合理性已经让位于其政治、经济或道德上的合理性。欧洲社会对中国事物的兴趣和态度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甚至传播中国知识的耶稣会士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大势所需。本书宏构精思，不同凡响。三位一体的构架来自对主题的全面把握和史事辨析，逐章的重点评述得力于对中国与欧洲历史文化的认知广度和理解深度，流畅的文笔与犀利的弛解出自长期的反复琢磨和深入思考。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航海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学术研究的热门，本书宜是此领域最新的一大硕果。本书研究的角度前人曾有所涉及，但研究的精深当为首出。启蒙时代的欧洲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很大，或许这是一种想象式的对“他者”的理解，欧洲思想家以此来批判欧洲文明，入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但是后来，随着欧洲文化的强势崛起，中国成为了“落后的他者”。其中变故，值得深究。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部分 宗教背景下的中国观

第一章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上)：中国哲学的宗教属性

一 引言

二 孔子哲学与基督教

三 宋儒理学与无神论

第二章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下)：中国哲学与异端邪说

一 孔子学说与自然神论

二 宋儒理学与自然神论

三 佛道二教的认识空白

第三章 中国古代编年史之争(上)：调和中国编年史与圣经编年史

一 耶稣会士定位中国上古编年史

二 耶稣会士引用中文资料揭秘

三 中国编年史与《圣经》版本之争

四 走进《旧约》里的中国古代帝王

第四章 中国古代编年史之争(下)：中国古史的可靠性与世界史观念的更新

一 文献学的疑问与传教士的解释

二 中国科学与艺术的古老性之争

三 弗莱雷证明中国古史的可靠性

四 中国编年史对圣经权威的打击

五 欧洲人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视野

第五章 中文观念的变迁(上)：圣经背景下中文的优越性

一 汉字与埃及象形文字

二 基尔谢语言体系下的汉字

三 汉字的基督教隐喻

四 中文是否原初语言

第六章 中文观念的变迁(下)：普遍语言观念兴衰与中文价值的失落

一 虚虚实实的中文之钥

二 汉字与普遍语言构想

三 世纪中文观念的转变

第二部分 政治导向下的中国观

第一章 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治的理想化描述

第二章 用中国故事指摘欧洲时弊

一 英国党派斗争下的中国

二 宗教宽容呼声里的中国

三 中国文学作品的道德意义

第三章 法国的社会改革者与中国政治原则

一 对中国伦理与政治一体性的发现

二 启蒙学者称赞中国政治

三 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

四 重农主义者与中国农业政策

第四章 中欧的开明君主制理想与中国模式

一 中欧国家专制主义的特征

二 沃尔夫的理论蓝图

三 开明君主制理想的倡导者

四 中欧君主对中国模式的短暂兴趣

第五章 欧洲新理想与中国制度的冲突(上)：新游记文学与中国制度价值的衰落

一 笛福：改写中国形象的游记

二 安森：破除耶稣会士神话

三 法国哲学家：批评中国专制制度

第六章 欧洲新理想与中国制度的冲突(下)：进步观念的确立与中国形象的逆转

一 中国科举制与新官僚模式理想的离合

二 中国教育理念同法国教育改革的落差

三 中国国情与欧洲进步观念的背离

第三部分 大众生活里的中国观

第一章 走人欧洲知识范围的中国

一 作为自然历史一部分 的中国

二 作为人类历史一部分 的中国

三 作为一种普及知识的中国

四 作为一种谈话标志的中国

第二章 中国趣味与罗可可风格

一 中国趣味的产生

二 从巴洛克到罗可可

三 罗可可透镜里的中国

四 中国趣味的沉寂

结论：中西初识对后世欧洲人中国观的影响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编辑推荐

书研究的角度前人曾有所涉及，但研究的精深当为首出。启蒙时代的欧洲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很大，或许这是一种想象式的对“他者”的理解，欧洲思想家以此来批判欧洲文明，入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但是后来，随着欧洲文化的强势崛起，中国成为了“落后的他者”。其中变故，值得深究。

内容概要

张国刚，1956年生，安徽安庆人。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学会副会长。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西文明在近代的交流与影响，是人类文明发展电上最堪瞩目的一幕。本书资料异常丰富，全文体大思精，其精到之处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是迄今有关这一主题最好的一部综合性的学术著作。——北京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本书作为著者有关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系列论著之一，整合出一个随着欧洲社会变化的整体性中国形象，所论极为新颖而具说服力，反映了著者中学及西学学养之深厚。此书之出版，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具有指标性作用，对中外治欧洲近世、近代史学者亦富有参考价值。——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台湾“中研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讲座教授萧启庆本书宏构精思，不同凡响。三位一体的构架来自对主题的全面把握和史事辨析，逐章的重点评述得力于对中国与欧洲历史文化的认知广度和理解深度，流畅的文笔与犀利的弛解出自长期的反复琢磨和深入思考。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航海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学术研究的热门，本书宜是此领域最新的一大硕果。——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时鉴本书在大量材料和前人讨论的基础上，对西方中国现在历史上的形成，做出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评述和最为细致的分析。这不仅是中国学者对欧洲思想文化史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且必将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将来无论中国或西方的学者，在探讨中西思想文化之互动交流有关问题时，都不可不认真研读此书，考虑书中丰富的举证和独到的见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

章节摘录

对《圣经》的质疑由来已久，起初从文本批评的角度所觉察的问题渐渐演变为对《圣经》内容的怀疑，进而威胁到由这些内容支持的宗教真理。但这一切并非那么容易就能撼动《圣经》的地位，斯宾诺莎在17世纪末把《圣经》作为普通历史文本对待，并指出其中有许多矛盾，事实上是对《圣经》神圣来源说的重大挑战，但充其量只是引起一小部分人的愤恨，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意。类似的，17世纪当有些人开始引用美洲人和非洲人等人种证据来挑战《创世记》的人类起源说时，也未能产生什么反响。17世纪中，虽然怀疑主义在不断蔓延和扩大，但整个社会对《圣经》的信仰仍然坚不可摧，危害《圣经》的新思想想要渗透其中还极为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编年史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那么多人热切地用作证明《圣经》的新证据，面对那些可疑之处，人们也只是一个劲地调和。终于，经过数十年调和中国编年史与圣经编年史的努力，人们开始承认它们难以调和，于是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中国编年史本身。经过艰苦的证明工作后，又发现中国编年史大体可信，这样一来，问题无疑汇集到一个方向，就是圣经编年史自身有问题。由于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始终在扩张，教会的思想控制力却不断衰减，接近18世纪中期时，对《圣经》发难已经不再是大逆不道，利用中国编年史批驳《圣经》勾勒的世界历史图像也不再显得唐突。一旦承认中国编年史与圣经编年史难于调和，且中国历史的古老性和真实性被接受，则中国历史的长度会立刻引起对《通俗拉丁文本》年代体系的怀疑，连带着又会想到“亚当之前人类说”的合理性，并怀疑诺亚洪水的世界性，等于从头至尾地质疑《圣经》有关世界寿命的论述。缺口一开，不利于《圣经》的证据便蜂拥而至，除去中国历史和其他古代民族历史，还有《圣经》自身的矛盾记载，显而易见的人种差异，人口繁衍速度和动物分布地区等自然规律。在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问世之前，已经发生过有关美洲人起源的辩论，而且一个叫拉佩雷尔(Isaac de La Peyrere，1596-1676)的人出书专门论证“亚当之前人类说”。美洲人和非洲人同白人间的人种差异是一个证据，他也引用迦勒底人、埃及人、墨西哥人、秘鲁人的古代历史，以及从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5—1618)、曾德昭等人作品中获得的中国历史知识，来论证《创世记》的人类起源说只适合犹太民族，而且拉佩雷尔还指出《创世记》中的一些内容暗示出还存在亚当子孙之外的人类。与此相应，传闻中的世界性洪水只不过是一个对希伯来人有重要意义的地区性事件。拉佩雷尔这套理论在当时很多人眼里绝对是禁不起推敲的谬论，比如中国历史分明是圣经历史的一部分，人种问题《圣经》已经有了明确解释，即上帝为惩罚该隐杀弟之罪而让他和他的子孙变为黑肤色。所以，只有当人们在欧洲之外发现一种可证明为与已知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并且它真实无疑，拉佩雷尔理论的危险性才真正暴露出来。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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